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5年,美国已经有800家左右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每年总数为5000篇左右;在参加美国法学院联合会[AALS]的153所法学院中,每所法学院至少有一家法律评论,哈佛法学院目前有9种学生编辑的期刊。[2]如今,“法律评论”或者“评论”已经成为学生编辑的法律刊物的代名词。区别于法律评论的另一类刊物是“专家法律刊物”——教授、法官、律师主办的专科性刊物,如: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学研究杂志》[TheJournalofLegalStudies]、美国法学院联合会主办的《法学教育杂志》[TheJournalofLegalEducation],这一类刊物共计187家。然而,代表美国法学最高研究水平的,恰恰不是“专家法律刊物”,而是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在1991年,只有一家“专家法律刊物”——《法学研究杂志》——列入引用最多的20家美国法学杂志中,其余都是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3]
一百多年来,无论是兰代尔、安曼斯、庞德这样一批代表哈佛法学院声誉的教授,还是霍尔姆斯、沃伦、波斯纳这样名声显赫的法官,他们,无一例外要受法学院2年级和3年级学生编辑摆布,他们是否曾经被退稿无从一一查考,但,可以断定:他们都按照学生编辑的要求修改过文稿。哈佛法学院的兰代尔图书馆至今还保留着1942年10月15日庞德带着几分愠怒给《评论》主席的信:“为了将文章限制在你要求的篇幅之内,我已经按照建议进行了删除;对于你提出的改变文章风格的要求,我部分采纳,部分抗议。但是,我按照原稿,恢复了被你们修改的某些句子,我必须坚持:应按我最后改定的文本付印。”[4]
《评论》编辑对美国法学的影响,远远不止是他们对作者来稿的生杀予夺大权。几十年来,他们制定的“蓝皮书”——法律文献引用规则——一直是统治美国法律界的基本学术规范,无论教授、法官、律师,只要想,就不能不遵守学生制定的这部文献引用法典。[5]美国法官常常引用法律评论文章论证判决的正当性。198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19811983年,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551个判决,引用法律评论文章多达760次;平均每100个判决引评论论文138次。[6]199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引用的论文,25%来自5个所“精英评论”。[7]除了论文质量之外,“精英评论”论文引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原因是:联邦最高法法官的助手大多具有担任法律评论编辑的经历。[8]199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邦巡回法引用法律评论论文大大少于联邦最高法院,11个联邦巡回法院的1200份判决仅仅引用法律评论文221次,平均每100个判决引用评论论文18次。[9]但是,所有研究评论引用率的报告一致明,“精英评论”论文的被引用率大大超过一般评论。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法学教授来说,法律评论是他们的唯一园地,取得终身教授资格通取决于的质量和数量。尽管这不是明文规定,也有个别教授在获得终身资格之前没有表过任何论文,但,法学院的终身教授委员会通常将论文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因此,学生编辑在定程度左右教授晋升。
法律评论在美国法律界引起的争辩不亚于堕胎、种族平等、惩罚性民事损害赔偿等热门话题边是激烈的批判:从学生编辑法律评论的传统制度、稿件选用程序,到法律评论的文体、文风,无受到尖锐抨击。这些批判文章充满嬉笑怒骂,落笔淋漓酣畅,与一本正经的法律评论文体成为鲜对比。[10]另一边是辩护和反批评:法律评论代表了敢于开拓和创新的美国文化,其对法律教育律职业功不可没。[11]自从Rodell教授在1936年首次发表批判法律评论的文章以来,法律评论直在非议中发展。如今,法律评论人数比Rodell时代增加了5倍。批评法律评论的专家承认一事实: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法律评论已经深入美国法律制度,法律评论的缺陷是美国法律制度本的缺陷,因此,只要整个法律制度没有实质变化,改革法律评论几乎是没有希望的。[12]
1991年,斯坦福大学的4名学生就法律界如何评价法律评论进行书面问卷调查。“本次调查的一个有趣发现是:尽管对法律评论的批评不断,接受本次调查的人认为:法律评论在多方面建树卓著。在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中,主张维持现有体制[学生编辑、学生定稿]的意见占压倒优势。大多数担任过评论编辑的人,从两方面高度评价他们的这一经历,一是提高了技能,二是增强了就业的资力。雇主录用雇员的时候,相当重视担任过评论编辑的求职人,雇主不只是看重评论编辑表彰的精英身份,更看重它蕴涵的教育价值。”[13]
在纪念《评论》诞生100周年的一篇回顾报告中,曾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的GRISWOLD教授写道:“对于让学生主持、编辑这样一份重要的美国法学杂志,有人至今感到担心。这确实是不同寻常,但是,它就是这么开始的,它的茁壮成长来自它自身的力量,它对我们的法律和法学教育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发起人最初的期待和希望……‘既然东西还没有损坏,何必操心如何修理?’”[14]
学生发起、管理和编辑号称世界一流的法律刊物,学生修改和决定是否刊登教授、专家的论文,这不仅使外国人感到困惑,连美国其他专业的教授也感到不可思议。法律评论如何成为一种制度化事实?学生如何编辑和定稿?学生参与法律评论的动因是什么?法律评论对美国法律教育产生哪些影响?1996年访问哈佛法学院期间,我和教授、学生、律师讨论了这些问题,阅读了40多篇关于法律评论的报告。本文目的是向读者提供一个包含真实信息的、能够从一个侧面折射中美两国法律教育和法律文化差异报告,让读者通过比较,发现和思考一些问题。
二、作为制度化事实存在的《评论》
[一]《评论》的组织和管理在初创时期,《评论》的组织形式是“哈佛法学评论基金”,该基金是为了在麻州剑桥出版法学杂志而成立的一个合伙。1902年,基金改组为一个非营利性法人社团——哈佛法学评论社团[以下简称:社团],该组织形式一直延续至今。社团成员分为有表决权成员和无表决权成员,全部现任编辑为有表决权的成员,非编辑的托管委员会成员和已经离任的编辑为无表决权成员。社团决策机构是托管委员会,托管委员会与社团之间是信托关系,社团是受益人,托管委员会是受托人。托管委员会成员由《评论》主席、《评论》司库、现任哈佛法学院院长、2名教授和社团司库组成。社团司库由托管委员会选举产生,社团司库根据托管委员会授权对社团的全部财产拥有法律上的占有权,并得以社团名义受赠、获益、投资、抵押、处分财产。200美元以上的开支必须由社团司库批准。此外,社团设有监事会,《评论》前任主席和某些无表决权成员担任监事,修改社团章程和选举托管成员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监事会的批准。[15]
[二]《评论》编辑的选拔早期,《评论》并无严格的编辑选拔程序。1887年的首卷《评论》编辑是15名3年级学生,[16]多半是追随发起人的志愿者。1920年,《评论》确定了按照学习成绩排名先后,择优录取的规则,这一规则推行了近半个世纪。1969年,《评论》开始用成绩排名和写作竞赛综合计分方式选拔编辑:成绩排名占70%,写作竞赛得分占30%.如今,全部编辑人数84名,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各占一半,因此,每年要通过竞赛更换42名编辑[美国法学院的J.D.学位学制三年].
