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市场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5 16:05:38

文化市场学论文

文化市场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其中许多非理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制之间打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道。

文化市场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博物馆;网上商店;开发经营;文化商品;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26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8-0067-03

随着文化产业发展的逐渐深入和博物馆事业在我国的兴起,博物馆网上商店对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所谓博物馆网上商店是指博物馆利用网络技术在网上展示和出售博物馆文化商品的现代电子商务新模式。它利用大量的在线图、文、声、像和现代网上支付手段帮助有消费需求的博物馆观众挑选和购买商品,从而推动博物馆文化的广泛和高效传播。博物馆网店是从英文“Museum e-Shop”翻译过来的。①

一、博物馆网上商店的特点与优势

随着银行网上支付业务的发展和现代人消费方式的转变,人们对网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实现自身价值,博物馆开始积极营建网上商店,这与网店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是分不开的。

(一)交易范围的无限扩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博物馆做的是全球的生意。博物馆网上交易借助无所不在的国际互联网为载体,通过高速、有效的信息流动,从根本上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能极大地缓解博物馆消费需求地域分布不均的矛盾,将身处各地的博物馆消费者有机地聚集在无形的交易市场中,使得博物馆消费者能在全国甚至全球任何能上网的地方进行网购交易,并使那些有网购欲望却无暇或不便前往博物馆进行购买的人士进行购买成为可能。以苏州博物馆为例,该馆2011年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网店。当初只是抱着试探性的经营以便探索博物馆网店的经验,可时隔两年后,他们发现“网络购物深入人心,网店上网风起云涌……网络营销是博物馆文化产品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②博物馆网上商店的顾客可以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网民,进行的服务是不限地域的服务,极大地扩大了交易的时空范围。

(二)提供更多的商品信息量

博物馆网上交易通过国际互联网,克服了在博物馆内购买商品信息不充分的缺点,有助于提高博物馆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它使博物馆消费者可以在网上主动、及时、有效地获取和筛选相关感兴趣的文化商品进行信息咨询,使博物馆消费者对信息的获取从单向式的被动获取向双向主动交互式的信息获取转化。这是其他传统方式不可比拟的,它使博物馆网上消费\全面获取博物馆商品信息成为可能。网店可以提供文化商品的产品规格、典藏来源、文化价值、文物常识、保修期限、注意事项等方面的信息。与实体店不同,网店集图、文、声、像于一体,提供更直接、更充实的商品信息,在促进博物馆商品出售的同时也加深了观众对博物馆的记忆。

(三)交易的便捷灵活性

“The old is new”(古典即前卫)是博物院提出的口号,前卫不仅包括文化衍生品的前卫,也包括购买过程的前卫。博物馆开设网店这种新型经营模式,必然要选用与之相适应的便利、快捷、安全的结算平台。网店的运营基本不受营业时间、营业地域、营业面积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低投入、高回报的优势,市场也远大于实体。只要网上商店的商品具有文化特色、宣传得当、价格合理、吸引他人,网店当有不错的访问量,继而大大增加销售机会、获取收入。博物馆通过网络向民众传递馆藏文物的复制商品及文化衍生商品信息;通过博物馆网店挑选实物、付款、确认、评价,几乎只需点击几下鼠标便可完成。民众足不出户且无需亲临便可获得自己想要的商品,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金钱。

相比实体店而言,博物馆网店具有低投入、24小时不间断、不限地域的服务和多种设备灵活接入等特点。同时,博物馆网店的运营是高端精细性的活动,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来管理,以保证在涉及消费者隐私安全、交易过程、售后服务等事务时能顺利持续进行。

二、博物馆网上商店的功能

博物馆网上商店是对拥有博物馆典藏、研究、保存维护、教育、展览、休闲六大功能除去典藏和保存功能之外的继续延伸和扩展,同时还为博物馆获取了数量可观的发展资金。

(一)延伸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博物馆是文物藏品信息的传播者。博物馆是社会历史文化遗产的收藏研究机构,因其收藏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传播及长久利用,所以教育传播是其主要社会功能。③博物馆商店及其商品会延伸博物馆职能,博物馆网上商店以其自身优势更加扩展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教育职能是博物馆三大职能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职能,贯穿博物馆展示、研究、传播的全过程。④依托博物馆开发的文化商品,是博物馆文化的缩影,是可以被带回家的“博物馆”。⑤博物馆单纯依靠陈列展览作为宣传手段的作用是很有限的,由于受陈列条件的限制和观众去博物馆的几率的影响,许多博物馆精品很难欣赏到全貌。同时,人们参观博物馆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即使讲解员讲得再好,走马观花在所难免,更谈不上对其深层文化内涵的了解。博物馆网店的运营恰恰为博物馆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的平台,网上商店可以提供给观众关于此商品完整的信息背景、商品典故、文物出处等知识,兼具教育与购物需求。

(二)深化了博物馆的研究功能

博物馆是藏品内涵的挖掘者。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博物馆网上商品的盈利和博物馆自身文化商品的利润最大化,就必须关注博物馆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商品自身潜在的价值,因为这些文化产品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博物馆藏品的深入研究为依托。这无形中就深化了博物馆的研究功能。这种对文物的深层认知加大了文化衍生品的价值,同时也会吸引更多感兴趣的博物馆消费者。作为网上文化商品的介绍,都是基于对文物深层认知的基础上得出的比较准确的结论。因为这些都是要与更多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见面的,可能还会遇到专业人士,所以网上商店中商品的售出与否,都要求文博界深化对文物的深层认知。

(三)开拓了博物馆的展览功能

博物馆网店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开拓了博物馆的展览空间。通过互联网连接到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欣赏到丰富的馆藏文物信息和网店中琳琅满目的文化商品。通过文字、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信息从中挑选自己喜爱的文化商品。同时还可以将文物实体和文化衍生品作进一步的比较,从而明白文化衍生品的文化价值来源,而且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展示二者各自制作的工艺流程,尽最大可能地了解文物的前世今生;这就比在博物馆漫无目的地瞎转,或者听着讲解员流利的讲解而自己一知半解要进步得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博物馆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开发适合消费者的文化商品,开设特色的博物馆商店,是提高博物馆文化产品展示和出售有效手段。博物馆网店开拓了博物馆的展览功能。

(四)丰富了博物馆的休闲功能

博物馆具有休闲功能,博物馆网上商店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这种功能。购物是博物馆观众游览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游客出游时或多或少会买一些纪念品以留作纪念或赠送他人,但他们不想带着厚重的博物馆文化商品疲惫地辗转于各大旅游城市之间,于是网购成为他们的首选。同时,网店集图、文、声、像于一体,更易吸引博物馆观众,满足其购物休闲的生活需求。例如,博物馆网店提供给消费者的考古影像,让消费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考古发掘现场的场面,观察文物刚出土的样子等。同时,博物馆网上商店及时报道与博物馆有关的重大事件和持续的内容更新,以便增强博物馆网店的黏着力,吸引博物馆消费者的注意力,并提供与博物馆展示有关的展品详细信息、各项展期资讯和特展推介等,让观众在家也能感受到博物馆各项展品内在的艺术性与文化价值,给博物馆观众以吸引,从而刺激网上浏览者前往博物馆或博物馆网店购买商品的心理。

(五)获取更多的发展资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博物馆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和社会的资助,应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寻求新的资金渠道,⑥充分发掘自身的市场潜力。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就曾说过:“开发博物馆文化产品,不从文物、博物馆中寻找、发掘创新的原料元素,是失策;文物、博物馆界没能充分提供丰富厚重的优质资源,是失职。”⑦博物馆网店可以为博物馆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成为新的资金来源渠道。而外国的博物馆网店已走在我们的前面,如位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商店营业额到2002年已经突破1亿美元。⑧2008年,其博物馆商店运营收入占营运总成本的30%,成为维持博物馆正常运营、实现博物馆未来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⑨由此观之,作为大都会博物馆网店的经济贡献虽不能说占到运营收入的一半,但也应该是一笔数量可观的发展资金。博物馆网店的收入作为博物馆商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博物馆进行文物保护、科研和宣传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来源,对博物馆未来的开发意义重大。

博物馆网店功能的具体实现需要多方努力,然而它最需要的是对博物馆文化的挖掘,对博物馆特色文化产品的开发,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博物馆网店的开发运营对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

只有坚守博物馆的文化特质,博物馆文化产品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才会吸引大量社会资金的关注。博物馆为实现其经济效益,必然加大对博物馆文化商品的深层开发和研究。博物馆网店的成功开发运营会对博物馆文化产业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拓展了销路,加快了博物馆文化商品研发和传播的速度

博物馆大量的在线图像帮助远距离的消费者挑选商品,有利于推动博物馆文化的国际传播和高效传播。⑩企业开发的是商品,博物馆开发的是文化商品。而“当博物馆要跻身于市场而披上经济色彩的时候,就注定要要运用市场学原理来探索博物馆管理方法”,(11)要运用市场学原理探求博物馆文化产品的研发和出售。博物馆文化产品的研发者要确定文化产品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博物馆藏品的基础上进行研发,要开发经营具有特殊性质和意义的文化商品。有必要时可参考现代企业的营销观念和手段,关注社会需求,根据公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设计区别于馆外的一般文化产品和推销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产品,追求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吸引消费者的购买欲。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文化商品的品质已成为博物馆形象的外在表现。通过文化产品的研发和网上营销,树立博物馆在广大观众中的品牌,让博物馆文化产品不再是被简单定义的纪念品,而且成为真正的文化品牌。

