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2 22:49:48

韩国经济论文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造船行业既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产业关联度大、创造就业机会多等特点，造船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和稳定社会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主要造船国如日本、韩国等，都把造船业作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政府通过政策性融资等手段大力支持造船业的发展。我国造船业凭借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造船行业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近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制造行业。

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重点支持大型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出口的政策性银行，支持船舶出口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成立八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始终把支持我国船舶出口作为出口信贷的工作重点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业务累计对船舶出口发放贷款434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放款总金额的23%；办理船舶出口的对外担保22.5亿美元，占担保总金额的74%；共计支持了包括超大型油轮、大舱口集装箱船、液化石油气船、化学品船、高速水翼船和自卸船等在内的各种出口船舶708艘，总吨位1767万吨，合同总金额121亿美元。同时，为贯彻国家鼓励国轮国造的政策，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内销远洋船舶的建造也提供了少量的出口卖方信贷支持。目前，国内的大中型造船企业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中国进出口银行近年来对我国船舶出口的支持率已经达到90%，与广大造船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八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船舶出口提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促进了造船工业及其上游行业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帮助相关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我国船舶出口连续数年居世界船舶出口第三位的成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目前，我国造船业的发展既存在优势也面临困难。从优势来看，一是我国造船业技术力量较强，管理水平较高，不仅可以建造一般大型船舶，而且能够建造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造船的质量和服务都能满足船东的需求。二是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造船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三是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船舶出口得到了政府在出口退税和出口信贷等方面的支持。我国造船业虽然与韩国、日本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发展速度快，潜力巨大，发达国家的不少船东预言，未来世界船舶建造的主要市场将转到中国，中国很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从面临的困难看，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造船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世界船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市场船价降低，我国造船成本提高，船舶出口难度加大。船舶出口如不能保持稳定增长，或者出现下降趋势，势必极大地影响造船业的发展，并将对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应该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支持造船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我国船舶出口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使我国早日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造船和船舶出口大国。

二、借鉴国际经验，运用出口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

近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主要利用出口卖方信贷支持我国船舶出口的同时，借鉴国际同类机构的通行做法，为我国船舶出口提供了出口买方信贷支持。向船东提供出口买方信贷是国际上通行的船舶融资方式。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般贷款相比，买方信贷具有期限长、利率低等特点，为造船企业、船东和融资银行所普遍接受。去年11月和今年4月，我们先后向挪威索莫盖斯有限公司和温特盖斯有限公司提供出口买方信贷，支持他们从我国进口四艘8删立方米液化石油气船和两艘1万立方米液化石油气船，反响很好，受到出口企业和国外船东的欢迎，这两笔贷款成为我们运用买方信贷支持我国船舶出口的有益尝试。

运用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向购买我国船舶的外国船东提供出口买方信贷，可以增强对船东的吸引力，提高我国出口船舶的竞争力。国外船东、船舶融资和中介服务机构普遍看好中国造船业的发展，他们希望能够在为船舶及相关贸易提供融资与服务方面加强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合作，并得到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我们向挪威斯考根海运集团提供买方信贷后，在国际上引起积极反响，一些国际知名船运公司和船东对我们向船舶出口提供买方信贷等融资服务很感兴趣，纷纷前来咨询，表示愿意探讨具体的合作项目。事实证明，运用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能够有效地增强我国造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让国外船东作借款人，可以解决国内造船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和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从船舶建造到出口收汇，整个过程所需资金量大、占用时间长，如果单纯使用出口卖方信贷，会加大船舶制造和出口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承担一定的出口收汇风险。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也增加了船舶出口企业持续获得贷款和担保的难度。出口买方信贷免除了由造船企业直接承担的长期负债，不仅可以改善国内船厂的资产负债状况，解决他们贷款难及寻求担保难的问题，也解除了企业船舶出口后存在收汇风险的后顾之忧。