每年5月或6月开展的写作竞赛是一次无人监考的、为时8天的课外书面考试,出题、评分、录取全部由学生编辑负责。凡是一年级学生都有资格应试。1996年6月,共有212名一年级学生应试[全部95级本科生是550人],42人最后当选为编辑。
竞赛内容分为两部分:案例评论和文章修改。案例评论通常是选自前一年或者当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要求应试者将500页左右的参考资料整理成不超过20页的案例摘要、分析和评论。一个案例评论通常有一半是注释,一半是正文。案例评论的难点是写出摘要,应试者不仅要从500页左右的案情报告中筛选出关联内容,而且要将关联内容浓缩成短短几页摘要,这只有在仔细阅读全面思考,对法律争点、事实问题胸有成竹之后,才能开始动笔。文章改错要容易一些,主要是纠正语法、文体错误,删改冗长、累赘的文句、段落。案例评论占写作竞赛总成绩的70%,文章改错占30%.应试者可以在家里完成竞赛,但是,只能使用编辑委员会发给的材料,不允许利用图书馆或者电脑连网系统查询。为了保证竞赛的公正性,编辑委员会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在竞赛前半年,编辑委员会指定两名学生编辑负责选择案例、准备参考资料。在案例和参考资料交给应试者之前,只有这两名学生编辑知道考试内容;其二,案例只能选自前一年或者当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因此,在竞赛期间还不存在可供参考的学术评论;其三,考卷上只记载号码,在交卷之后、试卷到达阅卷人之前,由学生编辑先后聘请教师将所有的考卷先后两次重新编号,因此,即使应试者和阅卷人串通,事先让阅卷人知道试卷号码也无济于事。在哈佛法学院,抄袭和考试作弊是最严重的违反校规的行为,一旦发现,或者开除或者终生记入档案,从而对今后一生的事业产生严重不利。因此学生一般都非常谨慎,很少有人铤而走险。[17]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评论》是男性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后裔]的封闭俱乐部,总共只有3名黑人学生担任过编辑;到1955年,才有《评论》的第一位女编辑。[18]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唤醒了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权利观念,人们争辩说:种族或性别平等不止意味着同一条件之下的机会均等,而且,应当努力消除种族或性别歧视的后果,因此,那些因为种族、性别歧视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士,应该在升学、就业方面得到优待。如今,在升学、就业方面优先录用少数民族或者妇女的措施被称为“优抚”[affirmativeaction]——一个旨在淡化敏感问题而选择的、字面意义完全脱离内在含义的新名词。作为美国民权运动的回应,《评论》也在1982年采用“优抚”政策:评论主席和另外两名编辑组成一个3人委员会行使录用8名编辑的自由裁量权。要求获得“优抚”待遇的申请人,不必委托法学院向3人委员会披露成绩单。[19]波斯纳法官对“优抚”政策持批评意见。他在一篇书面发言中谈到:优抚政策不仅动摇了《评论》编辑拥有就业优势的合理性,而且是造成评论危机的表面上的、但并非无关紧要的原因。[20]作者在考察中注意到:尽管《评论》对“优抚”对象严格保密,除3人委员会之外,《评论》内部没有其他人知道谁享受了“优抚”待遇,[21]但是,进入编辑部的少数民族学生仍然会感受到一种压力,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享受“优抚”的嫌疑。
在1996学年担任编辑的42名95级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15人、女生14人,其构成与1650名在校J.D.学生的种族、性别比例大体一致
[三]《评论》的工作机构《评论》全体编辑被称为“组织”[orgnization].设主席、事务主管编辑、执行编辑、论文编辑、短文编辑、案例评论编辑、初审编辑等职能和级别不同的职务。《评论》的组织结构如下:
主席:主席是《评论》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公司的执行总裁。现任主席是一位来自牙买加的黑人学生DAVIDPANTON.主席在章程规定的权力范围之内对一切事务具有最终决定权。
司库:司库负责《评论》的一切商务活动,协调每年一度的选拔编辑的竞赛,承担主要的行政管理工作。执行编辑:6人,他们既是稿件终审编辑,又是文体专家。
基层编辑[primaryeditor]:5人,所有论文、评论、评注和书评的编辑程序由基层编辑控制,《评论》和作者之间的联系由基层编辑负责。
书评编辑:6人,选择读者感兴趣的书籍,约请编辑之外的作者就当前争议的热点问题撰写书评,书评比论文短,不要求严格的注解。
评注编辑:7人,负责编辑学生撰写的评注[note].《评论》将专家文章称为“论文”[article],学生撰写的文章称为“评注”。
法律动态编辑:《评论》设有法律动态栏目。6名2年级编辑在3名3年级编辑的指导之下,就某一个专门问题作一年左右研究,撰写评注,这些评注发表于每年5月出版的《评论》。最近几年的评注主题包括:“面临科学证据的新挑战”[卷108]、“雇佣歧视”[卷109]、“非营利公司”[卷105]、“家庭暴力”[卷106]等。最高法院判例评析编辑[SUPREUMCOURTOFFICE]:6人,每年11月发行的《评论》是最高法院判例评析专集,通常有一篇教授撰写的论文和25篇学生撰写的评注。学生常常对最高法院判决提出批判性的、有时是非常挑剔的意见。
此外,《评论》还有负责内部事务的协调室、出版室、图书室、社交室、新编辑接待和培训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和商务办公室。3年级编辑负责《评论》的日常工作,所有办公机构的成员都是3年级学生。因此,3年级学生在观念上和正式文件中被称为“官员”。2年级学生在“官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每名2年级的学生编辑可以发表不超过6页的书评、最新案件或立法评议;3年级学生编辑可以发表不超过18页的评注[NOTE],通常是关于某一个法律问题的实质性研究。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3年级编辑合写一篇评注,可以超过18页的篇幅限制。《评论》具有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传统,学生编辑发表的评注历来不署名,其理由在于:尽管作者个人对评注倾注了许多精力,但是,撰写评注是每一个编辑的本职工作,将它作为集体成果更为妥当。
位于哈佛法学院南侧,马萨诸塞大街东侧的GANNET楼是《评论》专用的办公楼,这是一座建立于19世纪的、希腊风格的白色建筑,学生有时戏称为哈佛法学院白宫。《评论》是美国唯一的拥有独立办公楼的学生杂志。
除了每年11月的最高法院判例评析专集之外,其余7期《评论》,每期至少包括一篇论文。《评论》每年收到大约1000篇论文稿件,每年能够发表的论文在8篇到11篇之间。因此,对论文的筛选和编辑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学生编辑的工作。《评论》处理稿件的程序可以按照时间先后分为筛选程序和编辑程序:
筛选程序筛选程序的第一个阶段称为“转盘”。论文编辑把稿件分发给2名2年级编辑初读。每名2年级编辑每周至少要读一篇稿件。初读编辑必须在5到6个工作日读完论文,撰写两页左右的初读评论,简要说明论文的内容和优缺点。初读编辑负责给论文打分,分数分为1分到5分。初读完成之后,论文连同初读评论,一起交给论文编辑。论文编辑委员会集体决定论文能否进入筛选程序的第二阶段——先行审读。除了少数例外,2分以下的论文一般没有希望进入第二阶段。
所谓“先行审读”[preemptioncheck],系由1名编辑审读论文,评价论文是否在某一专门领域具有原创性贡献。论文和审读编辑的评价将交给《评论》选择的1名教授进行评议。评议人未必是哈佛法学院教授,尽管哈佛法学院教授通常有较多的机会充当论文评议人。从理论上讲,教授评议只是具有参考、指导作用,筛选程序不能因为教授较低的评价而终止。但是,教授评议意见将在全体编辑公决会议[officeread]公布而影响与会编辑的决定。
公决会议决定是否录用论文。凡是对论文感兴趣的编辑都可以获得一份复印件,凡是读过论文的编辑都可以参加公决。在公决会议上,首先由论文编辑公布教授的评议意见,然后,审读编辑发表他对论文的评价。接着,与会编辑进行辩论。最后,与会编辑就是否选用论文进行表决,获得多数支持的论文就进入编辑程序。
[二]编辑程序基础编辑是编辑程序的主导角色。基础编辑先后将自己对论文的两次评论交给作者,获得作者对评论的回应。
引证校核[citecheck].这也许是最为繁重的编辑工作,一个由2年级学生组成的编辑小组负责对每一个引证进行校核。在引证校核阶段,《评论》主席将阅读论文,并提交他对论文的评议和修改建议。
基础编辑将经过引证校核的论文和主席评议[P-READ]交给作者。作者或是接受建议,进行实质性修改;或是提出异议而与编辑进行磋商。
2年级编辑负责论文的技术编辑:对每一个引证再次进行实质校核[如:引用者是否误解或曲解作者的原意],对论文进行语言、文体方面的编辑。在作者阅读了经过技术编辑的文稿之后,基础编辑的工作就到此结束。论文交给执行编辑。
执行编辑审读全文,确保论文在文体和技术方面一致,并符合《评论》的范式。
交付印刷之前,至少将经过两轮逐字逐句的审校。
正如《评论》工作手册结束语所说的那样:“有时候,你也许会觉得:你的工作在最终成果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点,但是,没有每一个编辑的勤勉工作,《哈佛法律评论》就不可能出版。这是一个团队的努力。”[23]
[三]名人效应、机构性权威和盲审
