韩国文化论文范文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中国；韩国文学；古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9-0072-03

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而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得到迅速进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状况。

一、朝鲜―韩国文学研究

“朝鲜”一词，历史上曾经是两个时期使用过。一是始于公元前2333年，终止于公元前194年的，含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古朝鲜”。二是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或“朝鲜朝”），简称“朝鲜”。其统治时期则称之为“朝鲜时代”、“朝鲜时期”。1897年（高宗34年），此王朝国号改称“大韩帝国”，13年后被日本并吞（1910）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当代“朝鲜”一词被用作为它的简称。

“韩国”一词，用于1897年至1910年由朝鲜朝改称的“大韩帝国”。日本投降后，在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因此，在当代“韩国”一词用作为大韩民国的简称。

“朝鲜”“韩国”名词虽然代表这些，但是也将之用于整个朝鲜半岛由古及今的历史与地理等上，如：“韩（朝鲜）半岛”、“韩（朝鲜）民族”、“韩（朝鲜）语”、“韩国（朝鲜）文学史”等。

我国对韩国文学的介绍、评论与研究，始于20年代。1925年，《语丝》杂志1月26日第11期发表了开明的《朝鲜的传说》，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的介绍朝鲜文学的文章。此后一直到1949年，有关朝鲜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处于零的状态。1949年，《小说》杂志第2卷第3期发表了浦剑的文章《北朝鲜的人民文艺》。50年代，我国的有关报刊杂志每年都有两三篇以上的朝鲜文学的评介文章。主要是介绍北朝鲜的文坛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这个时期韩国文学的全面介绍都没能展开。

进入80年代，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恢复了硕博学位制度，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氛围。我国的朝鲜文学介绍和研究由北朝鲜而及于韩国。评论和研究的范围也从古典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随着中韩交流的蓬勃发展，再加上对韩国文学研究的一定的经验与理论基础，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也迈出了稳健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以往的代表性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论文有蔡美花的《中韩建交之后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中韩建交后的韩国学研究现状和展望学术会论文集，2012年8月）、尹允镇、金顺女的《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状况与未来》（《东疆学刊》，2000年7月）、刘介民的《转型期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概述――以延边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为例》（《延边大学学报》，2011年2月）、牛林杰、张懿田的《中韩建交二十年来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当代韩国》，2012年）等。

本文在参考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中国韩国学的特性、韩国研究丛书与文学史编篡、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梳理中国韩国文学的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韩国学的特性

早在1980年，在韩国就已提出“韩国学”（korean studies）的概念。郑判龙曾指出：朝鲜学（韩国学）是研究朝鲜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教育、艺术等专门学科，在中国属于外国学。蔡美花在《中韩建交之后在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中国的韩国学学科特性。她认为，所谓中国的韩国学，在中国属于外国学，它同时具有地域学的性质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中国的韩国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化。中国的韩国学学者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人的学术思考和价值观来研究韩国的人文科学。中国韩国学学者的心中潜在地扎根着中国式的学术视野和学问的经验，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这样的潜在意识，会成为研究中国韩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所谓的“中国的韩国学”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研究团队或个人，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阐述韩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学问。此基础上，决定中国韩国学的研究方向，决定韩国学的方法论，选择韩国学的研究课题。

三、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概况

1.韩国学研究丛书和文学史。1992年中韩建交之初，国内大学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不到10所，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内高校的韩国语专业快速增加，如今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超过200所。其中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50多所大学招收韩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些高校中，其中已经有9所开始招收韩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

国内的韩国学研究中心有100余所；按地域分布形成来看，它们有以中央民族大学朝鲜文学系为首的京津地区，以延边大学和吉林大学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复旦大学为首的江苏地区，以中国海洋大学和山东大学为首的山东半岛等。

这些研究中心出版了许多学术丛书。如：延边大学的《朝鲜学研究》、《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的《韩国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朝鲜学》、山东大学的《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韩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中韩语言文化研究》等。

中国的韩国文学史著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它们有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文学社，1985年）、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朴忠禄的《朝鲜文学简史》（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1987年）、文日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李海山的《朝鲜汉文学史》（韩国文化社，1999年）、《朝鲜―韩国当代文学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许辉勋、蔡美花合著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金炳珉、许辉勋、崔雄权、蔡美花合著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崔雄权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尹允镇、池水涌、丁风熙、权赫律合著的《韩国文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金英今的《韩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朝鲜―韩国文学史》（上、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金明淑的《朝鲜近现代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朝鲜现代纯粹文学思潮史》、《多角度解读现代文学》（韩国亦乐出版社，2010年）、金宽雄、金晶银合著的《韩国古典汉文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林国雄的《韩国文学简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3年）等。

其中，李岩的上中下卷编篡的中文版《朝鲜文学通史》长达120万字，把朝鲜文学史上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思想、主要影响关系、主要典籍等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的一部大作。

2.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直以韩国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由于中韩两国文化和文学具有悠久的交流历史和密切的关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诗歌文学研究。研究对象是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徐敬德、李辍⑷近、李达、许筠、许兰雪轩、申钦、洪万宗、李尚迪、丁茶山、朴齐家、李德懋、高敬命、金泽荣等汉诗作家与其作品。

代表性的汉诗研究成果有徐东日的《李德懋文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朴正阳的《朝鲜乐府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李永男的《清代文化与茶山汉诗关联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温兆海的《李尚迪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雪花的《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关联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孙德彪的《明清与韩国文学诗歌交流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曹春茹《论朝鲜汉诗对韦应物及其诗歌的接受》（《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2月）、柳昌娇《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唐诗的影响与接受》（《文史知识》，2010年5月）等。

韩国古典小说研究比汉诗研究数量少。金柄珉、徐东日合著的《朝鲜实学派文学与中国之的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孙惠欣的《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官福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金哲的《朴齐家诗文和中国文学关联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汪燕岗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谭红梅的《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肖伟山的《三国演义和韩国传统艺术盘骚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王治理的《朝鲜时代汉文小说用典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1月）等。

诗话诗论研究是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者所关心的研究领域。诗话和诗论的研究大概始于1980年，至今诗论研究所占的比例大概有总论文的25%。蔡美花主编的《中韩文论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孙德彪的《朝鲜诗家论唐诗》（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王佑夫的《论朝鲜―韩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的自立与开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4月）、李春青的《略论许筠文论思想要点及其价值》（《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5期）、张震霆的《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理论观察》，2010年2期）、王成的《朝鲜诗家李对韩愈诗学观的审学批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4期）等是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

3.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的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数量上占大多数是现代小说。其次是诗歌。

小说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作家是李光洙、此外还有金东仁、廉想涉、蔡万植、金东里、李箕永、崔曙海、韩雪野、朴泰远、朴启周、李无影、金承钰、申采浩、崔仁勋、李文烈、崔仁浩、孔枝泳、申京淑等。诗歌研究中涉及的诗人有尹东柱、金素月、郑芝溶、李箱、金光燮、白石、沈连洙、金朝奎、李陆史、李庸岳等。

代表著作有金虎雄的《在满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8年）《来华朝鲜人离散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崔玉善的《文学家丹斋申采浩新论》（韩国晓明出版社，2006年）、朴银淑的《日据时期朝鲜人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金长善的《满洲文学研究》（韩国亦乐出版社，2009年）、田月梅的《在中朝鲜诗人眼中的满洲》（韩国亦乐出版社，2014年）、尹允镇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李春梅的《金史良文学的后殖民主义象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崔昌的《现实主义与韩国现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方龙南的《来华朝鲜人移居民小说研究》（韩国文化社，2011年）、许莲花著《金东里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崔鹤松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晓明出版社，2013年）、崔美兰的《金亿的汉诗翻译与创作诗的关系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13年）、金海鹰的《沈连洙诗文学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06年）等。

论文有牛林杰的《论韩国战后文学中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东岳论丛》，2009年12月）、金春仙的《论20世纪60年代韩国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的争论》（《当代韩国》，2002年）、王巨川的《试论余光中与郑芝溶的现代乡愁诗之异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李圣华的《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中州学刊》，2007年4月）、温旭的《素月诗辉意象化――韩国诗人金素月诗歌意象性质分析》（《青年文学家》，2011年8月）、杨倩、史哲的《浅析韩国诗人郑芝溶童诗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初期诗歌为主》（《科教导刊》，2012年1月）等。

近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和出版方面，延边大学朝鲜文学研究所编篡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学大系》（全30册）（韩国图书出版宝库社，2007―2009年）收录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在东北三省创作活动的安寿吉、沈采浩、朴荣F、金泽荣等作家的作品，给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4.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中韩建交之后，中国学者对韩国文学的关心急剧增加。再加上东亚文化圈形成了以比较的视觉，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汉文学的热潮。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东亚的汉诗研究中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但必须挖掘原始材料，进行各国汉诗原文的基本的统计和分析。同样，汉文小说领域中首先解决的是相关资料和原文的整理与出版。在这样的氛围下，以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合作设立了《东亚汉文小说丛刊》研究团队。团队决定先收集约1000万字的亚洲汉文小说，其次把这些庞大的资料集在中华书局出版。根据这些资料编篡《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东亚汉文文学的整理与出版给国际学术界开拓了新的领域。先后出版了邝健行等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料选萃》（中华书局，2002年）、党银平的《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赵季的《箕雅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等。根据这些文献，研究出版的著作有赵季《箕雅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2009年以延边大学为中心，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合作设立了“韩国诗话研究”团队，团队于2012年出版了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全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全12册近1000万字的文献资料集《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以系统的结构，成为了诗话研究的最基本的材料。

本文在检索中难免出现很多遗漏的部分，并且这篇论文几乎没提及中国学者在韩国发表的专著以及期刊论文。估计这部分的论文数量也不少。

总之，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国文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同时，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与壮大，形成了比较稳健的学术期刊阵地，为今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韦旭升.韩国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韩国语 毕业论文 存在问题

随着大专三年制学习时光的即将结束，大专学生将迎来最终的考核，即大专韩国语学术毕业论文。此考核包括所学习的韩国语单词、单词、语句，以及韩国文化等内容，是一项综合考核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的方式。

首先学生在拟定的与韩国相关的论文选材当中，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认为比较好驾驭的选题，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并通过与论文指导教师的沟通交流，最终选择相应的论文题材。选择好论文题目之后，与论文指导老师共同研究该课题的论文框架及书写内容，并在学院要求的时间之内完成该课题的开题报告、中期检查，以及论文的初稿修改和多次修改，对论文进行定稿。

在指导学生书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经常存在如下的问题点，现与大家共享讨论。

1.初步选题过大

学生在选择论文题目的时候，选择的范围太大，导致论文难以驾驭，最终无法写出完整的论文，学生自己也会觉得比较累。不能因为是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就无限拓展书写。比如说一些学生选的题材是“■■■ ■■■”（中韩文化对比），这个选题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比较好驾驭，在三年的学习过程当中学生接触过的韩国相关的文化也少，因此这个题目对于学生来说是好写的。但是论文题目过大，在校期间，学生学到的韩国文化有饮食文化、风俗文化、化妆文化、地理文化、地域文化、礼节文化，等等，而我们大专学生书写论文没必要写这么大，最好是在论文标题标注一个定语，比如“■■■■■■■■■”（中韩文化对比）。这样，论文研究的内容比较有针对性，书写的方向更为明确。

2.参考文献的缺乏

书写韩国语论文肯定需要参考一些韩国方面的资料，而学生手上除了学校给定的固定的韩国语教学材料之外，最多就是在图书馆查阅到的资料。目前国内与韩国语相关的论文资料可借鉴的比较少，因此学生应主动在网上搜集相关资料，以补充论文内容。这是学生自主能动学习的一个过程，但也存在一些无法忽视的问题，比如说学生在网上查阅到相关的资料，只要与论文相关，就无条件搬到自己的论文里，导致东边凑一点，西边再凑一点，最终拼成一个拿来主义的论文。如何在网上寻找相关论文的材料及应用到自己的论文当中是件极为关键又棘手的事情。