中国进出口银行运用出口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有不少有利条件。首先是所需外汇资金有保证。建行初期，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外汇营运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曾通过为国外银团贷款提供担保的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现在，国家外汇储备比较充裕，作为支持资本性货物出口的国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可以通过购汇等方式补充外汇营运资金，因此，运用买方信贷业务支持船舶出口所需的外汇资金来源充足。其次是贷款风险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中国进出口银行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船舶出口融资业务，对中国船舶市场和造船企业的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与国外著名船东和融资机构也有比较广泛的联系。目前，我们已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船舶出口信贷风险管理制度，船舶贷款的信贷资产质量也比较高，不良贷款比率低于其他行业的水平。在对船舶出口提供买方信贷时，我们可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加强对借款人、担保人的信用评估，控制和防范船舶建造风险。可以说，我国运用买方信贷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各方共同努力，买方信贷应该也能够在我国船舶出口融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船舶出口融资方式。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同时发挥出口卖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的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进一步加大对船舶出口的支持力度。

三、运用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的几点意见

中国进出口银行运用出口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发展这项业务，加大利用买方信贷对船舶出口的支持。

一是充分利用中国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金融业务品种齐全、功能强大等优势，为船舶出口提供“一站式”融资服务。根据企业的需要，在船厂交船前我们可提供出口卖方信贷，同时提供所需的履约和预付款等保函服务，满足企业在建造船舶中对资金的需求；在交船后根据船东及担保情况，或提供出口买方信贷，或继续提供出口卖方信贷，使造船企业和船东得到全方位的融资服务。我们鼓励造船企业积极利用出口买方信贷方式进行融资。

二是进一步加强与国外有关金融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为国内船舶出口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中国进出口银行可以利用自身优势，请国外金融机构继续为我行出口买方信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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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运用买方信贷业务

供担保，还可利用这些机构长期从事船舶融资的经验，借助它们广泛的客户网络，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市场的相关信息。此外，对采用国外船用设备和材料、在中国制造并出口的船舶，可探讨由中外双方分别提供出口信贷，进行联合融资。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开展利用国外买方信贷进口国外造船设备的转贷业务，以支持国内造船企业更新设备，提高造船能力。要通过上述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扩大我国船舶建造项目订单的来源，为国内船舶出口企业争取更多的市场机会。

三是加强对船舶融资担保方式的调研，有效地控制船舶融资风险。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船舶融资模式还主要建立在银行信用担保基础上，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探索建立在船舶抵押担保基础上的融资模式，以降低船东的融资成本，有效地控制船舶融资风险，扩大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的规模。此外，我们将借鉴国外有关金融及中介机构在控制船舶融资风险方面的成功经验，改善船舶融资的风险评估办法，更加有效地支持我国船舶出口。

四是加强业务培训，为进一步拓展船舶融资业务提供保障。船舶出口融资业务的专业性较强，从事这项工作需掌握国际通行做法、相关商务和法律规则及国际造船业市场等知识。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信贷人员虽然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离国际同业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差距。今后，我们要开阔眼界，加强与国际同业的交流，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培训，努力培养一支既精通国际规则又熟悉国内船厂情况，具有深厚理论基础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队伍。同时，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动上门服务，为船舶出口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党政相关入党申请入团申请

转正申请思想汇报党性分析事迹材料申报材料行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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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东北亚区域；农产品贸易。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WanXiaoHan Shanghai foreign trade college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paper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growing trade dispute in the test. China should take what kind of measures to continue and regional countries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of northeast Asia agricultural trad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enlightening.

