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论文范文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3、结语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经济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澳门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单一旅游业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可以说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澳门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三二一”成熟的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特征。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第二产业日渐萎缩，第一产业微不足道。澳门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006年的85.06％上升到2007年的85.98％。在第三产业中业居主导地位。2006年业在第三产业中占33.31％，2007年上升至35.59％，这一比重超过第二位的银行保险类服务业的10.21％和12.84％；同时，旅游业也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08年第三季，澳门财政总收入为137.2亿元，其中税总收入占80.3％，为110.2亿元，比上季度上升52.6％。此外，对澳门当地生产总值贡献率很高。2008年第三季度数据，澳门本地GDP达435.74亿元，其中毛收入262亿元，约占GDP总量的60.13％。

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相比，澳门的第二产业相对萎缩。第二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由2006年的18.73％下降到2007年的17.69％，其中工业的下降尤为明显，由2006年的5.5％缩减到2007年的3.86％，下滑1.64个百分点。

澳门的经济结构显示出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从理论上讲应当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但由于澳门第三产业的发展过度依赖业及相关行业，因此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降低了澳门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为澳门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首先，澳门业受内地政策影响较大。2000年，澳门回归后的第一年，在特区政府的审时度势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7％，而在此之前的四年里，澳门一直处于经济负增长的状况，1998年-4.6％，1999年-2.4％。然而2003年开放自由行后，内地游客取代香港、台湾客源成为到澳门旅游的主力，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强大动力。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09年1月入澳境的旅客总数1913344人次，其中中国内地游客949876人次，香港游客645326人次，内地游客约占旅客总数的49.6％，超过第二位的香港游客15.9％。2008第4季的旅客人均消费1788澳门元，其中内地旅客的消费最高，达4103澳门元。很明显，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内地游客的热情对澳门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次，澳门经济深受周边国家的影响。澳门在亚洲乃至世界业界的翘楚地位已经不容置疑，但随着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禁赌令的放开，澳门业的发展将面临竞争压力。新加坡、韩国、日本的“开赌”无疑会截留部分“赌客”，台湾地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人文旅游优势，配合的开放，也与澳门旅游业形成竞争局面。

再次，澳门业的发展受到社会道德接受度的制约。赌业在澳门长期被延续下来，但没有为澳门奠定一个坚实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而且对赌业的发展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澳门人经营赌业但自己不赌，这本身就说明发展赌业有一个社会道德的接受度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业为中心的澳门经济存在着根本和长期的风险。因此，一定要强化经济的多元化，以维持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适度多元化是保证澳门经济安全的需要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打破赌权专营制度，给澳博、永利、银河各发一张“赌牌”。后经过拆分，形成以六大财团为背景的股权多元化的局面。除唯一具有“土生土长”澳门背景的澳博和港资背景的吕志，余下则是美资背景的永利度假村、金沙集团和威尼斯(澳门)公司。美资公司把先进的经验和竞争理念带到澳门的同时，也迅速侵占了赌业份额，扣紧了澳门经济的命门。外资在赌业经营中的迅速膨胀，不利于澳门经济的安全。此外，国际恐怖活动日益猖獗，而美国素来是恐怖袭击的头号目标。美资在澳膨胀过速，甚至成为业内龙头，这成为维护澳门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一大考验。因此，合理利用外资，发展适度多元化的经济，以保持自身经济的独立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大量游客的到访，给澳门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在旅游旺季，居民和旅客对交通、通信、城建、能源等公共产品的需求矛盾尤为激烈：初期政府缺乏对娱乐区和居民区的科学规划致使与居民生活区混杂，给澳门本地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业的兴旺还冲击着澳门年轻人的择业观。业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低，但薪酬较高。很多年轻人满足于此，不愿继续深造。文化还冲击着澳门原本淳朴、知足的民风传统，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充斥其中；疯狂滋生的病态赌徒、犯罪破坏着澳门的和谐生活。过度过速的发展业，已对澳门文化生活造成一定损害。所以，适度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在澳门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四)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需要促进了澳门经济的飞跃。也占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大量土地用于兴建、娱乐设施；劳动力价格被抬高：大量高素质人才流失或改变职业初衷。这使得本身就面临诸多困难的中小企业、制造业更加步履维艰，可能会使澳门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尽管澳门业相当发达，但仍不能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与拉斯维加斯不同。拉斯维加斯深处美国内陆，空间广阔，主要吸引美国国内游客，多元化的文艺娱乐业为其带来丰厚利润。而澳门偏于一隅，地窄人众，签证制度和客源主体受内地政策影响深远，且娱乐会展、批发零售还不能独当一面。这些差异决定了澳门不能生搬硬套拉斯维加斯的发展模式。

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的把握

(一)适度多元化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提出澳门适度多元化发展，体现了中央政府尊重澳门的发展历史，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关爱和维护澳门的持续繁荣，同时也为澳人治澳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稳定等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适度多元体现出对业的发展要适度一元适度多元既有凸显旅游业作为澳门经济“龙头”的含义，也有抑制其一业独大的含义。一般认为，适度多元是一个不具有量化指标且颇具弹性的概念。但实际上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具有衡量指标的，适度本身就是一个指标。适度在发展业的指标衡量中，体现在澳门业的发展规模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发展速度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客源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等等。这意味着凸显业作为澳门经济的“龙头”，但发展要适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要适度一元，也就是适当调控业发展的速度。目前澳门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既涵盖“壮大龙头”又适度多元的“协同发展”策略(封小云，2008)。业增长速度过快不利于澳门的长远发展(左连村、徐久香、蔡霜，2008)，因此，不能盲目地提出把业做大做强。

(三)适度多元体现出围绕业而衍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化。即“垂直”或“纵向”多元化“垂直”多元化是要借助业发展的基础，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以业为中心的综合性旅游产业。在这方面，拉斯维加斯的成功做法为澳门发展纵向多元化提供了参考。1993年后，美国13个州合法化打破拉斯维加斯的独家垄断地位，但也因此促成了由以赌立业的拉斯维加斯向多元化娱乐业的转变。如今拉斯维加斯的收入，相当大部分来源于会展、观光、旅游、度假、娱乐、购物等多元的产业活动。

(四)适度多元体现出脱离业而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即“横向”多元化发展“横向”多元化是指发展与业关系不大的产业，如加工制造业、金融银行业、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环保医疗、国际贸易等。适度的横向产业发展，对分散经济风险，激发澳门经济自主能力，改变过度依赖业的现状有重大意义。