3.论文框架的设定

学生在拟定论文研究内容框架的时候，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研究思路不够清晰，换句话说，缺乏一些总结陈词的能力。其实学生知道自己要研究的内容，就是无法清晰地构建具体的框架。记得有学生的选题是“■■■■■■■■■■”（中韩两国生活习惯的比较），学生第一次拿过来的论文框架是这样的：（1）■■■■■■■■■■■（中韩生活习惯的分类），（2）■■■■■■■（中韩传统运动），（3）■■■■■■■■■■ ■■■■■（中韩生活习惯的趋势在于以下几种）。该论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存在明显的问题的，尤其是第二部分，书写的是中韩传统运动，这跟论文题目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说得严重一点是偏题了。第三部分的框架内容表达也是模棱两可，缺乏准确性的表达。正确的框架应该是研究中韩两国生活习惯，从中找出两国人民生活习惯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对其进行分析，为何会存在这样的异同点。这才是这篇题材正确的研究框架。

4.论文内容的填充

论文框架拟定好之后，就要根据研究内容填充相关信息。这一过程可以体现出学生的研究态度：有一字一句认真斟酌书写的学生，有马马虎虎书写的学生，也有学生是直接从其他地方摘抄过来的。书写论文是一种态度，需要细心搜索资料并研究资料，使它成为论文需要的素材。不能因为嫌麻烦，不管是否符合论文题目，只要觉得稍微搭边就往里面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总而言之，在填充内容的时候，一定要符合研究内容，并经过一番修改才能应用到书写的论文当中。

5.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

书写论文是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研究成果如何，完全在于学生自身的修行。在反复书写和修改论文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学生本身存在如下几点问题：

（1）知识点。修改论文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存在一些语法表达错误。这是在学习的过程未能好好掌握的部分。学习外来语的时候，单词、语法是很关键的部分，由于这些方面的误区，在书写论文的时候就会出现表达错误的问题。

（2）研究态度。研究态度懒散，不够积极，也不够仔细。选题之后教师会告知学生在规定的某期限内要完成相应的研究，比如开题报告、中期检查、交初稿、修改初稿至定稿的阶段。有些学生一直未能遵守这个时间，一定要老师催好几次才交过来，拿过来教师一看，又有那么多问题，若能按时修改也罢，可每次都要督促，显得不是积极，比较懒散。我们的论文最后要交的是电子稿和打印稿。学生之前也学习过韩国语的打字方法和技巧，对此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在电脑上书写论文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打字错误、标点符号的误用及其他错误。比如，“■■■”写成“■■■”，“■■■”写成“■■■”，“■■■■■”写成“■ ■■■ ”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学生在书写之后，也不会再检查一遍是否书写准确，直接鼠标一点发到老师邮箱，研究态度不是很认真。

（3）存有侥幸心理。学生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觉得经过三年学习，老师不会为难学生的，因此自己给自己心理安慰，设定自己的学术标准，结果导致学生书写论文不够用心，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样交上来的论文质量就可想而知了。凡事不能有侥幸心理，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研究、这样才能有好成果。

6.结语

韩国语论文书写部分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也是拿到毕业证书的关键。学生在书写论文的时候不仅要好好发挥之前所学的知识，还要摆正心态和学术态度，努力完成一篇优秀的论文。所谓“事在人为”，只要是真的努力过了，为了写好一篇论文而真正付出过了，我相信结果是不会太让人失望的。毕业论文可以说是学术和态度的结合体，唯有将两者紧密连接在一起，方能成效。

参考文献：

[1]张光军.实用韩国语写作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2]金龙.韩国语写作基础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丁成际.论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与相通.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刘舒.儒家文化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徐惠.社会转型视域中儒家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范晓雪.儒家修身思想与高校文化育人关系的研究.北京化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吴南.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6]史永亮.中国国家形象广告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廖秉宜.大数据时代数字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战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15（4）.

[8]陈骥.按受众购买将主导数字广告投放市场变革.广告大观（综合版），2012（3）.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 韩国 文化产业 文化创意产品贸易 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一）文化产品贸易额增长快速，市场占有率扩大，国际贸易地位逐渐提高

根据《2010创意经济报告》的数据来看，2008年中国在世界文化贸易中的比重达到21%，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大文化产品出口国。

2011年中国文化核心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99.1亿美元，同比增长21.4%，贸易顺差174.9亿美元。从表中可以看出，1992年到2008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呈稳步增长状态的，特别是在2001年到2008年这一阶段增长速度尤为明显。但就整体贸易而言，发展空间还有很大。

（二）我国的主要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依然存在逆差

1.在商业演出方面，中国具有国际水准的表演团队出国表演的平均收入还不到四千美元，比如杂技芭蕾舞《天鹅湖》，每一场的收入也只不过才3万美元，而我国一年的海外商演总收入还不如太阳马戏团的年收入。2.在图书进出口方面，中国的图书行业一年只有6000万美元左右出口额，多年来，我国的图书进口量与出口量一直是10：1的严重逆差状态。3.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火爆，虽然内地电影市场票房一路飙升，但海外电影票房却是一片惨淡，票房不过几千万元人民币。从进出口量上来看，中国在2000年到2014年之间进口影片超过4300部，而出口电影只有几十部，贸易逆差很是惊人。

存在贸易逆差的主要文化创意产品不只是在图书，商业表演和影视剧行业，还普遍存在于音像制品，网络游戏和动漫行业，并且逆差都非常大。

二、韩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一）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文化产品销售额逐年增长，对外出口量也是不断扩大

2005年韩国的主要十大文化产业领域包括游戏，漫画，音乐，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广告，角色和教学娱乐等发展快速，仅当年的销售额就高达437亿美元，较上一年增加了13.3%，约占到韩国GDP的6%，远远高出中国的3%，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才4%。在2007年，韩国国内文化产业销售额达到58.61万亿韩元，与2002年相比，这五年间增长了7.3%，同年，文化产业总的销售额占到GDP的6.5%，总的附加值占到GDP的2.6%。

（二）韩国文化产业核心产品贸易量始终处于逆差，整体发展薄弱

韩国文化产业核心商品从2002年到2008年这七年间出口额就增长了210%；而在进口额上，从2002年到2008年进口额都远大于出口额，可以看出韩国文化核心产品贸易逆差严重。

三、中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产业近些年在整体上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量不断增加，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特别是在产品设计服务，广告，新媒体，艺术产品，古董等创意产品的出口在不断增长，势头强劲。韩国与中国相比，整体上的发展略逊与中国，中国还有一项优势创意产品，那就是印刷品，并且是增长较快的一项产业，而韩国虽然印刷品也得到发展，竞争力上升，但还远不及中国，增长率也不及中国的高。中韩两国有其自身的发展基础和资源，近几年中韩的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出口额也在不断上升，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市场前景广阔。

提高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竞争力的对策

（一）加快并巩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建设，发挥其集群效应，赢得规模经济。结合自身发展优势，打造出完整的、高效的、专业的产业链条，实现规模经济最大化的战略目标。

（二）重视本土化发展，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名品品牌。我国要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努力发挥本土优势，结合大众需求，打造出自己的文化创意产品品牌。

（三）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专业人才培养。应该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有针对性培养，尤其是要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还有营销人才。

（四）加强法律建设，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政策法规。要制定差异性文化产业政策以适应不同地域的文化，加大对文化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五）加快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扩大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要加快步伐扶持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打造民族文化，使其成为核心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金兑炫.韩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北京：对外经贸大学，2010.

[2]江曼.我国影视文化产业出口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北京：经济贸易大学，2014.

[3]方忠，张华荣.中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韩国文学 教学方法 黄顺元 骤雨

一、绪论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沟通手段，更是使用该语言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结晶，是文化、历史、风俗的积累与沉淀。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并不只是单纯的学习语言知识，也要学习该语言所处的文化、历史、风俗等诸多方面的知识。

从这个意义来讲，韩国语教学中韩国文学课程是提高韩国语言水平非常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对韩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间接体验，不仅能提高语言运用能力，而且还能了解韩国社会、文化、韩国人的思考方式、价值观等多方面的知识。

本论文以高校韩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以黄顺元的《骤雨》为教学文本，探索出了有效、合理的韩国文学教学方法。

二、韩国文学教学的必要性

韩国文学教学是韩国语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韩国文学的通读和理解，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韩国语水平。韩国语教学中韩国文学教育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韩国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韩国语的灵活运用能力。

学习韩国文学作品不仅能扩大词汇量，而且还能让学生在自然的文脉中发现曾经死记硬背的词汇、语法，从而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灵活使用所学词汇和语法。很多学生是采取机械的背诵方法来积累词汇的。但这种方式只能让学习者记住词汇的字面意义，难以使之掌握词汇的真正运用能力。这种通过机械背诵和反复学习所掌握的语言与通过文学教育所掌握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学习文学作品过程中所掌握的词汇和语法，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是体现在具体语境和故事情节中的最基本单元，不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单词和一个个冰冷的语法， 所以记忆得更加牢固和灵活。总之，学习韩国文学作品不仅能提高韩国语运用能力，还能掌握高水平的语言表达方式。

第二、学习韩国文学作品有助于体验和了解韩国文化。

文学是用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历史流变、生活方式等多个领域宝贵的文化积累。通过学习韩国文学作品可以了解韩国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思考方式、传统、风俗等多样化的韩国文化，还可以得到间接文化体验的机会，能培养韩语思维方式。学习韩国语过程中，如果不懂得韩国文化，会导致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理解障碍，造成无法理解某些韩国语俗语或惯用句所隐含的意义，那么也无法达到圆满的交流沟通。所以要想很好地理解韩国语和流利地使用韩国语，必须理解韩国文化。

第三、学习韩国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韩国语阅读和读解能力。

学生在学习韩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而在这个阅读过程中学生会利用到各种阅读技巧，比如略读、扫读、细读等均可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用到。学生通过作品中的文章脉络，揣摩作者的意图和作品字里行间的含义、推论主题，把握作品中反映的时代背景。可以说，学生通过接触不同题材多样化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培养阅读能力，还能扩展思维能力。

三、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方法

韩国文学相关的课程一般开设在高年级阶段，即第六学期或者第七学期。作为高年级学生虽然已掌握了相对多的词汇量，但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门外语，所以当面对韩语写的文学作品时，难免有一种抵触心理。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采取多样有效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下面以韩国作家黄顺元的短篇小说《骤雨》为例，探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可以使用的有效多样的教学方法。

1.文化导入教学法

教师要有意识地提醒学生文学作品中所隐含和体现出来的文化知识，将文学作品与文化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韩国文学作品中了解韩国文化。比如，教师在教学时首先告诉学生题目“ ”的意思，然后和学生一起归类中国和韩国的雨类名词，然后总结出共同点和不同点。而对韩国特有的“睡雨（ ）”，“糕雨（ ）”等雨类新词，可以结合韩国文化给予具体解释;还可以和小说创作时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传达韩国的历史知识。小说《骤雨》的创作完成于1953年，正好是韩国战争结束之后，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可以给学生讲解一些韩国战争爆发的原因、时间、别称等具体的韩国历史知识;小说中出现了很多类似英语发音的“ ”等单词，其实这些就是英语发音的韩语表达，也就是外来词，这是韩国直接用外来词的发音的情况。

2.想象教学法

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调动积极性。阅读小说《骤雨》之前，可以先让学生讲述一些曾经在雨中所经历的事情或电影、电影当中所看过的情景，然后让学生发挥想象力猜测这篇小说写的故事内容;学完小说之后，可以对小说内容进行改编。小说结尾以少年听到少女死亡的消息而告终，针对这样的结局，可以让学生们发挥想象力，以“少年”的身份给死去的少女写碑文，或者如果少女没死的话，少年将会怎样告白。这样的想象教学法，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说”的能力，更加有利于培养敏捷的创新思维能力。

3.“问题”教学法

学生学习文学作品之前，教师可以精心设置一些问题要求学生完成。这些问题既可以涉及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是有关作家、作品或是角色等方面的知识。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带着问题去想，这样避免了学生面对庞大外语文本时候的茫然性。小说《骤雨》是一对少年和少女的纯真爱情故事，对它的教学，可以设置一些作品内容有关的以下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对作品内容的把握和了解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问：

（小说故事是少年和少女在小溪边的见面次数逐步展开的，但小说中没明显体现出来，需要细读才能发现，而且每次见面两个人的感情都有微妙的变化，所以这个提问有利于整个小说内容的把握）

第二问：找出少年和少女之间的4个爱情信物？（这个问题可以调动学生好奇心）

第三问：在小说中”骤雨”象征着什么？（这个问题有利于对作品主题的把握）

4）多媒体教学法

在文学教学当中，要充分利用多媒体，通过电影、音乐、美术等视觉资源，达到更加生动的教学效果。小说《骤雨》发表之后受到韩国文坛的高度好评，之后陆续被拍摄成电影、动画片、广播电视剧等多样的视频。学习这篇小说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观看这些视频材料，然后一起讨论小说和电影的不同点，从而加深对这个文学作品的印象.

