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韩国经济论文篇1

关键词：韩剧 两国贸易 制度经济学 视觉经济学

韩剧指的是大韩民国拍摄制作的电视剧，从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第二年国内首次播出了韩剧。这以后，韩剧在进入中国22年来，渐渐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服饰选择、饮食习惯、旅游爱好等。从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剧到大型励志剧，在“韩剧热”背后潜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一、韩剧对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影响

据韩商网报道，韩国总理郑烘原表示“去年（2013年）共有370万韩国人访问中国，933万中国人到韩国去。” 韩方统计称，2014年1月中韩双边贸易额为190.09亿美元，同比增长1.4%。2月份，中韩双边贸易额为165.64亿美元，同比增长4.1%，其中，韩对华出口107.79亿美元，同比增长3.8%，自华进口57.85亿美元，同比增长4.8%。中韩双边贸易额占韩外贸总额的比重为19.5%。韩对华贸易收支为49.93亿美元顺差，同比增加2.6%。

自2013年12月某韩剧开播以来，更是为韩国拉动经济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韩商网数据显示，2014年1 ～2月，韩国农心拉面在中国的销售额提高了3000万美元（约318亿韩元），特别是在某韩剧中中出现了男女主人公煮拉面吃的场景后，“淘宝”上在线销售量猛增，比前一周增加了60%左右，甚至出现了断货、缺货现象。因为某韩剧的热播，炸鸡和啤酒也成为了热销食品，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4月13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3月韩国啤酒对华出口额同比增加201%，达到103.6万美元。除了在饮食方面，去韩国旅游，代购韩国衣物以及韩国汽车等都在中国被标上了“流行”“时尚”的价签，刺激了中国的消费，从而使韩国的出口额大大增加。

就以上韩剧效应，从国际贸易方面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规模经济与差异产品贸易理论解释

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角度解释，中韩两国之间因为韩剧而产生的中国国内需求是一种差异产品的需求，例如像拉面、炸鸡和啤酒这样的食物，在我国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国内提供的食品和韩剧中男女主人公吃的略有差异。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者需求的品味和档次都提升了，追求差异化需求成为了更多消费者满足效用最大化的表现。对于我国来说，韩剧的热播难道对于本土企业不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吗？我国的企业难道没有能力去生产这些衍生产品吗？究其原因，其一可能存在消费者缺乏信任感的风险，对于正宗的韩国产品大多数消费者还是愿意购买韩国自己生产的；其二最重要的应该是存在规模经济问题，我国生产这些差异产品的生产成本太大，不能占有成本优势，在短时间内很难达到规模经济。对于我国自身来说，大多数消费者还是喜欢消费本土产品，因而企业生产的更多的是我国的代表性需求产品。所以中韩两国因韩剧存在的国际贸易可以利用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规模经济与差异产品贸易理论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

（二）消费者偏好及重叠需求贸易理论解释

对于我国来说，进口韩剧可以满足喜欢韩剧的消费者的需求及嗜好，进口相关衍生产品也刺激了我国国民的消费，近几年我国人均消费水平持续增长（见表1），拉动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辆马车。根据我国统计局的《国家统计年鉴（2013）》显示，2012年入境旅游的韩国人数为406.99万人次，由此看来，韩剧虽然吸引着一大批粉丝去境外旅游，但是从重叠需求的经济学贸易理论考虑，我国只要能够做好本国的旅游业，中韩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就会对双方都有利。2.居民消费水平指按常住人口平均计算的居民消费支出。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三）韩剧对进出口国贸易影响

一部韩剧的热播，剧中主人公的服饰、配饰、发型甚至是配套的书籍、音乐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和美食都会风靡一时。因而一定程度上来说，一部韩剧的好坏甚至关乎整个韩国外汇增减的多少。对于出口国来说，可以制定有差别的价格策略，即价格歧视，在中国的定价较韩国略低一些，这样可以实现企业的最大利润。作为进口国，企业的产品也应讲求种类多样性，在保证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达到规模经济后，可以考虑生产有差别的其他同类型产品，在市场上形成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限制出口国产品的倾销倾向。两国贸易对中国来说也是获益的，如图1所示。

二、韩剧中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制度主要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形式。正式制度指由法律构建起来的、需由强制力进行实施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非正式制度则主要指道德准则、思想观念以及形态意识等约定俗成的规则秩序等。

（一）韩剧与正式制度

1998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并于1999年推行了一项重要政策――鼓励文化出口。虽然韩国电视剧的制作费用主要由电视台进行支付，但是鼓励制作者以较低的价格将电视剧进行出口，制作者还会因此得到40%到60%的提成。而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再加上对韩国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韩国出口电视剧的主要国家。

韩剧的制作与国产电视剧的制作最大的差别在于韩剧并不是全部拍完才进行播放，而是找到一个好的题材之后，编剧人将剧本编到三分之一，电视剧拍出几集后就开始播放，例如水木剧，就是在每周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更新。韩国KBS电视台主管坦言：“我们在推动每部戏剧时，都将海外观众的喜好考虑进去。如果没有三成的海外收入就不开拍。”MBC电视台更是主动在上海和日本开设办事处，努力预先推销影片。这样更有利于韩剧迎合大众口味从而占有更广阔的市场份额。

相比于韩剧，我国电视剧每年的数量严重超标，据新华网报道，2013年我国出产电视剧506部，17703集，创历史新高，而我国每年各电视台的电视剧需求量不过7000集，电视剧的需求量与供给量失衡，导致了我国电视剧产业质量与数量不成正比。