Keywords： northeast Asia area；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1 东北亚农产品贸易的特征。

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差距大，其中，日韩为发达国家，其200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4。1万美元和1。7万美元，而蒙古和朝鲜的人均GDP只有0。16万美元和0。18万美元，还不到日本的1／20。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各国呈现一定的互补性，这为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重组争取了很大空间。在自然资源方面，中、俄、蒙三国地大物博，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日韩两国人多地窄，资源十分匮乏，其农产品主要依靠进口来维持供需平衡；在劳动力方面，中朝两国劳动力富足且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其它四国存在劳动力不足的瓶颈；在生产技术方面，日韩两大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其它四国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产品相对较为低端。这些差异的存在为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2 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现状。

本文采用的农产品国际贸易额数据是按照HS分类的，其中我们普遍将HS前1－24章产品归为农产品范畴。

总体来说，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国家贸易关系最密切的是海产品，2009年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45。8％，一方面，中国作为出口市场向日韩俄三国出口海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又作为进口国向俄罗斯进口大量该类产品；其次为蔬果类产品，2009年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24。

5％，主要由中国向各国出口，且连续多年保持顺差状态。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日韩两国迟迟不愿对中国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甚至不断增加贸易壁垒。中国同各国贸易排在第三位的是谷类，其后为残渣废料类和其它可食用制品。

根据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同东北亚区域各国的贸易往来总体上讲进展较快，每年是以一个很客观的增长率增长。从贸易收支方面来看，中国同日、韩、蒙三国连续多年均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与朝、俄两国连续顺差。但就农产品贸易来说，中国除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保持逆差外（仅2008年为微小顺差），与其它各国连续多年均表现为贸易顺差关系。

由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走向低迷，整体消费需求大大下降。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同日、韩、俄三国的总额在经过2007年的小高峰之后均有所下滑，尤其是同韩国的贸易合作，2008、2009连续两年负增长指数均高于10个百分点。其中，降幅最大的为海产品和谷类产品。（由UNComtrade统计数据整理而得）3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对策。

有专家预测，本次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回暖，但后经济危机时代东北亚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态势并不稳定。中国在农产品贸易往来方面的连年顺差导致日韩等国纷纷采取行动来对抗中国产品，反倾销、保障措施、特保和反补贴等措施屡见不鲜；另外，一些国家还利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来限制进口产品。在这种形势下，东北亚若想效仿欧盟和北美形成一个自由贸易经济体，就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一个新的积极的突破点。这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相互协调，力求能在贸易合作中找到一个互利互惠的平衡点。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通过完善自身来适应东北亚这个大环境。

（1）中国应加强与各国间的贸易合作与交流，积极组建自由贸易协定。

（2）严格把关产品质量，积极将高科技引入农产业，产出高端优质产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紧我国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将重心从增加产品数量转移到提高产品质量上来，发展多样化产品，提高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4）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建立贸易摩擦协调机制，对在无防备状态下发生的急性贸易摩擦，要有紧急应对机制，能快速从突发事件回过神来，积极做好“售后服务”，并从突发事件中吸取教训。

（5）完善农产品贸易服务体系，设立贸易咨询机构，向贸易双方提供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市场信息、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咨询。

（6）完善国际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和执行透明度。

虽然现阶段东北亚农产品贸易依然存在着重重障碍和贸易摩擦，但东北亚农产品自由贸易是各国经济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目前能做的就是从内部改善自身条件来适应这个大环境，同时加强与各国的联系沟通，积极融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参考文献

［1］李广勳。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展望［J］。北方经贸，2009，（5）。

［2］胡国良。后危机时代东北亚经济合作机遇及对策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9，（21）。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三）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

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

中国和越南政府在转型经济的过渡时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发挥了主导作用。两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之下，由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实施和管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强制性与诱导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两国都在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机制的改革，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 and capital flows,"financial 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 pill,h.,"international borrowing: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world 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 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 asian model （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 asian 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 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 anies)，或“东亚虎”(east asian 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 asian 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 k.s.,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stview 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 asian 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 to 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 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 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 prices 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 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forward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see

forward,and 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 k.s.,tigers in trouble-financial governance ,liberaliz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isa,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三）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一、

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二）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三）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高收入国家；分工理论；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费孝通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美]弗鲁博顿，[德]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3]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9，Vol8，（2）：743-768.