无论是商业杂志,还是学术杂志,都面临如何对待名人稿件的问题。商业杂志借名人招徕读者,名人借商业杂志自我宣传,两者相得益彰。但是,学术杂志如法炮制则事与愿违。追求名人效应或者名人追求自我膨胀,最终可能使学术杂志、作者和读者三方面都感到失望。名人在诸多杂志追捧之下抛出的应景作品,往往比非名人的伪劣作品更为糟糕,因为,在名人效应烟雾笼罩下,读者需要更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发现名人作品中的纰漏。名人自我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希望自己的文字、声音、形象经常占据传播媒介,于是,发表成为一种经常需要得到满足的欲望,以至早先追捧名人的杂志都会被名人接二连三的稿件所困扰。另一方面,如果学术作品发表机会与作者名气大小存在某种联系的话,那么,学界新人的作品即使大大超过名人,也会湮没无闻。
编辑垂青那些有权威性学术机构作为背景的作者,冷落教育和职业背景不那么显赫的作者,这也是凡人难以摆脱的人情势利。我想,名人效应和机构权威性的影响是一个不会因为文化背景而产生实质差别的问题。因此,每次和《评论》编辑面谈,都想了解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真实态度。
我的印象是:《评论》认真地作出了努力,防止作者身份和所在机构对编辑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但是,我难以断定这种努力是否产生实质性效果。编辑告诉我,在进入公决之前,只有主席、评议教授知道作者的身份,分发给初读编辑的论文是经过仔细处理的,作者姓名和可以辨认作者身份的内容均从交审稿件中删去。尽管不能排除作者对主席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但是,众多编辑参与的公决在一定程度上销了这种影响。一些局外人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哈佛法学院教授对《评论》具有不容否认的影响,在《评论》上无疑有利于获得终身教授资格,学生编辑未必有勇气完全无视本校教授的要求。[24]
四、关于法律评论的论战
[一]学生是否适宜编辑法学刊物?对法律评论的主要批评意见之一是:学生编辑缺乏评价专业论文的学术水准。在学科划分越来越专门化的时代,谁也不能成为横贯整个法学领域的“全能通才”,声称学生编辑能够从跨越全部法学领域的稿件中挑选出具有原创性贡献的佳作,纯粹是无稽之谈。批评者经常提出的质疑是:为什么其他学术领域都是教授和同行专家编辑学术刊物,法学界却要独辟蹊径?既然学术刊物主要是教授和专家的园地,由他们自己去编辑和出版更符合他们自己的趣味和利益。[25]
波斯纳是激烈反对学生编辑法律刊物的人士之一,尽管他本人当年曾经担任过《评论》的主席。他认为,学生编辑法律评论的主要问题在于:[1]年轻学生缺乏识别论文优劣的经验,缺乏担任杂志编辑、管理者和监督者的经验;[2]学生担任编辑的时间不到两年,编辑班子不断变动,从而妨碍学生积累经验;[3]评论缺乏自我改善所必不可少的市场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编辑没有任何报酬,他们既不会因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而受到市场奖励,也不会因为增加成本、推出质量低劣的产品而受到惩罚。波斯纳对改革评论持悲观态度。他认为:评论的缺点植根于不可改变的体制性结构,改革评论是毫无希望的——任何试图推动改革的人,都无法在任期内看到改革成果,从而缺乏发起改革的动力;只有形成市场力量之后,评论或许会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出现转机,越来越多的专家编辑的法律出版物或许将会构成这样一种市场力量。[26]
一些教授一面对评论进行尖锐批评,一面对“推倒重来”的激进意见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评论的弱点并不是致命的和不可改善的;尽管法学论文的传统模式存在许多缺点,但是,仍然有许多理由要遵循这种模式,至少应当作为一种选择而保留;此外,传统的评论模式有难以替代的优势,例如:编辑和出版的成本较低。[27]
另一些教授则认为,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已经和整个美国法律教育融为一体,它是学生进行自我强化训练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律评论的错误不是来自学生编辑,而是来自我们自己。”[28]应当受指责的,不是学生编辑,而是那些向评论投稿的教授、律师和法官。另外,他们对专家刊物能否避免学生刊物的局限性,专家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是否能够比学生更为负责地承担编辑工作也表示怀疑。
1991年,斯坦福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支持学生编辑法学刊物的意见在法律界占压倒多数。
支持学生继续编辑法学刊物的理由大致是:学生尚未陷入法律职业的一体化世界,因此,能够从新的视角去进行评价;学生本来就“干得不错”,杂志本来就是属于学生的;评论最主要的任务是训练学生,而不是刻意追求高质量的论文。[30]
支持学生继续编辑法学刊物的理由大致是:学生尚未陷入法律职业的一体化世界,因此,能够从新的视角去进行评价;学生本来就“干得不错”,杂志本来就是属于学生的;评论最主要的任务是训练学生,而不是刻意追求高质量的论文。[30]
设定终身教授,本来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如果教授常怀失业之忧,他就不得不顾忌自己的言论是否会冒犯雇主;一旦言论受禁锢,大学教育就会变成落后的、封闭的、失去任何活力的教育。可是,当教授在法律评论上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获得终身教授资格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条件之后,终身教授制度就偏离了它的宗旨——论文泛滥和教职贬值成为困扰教育的另一个问题。“为了找到一个真正的学者,带进了一打半滥竽充数的仿冒货;为了找到一颗钻石,带进了一堆莱因石。”[31]一些文章认为,法律评论是造成或者加剧弊端的原因:其一,学生通过取舍论文而获得了选择终身教授的权力,然而,学生并不具备择优选择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其二,学生编辑难以抗拒本院教授要求的压力,学生行使取舍权,不可避免地导致“开后门”。[32]
教育产业化引发的法学教育中的竞价交换,积极的方面在于提升了法学教育机构的社会交换能力,终结了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令人不胜欷歔的经济窘迫――正是中国法学教育家在80年代拥挤的住房、明显不合身的花白中山装,让斯时无数投身法学研究的学子,不敢对“法学者”的社会角色产生向往――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叫做“经济人理性”。当法学研究生乐于进入个人收益方面具比较优势的社会组织后,上帝知道,我们的社会,将会为此付费。
社会中有两种人须由聪明汉担当,一是法律人,一是医生。他们是为社会组织或个体排解疾患的人。如果他们是由基因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人士来顶替,哪怕他们的社会角色再响亮,他们也往往仅能敷衍塞责,致社会或者个体机体病态更严重。因此,选择和培养法学良材,考据个人基因质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的。
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的人,对于自90年代以来法学教育者经济状况之改善,是欣喜的。法律人经济上没有尊严,会导致法律没有尊严。法律制度,是社会中相当高级的一种设计,需要用充足的、庸俗的物质成果来保障。它和任何社会加魅装置一样,是需要“扮靓”的。法学教育者经济尊严的获得,亦是“社会主义”的。
当法学教育在不断满足自身基本需要之后,教育组织者忘记服务社会之目的,仅仅变成权势和金钱的俘虏,就需要对分配正义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再行矫正。尤其是需要关注贫穷无势者的法学教育权利,保障法学教育产业化中,此类“最少受惠者”权益不被剥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剥夺弱者则满足不了“强者”的分配份额,于是法学教育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法学教育事不关己,但是对法学教育之野蛮时生的各类现象,人们难免会产生遗憾――这和遗憾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的经济窘迫一样。不合理之社会机制运转,是需要额外付费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直接导致“幼稚的法学”成为得志后的“癫狂法学”。所谓“癫狂法学”,就是讲不清道理、仍然叫“法学”的“法学”。“癫狂法学”,无疑是法学教育野蛮时代之学术衍生物质。
在本科法学教育职业化趋势逐渐得到认同的背景下,有效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技能训练成为法律人才质量工程的关键,法学实践教论文联盟学也因此而成为我国法学教育中与理论教学并重的一种教学模式。培养法律应用型人才,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是我国本科法学教育走出发展困境的对策之一,也是提高法学本科教育人才质量工程的标志之一。美国法律教授摩根曾说:忽略技能训练会给学生带来危害。如果给技能下的定义不是过于狭小。技能应该伴随学生度过他们的整个工作生涯。甚至那些从未实习过的教师,也能够帮助培养学生写出清晰的、有说服力的作品的技能。尽管有些技能如谈判和协商等实用技能既不是表面的,也不是仅仅对那些离开法律学校后的学生,在最初几年工作是很好的技能。一个谈判能手很少单纯产生于法律学校,但是,在学校可以培养一些基本的技能,然后让他们去终身学习体会。如何培养出法科学生的工作技能,是法学实践教学所承担的基本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有必要探讨在我国法学教育现有模式下开展法学实践教学应当坚持的原则。