从正式制度经济学角度来说，出口韩剧应当属于一国的外交策略和赚取外汇的方式。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一国文化产业的出口规模在某国占有的比例越大，对进口国来说可能不光影响外汇，当进口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被颠覆之后，国民的消费观可能也会因此大为改变，这样国民的整体需求改变同时影响着政府和市场的供给结构，进而也会对一国的第一、二产业经济结构造成冲击。

（二）韩剧与非正式制度

韩国文化受世界许多国家欢迎，已经成为一股寒流席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韩国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和我国在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上，国民意识形态上都极为相似，例如中秋节也是韩国人民非常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与欧美电视剧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相比，韩剧在中国成为老少皆爱的影视作品。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参加北京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某韩剧颇具儒家文化内涵，“韩剧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升华”。在某韩剧中，一个来自外太空的400多岁的绅士男子，有着谦虚、低调、有内涵的传统东方男士的老古董形象，而这也正是广大亚洲女性所共同幻想的男神形象。中韩两国同是受到孔孟儒家熏陶的影响，韩国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儒学”，在剧中更是提到了“孝道”、“古汉字”、“衙门”、“黑白无常”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句和《明心宝鉴》、《聊斋志异》、《列女传》等中国优秀的古典书籍。

从非正式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我国韩剧的流行，即建立在文化价值观念相同的基础上，韩剧的内容以及所涉及的题材更容易被广大中国人所接受。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幻想着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想通过别人解决家长里短的琐碎事情来暂时摆脱自己的麻烦境遇，他们需要通过某种途径解脱和释放情绪，而韩剧正符合我国国民的心理需求，他们愿意观看韩剧甚至不惜掏腰包购买此类韩剧的衍生产品寻找情感上的寄托。根据大河网资料数据显示，自从某韩剧开播以来，《爱德华的奇妙之旅》书籍在亚马逊上出现脱销；上海古籍出版社将首印《九云梦》（被誉为朝鲜的《红楼梦》）一万册，在售出之前已被预订出5000余册。也正是由这种非正式制度经济学的支撑，韩剧在我国的热播不需要大型的宣传，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营销模式，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对于与我国相似的儒家文化已经占有了主导位置。

三、韩剧中的视觉经济学

所谓视觉经济学就是电视等传媒作为载体，以提高丰富有吸引力的节目吸引广告商的投入而获取利润，而节目制造商通过提供节目获取直接的经济收益和间接的文化经济收益（王芳，2007）。近年来，韩剧作为以电视剧和互联网等媒体为载体的影视作品更是吸引了不少广告商和制作商以及国内外的各大电视台加盟和参与到其中。

在某韩剧中，植入的广告并不多，也只有10余种，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得各种广告在剧情的发展上有堆砌之感，而是每种广告都设置的恰到好处，甚至可以起到促进情节发展的作用。例如，在某韩剧中，一款LINE的手机通讯软件在许多集电视剧中均有出现，而且都是伴随男女主角的出现而出现，在韩国，LINE像微信一样已经成为生活必备品，所以广告的植入并不显生硬和突兀。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编剧人可以将LINE的多种操作功能利用较为自然的方式介绍给大家，吃透了产品的功能，例如男主角用LINE向女主角误发送了一条“我想你”的短信，然后使用“瞬移”的技能，来到女主角的房间，费尽周折将女主角接收到的该短信删除。这样的情节安排既符合剧情发展而且又不显得笨手笨脚。

在每部韩剧中，尤其是都市爱情剧或者青春偶像剧，因为时代感较强，成为了广告商愿意赞助的韩剧系列。而对于韩剧本身来说，能否把广告与剧情完美的结合，不仅影响着广告本身的经济效益和其商业价值，同时对一部成功的韩剧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可能直接关系到了这部韩剧在国内外的进出口与一系列产业链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王芳.“韩流”的经济学分析[J/OL].现代商贸工业，2007

[2]张崴淙.产业经济发展与韩剧的异军突起.[J].青年文学家，2009

[3]赵晖.韩国电视剧营销策略[J].Contemporary TV.2011

[4]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韩国经济论文篇2

政治外交：缺乏基础性实证研究

韩国世宗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陈昌珠认为，韩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研究萌芽期（1945—1970年），由于韩国刚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研究日本政治较为敏感，从事研究的学者仅有5人；第二阶段为基础形成期（1971—1985年），1965年韩日建交后，研究学者逐渐增加到23人；第三阶段为探索期（1986年至今），这一阶段研究人员快速增加，截至2005年达到54人。1978年成立的“现代日本研究会”，主宰和引领着韩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潮流。

在对外关系研究上，第一、二阶段研究主要围绕韩日关系及防卫政策，缺乏对日外交的基础性研究。第二阶段研究侧重于美日关系及日本国内政治。其中有关对二战前韩日关系的研究，重点放在韩国的殖民地化过程上，而战后研究则侧重于“韩日协定”等政治问题、双方的外交态度以及在日韩国人问题等。由于受日本战后处理的不彻底和日本殖民统治遗留的“对日警惕性”等因素影响，韩国学者在对日政治外交研究上基本持批判态度，而这种研究的价值取向难以逾越民族主义的樊篱，从而导致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客观性。在日本防卫政策研究方面，美日安保同盟、防卫费及防卫力量等成为研究重点。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的年龄因素与研究结论之间呈现某种关联性。譬如50岁以上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日本的防卫政策主要依托美日同盟，正在走向军事大国化，并以共同霸权为前提增强军事力量；但较年轻的学者对军事大国化的必然性持审慎态度。这说明年长的学者易于将韩日历史与日本的防卫联系起来考虑，而年轻学者则强调客观分析，更为关注日本的国内政治因素。韩国学界对日本国内政治缺乏基础性的实证研究，而过分注重政策性研究。因此，今后加强对日本政治家、政治制度及新保守主义思潮等的探讨和分析，应为韩国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历史：战争遗留问题致使研究困难重重