[4]Young， 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 Economic Journal， 1928， 38（152）：527-542.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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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王梦奎，河南温县人，著名经济学家,1938年4月出生,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研究员、经济组副组长。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并被聘为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是党的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中央委员、十六大代表。

在记者的印象中，王梦奎是一位严谨、睿智且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如果说社会经济学是人类的望远镜，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看得更远，那么王梦奎就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马前卒。他从中国国情出发，一次次对新时代的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及重大的理论问题，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前，众记者各使出自己的拿手“兵器”蜂拥而上，总是在他的周围形成多层包围圈。面对那些连珠炮似的提问，王梦奎始终处之泰然，侃侃而谈。

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作为经济学家，王梦奎给人感觉最深的，就是他总是心明如镜，对问题看得准确，对前途充满信心，他走到哪里，经济“圣水”就洒到哪里。但是，他又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家，本身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中央政府的重量级智囊人物，王梦奎的一举一动，总是能让人与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联系起来。

我国21世纪初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到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首先是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王梦奎说，我国确实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王梦奎看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显示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8个方面：

从经济发展看，“在改革开放推动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来，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显著增加，整个中国大地一派蓬勃发展景象。同时要看到，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粗放型增长付出了过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不仅经济总量需要继续增长，更艰巨的任务是提高科技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

从经济体制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各个领域的改革在继续推进。同时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何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深化改革，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保障，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人民生活看，“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反贫困取得全世界最突出的进展。城乡恩格尔系数的持续降低标志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增加，衣、食、住、行、用水平继续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使贫困人口免除了饥寒之苦。同时要看到，目前所达到的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而且平均数往往掩盖着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农村除列入低保的2000多万贫困人口外，还有几千万人处于低水平温饱状态，列入城市低保范围的贫困人口也有2000多万人。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各方面还有不少困难。保证全体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从发展的协调性看，“由于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农村发展保持良好势头。由于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抑制。同时要看到，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仍很明显，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发展基础、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不同决定了地区差距将会长期存在，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突出矛盾。”

从民主政治建设看，“随着整个改革进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政治体制总体上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同时要看到，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不少亟待完善和发展的环节，这些不完善的方面是和扩大人民民主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从文化建设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要看到，文化建设总体水平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适应，和我国的国际地位还不适应，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革开放深入，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样的历史任务是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全过程的。”

从社会建设和管理看，“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就业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建立，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就。同时要看到，社会发展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民生方面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课题。”

从对外开放看，“我国已经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同时要看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同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风险也随之增加。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对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梦奎说，当前我国发展的诸多阶段性特征，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特征。在新的形势下推进发展和改革，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些阶段性特征。

王梦奎说，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简要地说，就是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我国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要经历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从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少100年时间，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王梦奎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总体判断，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经济上包括双重的任务：既要推进常规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现在，我国产业结构落后，增长方式粗放，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还是初步的，在工业生产、流通和其他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仍然有大量的落后设备在使用着。科学技术水平、国民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第二，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虽然国家在促进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但是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从抑制差距扩大到逐步缩小差距，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还会长期存在。第三，城乡二元经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化进程加快，2006年城镇化率达到43.9%。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2020年可望达到60%左右，届时将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仍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据预测，2030年世界城市化率将超过60%。第四，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升至世界第四，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000美元，仍居世界后列，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总量大表明国家有比较大的经济实力，人均少表明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生产力的落后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限度。

王梦奎认为，生产力的落后状况，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伟大的创举，但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实践还是很初步的，还需要继续在探索中前进。他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继续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且愈往前发展愈要注意解决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和问题。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之后，仍然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逐步找到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适应经济基础变化要求的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

王梦奎说，党的十七大之所以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之所以在阐述重大问题时再三强调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是因为，认清当前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正确提出和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关键，是推进改革和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回顾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包括一些制度安排和发展目标，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纠正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对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的制度和体制进行了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对发展目标和步骤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同时坚决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保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在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王梦奎强调，不清醒认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就不可能从全局和总体上把握中国实际，就会看不清大的方向;看不到发展的具体的阶段性变化，就有可能使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局性和总体性判断流于空泛，大的发展方略也难以贯彻落实。只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的发展阶段，又认真分析不同时期具体的阶段性特征，才能正确判断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并据以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关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关于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都是创造性地进行社会发展阶段性划分的典范。