一、法学实践教学的系统化原则
法学实践教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教学目的与手段并依托于课程而实现的教学模式,系统化是其应当坚持的首要原则。法学实践教学的目的在于全面训练、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而学生实践技能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实现的目标,它依赖于科学的课程设计和恰当的训练手段。因而,法学实践教学必须认真研究学生实践技能形成和发展规律,并据此构建符合我国法学教育实际的法学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一直以来,我国法学教育沿着一种学术型的道路发展,因而贯穿法学教育始终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都是以研究型的法律人才为最高目标追求。这一现象表现在房文翠,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学教学环节就是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教学内容和课程设计以知识传递为中心,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导,学生学习以记忆知识为目的,学生评价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实践教学在全部教学环节之中只占有很少的比例,而且教学内容是零散的,学习方式是自愿的,教学效果评价是无标准的。毕业实习一度是全国法学教育实践教学的唯一独立开设的课程,是学生的必修实践课,但从其教学效果来看,实践部门对于法学毕业生“半成品”的评价,足见这门课程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法学教育面临着人才培养应然目标与法律职业应用型人才需求相脱节的困境。就学生法律技能的训练方面来看,传统法学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究其原因,除了毕业实习自身教学组织方面的因素外,法学实践教学内容设计不够科学是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目前走出对法科学生实践技能训练不足的瓶颈,重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遵循学生能力形成规律,构建一个既与理论教学相衔接、又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衔接相互支撑
在我国,法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两个环节。法律技能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技能不同的专业性技能,它是一种受在先的理智活动指导的理智操作,是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职业者应该具备的将法律思维能力、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经验综合于一体的能力和技巧。因此,它只有在系统地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不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就不可能形成法律技能。而理论教学是系统地掌握法学知识和原理的最佳途径,因此,在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以知识的传授为载体,以法律思维和法律精神培育为核心的理论教学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法学理论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与法律技能形成的密切关系,法学实践教学首先应当坚持的原则是与理论教学相衔接,构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支撑的体系。一方面通过理论教学为学生实践技能的形成奠定理性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教学深化学生对法学基本知识和原理的理解。
2 实践教学自身体系的建构
法律技能是法律职业所要求的、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所应具备的按照特定的规则和程序完成法律职业工作的能力的总称。它是由一套众多能力所构成的体系,其中核心技能体现为对法律规范和原理的理解力、寻找认知法律能力、感知现实中法律问题(实事)的能力、调研写作能力、法律判断推理能力、职业道德与品质等。法律职业能力所需要的能力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的,它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法学实践教学应当按照学生能力的成长规律设置实践教学课程,安排实践教学内容,构建一个由单一到综合再到实战的紧密衔接的实践教学体系。(1)单一型实践教学主要是依托理论课程而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目的是验证理论知识和启发学生能动思考,培养学生对法律原理的理解力。(2)综合型实践教学是以训练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和操作技巧为教学目标的实践教学环节,一般以独立开设实践课程为宜。(3)实战型实践教学是通过学生亲身参与法律实践以检验和进一步提升学生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社会沟通表达能力的教学模式。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在法学实践教学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既是法学实践教学最终环节,也是训练学生法律实践技能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为法律技能是一种直接经验,它依赖于人们在法律实践中的逐渐领会、以致精熟。法律实践为法律技能的形成提供了具体化、情景化的语境,使学生在亲历亲为的实践活动中熟练掌握各种法律技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律技能“仅存在于实践中,并且获取它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学徒制来掌握,这不是因为师傅能教他,而是因为这种知识唯有通过持续不断地与长期以来一直实践它的人相接触才能获得。”上述实践教学体系,从实践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上看,体现为由简单到复杂的衔接关系:从学生能力成长方面看,体现为单一性技能到综合性技能提高的渐进过程;从课程设置情况来看,体现为依托理论课程的实验教学到独立开课的实验课程的结合;从实践教学的时间上看,体现为实验教学的全程化,即实践教学贯穿于法学本科教学的始终:在低年级阶段可进行课程实验,就专业知识进行分项实验,在高年级阶段则开设综合性实验课程,进行专业综合型、跨专业综合型和司法实践活动型实验。从实践教学的空间看,构成了由校内实训与校外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体系。
二、实践教学方法与技能训练目标相匹配原则
法律职业以专业化的法学知识和职业技术为存在的显性标志。法学教育不仅为法律职业创造知识性条件,也应为法律职业技术训练创造机会。由于技能的教与学不同于知识的教与学,它只能通过示范、指导、训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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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教,通过观察、模仿、练习、实论文联盟践的途径来学习。因此,寻找有效的法律技能训练机制是法学教育实现技能训练目标的关键。
笔者认为,实验教学方法是实现实践教学目的的必要手段,然而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能力训练是不同的。在法学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当按照学生法律技能形成规律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以下是笔者在实践教学中的具体做法。
(1)案件示例法。在基础型的课程实验教学中,案件示例教学法对于增强学生对知识和原理的理解力是一项有效的方法。案件示例教学法作为用来说明理论、验证知识的一种方法,在法学理论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使用。