淑明女子大学金善敏教授认为，韩国的日本史研究深受两国关系及政治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韩日合并等历史事件。这种痛苦的经历和记忆使韩国在对日认识上充满感情色彩，很难把日本历史和文化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战后初期，由于从事对日研究很容易被看成亲日派，直至1965年韩日建交前，该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不毛之地。当时韩国史学界的主要使命是摆脱和克服殖民史观，力争确立韩国历史的主体性。1965年韩日建交后，韩国日本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批判韩日会谈、揭发韩日合并的真相等方面。但随着两国交流的深入，日本史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外交史和日本近代化论，出现了介绍和批判日本和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当时韩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及“祖国近代化政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但是，当时的研究尚缺乏翔实的原始资料和缜密的考证分析，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纯粹的史学研究。因此，可以说，韩国日本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系统地研究日本史。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后，韩国社会对日本历史的关注度空前增强，学者们认识到有必要客观地介绍和研究日本。此时，从美国和日本留学回国人员在各大学纷纷开设日本史科目，并撰写和出版有关历史认识和方法论方面的书籍，为适时应对历史教科书及慰安妇等敏感问题奠定了学理基础。1994年，“日本史学会”成立，日本史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其中，《日本历史研究》一直主导着韩国的日本史研究，涌现出很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比如，1980—2000年的论文成果占整个战后论文成果总数的80%。尽管如此，韩日两国的特殊历史关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约束了学者的研究向度和价值取向。

经济管理研究：成果丰硕 但缺乏本土特色

1965年韩日建交后，经过4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韩国学界在有关日本经济及管理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高丽大学赵成元教授对140名从事日本经济和管理的研究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140名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中只有3名女性，可见在经济和管理领域，男性居主导地位的倾向十分明显。这与女性学者比例在日本文学领域超过50%、语言学领域达到30%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韩国专门研究日本经济和管理的学会主要有“韩日经商学会”和“日本政经社会学会”。其中，“韩日经商学会”成立于1983年，会员有300多人，是日本经济研究领域最大的学会。最初成员主要由具有留日经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为主，但后来很多对日本经济管理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也加入进来。学会刊物为《韩日经商论集》。自1985年开始，“韩日经商学会”与“日本东亚经济管理学会”每年共同举办“韩日经济管理国际会议”，其公布和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政经社会学会”成立于2002年，主要由年轻学者组成。该学会的特点是除了经济、管理领域的学者外，政治、社会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可参加。该学会尚未发行刊物，但可以在《日本学报》上。

从研究内容上看，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韩国国内对日本经济成功经验的关心，研究人员开始把日本作为成功案例进行解读分析，涌现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预算决策过程）、产业政策（政—官—财关系）、政策形成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变化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经历长期萧条，对日评价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韩国学界的重点转变为对日本的长期停滞论、日本型管理体系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更多地围绕如何吸取日本教训展开。韩国学者在研究日本经济和管理过程中，主要参考和借鉴日本和美国学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缺乏鲜明的韩国特色。

语言文化领域：研究范围小 注重实用性

1973年成立的“韩国日本学会”是日本语言文化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学会，学会刊物为《日本学报》。日本文化研究起步最早，主要关注日本的集团主义、近代化与文化的关系等。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因素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以日本文化特点来解释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尚存在局限性。韩国学界的日本文化研究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方面以大学的日语及日文系为主，研究范围狭隘；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反日情绪间接地影响了研究的深入，缺乏客观性。在日本语言研究上，由于韩国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日语研究具有特殊性，开设日语专业旨在培养能够灵活运用日语的人才，因此主要倾向于教学，不够重视基础研究。另外，基于日语起源视角的日韩语言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居多。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设立了文部省国费奖学金，以该奖学金为契机，大批留日回国的学生充实了研究队伍。韩国的日语研究主要以语法研究为主，发表的论文40%与语法有关。

未来研究前景：普及知识 扩大交流

韩国经济论文篇3

主席访韩之前，韩国权威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60%受访者倾向于将中国看成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在安全领域，81%受访者支持与中国合作。对于中韩关系前景，70%受访者认为会越来越紧密。

中韩货币直接交易协议的达成和双方领导人对中韩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进程的推进，被认为是此次访问最大的经济亮点，将大力助推中韩经济合作驶上快车道。

双赢的中韩货币直接交易

此次访问，中韩双方同意建立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机制，在韩国首尔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中方同意给予韩方800亿元人民币（大约13万亿韩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撰文表示，就中韩货币互换的基本作用来看，首先是为了达到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成本的目的。理论上讲，通过货币互换，交易双方可以规避由于货币升值或贬值所造成的潜在损失，这对于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尤其重要。此外，用本币计价也可以使企业降低购汇成本，总体上有利于降低两国货币对美元的依赖，同时助推韩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据了解，目前中韩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还不到1%，韩元需兑换为美元后再换算成人民币。韩国银行界的分析认为，中韩贸易直接使用人民币和韩元至少可以给企业节省3%-5%的交易费用，而且因为美元汇率而产生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据报道，去年下半年以来，在旅游和双边贸易大幅增长的拉动下，韩国市场人民币存款业务发展迅猛，不到一年时间，人民币存款余额就增长了65倍。

韩国央行数据显示，6月份，韩国国内银行的人民币存款达到了价值110.97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增加额度为6.4亿美元。这是人民币在韩国央行连续第12个月的增长。