王梦奎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方针政策，都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适应我国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作出的正确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丰富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认识，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从而也就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据这种正确认识所制定的方略，必将引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向新的胜利。

这些年来，作为中央宣讲团成员的王梦奎经常在全国各地巡回宣讲中央有关会议的精神，使各条战线干部群众如沐春风，精神昂扬。有的与会干部认为，王梦奎的报告犹如一场及时雨，不仅对全面、准确领会中央精神起到解疑释惑的作用，也开阔了思路，更坚定了人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信心。据悉，在河北的一次宣讲中，王梦奎的报告主题明确，重点突出，深入浅出，精彩透辟，深刻阐述了中央有关重要会议的丰富内涵。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与会的党政领导、机关干部、社科理论界人士、大专院校的干部教师及部队干部始终聚精会神，耳听、心记、笔写，有的将报告录了音，有的不时对照中央领导的原着标记。王梦奎也乐于深入基层宣讲，把中央政府的精髓带给基层，为地方干群解疑释惑。

毋庸讳言，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远比过去艰巨复杂，但现有基础和有利条件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完全可以相信，只要认真贯彻十七大精神，努力做到发展有新的思路、改革有新的突破、开放有新的局面、各项工作有新的举措，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圆我强国梦，心潮逐浪高。王梦奎说:“我国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现代化胜券在握。”

纵揽全局在排疑解惑中展经纶

王梦奎出生在河南省温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村子叫安乐寨。这是三国时代司马懿的故乡，古称“司马故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安乐寨既不安也不乐，有的只是战乱、灾荒、疾病与饥饿。我最早碰到的经济问题，就是没饭吃。1943年，闹蝗灾，颗粒无收，靠树皮与草根充饥，当时饿死了很多人，我是幸存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梦奎开始上小学。尽管家境穷困，但他天资聪慧，是安乐寨有名的小秀才。由于从小随母亲到外婆家居住，使他很小就接触到具有很深文化素养的堂外祖父。受堂外祖父的影响，王梦奎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但那时乡下很难见到书，书店里的书也买不起。幸运的是，在上小学时，校长指定王梦奎管理学校的小图书馆，利用课余时间到那里服务。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课外书籍，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读书兴趣。

1952年初，不满14岁的王梦奎考入沁阳师范初中部。“学校生活比较艰苦，家里也贫困。为了给我准备书费，妈妈到多家挪借，才借到两元多钱。”王梦奎很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学习生活虽然紧张但是快乐的。“老师要求很严格，特别是语文老师，一字、一词、一个标点，都要求准确无误。作文课常让学生自己命题作文，优秀作文在班上朗诵，并且贴出来。在这种气氛中，我长进很大，没想到后来自己还成了班上板报的主要撰稿人。”从小学到中学，王梦奎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自己所懂的、似懂非懂的或者根本不懂的书籍，使他这个偏远的乡下孩子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我曾幻想当作家，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并试着写过小说。也曾希望成为历史学家，这是从故乡悠久的历史、大量的文物古迹和丰富的民间传说中所萌生的遐想。”

王梦奎还透露，学生时期，他也爱打打闹闹，常常为一个球的输赢争得面红耳赤；想家的时候，也哭鼻子。初中时，王梦奎便要求进步，到高一才满18岁便加入了党的队伍。“我是1955年考入沁阳一中的，当时大家都有一种朦胧而又强烈的使命，大有以天下为已任的劲头。这也是时代的产物。”

中学毕业后，爱好文学与历史的王梦奎在大学并没进文学系或历史系，而是选择了经济学。“这是因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经济建设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当时我觉得搞经济学或许能够为国家多做点事。”在北大学习的几年里，读书的气氛随政治气候的变化时浓时淡，但王梦奎始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未敢稍许懈怠。1960年，他在校发表了第一篇经济论文。他认为北大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两个方面:专业知识的把握和治学方法训练、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培养。在北大所受的教育，使王梦奎享用终身。