结语

韩国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是统一的。韩国文学教学是韩国语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韩国文学的学习可以提高韩国语的运用能力、了解韩国文化、提高阅读能力、扩展思维能力，总之对韩国语言能力的提高起着积极作用。而作为韩国语教育者，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探讨，总结经验，寻找一条适合学生实际的、更加科学的、有效的韩国文学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金美玉等，《韩国语教学法的实际》，（韩）延世大学出版部，2011.

金钟燮，《韩国语教育的理解》，（韩）夏雨图书出版，2011.

姜银国，《韩国文学史》，上海交通出版社，2013.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当然，就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而言，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尚不能与我们自己的研究相比。然而必须承认，尽管如此，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仍有其特殊的价值。首先，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产物或表现来进行考察，而这是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其次，它所采用的方法也与我们惯常使用的有别，而新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将研究导向新的层面，在我们司空见惯、习焉不查的地方有所发现。由此形成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无论与我们同或不同，都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或印证我们已有的观点，或我们既定的看法，或提醒我们注意到研究的不足，或启发我们尝试新的思路。即使是一种误解，也可能促使我们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深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海外学人的研究并未得到我们应有的关注，除了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有一些零散的介绍之外，真正从古代文论研究史的角度进行总结的论述可谓凤毛麟角。这也许和古代文论研究者自身条件所限有关，同时也受制于长期以来我们闭关锁国的格局。毕竟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刚刚起步，译介过来的海外汉学著述更是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也给我们从这一方向总结古代文论研究史造成了困难。所以本文的撰写便不能不有一种材料匮乏、管窥蠡测之感。好在本文的目的并非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全面述评，而重在对问题、规律的探讨，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是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使我们多少得以窥见海外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情形，并得以在此基础上略作勾勒。

本文所用“海外”一词，按照通常的理解，指中国境外的国家和地区。从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欧美和亚洲的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此外，台港地区的研究也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所以本文拟分三部分来分别讨论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和台港地区学者的研究，这样不但易于行文，脉络清晰，也较容易见出各自的研究特色。

一、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

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日本学者无疑是起步最早、用功最勤的。这也许是因为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一种血缘上的联系，且文化交流的历史频繁而悠久的缘故。从有关记载来看，至少在唐代，随着官方和民间文化交流的开展，中国文学已为不少日本士人所研习。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僧空海以学问僧的身份参与使唐，三年后归国。在《文镜秘府论·序》中，空海叙述了他的编撰动机：“贫道幼就表舅，颇学藻丽，长入西秦，初听余论。虽然志笃静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同异。”他于是将唐代中士流行的诗格去同存异，汇为一册，“庶缁素好事之人，山野文会之士，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搜，雕龙可期”。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空海所编之《文镜秘府论》，应该说是中国诗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到海外，虽然不免于粗浅，但到底开了先河。

此后千余年间，日中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虽未中断，但作为专门之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却是到了本世纪初以后才真正开始。

1925年，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出版，［①］这通常被看作是现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嚆矢。是书共分三篇，分别论说先秦各家有关诗的见解，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明清诗论中的格调、神韵、性灵三种诗说。其中第三篇之第一章对唐、宋、金、元四朝的文论作了粗略的介绍，论及司空图《诗品》和严羽《沧浪诗话》。1927年，孙＠①工将该书一、二篇译出，易名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次年由北新书局出版。铃木虎雄这部书的出版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该书有体例混乱、详略不一之病，却是第一部具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性质的著作，为后来中国学者撰写文学批评史提供了借鉴。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指出：“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做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但到魏以后却不然，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底思想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②］我们通常以为将魏晋时期视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见解始于鲁迅，其实鲁迅很可能是接受了铃木的观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鲁迅1927年7月间在广州的一次讲演，原文中“文学的自觉时代”七字是加引号的，这表明原有所本，但历来注家均置之不理。［③］以鲁迅对日本汉学的了解，尤其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兴趣，他看过铃木原作并非不可能。倘若真是如此，那我们就不宜掠美，而应将这一观点的首创权还归铃木虎雄才是。铃木虎雄之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并颇有成果的日本学者，当推出自铃木门下的青木正儿，他在1935年出版了《支那文学概说》，1943年出版了《支那文学思想史》，这两部书对于后来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很有影响。［④］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更得到长足的发展。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为起点，在日本一些大学里逐渐形成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热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斯波六郎为核心的广岛大学，以目加田诚为核心的九州大学和以吉川幸次郎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他们的研究使《文心雕龙》成为一门显学，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龙范注补正》和《文心雕龙札记》，目加田诚对《文心雕龙》全书的译注，均很能见出作者的汉学功力。吉川幸次郎本人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著述虽然不多，但出自其门下的兴膳宏、高桥和巳却发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论著，尤其是兴膳宏，堪称日本年轻一代学人中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突出人物。他于1968年出版了日本第一部《文心雕龙》全译本，并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其中发表于1982年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长达11万字，从佛教影响的角度对《文心雕龙》作了细致的分析。此外，东京立正大学的户田浩晓对《文心雕龙》版本的考辨、译注，也颇不引为引人瞩目。他于1978年撰写的《文心雕龙小史》，是海外第一篇《文心雕龙》研究史的专论。概而言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学者对《文心雕龙》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资料整理方面，先后出版了兴膳宏、目加田诚和户田浩晓的全译本，冈村繁的《文心雕龙索引》（1950）；在理论阐释方面；则有高桥和巳的《刘勰文心雕龙文学论的基本概念之研究》（1955）、目加田诚的《刘勰之风骨论》（1966）、林田慎之助的《文心雕龙文学原理论的各种问题》（1967）、安东谅《文心雕龙之原理论》（1976）和《围绕文心雕龙神思篇》（1980）等等。1983年，王元化选编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收入日本学者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研究《文心雕龙》的代表性论文共13篇，从而使我们对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还附带收入了冈村繁的《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一文，对自铃木虎雄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况作了概述性的介绍，并附“主要学者及其著作（存目）”。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二辑）登载了由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1945—1982）》。这两份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加上一些译介过来的零散论著，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便有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根据这些材料提供的情况，自5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日渐开阔，研究队伍也日渐扩大。围绕《文心雕龙》研究，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论也为日本学者所关注。尤其是钟嵘的《诗品》。1959年，弘前大学的高松亨明出版了《诗品详解》；1962年，在京都成立了以立命馆大学的高木正一为代表的“诗品研究班”，共有包括吉川幸次郎在内学者20余人，他们共同对《诗品》进行注疏，于1964年到1971年陆续发表了《钟氏诗品疏》。在此基础上，高木正一完成了《钟嵘诗品》一书的写作，于1978年出版；而兴膳宏译注的《诗品》（1971）也得力于该研究班的成果不少。译注之外，还发表了不少理论研究论著。如高松亨明的《钟嵘诗品之研究》（1953）、高木正一的《钟嵘的文学观》（1978）、林田慎之助的《钟嵘的文学理念》（1978）、兴膳宏的《文心雕龙与诗品在文学观上的对立》（1968）和《诗品与书画论》（1979）等。

魏晋六朝的文论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除了刘勰、钟嵘之外，几乎所有较有影响的理论家及其著作都有专文论及。从曹丕、陆机、葛洪、沈约、萧统、颜之推，直到李充、挚虞、范晔、裴子野，乃至连我们的批评史都很少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温子升、北齐邢邵，日本学者都作了研究。对这一时期文论的整体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目加田诚的《六朝文艺论札记》（1947）和《六朝文艺论中的“神”“气”问题》（1948）、林田慎之助的《汉魏六朝文学论中情与志的问题》（1964）和《两汉魏晋辞赋论中的文学思想》（1974），兴膳宏的《文学批评的发生》（1965）等，都是其中较有份量的论文。

有关其他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自然也不在少数。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1945—1982）》共收入论著、论文500余篇（种），虽然包括了翻译在内，但这数量也是相当可观了。从先秦儒家的诗论到清代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举凡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略有影响的理论家或著述，没有不被研究到的。这的确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惊异。在诸多研究者中，除了上文提到过的兴膳宏、户田晓浩之外，还有两位也很引入瞩目。一位是东洋大学的船津富彦，他的研究领域较为开阔，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所有重要时期，在冈村繁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他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诗话研究》不仅在日本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诗话的专著，同时也是世界第一部。另一位是九州大学的林田慎之助，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六朝至唐代的文论，1979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该书被认为是日本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理论“最充实、也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冈村繁语）。从研究选题的角度看，日中比较诗学的研究也较为突出，出版了两部研究专著：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1958）和松下忠的《江户时代之诗风诗论——明、清之诗论及其吸收》（1969）。此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如小泽正夫的《古今集序与诗大序》（1956）、《古今集序与诗品》（1956）、《从比较文学上看到的诗病说与歌病说》（1978），小西甚一的《中世纪表现意识与宋代诗论》（1951）、《本意说与唐代诗论》（1953），以及久松潜一的《六朝诗学与古代歌论》（1960）和国崎望久太郎的《沧浪诗话给近世纪的影响》（1960）等等。由此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日中诗学的比较主要是偏重在影响研究方面。

限于材料，对于日本学界80年代以来的研究现状我们知道的不多，不过从以上所述，可以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更多的成果。应该说，相比之下，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是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丰富的。其研究特点，依我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起步较早。如前所述，在对中国古代文论作现代而系统的研究上，日本学者要早于中国学者。铃木虎雄于1925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开山之作，两年以后，中国学者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才问世，而且明确将铃木所著列为参考书之一。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在该书出版六年后，中国学者对诗话作系统研究的专著才陆续出版。［⑤］这虽然只是其中两例，却很值得我们思考。如果说，铃木虎雄得以着其先鞭是受惠于日本更早地接受了新学，从而在研究方法上领先于中国学者的话，那么船津富彦写作《中国诗话研究》并不占此优势，无论在方法的掌握还是材料的占有上，中国学者都更具条件。由此我们便不能不追问更深一层的原因。事实上，尽管在古代文论研究的草创时期，日本学者先行一步，但中国学者却后来居上，从20年代到40年代，其研究成果远远超出日本同行。而且，正是中国学者这一时期的研究所得，为后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然而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古代文论研究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人为地延滞了古代文论的研究进程。而恰恰是在此期间，日本学者又大踏步地追了上来，客观地比较一下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日两国的研究状况，我们非但在质上不占优势，甚至在量上也难以称雄。这应该是我们引以为鉴的。