(五)适度多元体现出“横向多元”和“纵向多元”的紧密联系在横向多元化和纵向多元化的选择中，目前较多的人认为应该以“纵向”多元化为重点。这样认为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澳门旅游业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而且这一优势地位在中长期不会改变。从一定意义来说这种认识是符合澳门实际的。然而从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本质来看，横向多元化则更能体现适度多元化的真谛。所以，适度多元意味着澳门应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从纵横两个方面推进多元化的发展进程。

三、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思路

(一)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发展适度多元化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阻滞。受到微型经济的客观限制。比如地理空间狭小，市场规模受限制，资源缺乏，人才素质整体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等，这些都构成了适度多元化发展的约束条件。也正是这些约束要素使得适度多元化的步伐进展缓慢。因此从战略对策来看，就是要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突破要素约束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推进区域合作，比如通过继续实施并强化粤港澳区域合作战略，突破地理空间狭小、市场规模受限和资源缺乏等约束条件。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将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区域合作，区内的各种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互补与整合，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可得到大幅提高(李佳鸣，2009)。另外，也可以通过定向培养和引进专项人才，突破多元化发展面临的人才缺乏的约束，等等。通过突破和缓解要素约束，就会为适度多元化发展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二)强化政府经济功能，推进适度多元化发展在澳门的长期发展中，葡澳政府采取无所作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不但没有真正维持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反而使澳门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澳门回归以后，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施政，不仅实现了平稳过渡，而且积极采取措施，推进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当前面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区政府应更进一步强化经济管理功能，消除传统的自由放任管理理念的影响。从澳门整体经济发展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合理配置社会各种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支持、监督和协调作用，以推动澳门经济向更高层次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实践证明，推动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向更高层跃迁的任何行为，离开政府的支持和协调都是难以实现的。

(三)发挥优势，加快提升纵向多元化发展的规模和层次从某种意义来看，澳门的纵向多元化已经存在：比如会展、观光旅游、度假、娱乐、购物、餐饮、酒店等与业联系比较紧密的相关产业在澳门已经得到了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不能说澳门的适度多元化已经完成。主要是由于这些相关产业在规模和水平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与澳门的业规模相比，相关产业在澳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与国际上的同类产业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旅游业是澳门的优势产业，同时澳门拥有许多发展纵向多元化的优势。因此澳门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纵向多元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四)重视横向多元化的发展，推动横向新兴产业的成长澳门经济多元化应着重于澳门的产业结构如何多元化问题。(冯邦彦、谭裕华。2007)发展与业关联不大的产业才能真正体现澳门产业的多元化，但这也正是实现澳门多元化经济的真正困难所在。基于此，作者认为应特别重视横向多元化发展，并从中发现新的增长点，进而培养成澳门的新的支柱和优势产业，为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业支持。

1继续发展加工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澳门本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自由港优势的弱化，曾经对澳门经济举足轻重的加工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加工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面对这种形势。似乎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来实现多元化发展不符合澳门的实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澳门的加工制造业虽然转移到内地，但它仍然是澳门的制造业。同时在跨境工业区内，澳门的制造业也在正常地运作。对于澳门来说，制造业一是要坚持发展，二是要提升质量和层次，三是要通过区域合作来推动。

2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在一些成功的微型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欧盟统计机构曾对芬兰、瑞典、冰岛、丹麦等成功微型经济在2005年全年科研投入在GDP所占比例进行调查，瑞典R&D投入占全年GDP总额的3.86％，芬兰3.48％，冰岛2.83％，丹麦2.44％，其中政府R&D财政拨款在GDP总额所占比例分别达到0.89％、1.03％、1.42％和0.71％。高投入带来了高产出，而在澳门这两个比例尚低。这说明，在澳门还未形成对科技创造、知识经济的足够重视。特区政府应该加大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尤其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澳门发展科技产业可行性很强。网络游戏、软件开发、科技、电子(娱乐)设备及其配套设计、能源环保技术、海洋药业与中成药、健康保健用品研发都可成为科技产业发展的方向。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澳门应发挥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澳门文化丰富多元、绚丽多彩且协调和睦。这一氛围下的澳门从制度到思想都具有强大包容力，是学习和创新的温床。对发展自由、开放、文明的文化产业，激发民众的创造思维，焕发经济活力大有裨益。发展文化产业既符合当前国际发展潮流，也符合澳门市民的愿望，更切合澳门努力打造国际性旅游休闲中心城市的定位。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充裕的财政储备与强劲的工商界实力、高度开放的经济模式与经营观念、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区位优势，都为澳门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发展文化产业将有助淡化业的负面影响，提升城市健康形象。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核心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落实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执政的科学理性。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国度蔚为风气。摒除各种歧视、等第和偏见，倡导人民群众自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发表意见的意愿和权利，懂得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去建构高度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解决“潜规则”中滥用权力的社会问题，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为让政令畅通无阻，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继续探索以制度建设来化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让特权者放弃“既得利益”，能顾全大局，让人际政治、权力无约束得到杜绝，彻底改变膨胀、扭曲和蜕变的权力。通过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让有效的决策、执政和监督互相制衡，以达到社会建设持续的良性互动。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学基础》；教学改革；自主学习；课外阅读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188-03

一、问题的提出

现在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中均存在一些追求“短、平、快”的现象。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看，不少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一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学分，进一步地获得毕业证、学位证；从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满足于通过阅读教材来通过课程考试。没有把通过考试看成是自己学习的自然结果，而把通过考试看成是学习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生不会主动去阅读更多的课外书籍，不了解所学专业主干课程的历史和发展动态，不可能具有较为扎实的知识基础。从教学的角度上来看，教学的要求不高，没有按照所制定的教学大纲要求和本科培养目标执行，甚至对于课程教学大纲的执行也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教师投入精力不足，教师满足于完成教学任务，对于学生的学习辅导不够。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所培养的学生的知识水平达不到本科培养目标的要求，与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知识要求不相符合，与教育部[2007]1、2号文件的要求不相符合。

从旅游管理等管理类专业的《经济学基础》或者《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来看，学生满足于基本掌握课本上的基本知识，老师满足于讲解课本上的基本知识、教授学生作出必要的习题。这种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实际上是中学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延伸，与大学的培养目标很不一致，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从教与学两个方面同时着手，首先是从教学的主导方面――教的方面进行改革，以教的改革来促进学的方面的变革。以获得较以前更好的效果，真正从学生的成长的要求来教育培养学生，从社会对学生的知识的要求来教育培养学生。在一定意义上说，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主要应当是课外自主学习内容的改革，课内教学内容改革的空间相对狭小一些。本课题主要就学生课外自主学习，即课堂教学内容的拓展问题进行探讨。

二、《经济学基础》教学内容改革和考试方式改革的目标、思路和方法

针对以经济学为核心课程的专业的《经济学基础》（《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进行改革探索，以期能够实现下列目标：