(二)扩大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人群和范围

一般来说,博物馆商店不可能具备遍及全球的销售网络渠道,应如何规避这一缺陷,博物馆网店的开发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博物馆网店以国际互联网为载体,通过高效的信息流动和日益便捷安全的网购,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时空、地域的限制,将身处全球的消费者聚集于无形却又真实的博物馆网店中。同时,根据对消费群及其消费需求的分析,针对目标顾客“细分市场”, (12)分析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制定出相应的营销策略。目标顾客的确立,使得博物馆经营从盲目走向秩序化,做到有的放矢,文化产品的开发更有针对性。博物馆消费者消费与否,在博物馆网店的浏览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到了知识,获得了教育,得到了娱乐。另一方面,则扩大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人群和范围。

(三)宣传博物馆文化的重要窗口

博物馆网店作为网民购物的一种经济实体,在一定层面上也承担着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宣传,是宣传博物馆文化的窗口和发展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展示窗。在现今世界,广告无处不存在,博物馆文化商品作为商品的一种,也必然要采取广告宣传的手段促进其商品的销售。博物馆网店通过网络这一便利资源是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无形中增强了文化商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既起到了促销博物馆文化商品的作用,也树立了博物馆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向外界展示博物馆文化、推广文化商品,从而吸引外来资金参与开发。博物馆要充分利用好网店这一窗口,使其在发挥自身职能之外成为展示城市和地区精神文明的特殊阵地和展示地区历史文明成就的文化阵地。

(四)以文促产、“以文养文”的重要手段

众所周知,自实施博物馆免费开放后,许多博物馆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业务经费十分紧张,阻碍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而博物馆网店通过销售文化商品,所得到的利润可以弥补博物馆经费的不足,起到以文促产、“以文养文”作用。扩宽博物馆商店经营的领域,实现“以文养文”是现代博物馆商业经营的新理念。(13)博物馆网店的收入作为博物馆商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博物馆进行文物保护、展览、科研和宣传教育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来源,对博物馆未来之路有重大意义。以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为例,2011年,博物院委托员工工商贸合作社代办业务权利金收入1.3亿元,其中一部分便是来自网络商城的盈利。(14)以历史资源为依托,整合文物资源,将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变文化资源为文化资本,在博物馆网店这块小天地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四、结语

新的时代赋予博物馆新的特征、新的发展、新的使命,博物馆不应再逃避经营,而应以市场为导向,以大众为本位,以文物为中心,自我开拓创新,加强在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而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开发正是博物馆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途径。根据国家文物局在2011年底公布的《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今后十年间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是着力培养一批博物馆发展的示范工程、品牌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博物馆事业的整体繁荣。当今博物馆网店所拥有的各项优势无一不为博物馆文化商品的开发提供了便利,为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博物馆事业的的繁荣开拓了思路。

[注 释]

①(14)雷若新、丁龙庆:《关于博物馆网上商店的思考――以国立故宫博物院的e-Shop为例》,《邢台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②曹炜芳:《博物馆文化产品营销中的几个关系――从苏州博物馆谈起》,《中国文物报》(博物馆周刊),2013年11月27日。

③⑥邹霞:《文化产业与新时期博物馆的走向》,《襄樊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④方百寿、乔雪华、赵英如:《军事博物馆商店发展探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

⑤冯林英:《关于博物馆商店的思考》,《中国博物馆》,2003年第1期。

⑦刘修兵:《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路漫漫》,《中国文化报》,2010年2月23日。

⑧李金亮:《博物馆商品店的经营策略》,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⑨蒋晟:《博物馆商品营销研究》,复旦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⑩邹宇:《试论博物馆购物服务质量之提升――兼论博物馆商店经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

(11)陈德声:《论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开发经营》,《中国博物馆》,2006年第4期。

(12)陈炜、祝重禧:《市场经济条件下博物馆商店经营模式的构建》,《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

文化市场学论文范文第3篇

2011年10月18日下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全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了部署,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与此同时,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我国篮球文化产业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体育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发展而形成与发展的。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和转轨的过程中,作为篮球文化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还处于探索阶段,发展不尽完美。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把握机会,因势利导,不断创新,推动篮球文化产业的发展。

2、文献综述

2.1、相关概念

文化:英文为culture,这个词源于拉丁语,原意为耕耘、耕作,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luckhohn)曾专门撰写了《关于文化的概念与定义之评述》一文,文中述及关于文化的160种定义。不过关于文化的定义虽多,但所定义的内容却大致相近,这些内容有:认为文化是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一切知识、思想、价值观和物质财富;认为文化是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认为文化是社会成员获得的、经社会认可的、满足生理和精神需要的方式、方法等。产业:产业就是资产(或资源)集中化,产业包括占有的财产和积聚财产的事业、活动。

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指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和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活动。我国2005年国家统计局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篮球文化:通过文化的内涵可以得知,篮球文化是关于篮球运动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具体包括了篮球运动的物质条件、篮球制度、篮球认识、篮球观念、篮球价值等。

篮球文化产业:从文化产业的概念可以看出,篮球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篮球有关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2.2、研究综述

迄今,我国篮球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同时仍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制约着我国篮球文化产业的发展。诸多研究对此进行了论析。徐鹏,唐金根,王昌友指出:篮球文化产业在非赛期的开发不够,对于潜在的消费群的关注不够,迫切需要建立更加完善合理的战略。杨跃新,严珍指出:我国篮球产业应进一步增加赛事,加强篮球人才的培养,修改比赛规则,加强对裁判员的培养和管理,改革经费的筹集和管理办法。

韩国刚指出:我国篮球产业应该转变观念;明确产权归属,健全竞争机制;培养球星,建立良好的经营环境和畅通的经营渠道;让球迷产生对俱乐部的归属感,让球迷始终感到快乐。

易小坚,李野指出:中国篮球产业应该走向国际化;遵循市场规律,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职业篮球联盟体制,建立和规范篮球中介市场、篮球球员市场,篮球产业应定位为精神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女子篮球需要关心,大力扶持和开发高校篮球产业和中学篮球产业以及鼓励和发展篮球。

罗铮子指出:我国目前实行的管理体制是国家篮管中心组织联赛、地方篮协承办、俱乐部负责出资经营的一种管理体制。管理手段主要是依靠蓝管中心的行政指令和法规约束,并与俱乐部协商相结合。因此制定的有关法制、法规在总体上比较薄弱,水平不高,可操作性差,执法过程中以权代法的现象存在。王华指出: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体育经纪人的介入。因此体育经纪人的培养和管理工作当作为发展体育文化产业的重点。

曹桂祥指出:我国篮球产业市场开发力度较小,体育馆上座率不高,广告和电视转播效益不理想,其他相关产品的开发更是少得可怜。大部分俱乐部仍靠企业投资维持生存,俱乐部亏损,企业负担加重,严重削弱了企业投资篮球的信心,也严重制约了我国篮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张卓熙,陈国瑞认为:篮球产品的开发基本上只是集中在主产品“竞赛”以及实体要素“包装宣传”,而对篮球产品的延伸要素的开发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篮球产业的发展壮大。

综合多篇研究文献观点,主要认为我国篮球文化产业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篮球品牌形象不够完善,需要多方位、多渠道挖掘篮球市场,俱乐部应积极加强与球迷、观众以及赞助企业的沟通,提高对门票收入和电视转播的认识,培养球星,完善球员转会制度,提高对潜在消费群的关注,培养体育经纪人以及提高篮球文化需求等等。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篮球文化产业研究目光是放在各领域横向区域,缺少纵向分析,无法形成篮球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发展缺乏长远性、全局性、互。如何将篮球文化产业中各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特有的产业体系,推动篮球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当前形势下需要考虑的问题。

3.1、研究对象

文化大发展与篮球文化产业。

3.2、研究方法

3.2.1、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需要,本人分别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期刊网(CNKI)等收集、整理国内有关文化大发展理论、体育文化理论、体育产业、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等多篇文献。同时查阅先关学术著作——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学等方面的书籍,为本研究寻求理论平台和理论依据。

3.2.2、逻辑分析法

本论文在研究中运用了归纳、演绎、比较与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对文化大发展和篮球文化产业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了逻辑归纳、分析和概念开发,对论文中有关论点进行了逐层的论证与分析。

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文化大发展的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开创的新局面,是文化大发展提出的实践基础。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文化大发展提出的理论基础。

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是文化大发展提出的历史依据。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是文化大发展提出的现实根据。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趋势深入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是文化大发展提出的国际背景。

4.2、篮球文化产业的特征

4.2.1、文化产品的特征

广泛性:篮球文化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结果,其内容带有普遍性,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体现。虽然其表现形式是少数人的,却可以得到全社会的认同,甚至是无数代人的认同。持久性:篮球文化产品的消费是一种欣赏性的消费和参与性的消费,通过消费,让更多人了解、掌握其中的文化价值,使文化价值更具有永恒的意义。思想性:篮球文化具有认知、教育、审美、娱乐、健身等功能,能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培养人的意志,丰富人们的知识,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4.2.2、文化服务的特征