(2)角色模拟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虚拟和模拟途径扮演法律角色,进而完成法律实务操作的全部流程,该方法有如下实现途径:一是通过网络操作平台,虚拟不同法律角色,传递法律文书,完成全部操作流程;二是现实模拟,依托模拟法庭,由学生模拟不同法律角色,进行审判模拟。法律实务特别是司法实务多是在不同法律角色的参与下完成的,而不同角色对其承担者所要求的技能是有差异的,因而角色扮演法就是通过角色选择使学生体会到不同角色特有的职责和完成法律实务流程的技巧,提升学生综合实务技能,为仿真实习奠定基础。
(3)仿真实习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创设一种仿真的实习空间,学生在仿真实习环境中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实习。这种方法与角色模拟法不同,模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排练来完成的,而仿真实习是置身于仿真空间,在没有排练的“剧本”,没有事先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完成相关法律实务操作。仿真实习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相应的仿真实务工作,因而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实务技能,学生通过参与实习,其综合性的法律技能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4)实战演练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法律诊所、校外实习等实验课程的教学。实战演练教学方法的关键在于使学生走出虚拟、模拟、仿真的校内教学空间,通过接触当事人,办理真实的案件,体会和领悟法律职业的责任和法律操作技巧。
另外,法学实践教学方法的采用应当把握以下几个核心问题:一是实践教学方法应当遵循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训练学生实践技能规律;二是实践教学应当转变教师角色,使其从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策划教学内容,创设学习情境,配置学习资源,引导学习方向,点拨学习疑难,监控学习过程,评估学习效果为主,从讲台上的主角转变为讲台下的导演;三是倡导自主式学习,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学习问题的探究者,使其学习内容不仅来自课堂与教师,还来自于网络,来自于其他学习伙伴。
三、技能训练与人格培养相统一原则
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的常识,才可以合于时宜的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律”,“研究法律者,只有了法律知识,断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于法律学问之外,再备有高尚的法律道德。”“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愈高,愈会损害社会。学法律的人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在法学实践教学过程中,注重培育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修养,就是培养学生正确驾驭知识和技巧的态度和能力。因此,法学教育应当将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作为法学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将训练学生的法律职业技巧与对学生的法律人格培育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实践教学环节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较之理论教学的灌输更有实效。
一方面,通过实践教学,可以使学生亲身体会作为一名法律职业者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法学实践教学将学生置于一个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律师与法官、律师与当事人、律师与律师的关系中,使学生亲身体验了法律职业各种角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使其面临法律实务中出现的、更复杂的、更有创造性和更令人尴尬的道德问题,学生在试图解决这些道德问题的过程中,领悟道德规则在实践中的微妙之处。例如,当一名学生以律师的身份谈判时,学生就会体会到诸如禁止向他人虚假陈述等有关律师从事这种活动的道德规则,这种体验对于学生道德情感或道德态度的养成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体验角色的活动不仅提供有关事实(这些事实使许多控制律师行为的规范发生效力)的重要知识,而且提出了恢复学徒制的优点的最大希望——通过指导者的影响使遵循道德的律师适应法律职业。”
另一方面,实践教学为学生解决法律实践中的道德困境提供了真实的场景。道德学习最根本的是一种态度学习,态度学习必须通过学习者自身的体验、认同。在态度性或情感性的道德教育中有三项基本指标:教育者有无情感——人格资质与技能、是否形成情感交往关系或“情感场”、受教育者是否有情感经验的积累和改组嘲。根据这三项指标考察法学教学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课堂讲授法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中,缺乏情感交流的情感场和受教育者情感经验的积累,因而在培养学生道德认知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对学生的道德品行,影响甚微。实践教学中的体验角色的活动等则可以为学生创设情感场,为学生积累情感经验提供机会。这些方法对学生从道德认知向道德品行的转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代形式现代精神之中国新法制,以企图撤销领事裁判权之动机而开始创制。国府奠都南京后,复予新法制以表现三民主义的国策之使命,使之发挥促成三民主义社会实现之机能。抗战最后胜利之日,一面撤销领事裁判权,使残破之法域复归于完整,同时成为三民主义的法治之准绳,实为中国现行新法制之历史使命。
“徒法不能自行”、“有治法尚须有治人”。此二语之真理必不因时移世易而丧失。惟此并非俗流所谓人法兼用或人法并行之意,实因法之本质使然。盖法以概念为表现形式。任何概念其自身非可绝对独立,概念之真理性仅有一面的与相对的之性质。法的真理性之保持,常以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关联为前提。随时保持此种关联之机关,厥为理解法律、研讨法学之人士。复次,法之存在形式,苟非习惯,即属成文。若谓习惯法之特点,在其所保有之特殊性及具体性,则普遍性及抽象性之保有,应属成文之特长。然特点与特长之反而,即为缺点与缺憾。成文法不能兼擅特殊与具体之长,有如习惯法不能采取普遍与抽象的形态而表现。习惯法虽非以普遍与抽象之形式而表现,普遍与抽象却已包藏于具体与特殊中。成文法不能兼有特殊性与具体性,适足使其自身成为是法而又非法——不完全的法。中国为成文法国家,随时赋予每一抽象而普遍的成文法以特殊性与具体性,又属理解法律、研讨法学的人士之任务。总而言之,使易于僵化之概念不致僵化;使易于丧失真理性之法律随时保持真理性;使一般而抽象的法律随时有化为特殊而具体之可能;使不完全的条文于适用时成为完全,均为必须理解法律,研讨法学之理由,亦即国家社会需要法曹及法学人士之合理的根据,同时复为法学及体现法学再生产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之理论的基础。
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以中国闭关时代的农业社会为背景之理论家,又有其王道、礼治、德治之古说。五颜六色,尽漫然杂居之状观。然考其本质,无一为自我现实之反映;无一为自我明日之预言;无一为国家民族利益之代表者;无一能负建国过程中法学理论应负之责任。此种有人无我,有古无今之状况,即为现阶段中国法律思想之特质。 在法规范学方面,其对象应为中国之现行法及现实社会并理想;其方法应为归纳与演绎之相互同一,分析与综合之交互渗透,原已为客观真理所决定。
事实上,德、法、日本出身者之作风,较与客观真理相接近。不幸中国人治法学于德、法,为时颇晚,人数亦少。职是之故,迄今尚无足资称道之成就,可为观听之中心。为时较早,人数较多者,厥为日本。坊间之法学着作,姑勿论其品质,其什九出于日本出身者之手,知者咸能道之。然因中国一切新政,初期模仿日本,后期取法西洋之故,晚近留学日本者之易受人过分贱视,几成先天宿命。宿命一经降临,任何真理均须受其修正,遭彼歪曲。是非既经颠倒,于是在研究成文的中国法规范之前提下,可以发现反对使用六法全书的主张。在应用法规于事实时,又可发现抽去不作为之作为义务,而论不作为的责任之作风。在法规范学中,可以发现认历史、比较的及哲学的三事为法规范学之三个研究方法;关于以国家生活为前提的法规范之说明,始终无法发现法规范中国家因素之作用;在说明法规范之过程中,可以发现理想法与实定法混成一团,无差别亦无关联……。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而言之,一无对象,二无方法。不仅法规范学,至此已不复能维持其存在,即整个法学,亦成一塌糊涂。然而偏要巧为立名,称之曰理论的研究。呜呼,理论理论!无限法学文化之罪恶正假你之名以行!