1.学生通过《经济学基础》（《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使学生既掌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又对于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对经济学史或者某一理论有进一步地了解，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于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政策的认识。

2.通过对于学生提出明确的学术著作的阅读要求，改变部分学生不阅读学术著作的现状，让一部分不阅读学术著作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至少阅读一本学术著作；通过对于学生阅读学术著作的辅导，激发部分学生阅读学术著作的积极性，提高这部分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学术素养。

3.通过对于学生的学术著作阅读提出明确的做读书笔记的要求，培养学生做笔记的习惯和能力。

4.改变一张考卷定成绩的状况，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把学生成绩的评定延伸到平时、延伸到课外阅读，更加客观、准确的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

具体改革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的调整和改革，即教学内容由单纯讲授“课本内容”改变为“课本内容+课外阅读”。二是教学方式的调整和改革，即教学方式由单纯的“课堂讲授”改变为“课堂讲授+课外阅读指导（答疑）”。三是考核方式的调整和改革，即考核方式由单纯的“期末闭卷考试”改变为“期末闭卷考试+对课外阅读内容的面试+对课外阅读情况的检查”。

在整个改革中，关键的是对学生的学习增加经济学学术名著的阅读要求，要求每一名学生在《经济学基础》（《西方经济学》）课程学习过程中，必须阅读一本指定范围的经济学学术著作；并要求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做好读书笔记，鼓励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写出自己的见解和读后感；期末对于学生的读书笔记进行检查并通过当面考试的方式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

改革目标包括三个：其一，丰富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学生所发的教材上所叙述的知识，使教学内容由课本延伸到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其二，通过学生自学和必要的辅导，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作学习笔记的能力；达到提高学生的学识水平和理论素养，培养学生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思维能力，使学生获得在大学学习期间应当获得的理论训练，实现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其三，通过倡导学生的课外阅读，促进优良学风的形成；使课程教学对创造良好的学习气氛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还需要解决的下面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考核方式的认定和完善，改革后的考核更加复杂，工作量增大数倍，需要得到必要的认可。另一个是对于学生阅读过程的指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的疑问，这些疑问得不到解答，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学生阅读的积极性；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用于与学生讨论这些疑难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实行助教制度能够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一方面，有效地指导了学生的阅读；另一方面，促进了助教自身的学习，提高了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

具体实施方案是：

1)确定应阅读的学术名著的范围，要求学生阅读的学术名著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经济学各流派、各时期的奠基性、代表性著作；一类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其基本选择范围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社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经济学著作或者是已收入该丛书的著作的其他译本。

2)开课学期期初给学生提供阅读书目，布置阅读任务，并利用二课时时间简要介绍经济学的最基本经典著作。具体阅读要求包括：阅读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要求阅读的同时做好读书笔记并写出读后感。

3)在学生阅读的过程中，采用集中（每两周用一个晚上时间与学生交流或者回答学生的疑问）和分散（平时，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阅读给予指导并给予及时的鼓励。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

4)在期末考试前一个月开始进行当面考试并评分，同时检查读书笔记并评分。

5)期末考试仍然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进行。学生期评成绩由期末闭卷考试、学术著作阅读情况当面考试（含读书笔记）、学生课外作业、学生出勤抽查情况四个部分构成。

三、《经济学基础》教学内容改革和考试方式改革的效果

自2003年至今，笔者在担任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经济学基础》（《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明确提出课外阅读要求，绝大部分学生感到有较大收获，应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经济学基础》教学中实施这一改革的同时，又将改革推广至《旅游经济学》的教学之中，即要求学生在学习《旅游经济学》课程的过程中，阅读5篇以上“旅游经济发展”或“旅游经济学研究进展”方面的论文。

从实施情况来看，应该说，效果逐年增强。通过不断地探索，逐步补充完善了实施方案；学生对于实施方案及其效果越来越认同，认为此举对于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打牢扎实的知识基础具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改进学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的数据来说明实施的效果：

1.很好地完成阅读任务。从表1、表2的统计数据来看，学生能够很好地完成阅读任务。对于《经济学基础》（《西方经济学》）课程来说，要求学生阅读一本经济学名著，名著的阅读率达到94.56％。从旅游经济论文阅读的情况来看，要求学生阅读5篇相关论文，四个年级人均阅读5.29篇，人均阅读量呈现上升趋势；阅读数量最多的2005级2班徐军同学达到30篇，2005级有4名同学阅读量超过10篇。

2.学生接触了许多未曾接触的书籍、期刊，拓宽了学生的视野。阅读名著涉及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哲学家70人的相关著作，如曼德维尔、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让・巴・马尔萨斯、马克思、大卫・休谟、李斯特、罗雪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庞巴维克、戈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熊彼特、保罗・萨缪尔森、阿瑟・刘易斯、哈罗德、斯威齐、斯蒂格利茨、曼昆、奥尔森等，包含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当代新古典综合派、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理论、新发展经济学等方面的最主要著作；有同学甚至阅读了在一般人看来令人望而生畏的《资本论》。即便学生未能按照要求阅读指定范围的名著，也阅读了王亚南、于光远、张培刚、厉以宁、刘涤源、傅殷才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

在阅读旅游经济论文的过程中，学生阅读了国内所有最主要的旅游经济刊物如《旅游学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旅游科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等著名刊物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旅游管理》。

3.阅读兴趣不断提高。通过阅读经济学名著，同学们有了一个阅读学术名著的开头，不管读得如何，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对于读得比较认真的同学来说，消除了对于学术著作的恐惧感。同学们对于学术著作阅读的兴趣不断提升，有的同学在完成所要求的任务之后，开始自觉借阅学术名著，并与笔者进行讨论。不少同学在学习心得中表达了这种不断提高的学习兴趣。同时，由于阅读辅导的增加，后来各年级同学们的阅读热情、兴趣不断提高。

阅读旅游经济学论文，直接与同学们所学的专业联系，很好地补充了教材与课堂的内容，同学的阅读兴趣较阅读名著更大。正如2005级郭人俊同学在读后感言中所写：“像这样的文章，以后要多读，它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以不同的观点去系统地思考一个问题。不仅要会读会学，还要会自己动手。我想，这也是老师对我们的期望。”郭三三同学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兴趣的提高，她写道：“虽然老师是说至少看5篇，而我至少看了20篇，不为别的，只是兴趣，越看越带劲，越想把事情弄个明白。”