二是学风扎实。日本学者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尽可能将研究建立在一个牢固可靠的基础之上。较之其他海外学者，他们更注重材料的考辨，版本的校勘，这虽然有其独到之便（日本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文论著作的善本），也与日本学者注重实证的研究态度相关。我们看他们的研究，第一步往往是对文本的细读，认真做好译注工作，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对《文心雕龙》、《诗品》即是如此。相应地，日本学者的研究论文大多以论述的细致绵密著称。凡所考证，必刨根究底，穷本溯源；而所作结论，也力求论据充分，材料翔实，颇有清代乾嘉学派的遗风。若与同期中国大陆古代文论研究状况相比，日本学者很少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也不特别强调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及诸如此类的意见，从而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作一种历史的研究，以认识其本来面目为目的。而这正是我们同期研究所缺乏的。在我们一些研究者看来，日本学者的某些选题实在过于琐碎、偏狭，可以说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这或许不为无理。但自另一方面看，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追赶潮流，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几个有限的课题上，而宁可去研究一些小问题。譬如抓住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多方征引，反复辨析，进而总结出某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所以题目虽小，研究却很实在。古川末喜选编的目录中有不少属于这一类型的文章，如魏晋南北朝的总论部分的《六朝时期“赏”字的例子》（小尾郊一）、《六朝诗中的“清”与“丽”》（大矢根文次郎）、《文学评语“遒”字的意义》（久保卓哉）、《魏晋之“论”》（横田辉俊）等。另外，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笠原仲二的专著《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1979），也是通过字源的考辨和字义的分析，来探讨中国古代美感意识的形成及衍变。

三是有一种不为人后的意识，一种学术上的自主意识。虽然研究的对象是别国的古代文学理论，而非自己民族的遗产，但日本学者却不甘于只是翻译介绍，他们还希望以自己的眼光来认识，进行研究，与中国同行相互交流。当然，日本学者这样做与历史上中国文论曾对日本文学产生过大的影响相关，因而这种研究便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论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遇到与中国学者意见相左的情况时，他们并不盲从，其所征引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述，也只是作为理解、看法之一种，而很少视为既定的、不可易移的真理。我们姑且不论具体见解如何，单就这种态度本身而言，的确有可称道之处。

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与日本有几分相似。

首先是中国古代文论传入的时间差不多，都可以上溯到唐代。据韩国学者李钟汉的《韩国研究六朝文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介绍，［⑥］早在公元900年前后（唐代末期），曾于唐懿宗成通九年（868）入唐留学的崔致远所写的两篇文章已经引用了《文心雕龙》中的文字，这与日本空海大师使唐而熟悉中国诗学的经历颇为一致，只是这位崔先生没有将他所知道的中国诗学典籍整理出来，而空海大师则留下了传世之作《文镜秘府论》。而且，尽管接触中国文论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开始研究则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其次，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是从研究刘勰、钟嵘等著名理论家及其著作开始的，而且研究的重点似乎也在魏晋六朝。李钟汉道：“韩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重新开始研究的60年代，其开端工作恰好是对《文心雕龙》、《诗品》的研究。”当时汉城大学教授车柱环首先对钟嵘《诗品》进行研究，于1961年完成了《钟嵘诗品校证》。这部著作和稍后完成的《校证补》在对照30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对于勘正《诗品》流传中造成的讹误作出了贡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而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此外，车柱环也是韩国第一个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他在1966年至1967年间撰写了《文心雕龙疏证》，虽然只是开头的六篇，也得到同行的好评。总之，在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车柱环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开创者，同时还以其研究使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世人所知，第三，在研究方向和学风方面，韩国学者也像日本学者那样偏重考证辨析，故其学术影响主要在资料整理方面。

继车氏之后，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从李钟汉文和另一位韩国学者李章佑介绍韩国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文章我们知道，［⑦］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已有两个《文心雕龙》的韩文全译本，一个是崔信浩的译本（1975），另一个是李民树的（1984）。虽说这两个本子主要参照日本兴膳宏的日译本因而价值不高，但对于使更多的读者了解《文心雕龙》却是非常有益的。［⑧］在理论研究方面，80年代以来也发表了不少论文。至于《诗品》，除车柱环的《校证》之外，还有车柱环学生李徽教的《诗品汇注》（1970）和李哲理的《钟嵘诗品研究》。李哲理曾受教于李徽教，《钟嵘诗品研究》为其博士学位论文，论及《诗品》的研究概况、钟嵘之生平与文学观，和《诗品》之成书年代、版本、理论内涵等问题，并于篇末附有《诗品》详释。［⑨］对于魏晋六朝其他文论家如曹丕、陆机、葛洪等人，韩国学者也有专文研究，只是不及对刘勰、钟嵘那样深入。

韩国学者对魏晋六朝以外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如何，由于材料所限，这里只能暂付阙如。不过，李章佑文章提到，韩国学者已经出版了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一部是车相辕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1974），另一部是李炳汉、李永朱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88）。此外，车柱环在1973到1977年间陆续发表了从《孔子的诗说》到《袁枚的续诗品》共38篇文章，而以《中国诗论》为总题。虽未出单行本，但显然是一部中国诗论史。从这些成果多少可以窥见韩国学者的研究之大概。1992年7月，韩国中文学界成立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会”，由李炳汉任会长，车柱环为顾问，会员有40多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韩国的境况。

总之，与日本学者的研究相比，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且后劲颇足，近20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相信正如李钟汉文中所说，假以时日，“必会有引人注目的新成就”。

二、西方学者的研究

从现有材料看，中国文学对西方产生影响，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初。通过海外贸易和传教士的活动，欧洲人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1735年，法国传教士杜·赫德（l.p.du halde）的《全志》问世。这部洋洋四卷的巨著，谈到了中国的经书与文学，并摘译了元杂剧《赵氏孤儿》。这大概是欧洲人最早看到的中国文学译本。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曾据此改编为《中国孤儿》，而引发伏尔泰改编欲望的，是体现在原作中的那种惩恶扬善的理性精神。这种对理性的突出正是当时欧洲人所理解的中国文学的特征。此后，诸如《好逑传》等剧本和一些中国古诗也相继被译介到欧洲。据说歌德在看了《好逑传》之后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和我们是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还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⑩］歌德的这一思想。被视为对比较文学的突出贡献。

中国古典诗歌对18世纪的欧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伏尔泰这样评价中国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主导的是一种睿智的调节，一种简朴的真实性，这与其他东方国家那种夸饰的风格大相径庭。”［①①］在伏尔泰那个时代，能对中国诗歌作如此理解是不容易的，这恰与后来意象派诗人的看法不谋而合。歌德对中国诗歌的倾慕，则表现为他模仿中国古诗风格而创作了《中德晨昏四时歌》14首。19世纪以后，随着大量的中国作品被译介到欧洲，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更见明显。从作为中国诗学前导的角度来说，有两部作品尤为重要。一是法国贡古尔文学院第一位女院士朱迪丝·戈蒂叶（judith gautier）翻译的中国诗集《玉书》，该书初版于1867年，后被辗转翻译为德语、英语近10个译本。二是英国人翟理斯（h.giles）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书对本世纪初叶的美国新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美国新诗运动的主将埃兹拉·庞德编译的《神州集》，埃米·罗厄尔与人合译的《松花笺》，则差不多成了当时诗人写作的范本。从意象派到象征主义，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一直持续不衰，以至于庞德宣称：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①②］

然而，尽管给予中国古典诗歌如此的评价，对于中国诗学，西方学者却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据意大利学者珊德拉（sandra lavagnino）的研究，欧洲学者在19世纪中叶就知道《文心雕龙》了。韦莱（a.wylie）于1867年出版的《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提到了《文心雕龙》，称：“《文心雕龙》是诗文评论的第一部著作，是刘勰在公元六世纪写的，被认为是体在思精的著作，但是目前的版本有缺点和很多错误，宋代出版的评论目前已丢失，清朝的黄叔琳以明朝的梅庆生的评论为基础，出版了《文心雕龙辑注》，是一个更完整的评论。”［①③］这段文字写得很在行（其中“评论”二字或系误译），非一般人所能道。或许因为是在上海出版，该书并未引起欧洲学界的注意。中国诗学著作最早译成外文，大概始于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该书介绍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并作了全译。在他之后，英国汉学家克兰默－宾（l.cranmer-byng）于1909年编译出版了《翠玉琵琶：中国古诗选》，其中选译了《二十四诗品》中的十首诗。不过，无论翟理斯还是克兰默－宾，都将司空图所作理解为某种哲理诗而非诗论。翟理斯说得很清楚：“《二十四诗品》明显是24首独立的富于哲理性的诗作，它们以令人赞叹的方式表现纯粹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每则诗品的主旨，也是诗人思想的主导。”克兰默－宾则称司空图为“善于表现丰富哲理的诗人之一”。他将“纤?”译为 return of spring，“精神”译为 the colour of life，“含蓄”译为 set free，“典雅”译为the poet's vision，也正是从哲理诗的角度作另一种解释。所以，虽然作了翻译介绍，却非《二十四诗品》的本来面目，也非司空图的写作初衷。［①④］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为中国诗学的传入提供了一种氛围、一种契机。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中国诗学开始被译介到西方，而且当即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1922年，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辨”、“诗法”两章由张彭春（chang,peng-chun）译成英文，发表于当年九月号的《日晷》（the dial）杂志。张彭春字仲述，天津人，为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胞弟，曾于1910—1916和1919—1922年间两度赴美留学，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博士学位，回国后以倡导新剧著称。译文前有当时美国文论界权威斯宾加恩（j.e.spingarn）写的序言，说明《沧浪诗话》的翻译乃是应斯宾加恩的紧迫要求，并认为《沧浪诗话》“在八个世纪之前就预示了西方世界关于艺术的现代概念”，与西方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现代美学理论相比，中国把艺术独立于哲学、伦理、宗教的思想要早得多。［①⑤］1929年，张彭春将《沧浪诗话》全书译出，在美国匹兹堡出版。

继《沧浪诗话》之后又一部译成西方的中国诗学著作是陆机的《文赋》。1925年，法国人马果里哀（g.margoulies）将《文赋》译为法文，收入《〈文选〉中的赋：研究与原文》一书在巴黎出版。1948年，《文赋》由陈世骧率先译成英文出版。1951年，修斯（e.r.hughes）的专著《陆机〈文赋〉：翻译与比较研究》在纽约出版，著名文论家瑞查兹为该书作了序言。1959年，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教授、美籍华人施友忠将《文心雕龙》全书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1977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由日凯特（a.a.rickett）译成英文，香港大学出版。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逐渐开始形成规模。据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l.idema）于1982年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西文（英、法、德、荷）论著初编》，［①⑥］截止到80年代初，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及日本学者丰富，但也颇为可观。就研究范围而言，从先秦孔子的文学观到清末王国维的诗学理论，从对专人专著的研究到理论观点的阐释、术语的辨析，都被纳入研究的视野。与早先只注重诗歌理论不同，50年代以后的研究还注意到小说理论、戏曲理论。在译介之外，还出版了不少较有份量的研究专著，如德邦（g.debon）的《沧浪诗话：中国诗学典籍》（1962），刘若愚的《中国诗歌艺术》（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一译《中国诗学》1962）和《中国文学理论》（1975），日凯特主编的《中国人研究文学的途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1978），罗纳德·苗（ronald c.miao）选编的《中国诗歌和诗论研究》（1978）等。另外，研究者的素质较先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精神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从伊维德目录中论文的选题来看，其研究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诸如吉布斯（d.a.gibbs）、海陶伟（j.r.hightower）、何思孟（d.holzmann）、日凯特等人的研究，显然已不止于浮泛地介绍或只专攻某一问题，而确实堪称登堂入室了。至于刘若愚、陈世骧、周策纵、叶嘉莹等华裔学者，更学兼中西，代表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水准。