品牌性:人们对篮球文化服务的认知是即时感受、易逝性的,因此它的品牌效益特别重要,品牌效益越好,认可度就越高。不确定性:物质产品的生产具有专业化、规范化的特点,质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同样作为一种生产过程的篮球文化服务,则主要是人的技能表现的过程,而人的技能发挥受到本身身体和心理状况好坏、环境变化等客观因素制约,因此,即使去看一场著名球队比赛,也可能看到一场糟糕的表演。

4.3、篮球文化产业现状

我国篮球产业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体育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发展而形成与发展的。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和转轨的过程中,作为篮球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还处于探索阶段,发展不尽完善,但大有潜力可挖。篮球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以篮球竞赛为核心的改革和发展。1994年以前,篮球产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的全国锦标赛、全运会,几乎就是各省市、单位的专业队比赛,篮球价值没有得到开发。1994年,篮球首先在赛制上进行改革,推出了全国甲A主客场制;1996年又推出了全国职业篮球联赛;1997年举行全国俱乐部篮球比赛;1998年同时实行甲A、甲B联赛;2004年的赛制又有了重大变革,把14支甲A球队分为南北赛区,借鉴NBA的比赛机制,推出了全新的篮球超级联赛。另外,CUBA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自1998年开展以来,发展也相当迅速。2010年推出的大学生超级联赛,更是开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广大学子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篮球产业的主体——职业篮球俱乐部,大部分是建立在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产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因此,必然会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同时又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投资合作形式。由于合作形式的多样,俱乐部产权的归属和管理方式就有所差异,经济收入也不同,人才流动就会出现一种不太正常的倾向。加之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和篮球协会与各俱乐部没有直接的纵向领导关系,虽然通过章程和制度有一定的限制,但仍会产生某些暂时的困难和矛盾。不过从发展的观点看,这都是俱乐部初始阶段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以篮球竞赛表演为核心的主体市场带动了篮球相关产业的发展,据调查,我国城市居民认为应重点发展的体育消费项目中,篮球高居第2位,城乡居民篮球服消费居运动服消费的首位。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有各级各类学校71 5万所,在校人数约2.5亿,每年购买力达数百亿元,是体育消费的主要市场。在消费统计中,大学购置的体育器材中篮球排在第1位,篮球网排在第6位;中学购置的体育器材中篮球排在第2位,篮球网排在第10位;小学购置的体育器材中篮球排在第8位。大学男生个人每年体育消费,购置的运动服装依次为:运动鞋、篮球服;购置的体育器材依次为:篮球、足球、乒乓球等。中学男生个人每年体育消费,购置的运动服装依次为:运动鞋、足球服、篮球服;购置的体育器材依次为:足球、篮球、乒乓球等。大、中学女生和小学男生购置的体育器材中篮球均排名第5位。虽然目前我国篮球人口有2亿多,但相对全国人口仅占19%。因此,篮球消费市场的发展潜力还很大。

4.4、文化大发展与篮球文化产业的关系

篮球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和其他文化形态相伴而生、同步而行的一种文化形态。文化大发展势必会促进篮球文化的发展,而篮球文化的快速发展也将大力推动篮球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篮球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而且还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而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篮球文化产业实现新发展。文化大发展中提出“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而篮球文化产业正是秉信这样一种理念,使人们形成一种健康生活的篮球文化氛围以及全民有较高参与篮球健身的自觉意识。文化大发展中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篮球文化产业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与支持。篮球文化内涵的健康、向上、积极、丰富的文化价值理念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追求进步、勇攀高峰的文化价值理念。二是公平竞争的文化价值理念。三是崇尚法治、规则至上的文化价值理念。四是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文化价值理念。五是团结合作、和谐共融的文化价值理念。

4.5、影响篮球文化产业的因素分析

4.5.1、人才资源是篮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篮球文化产业属于智力密集性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而展开的“头脑风暴”,是一个高度推崇个体创造性的产业,它更加依赖个人的才能、智慧以及对外界的感悟能力,因此,篮球文化产业的竞争也常常表现为优秀人才资源的竞争。推动篮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体育经营人才,体育产业的经营者需要具备市场经营和体育运动两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办体育,在我国具备体育知识的人才往往缺乏应有的经营意识和知识,而一般经营者又缺乏体育运动知识,因此造成人才资源的匮乏。我国篮球文化产业人才的匮乏,必然造成我国篮球文化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不足,篮球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也难以得到迅速的提升。

4.5.2、激发篮球文化需求是篮球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篮球文化需求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求,主要体现为丰富多彩的精神需求。篮球文化需求主要是指人类对于篮球文化产品(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和篮球文化服务的消费性需求,在经济活动中消费者的需求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在篮球文化产业中生产篮球文化产品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人们的篮球文化需要,而且必须是能够实现的需要。

4.5.3、经济环境是篮球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满足篮球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物质保障,整体水平低,规模小。特别是群众体育,覆盖面小,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的篮球产业相比,差距很大。

4.5.4、管理体制是篮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目前实行的管理体制是国家篮管中心组织联赛、地方篮协承办、俱乐部负责出资经营的一种管理体制。管理手段主要依靠篮管中心的行政指令和法规约束,并与俱乐部协商相结合。因此,制定的有关法制、法规在总体上比较薄弱,水平不高,可操作性差,执法过程中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仍然存在。

4.5.5、篮球市场营销是篮球文化产业赖以生存的支柱

篮球文化产业说到底是一种产业,那就必须要有市场的支持,如何进入生产——销售——资金回笼——再生产的循环模式,将篮球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是必须要考虑的中心问题,不管是篮球文化产业提供的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离不开这种营销模式。因此,篮球文化产业的发展,跟篮球市场营销是密不可分的。

4.6、发展篮球文化产业的对策

4.6.1、构建篮球文化产业三大体系

篮球竞技表演体系:积极举办各级各类篮球比赛,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合作,扩大宣传,提高比赛水平,努力打造有影响、有特色的赛事品牌,加深社会大众对篮球文化的关注。加强篮球协会和职业俱乐部的基础建设和规范建设。积极推动建立政府依法监管、协会管办分离、俱乐部自主运作的中国特色职业篮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极探索研究推动职业篮球发展的扶持政策。篮球健身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市场主体,鼓励和支持费公有制发展篮球产业,在提高篮球场馆设施的综合利用率和运营能力的基础上兴建篮球场馆,满足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开办篮球技战术培训,提高社会大众的篮球素质,合理引导高收入群体篮球消费行为,积极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篮球消费需求。篮球运动用品体系:做大做强篮球运动用品行业,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篮球用品品牌,制定与完善国家标准,加强篮球运动用品认证。满足篮球用品市场供给。三大体系更应该相互合作,职业篮球运动员参与到篮球健身群体中与球迷交流学习,加强球迷的篮球文化的认知;篮球场馆宣传篮球用品,提高产品熟悉度;篮球用品企业对职业篮球俱乐部及各篮球场馆进行行业包装,实现竞赛品牌带动服务品牌,服务品牌提升产品品牌,产品品牌包装竞赛、服务品牌的良性互动。

4.6.2、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

要缓解我国篮球文化产业人才的短缺,还需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发展环境。为此要建立人才评估机制,并通过提高工资、奖金、福利来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还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形成一支懂技术、会管理、具有相关经济和法律知识的专门人才队伍,这是我国篮球文化产业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得以不断成长、壮大的基本条件。高校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基地在吸引人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培养篮球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比如从相关产业中引进人才;还可以把人才送到国外进行专门的培训,这样能把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带回国内,形成符合中国篮球文化产业发展实际的一套经营管理体制。

4.6.3、激发社会大众的篮球文化需求

有需求才能有发展,需要形成篮球运动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浓厚文化氛围,大家参与篮球运动健身的自觉意识也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如果篮球文化成为广泛覆盖各地方、各人群的普遍文化,国民的身体素质必然得到更大的提高。认识篮球运动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寄托,一种财富载体,有了精神文化需求才能推动篮球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4.6.4、健全管理体制

国家已成立了全国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协在协会制转化过程中已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即向俱乐部、产业化、职业化、实体化过渡.这个体制应既稳妥又快速地进行.管理体制建立后,关键是如何制定和建立新型的、科学的、规范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篮球管理制度与法规,更好地推动篮球产业的发展。

4.6.5、充分发挥篮球市场营销的主观能动性

首先,市场营销过程中,俱乐部与企业合作不能偏重利益关系,要充分发挥合作精神。其次,俱乐部与大众的公共关系处理要处理得当,定期组织俱乐部公益活动,组织球星与球迷面对面交流等活动,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这样不但有利于吸引潜在的消费者进入市场,也有利于争取长期市场。另外,俱乐部和新闻媒体的联系需要紧密,尤其与电视台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公众对俱乐部的关心和了解;同时加强俱乐部对企业关系,提高俱乐部的广告收入和电视转播权的收入。

4.6.6、加强对青少年的重视

青少年是篮球文化产业的后备资源,他们充满活力,富有激情,这正是篮球文化的精髓所在,青少年在不久的将来是篮球文化产业消费主要群体,培养他们的篮球技能,拉近他们与篮球文化的距离,提高他们对篮球文化的兴趣,将对篮球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有重要作用。