4.阅读水平不断提高。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同学通过所阅读的文章，激发自己的思维，写出心得体会、提出对于特定问题的意见建议。改革开始时，要求2002级同学阅读经济学名著和旅游经济学论文，大量的同学迫于压力，满足于完成任务，很少有同学写出较为深刻的心得体会；2003级同学阅读经济学名著，作笔记的同学比例为44.74％；2005级阅读旅游经济学论文作笔记的同学的比例提高到了92.16％。2005级同学阅读旅游经济学论文，不少同学就能够结合所阅读的文章，有感而发，或发表对于自己家乡旅游经济发展的看法，或提出对于岳阳旅游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绝大部分同学阅读有笔记、写了夹注、写了心得体会。第二，部分同学开始有意识地阅读系列论文，引发出对于特定旅游经济问题的研究兴趣和高度关注；成系列地阅读论文，实际上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2005级李锋利同学阅读量尽管只有论文5篇，但是每一篇都写出了自己的看法、认识、感想，并在论文上做了相当多的记号、写出了相当多的夹注；而且，选择了城市旅游作为自己的主要阅读范围，该同学所读5篇文章，有4篇是关于城市旅游的论文。2004级周红军阅读了关于农业旅游的系列论文，郭瑞玉同学阅读了关于分时度假的系列论文；2004级高英和孙艳萍、2005级刘洋和刘月伟等同学阅读了关于乡村旅游的系列论文，黄显忭同学阅读了关于导游收入问题的系列论文等等，不一而足。这表明，同学们开始比较好地掌握读书方法和途径，阅读水平在不断提高。

从实施效果来看，较好地实现了改革目标即改进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促进优良学风的形成产生了良好作用。

四、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整个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有三个最为主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1.图书馆相关书籍的复本不够。不少同学难以借到符合老师要求的经济学名著，只好转而借阅其他质量较高的经济学著作，这实际上是导致名著阅读率达不到100％的重要原因之一。

2.相关期刊数量种类不够。图书馆所存期刊不能满足同学们集中借阅旅游经济类期刊的需要，往往出现借不到相关期刊的情况，不少同学只好转而依靠从学术期刊网（CNKI）下载相关文章来满足阅读需要。

3.对于学生的辅导投入精力不够。限于学生的实际水平，学生阅读需要进行必要的辅导答疑。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在辅导答疑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这样将能够更进一步的激发学生的阅读积极性。

五、两点感受

1.给学生设定一定的、必要的目标，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仍然需要给他们设定具体明确的学习目标，而且需要在这些具体、明确的目标指引下进行自主学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具体、明确的目标越多，学生的自主学习也会相应增多。给学生提出明确的阅读要求，实际上使学生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学习方向，通过自主选择书籍、论文，并在阅读过程中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必定能够取得好的效果。

2.给学生必要的鼓励和帮助，有利于提高、巩固学生学习的成绩，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对学生提出课本之外的阅读要求，必须要采用适当的方式给予学生鼓励和帮助，帮助学生树立读好学术著作、学术论文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阅读中碰到的困难，对于他们的思想火花给予充分肯定并帮助他们分析进一步探究的途径，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主要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建设伟大成就》、《日本政府中小企业政策》、《美国的能源》等，曾为《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香港经济导报》等15家报刊特邀记者、评论员和撰稿人。

邓永诚，高级经济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国家物资部（总局）研究室副主任、政策体制法规司副司长、国内贸易部市场建设管理司司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市场体系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曾主持和参与编写过《物资法律制度读本》、《中国市场体系建设通论》、《中国商品市场大全》、《中国改革开放与跨世纪发展战略》等著作，著有经济论文若干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经济完成了从萎靡到繁荣富强，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程。

中共十四大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载入中国史册，也走过了15 年，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

为了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30 年变革历程做一个总的回顾，我们专访了《中国市场》杂志创办人，曾在物资部、内贸部主管市场工作过的杨庆文、邓永诚同志，让这两位参与和见证中国市场经济成长过程的专家为我们回顾、展望一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历程。

《中国市场》：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取向进行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经济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对于这个观点， 您二位有什么看法？

杨庆文：这个观点基本上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一直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从单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社会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逐步认识和提高的过程。在这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经历了风风雨雨，既有传统观念、传统思想方式束缚的影响，又有既得利益的社会力量的反对， 1979 年11 月26 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辑弗・吉不尼时就指出社会主义也是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他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这一科学论点，直到1992 年10 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验证和实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此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邓永诚：我也认同这个观点。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困难的过程，企业进行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认知过程。再向市场转轨期间，许多企业对政府“断奶”，离开“母体”推向市场的大海洋感到茫然。许多企业只停留在“推进”二字上，消极被动地等着推，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所以造成产品积压；有的行政领导还沿用“行政设计”的老套套，凭个人激情为企业“设计出路”、“设计市场”。有的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反对行政干预，呼吁企业自，但另一方面又呼吁政府出政策，“保护主渠道地位”，把经济活动应有的自主性、开放性，看成是可以随意取舍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行政设计”的怀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契机，清除“左”的思想干扰，坚定的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中国市场》：可以说，改革开放3 0 年，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绩是卓著的，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国要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任务仍然很艰巨？

邓永诚：是这样的。目前我国市场现实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企业还没有全部或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政府对企业干预多，企业对政府依赖大；个别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经营，企业地位不平等严重存在。二是市场业态和组织结构不健全、不配套、不同步。如：期货、拍卖、信托、典当、租赁、居间等市场没有解放前发达。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和房地产等要素市场，同商品市场相比发展滞后，特别是资本市场滞后已严重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拖延了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进程。三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低下。行业主管政府部门长期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不会或不善于用税收、信贷、价格、外汇等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市场。四是市场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督不力，交易秩序混乱。很多交易方式和行为的规范目前还无法可依；同时对伪劣假冒、偷税、行贿等打击不力，形成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造成市场秩序混乱。五是我国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较少，参与程度较低。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对外依存度高，高端技术产品参与国际市场少。从总体上看我国商品占国际市场份额较小。

《中国市场》：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国家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以后我们还应在哪些方面继续改革和完善呢？

杨庆文：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七大做了重点部署：一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国家计划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协调作用。因此，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二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永诚：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这主要包括：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资本市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经营土地使用权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积极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和服务体系，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健全和完善技术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成果转化。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平等保护物权，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原则。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公有制经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各种所有制度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才能永远保持并不断增强中国基本制度的优势和活力。四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国际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环境，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中国市场》：刘少奇同志早在上世纪60年代，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关心支持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的创办，为开创市场作出了贡献。那么在经济学者中，你们认为还有哪几位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佩呢？

杨庆文：一位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在左倾思想横行的年代，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社会主义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很早就对“苏联模式”提出批判。特别是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时，就聆听过他呼吁国家要重视利润，强调增强国力，讲发展经济就要牵“牛鼻子”。这些在当时很新颖的理论，至今让我们印象深刻。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英美自傲，竟将预报当儿戏