伊维德目录所收英、法、德、荷四种文字的研究文献，虽然包括了绝大部分欧洲学者的著述，但仍有遗漏。事实上，要论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前苏联学者的贡献是不应忽略的。如有苏联汉学奠基人之称的阿列克谢耶夫（b.m.alexeiev）对中国古代文论就颇有研究。1916年，他发表了硕士学位论文《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的翻译和研究》，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从诗歌理论的角度对《二十四诗品》进行研究；1926年，他在法兰西学院和居美博物馆（musee cuimet）作过六次关于中国文学的讲演，其中第一讲论述中国文学的思想体系，第五讲论述中国诗法。讲稿于1937年在巴黎出版。［①⑦］由此可见，不只在俄苏，就是在整个欧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先驱者这顶桂冠也非阿列克谢耶夫莫属。继阿列克谢耶夫之后，前苏联另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人物是李谢维奇。他于1979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专著《中国的文心：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对从先秦到魏晋六朝文论中的若干重要范畴作了系统的研究。当代欧洲学者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意大利的朱利安（f.juliien）和珊德拉，他们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在欧洲学者中颇为突出。朱利安目前正从事将《文心雕龙》译为法文，而珊德拉用意大利文翻译的《文心雕龙》已经完成并即将出版，这将是施友忠英译本之后的第二个欧洲语言的《文心雕龙》译本。［①⑧］

1994年第4期《文艺理论研究》发表的《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概览》（黄鸣奋）一文，为我们了解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进展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该文作者根据他1988、1993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期间，利用国际联网计算机系统检索美国哈佛大学藏书所得，对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著（主要为已出版的专著、论文集和博士论文）作了较为全面的述评，时间从本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据黄文介绍，80年代出版的相关论著已超过20种，90年代问世的也有好几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黄文介绍了不少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博士论文，这可算是黄文的一大特色。其中有一些是完成于80年代之前而伊维德目录未收入的，如吉布斯的《〈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1970）、威克斯特（j.t.wixted）的《元好问的文学批评》（1976）、费斯克（w.c.fisk）的《中国中古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里的形式主题：模仿、指涉、用喻与置前景》（1976）、博德曼（r.w.bodman）的《中国中古早期的诗学与作诗法：空海〈文镜秘府论〉译析》（1978）等。从黄文介绍的情况来看，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向多样化、纵深化发展，无论在翻译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又有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如布什（s.bush）与穆尔克（c.murck）合编的论文集《中国艺术理论》（1983），欧文（s.owen）的《世界征兆：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1985）、《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1989）和《中国文学思想读本》（1992）、以及刘若愚的《语文·悖论·诗学：中国透视》（1988）等等。此外还有一大批相关的博士论文。

纵观西方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首先，相对于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而言，欧美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起步较晚，这是显而易见的。从研究起点看，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即在早期的研究中，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兴趣集中在《文心雕龙》上，而欧美学者却选择了《文赋》、《沧浪诗话》如果不作深究的话，我们很容易将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归结为语言的障碍，传播的途径，甚至某种偶然性因素，但细思起来，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日韩学者的选择，恐怕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渊源，这种共同的文化渊源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因而《文心雕龙》遂以其体大思精、笼罩群言而成为他们研究的首选对象。上文曾提到斯波六郎等人的研究，其实早20年代，斯波六郎和吉川幸次郎的老师铃木虎雄已经开始了对《文心雕龙》讲授和研究，撰写过《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和《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等。正是由于从铃木虎雄到斯波六郎等人的努力，《文心雕龙》才成为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门显学。韩国的情况多少与此相似。而在20—30年代的欧美，正值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形成和发展时期，此前的象征主义诗论对“纯诗”的追求和形式主义文论对“文学性”的强调，自然会促使文论家在译介、研究来自另一种文化传统的文学理论时，更关注那些与自己主张类同的观点。相比之下，较之《文心雕龙》的泛文学理论，严羽《沧浪诗话》对诗歌之特殊本性的极度重视无疑更容易被欧美文论家引为同调。我们从斯宾加恩对《沧浪诗话》的高度评价中，不难看出其价值取向之所在。同样，陆机《文赋》之所以成为早期欧美学者翻译、研究的对象，也是因为《文赋》突出了对形式因素的探讨。

其次，与日本学者注重版本的校勘、文本的译注不同，西方学者的研究明显偏重在理论阐释方面。如果说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一种还原性研究，那么西方学者的研究则突出了阐发性。这也许和中国古文迥异于西方语言有关，在对原著的字词层面的解读上，西方学者不如日、韩学者那样有一种天然的便利——汉语曾经是其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西方学者便本能地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在理论上的优势，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为参照系来观照、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这方面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对亚伯拉姆斯（m.abrams）在其《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的借鉴，如吉布斯的《〈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和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便引入亚氏的文学四要素，对中国古代文论性质的归属进行分析。这种先入为主的阐发固然不乏望文生义的曲解，却也有不少因视角的变换而别开生面的新意。自60年代以后，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比较诗学作为一种方法开始用于西方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如诺爱尔（m.g.knoerle）的《陆机的诗歌理论及与贺拉斯〈诗艺〉之简要比较》（1966）、列斐伏尔（a.lefevere）的《西方的解释学与中国文学理论的观念》（1975）、弗克马（d.w.fokkema）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诗学》（1978）等，尤其是一批华裔学者的著述，比较诗学的应用更为普遍。同时我们注意到，与日本学者偏重影响研究不同，西方学者主要为平行研究。

再次，在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队伍中，华裔学者占了很大的比重，研究成果也最为突出。且不说像《文心雕龙》、《文赋》、《沧浪诗话》这些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典籍均由华人先译为英文，［①⑨］为欧美学者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即以理论研究而言，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华裔学者的成果都最为可观。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在欧美的传播，华裔学者们所做的工作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如果稍微了解一下那些老一辈的海外华裔学者的经历，我们会知道，他们大多生在中国，长在中国，［②⑩］尽管后来移居海外，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有一种割不断的血缘联系。而新一代华裔学者也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港或香港，既有着本土文化的熏陶，又对西方文化有着真切的感受和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便能够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取长补短，互照互省，较一般的西方学者具有更多的优势，更大的便利。黄鸣奋文章中介绍的80年代以后的博士论文，相当一部分都出自华裔学者之手，即是一个证明。可以预料，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华裔学者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台港学者的研究

对于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我们本该有相当的了解，但事实却非如此。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本世纪40年代末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学术交往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即使是近在咫尺的香港，学界的相互了解也不过是近十几年来才开展起来的。所以，尽管并无语言、文化的隔阂，但对台湾地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知道的并不很多。

另外，对台湾学者身份的确定也有一定困难。一方面，台港两地学者之间的来往、交流较为频繁，不少人往往分别执教于台湾、香港两地，其研究所得的发表或出版也不限于一个地区，因此对其归属的划分只能是大概而言。另一方面，部分台港学者后来移居欧美，而其所著述亦多用英文写成，对于这部分学者，我们习惯上将其划入西方学者的范围，这在上文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时已经涉及。不过，其中某些学者前期的研究，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

准确些说，台湾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从6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据王更生《“文心雕龙学”在台湾》一文的介绍，［②①］50年代台湾高校中仅台大和省立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台湾师范大学）两校设中文系，限于各方面条件，虽有少量，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从60年代初开始，随着台湾局势的渐趋稳定，经济的繁荣，高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为开展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台湾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才逐渐走上正轨，显示出自己的实绩与学术个性。由于材料所限，这里先就台湾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描述，借以窥见其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之一斑。

所以如此，是因为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在大陆已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首先要归功于大陆已故著名学者、龙学研究专家牟世金教授所作的努力，在他1985年出版的《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一书中，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对50年代以来台湾《文心雕龙》研究的进展作了全面的述评；另外，199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学综览》也特别收入了台湾学者王更生的专题文章及研究论著目录。这样，台湾学者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才得以为大陆同行所知。而由于《文心雕龙》一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特殊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即可以看出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水平和特征。所以，尽管不免以偏概全，但由此切入，仍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办法。

本世纪50年代研治《文心雕龙》的，主要是台大的廖蔚卿教授和师院的潘重规、李曰刚教授。廖蔚卿在50年代已有若干，如《刘勰的风格论》（1953）、《刘勰的创作论》（1954）等。潘、李的成果较为晚出。他们的贡献不只在于自身的研究，还在于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如后来以研究《文心雕龙》知名于世的王更生、龚菱、沈谦、黄春贵等均毕业于师大，这无疑为台湾《文心雕龙》乃至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牟世金统计，台湾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50年表6篇，60年代50余篇，70年代130余篇。论著则60年代5种，70年代17种。其发展趋势之迅疾，多少可以由此见出。其研究重点，大致以70年代中期为界，以前偏重校注译释，以后则转向理论研究。截至1982年底，已出版论文集7种，校注校释11种，理论研究10种，导读、年谱各1种，共30种，［②②］另据《文心雕龙学综览》提供的材料，从1983年至1992年又新出了10余种。以台湾一省之区而论，数量已颇为可观。其中有的著述或开风气之先，或为独到之论，均有其特殊的价值在。校释方面如李曰刚的《文心雕龙诠》，理论研究如王更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沈谦的《文心雕龙之文学理论与批评》和《文心雕龙与现代修辞学》、王金凌的《文心雕龙文论术语析论》、彭庆环的《文心雕龙综合研究》等，都得到了学界的重视。

总之，作为一个缩影，透过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我们可以想见台湾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大概。事实上，台湾不少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对于《文心雕龙》之外的古代文论典籍也不乏研究，如徐复观、王梦鸥等人便是如此。只是为材料所限，我们知道得不多而已。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毛庆其选编的《台湾学者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选》，共收入台湾学者发表于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19篇文章。其研究对象从汉代《毛诗序》到清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而以魏晋六朝文论占的比重最大（6篇），其次为金元和清代（各3篇）。这当然不能代表台湾学者实际的研究方向，但至少可以表明并未局限于《文心雕龙》一书。选编者自己也承认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本，只是希望它能够客观地反映最近和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台湾学界在古代文学批评方面研究的概貌。不过老实说，这个选本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连编者本人也难以断言。书后虽有编者撰写的《编后记》，却未对台湾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作必要的介绍。非不愿也，实不能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就我个人有限的见闻，台湾学者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所做的建树，还有以下著述应该提到。

在资料整理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由台静农主编的《百种诗话类编》（1970）。该书辑自《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和《清诗话》三部诗话丛书，而分为前、后两编。前编以诗话所论作家为纲，按姓氏笔画编排；后编则分诗论、历代诗评论、体制、作法、品藻、辨正、论文、杂记八类，编撰该书的意义，编者在自序中有一个说明：“惟合百一种诗话为一编，使冗杂之资料，分别类聚，有例可寻；凡诸论述，皆可循序以求；或有辗转剿袭，亦犁然可辨；是不仅省翻检之劳，亦有功于考证尔。”由此看来，《百种诗话类编》主要是为文学史研究而编撰的。197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共11册的《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该书所收资料，上起两汉，下迄清末，除成本的理论专著如《文心雕龙》、《诗品》及后代诗话、词话、曲话等不收外，较为重要的零散篇章均在其内。8卷依次为：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2、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3、北宋文学批评资料汇编；4、南宋文学批评资料汇编；5、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6、元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上下）；7、明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上下）；8、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上下）。每卷之中又分为“叙论”与“资料汇编”两部分，前者综论该时期文学批评的特点、流派及其成就；后者则按时代先后将文献加以标点、编排。这两部资料集的编成，对于台湾地区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与深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其编选角度和体例也颇有新意，且以规模而言，实走在大陆学者之前。