而与此相比，韩国银行的外国货币存款总数在6月下降了6.8亿美元，至580.95亿美元，主要下降的是美元。目前美元占韩国银行外币存款总数的69%，而人民币占20.3%。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系教授曹和平表示，人民币兑韩元直接交易是一个双赢的制度安排，是继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悉尼、东京之后，第6个人民币和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制度安排，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在物理试点上的布局将近完成一半。

中韩自贸区谈判今年底完成

7月14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自贸协定”）第12轮谈判在韩国举行，据悉，两国就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的自由化方式达成了一致。此前，中韩双方领导人共同宣布，将进一步努力在年底前完成中韩自贸区谈判。

中韩自贸协定谈判于2012年5月启动，现已完成模式阶段谈判，在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环境等广泛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

韩国驻华大使权宁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水平全面自贸协定”是两国领导人的愿景，按照这一目标，两国政府协商将实现90%商品项目数与85%进口金额的自由化（取消关税）。

权宁世大使举例说，如果韩国制造的液晶屏、电池等产品关税降低，使用这些产品的中国企业生产电视机、手机的成本将相应减少，有助于在其他国家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而且，中国消费者可以购买到更多物美价廉的韩国电子产品和美味的韩国食品。

韩国《中央日报》称，去年韩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值的26.1%，特别是在韩国经济增长动力持续弱化的情况下，对中国的依存度更加明显。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报告认为，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后，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今后5年和10年将分别增长1%-1.3%和2.3%-3%。

分析人士还认为，中韩自贸区的实现有望形成一个人口高达13.5亿、GDP总和高达11万亿美元的共同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认为，通过中韩自贸区，韩国不仅会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更可以通过中国市场走向世界市场。就此而言，中韩签署自贸区协议，或许会成为朴槿惠任期内取得的最闪耀的政治业绩。中韩经济合作驶上快车道，不仅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带来新的动力，而且还会带动地区多边贸易谈判，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添活力。

中韩加快推进自贸协定谈判，长远看或有助于东亚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印度尼西亚政治观察人士李卓辉表示，这不仅是中韩两国间的大事，对东盟国家而言也是利好消息。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的电子工业和造船业非常发达，中韩若能与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联手，必将形成巨大的经济合力，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合作前景广阔

目前，韩国主要大企业都进入中国市场，在华韩资企业数量据估算为2.3万家，经济合作加速是两国企业的共同期待。7月4日，一共有420多名中韩企业界重要人士参与了“韩中商务论坛”。两国首脑也出席论坛，用权宁世大使的话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韩方人员有韩国四大经济团体的领导、KOTRA社长吴永镐、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LG集团会长具本茂、三星电子副会长康皓问等170多人。中方则包括百度董事长李彦宏、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司献民、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晓初、重钢集团董事长刘加才等。

参会人士涵盖了制造业、金融、IT、服务业等中韩合作空间广阔的领域，有评论称，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这都是中韩历届会晤的最高水平。

此外，访问期间两国同意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2015年和2016年分别确定为“中国旅游年”和“韩国旅游年”。另外，为实现2016年两国人员往来1000万人次目标，两国将互免持公务护照人员签证，并分阶段进一步扩大免签范围。

据报道，去年访问韩国的中国人数量超过433万人，而韩国前往中国的人数也达到397万人，目前在中国常住的韩国人为80万人，在韩国常住的中国人为78万人。韩国方面预测，主席访问后，双边人员交流很可能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大幅扩大。

访问结束后不久，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签署了《中韩电影合拍协议》。根据该协议，中韩合拍影片将在中国市场享受国产片待遇，不再受进口影片条件限制。业界预计，合拍片数量将大大增加，中韩影视合作将进入“蜜月期”。

韩国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韩国区域经济差异原因建议

韩国位于东北亚朝鲜半岛南部，总面积约为99646平方公里，整个韩国可分为一个特别市，六个广域市，九个道，本文将以这16个行政区为单位，对韩国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析。以下是2004——2009年韩国16个行政区的GDP:

根据以上韩国各行政区的GDP数据，本文选取三个指标来描述韩国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即：极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极差和标准差属于绝对指标，极差是最高GDP与最低GDP之差，它反映的是区域GDP的最大绝对幅度。其公式为：R= Ymax- Ymin。其中Ymax是16个行政区中GDP的最大值；Ymin是16个行政区中人均GDP的最小值。

标准差公式为：St=。其中，Yti为第t年第i个行政区的GDP;为第t年韩国全国的GDP的平均数;n为区域个数。

变异系数主要进行区域相对差异的分析，计算公式为：C= 。其中，St为第t年的标准差；Yt为第t年整个韩国的人均GDP的平均值。

下表是通过以上公式计算得出的韩国各年份的指标：

由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从绝对指标极差和标准差来看，韩国16个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在2004—2009年这6年中一直保持增长的同时各道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步增大，就极差方面来看，从2004年的191403014上升到2009年的247958701，直接增加了约1.3倍，而标准差由2004年的52572422上升到2009年的68596233，也增加了约1.3倍。同时，描述相对差异的直接指标变异系数虽然在个别年份有所波动，没有保持一直增长的态势，但从整体来看还是属于不断上升的趋势，由2004年的1.01466上升到2009年的1.02951，所以，根据以上三组数据的分析，不难看出从2004——2009年这6年间，韩国区域经济差异在不断增加，各区域之间的发展状况很不协调。那么，导致韩国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从自然地理条件来分析韩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从韩国16个行政区的GDP来看，釜山广域市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而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釜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密不可分的。釜山广域市处于东南沿海港群，东南濒朝鲜海峡，西临洛东江，与日本对马岛相峙，是韩国最大的港口，同时也是韩国海陆空交通的枢纽，正是釜山广域市这一优良的地理位置才为釜山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拉开了与内陆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

