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矫正教育范文
时间：2023-09-28 16:31:00
法学矫正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社区矫正；未成年；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316-（2014）01-
一、社区矫正中的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的最核心任务就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这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教育、思想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其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
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最主要内容就是教育，因为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具有特殊性，此外，根据法律规定，对他们采取监禁措施不利于他们的未来成长，社区矫正则是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最好方式。在社区矫正中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使他们免受监狱亚文化的不利影响，出狱后被人以罪犯对待，还能充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社区矫正中为他们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帮助他们成长不仅体现对他们特别的关心、爱护，也是对他们负责的表现。
二、社区矫正中的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分析
虽然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有所发展，但是实践中发现很多问题，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问题。
（一）重法制教育，轻道德教育
实践中的矫正大多侧重防止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犯罪教育上，矫正部门和矫正教育工作人员认为未成年人犯过罪，设计的教育内容大多是法制教育，重点教育未成年人不能再犯罪，告诉他们再犯罪的严重后果，希望通过法制教育让未成年人对法律产生畏惧心理，从而打消再次犯罪的念头。与此相比较，他们并不重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法律因为具有强制效力对未成年人进行规范，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促使他们自律，相信自律的效果要比法律的规范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应重视在社区矫正中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使他们成为守法公民。
（二）重行为矫正，轻思想矫正
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工作人员侧重对他们进行行为矫正，为了防止他们再犯罪而对它们的行为进行监控，比如，要求他们及时报到，提交思想汇报，参加社区活动等。却很少涉及对他们进行思想矫正，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思想变化关注上，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这就影响了矫正的效果。
（三）重身体健康，轻心理健康
《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司法所应当聘请社会专业人员，定期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矫正部门却只顾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体健康上，为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采取各种措施，却很少去关注他们的心理问题。虽然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基层矫正部门缺乏相关人才，没有能力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心理健康教育，但关键不在于此，而是他们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侧重在报到次数，思想汇报的份数和开导他们的次数上，没有把心理健康教育放到重要位置上认真对待。
三、社区矫正中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途径
（一）思想教育和技能教育相统一
矫正教育除了思想教育还应该注重技能教育，并保证技能教育简单易学和科学实用。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说，他们未来要靠自己的劳动去生存，技能教育有助于他们未来开始新生活。在社区矫正中应该把重思想教育和技能教育结合起来，结合被矫正对象的个人实际情况，而不只是理论说教。思想政治教育要促使他们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运用真实的案例去感化和教育他们；在技能教育方面要选择一些容易就业的领域，运用通俗易懂的教育方法促使他们认真改造。
（二）建立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和道德规范、道德修养的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犯罪者的精神动力，因此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必须结合实际，建立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来改变未成年犯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改造的顺利进行。同时，要让未成年犯罪人明白道德的功能，通过知、情、意、行几个方面促使他们提高正确道德判断能力，培养他们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
（三）专门部门与社会资源相配合
除了专门矫正部门的教育，还要利用社会力量来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
各级组织协同，形成合力
公检法司各部门要密切合作，处理好每起案件，做好假释、减刑、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做好矫正教育对象的帮教和监督工作。街道居委会积极做好精神文明、法制宣传、治安防范等工作。劳动就业部门加强对社区矫正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支持，拓宽就业渠道。
2.充分调动社会人士的积极性
多安排专家、劳模等同未成年犯罪人沟通交流活动，采取报告、讲政策、法制教育等形式为他们指明方向；邀请不同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就业咨询服务；组织矫正对象的亲属参观矫正机构，促使他们积极配合矫正教育活动；吸收志愿者参与未成年犯罪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马奇柯、刘杰.国外社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与启示[J].山东省团校学报，2007（4）.
[3]贾仕林.当代国外青少年道德教育模式对我国德育的启示[J].现代教育科学，2005（3）.
[4]张乐天主编.社会工作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
[5]申洪波.国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J].现代商业.2008（06）
[6]陈伟.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以未成年人特殊刑事政策为中心[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02）
[7]涂龙科.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若干立法问题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04）
作者简介
法学矫正教育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困境；对策
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是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进行社区矫正，这项举措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而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社会矫正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指司法行政部门或组织解决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问题，并改变社区矫正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社区矫正人员能够顺利的回归社会，本文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从而探究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一、社区矫正人员的现状及困境
近些年随着多元化帮扶体系的构建，社区矫正人员的帮扶领域也得到了扩展，多元化的帮扶主体共同为社区矫正人员的困难群体提供多种形式的帮扶，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矫正人员多数经济条件较好，保持着服刑之前的生活水平，较少遇到难以解决的生活问题。而少数社区矫正人员的基本生活问题极为突出，而这些社区矫正人员的困境得不到及时解决，严重阻碍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并成为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应当从社区矫正人员的生活问题加以分析，才能结合实际，充分发挥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1.1就业方面
社区矫正人员在重新就业的过程中，部分社区矫正人员的文化程度较低，人力资本的匮乏，使得社区矫正人员并不具备相应的劳动技能，导致人力资本匮乏，无法适合社会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观念存在偏差，并不愿从事体力劳动类的工作，对于公子的要求过高，没有立足实际，一味期望获取高收入。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将会增加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几率，严重影响到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无法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并增加社区矫正人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抵触。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就业，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与帮扶工作相结合，将就业环节作为工作重点，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就业帮助。并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困难的特点，为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并通过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帮助社区矫正人员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帮助社区矫正人员根据自身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程度，选择适合的工作岗位。
1.2家庭关系方面
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关系由于以往的认识偏差，会加剧家庭关系的紧张程度，甚至造成家庭破裂，从而造成社区矫正人员丧失对生活的追求，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倾向，使得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顺利开展。社区矫正人员家庭关系的紧张原因主要由于家人的冷漠和不接纳，婚姻生活的破裂以及子女的养育问题，社区矫正人员回到家中生活，家人会因以往的认识偏差，产生非常冷淡的态度，使得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倾向更为偏激，并滋生犯罪心理，以此来逃避生活。家人的不接纳也是社区矫正人员无法正常生活的重要因素，家庭破裂和子女的抚养问题，使得社区矫正人员的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剧。家庭关系是社会个体获得基本支持和资源的基础平台，紧张的家庭关系会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倾向造成重要影响。因此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经常前往家庭关系紧张的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走访，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交往方式，开展相应的家庭治疗，为社区矫正人员建立良性家庭互动模式，进行合理的心理健康辅导，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完善家庭关系，缓解精神压力。
1.3心理健康方面
社区矫正人员的服刑初期，很容易受到生活困境，并产生不同程度的是心理问题，因为自己的“罪犯”身份遭到歧视，从而不愿与他人交往，心里自卑孤僻，并容易被激怒，或仇视社会。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问题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展，并使得社区矫正人员产生重大心理危机，不利于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会。
1.4社会民众不理解
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不能得到普遍民众的理解，许多社区矫正工作者利用自身社会资源，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或保障形式，却得到了部分民众的反对与质疑，认为他们的工作问题都无法解决，社区矫正人员工作者却积极为罪犯解决工作，因此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开展的过程中，会由于社会民众的不理解，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
1.5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
在社会救助方面，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与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关系并不合理，社区矫正人员随着生活稳定，在重新就业的过程中，却会被取消最低保障金，对于社会矫正人员来说，领取最低保障金要大于重新就业的收益，这也使得许多社区矫正人员放弃了重新就业的心理，减缓了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会的进程，也为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1.6社会资源紧张
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人员主要是社会志愿组织或志愿者，作为社区矫正帮扶的重要力量，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由于社会资源紧张，难以达到理想水平。
二、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2.1明确教育原则
由于社区矫正人员的特殊性，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应当明确教育原则，根据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明确分清“帮”与“教”的侧重点，不能模糊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的概念和重点，拓展社区矫正教育主体，增加社区矫正教育的深度，并未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强制性保障，从而探索多样化教育的改造途径。
2.2邀请专业人员授课
根据社区矫正人员存在的心理问题，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共同教育矫正。邀请专业人员举办相应的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鼓励，并及时调整社区矫正人员的心态情绪，让社区矫正人员能够积极融入社会，敢于承受压力。
2.3直观教育，感受生活
社区矫正教育缺乏强制性保障，因此应当将思想政治教育延伸到社会领域，通过直观的教育让社区矫正人员能够充分感悟生活，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的在刑意识，提高社区矫正人员的自觉性，服从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积极回归社会，并通过互动形式的矫正教育，提高教育效果。
2.4多样化教育形式
由于社区矫正人员的特殊性，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当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方式，将“帮”与“教”充分结合，在解决社区矫正人员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加强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提高改造效果，在日常工作中，通过温暖行动，为社区矫正人员带来人性化的关怀，并利用家访的机会，辅导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
2.5定期组织集中教育