在批评史撰写方面，主要成果为几部断代史。如朱荣智的《两汉文学理论研究》、廖蔚卿的《六朝文论》、张仁青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张健的《宋金四家文学批评研究》。朱著重在讨论两汉文论产生的背景、文论家及其理论主张、在批评史上的地位，但开头专设一章讨论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等人的文学观。廖著基本内容为六朝文论的综合论列，分绪论、文德、文质、通变、文气、神思、风骨、文体、修辞、声律、批评11单元；此外还特别讨论了《文心雕龙》和《诗品》。张健曾著有《沧浪诗话研究》、《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欧阳修之文学理论》等专著，于宋代文学批评用功甚勤。这部《宋金四家文学批评研究》分别讨论了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王若虚四人的文学批评理论，虽合为一帙，其实也可视为四本小书。张仁青的本意，据其书之简介，是的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拟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五卷，《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先出，但其余四卷未见。明清部分似无综合性史论，不过分论清代诗学、词学和桐城派文论的专著却有几部。

就发展状况和研究特点而言，台湾学者与日本学者不乏相似之处。譬如旧学风气较浓，重视资料整理工作等，都十分接近。若以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研究而论，在不少方面较大陆学者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点也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相一致。另外，注重吸收大陆学人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亦为其研究特色之一。1990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策划、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的《大陆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内容包括：大陆当前文献学著作的类型及其得失，大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评，中国文学史中民族关系问题之探讨，大陆庄学研究概况，以及大陆中学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教学情况等。其中还收入了一个“大陆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的记录，参加者主要是台湾各大学研究古典文学、文论的教授。台湾对大陆学术研究的关注，于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我们对台湾学者研究的了解、介绍实在是欠缺。造成这种失衡现象，固然可以归结为客观方面的限制，但我们自己主观上重视不够，恐怕也是应该反省的。

至于香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因为有香港学者陈国球的专题介绍文章，我们知道的要较为完整一些。陈国球本人即是研究古代文论的专家，对香港学界的情况又有切身的了解，故由他撰文介绍，自然更能得其真实。他于1988年撰写的《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地区古代文论研究概述》，［②③］和后来为《文心雕龙学综览》撰写的《香港〈文心雕龙〉研究概况》两篇文章，为我们了解香港地区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据陈文的介绍，香港学者中最早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是饶宗颐。1952年，香港中文大学开设“文学批评”，即由饶宗颐任教。饶氏于1954、1955年分别发表了《〈文心雕龙〉与佛教》和《〈人间词话〉平议》两篇论文，是为港人研治中国古代文论之发端。同时，这两篇论文似乎也预示了后来香港地区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从50年代到80年代，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六朝文论和清代的诗文理论一直是香港学者研究的重点，恰与上述饶氏两篇论文内容相合。

在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出版的论文集《文心雕龙专号》（1962）、程兆雄的《文心雕龙讲义》（1963）、由台来港执教的潘重规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会校》（1970）、石垒的《文心雕龙与佛儒义理论集》（1977）等专著。此外还有若干学位论文和发表的单篇文章，其中陈耀南在进入80年代以后发表的系列论文尤为引人瞩目。有关六朝文论的研究，开始主要是以陆机《文赋》和钟嵘《诗品》为对象，后来略有拓展，兼及沈约、萧统等人，成果则多为论文。

对清代文学理论的研究，起初主要是围绕王国维的词学和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在五六十年表的论文中，有关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70年代以后视野渐宽，诸如钱谦益、王夫之、王士祯、叶燮、沈德潜、袁枚的诗论，王国维、朱彝尊的词论，乃至李渔的戏曲理论和金圣叹的小说评点，都有专文论及。

当然，香港学者40多年来的研究决不止于以上所述，对于其他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香港学者也不乏研究。如唐、宋、明三个时期，研究著述都不在少数，只是不及对六朝和清代研究的成果丰富而已。我们注意到香港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位论文，尤其是硕士学位论文占了很大部分。这说明香港学府对传统文论的重视，在培养古代文论的研究人才方面下了功夫。这是很可称道的。其不足则如陈文所说：尽管七八十年代以后研究的涵盖面渐趋广泛，但仍有一些薄弱部分。例如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汉代班马、王充以至辞赋家的文学批评、宋代的《沧浪诗话》、明清的小说戏曲理论等，都未能作充分的研究。另外，40年来还没有一部文学批评史问世，这也是令人遗憾的。究其原因，则为香港的学术研究多属个别学者的自发行动，故难以进行大项目的研究；且学术论著出版不易，图书资料又较为匮乏，因此不免缺少一种恢宏的气度和整体的建构。

平心而论，香港学者的古代文论研究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限于客观条件，香港学者的研究不以资料整理见长，而是以理论阐发取胜。虽说也有一些校释注译方面的成果，但最能代表其特色的，应该说还是借鉴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变换视角来研究传统文学理论。譬如黄维梁关于中国诗学的研究即为一例。在他的《中国诗学纵横论》（1977）及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或引入西方诗学理论来反观中国传统诗学，或将中国诗学理论与西方相关理论进行比较，每每能别树一帜，另创新说。又如陈国球的《镜花水月——文学理论批评论文集》（1987）和《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92），亦属借鉴新学，偏重阐释一类。香港学者研究的另一个突出之处，则是跨语种的研究。由于香港学府普遍重视英文的掌握，故即便是专攻中国古代文论的学人，也都有很好的英文读写能力，这一点不只为他们吸收借鉴西方最新文论成果提供了便利，更使他们能够：（一）将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与自己的见解相比较以加深认识；（二）将中国古代文论之重要典籍译成英文以减少讹误；（三）将自己的研究所得用英文写出以推向国际。其中后两条尤为内地学者所不及。在这方面，黄兆杰的表现似乎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于1965年在香港大学获硕士学位，论文为a moral approach to chao ming wen　hsuen-a study in poetry and morality（从道德观点论《昭明文选》）* 1969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chi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此后他又完成了两种中国古代文论典籍的英文翻译：一是以“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为题将从《毛诗序》到《文选序》共13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献译成英文（1983），二是王夫之的《姜斋诗话》（1987），他的这些研究和翻译，对于西方学者了解、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无疑是很有助益的。

香港治古代文论的学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代：一是在内地生长，后来于50年代南下并定居于香港的，如饶宗颐、石垒；二是在香港完成学业，于六七十年代在香港高校任教的，如黄兆杰；三是80年代初毕业获得学位，并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如陈国球。老、中、青三代学者在研究上各有自己的特色。肇始草创之功，已为老一辈学者所建；而继往开来之责，实非中青年学者莫属。香港虽人少地狭，但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确有自己的便利和长处，这是我们应该看到并引为借鉴的。

通过以上对日韩、欧美和台湾学者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的粗略描述，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尤其近30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中国古代文论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的兴趣，而呈现出一种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古代文论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国内学者之间相互的交流、学习，还必须有一种世界眼光。这里说的世界眼光，并非指借鉴一般文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是指了解和吸收海外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所得，包括其对文本的考辨校释和理论阐发两个方面。当然，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体现，如蔡镇楚的诗话研究，曹旭、张伯伟的《诗品》研究，詹 ?的《文心雕龙义证》等，都尽可能地吸收、借鉴了海外及台港学人的成果。

存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学术整体，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在海外和台港地区的研究还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应该承认，与日本、台湾学者相比，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意识，本文所据的材料大多来自海外和台港学者的介绍，即表明我们此项工作的薄弱。事实上，我们非但不重视对大陆以外研究状况的了解和介绍，而且对我们自己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也缺乏应有的总结，我们甚至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著目录，这是很不应该的。日本学者编写过《近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想研究文献目录》（伊藤漱平）等多种目录资料，台湾学者也编过《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洪顺隆），时间跨度自1900—1983，语种则以中、日文为主，兼及韩、英文。而我们除了《文心雕龙》研究的资料工作差可外，别的几近空白。我们连自己都不甚了解，又遑论了解他人呢？这种对研究之研究工作的忽略无疑是一种学术上的短视，它使我们的研究难以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真正认清自身的状况而陷入某种盲目性，甚至以徘徊为前进，以蹈袭为创新，以做无用功为勤奋，而空白仍在。

当年孙 ?Z工翻译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时曾有这样的感慨：与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自己的成果实在令人惭愧。“譬如子孙继承了祖宗遗传下来的一点遗产，哪怕就是荒莽的山原，自己也应该早已作过那种剪刈培植的工作了，现在这种工作却要借助于别家人，这哪能不使我临笔而增加了无限的惭愧呢？”周作人为王俊瑜译青木正儿《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所作序也有类似的感受，谓“到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还不得不借助于外邦的支那学，这实在是学人之耻”。这种心情不难理解，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古代文论遗产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中国古人留给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学者来说，一方面，我们主张学术无国界，不论研究者的国籍为何，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科学研究都是值得嘉许的，其所取得的成果也应该是引为借鉴的；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们更有责任在自家这片土地上努力耕耘，较他人付出更多的汗水，也期冀有更大的收获。近水楼台，我们理应在国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而了解海外和台港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则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之一。

①关于《支那诗论史》问世的时间，冈村繁《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和兴膳宏《〈文心雕龙〉研究在日本》二文均称是1927年，而古川末喜所编之《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则注明初版时间为1925年。笔者未查到原书，但当以古川氏之说为准，盖陈钟凡于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将铃木此书列为参考，而该书中译者孙 ?Z工的译序作于1927年5月，揆以常理，《支那诗论史》当先于此一段时间出版。

②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孙 ?Z工译，北新书局版，第47页。

③参见《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④1933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了青木正儿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王俊瑜译。是书共四章，分别讨论中国文艺思潮的概况、原始的文艺思潮、儒家的文艺思潮和道家的文艺思潮，似也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相关，但不详其原著出版时间。

⑤1983年，张葆全的《诗话与词话》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⑥李钟汉文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⑦李章佑文《南朝鲜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⑧另据李钟汉文，汉城大学教授李炳汉已完成了一部新的《文心雕龙》韩文全译书，即将付梓。

⑨张伯伟发表于1993年第4期《文学遗产》的《钟嵘诗品在域外的研究及影响》一文称“《诗品》的朝鲜文译本尚未出现”，而据李钟汉文，则自车环柱起就开始了《诗品》的韩文翻译，李徽教也曾致力，但均为部分，至李哲理始完成全译。李哲理于1990年8月获博士学位，张文所言，想来是未见其书出版之故。

⑩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①①转引自赵毅衡《远游的诗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①②同上，第11页。

①③珊德拉《文心雕龙研究在欧洲》，见《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①④此处材料据王丽娜《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国外》一文，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王丽娜自80年代以来致力于介绍中国古代文论典籍在海外的流播和研究，除此文外还发表过《严羽沧浪诗话的外文译著简介》、《国外对文心雕龙的翻译和研究》等，为我们了解海外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①⑤参见赵毅衡《远游的诗神》，第123页。

①⑥见《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该目录所收为西方著述，但不问作者所属之地区国籍，是以包括了亚洲学者用英文撰写的研究成果。

①⑦该书因用法文写作，故为伊维德目录所收。

①⑧据珊德拉文，出处同注⑨。

①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第一个英文译本为涂经治所译，台北中华书局1970年出版。

②⑩譬如施友忠早年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1945年赴美任教前曾长期执教于河南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等。

②①见《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②参见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韩交流；檄文；檄黄巢书；崔致远

中韩两国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曾有不少朝鲜半岛文人来中国交流或生活，为今天中韩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其中，新罗时期的汉文学家崔致远就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一、引言