造成韩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素质，本文借助于韩国各个区域的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的数量来分析韩国区域经济差异的一个原因。在韩国的百多所大学中，约有20多所大学分布在首尔和京畿道地区，如国力首尔大学、高丽大学等，而在公共研究机构中，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和国家实验室也主要集中在汉城、京畿道和大田。 而一国工业扩散化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与人力资源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据韩国经济学家1980年底对新工业城市所做的调查，企业从首都市区迁入新工业城市后，普遍抱怨缺乏熟练劳动力及高科技人才，人才短缺使得企业搬迁后虽然能够获得政府给予的财税优惠待遇，但是企业所得未必都能抵偿所失，企业发展缺乏后劲。 因此，高素质人才分布不均也是造成韩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之一。

由于各地的历史和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对于韩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也起到了作用。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62-1971），朴正熙政府集中资源发展原来基础比较好的京釜铁路沿线地区，这一措施的实施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京釜经济发展轴，包括大田、大邱等地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将重点转移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上，积极发展重化工业，这对本来基础相对较好的东南沿海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形成了东南沿海重化工业经济圈，以釜山为中心向北延伸至蔚山和浦项等地。到了80年代以后，政府着手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提出“技术立国”的口号，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将区域开发的侧重点转移到西部沿海地区，如位于西部沿海地区的忠清南道就是在政府这一政策的推动下，从传统农业转变为以技术等尖端新产业为中心的地区，GDP水平也因此不断升高。 正是由于这些历史原因和政府对这些地区政策偏向，造成了这些地区与韩国其它地区的经济差异进一步扩大。

下面对于外部原因进行分析，这点原因的分析采用韩国FDI在韩国的集中分布来说明。从韩国FDI在韩国国内的分布来看，大部分的FDI还是集中在首尔、釜山等经济发达的地区，据统计，首尔地区2005年的FDI总金额为68.5亿美元，占全国总体FDI比重为59.2%，这些地区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注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同时也就进一步拉大了韩国区域经济差异。

以上是对韩国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内外部原因的分析，那么，面对不断扩大的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又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解决呢？在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强化区域经济之间的协同效应。首尔、釜山、仁川等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投资拉动和政府对企业的有效支持外，还得益于各地之间的要素流动。所以，鼓励和引导先进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使各个经济发达地区起到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这样会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有助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减小。

2、加强落后地区的教育与科技资源建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建立高等学府及公共研究机构，以此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流动，增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

3、推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主导型工业经济的发展。今后政府应当将国家支持的项目优先安排在相对落后的地区，以项目为载体，加快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及某些化学工业的建设重心逐步转移到落后地区，以此解决落后地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4、政府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FDI政策给予优惠。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这一点来说，政府应该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以此为这些地区引进投资建立一个更加良好的环境，以此促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对韩国各个行政区的GDP分析，运用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的指标评定，得出韩国区域经济差异不断增加的结论，并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阐述，同时提出了本人的一些意见。

参考文献：

[1]肖龙阶,论韩国区域发展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N].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9)

[2]巨文忠,韩国区域创新体系的现状与发展[J].中国科技成果,2003(12)

[3]施卫东，韩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借鉴[J].经济研究参考，2001(7)

韩国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服务贸易；中韩；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1.服务贸易理论基础的研究

由于服务贸易相比货物贸易发展较晚，所以由货物贸易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R.Dick和H.Dicke（1979）最早尝试运用国际贸易理论解释服务贸易。他们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法（RCA ）”对18个经合组织国家的RCA指标进行了跨部门回归分析，其结果是，比较优势理论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中没有发挥作用。A.Sapir独立或者和E.Lutz （1981）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也适用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大多数国际经济学家所认可的是国际贸易理论进行模型的修正和扩展从而适用于服务贸易理论的“改进论”观点。

2.关于韩国服务贸易的相关文献

就国际学者对韩国服务贸易及相关产业研究的文献进行如下综述：Yongchun Baek 和 Randall Jones（2005）研究了在缺少劳动力和资本注入的情况下，韩国保持高增长则主要依靠技术革新引致的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从研发体系的改革、私人部门研发活动的促进、鼓励革新的政策措施以及人力资源的发展等方面对如何促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给出了具体建议。Sang In Hwang 和 Inseok Shin（2000）研究了银行业自由化对于韩国经济的影响，并发现，外国银行可以不受韩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为韩国本土企业提供稳定的借款，外国银行的进入可以强化竞争环境，提高本土银行的竞争力，因此，外国银行以商业存在的方式进驻韩国是有益的。为此，韩国应在会计统计、贷款率和支付系统等方面做出改进，并应扩大产品范围、提升管理能力，使用兼并和股权投资等方式整合韩国银行业。

3.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实证考察方面的相关文献

西方学术界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的衡量指标主要有出口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出口贡献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等。1992年，豪克曼和卡森迪（G.Karsenty）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法（RCA ）”分析了服务贸易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优势。经过分析，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越大，国民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在服务贸易上拥有较大优势。但是，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在一些服务贸易部门也拥有比较优势。