1964年8月王梦奎在北大经济系本科毕业后，报考新设立的国际政治系研究生并被录取，考分名列前茅。但是，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急需像他这样的经济人才，便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工作，从事经济、政治、理论的研究和编辑。

“”开始后，王梦奎的学术编辑工作被迫中断，被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1969年5月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在干校，起初气氛是很紧张的。从陈伯达、接连起，气氛渐趋缓和，干校‘同学’之间开始有些交流。”有一段时间，王梦奎接触到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绳，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作了解答，但涉及现实的问题他都婉转地回避了”。王梦奎说，自己很理解胡绳当时的作法，毕竟在那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并认为自己在胡绳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服了当时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利用那几年的空闲时间读了一些书。

1975年8月，王梦奎结束6年的干校生活，回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调查研究室工作。在这里，他对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问题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

1979年初，王梦奎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工作；第二年又被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出任研究员、经济组副组长。他直面中国经济，对每个时期出现的经济现象都能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这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企业领导制度改革中提倡厂长（经理）负责制，但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为此，王梦奎几下基层，进行考察，然后继续理论研究和分析。在调研中，他得出结论：职工群众当家作主、实行民主化管理，同一长制并不矛盾；至于采取委员会式的集体管理制，还是采取一长制，那只是管理的形式问题，不涉及管理的阶级实质――如果不是“一个指挥”，而是多头指挥，或者没有指挥，那就不能及时地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以协调各个人的活动，生产过程就会发生紊乱甚至陷于停顿；当然，厂长要真正负起指挥生产的责任，不能瞎指挥。王梦奎的诠释使人们更多地认识到“一长制”在社会主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股份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开始实行，当时人们普遍心存疑虑，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其实人们并不清楚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过充分发展而已。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观念，一次次敲击着王梦奎的心扉，作为经济研究人士的他寝食难安。于是，他撰文发表个人的看法：股份制是作为解决生产社会化和资金相对分散地为不同的所有者占有这种矛盾的一种形式而得到广泛发展的，如果撇开它的社会性质，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股份制的基本内容便是集资。他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现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既然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之间，在地区和地区、部门和部门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和利益上的差别;既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存在着聚集资金的客观需要;既然公有制还需要探索适当的实现形式，那么，股份制这种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就仍然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根据。王梦奎肯定了股份制在不同性质和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中，有着比较广泛的适应性，不失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

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使得有关“股份制”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股份制”，王梦奎还经常到基层发表演讲，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可以说，股份制在中国的普通实行与王梦奎做了大量的排疑解惑工作,是分不开的。

1987年9月，王梦奎调至国家计划委员会任专职委员、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这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虽然治理通货膨胀是我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无法回避或绕开的难关，但能否有力地治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不仅关系着国民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和社会能否安定，也关系到改革成败。面对通货膨胀的局面，王梦奎经过分析与研究，认为必须实行适度的紧缩政策，坚信目前存在的困难只是前进中的困难，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后来，中央采取适度的紧缩政策，逐步制止了通货膨胀的蔓延。

有人称王梦奎是一位文章家。在他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时，为指导机关青年写作，曾精选了、鲁迅、胡绳和孙犁等谈写作的文章，辑成《怎样写文章》一书，受到广泛欢迎。王梦奎说：“我这半辈子同书有不解之缘。……我多年来在机关工作，大体上是在八小时之外读书和写作。读书，写书，作文，编书，几乎是我惟一的业余生活。看来，如无大的变故，余生可能还将这样度过。”我们只要留意一下他每篇文章所标示的写作时间，就可以知道他的节假日都是用在读书写作上了。