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深入矫正教育，强化矫正人员的精力，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从日常事务性工作中抽出时间，定期组织集中教育，结合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和法制教育内容，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并进行集中授课，根据不同的侧重点，开展相应的警示教育、法规教育和形势教育，将法制教育与时事政策充分结合，提高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光勇. 社区矫正人员帮扶现状、困境与对策调查研究 社区矫正人员帮扶现状、困境与对策调查研究[J]. 中国刑事法杂志 ， 2013，（04）：80-86
法学矫正教育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区矫正；检查监督；非监禁刑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105-02
2011年，我国正式将社区矫正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这是我国刑法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我国刑法文明进步的体现。社区矫正符合行刑轻缓化的发展趋势，从其他国家来看，社区矫正的效果也是很好的。但是我国的刑罚一直是以监狱为中心，从意识到制度都不是很完善，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一、社区矫正的现实意义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使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
《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的对象限制在管制、缓刑和假释三种，在这三种刑罚的执行条件上也作了修改，缓刑的条件加了“宣告缓刑对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假释的“不致再危害社会”改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这些修改都是为了与社区矫正的法律化适应。
（一）提高矫正教育的效果
社区矫正可以加强罪犯与社会及其家庭的联系，使矫正对象能够全面地接触社会，有利于其回归社会。首先从亲情方面说，社区矫正使罪犯可以保持和亲人的一种紧密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被感化；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矫正对象与社会的联系不至于使其与社会产生隔阂，为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行为环境，使罪犯能够更好地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避免了罪犯在监狱里交叉感染；再者，社区矫正使罪犯感受到法律威严的同时得到社会与政府的人文关怀，避免了仇视政府或者社会的结果。还有的学者认为，监禁罚会使刑满释放之人被贴上了“犯罪人”的标签难以抹去，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社区矫正将犯罪人融入社会，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犯罪人，以防止犯罪人陷入标签理论中所描述的再犯罪[1]。马克思认为，认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与社会是相联系的，社会的发展也会为社会成员提供发展空间[2]。社区矫正正是加强了罪犯和社会的联系，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进行改造。
（二）降低罪犯改造成本，减轻监狱压力
考虑到社会安定等因素，实践中管制、假释等一些监外执行方式用得并不多，再加上我国是人口大国，因此监狱的压力很大，狱内也非常拥挤。随着行刑轻缓化、人道化思想的发展，罪犯的人权问题得到更多重视，监狱的设施开始逐渐完善，很多监狱开始往比较靠近市区的地方迁移，不再像以前建在深山老林中，即使是狱警跟外界的接触都很少。监禁刑的行刑成本已随着刑罚文明的发展越来越高，而社区矫正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执行机关只要做好监督与教育工作，再通过对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等资源的统筹安排利用，不用完全地禁锢罪犯，也不用提供食宿，可以节省大量的行刑资源，却可以使矫正教育遍及各个社区，从矫正对象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关注其心理变化，大大提高矫正效果的同时也降低了罪犯的改造成本。
（三）社区矫正目前已成为世界行刑改革发展的趋势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逐步进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1954年，美国监狱协会更名为矫正协会，标志着西方国家在行刑的理念和实践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随着“报应主义”刑罚执行被“目的主义”的刑罚执行观所代替，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社区中矫正的罪犯人数都比较多，有些国家甚至超过在监狱中服刑改造的罪犯人数，这意味着许多国家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主要不是采取关押在监狱里而放在社区中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多数国家设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部门的配合不够紧密
根据“两部两院”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公、检、法、司、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的共同配合，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相关部门的配合不够紧密，未充分履行职责。根据江苏盐城的调研报告，少数地方党委政府或单位、部门的领导重视不够，工作上支持不力，对社区矫正工作往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此外，法院、检察院、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税务及工、青、妇等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作用远未充分发挥，有的地方社区矫正工作仅靠司法行政机关单兵作战，难以抓出成效[3]。还有的人民法院对罪犯判处非监禁刑并生效后，有时未及时将法律文书抄送司法行政机关、未将法院已督促被告人家属或所在单位落实的帮教措施告知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信息掌握不对称，导致帮教不及时或帮教措施针对性不强[4]。
（二）矫正力度不够
法学矫正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后现代法学 女权主义法学 世界帝国与法 社区矫正
后现代法学流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它是继传统三大法学派别之后的又一法学研究倾向，其涉及领域广泛，代表的理论派别主要有美国的“批判主义法学”和“女权主义法学”、法国的“权利学说”、日本的“世界帝国与法”等等。后现代主义受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是主要是受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影响，并和后结构主义合流。从法律秩序内部的合理性和价值观构建和维护上而言，后现代法学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的特征呈现。
一、美国女权主义法学与后现代法学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看似强大的美国，其国内社会问题突出，其中女权问题异常明显。女权主义法学在接受后现代法学的理论基础之后，对于女性权利的争取非常明显，在经过第二次、第三次女性解放运动之后，基本形成了“包括选举权、同等报酬、福利、获得就业和教育、参加陪审团的权利和选择堕胎的有限权利”。女权主义者们认为正统的所谓现代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男性特权或男性话语基础上的。女性解放运动在哲学的思维下武装自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法律保障体系，为她们在获得法律的保障树立了现实基础。据统计1950年代美国婚后女性就业率仅为11%，1978年就业率上升到50%，1997年逐步上升达到61%，2010年达到69%。
二、柄谷行人的“世界帝国与法”
柄谷行人是日本后现代法学的发现者，他在理解和阅读“世界帝国”时认为“国民国家则不具有这样的统一原理，这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同样性质的住民与政府的积极同意（如人民投票）为前提的。国民既然是以领土、民族、国家的历史共有为基础的， 就不能建立帝国， 国民国家在实施征服时， 只能去同化不同性质的住民， 强制取得大家的同意， 而不能去统一他们，也不能将自己对正义与法律的基准强加给他们。” “可以把面对资本制-国民-国家的对抗场所放到这一三位一体的‘外部’，即联合主义中去寻求。这是另一个‘交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市场经济是相似的， 即是以每个个人的自由契约为根据的，但是它不主张资本主义那样的利润追求。另一方面， 它与共同体是相似的，即它是互酬的、相互扶助的， 而不是排他的、拘束性的。”柄谷行人想要构建一种国际法上的“新的帝国”，想彻底的摒弃资本主义式的国家制度，建立以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新的帝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压迫，规避民族主义的出现。简单而言，他是根据资本制-国民-国家，实现广泛的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联合体，建立大的社会法治。
三、我国后现代法学发展的价值追求
废除劳教制度后，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责任异常重大，它肩负着通过社区矫正教育，实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在高铭暄教授的《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的重大意义》一文中首先强调了“社区矫正明确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从立法上明确确立了行刑社会化理念”。刑法社会化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的一种对传统刑法体系与理论进行反思的理论，它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文化基础，解决人们在强调法律制度建设，特别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法律公正性失真，重新建立一种人们可以信赖的法律正义。
第一、强调法的实质性，在司法运作中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我国废除劳教制度，采用社区矫正制度，这是人权保障的显著提升，美国的“女权主义法学”强调保障女性的作为人的权利，而我们的制度建设考虑的是保障犯罪主体的基本权利，而实现这一权利的意义可以有效地防止犯罪人到监狱中受到犯罪行为交叉感染的危险，使在社会的监督下，人们看到他们的改造和转变，在感情上接受和宽容他们，使其尽快融入社会，减少重新犯罪，尽快修复社会裂痕，解决社会问题，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强调法的具体适用，摒弃从宏观上对制度的把握，减少过度强调整体性而对不同犯罪的区分。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发展中，我们经历四要件到三要件再到现在理论界坚持的二要件理论，这一认识的发展，就是要区分犯罪个别化，不同的犯罪主体，应该区别对待，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犯罪，由于他们对行为违法性和主观的过错认识存在一定的缺陷，一味的强调惩罚，那么在预防犯罪的目的上便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反而会适得其反。
第三、强调法的阶级性，降低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柄谷行人的“世界帝国与法”强调历史的“反复”，如果我们不区分犯罪与未犯罪之间的关系，那么在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和剥夺生命上可能出现与现代法治文明相悖的一些行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大法域下的整体认同制度，从立案时的“取保候审”到审查阶段的“附条件不”再到审判后的“徒刑以下的缓期执行”和执行中的“假释”，都是社区矫正制度调整的对象，那么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的区别性对待，便是我们的关注重点。
参考文献：
[1]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11.
[3]宫燕明，梁晓俭.后现代法学对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律理论的启示[J].同济大学学报，2003.
[4]陈根发.论柄谷行人阅读马克思[J].北方法学，2001.
法学矫正教育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刑事执行法学 发展状况 困局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刑事执行法学，是研究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的执行制度与活动的一门法学学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基本理论，刑事执行法学与刑事实体法学（刑法学）、刑事程序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同为刑事法学的三大支柱，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主要目标在于实现对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而对犯罪人处以刑罚后刑罚目的真正实现，则有赖于刑事执行法的发展水平与完善程度。现代刑事法律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及犯罪人，更在于矫正犯罪人促使其回归社会，预防与减少犯罪，而矫正犯罪人并使其回归社会，实现预防与减少犯罪正是刑事执行法的任务。
总的来说，我国的刑事执行法学根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的劳改法学，该学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得到了繁荣与发展。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欧美监狱学著作与理论传入我国，劳改学理论传统受到了巨大冲击。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监狱学的正式确立。但是，随着我国社会法治文明程度的日益提升，学界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监狱法学其实不能涵盖刑事执行的全部内容，监狱法只能适用于有期徒刑、拘役以及死刑缓期两年的两个半刑种的执行，而其他非监禁刑罚的执行以及生命刑、财产刑、资格刑的执行都需要建立一门规范的学科来予以系统研究。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应运而生。
一、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发展状况
纵观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发展历程，基本上可划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繁荣期（1998年—2002年）。
上世纪末至新世纪之初的前三年，国内刑事执行法学总体显示出较为繁荣的景象。尤其是对刑事执行法学基本理论研究来说，在老一辈刑事执行法学学者和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推动下，国内掀起了一个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高潮。这一时期国内学术期刊上以“刑事执行”为题的论文数量较多， 部分高质量且能够代表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水平的专著陆续出版。在研究学术活动方面，自1998年7月国内首次召开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后，为改革我国刑事执行体制推进刑事执行统一立法的进程，进入21世纪来国内数家刑事执行重要研究机构又召开了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执行法学基本理论研讨会。因此，我们基本上可将该时期称为刑事执行法学研究的“繁荣期”。
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分别是：2000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中国监狱学会、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犯罪与监狱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等机构在北京举办了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8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对我国刑事执行体制存在的问题，改革的思路以及如何完善刑事执行立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会议中有的学者首次就刑事执行体制提出了在司法部内部设立社区刑罚执行局，与监狱管理局并列，负责缓刑、假释和管制刑的执行 ，从2010年12月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的设立来看，该次研讨会的一些理论观点还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以说，本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对未来我国刑事执行体制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研讨会后，《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10期组织了专刊，刊载了一系列国内著名学者关于刑事执行体制改革与刑事执行一体化的学术论文。