二、国内研究综述

1.中韩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研究

周启良和湛柏明（2013）通过研究得出中国服务贸易10年以来发展的势头非常强劲，不管是贸易规模、发展速度还是在世界排名的上升幅度都超过了韩国。朴贞妍（2012）通过中韩服务贸易数据比较得出中国服务贸易还处于发展阶段，目前竞争力不强，但增长率相当高，发展潜力很明显，并且服务贸易出口明显增加；韩国服务贸易总量相较于中国比较少，但是在金融、版税和许可证费用等高级贸易所占比例较高。

2.中韩服务贸易结构的研究

周雪梅（2013）在《中韩服务贸易比较研究》中，通过对中韩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及出口产业结构的比较研究，分析两国服务贸易的特征，对比两国服务贸易的优势和不足，启示中国在发展服务贸易过程中应注意教育，培养服务贸易人才，引入竞争机制，改善投资环境；继续发展优势产业并积极提升劣势产业的竞争；有序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孙莉莉和宵（2011）利用2000年-2008年中韩服务贸易的发展数据，对中韩双边服务贸易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韩服务贸易商品结构表现为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进出口占主导，其他商业服务比重较大；中韩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且主要表现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笔者认为，如果只针对中韩服务贸易结构而言，两国进出口都集中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三个行业。但是韩国在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上更具优势；而中国则因充足的劳动力因素影响，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上更具优势。

3.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的研究

于小燕（2013）认为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政府要加强对服务业的支持；优化行业结构，整合行业架构；完善相关法律办法规和服务管理体制；注重人才培养，加快企业创新。胡琴（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加快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立足比较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改革服务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王清和林晓宁（2012）对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培育新优势，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努力推进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推进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加强服务业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升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

三、总结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中韩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中韩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较弱、贸易逆差大、行业间存在不平衡的观点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学者们通过对维度比较和实证分析从各个角度探讨了中韩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从多个层次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宏观上，政府应该加强主导，完善市场；微观上，企业应自主创新。在研究内容上虽然针对我国服务贸易的不少，但是多停留在对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的研究，对现代服务贸易的研究还有待提高。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对维度指标（出口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出口贡献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测度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但是通过计量方法（实证分析）研究中韩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文献却非常稀少，未来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朝霞.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P4.

[2]Yongchun Baek，Randall Jones，Sustaining High Growth Through Innovition-Roforming the R&D and Education Systems in Korea，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470，OECD Publishing，2005

-12-20

[3]Sang In Hwang，Inseok Shin，The liberalization of Banking Sector in Korea： Impact on the Korea Economy，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Working Paper NO.00-13，2000-6

[4]周启良，湛柏明.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J].亚太经济.2013，3.

[5]朴贞妍.中韩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J].商业时代.2012，16.

[6]周雪梅.中韩服务贸易比较研究[J].对外经贸.2013，3.

[7]孙莉莉，宵.中韩双边服务贸易结构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2011，5.

[8]于小燕.中国服务贸易问题与发展对策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2013，3.

[9]胡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10，5.

[10]王清，林小宁.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2，10.

韩国经济论文篇6

[论文摘要]加强经济合作，是中韩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自中韩两国建交后，两国的贸易规模就成都桥上升趋势。深入分析中韩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展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韩经贸发展现状

（一）从总体情况看，中韩两国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中韩贸易总量增长非常快。1992年贸易额仅为50亿美元，2006年达到1343.1亿美元，增长近300倍。中韩贸易在2005年时即达到1119.3美元，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个对华贸易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去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向韩国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贸易目前已年均26.2%的速度增长，今后即使按15%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就可达到2000亿美元。目前，韩国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则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在韩国，每两家贸易企业中就有一家和中国进行贸易；而在中国，每三家贸易企业中就有一家同韩国进行贸易。可见，中韩贸易发展分别快于中日、中美贸易的11年和9年时间。有人说美国和日本才是韩国最主要的经贸伙伴，而实际上，中韩贸易额已接近韩国对美日贸易总合。

21世纪以来中韩贸易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两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年均在10.1%，韩国经济年均增长也在4.7%的水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为各自的出口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也为扩大进口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随着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和人员往来的增加，两国关系全面发展，韩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两国正在研究建立FTA关系，为双方的经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合作环境。三是韩国商品竞争力强，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韩国很多技术含量高的商品在价格上较适合中国市场，售后服务也令消费者满意。四是中国加入WTO后，市场更加开放有利于对外经贸的发展。五是近年来韩国企业对中国实际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带动了韩国产品和相关零部件对中国出口的急剧增加，同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也返销到韩国市场，增加了对韩国的出口。

（二）两国的进出口结构进一步从原料型向制成品方面转化，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提升。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韩贸易，韩国主要向中国出口工业产品，而进口中60%是工业产品，其它是农产品和原材料。90年代末以后，韩国队中国的出口中的工业产品占85%，中国对韩国出口中的工业产品约占75%。贸易结构发生了以进出口工业产品为主的变化。这表明两国贸易由产业间贸易逐渐地转变为产业内贸易。

（三）贸易逆差不断增大。1992年贸易逆差为2.2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476..2亿美元，14年增长200多倍，至2007年，中方逆差累计达到2209亿美元。尤其是2002年来，中方贸易逆差更是每年几乎要增长100亿美元以上，韩国开始成为中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中韩之间的逆差产品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顺差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韩国的统计也表明，自2003年起，中国已经成为韩国仅次于美国的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一是结构性因素，世界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在出口到欧美等国家。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如2007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1%，而进口在连续几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5.6%。三是中国企业对韩国市场的开拓不够，不能根据韩国市场的需求特点、消费习惯，在中国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对韩出口。四是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却对从中国进口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使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便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实际上，两国在贸易上完全可以实现均衡发展，因为在进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工业制品，说明双方互补性强。只要双方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也注重从对方的进口，完全可以实现均衡发展。