崔致远是公元9～10世纪韩国的著名文学家，曾居唐朝16年，公元879年担任地方割据势力高骈的从事官，884年回韩国，16年间创作了一万多篇作品。他的在唐作品大部分失传，现存的作品主要为文集《桂苑笔耕》20卷。

《桂苑笔耕》中收录的《檄黄巢书》是使崔致远在唐朝声名远播的第一部作品。檄文作为古代中国历史悠久的一种文体，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起着声讨、劝诱对立派以及昭告百姓、拉拢或安定人心的宣传效果。陈琳的《讨曹操檄》、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紫》等均为名垂千古的檄文。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中央政权几乎名存实亡。黄巢发动农民起义，当时韩国文人崔致远投于藩镇割据势力高骈门下，写下《檄黄巢书》，旨在揭露黄巢罪状，同时劝降。这篇《檄黄巢书》名震一时，细观其中，可窥见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文人深刻的影响。

二、《檄黄巢书》体现的中国文化影响

1.忠君思想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中央政权接近名存实亡。但崔致远在文中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唐朝朝廷的清明强盛、唐军的强大威武，用衬托和对比的手法反映黄巢军队的不堪一击。这虽然可看作行文的夸张手法，但也体现了崔致远忠君爱国的观念。他认为农民起义等于叛乱，是违反大义的。

“比者我国家德深含垢，恩重弃瑕，授┙陟福寄尔方”。

“我缉雄略，j合诸军。猛将云飞，勇夫雨集。高旌大旆，围将楚塞之风。战舰楼船，塞断吴江之浪。陶太尉锐于破敌，杨司空严可称神”。

对唐朝廷和唐军强大的描述，既对黄巢有震慑效果，又起安抚或拉拢民心的作用，即劝导百姓站在朝廷的一边，体现了他的忠君思想。

2.门第观念

古代中国社会重视门第出身，这种观念伴随着儒家文化在东亚圈的传播，也深深影响着朝鲜半岛的文人。抨击对方的门第出身是檄文中常用的手法，例如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紫》中讽刺武后“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而崔致远则写道“出自闾阎之末，起于垄亩之间，以焚劫为良谟，以杀伤为急务”，辛辣地讽刺黄巢“出身低贱”，不该有造反之心。抨击对方的出身，即从根本上否定了对方，体现了中国檄文鲜明的语言风格和崔致远内心深处的门第观念。

3.以古为训

中国古代先贤留下许多经典，中国人信奉“以古为鉴”的哲理。崔致远虽为韩国文人，但汉文学功底深厚，在檄文中引经据典，使文章逻辑清晰而富有说理性。例如他引用《道德经》’中“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来阐述凡事都不能长久，要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引用《春秋传中“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其罚”一句来说明黄巢如若不知悔改，必遭天惩的道理。这体现了浓厚的以古为训的观念。

《檄黄巢书》一文中，引用了中国历史上的唐虞、苗扈、刘曜、王敦、安禄山、朱等起兵反朝廷而失败的古事来类比黄巢之乱，举出陶太尉、杨司空、孙权、杜预来表达唐朝廷军事强大和未来必胜的看法，古训涉及《道德经》、《春秋传》、《庄子》、《韩非子》、《隋书》、《三国志》、《周易》等众经典，体现了崔致远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和浓厚的以古为训观。

三、结语

崔致远的《檄黄巢书》，体现了忠君、门第、以古为训等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符合中国古代檄文抨击有力、说理性强的特点，体现了当时朝鲜半岛文人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可以说是唐朝中韩文化交流下的产物。（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参考文献：

[1]崔致远.檄黄巢书.桂苑笔耕（11）.韩国古典翻译院

[2]韩洪泉.中国古代檄文的基本特征[J].秘书，2013（11）：10-21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韩国文化教学 示正 纠误

随着中韩两国交流日益增多，韩国文化教育在整个韩国语教育中的地位愈加重要。一般来说，韩国文化教育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语言教育一部分的文化教育；另一类是作为单独的文化课，旨在传授文化知识的文化教育。李晶子认为，应在初级语言阶段就开始激发学生的文化意识，避开单纯的语言学习，将重点放在韩中文化的差异上，使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完美结合①。笔者持同样的观点，在外语教学中语言教授与文化教育不能割裂开来，应该有机融合，无论偏废哪一方面都是不可取的。

一、国内韩国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中重语言教授，轻文化教学。

在国内韩国语及韩国文化教学中，尤其是在大中专院校的基础教学阶段，这种现象仍旧非常普遍。笔者认为韩国文化教学必须与语言教学相结合，更应避免单纯的语言教学，产生语言与文化教学互相割裂的现象。某些学校的韩国语教学侧重学生听、说、读、写、译等语言能力的培养，致使学生虽然正确掌握语法，但由于不了解韩国文化而在实践时影响了交际能力②。金炳运指出，韩语专业毕业生在一般的日常交际中表现尚可，但是在很多正式的诸如会议、谈判等场合中，常常“捉襟见肘”，错误频出。究其原因，除了语言知识以外，最大的障碍是对韩国文化不了解、不熟悉。另外，涉及韩国文化的教材资料有限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至今还没有一套为广大韩国语教育工作者认可，兼顾韩国文化知识，且适用于高校韩国语教学的教材③。而专门介绍韩国社会、地理、风俗、习惯等多方面文化的教材大多割裂了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实用性和趣味性都不强。

2.教学中重文字表述，轻文化体验。

教师在教学中如遇到韩国文化问题，迫于教学设备的局限，一般的解决方法是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或了解的知识对学生进行文字表述和讲解，或者利用视频、图片及音乐等多媒体手段向学生展示。这种方式既操作简单，可行性又高。但对学生来说，相较这种填鸭式的灌输，一场亲身的韩国文化体验将更让人印象深刻。韩国语专业可设立自己的文化体验教室，比如在教学泡菜“”时，带学生到文化体验室亲身体验泡菜的制作过程；学习兴夫和孬夫“”时，指导学生亲自表演古典剧目等都是学习和体验韩国文化的更好方式。另外，韩国语专业学生在课下能体验韩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他们一般只是通过国内流通着的一些韩国电视剧间接了解韩国文化，对于韩国饮食文化的接触也仅仅是通过国内的少数的韩餐厅，缺少深入地、系统地学习韩国文化的亲身体验机会。

3.教学中重“纠误”，轻“示正”。

在教学中，比起教给学生什么是正确的，教师往往更喜欢指出什么是错误的。甚至某些韩国语教师对韩国文化并没有一个全面、客观、辩证的把握，只是基于自身对韩国文化的一知半解就直接给学生讲解，何谈“示正”？笔者认为，对于对韩国文化不甚了解的学生，教师首先应做的是示正。这就要求教师首先对韩国文化有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和消除对韩国文化的误解和偏见，促进中韩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同时，韩国语学习者眼中所看到的韩国文化和现实会有偏差，为了防止这种偏差和误解，在韩国语教育的同时也需要进行韩国文化教育④。

二、韩国文化教学中运用示正与纠误教学法的原则

在中外语言教学实践中，示正与纠误相结合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在韩国文化教育中这一教学方法同样适用。傅惠钧教授的论文《语法教学方法论探讨》对“示正和纠误”教学法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表述。笔者借鉴其理论并结合韩国文化教学的特殊性，集中论述韩国文化教学中运用示正、纠误教学法的原则。

1.“示正”是基础。

首先，对于对韩国文化生疏或一知半解的学生，教师首先应做的是示正。“教给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示正”⑤。这就要求教师首先对韩国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并通过严谨和有效的语言或肢体语言进行表达和演示，以便在韩国文化教学中正确使用“示正”这一方法。所谓“示正”是基础，是指教师在韩国文化教学中首先从正面讲解和示范入手，多讲解如何正确地理解韩国文化，告诉学生多理解多练习错误自然会慢慢减少。

2.“纠误”是有效方法。

第二，在这里所谓的“纠误”，简言之，就是纠正学生在韩国文化学习和实践中的错误或理解偏差。一般而言，教师在语言教学中均比较重视“纠误”法的运用。因为从反面入手进行教学，优势在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敏感度，增强规范意识。“纠误”是韩国文化教学的有效方法，但使用时一定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因为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错误不但数目多，而且式样多，一味“纠误”不一定能够完全奏效。因此，除了纠正他们已犯的错误以外，比较有效的办法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⑥。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却有一定的轨道可循。

3.“示正”与“纠误”应结合运用。

最后，在韩国文化教学中教师必须正确处理示正与纠误的关系，将二者有机结合并灵活运用，在“示正”中可提醒学生怎样的表达是不正确的，而在“纠误”时不忘告诉学生什么样的表达是正确的，双管齐下，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韩国文化教学中运用“示正、纠误”教学法的实例分析

1.交际中的文化现象。

这一类文化现象在教学中最为常见，而且与语言教学相关度高。首先举最简单的例子，“/（嗯）”与“/（是的）”的混淆使用。这是初学者常犯的错误，错误的原因是中韩表达方式不同。汉语如要表达认同对方意见，都可使用“嗯”。但是在韩国对长辈，或者级别高的人应使用敬语“/”。所以某些学生在交流时常常受汉语表达方式的影响，产生汉语式韩语的说法，对需要尊敬的人使用了“/”。这样在韩国人听来就会觉得中国人不礼貌，甚至产生偏见和误会。此外交际中的文化现象还包括体态语的使用。比如在教学“打招呼”时，老师首先应讲解韩国人崇尚儒教，尊重长者，长者进屋时大家都要起立，和长者谈话时要摘去墨镜。韩国人见面时的传统礼节是鞠躬。与此同时，教师应作出示范，鞠躬并同时复习“”这一句问候语。再比如讲授韩国的“酒桌礼仪”，席间敬酒时，要用右手拿酒瓶，左手托瓶底，然后鞠躬致祝辞，最后倒酒。敬酒人应把自己的酒杯举得低一些，用自己杯子的杯沿去碰对方的杯身。饮酒时敬酒者稍稍转身，敬完酒后再鞠个躬才能离开。教师示范后可由学生上台分角色表演示范，以加深学生的印象。还有在中国，我们经常用招手或者挥手打招呼，但在韩国这样的打招呼方式往往是不太礼貌的，一般是微笑一下或者是站立鞠躬打招呼致意⑦。在遇到类似的交际中的文化现象时，教师需将示正和纠误相结合，先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语言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告诉学生正确的表达方式，然后当学生出现错误时及时更正并强调正确的表达方式。

2.韩国特有文化现象。

这类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俗语、敬语、民俗文化及文学作品中，这类文化现象的特征是具有相对中国文化的独有性，对学生来说是陌生的，亲身体验的机会较少，而在今后的韩国语学习和交流中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这类文化现象的讲解，教师首先应该运用“示正”教学法从正面引导学生了解和把握这类文化。如俗语类：“”、“”、“”、“”、“”、“”、“”等，学生在初次学习时可能只知表意，不知内涵，所以经常出现使用上的错误。又如韩语中的敬语，比如在表达“早点睡吧”这一内容时，如果对方是值长辈或上级，则中国人的表达往往是至多加一个“请”字。而韩国语则根据敬语与非敬语有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等。最后，在民俗文化和文学作品中，特有的文化现象也非常多。比如泡菜（），《春香传》（〈〉），跆拳道（），，等。这些韩国特有文化现象对学生来说比较陌生，教师在讲授时可采用示正与纠误相结合的方法，先把握这一教学法的三个原则，示正与纠误穿插综合运用，将韩国特色文化客观、全面地呈现给学生。

3.中韩语言文化的偶合、差异现象。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亚洲文化体系，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上有很多的共同点，而这种共同点必然会反映到语言中。因而在韩国语和汉语中，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表达⑧。首先是汉字词的使用与把握。韩语中有70%的汉字词，这对中国学生来说是有利的，但滥用汉字词不顾韩语语言习惯就会犯错。如“（×）”与“（）”，“（×）”与“）”等。要正确使用韩国语表达，就必须了解韩国的文化，学会恰当使用韩国语词汇，而不是盲目一味地使用汉字词。再有就是汉语式韩语。如下面两组句子：

（1）×.