日本偷袭，刮目相看邓葆光

“军统”中唯一作情报比较学研究的人叫邓葆光。他于1941年秋看到一则报道，说日本正与苏联谈判，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在寻常人的眼里，国际间的贸易，以物易物，有什么稀罕?军统特务机关更不会关心，人家以啥换啥，关我何事？邓葆光偏偏吃咸饭管闲事。他自我提问：日本既不生产橡胶，何以用橡胶易木材？但日本不会空穴来风，必有可图之机。那么，橡胶产于南方，只有南洋群岛的橡胶距日本最近！邓葆光由此着手研究日本掠夺中国所采取的军事步骤。他猛然醒悟：美国驻守南太平洋的军队，重力放在珍珠岛!这儿是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东距火奴鲁鲁96公里，水深15―18米，因湾内盛产珍珠而得名；1911年美又在此建成海军基地。日本只有突击南太平洋的军队，方可取得南洋橡胶。邓葆光立即以绝密电报郑重告知英、美：“日军极可能不宣而战，进犯南太平洋英、美海军，袭击珍珠港!”得到这份来自中国“军统”经济科的秘电，美、英军事情报机构发出了冷笑：我等有世界上一流的情报机关，中国人竟敢来教训我们，真是岂有此理！英国当局干脆来个置之不理，美国呢，脾胃稍好一些，高傲而又不失礼节地回答了三个字：“知道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驻守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士兵，有的起床了，有的还赖在床上，可是日本飞机已飞临上空，一排排炸弹，或挨着或成排地降落，珍珠港立即成为火海、血海……这就是著名的“珍珠港事件”。失去了大批战舰、战机及众多官兵生命后，美国人才深切地认识到，被自己抛弃的中国情报，竟如此准确！傲慢得像鸭公似的英国军事将领这才知道，中国的情报并非不屑一顾，因为这不屑一顾，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珍珠港事件”后，邓葆光受到英国的赞扬，也接到了美国的致歉电。但他并不欣喜，而只有感激，他感激他的老师――董必武对他的教导。

比较学，学有所成

聪明误，误入歧途

湖北的红安，原名黄安。黄安高桥，一邓姓人家，于光绪三十四年得一子，取名宝光。16岁那年，他到汉口求学，考入武汉中学六班，校长是兼任国文老师的董必武，班主任是陈潭秋。在这里，邓宝光改名为邓葆光。一入学校，邓葆光就崭露头角，文章写得流畅、大气，爱憎分明，博得全校师生的青睐。

1934年春，邓葆光考入东京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时达1年零6个月。期间，中日外交关系不断恶化，日军不断向中国挑衅，留日的中国学生也时有爱国行动。邓葆光因发表许多经济论文，其中也有不满日方的言词，日方就给他以各种刁难。于是，他决定暂离东京回国，以待某种有利契机。

1935年夏，邓葆光来到北平，与美籍女子格尼娜结婚。格尼娜了解丈夫继续深造、研究日本经济的意图，就与丈夫双双前往东京，一同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经济。有了美籍妻子的陪读，邓葆光少了不少麻烦。

在日期间，邓葆光常与格尼娜行走于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借阅寻查经济资料，考察日本经济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从中学会了日本学者搜集外国――主要是中国经济资料，尤其是利用这些经济资料的方法。这一科学的比较方法，正在科研活动中的邓葆光尚不知其意义，而只求效果。这一时期，他将这些以比较手段所取得的成果，不断地转化为一篇篇经济论文，邮寄回国，在上海的《申报・经济周刊》、《新中华》；南京的《日本评论》、《时事月报》等杂志上发表，引起了经济学界人士的注目。在日本，有位自称姓胡的中国驻日使馆官员，通过国内关系，摸清了邓葆光在日本的通信地址，频频发函，与他联系，表示愿意互相切磋，研究日本经济。由于志趣相投，邓葆光视其为知音，在探讨日本、中国经济之比较问题方面，毫无保留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在复函中透露出来。胡某表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胡某鼓励邓葆光为祖国继续研究日本经济，为国家贡献才智，并表示自己可以为他力荐合适单位。后来，胡某将他引荐到中央军事委员会。起初，邓葆光感到前途光芒万丈，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不几日，邓葆光始知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一场秋梦!什么军事委员会，原来是“军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组织!想抽身退出么，自有“军统”严厉的行规帮矩约束。邓葆光欲哭无泪，自感一失足成千古恨!

研究日本，研究“军统”

专心抗日，不做坏事

1938年4月中旬，江南草长莺飞。可大武汉不时拉响空袭警报，市民死伤无数，许多建筑物变成废墟。当警报解除后，九省通衢依然又活动起来，车水马龙，路人如潮。在武昌中华门前，正欲下埠渡江的董必武，偶然瞥见多年不见的学生邓葆光。邓葆光此时西装革履，戴巴拿马帽，架宽边墨镜，扶文明棍，刚从汉口那边过来，正拾级而上。长衫布履的董必武，趋步上前，叫住了邓葆光：“一别14年呐!”邓葆光也认出了昔日武汉中学校长、自己的国文教师董必武，赶紧行鞠躬礼，叫了声“老师好!”久别重逢，该是欢快！然而邓葆光却卜簌簌地泪流满面，哭诉道：“老师，学生疏于社交，竟走错了道路，请您惩罚学生吧。”董必武说：“你留学日本，学成回国，进入‘军统’，我都知晓。只要你专心研究日本，研究‘军统’，专心抗日，不做坏事，人民终会理解你的。”邓葆光似乎看到一线光明，保证道：“老师教诲，谨记在心，看学生的行动，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一对好师生，两个阵营人，匆匆见面又匆匆而别。

“比较研究”显威

“以战养战”受挫

武汉即将沦陷。一时间，高喊誓死保卫大武汉的“中央政府”官员们，纷纷雇飞机，打差船，抢汽车，拉民工，逃往峨眉。邓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潜伏武汉，担任‘军统’站经济组长。”

邓葆光搜集日军经济情报时发现，日军军舰由长江中游向汉江口集结，且向石码头一带运输粮食。由此，他判断日军近日必有西行意图。果不其然，他截获两份电报，都与日军西上有关。他分析到：湖北仙桃镇，有一支西北军班底，被遗弃，只要求人家“独立抗战”，却不给被服、粮饷。这支西北军班底编号为一二八师，师长为王劲哉，公开叫出“受(中央)编不受(中央)调”的口号，惹恼了最高当局。经过比较，邓葆光判断，日军集结海、陆、空三军，数倍于一二八师，企图一举歼灭之。邓立即给武汉的潜伏电台――消泗台发出警告一二八师的电报。果然，王劲哉作战略转移，让日军扑了个空，一二八师得以保存。可是汉口站站长刘某却向戴笠告了邓葆光一阴状：“邓不务正业，太过张扬。”戴即电传唤邓。邓接电后经消泗等地，进入沔阳洪湖地区，受到一二八师欢迎与保护。随后，一二八师派人护送邓再经沙市、宜昌抵渝。