5、结语

文化市场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电影制片业;融资方式;现状

绪论

电影产业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民族电影产业的发展受到普遍关注,支持发展本国的民族电影产业已经成为各国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多样化、维护本国文化安全的一个主要议题。从发展经济角度看,发展电影产业是一国满足其国民对文化娱乐产品消费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且发展壮大本国电影产业还可为国家出口创汇,增强其综合国力。

优化中国电影制片业融资方式,解决制约电影制片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其健康发展,不仅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够增强中国电影制片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一个运行良善的电影制片业融资方式下,市场可以发挥对电影生产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可以使该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最优。

优化电影制片业融资模式是完善中国产业结构的一条有效途径。中国电影产业市场供需缺口大,存在超额利润,在一个运行良善的电影制片业融资方式下,其它产业资本可以顺利向电影产业市场转移,可以在产业间实现平均利润,从而优化国家产业结构。总之,电影制片业投融资方式问题研究,对解决中国当前文化娱乐产品供需矛盾有重要实践意义,对于研究如何解放中国文化生产力的问题也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中国电影制片业融资方式概述

(一)电影制片业融资方式的含义和方式

一部电影从策划、生产前期、拍摄、剪辑到最后的发行,几乎每一步都需要资金的不断注入,资金链的正常运转才能保证一部电影的制作能够顺利完成,因此说电影产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融资作为一种资本运营的具体表现形式,对电影的产业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电影行业产业化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的短缺,电影无从寻找更多的成本分担者。拓宽融资渠道可以有助于快速累积资本,融资主体的多元化能够降低经营风险,实现资本的增值,提升整个电影行业的产业化水平。

融资(Financing)即资金融通。从广义上讲它是指资金由资金提供者向需求者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资金的融入和融出两个方面,即资金供给者融出,而资金需求者融入资金,也就是说融资是资金双向互动的过程。从狭义上讲融资主要是指资金的融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资金来源,即具体经济单位从自身经济活动现状及资金运用情况出发,根据为了发展需要,经过科学的预测和决策通过一定的渠道采用一定的方式,利用内部积累或向外部资金供给者筹集资金以保证经济活动对资金需要的一种行为。

电影制片业融资是指为支持电影制片业的建设,促进电影制片业的发展,运用多种方式为电影制片业的生产及销售筹集与融通资金的金融活动。电影制片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因此,如何筹集资金成为电影制片业资本运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进行融资方式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不同融资方式的特点、融资成本(包括资金使用成本、融资交易成本)、宏观金融环境、企业自身的资信和财务状况等。对于不同融资方式具有不同特点。

(二)融资体制的变革

尽管电影制片业有其特殊的一面,但是电影制片业投融资体制与其它产业投融资体制仍具有很多共性,电影制片业投融资体制的制约在其它产业中也同样出现,整个国家的投融资体制的变革必然规定着电影制片业投融资体制发展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投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投资主体已形成由高度集权体制下的国家单一投资主体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元投资主体的格局;第二,投资来源由传统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拨款的唯一来源转向国家投资基金制、银行及金融机构贷款、企业集资、吸收外资等多种资金来源;第三,投资方式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来源的多渠道必然引起投资方式的多样化,主要表现在股票、债券投资在整个投资方式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第四,在投资计划管理中,开始运用经济杠杆和间接手段进行管理,为建立新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积累了一定经验。在建设项目决策咨询、评估论证、可行性研究、设计、物资供应、工程承包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引入了市场竞争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目前我国投融资体制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投资主体行为错位;各类市场尚未发育成熟,市场调节方式也还不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间接化的宏观调控滞后,投资宏观调控的功能不健全;投资法制建设薄弱。因此,进一步深化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电影制片业的快速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电影制片业融资方式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无论哪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和金融的大力支持,电影产业也不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放开电影产业准入门槛,不断颁布新的电影政策,降低电影投资的风险,吸引各种社会资金投资电影,促进电影产业发展。2002年以后,中国电影产业的融资能力大大提升,各种大片横空出世,带动了电影市场的发展,中国电影的产量和票房收益年年走高,老百姓重新回到了电影院并开始关注电影。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电影产业,中国的电影制片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北京在2006年举行的“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电影行业从旧有的事业封闭运行体制下逐步走向开放,在国家大大小小的改革下,电影产业形成了企事业单位为主,民营、外资并存的格局。影视产业融资90%来自于自由资金,7%是政府扶持资金,而社会的投入资金只占2%。社会投入的资金目前还非常的低,而如果去海外融资的话,又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大多数国内制片人是不可能做到海外融资的。所以,我们不能沉浸于媒体对于电影市场的乐观态度,我们应该抛开一些个别案列,来观察中国电影市场投融资市场。

就电影生产而言,电影的投融资其实是一种生产投资,其目的是生产电影,再通过电影市场而产生利润。为了保证电影本身的质量以及最后在市场上的吸金能力,这就要求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只用最优秀的人员和技术,而这些最终都要依赖于充足的资金,或者说是大量的资金。对一部电影来说,为了找到充足的资金,制片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从各个领域找到投资。目前,我国的电影投融资手段按照投资主体可分为:影视机构投资、媒体预约投资、版权预售投资、政府资助、综合集团投资、风险投资和银行贷款。也可以按投资比例分为:全额投资和联合投资。中小成本的投资一般都是影视机构的全额投资或是政府资助。这种投资的好处在于:一是几乎不需要花费任何融资费用,既不涉及资金所有权、控制权的转移,也不需要付息还本,融资风险小;二是融资管理便捷,一般不涉及同外部的关系,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限制也比较少,所以不需要复杂的手续,既可缩短融资时间,又能降低各种手续费用。三是自主灵活,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一般不存在时间长短问题,而且不需要金融和证券机构的配合,也不受他们的干预。但是,全额方式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投资方必须独自承担投资风险,事实上这种风险不仅体现在资金压力上,而且制片机构还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从制作到发行各个环节上遇到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全额投资是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结合体。近几年来,国内诞生的大片现象,催生了联合投资。大片需要有大场面、大制作和大明星,这些因素要求影片具有接近亿元的大成本。单个影视投资人不仅无法承担起巨额的成本也无法承担巨大的市场风险,于是,联合的现象就产生了。制片公司之间进行合作,同时又吸收来自于综合集团、风险投资、银行以及境外机构的资金,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比如,有些公司发行实力强,而有些公司制作实力强;而可以使所有投资人分散投资压力,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而像横店集团这样的大型影视城,可以自己的场地资源进行投资。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他们不收取任何场地租用费用,而是将这些费用作为资金投资对电影进行投资。

虽然近几年,我国电影融资渠道正越来越宽阔,不仅有行业内资金,也有行业外资金,不仅有国内资金,也有国外基金,不仅有国内投资主体,又有民营投资主体。投融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逐渐形成。然而,毕竟我国电影尚处在产业化发展初期,与其他电影产业发展强国相比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这也决定了我国电影业投融资体系尚薄弱,面临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资金总量不足。从整个投资规模来看,电影产业的资金总量仍然不足。从2004年的41亿元,到2007年的60余亿元,虽然有接近50%的增长率,但相对于电影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言,电影产业的投资总量仍然不够的。我国的电影产业要真正实现产业化的发展,必须有大规模的投资拉动。

其次,投资极不协调,缺乏科学的投资模式。我国电影的票房差距太大,两极分化严重,要么是100万到200万的制作,要么是几千万甚至几个亿,以至于除了超级大片,就是一些中小成本的影片,有的甚至都没能进入院线上映。没有出于中间阶段这样的投资,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这与我国电影制片业本身的产业体制有关,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还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第三,融资渠道较单一。一直以来,这都是我国制片业融资存在的最大问题。客观现实要求融资渠道需要拓宽,融资主体需要多元化。虽然现在相对于以往来说,有更多的资本进入到行业中来,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融资方式仍然十分传统、单一,像银行贷款、私募基金、大企业投资、网络融资等等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第四,政府的扶植力度尚需加强。政府对电影工业高度支持,高度政策性和高度市场化相结合,已经被证明是当今世界电影业融资方式的成功范例。已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还要继续并逐步扩大下去,还要加强对中低成本国产影片的优惠措施和扶持力度。

第五,电影后产品开发不足。我国目前电影行业的收入大部分仅仅只是停留在影片票房收入上,很多优秀的影片在造成了轰动的社会效应后,并没有将这些效应利用起来,开发相应的后续产品,影片的潜在资源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这与我国电影人商业意识、品牌意识不强有关,还只是停留在拍摄完影片就送进院线放映的阶段。

三、中国电影制片业融资方式优化的对策和措施

(一)政府投资是直接推动电影制片业发展的基本保证

在电影制片业投资中,政府的投入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对非盈利性文化事业尤为如此,政府根据国家的基本制度对符合国家政治原则的文化活动表示支持,并给予资金支持,反之,则予以限制或取缔,政府投入除了直接拨款,还可以采取相关政策,把税收和企业上缴的利润中的一部分作为文化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电影制片业的投入应采取普遍支持与重点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全面进行扶持,只能重点扶持。从层次上看,主要是扶持那些具有地方特色和个性的高雅艺术,以及重要的科研、教育部门,从具体部门来讲,主要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点广播影视部门等。