2002年1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犯罪与监狱学研究所、中国监狱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德国与欧盟法律研究中心等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刑事执行法制建设理论研讨会”，会议就刑事执行理念、刑事执行立法、非监禁刑、劳动教养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本次研讨会上，力主刑事执行法一元论的我国著名监狱法学学者邵明正教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执行法》建议稿，建议稿主张刑事执行主体向一元化转变，对特赦制度进行了专章规定，主张扩大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刑罚的执行，突出了对刑事执行被执行人的权利保护。 虽然该建议稿还不够完善，但这是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学者第一次就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做出的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为未来的刑事执行立法工作积累了经验。
第二阶段：探索期（2003年—2006年）。
应当说，上一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学者们尝试突破我国现有刑事执行格局，力图推动刑事执行制度向一体化、科学化格局发展，但是实践中这一尝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刑事执行制度的变革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处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从属地位的刑事执行法欲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需要社会条件的成熟来予以推动。有学者撰文犀利地指出，我们追求的不应是（刑事执行）立法的外在形式，更应注重立法的社会反应；当我们向往一种理想化的立法模式时，更应当清醒考虑，社会环境、立法资源、立法技术为此能提供多大的生存能力与生存空间。 在社会条件尚未成熟之际，要想在短期内推进我国刑事执行制度整体格局变革并且看到成果似乎困难重重。在这几年中，刑事执行领域中专业理论研究骨干人才的流失开始发生。刑事执行学特别是“监狱学理论研究面临着人才断档的更大危险：一批年老的理论工作者退休；一些中年骨干研究人员流失；年轻人中有潜力的研究人员数量少，要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尚需时日，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很有可能继续流失。这种后继乏人的现象，令人十分担忧”。 因此，从2003年到2006年，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与发展第一阶段繁荣期相比，学术质量较高的专著与论文数量明显减少，以刑事执行法学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再也没有召开，学者们试图在等待社会条件成熟的过程中摸索我国刑事执行制度改革的出路，少部分学者看到行刑社会化的国际大趋势，开始进入在国内具有前瞻性的行刑社会化领域的研究，因此，我们姑且把这一时期称为“探索期”。
第三阶段：突破与发展期（2007年至今）。
2003年7月两高两部颁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六省（市）为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省（市），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内逐渐展开。随着2011年刑法第八修正案以及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规定社区矫正为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方式，以及2012年《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以规范各地司法机关的社区矫正行为，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大步推进。而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在历经了新世纪前十年中期的沉寂与探索以后，社区矫正在全国的推进为其寻求突破及发展拉开了序幕。在国际行刑社会化的潮流下，学者们的注意力不再着眼于官方不太认可的刑事执行整体体制的变革，而是顺应宽严相济的时代背景，更为实际与稳健的转向社区矫正在我国的理论与实务的研究。审视确立社区矫正制度对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的推行对刑罚观念的更新，刑罚结构的调整，行刑权的配置以及刑事执行体制的改革都将产生影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社区矫正执行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当时法律中刑罚应由监狱、法院和公安机关来执行框架，对我国刑事执行既有体制提出了挑战，因而社区矫正的实施必然推动我国刑事执行体制改革。正是看到社区矫正制度已成为我国刑事执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的突破口，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社区矫正的研究中，从2007年起国内大量关于社区矫正的论文和专著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在监狱学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部分地方院校和监狱管理局，如上海政法学院、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等在监狱学方面的研究与著作尤其活跃，研究成果颇丰，仅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就推出了21世纪监狱管理创新丛书与21世纪监狱人文探索丛书共十余本监狱学论著。总的来说，近年来刑事执行专著出版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以2010年为例，有关监狱学和社区矫正方面的专著达到了历史上少有的年出版量30余本的盛况。因此，基本上可以把2007年至今这段时间视作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发展期。
二、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的发展陷入困局的原因
我国刑事执行法学自诞生以来，无论从专著与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从学术研讨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纵观刑事执行法学的整体发展，在经历初期的繁荣后之后似乎就一直处在发展的困顿中，没有形成学者们起初预想的发展态势。部分早期比较活跃的刑事执行法学研究者归于沉寂，一些法律院校的刑事执行法学教育在萎缩，就连国内较早设立的刑事执行法学专业的西南政法大学都从2013年起停止招收刑事执行法学专业学生。
分析造成刑事执行法学发展困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事执行法学的学科独立性问题。
目前，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的作为一门学科无论从研究力度上还是从研究体系上还不够独立，它没有能像犯罪学那样成为刑事法学的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学科独立性直接影响着刑事执行法学的发展。对于处于刑事实体法学和刑事程序法学从属地位的刑事执行法学，如何能从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中剥离出来，确立自己的独立学科地位，是影响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发展水平的核心因素。
按照中国学科分类国家标准（GB/T 13735-92）的规定，学科是一种“依据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研究目标等五个方面进行的分类”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刑事执行法学相对于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的确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并没有受到学界和官方的足够重视，使其上升为一门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相并立的独立的刑事法学分支学科。这是时至今日刑事执行法学水平不能得到整体发展和提升的根本原因。因此，如何确立刑事执行法学的学科独立性，对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发展意义重大。国家对学科分类的目的在于对科研政策与科研发展规划服务，而刑事执行法学一旦成为独立学科，国家在科研经费投入，科研人才的储备，科研项目的规划等各方面的重视程度都会大大提高，这将直接促进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的繁荣与研究水平的大幅提升。
（二）刑事执行法学内部理论体系的合理性问题。
陈兴良教授曾经指出：“在刑事法学各学科中，行刑法学是相对滞后的研究领域，这主要表现其研究成果要么是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简单注释，要么是对行刑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个意义上，行刑法学没有建构起自身的专业槽。” 换言之，刑事执行法学没有像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或犯罪学那样有自身一套严谨且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其实也是影响刑事执行法学学科独立的一个主要因素。
目前学界一般将刑事执行法内部理论体系划分为：刑事执行法学总论（包括刑事执行的范围、刑事执行权的性质、刑事执行的主体、刑事执行立法等问题）；监狱学（包括监狱立法问题、监狱体制改革、监狱分类、罪犯权利、狱政管理问题、刑罚执行制度即减刑与假释、罪犯矫治问题等）；社区矫正学；其他刑罚的执行制度研究（包括死刑执行、罚金刑执行、没收财产刑执行、资格刑的执行以及赦免制度等）。
如此建构的理论体系有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不同的刑罚剥夺和限制的是犯罪人不同的权利，而不同刑罚的执行方式和执行特点不一样，涉及的社会领域与学科领域也不一，这导致刑事执行法学难以形成自己独立且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比如财产刑的执行，它涉及到犯罪人的民事财产权利，金融配套制度的研究等；资格刑的执行，它涉及到犯罪人的宪法性权利，也涉及到出入境管理等行政法规；监禁刑的执行涉及到罪犯的矫正教育、监狱的管理等；而生命刑的执行涉及到剥夺人的生命的方式和制度，在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废除死刑的今天似乎缺乏学术研究发展的外在社会条件。
第二，将监狱学纳入刑事执行法学后，导致研究内容过于繁杂，研究方法难以统一。
监狱学涉及到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差异较大，研究监狱学某一分支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很难跨越自己的学科知识背景对另一分支学科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即使有的学者跨界研究也大多涉及皮毛，这就造成了一种尴尬局面——要将监狱学统一到刑事执行法学门下，刑事执行法学研究者似乎是小马拉大车，难以驾驭监狱学众多的分支学科，不能建立统一的研究理论体系。
总而言之，刑事执行法学亟待构建合理的学科理论体系，从宏观上探索本学科的研究规律，找到本科学科特有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才能进一步明确自身作为独立学科的意义，
（三）刑事执行法学发展的外部社会条件问题。
外部社会条件是推动法学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刑事执行法学也不例外。当前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化的刑事执行格局，是国家多年来刑罚权配置的结果。要改变现有刑事执行格局的不合理局面，改变刑事执行主体乱象，将生命刑、财产刑与资格刑的执行权统一收归司法行政部门行使，或者更理想的来说设立国家刑事执行总局，这实际上都涉及到了国家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国家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各方利益，改革起来困难极大。单以看守所划归司法部管理这个问题为例，学界呼吁与倡议多年，但是涉及到公安部与司法部权力的重新分配，一直不能提上议事日程。由此可想见，要打破现有刑事执行权配置格局，把刑事执行权从法院与公安机关剥离的难度极大。
社会现实条件决定了刑事执行法学的发展前路漫漫，也许还需要研究人员在今后很长一个阶段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拉开刑事执行权改革的帷幕。而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等外在社会需要的才能进一步促进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水平提高，如是，理论研究与社会改革也才能实现良性的交互影响。
三、结语
一个国家的刑罚执行制度的研究水平是该国法治水平的指针，因为刑罚执行制度中涉及的犯罪人的权利保护等内容能够最好的反映一个国家的人权保护状况。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都相当重视对刑事执行各项制度的研究。刑事执行法是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并立的三大刑事法律之一，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保证犯罪与刑罚问题能够得到全面、有效的解决。而刑事执行法学是刑事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法学学科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的研究与发展，对于落实和实现其他刑事法学环节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对于国家和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是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无法替代的，随着社会法治水平的发展，它必然成为一个独立刑事法学分支学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唐彦，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在读，讲师，任职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政治理论教育学院；杨蓓，装备学院昌平士官学校讲师）
注释：
根据笔者利用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的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十三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中以“刑事执行”为题的学术论文约145篇，而仅仅在2000年至2002年三年内就达到了近40篇，从论文数量上足可窥见刑事执行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早期繁荣。
数据统计来源见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http：///Visitnew.asp
鲁兰：《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10期。
王平，柳波：《刑事执行法制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2年第5期。
就目前刑事执行法立法现状来看，我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工作正在进行中，初步形成了《监狱法》规定监禁刑的执行，《社区矫正法》规定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刑事执行立法格局。应当说，刑事执行法多元论受到了官方的立法认可。
余诤：《一元与多元：对我国行刑规范设置模式的再思考》，载《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3期
吴宗宪：《2005年度中国监狱学研究述评》，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6年第1期。
王平、罗刚：《现行刑事执行体制改革探讨》，载中国监狱学会主编《中国监狱学会20年》，法律出版社2006年出版。
见2013年5月10日《重庆晚报》
见百度百科“学科”词条，http：///view/145919.htm
郭明著：《学术转型与话语重构——走向监狱学研究的新视域》，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第5页
法学矫正教育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区矫正;刑罚制度;改革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根据“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我国社区矫正所下的定义,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概念之下,该《通知》明确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如下罪犯:(1)被判处管制的;(2)被宣告缓刑的;(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通知》强调,对于这些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人中,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仅是刑罚执行方式,并不是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监禁刑。非监禁刑是与监禁刑相对应的刑种概念,社区矫正不是刑种概念,而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非监禁刑需要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来执行,我国非监禁刑包括管制与剥夺政治权利;被判处监禁刑的罪犯经过法定程序裁定,也可以采取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例如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果符合一定的条件,包括认罪态度好、刑罚执行满一定年限等等,通过假释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等,也可以对其采用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1](第67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将社区矫正的范围放宽一些,不能仅仅将社区矫正定位在刑罚执行方面,还应当考虑将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受刑人的安置帮教工作、监狱行刑社会化等内容纳入这个系统,以发挥统一作战的协调功能,尽量从各个方面实现犯罪人再社会化的目的。因此,社区矫正就是指在国家专门机关的领导和指导下,发动社区群众、整合社区资源,对在社区中服刑和处遇的犯罪人给予教育、改造、保护的刑事执法活动以及对出狱人进行帮助、保护的社区社会工作[2](第30页)。