邓葆光到重庆后，着手总结武汉沦陷区的工作经验，对比大后方的经济状况。从同僚的渴求中他得到启发：许多同僚埋怨邓从汉口来渝，怎不雇请一副挑担，挑一百来斤汪玉霞的糖果、冠生园的点心来解馋?当时，大后方并不是享乐之地，物资实在匮乏。可是重庆政府提倡所谓爱国，抵制日货甚至还要抵制来自沦陷区的“汉奸货物”。此种政策岂止是自我封闭，而恰恰有利于日方，做了敌人极其愿意看到的事情――证明日方“以战养战”的政策符合日本利益，帮助日方大大发展经济，使中国大后方军民日需更加拮据困顿。邓在报告中强调：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只在两军对垒的战场，更要有经济政策上的灵活，即鼓励商人把生意做到敌占区去，一方面严厉禁止后方的粮棉进入沦陷区，一方面还得去沦陷区抢购日用物资。建议立即设立缉(防止外流)、货运局(抢购沦陷区物资)，在总动员会议机关设经济检查机构，控制后方物价。戴笠审阅了邓葆光的报告，这才认识到汉口站长刘某吃饱了无事干――撑的!若邓葆光只图虚名，这么多实实在在的总结材料，更有这么多办法，是凭空想到的么?他将邓文急转，蒋圈阅转行政院。这些政策终得实施。

邓葆光因此受到重用，被戴笠提升为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不久又升任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渝期间，邓葆光曾请亲信前往红岩村，探听董必武的行踪，终因“军统”限制太严，邓未敢有进一步的行动。

接收敌伪财产

组建研究机构

日本人投降后，许多从大后方来到大上海的“党国要员”，为了五子登科：金子、银子、票子、房子、车子，他们忙坏了。邓葆光是“军统”派来的接收要员，按说他更有资格搞“劫收”。然而，他没有忘记老师给他的“不做坏事”教导。在沪期间，他接收了许多日伪财产，成立了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两个实体单位，接着又组建了上海市东方经济图书馆。这些有益于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事业，相继开始运转，成效有目共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葆光主动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安排一些中共党员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在邓葆光掩护下，这些地下党员，为解放上海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出奇制胜护国宝

春燕北飞迎解放

1948年秋末，中国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东、中南推进。几乎在同一时间，邓葆光在上海接到两起函件，一是从北平传来的口信：“先生多珍重，春燕往北飞。”二是“军统”毛人凤的急电：“图书资料应立即运台。”

面对这一大批孤本、善本图书资料，邓葆光深深认识到，金银珠宝流失了还可以再开采，而人类的知识财富是无价之宝，这批承上启下的国宝怎可流失，新中国多么需要啊!他决心以此献给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使用。

在发出急电催运图书之前，毛人凤的注意力放在金银珠宝的抢运方面。邓葆光利用毛人凤与诸多逃台高官争夺海轮的空当，选择出最珍贵的图书70000本及日军移交的机密文件，分装成100余只大木箱，存放货仓，然后委婉回复毛人凤：“货轮极度缺乏，可否先运抵香港，再换机转运台湾?”毛人凤何等精明、阴险，干脆把邓电压下，不给回音。眼下的上海，“党国要员”亦如当年由汉撤渝，都在使尽手段，争夺船只，试图多带一些财产去台湾，哪有空位留给“军统”特务装运图书!毛人凤无法干预上海船只，只能是不吭声，万一迟迟不运，图书落于之手，咳，那责任就不在毛人凤一方，而是邓葆光的办事不力!毛人凤的沉默，可谓奥妙无穷。

邓葆光也乐得毛人凤的沉默，于是联系由沪去港的海轮，将这100余箱珍贵图书，运往香港四环招商局物资仓库，并伪装干货将箱皮喷字，毫不显眼。

北来报春燕，原是经济所同仁

潘汉年识邓，巧与毛人凤斡旋

100余大箱国宝托外商货轮秘密启航。望着远去的货轮，邓葆光一直悬着的心，才实实在在地落地。邓葆光回到家中，美籍妻子格尼娜像中国女子一样，以贤妻良母形象出现，备好酒菜，慰劳完成使命的丈夫。正低吟浅酌的夫妇俩，陡然听到门铃声。隔着保险门问：“哪一位啊?”对方回答：“北平传送口信人。”邓葆光将门打开，灯光下，来人因装扮奇特而显陌生，待摘掉口罩、墨镜、风帽后，才认出是经济所的同仁。来人曾遭“军统”通缉，是邓安全送其出沪境。邓奇怪地问道：“先生怎么又到上海?”对方笑：“正是去而复，好比候鸟如春燕。”

两人进入秘室，邓问：“想必先生负有重大使命?不然缘何冒险来到寒舍?”

那人诚挚地回答：“一为面谢救命之恩，二为奉命行事。我党考查先生已有很长时间了，先生确有诚意弃暗投明，从抗日之始做了许多有益于民族的大事，近又冒杀身之祸截转大批珍藏资料，实在感人。我今天受托预告先生，明朝有负责干部来访，并对先生今后的工作作出安排，请先生有个思想准备。”

让邓葆光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来见他的竟是他仰慕已久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潘汉年虽已中年，却风度翩翩，相貌堂堂，出言吐语，极富感染力。潘对他说：“我们考虑到，上海即将解放，敌人在临亡前必有猖狂一跳，邓先生若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安全方面则十分不利。毛人凤在那边手忙脚乱，一时无暇顾及邓先生，一旦他沉下心来，前前后后来一番自审自问，那时必会对邓先生起疑心……我建议邓先生立即去香港，暂时隐蔽一下，兼顾那批部级的孤本、善本，还有一大批经济资料。那些都是建国后大兴建设必不可少的资料，若到了香港，再遭敌手，那才叫违背了初衷。邓先生是搞经济的专家，全国解放后，除了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必会对华进行孤立、封锁。邓先生到那时将大有作为。目前暂时潜入香港，搞一个适当职业掩护，不必抛头露面。我们与邓先生暂不联系，必要时，自有通知。邓先生以为这样安排好吗?”