(二)资本市场是实现电影制片业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

资本市场是扩大文化投资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以信用交易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业迅速发展,文化企业的成长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者进行社会集资等直接的融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流动资金的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联营股本贷款、循环贷款、产权市场上的溢价转让和拍卖、项目贷款等间接融资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

从目前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资本市场已经介入了电影制片业,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沪深股市已经有了不少电影制片业上市公司,如媒体业的电广传媒、中视股份、歌华有线、东方明珠等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尝到了甜头。其中电广传媒这几年的快速崛起很能说明资本市场对电影制片业的助推器作用。

(三)积极引进外资,提升电影制片业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

近年来,由于我国政策的不断开放和市场的复苏,越来越多的境外电影基金开始对国内电影市场报以热情。CineFinance、FilmFinances、英国渣打银行以及日本Gaga电影公司新成立的“UD#1”电影基金都希望能够在亚洲特别是中国进一步开拓他们的电影业务。

所以,在积极引进外资这一方面,具体做法有:

首先,可以先易后难,逐步引进。考虑到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拟先从电影制片业的流通、制造、服务等行业开始,谨慎但积极地进行中外合资试点,可率先在书刊、音像制品、广电节目的发行领域,电视导购等信息服务领域、大型娱乐业领域及某些文化制造业领域列出投资项目指南,与外方建立合资关系,并允许外资实行控股。

其次,项目合资,技术协作。通过有项目、有技术、有期限的合资经营,提升我国目前迫切需要改造的基础设施的技术能级。比如说,针对目前娱乐业科技含量低,不足以刺激大众消费的问题,可以积极考虑引进像迪斯尼乐园这样以高科技为载体的大型娱乐项目,再增加娱乐项目的现代性和吸引力的同时,带动社会就业及相关产业发展。

第三,政策配套,平等相待。在经济政策上,应予电影制片业中的中外合资企业享受目前我国中外合资企业享有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并可享受有关的电影制片业财税政策。

(四)充分调动民间资金,以广开社会投资渠道

1.鼓励投资中小企业

在政策上允许和鼓励集体、家庭和个人以参股、购股、合伙经营的方式申办或参与各类中小型文化企业,这种由多元经济成分参与、多种所有制形式构成的中小型文化企业,必将迅速、有力地吸引社会资金流向并壮大整个的电影制片业。

2.发展民间金融组织

鼓励建立专司中小型文化企业的民间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政府部门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支持,使高度政策性与高度市场化相结合的范例,已经被证明是当今世界电影业融资方式的成功方式。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还要继续并逐步扩大下去,还要加强对中低成本国产影片的优惠措施和扶持力度。

(五)设立文化发展基金,支持电影制片业发展

由于文化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它生产出售的是精神产品。因此,不能把它完全推向市场,让它自生自灭,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当有所保留地扶持某些重要的文化机构和产业。在具体操作上,为防止资金分配上的政治影响而采取经由公共团体如基金会等中间环节拨款方式,把资金间接地分配给需要支持的电影制片业,坚持避嫌原则,避免政府直接干预文化。

对于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基本构想是,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预算及社会各方面的捐赠。基金会的职能是专门筹划与核定资金的合理分配、具体操作资金的划拨,并根据有关法规,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相应的监督和评审,基金会的作用在于通过经济而非行政的方式贯彻政府文化政策、繁荣文化市场、支持符合政府意图和倾向的公益性电影制片业的发展,从而做到政府只是引导而不直接干预文化活动,保持文化相对独立的品性。这样既有利于文化本身的繁荣和发展,也有利于电影制片业在市场化操作过程中更规范化,更遵从经济规律。

(六)制定相关税收政策

鼓励个人和团体对文化事业的捐赠,鼓励工商企业和社会人士对电影制片业的赞助。企业不仅是经济增长和科技产业化的主体,也是文化投资的重要主体,除了文化企业的直接商业性投资,其他非文化类企业也进行了许多文化赞助。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鼓励投资,还实行了对企业的减免税制度。

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政府已经对电影制片业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是总体来说做得还很不够。当务之急,政府应该采取更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工商企业和社会人士赞助电影制片业,在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和鼓励企业与文化之间的伙伴关系。

(七)发行影视文化,募集社会资金支持电影制片业

我国目前已有体育和福利两种。体育一年的销售额高达几十亿元,收入大大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但同样作为公益事业一部分的影视文化也需要各类资金支持,发行影视文化应提上议事日程,影视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雄厚的资金基础是影视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尤其是一些非盈利的公益性电影制片业,如果不为其提供各种经济支持,它的发展就会很艰难、很缓慢,甚至会有为生计而偏离文化主业的可能。这对整个电影制片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发行影视文化,利用其募集的资金助电影制片业一臂之力,投入到那些迫切需要资金支持的公益性电影制片业中去,必将促进电影制片业更健全地发展。

四、结论

与市场经济国家的电影制片业相比较,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起步较晚,市场化程度低,同时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痼疾的影响,电影制片业存在较大的融资供需缺口,这是中国电影产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电影制片业融资方式的运行困境是制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表现为电影产业投融资方式运行不畅,市场难于有效发挥配置电影产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该方式难于解决电影产业的既有融资供需缺口,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这使得优化中国电影产业融资方式成为解放中国电影产业生产力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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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场学论文范文第5篇

2006年度工作总结

2006年,全县宣传思想工作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上级宣传部门的具体指导下,紧紧围绕县委、政府的工作大局,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战,为我县“三增三化一拓展”工作目标和改革开放摇旗呐喊、提神鼓劲,营造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推进了全县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理论武装,狠抓干部职工的理论学习。

(一)县委中心组学习扎实认真,特色鲜明。今年我们把加强和改进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措施和基础工程来抓,进一步强化了领导因素在学习中的推动作用。坚持领导以身作则,县委、县政府坚持“先学习、再议事、后决策”制度,每次县委常委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在开会、决策之前,首先学习一个小时的政治理论和法律法规。另外我们加强了一把手的督学。县委领导按照年初的岗位分工,负责抓好联系乡镇的学习辅导,科局单位的一把手则直接担负起本单位中心组的组织领导工作。由于有以上措施的保证,全年县委学习中心组按规定学习了四次,每次都保证了三天以上的学习时间,参学率均达96%以上。围绕提高执政能力,县委中心组坚持做到紧贴形势学,紧贴市场学,紧贴中心学,举办了三次大型学术报告会,先后请省委党校周正刚教授、省财经专科学校副校长刘寒波、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管理局局长易继元和中南大学商学院陈晓红教授等省内外知名人士来我县做专题报告,分别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现代产权与发展石门工业及县级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宏观经济走势与县域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等做了专题辅导讲座。县委中心组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一是出了经验。县委中心组的学习,在全省党委中心组学习服务经验交流会上作了经验发言。二是出了典型。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同志是我市唯一一位被推荐为全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专题教育活动的先进个人典型。三是出了成果。今年全县仅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理论文章调研文章就有120多篇。其中县委主要领导公开发表的理论文章或内参就有40多篇。

(二)乡局级中心组学习、一般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创学工作进一步强化。各单位严格对照“十有”,即有阵地、有组织、有专干、有规划、有内容、有活动、有制度、有督查、有奖惩、有经费,进一步加强了学习管理。一是学习考勤更严。各单位加大了学习考勤力度,将学习与干部职工的绩效奖惩挂钩,做到每次学习无一人迟到,无一人缺席,进一步保证了学习时间和参学率。二是督评措施更力。注意通过督导检查、调阅笔记、交流讨论、考试总结等形式提高干部职工的学习效果。县委宣传部每季度都对全县各单位的学习情况和效果作一次详情通报。三是激励机制更科学。把学习与竞岗评岗结合起来,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出”的竞争激励机制,使广大干部对自身素质和能力提高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四是学习与本单位的主导工作结合更紧。如县政法委牵头组织了全县政法系统岗位练兵和技能培训,开展了“警示教育月”活动。公安局把电脑操作和汽车驾驶作为警察的两项基本技能,实行强化训练。此外,许多单位以“学习日”和创学活动为契机,有针对性地选择了电脑、英语、普通话及其它专业或行业的学习内容,多层次补充知识结构。宣传部在具体抓理论学习时,注重为各单位规范学习内容和重点。做到了年度学习有规划、季度学习有专题、每月学习有重点、每次活动有主题。

(三)基层党员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一是集中办好各类干训班。今年依托县委党校,共举办理论、组工、法治、妇青等各种主体培训班11批次共1800人。二是利用活动进行党员教育活动。如总工会举办了“建设学习型企业,争做知识型职工”学习经验交流会,县妇联组织了创学习型家庭演讲赛,团县委举办了“国税杯”创建学习型社会、争做优秀学习型人才演讲赛,楚江镇举办了“霜洁杯”两个《条例》知识抢答赛,壶瓶山镇举办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演讲赛和“生命之光”家庭知识讲座,文化局、荆河剧团组织了送中央1号文件文艺下乡巡回演出活动等。