上述各种观点对我国社区矫正的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有的认为是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有的认为是刑罚执行方式,还有的认为是刑罚执行活动和社区社会工作。但总的看来,上述观点对社区矫正概念的表述均有一定的不足,均不能全面准确地表达社区矫正的含义,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种观点将社区矫正定义为非监禁刑之行刑方式,显然是对非监禁刑的刑罚概念的误解。在我国的自由刑种类中,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这些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都是要将罪犯放在监狱和拘役所里,以监禁的方式执行刑罚的,因而属于监禁刑。只有管制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自由刑,不需要将罪犯放在监狱,而是放在社会上执行,因此,管制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惟一的一种非监禁刑。如果将非监禁刑的概念作广义的解释,可以把它理解为监禁刑以外的刑罚种类,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附加刑。但无论如何,非监禁刑的概念也不可能将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裁量制度、刑罚执行制度、刑罚执行方式都包括进去。我们不能为了把社区矫正的概念简单化,而刻意对非监禁刑作扩大范围的解释,因为这样的理解非监禁刑是与刑法理论中的非监禁刑的概念相悖的。所以,将社区矫正的概念定义为非监禁刑的行刑方式是不准确的。
第二种观点虽然发现了第一种观点以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来定义社区矫正的不足,指出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监禁刑的罪犯,通过适用缓刑、假释,也可以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但对社区矫正的概念简单地定义为刑罚执行方式,也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的。从目前进行社区矫正的几种对象来看,缓刑是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的刑罚,假释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对缓刑犯和假释犯而言,只是监督考察他们在考验期内能否遵守有关监督考察的规定,如果能够遵守有关规定,对他们所判的刑罚(假释犯是假释时所剩余的刑罚)就不再执行。从完善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对缓刑和假释确实存在一个监督考察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但对缓刑犯和假释犯的监督考察活动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同于刑罚执行方式。从逻辑上讲,如果将附条件的不执行刑罚还称为执行刑罚的方式,那就必然会得出“不执行还是执行”的悖论。从目前被列入社区矫正对象的几种情况看,只有监外执行是惟一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并且它还仅仅是监禁刑的一种变通性行刑方式,还不能将其称之为非监禁刑的行刑方式。
第三种观点将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受刑人的安置帮教工作、监狱行刑社会化等内容统统都纳入社区矫正的概念,使社区矫正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社会工程。这一概念的缺陷一方面在于它将监狱行刑的社会化也纳入社区矫正,人为地把社区矫正扩大到监狱矫正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将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安置帮教等都纳入社区矫正,将社区矫正的范围又扩大到对犯罪人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的领域,超越了矫正教育的内容。如果这样界定社区矫正的概念,必然造成社区矫正工作的严重变形,使得社区矫正成为向犯罪人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的一项社会工作,并且犯罪人在社区矫正中所享受的这些社会福利保障,是社会上遵纪守法的下岗待业公民都无法享受到的,而对犯罪人来说只是因为他们犯过罪,服过刑就能够轻易享受到,这样的社区矫正无异于鼓励善良的人们去实施犯罪。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社区矫正的概念可以作如下表述: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对罪犯矫正教育工作的新型矫正方式。
二、社区矫正与刑罚制度的关系
(一)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刑罚方法和刑罚制度是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
尽管社区矫正并不等同于刑罚执行活动,但社区矫正的各项具体工作和措施都是在相应的刑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社区矫正必须要在刑事法律框架内进行,撇开现行的刑罚制度对罪犯采取的任何所谓有利于回归社会的矫正措施,都很容易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造成侵犯罪犯的人权的结果。
在“两院两部”联合发出的《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社区矫正的首要任务便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
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其次才是对罪犯的帮助和教育。无论是确保刑罚顺利实施的矫正措施,还是对罪犯进行教育帮助的矫正措施,都不能随便突破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从社区矫正措施的内容来看,很多矫正措施都涉及到对罪犯人身自由的限制问题,如管制措施本身就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内容的刑罚的执行,对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的社区矫正,就是执行法院对其所判处的刑罚,必须按照刑法第39条规定的五项管制内容来制定具体的管制措施。对缓刑犯、假释犯的监督考察措施中也包含了与管制内容基本相同的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的内容。这些矫正措施的采取,也同样要以刑法第75条、第84条对缓刑犯、假释犯所规定的考察内容来为依据。只有以现行刑法为依据的矫正措施,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才能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
(二)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经验将对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在现有法律体系的框架内,靠国家刑事政策的推动而进行的,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现行法律制度滞后的问题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社区矫正的实践对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随时将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社区矫正代表了刑罚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随着人类社会刑罚观念的进化,刑罚方法更趋人道,刑罚由重到轻的发展趋势将极大地推动以监禁矫正为主体的现行矫正模式逐步向以社区矫正为主的矫正模式的变革。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联合国的一些刑事司法规则,例如《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55),《监禁替代措施》(1980),《减少监狱人口、监禁替代措施和犯罪人社会整合》(1985),《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东京规则”(1990)等,都明确倡导尽可能避免监禁,将监禁作为最后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使用,大大促进了国际社会刑罚制度中对社区矫正的适用[3](第5页)。社区矫正推动刑罚制度发展的这种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我国刑罚制度必须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而作相应的改革。另一方面,社区矫正是以刑罚制度为法律根据的罪犯矫正模式,它不可能长期游离于刑罚制度之外单纯靠刑事政策的支撑而存在,社区矫正的法律化是必由之路,而社区矫正法律化的过程就是社区矫正工作推动刑罚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从目前的社区矫正实践看,我国现行刑罚制度还难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三、改革和完善刑罚制度,保证社区矫正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一)增加非监禁刑的刑种,完善管制刑,确立非监禁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1.增设社区服务刑。所谓社区服务刑,是依法判处犯罪人无偿地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社区内的公益劳动,或者为社区成员提供特殊服务的一种刑罚方法。社区服务在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其做法日渐完善,受到了很好的矫正效果。在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中,这种刑罚方法很快便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的关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也能够改造人。人在劳动中不仅能够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学会尊重他人,珍爱生活,使他们的犯罪人格得到重塑。社区服务刑,是在社区矫正机关监督指导下,将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分子放在社区,让其进行一定时间的公益性劳动。这种在不影响罪犯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的条件下实施的矫正教育措施,与监禁矫正中的强制性劳动相比,其相对宽松的劳动环境及这种刑罚方法本身所体现的人文主义关怀,将更能够使罪犯的人格得到重塑。也正因为如此,社区服务刑在国外刑罚制度中才得到了普遍的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有的地方借鉴国外的社区服务刑的做法,组织矫正对象参加社区公益劳动,这尽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矫正措施,但从法律上讲,这种做法目前还没有刑事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也得不到刑事司法上的支持,因此组织矫正对象参加社区公益劳动只能作为一种矫正措施使用,并且要以矫正对象的自愿为原则,没有强制性。组织矫正对象进行社区服务的问题急需要用法律加以规范。
2.管制刑的完善问题。管制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惟一的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内容的自由刑,但在过去以监禁刑为主体的犯罪矫正体系中,管制的地位微不足道,其矫正罪犯的功能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于是,在刑法理论上便出现了管制刑废止说,认为管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管制刑插在拘役和行政拘留之间,使国家刑法措施体系不协调;在管制刑的执行方面,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基层组织能力下降,使管制的执行失去组织保障;此外管制缺乏足够的严肃性和惩罚性,难以起到威慑作用[4](第181页)。这种对管制刑完全持悲观失望态度的观点,是不足为取的。废除管制刑不仅与社区矫正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而且也与现代刑罚向轻缓化、人道化、经济化发展的方向大趋势背道而驰。管制刑不是我国刑法中一个可有可无的刑种,而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刑种,对管制刑自身存在的问题,只能够从立法上去完善,而不应该轻易谈废止。
笔者认为,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一个非监禁刑刑种,它是对罪行较轻,且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会上,由专门机关在有关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对犯罪人进行必要的管束控制的一种刑罚。管制的本身含义便是对犯罪人的管束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是管制刑的本质特征。如果在管制的基础上再附加强制无偿劳动的内容,必将使这种刑罚失去本来的意义。再者,无偿公益劳动属于社区服务刑的执行方式,如果我国刑法能够借鉴国外立法例,把社区服务刑作为主刑来规定下来,那么对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再实行强制无偿劳动,便成了两种主刑的附加使用,与主刑不能够附加适用的原则相违背。另外,笔者认为,在管制已被明确列入社区矫正范围,并建立起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管制刑的执行之后,完善管制刑的根本仍在于建立与管制刑的适用相配套监督管理制度。从刑法第三十二条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所规定的监督管理的内容看,所规定的五个方面的管制内容都是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这些规定基本上反映了管制刑的特征。缺少了这些方面的监督管理制度,管制将不能称其为管制了。但管制只规定了“管”的内容,却缺少了“教”的内容,无法与社区矫正以矫正教育为宗旨的理念相衔接。实践中将管制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因此也缺乏法律依据。为弥补这一不足,建议在刑法第三十二条增加一款,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必须接受社区矫正,必须参加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集中教育、定期谈话、社会帮教、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矫正教育活动。社区矫正机构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所采取的矫正措施,必须以本条规定为依据。”这样规定不仅给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参加社区矫正提供了依据,而且为社区矫正机构制定具体的矫正措施。
(二)放宽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条件,扩大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
针对现行刑法在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制度的适用对象及条件上规定过于苛刻,从而限制了社区矫正的存在空间的问题,有一种观点建议放宽这些刑罚制度的使用条件,将适用缓刑的条件,放宽到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将适用假释的条件放宽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后经改判为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8年以上,便可以假释。并且建议取消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的规定。关于监外执行的对象,建议对符合条件又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无期徒刑罪犯也可以适用监外执行[5](第6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总体上看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对假释条件过分放宽的立法建议,不利于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
(三)完善刑罚制度的内容,为社区矫正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
1.建立缓刑犯、假释犯审前人格调查制度,准确把握缓刑、假释的实质性条件。社区矫正的根据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刑法在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中均规定了犯罪人“有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才可以适用缓刑假释,但这些条件过于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把这些条件具体化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便是建立缓刑犯合假释犯的审前人格调查制度。