邓葆光一口应承，还说有个有利条件，妻子格尼娜是美国人，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里，有她周旋的余地。而且，在那里还有她许多老朋友，他们的生活、藏身是很容易的。

邓葆光开始对在上海的“军统”组织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并提出前往香港就医。这没引起上海“军统”的任何怀疑。得到允许后，邓葆光与妻子格尼娜还有两位贴心的助手，一同到了香港。从此，在香港的邓葆光再不是邓葆光，而是从北方来的邓景行。为了合法隐蔽，他向当局申请开了个贸易商行，招牌挂出去是“宝丰行”。1949年初夏，宝丰行开业，真还有不少朋友来祝贺一番哩。

毛人凤人在台湾，心仍在上海。他突然想到了邓葆光，更想到了那一批国宝级的孤本与善本图书。通过上海站，再通过香港站的“军统”特务，最终找到了邓葆光和那批久“囤”香港图书的“下落”。毛人凤当即指示香港“军统”特务：监控邓葆光，避开英国人，不择手段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抢出图书。邓葆光得知毛人凤已注意到自己，要抢回国宝时，心急如焚。他急忙租借了一处秘密仓库，打算转移图书。然而这么多木箱，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搬出、上车，岂不等于自我暴露，拱手让人!他决定深夜活动，不雇搬运工人，自己和几个朋友亲自动手，将一只只大木箱抬上有篷货车，尔后绕道，走反方向，再取正道，将100多只大木箱运到了中环永安仓库秘藏。这样一来，图书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毛人凤疯狂下令杀邓

格尼娜智勇双全护夫

1950年初，当“军统”众特务领着搬运工人，强制四环招商局守库人，用一大串钥匙，掏开所有库门，准备让特务们检查藏书木箱时，仓库里已经没有一只木箱。怎么会如此，100多只木箱分明有人目睹，进了库门，而今却不翼而飞了?毛再指示在香港的“军统”特务：一、继续追查图书下落；二、侦知邓葆光住处，见人即处决!

1950年9月12日，4名“军统”特务在香港街头发现邓葆光行踪，立即进行围堵，邓葆光已无退路，以身相拼，怎奈赤手空拳，如何斗得过4把锃亮的砍刀!邓葆光身中9刀，浑身是血。由于抢救及时，邓葆光保住了性命。此后，格尼娜守在丈夫身边寸步不离。

当“军统”特务得知邓葆光经过三个昼夜的抢救保住性命的消息后，又使用各种奸计，试图将邓害死于病床上。好在格尼娜朋友多，住的又是洋人开设的医院，医院十分同情格尼娜，对不明来访者均拒之门外，同时将病人转入大病房，看守者以警惕的目光注视一切异动。

但是，“军统”特务所得的指示是必须搞掉邓，因此特务们将邓葆光所在医院包围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格尼娜不得不与香港警察署交涉：为保障被害人邓葆光的生命安全，必须离开香港去内地就医，但警方以尚未破案为由，拒绝格尼娜的合理要求。格尼娜再三说明情况，并指出港内接连发生凶杀案件，少有告破，必须让邓葆光尽快离港，警署终于答应了格尼娜的要求。但怎样才能使邓葆光冲出“围城”呢?

第二天，医院一辆运载死尸的专车，从邓葆光所在医院后门开出，直奔火葬场。这辆车没有引起包围医院的特务们的注意。

这是有关方面与邓葆光妻子格尼娜商议后，精心演出的一场突出重围的大“戏”。“戏”演成功了，邓葆光经过罗湖，抵达广州。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扬帆前往广州慰问邓葆光及其家人，时在1950年10月金秋季节。

接着好消息传来，秘藏于香港中环永安仓库的70000册宝书安全运回内地，按书目，分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供专家学者使用。听到这一消息，身负重伤尚未痊愈的邓葆光感到十分欣慰。

邓葆光定居上海，按照政策，他享受人民给予的优厚待遇。因为生活安定，居住条件良好，他日夜伏案，总结“军统”有关资料，撰写重要史料，为新中国的建设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潘扬蒙冤邓受牵连

彻底荣誉迟来

1955年，已是中共高级干部的潘汉年去北京开会。会议尚未开始，他就被公安部“带走”；在上海的公安局长扬帆也无缘无故被戴上手铐。不久，住在带花园洋房里的邓葆光被审查。既然潘、扬被定性为“伪奸”，那么由伪奸“掌握”的“军统”还会是好人吗?邓葆光被投入监牢，格尼娜被发配到江苏劳动，“自食其力”。捕邓的单位，给邓下了个含糊其词的“定论”：“自首不诚。”既然自首不诚，自然构不成“重大罪刑”，量刑时给了个“有期徒刑5年”。这个5年可漫长，一直从1955年“有期”到了1980年，长达25年之久，是5个5年徒刑。

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先是潘、扬昭雪，随之邓葆光彻底，并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5年春天，国务院、文化部对邓葆光等5位保护70000册珍贵图书的有功人员予以嘉奖登报表彰；之前的1983年，邓葆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应该补述的是格尼娜，邓葆光的好妻子，当年因极“左”的原因，被迫回到了美国。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一）它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由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协议而成立的，并且具有常设体系或一套机构，其宗旨是依靠成员国的合作来谋求符合共同利益的目标。从这个一般的定义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FinanceCorporation，以下简称IFC）是若干国家以减轻全球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为目的，依据IFC协定建立的一个常设性机构。它是国家间进行多边合作的一种法律形态。

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IFC具有如下法律特性：1．它是国家之间的组织，其参加者全部是国家。成立时有成员国31个，2007年6月发展到179个。[3]但是，它不是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机构。2．它依据并经由国家间的正式协议而创立。这里的协议主要是指IFC协定。该协议规定了IFc的宗旨原则、组织机构、职权范围和活动程序以及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为IFC的合法存在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3．它设有一套职能性的常设机构，包括最高权力机构、执行与主管机构以及行政与管理机构，还有一些辅助机构和一个司法机构。4．它有一定的自。它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人格，拥有成员国赋予的若干职权。它的一系列决定既可由成员国作出，也可通过相对独立于各国政府的决策机构作出。自能使IFC作为一个有别于其成员国的者而运作。[4]5．它具有高度的国际合作功能。各国要共谋全球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些组织进行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实现全球分配正义。[5]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的是，它不仅与政府合作，也直接与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合作。[6]

（二）它是一个金融组织

IFC属于金融组织，它除了有着一般国际组织的共性外，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主要表现在：第一，金融性。作为一个管理国际金融事务的专门机构，它具有提供融资便利，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等职能。第二，企业性。这种特性主要体现在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和业务方式等方面。它的组织形式类似于股份公司。只不过，它的股东是各成员国政府，股份也不能自由认购和转让。它有理事会、董事会和总裁，与股份公司的机构设置相似。它开展投资与信贷业务的机制也与金融企业基本相同。与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相比，IFC应当是企业性最强的。因为企业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赢利性。而IFC在所有的国际金融组织中，赢利的倾向是最明显的。第三，表决制度的特殊性。它实行加权表决制，而不是一般国际组织的一国一票制或集团表决制。这一特性加大了IFC决策机制的复杂性，从而引发了诸多争议。[7]