二、中韩经贸前景展望

首先，适当缩小中国对韩贸易逆差。应当提高韩资企业在华采购率；调整对韩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拓宽对韩贸易范围，提高具有比较优势的高薪技术产品出口，如机电产品、新材料、生物工程产品等。还可以通过加强磋商来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采取的歧视性措施，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和减少关税品目和相应取消非关税壁垒。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是扩大出口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我国企业在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消化、吸收。通过消化吸收，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资助创新，使得我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凸现，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

其次，推动投资合作领域向更高层次迈进。一是注意调整韩国企业的投资方向，近期以钢铁、汽车、石化、电子电气、纺织、通讯、机械为主；中长期将突出航空、汽车、通讯、原子能发电、高清晰度电视机、传真机、大屏幕彩色电视机等产业的合作，还将在资源开发、金融、运输、服务、高科技等领域进行合作。二是继续改善韩资企业的规模结构，提高大企业集团来华投资的积极性，并加强中韩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三是投资方式应当更加灵活，可以采取中小企业和大企业联合投资、中小企业联合投资、多国合资等方式；推动大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上下游企业之间配套协作，在it、汽车、电子、石化等领域在加强研发合作；中韩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企业模式和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在技术转让、市场共享、人力资源等方面扩大合作。

第三，自由贸易区建立可以为双边经贸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如果自贸区谈判可以进行，农产品等敏感产品也可以有一个磋商平台；自贸区的建立也将会产生直接投资的创造效应从而导致两国双向投资增加，尤其金融和电信、保险业、证券业等服务也领域，投资便利化的磋商将使韩国增加对这些领域的对华投资。基于日益紧密的经济合作基础，两国的制度性合作即建立自贸区的要求已经提上日程。两国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中韩自贸区研究不断深化，交流不断加强。2005年3月启动的“中韩自贸区可行性民间联合研究”已经顺利结束；作为继续项目，中韩2007年初共同启动了中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研究涉及建立中韩自贸区的宏观经济影响、自贸协定的涵盖领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对产业的影响以及敏感产品和敏感领域的处理方式等问题。

最后，按照“十一五”规划，中国将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两国应当把握合作机遇，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促使两国经贸更加持续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哲：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考，《技术与市场》，2007年第1期

[2]孙增艳：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前景分析，《理论界》，2006年第1期

[3]龚克瑜：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难点和解决思路，《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1期

[4]李向阳：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非传统收益，《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5期

韩国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全球化；韩国；人力资源管理；转型

正如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1998年2月25日的就职演说中所指，韩国已经成为排名世界第十一位的经济强国。[1]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其国民、政府以及企业管理机制，这其中也包括其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近年来韩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及其他一系列社会文化事务方面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已经对建立在儒家传统价值体系基础上的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构成极大挑战。

本文简要论述传统的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韩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对韩国的影响，并着重对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转型过程中在雇佣方式、薪酬结构和考核制度等方面出现的新趋势进行探讨。

一、传统的韩国人力资源管理

受到其民族特性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传统的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同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文化价值观与之存在较大差异的西方国家。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严格恪守其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规范。正是由于符合这些规范，传统的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才能有效运作。在传统的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儒家文化价值观始终处于支配地位。

（一）稳定单一的雇佣方式

过去韩国企业一直实行内部劳动力市场政策，通过“公开招聘”吸收名牌高校的毕业生而不是中高层管理人员，然后把他们培训成为企业“自己的”员工。这种做法在1954年首先由三星集团采纳实施，紧接着是现代集团和其他大企业。[2]这种内部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典型的韩国传统雇佣政策。在韩国没有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一般来说，大学教授65岁退休，政府公务员60岁退休，而大多数企业普通员工则是55岁退休。[3]

韩国企业习惯于长期雇佣而很少解雇员工，在1997年修改劳动法之前，解雇员工的做法在韩国是被禁止的。韩国企业的传统雇佣方式表现为“辞职易、解雇难”。而在韩国辞职和跳槽的情况过去一直较少，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原因之一，而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多数韩国人认为经常变换工作是缺乏适应力的表现。[4]简单来说，韩国企业传统的雇佣习惯就是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和不轻易解雇员工的做法。

（二）基于资历的薪酬结构

韩国企业员工的薪酬结构比较复杂，通常月工资中的65%是基本工资，另外的35%则是各种补贴，每两个月会有一次奖金收入，其数额一般相当于正常一个月的工资，因此一个韩国企业员工通常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十七个月工资的薪酬。[5]这种复杂的结构使得雇主可以通过保持较低的员工基本工资水平和增减补贴的方法来操控员工薪酬的支出。而员工薪酬的数额主要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和资历。具体来说，员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受雇时间越久，其薪酬水平就越高，而在韩国企业中或多或少的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男女同工不同酬在传统的韩国社会中是不成文的隐性规则。

（三）流于形式的考核制度

对员工的考核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也在韩国企业中被广泛运用。而传统的韩国企业员工考核大多流于形式。考核过程通常是由两到三名上级主管对一名员工进行主观评价。总的来说，传统韩国企业的员工业绩并不是考核的重点，因为它并不能真正影响员工的职位和收入。[6]在传统的韩国企业里员工职位的升迁是基于其在该企业的资历，而不是个人激励机制的结果。[7]事实上，过去无论是企业管理层还是员工都只是将业绩考核看作是一年一次的形式而已。

（四）传统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

传统的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建立在儒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由于儒家文化强调家庭的价值，所以在传统的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很突出的家庭导向的特征。企业管理层由家庭意识出发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长期受雇于同一企业、基于服务期长短的员工地位差异，以及企业管理层对员工私人事务的关心和介入都是源于韩国传统的家庭意识。