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是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指在法院判刑前,由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判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于1950年在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上被积极倡导,目前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采用了此制度。我国理论界已有学者已开始对社区矫正的罪犯进行重新犯罪的风险预测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他们将能够反映矫正对象人身危险性的主客观因素归纳为三十项量化指标,每个指标根据其反映人身危险性的程度的不同分别确定不同的分值,测得的分值越高,说明罪犯重新犯罪的风险越大[3](第29页)。这种预测的准确性或科学性如何姑且不论,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即基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而采取相应的监督、考察、管理和教育等矫正措施,对强化社区矫正的效果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对考验期内的缓刑犯、假释犯除了规定考察监督之外,还应增加矫正教育方面的内容。现行刑罚制度对社区矫正措施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监督、管理”上,而在对罪犯的教育、感化、挽救等真正能够在社区矫正中发挥良好矫正作用的措施,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故此,建议在刑法第75条缓刑考验期内应遵守的四项规定之后,增加“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要接受社区矫正,必须参加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集中教育、定期谈话、社会帮教、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矫正教育活动。”
在刑法第85条对假释犯的监督规定后面,增加“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要接受社区矫正,必须参加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集中教育、定期谈话、社会帮教、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矫正教育活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的执行制度,所有非监禁刑都应增加公益劳动的内容。公益劳动在国外称为社区服务,它是监禁刑的一种替代措施。是非监禁刑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教育矫正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应通过刑事立法明确规定,适用非监禁刑罚的犯罪人应无偿的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社区内的公益劳动,或者为社区成员提供特殊服务[6](第188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首先,社区服务在国外刑法中一般都是作为独立的刑种规定的,强令犯罪人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多少小时的社区服务,必须依据法院的社区服务令。如果由社区矫正机关来决定社区服务刑的适用与刑期,显然有悖于刑罚权由法院统一行使的刑事司法原则。其次,无论将来刑法修改时将社区服务作为主刑,还是作为附加刑规定,都不能将其适用于所有的社区矫正对象。如果将其规定为主刑,根本不可能与管制这样的另一种主刑附加适用,即使规定为附加刑,也不可能与缓刑、假释等刑罚制度附加适用。再次,如果不将社区服务作为一种刑罚,而是作为一种适用于一切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措施来规定,那将使社区矫正失去应有的意义,无非是将监狱内劳改变为监狱外劳改,过度夸大劳动在罪犯改造中的作用也是不实际的。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不少国家无论是监狱内矫正,还是社区矫正,都没有强制罪犯劳动的规定,如在加拿大,即使关在监狱里的罪犯,也不必参加劳动,如果要劳动也是自愿的[7](第14页)。他们并没有把劳动作为罪犯改造的必要条件,但他们的罪犯矫正工作也同样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故此,笔者认为,强制所有的社区矫正对象都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立法建议欠科学性。
3.增加延长缓刑、假释考验期的规定。我国《刑法》第77条规定了三种导致缓刑撤销的法定事由,即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发现漏罪、实施了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在刑法规定的撤消缓刑的此三种情形中,对缓刑犯实施违法行为尚未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便直接撤消缓刑,执行原判,与社区矫正给罪犯以机会的价值追求不相符。为了有效地避免了短期监禁的弊端,刑法在撤销缓刑、恢复__监禁刑执行的问题上更应当持慎重的立场,只要还有其它手段足以对矫正对象起作用,就不应当动用监禁刑这一最后手段。有鉴于此,建议在我国缓刑、假释制度中增加“延长考验期”的规定。具体而言:如果被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人员,在缓刑考验期间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破坏社会秩序并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法院可根据社区矫正机关的报告延长缓刑、假释的考验期一次。在延长考验期里再次实施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的,应当撤消缓刑、假释,执行原判或收监执行。
综上所述,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急需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保证,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我们还必须警惕以下两种倾向:一种是刑罚制度无用论的倾向。认为现行的刑罚制度妨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试图以社区矫正措施来取代相关刑罚制度,不管现行的刑罚制度怎样规定,只要认为是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办法,都要拿来在社区矫正试点中试一试,这样必然会使有关的刑罚制度形同虚设,造成社区矫正工作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另一种是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社区矫正的做法,要求对我国现行刑罚制度进行削足适履式改革的倾向,认为社区矫正是西方完善的刑罚制度基础上的产物,要使社区矫正工作获得大的发展,必须建立西方式的刑罚制度和司法体制,否则社区矫正在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的土壤里便难以存活和发展。笔者认为,现行的刑罚制度固然存在与社区矫正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内,靠社区矫正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推动,通过对有关的刑罚制度的不断完善才能实现。只要我们大胆地探索,不断丰富社区矫正的理论和实践,深入研究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问题,建立与社区矫正相配套的刑罚制度的设想很快将会变为现实。超级秘书网：
注释:
[1]王琼,等.行刑的社会化(社区矫正)问题之探讨[J].中国司法,2004,(5).
[2]何显兵.论社区矫正的根据[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3]郭建安,郑霞.略论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J].法治论丛,2003,(3).
[4]马克昌.刑法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5]刘强,等.对社区矫正中的服刑人员进行风险测评方法介绍[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8).
[6]李恩慈.论社区矫正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2004,(4).
法学矫正教育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 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矫正教育罪犯的新型矫正方式。从目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践来看,现行刑罚制度还难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是保证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根据“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我国社区矫正所下的定义,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概念之下,该《通知》明确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如下罪犯: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4)被裁定假释的; (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通知》强调,对于这些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人中,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仅是刑罚执行方式,并不是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监禁刑。非监禁刑是与监禁刑相对应的刑种概念,社区矫正不是刑种概念,而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非监禁刑需要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来执行,我国非监禁刑包括管制与剥夺政治权利;被判处监禁刑的罪犯经过法定程序裁定,也可以采取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例如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果符合一定的条件,包括认罪态度好、刑罚执行满一定年限等等,通过假释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等,也可以对其采用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1] (第67页) 。
第三种观点认为, 应当将社区矫正的范围放宽一些,不能仅仅将社区矫正定位在刑罚执行方面,还应当考虑将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受刑人的安置帮教工作、监狱行刑社会化等内容纳入这个系统,以发挥统一作战的协调功能,尽量从各个方面实现犯罪人再社会化的目的。因此,社区矫正就是指在国家专门机关的领导和指导下,发动社区群众、整合社区资源,对在社区中服刑和处遇的犯罪人给予教育、改造、保护的刑事执法活动以及对出狱人进行帮助、保护的社区社会工作[2] (第30页) 。
上述各种观点对我国社区矫正的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有的认为是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有的认为是刑罚执行方式,还有的认为是刑罚执行活动和社区社会工作。但总的看来,上述观点对社区矫正概念的表述均有一定的不足,均不能全面准确地表达社区矫正的含义,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种观点将社区矫正定义为非监禁刑之行刑方式,显然是对非监禁刑的刑罚概念的误解。在我国的自由刑种类中,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这些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都是要将罪犯放在监狱和拘役所里,以监禁的方式执行刑罚的,因而属于监禁刑。只有管制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自由刑,不需要将罪犯放在监狱,而是放在社会上执行,因此,管制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惟一的一种非监禁刑。如果将非监禁刑的概念作广义的解释,可以把它理解为监禁刑以外的刑罚种类,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附加刑。但无论如何,非监禁刑的概念也不可能将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裁量制度、刑罚执行制度、刑罚执行方式都包括进去。我们不能为了把社区矫正的概念简单化,而刻意对非监禁刑作扩大范围的解释,因为这样的理解非监禁刑是与刑法理论中的非监禁刑的概念相悖的。所以,将社区矫正的概念定义为非监禁刑的行刑方式是不准确的。
第二种观点虽然发现了第一种观点以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来定义社区矫正的不足,指出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监禁刑的罪犯,通过适用缓刑、假释,也可以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但对社区矫正的概念简单地定义为刑罚执行方式,也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的。从目前进行社区矫正的几种对象来看,缓刑是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的刑罚,假释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对缓刑犯和假释犯而言,只是监督考察他们在考验期内能否遵守有关监督考察的规定,如果能够遵守有关规定,对他们所判的刑罚(假释犯是假释时所剩余的刑罚)就不再执行。从完善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对缓刑和假释确实存在一个监督考察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但对缓刑犯和假释犯的监督考察活动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同于刑罚执行方式。从逻辑上讲,如果将附条件的不执行刑罚还称为执行刑罚的方式,那就必然会得出“不执行还是执行”的悖论。从目前被列入社区矫正对象的几种情况看,只有监外执行是惟一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并且它还仅仅是监禁刑的一种变通性行刑方式,还不能将其称之为非监禁刑的行刑方式。
第三种观点将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受刑人的安置帮教工作、监狱行刑社会化等内容统统都纳入社区矫正的概念,使社区矫正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社会工程。这一概念的缺陷一方面在于它将监狱行刑的社会化也纳入社区矫正,人为地把社区矫正扩大到监狱矫正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将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安置帮教等都纳入社区矫正,将社区矫正的范围又扩大到对犯罪人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的领域,超越了矫正教育的内容。如果这样界定社区矫正的概念,必然造成社区矫正工作的严重变形,使得社区矫正成为向犯罪人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的一项社会工作,并且犯罪人在社区矫正中所享受的这些社会福利保障,是社会上遵纪守法的下岗待业公民都无法享受到的,而对犯罪人来说只是因为他们犯过罪,服过刑就能够轻易享受到,这样的社区矫正无异于鼓励善良的人们去实施犯罪。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社区矫正的概念可以作如下表述: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对罪犯矫正教育工作的新型矫正方式。
二、社区矫正与刑罚制度的关系
(一)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刑罚方法和刑罚制度是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
尽管社区矫正并不等同于刑罚执行活动,但社区矫正的各项具体工作和措施都是在相应的刑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社区矫正必须要在刑事法律框架内进行,撇开现行的刑罚制度对罪犯采取的任何所谓有利于回归社会的矫正措施,都很容易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造成侵犯罪犯的人权的结果。
在“两院两部”联合发出的《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社区矫正的首要任务便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其次才是对罪犯的帮助和教育。无论是确保刑罚顺利实施的矫正措施,还是对罪犯进行教育帮助的矫正措施,都不能随便突破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从社区矫正措施的内容来看,很多矫正措施都涉及到对罪犯人身自由的限制问题,如管制措施本身就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内容的刑罚的执行,对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的社区矫正,就是执行法院对其所判处的刑罚,必须按照刑法第39条规定的五项管制内容来制定具体的管制措施。对缓刑犯、假释犯的监督考察措施中也包含了与管制内容基本相同的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的内容。这些矫正措施的采取,也同样要以刑法第75条、第84条对缓刑犯、假释犯所规定的考察内容来为依据。只有以现行刑法为依据的矫正措施,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才能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