王梦奎强调经济学文章也要讲究文字表达技巧，要重视学术文章的可读性，养成好的文风。他指出：“有人觉得文风问题只有文艺界才有，写经济学文章似乎不必讲究文风。这是误解。”他将文章分为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他指出浅入深出是文章大忌，深入浅出是最高境界。他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被广泛的引用。通读《王梦奎文存》六卷，无论内容和体裁怎样不同，都能做到文章观点鲜明，语言简洁，温润婉转而又晓畅流利，读之如转珍珠，如沐春风。像经济研究这样一般读者感到比较枯燥的论文，也被他写活了，充满了琅琅上口的语言美感，外行人也愿意读。他的语言修养和文字技巧，使得他的文章因此能为更多的人乐于感受。

用战略眼光审视发展大略

1995年，王梦奎升任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着手研究中国发展大略。这时候，西部开发问题便作为重点课题提到议事日程。王梦奎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点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中国现代化的落脚点最终可能也是在西部地区，因此，开发西部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王梦奎分析说:中国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开始不久，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还没有完成，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如何在总体上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条件下，中国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大体经历什么样的阶段，同其他国家相比会有些什么样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这些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问题必须考虑的，也是研究西部开发问题的一个前提。

关于西部开发的阶段性，王梦奎指出：西部地区的开发，需要认真规划、循序渐进。需要研究西部地区从现在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将大体经历哪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有什么特点，目标和任务是什么，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实现现代化。

王梦奎认为，开发西部，要和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结合起来，开发西部还要与全国协调发展，要把西部开发同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考虑；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西部的开发，都要放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样的大背景下考虑。并强调，西部开发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一点是肯定的，但中央的财力毕竟有限，主要应该通过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资源、国内和境外的资源，能够在市场驱动下更多地流向西部。

王梦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3年会上演讲时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地区政策几经变化，地区差距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不是短期的政治突击任务，而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质是如何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怎样建立有利于保持西部大开发可持续性的制度和机制，是尚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关于西部开发战略问题，王梦奎的研究深入透彻，说服力强，并且是站在一个全局角度，把西部开发与全国发展联系起来，更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孜孜不倦的研究为中央及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有关领导同志夸赞他“眼光独到，求证充分”。

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王梦奎认为，“农村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工业化、城市化，这个方向不可改变。要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市化的道路，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将打破传统的农村经济封闭状态，引起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生产和生活社会化程度将会明显提高，引起市场扩大。这也是农村现代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诚然，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农门”，不能就农说农，“三农”的非农化是其根本出路。他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最困难点，不在建立若干个大的项目，也不在建立若干个现代化的城市，而在农村经济的现代化。”为此，王梦奎把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作为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些年来，王梦奎除了到工厂参与企业改革方案的设计外，还走访农村乡镇，尤其是西部边远地区，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其经济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正因为理论根植于厚实的实践，王梦奎的经济思想常常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忙里偷闲”的诗联情怀

作为经济学家的王梦奎，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和经济学研究之外的最大爱好和情趣之一，就是吟诗作赋，抒情言志。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厚传统和革命家诗人的影响，使得他具有诗人的兴致和情怀，爱上诗歌创作。

王梦奎第一次自觉的诗歌创作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有一段时间他与历史学家、诗人胡绳在一起劳动，朝夕相处、求教问学之余，在胡绳作诗的带动下，王梦奎和其他几个人也积极参与，相互唱和，在干校形成了一股“诗风”。胡绳感怀时事、表达渴望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对王梦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他后来有《诀别胡绳》云：“相对潸然满泪痕，荒村犹记共耕耘。滩头寒暑艰难甚，茅屋晦明求索勤。雨打风吹老当壮，天清日丽更增神。公今此去无遗恨，喜看小康已启门。”王梦奎的诗歌创作努力实践着“诗言志”的优良传统。他将自己所历、所见、所闻、所感，发乎情而形诸于诗，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诗兴浓厚，诗意盎然。或思乡念旧，情真意切；或师友唱和，抒怀明志；或写景记游，凭吊历史；或表现自己读书写作的乐趣，抒发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著述工作的热爱；或题写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所有诗歌都表现了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烈情感。语言质朴自然，情绪热烈饱满，格调高昂乐观，洋溢着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和积极奋斗的崇高精神，表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极富艺术感染力。