具体的法学界为法学之另一面。今日中国之法学界乃过去历史之结晶。留日出身者支配整个法学界为时较早而且久。人事关系中,自不免于暗种几许恩怨。兼之,若干研究英美法的杰材之得意于法学界,较之在其他任何方面为落后。其对于日本出身者之由蔑视而不快,由不快而憎恶,积渐至于形成变态的复仇心理,亦决非绝不可能。于是法学界成为有好恶而无是非,有感情而无真理,有师生而无道义,有滥权而无理性,有压抑而无公道,有权力而无道德,有关系而无学问,有专制、垄断与欺瞒而无民主、法治与诚实。于是钩心斗角,各显神通;于是各霸一方,自立门户;于是一朝得志,倒行逆施;于是青天白日中,黑暗如漆;于是无政府之状态以成。
初期模仿日本,后来效法西洋。此为数十年来中国一切制度文化之写照,亦即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制度蓝本之说明。易词言之,初期法学教育之主持者常为日本留学生,法学教育政策亦多取法日本。自国府颁行司法院监督国立大学法律学系规程以来,关于科目及学分,理论上须以该规程之所规定为标准。整个教育方针之所在,大学组织法第一条自亦有其应有之规范性。然因事实上种种关系,各校无不在最大限度内各行其是。故其具体内容,在事实许可之范围内,若非院系主持者自身留学当时情况之再现,亦必即其留学国家通行学风之延长。大体言之,其最大缺点在于学生程度不及预悬之标准。所以致此之由,则制度与人谋各半。二十七年实行大学第一年不分系上课。二十八年教育部颁行大学法律学系课程表。此一改革,形式上为以教育部之命令修正国府公布施行之法律,实际上则使比较接近欧陆日本之法学教育标准,一变为美国式的教育政策,易词言之,即为标准之下降。基因年限之缩短及学分之减少,使时间与教材间之矛盾愈趋尖锐。学生可能造就之程度,与最低限度的理论基础之培养,及高等考试及格标准,相去益远。
一般言
教育产业化引发的法学教育中的竞价交换,积极的方面在于提升了法学教育机构的社会交换能力,终结了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令人不胜欷歔的经济窘迫――正是中国法学教育家在80年代拥挤的住房、明显不合身的花白中山装,让斯时无数投身法学研究的学子,不敢对“法学者”的社会角色产生向往――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叫做“经济人理性”。当法学研究生乐于进入个人收益方面具比较优势的社会组织后,上帝知道,我们的社会,将会为此付费。
社会中有两种人须由聪明汉担当,一是法律人,一是医生。他们是为社会组织或个体排解疾患的人。如果他们是由基因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人士来顶替,哪怕他们的社会角色再响亮,他们也往往仅能敷衍塞责,致社会或者个体机体病态更严重。因此,选择和培养法学良材,考据个人基因质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 “社会主义”的。
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的人,对于自90年代以来法学教育者经济状况之改善,是欣喜的。法律人经济上没有尊严,会导致法律没有尊严。法律制度,是社会中相当高级的一种设计,需要用充足的、庸俗的物质成果来保障。它和任何社会加魅装置一样,是需要“扮靓”的。法学教育者经济尊严的获得,亦是 “社会主义”的。
当法学教育在不断满足自身基本需要之后,教育组织者忘记服务社会之目的,仅仅变成权势和金钱的俘虏,就需要对分配正义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再行矫正。尤其是需要关注贫穷无势者的法学教育权利,保障法学教育产业化中,此类“最少受惠者”权益不被剥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剥夺弱者则满足不了 “强者”的分配份额,于是法学教育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法学教育事不关己,但是对法学教育之野蛮时生的各类现象,人们难免会产生遗憾――这和遗憾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的经济窘迫一样。不合理之社会机制运转,是需要额外付费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直接导致“幼稚的法学”成为得志后的“癫狂法学”。所谓“癫狂法学”,就是讲不清道理、仍然叫 “法学”的“法学”。“癫狂法学”,无疑是法学教育野蛮时代之学术衍生物质。
1.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
我国的法学教育是高等专业教育,并非法律职业教育。因此,长期以来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造成了如下两种现象:一是大批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司法行政官员,立法人员等是非法律专业人士,没有接受专门的、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不具有较宽厚的法学理论和国际法知识。据资料显示,1995年,全国受过法律本科教育的律师仅占20%,法官5%,受过法学研究生教育的法官仅占0.25%,严重影响了政法机关的人员结构和法律工作者专业素质。二是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困难。一些法学院校的法学本科毕业生却又进不去政法机关,当不了法官、律师和检察官,呈现了就业困难的现象。
2.法学教育的质量有待提高
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大发展,使法学专业成为全国最热的专业之一。一些大学、学院在一无师资,二无图书资料的情况下,就举办法学专业,开始招生。这种一块牌子高悬,三、五个人主事的所谓法学院系或专业不在少数,特别是那些理工科院校办的法学专业质量更令人担忧,一些办学历史比较长的法学院校在这种形势下也盲目扩大招生,造成师生比率严重失衡,图书资料严重不足,学生学习、生活环境恶劣,学校的办学质量明显滑坡,使法学教育的规模和质量矛盾日益突出。
3.法学教育改革对策
法学本科是法律专业的基础,也是高等法学院校工作的重心。高等法学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服务的、高素质的现代法律人才。这种高素质体现为基础扎实、专业面宽、心理素质高和适应能力强。
3.1要有较好的基础素质,即思想、政治素质和人文素质。法律专业人士应该具有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思想;应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应该具有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
3.2要有较好的法律专业素质。法律专业素质是指法律职业者所应当具备的职业技能素质。它与法律职业者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法律要求法律从业人具备较宽厚的法律专业知识,了解法学专业的最新科学成就和发展趋势,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去分析、处理复杂的法律关系。
现今,我国国内的法学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确实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教学模式和经验教训,然而,还是有很多突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比较明显的就是“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这种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对老师和学生却也是另一层面上的限制。我国的教育模式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教育中文史哲的影响,使得法学教育注重培养法学精英,重理论而轻实践,导致很多法律人才实践经验的缺失。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上就是以老师讲解为主,更加注重理论知识的培训,缺失了对法律内涵的讨论。实践教学主要局限于被动式的案例讨论、无声的审判观摩(法庭旁听)、程式化的模拟法庭和断裂式的毕业实习等四种形式。首先,案例讨论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学生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但这种教学方式一般都是老师提出问题,然后学生分析解答,决定权主要在老师,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难以形成自己的见解,老师所提问题限制了学生对所学专业理论知识的吸收。并且,老师所提问题可能没有考虑到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仅仅围绕法律本身,使法律缺失了其社会效应。审判观摩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实践,使学生真正接触到具体案件中,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并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加上老师不能及时根据案件中所涉及法律知识要点进行讲解,学生还是不能灵活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相关问题。模拟法庭教学对于加强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运用有其自身的优越性,然而,其中所设计的案件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和预想,难以达到真实的效果,使学生不能更深层次的思考案件本身,很难引起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毕业实习在某种层面上补充了其他几种实践教学中的缺陷,并且提升了学生分析处理案件的能力,然而,由于实习期通常在学生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年进行,实习时间较短,学生常常不能参与到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大大降低了实习的质量。而且,临近毕业,学生可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实习中去,因此实习效果可能也不够明显。
二、法学教育目标的明确定位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法律的要求总是在不断更新,因此法学教育目标的确定也应跟随社会发展的脚步动态变化。法学教育目标应当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要求,不能完全按照国外的模式生搬硬套,而是结合自身需求,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所以,在确定法学教育目标时,需要充分全面的考虑法学教育当前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弄清楚法学教育的内涵,确定符合本国发展需要的法学教育模式和法学教育目标。因此,在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中,利用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资源,实现法学教育的分层化,不仅要大力推广素质教育和精英教育,还要加强法学教育的职业化和大众化。法学教育的大众化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基本法律的需求,法学教育的职业化符合法律职业的需要。
三、法学教育目标实现的对策举措
(一)完善法学教育方式。首先,需要完善课堂教育模式,学生不仅要学习相关法律知识,还应加强课堂上的讨论,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吸收。由于法学知识枯燥难懂,于是对于刚开始学习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就算老师在课堂上讲解之后,可能还是有很多知识难以理解消化,因此,课堂上的讨论还是相当有必要的。适当的讨论不仅可以活跃课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能对相关重点难点进行深刻探讨,加深印象。通过老师授课加上课堂讨论的方式,更好的帮助学生融会贯通所学知识。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其他一些方式辅助学生的学习,例如模拟法庭等等,使学生亲身经历,让所学知识得到发挥利用。(二)法学专业课程进行优化。对于我国的法律教育模式还比较的呆板,不能够在教学中使学生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可以参考下美国的教学,借鉴下他们的顶点课程。这一课程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美国法学本科的教学课程。这一课程正像他的名字一样,属于本科法学课程系列中的终点课程,它能够充分的考察和提高一个学生的能力。这种课程因为在教学过程中的效果明显,而被各个国家引进学习用于教学中。顶点课程被用于高校高等教育法学改革之中,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三)构建科学测评体系。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督促作用,构建一套完整合理的科学测评体系是相当的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这一套测评体系制定出比较完善的考试题型,可以评估教学完成情况,教师的教学质量还有学生的学习状态。对于宪法学的考试命题需要很高的要求,命题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对当前的命题方向能够很好地把握。一套比较好的考题,既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水平,还要考察教师的教学质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为适应我国快速发展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律教育改革仍需不断进行,在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在保证法学教育素质化和精英化的同时,还要保证大众化和职业化,为我国的法制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莹 单位: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郭德香.论国际先进法学教育模式对我国改革之借鉴[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02).