(二)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经验将对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在现有法律体系的框架内,靠国家刑事政策的推动而进行的,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现行法律制度滞后的问题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社区矫正的实践对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随时将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社区矫正代表了刑罚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随着人类社会刑罚观念的进化,刑罚方法更趋人道,刑罚由重到轻的发展趋势将极大地推动以监禁矫正为主体的现行矫正模式逐步向以社区矫正为主的矫正模式的变革。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联合国的一些刑事司法规则,例如《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55) ,《监禁替代措施》(1980) , 《减少监狱人口、监禁替代措施和犯罪人社会整合》( 1985) ,《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东京规则”(1990)等,都明确倡导尽可能避免监禁,将监禁作为最后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使用,大大促进了国际社会刑罚制度中对社区矫正的适用[3] (第5页) 。社区矫正推动刑罚制度发展的这种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我国刑罚制度必须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而作相应的改革。另一方面,社区矫正是以刑罚制度为法律根据的罪犯矫正模式,它不可能长期游离于刑罚制度之外单纯靠刑事政策的支撑而存在,社区矫正的法律化是必由之路,而社区矫正法律化的过程就是社区矫正工作推动刑罚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从目前的社区矫正实践看,我国现行刑罚制度还难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三、改革和完善刑罚制度,保证社区矫正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一)增加非监禁刑的刑种,完善管制刑,确立非监禁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1. 增设社区服务刑。所谓社区服务刑,是依法判处犯罪人无偿地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社区内的公益劳动,或者为社区成员提供特殊服务的一种刑罚方法。社区服务在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其做法日渐完善,受到了很好的矫正效果。在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中,这种刑罚方法很快便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的关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也能够改造人。人在劳动中不仅能够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学会尊重他人,珍爱生活,使他们的犯罪人格得到重塑。社区服务刑,是在社区矫正机关监督指导下,将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分子放在社区,让其进行一定时间的公益性劳动。这种在不影响罪犯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的条件下实施的矫正教育措施,与监禁矫正中的强制性劳动相比,其相对宽松的劳动环境及这种刑罚方法本身所体现的人文主义关怀,将更能够使罪犯的人格得到重塑。也正因为如此,社区服务刑在国外刑罚制度中才得到了普遍的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有的地方借鉴国外的社区服务刑的做法,组织矫正对象参加社区公益劳动,这尽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矫正措施,但从法律上讲,这种做法目前还没有刑事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也得不到刑事司法上的支持,因此组织矫正对象参加社区公益劳动只能作为一种矫正措施使用,并且要以矫正对象的自愿为原则,没有强制性。组织矫正对象进行社区服务的问题急需要用法律加以规范。
2. 管制刑的完善问题。管制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惟一的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内容的自由刑,但在过去以监禁刑为主体的犯罪矫正体系中,管制的地位微不足道,其矫正罪犯的功能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于是,在刑法理论上便出现了管制刑废止说,认为管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管制刑插在拘役和行政拘留之间,使国家刑法措施体系不协调;在管制刑的执行方面,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基层组织能力下降,使管制的执行失去组织保障;此外管制缺乏足够的严肃性和惩罚性,难以起到威慑作用[4] (第181 页) 。这种对管制刑完全持悲观失望态度的观点,是不足为取的。废除管制刑不仅与社区矫正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而且也与现代刑罚向轻缓化、人道化、经济化发展的方向大趋势背道而驰。管制刑不是我国刑法中一个可有可无的刑种,而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刑种,对管制刑自身存在的问题,只能够从立法上去完善,而不应该轻易谈废止。
笔者认为,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一个非监禁刑刑种,它是对罪行较轻,且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会上,由专门机关在有关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对犯罪人进行必要的管束控制的一种刑罚。管制的本身含义便是对犯罪人的管束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是管制刑的本质特征。如果在管制的基础上再附加强制无偿劳动的内容,必将使这种刑罚失去本来的意义。再者,无偿公益劳动属于社区服务刑的执行方式,如果我国刑法能够借鉴国外立法例,把社区服务刑作为主刑来规定下来,那么对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再实行强制无偿劳动,便成了两种主刑的附加使用,与主刑不能够附加适用的原则相违背。另外,笔者认为,在管制已被明确列入社区矫正范围,并建立起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管制刑的执行之后,完善管制刑的根本仍在于建立与管制刑的适用相配套监督管理制度。从刑法第三十二条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所规定的监督管理的内容看,所规定的五个方面的管制内容都是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这些规定基本上反映了管制刑的特征。缺少了这些方面的监督管理制度,管制将不能称其为管制了。但管制只规定了“管”的内容,却缺少了“教”的内容,无法与社区矫正以矫正教育为宗旨的理念相衔接。实践中将管制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因此也缺乏法律依据。为弥补这一不足,建议在刑法第三十二条增加一款,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必须接受社区矫正,必须参加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集中教育、定期谈话、社会帮教、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矫正教育活动。社区矫正机构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所采取的矫正措施,必须以本条规定为依据。”这样规定不仅给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参加社区矫正提供了依据,而且为社区矫正机构制定具体的矫正措施。
(二)放宽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条件,扩大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
针对现行刑法在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制度的适用对象及条件上规定过于苛刻,从而限制了社区矫正的存在空间的问题,有一种观点建议放宽这些刑罚制度的使用条件,将适用缓刑的条件,放宽到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将适用假释的条件放宽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后经改判为有期徒刑的) ,实际执行8年以上,便可以假释。并且建议取消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的规定。关于监外执行的对象,建议对符合条件又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无期徒刑罪犯也可以适用监外执行[5] (第6页)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总体上看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对假释条件过分放宽的立法建议,不利于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
(三)完善刑罚制度的内容,为社区矫正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
1. 建立缓刑犯、假释犯审前人格调查制度,准确把握缓刑、假释的实质性条件。社区矫正的根据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刑法在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中均规定了犯罪人“有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才可以适用缓刑假释,但这些条件过于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把这些条件具体化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便是建立缓刑犯合假释犯的审前人格调查制度。
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是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指在法院判刑前,由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判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于1950 年在海牙召开的第12 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上被积极倡导,目前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采用了此制度。我国理论界已有学者已开始对社区矫正的罪犯进行重新犯罪的风险预测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他们将能够反映矫正对象人身危险性的主客观因素归纳为三十项量化指标,每个指标根据其反映人身危险性的程度的不同分别确定不同的分值,测得的分值越高,说明罪犯重新犯罪的风险越大[3] (第29页) 。这种预测的准确性或科学性如何姑且不论,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即基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而采取相应的监督、考察、管理和教育等矫正措施,对强化社区矫正的效果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 对考验期内的缓刑犯、假释犯除了规定考察监督之外,还应增加矫正教育方面的内容。现行刑罚制度对社区矫正措施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监督、管理”上,而在对罪犯的教育、感化、挽救等真正能够在社区矫正中发挥良好矫正作用的措施,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故此,建议在刑法第75条缓刑考验期内应遵守的四项规定之后,增加“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要接受社区矫正,必须参加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集中教育、定期谈话、社会帮教、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矫正教育活动。”
在刑法第85条对假释犯的监督规定后面,增加“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要接受社区矫正,必须参加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集中教育、定期谈话、社会帮教、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矫正教育活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的执行制度,所有非监禁刑都应增加公益劳动的内容。公益劳动在国外称为社区服务,它是监禁刑的一种替代措施。是非监禁刑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教育矫正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应通过刑事立法明确规定,适用非监禁刑罚的犯罪人应无偿的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社区内的公益劳动,或者为社区成员提供特殊服务[6] (第188页)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首先,社区服务在国外刑法中一般都是作为独立的刑种规定的,强令犯罪人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多少小时的社区服务,必须依据法院的社区服务令。如果由社区矫正机关来决定社区服务刑的适用与刑期,显然有悖于刑罚权由法院统一行使的刑事司法原则。其次,无论将来刑法修改时将社区服务作为主刑,还是作为附加刑规定,都不能将其适用于所有的社区矫正对象。如果将其规定为主刑,根本不可能与管制这样的另一种主刑附加适用,即使规定为附加刑,也不可能与缓刑、假释等刑罚制度附加适用。再次,如果不将社区服务作为一种刑罚,而是作为一种适用于一切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措施来规定,那将使社区矫正失去应有的意义,无非是将监狱内劳改变为监狱外劳改,过度夸大劳动在罪犯改造中的作用也是不实际的。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不少国家无论是监狱内矫正,还是社区矫正,都没有强制罪犯劳动的规定,如在加拿大,即使关在监狱里的罪犯,也不必参加劳动,如果要劳动也是自愿的[7] (第14页) 。他们并没有把劳动作为罪犯改造的必要条件,但他们的罪犯矫正工作也同样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故此,笔者认为,强制所有的社区矫正对象都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立法建议欠科学性。
3. 增加延长缓刑、假释考验期的规定。我国《刑法》第77 条规定了三种导致缓刑撤销的法定事由,即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发现漏罪、实施了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在刑法规定的撤消缓刑的此三种情形中,对缓刑犯实施违法行为尚未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便直接撤消缓刑,执行原判,与社区矫正给罪犯以机会的价值追求不相符。为了有效地避免了短期监禁的弊端,刑法在撤销缓刑、恢复__监禁刑执行的问题上更应当持慎重的立场,只要还有其它手段足以对矫正对象起作用,就不应当动用监禁刑这一最后手段。有鉴于此,建议在我国缓刑、假释制度中增加“延长考验期”的规定。具体而言:如果被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人员,在缓刑考验期间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破坏社会秩序并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法院可根据社区矫正机关的报告延长缓刑、假释的考验期一次。在延长考验期里再次实施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的,应当撤消缓刑、假释,执行原判或收监执行。
综上所述,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急需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保证,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我们还必须警惕以下两种倾向:一种是刑罚制度无用论的倾向。认为现行的刑罚制度妨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试图以社区矫正措施来取代相关刑罚制度,不管现行的刑罚制度怎样规定,只要认为是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办法,都要拿来在社区矫正试点中试一试,这样必然会使有关的刑罚制度形同虚设,造成社区矫正工作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另一种是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社区矫正的做法,要求对我国现行刑罚制度进行削足适履式改革的倾向,认为社区矫正是西方完善的刑罚制度基础上的产物,要使社区矫正工作获得大的发展,必须建立西方式的刑罚制度和司法体制,否则社区矫正在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的土壤里便难以存活和发展。笔者认为,现行的刑罚制度固然存在与社区矫正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内,靠社区矫正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推动,通过对有关的刑罚制度的不断完善才能实现。只要我们大胆地探索,不断丰富社区矫正的理论和实践,深入研究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问题,建立与社区矫正相配套的刑罚制度的设想很快将会变为现实。
注释:
[1] 王 琼,等. 行刑的社会化(社区矫正)问题之探讨[ j ]. 中国司法, 2004, (5).
[2] 何显兵. 论社区矫正的根据[ j ].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2).
[3] 郭建安,郑 霞. 略论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j ]. 法治论丛, 2003, (3).
[4] 马克昌. 刑法通论[m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5] 刘 强,等. 对社区矫正中的服刑人员进行风险测评方法介绍[ j ].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05, (8).
[6] 李恩慈. 论社区矫正的几个问题[ j ]. 中国法学, 2004, (4).