二、围绕经济中心,认真组织策划,新闻外宣工作持续上进。

(一)新闻“四上”势头不减。围绕上大报大台、上头条要闻、上典型的目标,我们加大了部署、策划、调度力度。据统计,全县在市级以上媒体上稿2131条,其中中央级媒体12条,省级媒体324余条,《湖南日报》上稿就达140条。其中A

1版头条1条,B1版头条3条,继续保持全省100多个区县市第一的地位。《常德日报》上稿600余条,其中头版头条22条,在省级电视台上稿24条,省电台20条,市电视台210条,市电台390余条。《宝塔救人》、《陈代表的民情日记》分别获得了全市广播电视作品一等奖、三等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今年3月29日、30日,我县新关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陈建教的先进事迹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中分二期播发,影响很大。

(二)经济报道持续走强。一是围绕农业产业化,继续加大了特色产业的报道力度,《常德日报》头条《锻造“注意力”》、《高山上的惊喜》、《石门柑橘带动效应明显》、《石门兴起茶叶品牌大战》等稿件全面推介了我县锁定山区特色,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的经验,反响较好。二是围绕工业化,加大了招商引资的报道力度。《眼球经济打开石门市场之门》在《湖南日报》A1版头条发表,《石门资源产业撑起工业一片天》、《石门矽砂藏在深山人未识》等稿件均在《常德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三是加大了“两个置换”、劳务输出、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公民道德教育、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等相关工作的报道力度。

(三)战役报道力作不断。今年以来,围绕“一号文件”进农家、皂市水库建设、茶禅之春、常德周边行、记者换位看湘鄂柑桔节、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等重大报道战役,宣传部精心策划,认真组织,报道有声有色。皂市水库建设在《湖南日报》发了一个专版,上A1版报眼一条,《常德日报》头条一条。“茶禅之春”茶文化活动和柑桔节期间,我们邀请了湖南日报、潇湘晨报、农民日报、湖南卫视等10多家媒体来石进行了采访报道,分别发稿40和100多篇,仅柑桔节期间,就在湖南日报上发文字稿5篇和图片4幅、在新华网消息10多篇,进一步提升了石门茶叶和柑桔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县级相关媒体上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报道,开辟了《一号文件进农家》、《走进重点工程》、《卫生与创建》、《消赤减债》等专题专栏对我县的中心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报道。另外,今年我县的外宣制品也成绩突出,以宣传湖南屋脊壶瓶山为内容的大型精美画册《壶瓶山探密》已正式出版在全国发行。由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异地看湖南活动,我县的秀坪园艺场做为全省24个被采访对象之一进入了被采访行列,先进事迹在中央电视台进行了12分钟的专题播发。

(四)队伍建设日益加强。广大通讯员写稿热情日益高涨,侯碧海、张友亮、肖四清、刘远景等通讯员写出了大量优稿好稿,极大地带动了全县通讯员的写作热情。与此同时,在5月下旬我们还邀请文萃报社、常德日报社资深编辑记者来石门给百余名通讯员授课,以此不断提高通讯员队伍的业务素质。对全县大部分电视编辑记者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对主要栏目的负责人全部实行竞争上岗制度。在注重业务水平提高的同时,我们对全县新闻队伍的“三项”教育也丝毫没有放松,除积极参与全市的教育学习活动外,我们也正在筹备全县新闻队伍的“三项”教育学习活动。

(五)加强和主流媒体的关系,确保党报党刊的发行。今年以来我们继续保持和各主流媒体的密切关系,通过加强协作,争取我县的三个文明建设得到上级媒体的支持与报道,我们确保了全年无有损石门形象的重大负面报道。2007年党报党刊发行能够全面完成。

三、突出石门特色,注重面向基层,文化宣传活动效果显著。

(一)节庆、广场文化活动推陈出新。我县的节庆、广场文化活动围绕县委的中心工作,围绕国家重点工程推陈出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春节期间组织了全县纳税大户春节联谊会,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观看了大型现代花鼓戏“郑培民”。中央、省市驻石单位举行了大型焰火晚会。2、成功组织了皂市水库开工庆典系列活动。配合水电部到施工现场进行了五场慰问演出。为抓好库区移民工作,由宣传部牵头,文化局、剧团到移民点村进行了30多场专题演出,宣传移民政策,做好群众思想工作。3、围绕中央“一号文件”的宣传,组织了文艺演出队,到全县各乡镇进行专场演出50场,让农民了解中央政策方针,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4、组织了以“石门桔子红了”为主题的柑橘节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石门柑橘的知名度,促进了石门经济的发展。5、围绕石门的特色产业,我们于4月18日在壶瓶山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茶禅之春”山歌演唱会,将舞台搭在茶园旁,将镜头对准采茶女,让石门茶叶走出深山,走向世界。6、为配合石门创全国卫生县城和迎世界环境日,我们组织了“健康之声”广场音乐会和“绿满石门”广场文化活动;配合诚信教育在石门大剧院举办了“诚信之光”大型文艺晚会。此外,县直各单位、各乡镇也利用节假日,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文化活动,皂市镇依托城区古建筑,举办了一次规格高,规模大,群众参与面广的中秋赏月及民俗表演活动

。三圣乡围绕农产品加工销售,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俗比武擂台赛。这些活动的开展,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石门经济的发展。

(二)“五下乡”活动重实效。今年我县的“五下乡”活动,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的高度重视。4月12日,由市委组织部牵头,市委宣传部等30多家单位到二都乡南台村开展“四送五下乡”活动。4月18日,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卫生局、市文化局等四十多家单位到蒙泉镇开展“四送”活动,为群众送医送药,义诊义演,开展法律咨询。3月初,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县直40多家单位到磨市镇进行“四送五下乡”活动,重点开展对中央一号文件的宣传。同时,全县70多个扶贫后盾单位到各自的点村进行政策宣传,共为群众免费发放科技书籍1万多册,资料15万多份,举办讲座300多场,送支农物资折款90多万元。全年12支电影放映队到全县各乡镇送戏60多场次,送电影6400多场,观众近20万人次。

(三)精品生产有新突破。年初,我们根据县委《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的意见》文件精神,狠抓文化艺术的精品生产,进一步提升文化艺术品位,首先认真策划组织“五个一”工程,我们采取利用优势,狠抓特色凝聚合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生产了50多件文化艺术精品,其中由张福雄、盛中权创作的歌曲《永远是太阳》,陈文署所著散文集《灿烂的门》分别获市级“五个一”工程三等奖。万里创作的《希望之光》、王勇创作的《世纪老人》获湖南省第十届摄影艺术展优秀奖。张福雄、申象泉、钟清林等创作的歌曲《拉起手》、《回家》、《山村老教师》等七首分别在《湘江歌声》上发表。同时,由宣传部牵头组织编写的小故事《人民的小黑脸》一书已由湖南人民出版,12月份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发行。以皂市水库移民工程为主题的“渫水情”美术、摄影、诗词、书法大赛已全面启动,这是我县历年最高规格的一次大赛。全年来,全县共在省市级以上发表理论文章80多篇,美术、书籍、书法摄影作品200多件。

(四)强化管理,文化市场进一步净化。为了达到繁荣、净化、优化文化市场,我们首先从抓文化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着手,对全县从事文化执法人员、印刷厂负责人、部分娱乐场所业主进行学习培训,并与100多个文化经营业主签订了“安全经营责任书”。同时,发动社会民众参与监督,进一步加大了对扫黄打非的力度。按照上级安排和群众反映我们开展了以坚决取缔“黑网吧”,坚决杜绝网吧接纳未成年人、坚决禁止网吧超时经营、坚决封堵网上有害信息、坚决清除安全隐患为主要内容的网吧专项治理行动,县文化稽查队员将网吧经营场所分片包干到人,实行24小时监督,对全县中小学周边内的网吧全部限期搬离,共取缔“黑网吧”11家,查处接纳未成年人的网吧24家,暂扣电脑38台。另外我们还开展了打击盗版光盘,保护知识产权的专项行动,共收缴盗版音像制品11700张,盗版软件780张,收缴非法出版物2100册,有力地净化了文化市常

四、明确创建重点,巩固成果,文明创建活动和思想道德建设有序进行。

(一)认真抓了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和诚信教育为重点的公民道德教育。今年,县文明委把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并列入年终宣传思想工作的考评内容进行考核。围绕未成年人教育,县委召开了三次专题会议,下发了《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施意见》的文件,同时,还制定了《关于建立中小学德育工作社会考评体系的实施方案》,把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列入县委中心组的必学内容。为了让这项工作长效、稳步地发展,我们与县教育局、县妇联、团县委、县关工委及有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创造性地开展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6月1日,由县妇联牵头,在政府广场举办了城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成果汇报表演,城区学生向全县未成年人发出倡议,远离,远离网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8月12日,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牵头,在石磷小学举行了“道德银行”现场会,将学生的操行情况每日存入“道德银行”,每周一评,激发了孩子的参与热情。为了打造诚信石门,树立诚信政府,我们首先以县委名义下发了《关于建设诚信石门的实施意见》,之后开展了一系列诚信教育的具体活动。首先是组织了一场规模大,规格高,参与面广、教育意义深远的大型晚会《诚信之光》,以艺术的形式展现石门人的诚信风采。二是组织开展了诚信典型企业的评眩我们参照市委下达的诚信、典范企业的评选标准,采取自己申报,工商、税务、质检等职能部门联合考核的办法,共评出市级典范企业两家,县级典范企业10家,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式,接受社会监督。