[2]赵新颖.法学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选择[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07).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专业人才,法律职业成为21世纪最热门的职业之一,这为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业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高职法学教育该如何改革、发展,以适应现代化社会之需要。 一、对我国高职院校法学教育现状的思考 (一)市场需求调研滞后,盲目开设法学专业。近几年来,在国家重视和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利好形势下,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许多中专学校升格为高职学院。但是在对法律专业人才市场需求调研滞后,尤其对本省及周边省份法律职业人才需求状况和职业岗位(群)情况不了解,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调研,许多高职院校为扩大规模,办学条件欠缺的情况下一哄而上强行开设法学专业,盲目扩大招生规模。表面上生源数量的急增,带来短期经济效益,但是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鸠止渴,势必造成生源的质量的下滑,就业优势锐减,无法适应激烈社会竞争。“学校的专业设置是指依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所提供的专业目录,以及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开设专业和调整专业结构的过程。专业设置是否科学合理,是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办学效益,满足社会需求的关键环节,也是学校自身能否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1〕学院在开设专业时,应当要考虑专业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平衡,专业设置得好的目标是要做到“进口热,中间顺,出口畅”,是将学生的需求、学校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高职法学教育中处处打着本科教育的烙印,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法学教育担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重任,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法律研究型人才,同时要培养大量的实用型操作人才。创建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高职法学教育模式,理应成为当前高职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高职法学教育刚刚起步,没有成形的经验可以借鉴,对法律职业岗位或岗位群及工作流程不了解,制定不出符合自身条件和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因此普遍参照或照搬教育部编写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的要求作为高职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如“本专业以就业为导向,坚持工学结合,走产学研结合之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能够从事政法机关、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和其它部门的法律实际工作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学生在掌握国家有关法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主要法律的同时,又具备从事法律工作所必需的法律运用、案件办理、合同谈判、处理纠纷、社会公关、调解矛盾等多项技能,能胜任用人单位对法律事务工作的要求。”这必然会落入本科院校培养模式的窠囿,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成为本科法学教育的附庸,最终被其淘汰。 (三)高职生源的素质相对偏低是制约法学教育的瓶颈。目前,高职院校的学制分两种:一是五年一惯制,生源主要是初中毕业生。据了解,在所有的高职院校五年制的学生几乎成了“素质差,学风差,纪律差”的代名词。少部分学生临近毕业,甚至有几十门课程需补考,质量是可想而知了。二是三年制或两年制,生源主要是高中毕业生。这一部分学生的素质虽然好于五年制的,但就目前录取的分数线来看,大多在200至450分之间,从整体来看,生源质量也好不到哪里。而生源质量的高低严重影响法学教育效果的好坏,有如麻布袋子绣花,出不了好作品。因为法律职业需要的是信仰、伦理、心智、法律理论都较完善的人。法律职业是社会精英担任的职业,法学教育是精英教育,是针对法律人才的素质要求进行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内容包括法律信仰、道德、人文精神、专业知识和理论、心理素质以及行为方式等。 (四)当前高职院校法学专业虽然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在各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师资力量仍较为单薄,教学设施和手段也落后,教学规模尚未成形,教学内容理论化过强……较之普通高校有着较大的差距。 二、对我国高职法学教育的层次定位的思考教育层次定位准确与否,是学校发展的前提。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办学层次大体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技术应用型。高职院校的办学层次是处于技术应用型这个层次。 (一)高职法学教育首先是高等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因此,高职法学教育应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是国家整个教育发展体系和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实用法律人才的重要使命。 (二)高职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主要任务是培养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 从根本上讲,法律职业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要求和培养模式,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布局结构和办学层次,决定了法学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和内在动力。从事法律的人员一般有三类:一是应用类法律人才,主要指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二是学术类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律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三是指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人才,主要指助理律师、助理法官和助理检察官,书记官、还包括仲裁员、公证员、人民调解员等。笔者认为,高职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目标应该定位在第三类,这是由高职教育的性质、学生的知识结构所决定的。高职法学教育与学科型法学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立足于岗位、立足于需求,培养的是社会急需的实践能力强、适应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 (三)高职法学教育具有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双重性 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高职法学教育既包括通识教育,又包括职业教育,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高职法学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本科法学教育,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将二者分割对立起来了,以致于培养出的学生不会起草合同,不会办案,其原因就在于单纯强调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忽略了必要的职业教育和训练,人才培养的质量必定受到影响。单独进行通识教育或职业教育不是高职法学教育。高职法学教育应是这两者有机的结合体,两者都重视。法学通识教育是高职法学教育的基础,法学职业教育是目标。基础不牢,目标就无法实现;失去目标,基础就没有方向。#p#分页标题#e# 三、对我国高职院校法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一)要避免陷入片面追求实践的误区 目前我国的高职教育要求侧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关规定要求高职院校在课程安排中实践课学时不得低于40%,众所周知,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并且应该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如果再考虑到我国高职课程安排中英语、计算机、政治理论等非专业课学时比例较高的影响,就没有足够的学时让学生掌握该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体系。 如果高职法学教育片面地追求实践,而忽视法学理论知识的传授,将有不利影响:第一是理论学习的缺乏,将导致学生难以承受将来知识自主拓展的需要。第二是容易导致学生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没有理论的支撑,不利于学生对实践系统的理解,从而影响高职教育目标的实现。高职教育侧重于实践即“职业性”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在实践过程中不能很好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的理论将无法实现进步,进而实践的发展也将受到限制。 (二)高职法学教育要遵守“够用为度”原则现在有个误区,许多人认为高职院校的学生只要“知其然”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知其所以然”。但是,法学是一门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科学,法学体系也是相当庞杂,这便需要学生在掌握法学体系下各课程知识的同时,再对法学有一个全面认识,也有助于触类旁通。高职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应重视理论法学课程及应用法学中原理部分内容,使学生通过掌握具有“广泛迁移价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原理”,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适应社会发展对法律人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需要。但是也不能过度追求理论的学习,要遵守“够用”这个“度”,否则就变成了本科学科型教育了,偏离了高职教育的目标。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让专、兼职教师发挥不同层面的作用高职教育办得好不好,关键在教师,就必须尽快造就一支适应高职教育的师资队伍。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做到里应外合,在“里”,要想尽一切办法,努力提高教师的教学业务能力,关键是通过顶岗实习或挂职锻炼,让教师提高实践能力和实践经验,鼓励他们成为“双师型”人才,既是教师,又是法律职业者。在“外”,经常把富有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请进来,担任“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兼职教师”,以弥补教学过于理论化之缺陷,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从而逐步建立起一支适应高职法学教育要求,人员充足、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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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夏利民,李慈恩.法学教育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参见(日)大木雅夫(著),范愉(译).比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⑤参见徐立.美国法学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学杂志,2010(12).