（三）它是开发性金融机构

IFC属于资源开发型组织，或称开发性金融机构。所谓开发性金融机构，是指在市场缺失和市场机制形成不充分的条件下，提供信用支持，运用金融机制开发市场、建设市场，以带领商业性金融、推进发展经济的金融关系和金融活动的组织。经济论文[8]其中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一些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提供资金援助和专业咨询的组织。一般是指IFC和世行以及四大地区性开发银行[9]。

二、国际金融公司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附属机构

虽然根据IFC协定，“IFC是独立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以下简称IBRD）的商业实体，IFC与IBRD的资金也各自分开单独管理。”而且，“本《协定》不得使IFC对IBRD的行动和债务承担责任，或使IBRD对IFC的行动和债务承担责任。”[10]但是，从IFC的组织结构来说，其附属于IBRD应当是其主要特征，因为IFC的宗旨之一就是“补充IBRD的各项活动”[11]。IBRD在后来的业务运行中遇到的困难促成了IFC的成立：一是贷款给私营企业必须有政府担保，这种事不仅政府不愿意，私营企业也不愿意；二是IBRD不能从事股权投资。这两大困难使IBRD认识到，由于这些限制，它将不会在它所工作的私人领域进行大量融资。[12]因此，IBRD要发挥它在私人领域的作用，就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办法。[13]后来，IBRD的职员提出一个想法，如果IBRD拥有一个涉足私人领域的附属机构，那么许多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14]刚开始担心在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过程中会遇到法律难题，但最终表明如果IBRD在设立它的附属机构时没有使用它自己的资源，这些难题就不存在。[15]洛克菲勒报告也建议，IFC作为IBRD的一个附属机构并以名义上认缴表决股的方式成立。

IBRD后来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与洛克菲勒报告中的建议大体一致。[17]建立IFC的决定作出之后，具体的事宜就由IBRD全权操办。IFC协定由IBRD职员起草，由IBRD执行董事会讨论和决定，然后向IBRD成员国开放签字。参加IFC的成员国必须是IBRD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12月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签订《联合国与国际金融公司关系协定》（AgreementbetweentheUnitedNationsandtheInternationalFinanceCorporation）的不是IFC，而是IBRD。IFC董事会先授权IBRD与联合国签订协定，而且规定，除了要由联大和IFC董事会核准之外，还要由IBRD董事会核准。IFC与联合国的关系也大体参照IBRD与联合国的关系。[18]这一切安排都源于IFC协定的如下规定：“IFC应通过IBRD与联合国达成正式安排，也可通过IBRD与在相关领域担负特别职责的其他公共国际组织达成此类安排。”[19]

三、国际金融公司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1957年2月20日，联合国大会核准了《联合国与国际金融公司关系协定》。据此，IFC成为联合国一个专门机构。[20]相应地，这个协定也成为IFC与联合国关系的最直接、最具体的法律基础。

由于IFC与联合国关系协定的签订要通过IBRD，而且，该协定的基本内容就是IBBRD与联合国关系协定的基本内容。因此，考察IFC与联合国关系的特别之处，实际上就是分析IBRD和其他非金融性专门机构与联合国关系的不同之处。

IBRD的独立意识很强。它认为联合国的政治性会影响其正常的、技术性的业务操作，担心与联合国建立关系会导致联合国对它实行政治上的控制，进而损害它在华尔街等国际资金市场上的AAA和3a级信用。所以IBRD坚持获得和保有一定特权，以使它们与联合国保持适当的距离。[21]体现在它们之间的关系协定中，就有许多保留性的条款。例如，这些协定第1条都规定，由于其国际责任及协定条款性质的理由，它们将作为，而且必须作为独立的国际组织而活动。[22]

具体来说，它有如下不同：第一，其他关系协定都规定，联合国代表应被邀请参加本机构的所有会议并参加讨论。但是，该协定规定，一般仅限于参加理事会会议。第二，对于联合国建议列入的议题只是予以“适当考虑”，而不是像其他机构一样，必须列入。第三，联合国在向IFC和．IBRD提出任何建议前，同意事先与其协商。其他专门机构就没有这个特权。第四，联合国承认，在理解第17条第3项有关审查和协调各专门机构预算的规定时，应考虑到IFC和IBRD并不依赖其成员国分摊年度预算，因此，IFC和IBRD享有决定其预算的形式和内容的完全自主的权利。相比之下，其他专门机构由于需要成员国分摊会费，因此，在预算和财务方面，与联合国关系更密切。[23]

四、国际金融公司在中国的法律地位

IFC作为一个重要国际组织，不仅具有国际法律人格，而且还有国内法律人格。因此，IFC可以在中国取得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可以签订合同，取得并处理动产和不动产，进行法律诉讼。[24]同时，IFC依法独立对外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不过，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IFC与中国进行业务交往时很少作为国际金融组织或国际组织对待。笔者查阅了我国从1984年8月至2005年2月这20多年颁布的法律法规，标题中注有“国际金融组织”字样的法律法规有24个。在这些法律文件的表述中，国际金融组织一般是向政府提供贷款或由政府担保贷款的组织，而且也特别提到了“世行”，但从文件的内容和文义来看，文件中的世行不包括IFC，有的甚至还把IFC明确排除在文件规定中的世行之外。[25]

那么，IFC在中国开展业务时，它的法律地位究竟是如何呢？从目前中国的立法和实践来看，一般赋予IFC境外金融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的地位。

1．境外金融机构。自2003年12月31日起施行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境外金融机构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金融机构，国际金融机构是指世行及其附属机构、其他政府间开发性金融机构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国际金融机构。”[26]可见，IFC应当属于境外金融机构中的国际金融机构，因为，此时应当包括在世行[27]的“附属机构”的范围之内。它要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必须符合本办法的要求，并接受中国银监会的监督和管理。不过，要提请注意的是，此前颁布的法律法规中的“境外金融机构”不包括IFC。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 and capital flows,"financial 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 pill,h.,"international borrowing: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world 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 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 asian model （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 asian 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 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 anies)，或“东亚虎”(east asian 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 asian 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 k.s.,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stview 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 asian 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 to 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 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 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 prices 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 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forward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see

forward,and 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 k.s.,tigers in trouble-financial governance ,liberaliz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isa,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三）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 and capital flows,"financial 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 pill,h.,"international borrowing: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world 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 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 asian model （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 asian 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 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 anies)，或“东亚虎”(east asian 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 asian 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 k.s.,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stview 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 asian 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 to 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 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 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 prices 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 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forward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see

forward,and 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 k.s.,tigers in trouble-financial governance ,liberaliz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isa,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三）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

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