(二)、以“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改陋

习”为主题,组织开展“四进”社区活动。根据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县文明委组织牵头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改陋习”系列宣传教育活动。首先是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开展“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改陋习”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其次是开展了以读书教育活动,知识竞赛活动、“改陋习、树新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全县共发行系列读本8万多册。参加活动人数超过20万人次。组织知识竞赛20场次,收到主题征文2万多篇,开展演讲赛160多场次。第二是以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为契机,开展了创卫活动。每个社区都设置了健康教育宣传橱窗,普及了健康教育知识。通过典型引路,严管重罚,万人签名等措施,我县卫生现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年已通过了全国卫生县城的验收。第三是开展了全民健身活动。由县文明办牵头,县体育局、各单位工会组织,今年来,我们开展了全县职工乒乓球擂台赛,社区篮球赛,射击赛,拔河赛等,通过这些活动,达到了全民健身的目标。

(三)、开展“百里文明走廊”、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窗口、创评活动和文明村镇、“星级农户”创建评选活动。为扩大城区文明创建成果,今年我们将石陬、石清线纳入”百里文明“走廊创建规划,制定了《关于创建省百里文明走廊的实施方案》,提出了主要工作任务,对小城镇的建设规划,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思想道德建设、科教文卫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取缔了蒙泉、新关、白云的马路市场,对市容市貌进行了彻底的整治。顺利通过全省文明县城的复查验收。我们对全县历届来盛市级文明单位标兵单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走访调查。对计划申报的盛市级文明单位进行了现场指导,并定期召开座谈会,碰头情况,交换意见。由于共同努力,今年申报的四家省级文明单位,一家市级文明标兵单位,一家市级文明单位,一家市级文明社区。窗口行业开展了文明执法、公正执法的竞赛活动。在农村,我们以点带面,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星级农户”的评选活动。如在二都乡开展的“改水、改厕、改橱”活动,在新关镇开展的“公民道德千家园”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积极健康发展。

五、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宣传队伍和事业有新发展。

(一)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管理得到进一步强化。为了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战,创建学习型机关,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年初,我们就带头开展创“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宣传干部”等活动,根据实际制定了学习规划,每次学习均先由干部进行专题讲座,之后围绕讲座又进行专题讨论,通过学习提高了干部职工的综合能力。另外为了将考核具体量化,我们将全县的宣传思想工作目标任务分别以31项和29项向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下发,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我们和相关部门还精心策划出了全县全年开展的14项宣传文化主题活动,将活动策划到了月,责任到了单位并报县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使全年工作开展做到了有章可循,不打乱战。

(二)进一步推进文化广播体制改革。为了发展和繁荣我县的文化产业,我们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着手制定了《石门县繁荣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十年规划》。同时,我们积极响应中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号召,在全县文化部门全面实行改革。县电影公司成功实现“两个置换”,成立了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负责全县电影发行和放映工作。广播局继续推行记者编辑“双向选择、竞争上岗”的制度,为遏制新闻事故的发生,继续推行“百天公示制、经济处罚制和连带追究制”,把新闻事故的发生率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三)加大投入,进一步打牢了宣传文化事业基矗为了使全县的宣传文化工作上台阶上水平,县委政府每年都在预算中列有意识形态导向基金和“五个一”工程奖励基金,从今年起每年又增加“文学艺术奖励基金”,对宣传战线所需的新闻采访摄像机、编辑机、文化稽查机动车等设备全面更新,新闻采编质量大大提高,稽查力度大大加强。另外,加大了对乡镇广播文化站建设的扶持力度,按照“领导重视、专人专职、阵地设施、基本活动、规范管理、创收补文”等6个方面的创建标准,我们确定了蒙泉、夹山、皂市三个乡镇为全市宣传文化示范乡镇,严格按照6条标准抓好抓落实。目前,蒙泉镇已基本通过了上级验收。同时,我们还对今后的乡镇创建工作作了规划,制定了近期和远期目标。县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原县荆河戏剧团)这一公益事业项目的基建工程建设已正式启动。

(四)强化措施,宣传信息工作正常运行。年初,我们就制定了宣传信息上稿奖励制度,为了确保今年信息的上稿任务全面完成,我们还从相关部门聘请了10名信息联络员,专门负责为我们提供信息源,在今年5月份举办的全县通讯员培训班上,还专门安排了一堂信息写作的课程,通过培训,提高了通讯员撰写信息的积

极性和信息稿件质量。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向省委宣传部报送信息三十余篇,已被正式采用的有四篇,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

(五)建设扶贫和招商引资工作成绩突出。今年是建设扶贫的最后一年,为了巩固扶贫成果,今年我们共为扶贫点村磨市镇三岔溪村新建水渠1000米,改造沟渠2000米,修建人畜引水工程三处,解决6个小组,80个农户的吃水问题,修建沼气池20个,共投入物资及现金10万余元,目前全村人均年收入已由原来的900元提高到1100元。招商引资工作成效突出。装机1000台,就业人员达1300余人的世运针织厂已于今年年初开机生产,到目前为止,投资额已达2000万元。另有几个在谈项目正在进行之中。

文化市场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化生产方式;文化生产力;文化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082-06

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相互交融的趋势日益凸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间的交流与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这一背景下,文化研究成为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围绕文化生产方式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现就相关研究情况作一综述。

一、关于文化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提出并运用了“精神的生产”、“精神生产”、“精神生产的方式”等概念,这成为学者们研究文化生产方式理论直接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作为“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实际已经提出了宗教、法、道德、科学、艺术作为精神生产方式的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精神生产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三种生产之一,与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相并列。而在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19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间关系的认识已达到新的理论阶段,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出于对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警惕和阐述捍卫唯物史观的需要,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这三种生产形式中主要集中研究了物质生产的过程。晚年马克思受摩尔根等人的影响在研究原始社会时对人的生产也进行了初步探讨,恩格斯在《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对人的生产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却并未对精神生产展开深入研究和详细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经常将“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力”、“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方式”等概念(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交替使用,借以来分析物质生产过程和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由于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主要研究物质生产的相关问题,因此这种概念上的替换使用不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混乱。但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长期有人将经典作家特殊语境下的概念使用方式理解为一般的使用样式,由此得出“生产力”、“生产方式”等概念只针对物质生产而言这一结论,强调“生产力”就是物质生产力、“生产方式”就是物质生产方式。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变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受当时社会文化水平所限并未深入研究的文化生产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凸显,“文化生产力”概念被学术界提出、接纳并逐步形成共识,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在党的正式文献中使用。“文化生产力”理论的探讨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生产力问题的研究视野,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新的内涵与时代特征。随着文化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学界发现仅用“文化生产力”概念亦不足以衡量文化以及文化生产的整体发展水平,更无法全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因此,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文化生产关系”、“精神生产方式”等理论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就国外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理论出发,不断深化对艺术、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本雅明从艺术的生产力和艺术生产关系的矛盾入手,开创了艺术生产理论的先河;伊格尔顿提出了文学生产方式理论,认为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马歇雷认为文学和意识形态的缝隙透视出文学的意蕴。”〔1〕

就国内而言,有学者探讨了提出精神生产方式概念的意义和作用:其一,在分析一种社会形态时,既要分析其经济形态即物质生产方式,也要分析人文形态即精神生产方式,通过两者的互补、相融关系,可以全面地理解统一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其二,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使人们在物质生产方式与精神生产方式以及在由它们的统一而构成的社会形态中,坚决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原则,从而抛弃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经济决定论”。该学者还提出,运用这一概念可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民族为何会在社会形态上显出不同的结构性特征、甚至走向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些都可以从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上找到答案。〔2〕与这一观点相类似,有学者提出,广义的生产方式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精神资料的生产方式,而精神资料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使用,可以解释说明人类精神文明的创造、积累和发展过程,通过其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关系的分析能够更好地阐释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3〕

二、关于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方式的涵义

1.关于生产方式的涵义

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其内涵作用曾保持普遍共识。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对如何理解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学术争鸣。

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论。早在1938年斯大林在写《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就提出:“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4〕其后,我国的理论界吸收借鉴了这一论述,并对此进行了分析评述。赵家祥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关生产方式的论述进行了归纳,总结出五种情况,并与斯大林的定义进行分析比较,赞同斯大林对生产方式概念的论述。〔5〕肖前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明确指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方式既是社会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也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力量。 〔6〕

第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介论。部分学者认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并不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并且把两者联系起来的中介范畴。当前,这一论断在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讨论,形成的主要观点包括: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说,即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7〕劳动生产条件说,即生产方式指劳动的生产条件,包括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或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8〕生产技术方式说,认为生产方式的精确含义即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9〕多重含义说,认为生产方式有多重具体含义,包括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和生产的社会形式。〔10〕

2.关于文化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相对应,当前学术界在使用文化生产方式(又称精神生产方式)概念时,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种理解可表述为文化“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方式概念相对应,属于广义层面的使用;第二种理解可表述为文化生产“方式”,与文化传播方式等概念相对应,属于狭义层面的使用。