二、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对韩国的影响

作为单一民族国家，韩国社会很好地继承了其家庭导向的儒家传统价值观。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之后，韩国不再是一个“隐士之国”，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开始改变这个国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在1994年首次将“全球化”概念引入韩国。事实上，在此之前韩国就已经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的经济保持了近二十年的两位数增长，也是从那时起，韩国开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向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开放市场。

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韩国借鉴了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而随着这些管理经验而来的则是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为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存发展，韩国社会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些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影响和韩国社会的适应性调整直接导致了1987年的韩国民主化变革。

为了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韩国政府和企业实行了一系列以增强竞争力为目的的新政策。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韩国企业的管理者意识到传统的做法已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巨大障碍，员工的积极性无法通过传统的雇佣方式、薪酬结构和考核制度得到鼓励和提高，从而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也得不到提升，甚至难以维持，这将导致韩国企业在与国际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巨大冲击面前，韩国政府和企业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退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二是实行变革，而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

三、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

1995年是韩国经济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韩国经济增速放缓，实现了“软着陆”，进入了平稳增长时期，政府也开始采取新的步骤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而企业则相继开始推行改革以适应全球竞争的新环境，其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改革不仅涉及企业结构和技术革新，也涉及具体管理政策和做法。

（一）灵活多样的雇佣方式

首先，韩国企业传统的长期雇佣方式被打破。

近来，韩国企业所招募的不再仅仅是新入行的初级员工，也包括有经验的熟练工甚至中层管理人员。在过去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条件下，大规模的“公开招聘”十分有效，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到较高的水平，韩国企业开始采用按需招聘的策略。

随着企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韩国企业员工构成中，全职员工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临时员工则逐年增加（表1），这种雇佣方式的变化说明韩国人传统的家庭导向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随着1997年修改的劳动法取消了解雇员工的禁令，韩国企业裁员的现象开始增多。社会对跳槽的看法也在改变，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把跳槽看作一种实现自我提升和自我发展的途径。比起传统的“终身就业机会”，员工们更希望获得“终生就业能力”。

（二）基于业绩的薪酬结构

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影响，韩国企业开始将个人激励机制引入员工基本工资。三星集团将员工基本工资又细分为两部分，即“最基本工资”和“业绩工资”，前者依然是基于员工的资历和职位，而后者则取决于员工的工作业绩。在三星，管理人员的业绩工资在其基本工资中所占比重是68%，而高级员工和初级员工则分别是64%和42%。这样，职位越高，工资中的变量比例就越大。此外，很多韩国企业都实行了与员工业绩挂钩的年薪制和奖金浮动制（表2）。这些改革措施使得韩国企业逐步建立起个人激励机制，从而有利于通过提高员工生产积极性来实现企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三）全面客观的考核制度

传统的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很少关注对员工个人业绩的考核，因为员工个人业绩并不直接影响其职位和收入的变动。过去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员工都将考核制度看作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

但是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韩国企业必须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在这方面，个人激励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在决定员工职位和薪酬变动时实行新的员工业绩考核政策。为了使考核过程和结果公平可信，企业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企业管理人员被要求记录员工平时的工作表现和意见反馈，以便为员工业绩考核提供参考。为了保证考核结果的客观公正，很多企业都实行了一种“360度全方位考核法”，即将参与考核的人员范围扩大到员工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所有方面，包括其上级、下属、同事、客户以及供货商等等。三星集团更规定将员工考核分为业绩考核和能力考核两个部分，并由被考核员工的直接上级按照“360度全方位考核法”负责实施。

四、结语

目前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正处在转型阶段，这一阶段也是韩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新环境在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相互磨合的过程。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其政府自1970年开始实施的经济发展计划，在此过程中，韩国人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建立在儒家传统价值观基础上的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都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韩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新环境下，这些传统的做法却成为韩国企业参与竞争和生存发展的障碍，因此韩国企业通过改革引入新机制来增加其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灵活性并鼓励和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20世纪90年代起很多韩国企业都开始实行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包括采取灵活多样的雇佣方式、建立与员工业绩直接挂钩的薪酬结构和考核制度等。一些企业即使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而是在实际运作中基本保持了传统的做法，但也通过修订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提高了对员工业绩的重视程度。

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多年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从中受益，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简单来说，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不但影响和挑战了韩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并最终促成其逐步转型以适应新的市场竞争形势。

参考文献

[1]金大中.1998年2月25日总统就职演说[N].汉城:韩国先驱报，1998-2-26(1).

[2]Ozaki,Robert.HumanCapitalism[M].NewYork：Kodan-

shaInternational，1991.

[3]经济活跃人口调查[R].汉城:大韩民国国家统计局,2001.

韩国经济论文篇8

一、中韩贸易现状 

 

（一）中韩贸易现状。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日韩三国学者就提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是由于三国之间的 历史 遗留问题的影响，使得这一构想迟迟未付诸行动。在此情况下，

（二）原因分析。中韩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地扩大下去，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 发展 。在发展中韩 经济 关系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政治 上，东北亚地区存在安全隐患，这对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形成和维持构成威胁。美国因素和朝鲜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上，中韩经济关系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韩国 金融 危机对中韩经济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历史 、思想文化上，中韩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历史隔阂成为两国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中韩在文化上的某些差异也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近期整个国际经济走软的形势下，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 企业 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此外，中韩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及竞争度急剧深化，这将成为中韩两国未来贸易发展的极大障碍，进而对两国产业及经济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