.（那个男的很小气）

（2）×.

.（今天真丢脸）

如果直译汉语句子中的单个词语，就会闹笑话。再如对于“端午节（）”与“端午祭（）”这两个概念，若不了解深层次的韩国文化，就会混淆概念。类似实例还有很多。为了防止这种偏差和误解，在韩国语教育中需要进行韩国文化教育。

四、结语

语言教学不仅是语言文字的教学，更应该包含文化教育，外语教学尤其如此。教师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应重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针对现阶段韩国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开展韩国文化教学，教师应本着“示正”是基础、“纠误”是有效方法、“示正”与“纠误”相结合运用的原则，运用示正与纠误教学法，结合其他教学方法，如角色扮演、小组讨论、体验式教学等，使学生学到更多准确和有用的韩国文化知识，并学以致用，培养语言能力和对韩国文化的理解力。

注释：

①朴春燕.韩语专业学生对韩国文化认识与学习需求分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②金芝.谈韩国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J].科教导刊，2012（2）.

③刘丽娜.韩国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问题点[J].科技咨询导报，2007（21）.

④金芝.谈韩国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J].科教导刊，2012（2）.

⑤傅惠钧.语法教学方法论探讨[J].语言文字应用，2006（3）.

⑥傅惠钧.语法教学方法论探讨[J].语言文字应用，2006（3）.

⑦徐锦波.在韩国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问题[J].文学教育，2012（2）.

⑧刘丽娜.韩国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问题点[J].科技咨询导报，2007（21）.

参考文献：

[1]朴春燕.韩语专业学生对韩国文化认识与学习需求分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2]金芝.谈韩国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J].科教导刊，2012（2）.

[3]刘丽娜.韩国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问题点[J].科技咨询导报，2007（21）.

[4]傅惠钧.语法教学方法论探讨[J].语言文字应用，2006（3）.

[5]徐锦波.在韩国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问题[J].文学教育，2012（2）.

[6]房强.浅析韩国文化课程教学改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S2）.

[7]张乃禹，金荣玉.韩国交际礼仪手册[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10）.

[8]金善贞，金城守，李昭弦，郑在玲.生动的韩国语俗语[M].北京：世界图书出社，2008（10）.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本课题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些文学史涉及到以韩国人为题材的中国现代小说。80年代以后，尤其是中韩建交后，中韩近现代作家的跨界交流与叙事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交流文献资料整理、文人的交往与思想传播、双向译介与跨界叙事等也逐渐成为研究焦点，国内外已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前沿性和科学性。

一、课题的学术价值

第一、通过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中韩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为构建东亚文化新秩序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中韩近现代文学的交流经过从传统的文化认同到“尊重他者、互为主体”的文化自觉的历史进程。该选题的研究能够发现近代化过程中的东亚精神和价值，为21世纪的中韩人文交流乃至建构东亚新秩序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启迪。

第二、通过对重要文学史实的全面梳理，拓展多学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主要体现在跨界交流与叙事作品，系统的文献整理工作将为国内外中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

第三、通过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深刻阐明跨界叙事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探讨跨文化、跨学科比较文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为解决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新的依据。

第四、通过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的典型个案研究，全面带动中国与周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是东亚格局发生剧变之后建立的新的互动与认知，阐发其新的特点和规律、价值和意义，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与周边文学交流研究。

二、本课题内涵的总体问题、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1.总体问题：本课题内涵的的总体问题是：近现代（1840年～1949年）中韩两国文学交流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的特征、发展规律、历史经验、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等。

2.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的文献整理和数据库建设、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传播、作品的互译与影响、文学创作中的双向跨界叙事等几大方面。

3.主要研究内容

（1） 发掘和整理文献

调查和整理记载两国文人交流的信函和日记、两国文学的相互翻译和介绍、文本的传播、两国文学中相互以对方的国家或国民作为题材的作品、两国文学评论家或研究者相互之间的评论或批评等文本。

（2） 建构“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文献数据库”

将建构包括作品原文、作者生平、研究论文、年表等数据材料，并具备作者、关键词、年代等多途径检索功能的文献数据库。

（3） 中韩近现代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的传播研究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追踪和还原申纬、李尚迪、吴庆锡、李建昌、姜玮、金泽荣、申奎植、朴殷植、申采浩、柳子明、李陆史、李范]等韩国近现代文人与王锡祺、董文焕、康有为、严复、梁启超、黄遵宪、孙文、柳亚子、、胡适、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中国近现代文人的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特征。同时，全面系统分析来华韩国人的文坛活动与中国文学的交流及其文学成就。通过对两国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传播的分析，探究相互之间的知识、学术、思想等方面的传播，进而阐明交流与思想传播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

（4） 中韩近现代文学作品的双向译介研究

通过广泛、全面的文献调查，搜集梁启超、鲁迅、胡适、郭沫若、巴金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及金东仁、李泰俊、李北鸣等韩国作家的作品在中韩两国的译介文本，探究译介者的身份、译介文本所处的语境、译介的目的等，并在此基础上挖掘译介文本作为知识话语、文学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和意义。

（5） 中韩近现代跨界叙事研究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1月10日，随着首尔大学“黄禹锡科研组干细胞成果”调查委员会最终调查报告的，近几个月来沸沸扬扬的“黄禹锡事件”大体算是尘埃落定了。这份报告认定黄禹锡科研组2004年及2005年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源于数据编造。

11日，韩国政府宣布，决定取消黄禹锡“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去他担任的一切公职。《科学》杂志12日正式宣布撤销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13日，首尔大学宣布，要对黄禹锡等七名该校教授作出惩罚。首尔检察厅和韩国监察院也宣布联合调查黄禹锡科研组经费使用情况。

“黄禹锡事件”造成的冲击是全球性的。

媒体与政府合力铸造神话

黄禹锡造假一事对韩国社会的影响在外界看来有些难以想像。去年12月16日，当黄禹锡承认自己的实验有“致命错误”时，有干细胞概念股上市的韩国高新技术股指数呈现近乎恐慌的暴跌，创下2004年5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总市值一天之内就缩水近3.3％。而实际上，整个韩国的股市当天都受到了明显的压抑，美国《商业周刊》称此现象为“黄禹锡冲击”。

除了股市，受到严重冲击的还有韩国民众的自尊和自信。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是首先对黄禹锡提出质疑的媒体。在一个民主和开放的社会中，按照常理，MBC应该赢得的是掌声。但出人意料的是，MBC不仅没有赢得掌声，反而迎来了愤怒的民族情绪。节目播出后，韩国民众对MBC发起罢看运动，广告商要抽走广告。而那位敢于说真话的编辑，则被迫离开电视台。

黄禹锡的败露之所以引起韩国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弹，在于黄禹锡在韩国民众心目中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英雄”。可以说，黄禹锡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希望。

黄禹锡本人的故事也犹如一个神话。1953年，黄出生于忠清南道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喜欢牛，并立志要成为一名兽医。1999年，他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体细胞克隆牛；2002年克隆出了猪；2003年又首次在世界上培育出“抗疯牛病牛”；2005年他的科研小组成功培育出世界首条克隆狗“斯纳皮”。

从2001年起，黄禹锡的研究重点从动物转向了人类胚胎干细胞方面的研究，这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名声和不久之后的灾难。2004年2月，他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宣布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2005年5月，他又在《科学》杂志上，宣布攻克了利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其研究成果轰动了全世界。

整个韩国为之沸腾，从报纸、电视、电台、通讯社到网络媒体，对他的成就不遗余力地进行报道。为了突出黄禹锡新研究成果的开天辟地性，韩国媒体着力宣传黄禹锡研究结果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有了这个成果，韩国就可以站在世界克隆治疗的前沿，糖尿病、帕金森氏症等这些困扰人类的疑难病症很快就会在黄禹锡的领导下被攻克。

很快，政府也参与进来，给黄禹锡提供了高达数百亿韩元的科研经费，为他提供24小时的保镖服务，并授予其“韩国最高科学家”荣誉，黄也不再需要在大学教课。

在媒体与政府的合力之下，“黄禹锡神话”很快造就，黄从此成为韩国的“民族英雄”。

民族主义助力

在总结“黄禹锡事件”给世界带来的教训时，大多数分析者认为除了加强科学家的品质建设以及学术制度的完善之外，最为关键的仍在于消除学术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

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沈铭贤分析说，在韩国特定的环境中，黄禹锡得到了极大的政府支持和民众近乎膜拜的景仰，从而造成了虚荣心的极度膨胀，最终在急功近利、回报国家的渴望中，酿造了悲剧。

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崔志鹰告诉《望东方周刊》：“韩国是个‘争气’的民族。韩国人刻苦、积极向上，努力追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浮躁的心态。”

曾编写《韩国人：他们是谁，想要什么，未来何在》一书的作家迈克尔・布林说：“在追求第一的过程中，他们似乎想抄近路。”崔志鹰则说，“快、快、快”是韩国人的常用语，只讲速度，忽视质量，所以才会产生各种腐败现象，包括学术腐败。

韩国从来没有掩饰自己追赶世界一流的勃勃雄心。2000年，韩国政府制定的科技发展目标是：2005年，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2位，亚洲领先；2015年，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0位，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科研中心；2025年，科技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七位，部分科技领域居世界主导地位。

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正是被韩国政府寄予厚望的科技发展领域。2005年10月，韩国设立全球首个国际干细胞中心，黄禹锡担任主任。韩国总统卢武铉亲自出席了成立仪式，并致辞说，韩国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使新成立的机构成为全球干细胞研究的中心。

崔志鹰认为，政府为了在世界上占据一定的位置，加大科技的投入并没有错误，但是如果政府也浮躁，急于出成绩，就容易出问题。

塑造“黄禹锡神话”的另外一部分关键性力量是媒体，这同样可供全球反思。韩国新闻基金会在1月12日的一份调查指出，“在本地主要电视网络有关科学新闻的报道中，其中75．4％的内容是关于韩国人的发现。”

不管是政府支持还是媒体“造神”，其背后都体现出了一个民族诉求，只是这个诉求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客观规律。

上海大学人文学者朱学勤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黄禹锡事件的背后客观上存在民族主义助力。”由于质疑黄禹锡而被迫“出走”的韩国文化广播公司编辑事实上并非第一次触犯众怒，之前，他曾经制作过一个节目，揭露三星公司违反劳工法例，结果公众认为，他抹黑了韩国的标志企业。

从这个角度而言，黄禹锡的悲剧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压倒理性的结果。近代以来，韩国是一个有着相当长时间的民族屈辱历史的国家，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韩国向世界一流追赶的强烈诉求完全不难理解。黄禹锡事件给了所有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一个警示，在追赶的过程中需要十二分的理性。

阳光政治最终胜利

1月12日，黄禹锡在沉默了数周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其论文造假一事公开向韩国国民道歉，表示对论文造假负全部责任，请求得到宽恕。

13日，黄禹锡再次向民众表示道歉并请求原谅。他说，“我其实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我甚至无法抬起头来，没想到道歉会如此困难。”

虽然困难，但毕竟还是道歉了。而且在他之前，11日，首尔大学校长郑云灿也向公众道了歉，而他与此次事件并无直接关系。

其实，这一事件对于全球的启示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它也有正面的意义。朱学勤说，黄禹锡事件的处理过程总体来说比较迅速，高层领导没有进行干预，“说明这是一个认真、倔强、爱憎分明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