法学矫正教育范文第8篇
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市司法局《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及《上海市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矫正暂行规定》等文件规定，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学习是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工作措施。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教育学习工作，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集中教育
（一）教育资源与教育内容
各级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要充分挖掘社区资源，利用公共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建立集中教育基地。区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职能部门要组织协调其他职能部门或单位，借用其他教育性资源，为街镇司法所（科）开展集中教育创造条件。
集中教育一般以街镇为单位开展，个别情况可以由区县司法局统一组织。街镇司法所（科）要充分利用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指导手册、文件资料汇编等有关资料，充分发挥本地区的资源优势，结合本地区情况，开展集中教育学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法制教育。包括《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等各类法律法规的学习和《上海市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矫正暂行规定》等工作规定的学习。
对缓刑、管制人员应当注重《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刑事法制教育，强调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工作性质，增强在刑意识；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人员应侧重社区矫正工作规定教育和实用民事法律教育，增强遵纪守法的法律意识。
2、思想道德教育。包括公民道德教育、家庭、社会伦理讲座、良好生活观念养成、励志教育等。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年龄层次、家庭背景、罪错案由的具体情况，有侧重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3、社会保障政策教育。包括劳动就业政策、民政救助救济政策等。对有就业援助或帮困扶助等特殊需求的人员应该进行社会保障政策教育。
4、心理健康教育。包括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小组活动、心理量表测试等。心理健康教育应占到全年教育内容的40%以上，社区服刑人员均应接受系统完整的心理健康普及教育。
5、文化素质教育。包括各类知识普及讲座、文化知识辅导等。特别是对一些年纪较轻、文化程度低的社区服刑人员应增加文化知识补习教育。
6、其它动态教育。包括集中教育的效果讲评、定期公益劳动讲评、社区服刑人员奖惩情况通报、典型实例讲评、警示教育、社区服刑人员专题座谈会等。
集中教育主要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共性问题，教育内容应当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提倡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需求的人员设计不同的分类教育内容。
（二）组织实施
1、制定计划
区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职能部门制定年度教育计划，教育计划应当系统、周密、全面，项目包括教育主题、每次教育参加的社区服刑人员类别、组织形式和教育时间。
街镇司法所（科）应当根据区县司法局的工作计划制定本街镇的实施计划并报区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职能部门备案。
2、组织落实
街镇司法所（科）根据教育计划，严格按照《上海市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矫正暂行规定》有关规定，定期组织开展集中教育。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每月进行一次集中教育；缓刑、管制人员每季度进行一次集中教育。每次集中教育时间不得少于1小时。
街镇司法所（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教育计划的范围内调整教育内容。注重教育内容的多样化，要综合运用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开展集中教育。提倡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可采用授课、座谈、讨论、咨询、参观等多种教育形式，增强教育效果。
3、督促管理
街镇司法所（科）应当认真组织落实，督促社区服刑人员参加集中教育。区县司法局组织人数众多、规模较大的集中教育时，应当事先做好预防突发事件的处置预案。社区服刑人员因客观原因缺席集中教育的，应当以书面请假的形式，报街镇司法所（科）批准，并通过个别教育等形式进行补课教育；因主观原因不参加集中教育的，要开展针对性的个别教育；无故缺席集中教育并不愿补课的，应当予以警告处分并进行训诫教育，经教育仍不改过，严重违反社区矫正工作有关规定的，应及时提请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予以处置。
（三）效果评定
街镇司法所（科）应当认真做好集中教育学习记录，重点记录教育主题和内容，并通过个别教育和审阅社区服刑人员情况汇报等形式及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反映。
每半年进行一次集中教育的效果评定。通过问卷测试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集中教育的内容、形式、效果进行总结和评定，避免集中教育流于形式。
二、个别教育
（一）组织实施
在街镇司法所（科）的指导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或社工依据《上海市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矫正暂行规定》，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的不同矫正期限，结合社区服刑人员的动态表现，分阶段地开展个别教育。
1、矫正开始阶段：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宣告后的3个月
⑴教育目的：全面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罪错案由、文化程度、生活工作经历、家庭、社交等基本情况，基本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动态、个性特征、心理状况等情况，告知社区矫正的性质、概念、任务、适用范围等，明确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关规定。
⑵教育内容：宣告教育及矫正工作有关规定学习。包括：
认罪服法教育。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案由、刑罚种类及矫正期限，引导其正确认识所犯罪错的社会危害性，增强在刑意识。
社区矫正告知教育。依据分类矫正的有关规定，告知集中教育、个别教育、情况汇报、公益劳动的规定和要求，强调社区服刑人员外出请销假有关规定和要求，告知社区矫正工作有关日常行为奖惩和司法奖惩的规定及实施办法等。
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心理量表测试，了解、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状态。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调节心理状态，重点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渡过回归社会的心理适应阶段。
2、矫正中间阶段：矫正的第4个月至矫正期满前1个月
⑴教育目的：教育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行为，增强公民道德意识，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⑵教育内容：根据社区服刑人员接受宣告教育的情况、社区矫正的日常表现、思想行为的变化轨迹以及工作、生活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包括：
法制教育。教育社区服刑人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增强法律意识和观念，帮助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思想文化教育。向社区服刑人员传递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逐步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文化水平，纠正社区服刑人员不良的价值观念；及时沟通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正确处理社区服刑人员工作、家庭生活上的矛盾，妥善解决工作生活上遇到的突发事情；引导他们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逐步形成正常的社交环境；对文化程度低的社区服刑人员，开展文化补习。
行为矫正教育。针对社区服刑人员日常表现和行为举止，注重改变不良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行为特征，引导社区服刑人员运用正确的语言和行为待人接物，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正常、健康的社会交往能力。
心理辅导。根据心理量表的测试结果，在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辅助工作；听取对象对参加心理健康讲座的效果和反映，必要时，配合心理咨询师志愿者开展定期的心理咨询活动。
3、矫正期满阶段：社区服刑人员结束矫正前1个月
⑴教育目的：辅导社区服刑人员做好自我鉴定；结合社区服刑人员的自我鉴定，教育、引导社区服刑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公民社会责任意识，做合格的社区公民；了解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评价。
⑵教育内容：
期满总结教育。辅导社区服刑人员回顾、总结接受社区矫正以来的思想转变、矫正表现、矫正效果等情况。
思想教育。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期满后的打算，劝诫并勉励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正确处理家庭、社交等各种社会关系。
心理辅导。通过期满前心理量表的测试，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初期和结束时的心理变化情况，辅导社区服刑人员做好正式回归社会的心理准备工作。
安置帮教工作衔接。对于社区矫正期满后转为安置帮教对象的社区服刑人员，告知安置帮教工作的性质及相关工作内容，引导社区服刑人员正确认识安置帮教工作，为继续开展帮教活动做准备。
（二）教育方式及要求
1、教育方式
个别教育主要是通过个别谈话、家庭走访等形式来进行，特殊情况下，如社区服刑人员外出期间，可通过电话方式开展个别教育。
个别教育主要解决对象的个性问题。要针对对象的年龄、罪错、矫正类别及不同矫正阶段，开展个别教育；要结合集中教育的内容开展个别教育，巩固集中教育的成果。个别教育要有连贯性，整个矫正期内的个别教育要清晰、全面、客观地反映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社区矫正的全过程。
2、教育要求
应当严格按照《上海市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矫正暂行规定》开展个别教育。对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人员每月进行不少于1次的个别教育；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每月进行不少于2次的个别教育。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矫正的前3个月内，每周进行1次个别教育。
对家庭发生变故、身患重病、生活出现困难、有自杀倾向、发生矛盾纠纷、有报复社会或他人的言论和苗子、社会交往异常等特殊需求或特殊情况的对象，结合个性化教育矫正工作的开展，应当增加个别教育的次数。
个别教育时间一般不少于半小时。社工应当做好个别教育记录，包括教育主题、教育内容、拟采取的工作措施、教育效果初步分析等。
3、督促管理
社区服刑人员接受个别教育的情况是日常管理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连续2次无故不接受个别教育的，应当予以警告并进行训诫教育，经教育仍不改过，严重违法社区矫正工作有关规定的，应及时提请公安机关和审批机关予以处置。
二、工作要求
1、充分认识教育学习的重要性，确保工作落实。
教育学习贯穿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的全过程，也是实施社区矫正日常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各级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要充分认识教育学习的重要性，确保教育学习工作的落实。区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职能部门要加强对街镇司法所（科）开展教育学习工作的指导和检查，街镇司法所（科）和社工要明确工作职责，认真负责，切实做好教育学习的组织开展、情况记录和归档等各环节工作。
2、司法所（科）与社工紧密配合，注重教育质量和效果。
法学矫正教育范文第9篇
【关键词】监狱学；监狱人民警察；监狱制度
监狱学，是一门研究监狱及其运行规律的学科。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研究监狱制度和监狱管理人员。其次，是希望通过对其理论的认识后，更好地投入到实践中去。
监狱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指监狱学学科所要研究的内容。它主要包括监狱设施、监狱人员、监狱制度和监狱活动等。监狱学体现了刑罚性质，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学理念。从监狱学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来看，监狱学应当是一门以监狱学研究为主的综合性社会科学。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监狱学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围绕广义的监狱法进行的。其次，监狱学的研究内容还扩展到监狱法之外的其他方面，例如还要研究罪犯改造后出狱的具体情况。最后，监狱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不仅研究的内容范围十分广泛，还体现在研究的对象和程序上的综合性。
如今，监狱学的本科教育层次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山东政法学院和上海政法学院。其中，重点介绍一下上海政法学院的学习模式。它主要包括监狱专升本、监狱学本科和监狱学社区矫正方向。监狱学专升本即干警班，是一种加强素质训练的模式。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必须具有顺利从事监狱工作所必需的身体健康状态，要经得起监狱里的劳累工作。因此，平日里锻炼身体就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比如要早起进行晨训，练习基本功。与其他专业比较，干警班还有职业体能课程以及警体课这样专业特色的课程。另外，“监狱人民警察还需要具备心理素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以及文化素质。”而在大学里，干警班对这几项素质的培训也有很多，例如学习犯罪心理学课程等有专业性的课程。监狱学本科专业主要学习课程：监狱学基础理论、狱政管理学等。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军事技能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社区矫正专业学习的主要课程：社区矫正概论、社区矫正教育学、警务技能训练等。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军事技能毕业论文等。
然而，在专业学习中，也会出现许多问题。由于平日很少到监狱场所中去实践，因此学习的监狱学专业和现实状况有些脱节，无法完全适应监狱机制。另外，在学习中，一些非专业的课程可以不用学习、甚至是钻研，例如形势政策这门课程。当然，有些课程也必须加大强度。比如职业体能课，从而实质上的起到培养身体素质的作用。再者，教育学生的老师可能不够多方面。在教育实践方面时，请有经验的监狱人员前来指导学生是很有必要。但同时另一方面，在专业基础课时，还是应该找本专业的理论专家。由此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这门专业中的多样化知识。其次，学生也在学习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在练身体素质时偷懒，情绪低落，不能认真锻炼体魄，因此很难达到监狱人民警察的身体要求。另外，监狱学的教育机制不够健全，没有达到最好的程度。缺点相对突出，在于低层次运行。因为互动的圈子太小，所以观念冲击有限，对外界的交往变化往往充耳不闻，容易被时代潮流边缘化。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高等教育改革大潮的冲击下，毕业生就业就成了当前面对的最大难题。毕业生毕业后不一定会被分配到监狱里去工作，这也造成了许多专业人才的流失以及监狱干警的缺乏。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似乎是因为本身不太完善，所以容易产生诸多问题。到监狱去实践的时间和次数太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像是导致一个人生病的病源。这样就无法让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其次，理论方面也不成熟。虽然监狱学在历史已有很久的发展，然而在理论方面也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完善。