“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许多革命者也是诗人。辛亥革命时期的领袖人物孙中山、黄兴以及秋瑾等人，都有诗作传世。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董必武、、等人，都出版有诗集。气势磅礴的诗词堪称革命史诗，就其历史生命力和流传的久远来说，甚至可能超过他的论文。”王梦奎曾总结现当代诗歌创作现象时这样说：“百年沧桑，风云变幻的社会运动和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激发了诗人创作的灵感，为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实际上这也道出了他自己爱好诗歌创作的革命传统因素和现实生活因素。

王梦奎的诗词创作，散见于他的一些序言或散文结尾，或给朋友的信中，或发表在一些报刊上，有些收入《王梦奎文存》第6卷。正如他所言：“中国是诗的国度，数千年来诗人辈出，诗教普及，幼儿发蒙即受到‘床前明月光’和‘一去二三里’之类的诗歌教育，诗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也道出了他自己喜欢上古典诗歌的原因之一。王梦奎的堂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乡贤，喜欢读书、作诗、写春联，一条街的春联大多出自他手。王梦奎对堂外祖父很是敬重，堂外祖父写春联时，他总是在旁边做下手：研墨和铺纸，慢慢耳濡目染，日有长进。王梦奎小学五年级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有一次，堂外祖父自言自语，写出上联“松竹梅岁寒三友”后却想不出下联来。在旁的王梦奎说：我可以对下联。堂外祖父盯着王梦奎良久后摇摇头，有些不相信他能对出。可是王梦奎已脱口而出“中苏朝永久一心”。老人一听对得如此工整，激动地把他拥在怀里，连连夸奖。

由此，王梦奎喜欢上了对对子，逐步养成了琢磨语言的格律和锤炼字句的习惯，不断探求语言表现艺术的美。如他喜欢以身边的人名来琢磨语言文字的艺术技巧，1995年在国务院研究室春节联欢会上，他不觉技痒，以教科文卫司司长“解思忠”的姓名为上联求对，可是却没人能对上，半小时后，他公布了答案：束怀德。束怀德是当时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别出心裁，被誉为妙对。解思忠高兴得把王梦奎书写的这副联语拿去作纪念。

一次访问韩国，同行张梓昌教授出联：“葛布糊窗，格格孔明诸葛亮”。王梦奎思忖片刻，对出下联：“南皮作靶，张张南皮张之洞”。尽管他对得不甚工整，但张梓昌甚为感动：多年无人能对，你能如此迅速反衬，已属不易。王梦奎就是这样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发现语言对仗的美，训练自己对语言的感悟和敏捷思维，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现技巧和文学素养。

王梦奎喜欢写作旧体诗的用心所在，即讲究平仄押韵、对仗工整等形式美。他认为:“格律诗能够延续千余年而不绝，同其形式的完美有关。同样道理，新诗之所以至今未能盛行，恐怕也同没有找到完美的形式有关。”“不讲内容而单纯追求形式是不对的，但形式美并不是不重要，更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如是，不独诗歌为然。”因此，他强调旧体诗的创作要“合乎旧诗的格律，讲究形式美”，要在诗的格律和锤炼字句方面多下功夫。他的诗都很注重平仄押韵和对仗工整，努力探索诗歌语言表现的形式美。

王梦奎爱好中国古典诗词，尤其喜读杜甫、韩愈、李商隐等人的诗歌。他说，在他老家温县方圆50里内，出了杜甫、韩愈和李商隐3个大人物。这或许是他的诗歌才华的某种文化底蕴，使得他对我国悠久深厚的古典诗歌传统的感受更加具体和亲切。无怪乎，他常常以家乡先辈的诗歌才能和创作业绩,来激励自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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