第一,广义的文化生产方式

许多学者认为,文化生产方式是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前者反映的是文化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反映的是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提出,文化生产矛盾运动过程涉及文化的生产机制、生产内容和服务对象三个基本要素,分别回答“如何生产文化”、“生产什么文化”、“为谁生产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总和就是文化生产方式。其中,“怎样生产”的问题更带有根本的性质。人类进行文化生产时既需要处理“文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又需要处理“文化人”与“文化人”之间的关系。〔11〕也有学者认为文化生产方式就是文化发展中的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即文化生产-接受模式。〔12〕

第二,狭义的文化生产方式

还有一些学者尽管并未对“文化生产方式”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但从其使用这一概念的语境来分析,他们主要是从狭义意义上来理解“文化生产方式”概念,将其作为文化生产的方法或途径。例如,党的文献中提出的“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13〕,就是从这一意义上来使用的。有的学者实际上将文化生产方式理解为文化生产技术方式,从科学技术对文化生产方式影响这一角度出发,突出强调科技进步给文化生产的对象、工具和过程所带来的变革,认为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文化生产方式逐步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14〕也有的学者将文化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管理模式,认为现代觉醒实现了从传统技术为主的物质生产方式向人文价值为主导的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运作特点来看,文化生产方式是以价值为主导的社会管理。〔15〕

三、关于文化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形式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生产方式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处于人类某一发展阶段的文化生产方式受当时物质生产方式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并随其发展而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学者们依据不同的标准对文化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形式进行了划分:

以社会物质基础为依据。有学者提出,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人类文化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约5000年前到公元1500年左右为农业社会以及农业文化阶段;从公元1500年到1950左右为工业社会以及工业文化阶段;从公元1950左右至今为(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以及信息文化阶段。该学者认为,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而这一演进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16〕

以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为标准。有学者依据人类社会制度与社会形态的不同,将现代文化生产方式分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11〕其实,马克思在1861年至1863年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就提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的判断。黄力之先生认为,“这里,马克思提出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也可以视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按照这一划分标准与逻辑,人类文化生产方式的演进则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文化生产方式、奴隶社会文化生产方式、封建社会文化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17〕

以物质生产媒介为划分标准。有学者对人类文化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概括,以技术媒介为参考标准划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与远古时代的身体媒介相对应的部落化生产方式、与农业时代手工工具相对应的个体化生产方式、与工业时代机械印刷相对应的集体化生产方式、与信息时代数字媒介相对应的多元化生产方式。〔18〕

以科学技术革命为标志。有学者提出,人类历史上三次科技进步给人类文化生产方式带来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使图书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第二次是19世纪电子技术的发明,使视听产品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出现了音乐、电影、无线电广播、电视等视听产业。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包括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它促使文化生产方式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文化传播方式极大丰富、产业融合趋势明显、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日趋模糊。〔19〕

以文化生产与接受的关系为依据。有学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和接受混为一体的混合文化;脑力与体力劳动分开后文化生产和接受明确界分的贵族化文化,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当代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是大众文化生产方式。大众文化生产方式打破了以往的单向性的从文化精英到文化受众的文化生产-接受模式,社会大众不仅能够自主选择和接受文化,而且直接参与文化创造活动。〔12〕

从学者们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文化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生产方式内部要素之间、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文化生产方式既受物质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随其变革而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具有不平衡性。

四、关于文化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

在讨论文化生产方式“是什么”、“如何分类”之后,学者们就文化生产方式特别是广义文化生产方式的结构即“包含什么”进行了分析,对文化(精神)生产力与文化(精神)生产关系的内涵定义、构成要素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

1.文化生产力的含义及其构成要素

关于文化生产力的含义,大多数学者赞同将文化生产力定义为人类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强调了精神劳动者的“有目的的活动”和所生产产品的系统化,认为文化生产力是精神劳动者在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中运用精神生产手段创造系统化的观念形态产品的能力和力量。〔20〕还有学者对这一定义进一步细化,认为文化生产力是指具有一定智能和知识的劳动者运用和掌握文化资源创造社会财富、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同时又是创作和制造文化观念及提供价值理性的社会能力。〔21〕还有学者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对文化生产力进行定义,认为其主要是指经营性文化产业对社会生活的贡献能力,它与文化传播力、公共文化事业的文化服务力相对应。〔22〕

关于文化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学术界大都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概念的分析思路来展开对文化生产力结构的分析,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三要素说。许多学者以社会生产力的结构划分为依据,将文化生产力分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个基本要素。有的学者用精神生产手段代替其中的精神劳动资料,认为生产手段分为精神性和物质性两种手段,精神生产的手段与精神生产的对象的区分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有学者将文化生产力的三要素划分为:作为主体性要素的人,作为客体性要素的文化资源和作为中介性要素的思维方式等。〔23〕

第二,四要素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化生产力是文化力最基本的特性。构成文化生产力的四大要素是:优秀的文化人才,优良的文化产品,科学的文化管理和必要的文化生产条件。以文化管理为例,它又包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机制、加强互联网的管理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等内容。〔24〕

第三,动静两层次说。有学者提出若从静态来分析,文化生产者和文化资源是构成文化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若从动态上看,文化生产力必须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循环中得到实现和发展,因此,文化体制、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互动机制以及文化生产力自我更新的效率等都是构成文化生产力的基本动态要素。〔25〕

2.文化生产关系的含义及其构成要素

学界对“文化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称谓有着多种理解,但在文化生产关系所包含的核心要素这一问题上认识大体相近。就文化生产关系的含义而言,一般认为它特指人们在文化生产实践中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也有学者将精神生产关系称为“精神生产的社会结构”,即人们在精神活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如物质活动一样,精神活动不是彼此孤立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总是由彼此处在一定社会相互关系中的人们完成的。〔26〕

关于文化生产关系的构成要素,一些学者认为文化生产关系包括三个要素:精神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精神生产关系的基础;人们在精神生产中的社会地位和相互交换活动的关系;精神产品分配关系以及由它所决定的消费关系。〔27〕还有学者则认为三大要素应为:精神生产者与社会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精神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精神生产者之间的关系。〔26〕

3.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两者的关系

关于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两者间的地位作用,学者们认识也不统一,甚至完全相悖。

第一,文化生产关系决定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不是精神生产的关系一定要适合精神生产力的发展,恰恰相反,是精神生产的关系决定了精神生产力发挥的方向。两者的矛盾展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矛盾是潜在的、矛盾已展开和两者的冲突。〔28〕

第二,文化生产力决定说。更多的学者赞同这一观点,即文化生产关系由文化生产力所决定。学者们认为,即使是精神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相互适应,那么精神生产力决定精神生产关系也是根本的、主要的方面。也有学者将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看作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文化生产力决定文化生产关系,而文化生产关系又对文化生产力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29〕

五、关于深化文化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思考

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文化生产方式相关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成果,从理论上探索总结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推动了我国文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对文化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在深化理论认识、解决文化建设现实问题上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1.应关注对文化生产方式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

当前,学术界对文化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成果尚不系统,相关的一些论述大都分散在有关精神生产、文化生产等论文或著作中。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深入研究文化生产方式问题的专著,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学术界对文化生产方式概念本身尚没有严格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表达的并非同一个涵义。就具体要素而言,学者们研究文化生产力的热情较高,理论成果较多。但研究文化生产关系,特别是从文化生产方式这一整体性视角出发来研究文化问题的仍然较少,此论题尚需要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与重视。虽然一些学者就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的相互关系、文化生产的发展演变、影响和制约文化生产方式发展的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总体而言,学术界对文化生产方式的研究尚处在概念分析整理阶段,亟需进一步深化:一要明确文化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定义定位,梳理弄清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作用和运用此概念进行文化研究的意义。二要研究探讨文化生产方式的构成要素、基本特征、内部作用机理。三要科学总结文化生产方式发展变革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的一般动力机制、演进规律。

2.应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

学者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的变化及其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对文化产业的特点及发展规律进行了探索,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理论尚未深入研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应当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立足于当代中国特殊国情,以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为根基的文化生产方式;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是区别于传统单一计划型、封闭型社会主义而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开放、多元的文化生产方式;同时又是与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形态文化相区分的文化生产方式。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至少应包括:从文化生产方式视角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变迁历程,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形成的复杂性、必然性,探索其演进的规律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发展阶段、具体特点、类型划分等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

3.应加强运用文化生产方式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

近些年来,特别在党提出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学术界对我国当前文化生产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从宏观整体视角进行思考尚显不足,亟需将文化生产方式理论与我国文化建设实践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当前,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进入快车道,文化生产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调整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面临着新的时代机遇与挑战。运用文化生产方式理论分析、梳理、解决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要深入研究加快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方法途径,包括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不断革新文化生产的工具手段、建立完善科技转化为现实文化生产力的有效机制、理顺文化生产中人与物的关系、推进文化事业繁荣与文化产业发展。二要不断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生产关系,即文化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创新文化生产的组织形式、改革文化体制机制、理顺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等。三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正确处理好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的关系,既要重视研究文化体制机制等生产关系的变革,也要注重对文化生产力内部机制、动因系统等方面的分析,实现两者的相互协调、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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