由于这些原因，造成了监狱学专升本和监狱学本科专业的不同。其中，监狱学专升本专业与监狱学本科专业最大的区别在于，监狱学专升本学员已经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在大学里培训结束之后可以直接进入监狱机构工作，相当于被分配。而监狱学本科专业的学生想要进入监狱机构工作，还有参加公务员的考试，以及之后所进行的选拔，通过层层筛选，才能够进入监狱机构。当然，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监狱学方面的特色实践和培训。这也就造成了两者存在的压力不同。监狱学专升本专业的学生相对而言就不存在那么大的压力，而对于监狱学本科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不仅要面对这毕业考试，还要去参加公务员考试，更需要去面对监狱机制的选拔。
因此，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当下，燃眉之急的就是加强监狱学专业与监狱机构之间的联系。在平时的学习中，要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尽量避免与监狱相脱节。其次，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是很必要的，对于各种各样理论知识的学习，最好围绕监狱学展开，能够为以后到监狱中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良好的身体素质是监狱警察人员需要必备的因素。在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应该要严格一些。比如说，在招生时，通过体能训练的测试之后才有资格考虑进入本专业。在平时的身体素质训练中，要严格把关，减少偷懒等情况，从而提高本专业人员的身体素质。至于监狱学机制不够成熟这一问题，就需要吸纳更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来探究本专业，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很重要。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大学在招生时侧重有本专业资质的学生，此外，在培养的过程中，要竭尽全力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本专业的发展联系起来。监狱学是一门特色专业，培养出的监狱人才也就具备特别的素质。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监狱学专业都将成为着重打造的一门特色专业。并且，它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发展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在某一时间段，必然会成为一种趋势。
参考文献
[1] 兰洁.监狱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 吴宗宪.监狱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 韩玉胜.监狱学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法学矫正教育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刑罚执行 社区矫正 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2-082-02
国际社会上，很多国家以及学者们都普遍认为社区矫正是由社区治疗发展而来，并且也是作为与监狱刑罚相对应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西方国家在社区矫正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自2003年7月开始试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和司法部2012年1月联合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社区矫正是指：在社区中，特定国家机关在法效时间内并由相关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就符合特定条件的罪犯的心理以及行为恶习协同对其进行矫正和教育，以使犯罪人能回归社会为刑罚执行的目的的一种非监禁类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规定中也暗含了其5个关键特征：（1）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它属于非监禁类的刑罚执行活动；（2）在对象上，被判处管制、缓刑和假释这三类人才适用；（3）参与对象主要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们；（4）其适用的对象的客体是针对特定人员的犯罪心理以及其行为恶习进行；（5）目的上符合恢复性司法的要求，使罪犯能更好地回归社会。
一、社区矫正在刑罚执行中的价值分析
刑罚执行具备着法治的特性，又有社会性的特征，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社会力量的介入尤其是社会工作者的大量出现，还有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也促使了社会化过程地不断深入。在社会支持的条件下，社会环境和其自身的条件成为能否对犯罪人进行有效管控的重要渠道。研究表明，罪犯在社会化的社区矫正过程中可以极大地缓解罪犯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不同层度地化解其间的对抗因素，可以促进罪犯回归社会，也节约了国家司法资源，更是体现出了其在刑罚执行方式改革中成为一种内在所需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使其非常有利于对罪犯进行日后的教育改造，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
（一）符合刑罚目的及初衷和恢复性刑事司法政策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恢复性司法兴起，其深层内涵就是以治本又治标的理念在罪犯和被害方中间，积极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并在刑事责任上让犯罪人主动承担，以寻求得到被害方的谅解，从而化解双方的冲突，最后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同时积极让社区等有关方面参与到纠纷处理中，以修复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性质上则是属于一种替代性的司法刑事政策和活动。
（二）有利于对刑罚资源进行再次合理分配和利用
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实施，加速了我国刑罚执行从监禁刑进化到非监禁刑的跃进。据统计，2002年，就全国监狱执法这一项的支出就达到144亿元，每名罪犯的年平均费用就有9300多元，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是对监禁刑罚的一次大变革。由于犯罪发端于社会，加上监禁刑本身存在的缺陷，社区矫正既能缓解社会矛盾，又能促使刑罚司法资源得到进一步地合理配置和利用，同时还缓解了司法部门和机构的司法实践活动的紧张状况，又完善了因刑种制度设计存在的不合理出现的结构问题，同时更好地提升了非监禁刑的运作机制，优化司法实践中的刑罚执行结构，进而促使刑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分配。
（三）是对刑罚执行方式和手段的扩充
社区矫正自身即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虽然也带有刑事惩罚的属性，但毕竟与监禁自由刑相区分，因而从刑罚执行方式以及手段上，其又给予了司法活动一个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和范围。
（四）有利于体现大国的国际法义务
根据《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61条的规定：“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而在《北京规则》中，条文1.3也规定：“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和其他社会团体，学校和社区组织，以促进青年幸福，降低了干预的必要性，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除此之外，已颁布的《东京规则》第112条中还规定了：“拟促进社区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刑事司法治理工作，特别是在罪犯处理方面，并促进在罪犯当中树立对社会的责任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推行社区矫正其实就是对这些规定的一次呼应，这些举措恰又体现了我国正在积极融入国际化中，并积极履行自己的大国义务和责任。
二、域外国家在社区矫正方面的成功经验
（一）域外国家的实践
美国在社区矫正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历史有160多年，其国内的社区矫正理论已很成熟，体制也很健全，诸如审前转处、缓刑、居住方案、重归社会措施以及假释等等都取得了不少成就。而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中间性惩罚的理论也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如社区服役、赔偿、家庭拘禁和间歇监禁等就在这个r候确立的，这些也正被公认是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一个新界点。在德国，公益劳动则是社区矫正的另一个代称，而社区服务也是作为罚金刑的替代制裁措施，以及在其他不同的刑罚措施情形下可以作为附带来规定。而在东亚的日本，其刑罚矫正制度的发展却以罪犯社区处遇的广泛开展作为为其开始的标志。其中，日本的罪犯矫正处理设施又可以分为设施内处遇、社会内处遇两个大分支，而社会内处遇才是其社区矫正措施，其中包括了缓刑、假释和罪犯释后安置三个情形。两者相互配合，也为其本土的矫正犯改造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保障。此外，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在社区矫正实行和改革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对其国内的刑罚执行发挥过重要作用。
（二）域外国家的经验总结与借鉴
国外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区矫正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不同成就，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1.有高素质的矫正队伍。在日本，其民间志愿者要经过严格选拔，并且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条件，以及对社区矫正事业怀有热枕，还必须是社会上已取得一定威望的公众人士；而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发达国家，社区矫正的工作者还要求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比如学历程度等。
2.矫正措施既种类繁多又形式多样。为了实现矫正目标和应对矫正对象的个体差异，欧美发达国家积极探索并开拓矫正措施的种类和形式，并由国家法律进行确认，形成国家意志推行，而且现已形成系统又完整的一套法律制度，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保障。
3.政府财政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欧美发达国家为顺利又有效地施行社区矫正，设立了专门的财政资金以解决实践中对物质和经济的需求。
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基础薄弱，社区建设滞后
社区是以“一定的地理区位为基础的，具有共同意识、共同利益和归属感的人类生活群体。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一定的人口、地域、社区设施、社区组织与规范以及一定特征的社区文化”。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社区建设、社区功能存在严重缺失，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正在发生变化，城市人口流动大，人身依附性小，社区矫正工作困难重重。另外，人民群众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不自觉地将罪犯与“蹲监狱”“坐大牢”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很多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认知程度不高，参与意识不强甚至有抵制情绪。
（二）社区矫正工作主体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目前，矫正队伍缺乏专业的执行人员，甚至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都很少，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参与意识，没有参与积极性和热情，即使作为承担社区矫正主要职能的司法所，也存在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性不强、工作任务繁重等问题，难以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
（三）矫正工作的资金来源没有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
各地社区矫正工作明显缺乏必要的资金，尤其是很多村（居）民委员会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加之矫正措施种类单一甚至缺乏必要的公益劳动项目，使得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社区矫正监管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适用社区矫正的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社区服刑人员越来越多，社区矫正监管工作面临重大挑战，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往往忽视了社区矫正工作中不作为行为的监督，对社区矫正各个执法环节的监督效果也不明显。另外，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分类和处理办法大多根据犯罪类型和服刑长短制定，没有针对性，类型化色彩浓重，对社区服刑人员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没有建立起结合其人身危险性、环境因素和其他可能性因素的详细评估体系。
四、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社区矫正虽已写入刑事诉讼法，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实践中仍然遇到了许多的问题和困难，必须尽快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加强社区功能建设，加大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
社区作为矫正工作的载体，其建设好坏直接与矫正效果密切相关，必须完善社区及其功能建设。另外，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则往往取决于立法者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我国立法者既已以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了社区矫正这种恢复性司法，那么主流媒体更应主动宣传，以使民众尽早深入了解社区矫正的目的性，进而才能有效支持和参与。
（二）建立高质量的社区矫正队伍
优化社区矫正队伍结构，必须突出其专业性，可以从机关体制内遴选管理干部以及在社会上公开招聘专业人才。管理干部可以来自司法行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这些人具备基本业务知识、工作经验丰富、组织性强，可以胜任社区矫正的领导与管理工作。选拔法学、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小组并组织经常性培训，以提高社区矫正效果。
（三）创新矫正内容和方式
只有科学的矫正措施才能实现社区矫正的目标，因此，必须推动教育形式的多样化，社区矫正教育不仅要集体教育，更需个别教育；不仅要分类教育，还要分阶段教育；不仅要劳动教育，更要思想教育和心里疏导。要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风险评估，提倡社区矫正个案研究，提高矫正措施的针对性。
（四）加强监管，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人民检察院作为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关，应当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对社区矫正的交付执行、执行变更、执行终止以及矫正过程中的不规范执法情形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和整改建议，涉及违法犯罪的依法查办。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监管技术科技化，杜绝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通过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入矫基本情况评估、社区服刑人员危险评估以及社区矫正成效评估机制，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⒖嘉南祝
[1] 高铭暄.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的重大意义[J].中国司法，2011（03）
{2} 李明.国外主要社区矫正模式考察及其借鉴[J].中国司法.2008（01）
[2] 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湖南警察学院 湖南长沙 41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