⑥法律诊所.载百度百科网,http:///view/2303099.htm,2012年6月7日访问.
⑦参见薛波.元照英美法辞典[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⑧夏利民,李慈恩.法学教育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参见戚桂芳,袁雪.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法学教育模式比较分析[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2009(2).
【关键词】宁夏 法学教育 现状
【中图分类号】D9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23-0009-02
著名法学家张晋藩教授在“法制建设与法学教育”座谈会上讲道:“法治和法学教育的关系是不能分割的、相互促进的。从历史到现实综合来看,法治兴,则法学兴,则国兴;法治废,则法学教育废,则国废,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由此可见,成功的法学教育能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使法制趋于完善和发达。进入21世纪,宁夏法学教育如何适应时代潮流,如何培养适合宁夏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合格的法律人才,以推动宁夏法学教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当今宁夏法学界、教育界应认真思考并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 宁夏法学教育的现状
截至201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法学教育的大中专院校共有五所,分别是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宁夏大学、银川能源学院(按照开设法学类专业的时间顺序排列)。从最早设置法学类专业的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算起,宁夏法学教育已超过30年的历史了。毋庸置疑,宁夏法学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已为宁夏及周边地区输送了数以万计合格的法律人才。法科毕业生走向社会后,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有的成为国内知名学者,有一大批成为各级公务员,绝大多数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近年来一些自主择业、自主创业的法科毕业生也开始崭露头角,为宁夏及周边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从宁夏当今的法学教育整体来看,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使宁夏法学教育对宁夏及周边地区发展的贡献度和参与度尚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二 宁夏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1.宁夏法学教育定位不清,导致法科生就业前景不明朗
近年来,关于法学教育的性质问题,法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一是法学教育究竟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二是法学教育究竟是通识教育,还是学科教育,或是职业教育,或是兼而有之?三是法学教育究竟培养的是通才,还是专才?宁夏法学界也参与其中,但热烈的讨论未能清晰地定位法学教育,由于定位不清,造成包括宁夏在内的法科毕业生就业前景不明朗。由麦可思研究院(MyCOS Institute)独家撰写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以下简称就业蓝皮书)于2012年6月11日起正式对外。报告显示,法学等高考“热门”专业就业连年爆冷,其中法学专业更被列为“2011年就业红牌警告专业”,从就业蓝皮书提供的2009届至2011届主要专业门类本科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来看,法学专业分别为82.3%、86.7%、86.8%,连续3年垫底,而且法科毕业生原来拥有的光鲜耀眼的就业单位及部门已寥寥无几。
2.宁夏法学教育结构不合理,法科毕业生水平参差不齐
就业蓝皮书主编王伯庆认为:“在国外,学生通常是在结束了本科阶段的学习之后,才开始进入法学院。而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法科毕业生一本高校在培养,二本高校在培养,三本高校也在培养,甚至高职院校也在培养。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事法律工作,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就是对于很多不合格的法科毕业生来讲,通过司法考试比高考还难”。宁夏法学教育同样面临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宁夏司法警官学院开设法律事务、律师事务等8个法学类中专、高职专业,在校生3800人。北方民族大学开设法学本科专业,刑事法、民商法、国际经济法、金融法4个方向,在校生830人。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开设法学本专科成人(开放教育)专业,学员人数数以千计。宁夏大学开设法学本科专业,在校生1200人,法学理论硕士点在校研究生79人。银川能源学院开设书记官、法律事务两个专业,在校生70人。宁夏法学教育从中专到研究生有四个层次,有统招、自考、成人三个渠道,涉及全日制、函授、业余三种形式,呈现层次多、渠道广、形式杂、法科毕业生水平参差不齐等特点。
3.宁夏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凸显就业竞争力不足
法学作为应用学科,研究对象很宽泛,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科技等领域都有紧密的联系。从理论上讲,法科毕业生就业市场非常广阔。但由于宁夏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严重脱节,使得法科毕业生刚迈出学校就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面对社会与法律职业。如此,凸显就业竞争力不足。而宁夏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严重脱节的实质,恰恰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讲过:法学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法学教育的前途在于服务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法学教育的生命在于为法治建设提供优质的智力支持。一个合格的法律职业者,必须通晓司法理念,熟知国家法律,必须自觉遵循法律的基本价值——正义和良知;必须善于将固定的法律条文与千变万化的法律事实结合。宁夏法学教育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传授过程中,也应注重学生的实践(实务)能力的培养。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案例研讨、法律职业实务等实践性课程应在人才培养计划中给予相当的课时保障和严格的、硬性的考核要求,用以培养法科生法律职业实践(实务)能力,使其进入社会后能尽快适应社会与法律职业。
三 宁夏法学教育问题的成因
1.法学教育理念不清是宁夏法学教育定位不清的主因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理念。“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是说教育要面向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整个教育事业同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相适应。“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从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教育要面向未来”,就是要求以长远的、历史的战略眼光办好当前的教育。近十几年来,法学教育由精英教育时代过渡到大众化教育时代,为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毋庸置疑。但是,大众化的教育模式能否适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求呢?大众化教育时代不应排斥精英教育的存在,而且还应广泛地呼唤精英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并存。宁夏法学教育应在坚持大众化教育的前提下,在高等法学教育中,尤其是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秉承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教育理念,着眼于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高端法律人才,为宁夏法学大众化教育与精英化教育的结合找到一个平衡点。
2.法学教育有利可图是宁夏法学教育结构不合理的主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校不断扩招的热潮,加上社会对法律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学生和家长对律师、法官、检察官这一类“21世纪黄金职业”的向往,法学专业就成为全国最热门的专业之一。一些院校把法学类专业视为有利可图的“唐僧肉”,不管自己是否具备创办法学专业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再加之兴办法学专业的成本较之理工类专业要低得多,不需要价格不菲的实验设备和耗材,所以一哄而上。目前宁夏一些负责在职人员学历提升的自考、成人、函授、开放式法学教育办学单位鱼龙混杂,虽有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明确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环节的培养考核要求,但实际上办学单位根本无法实现学员学习过程的监督和实践环节教学要求的落实。这种忽视法律人才培养规律的“法学教育”,无法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高端法律人才的培养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宁夏法科毕业生水平参差不齐。
3.未养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教育观念是宁夏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的主因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所组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必然,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正成为我国法治社会生活的内在要求,有着深刻而重要的现实意义。200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今后法官、检察官必须通过统一的司法考试获取从业资格。也就是说,单独的律考制度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开始构建。在我国实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大背景下,宁夏法学教育未能充分认识与司法考试、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互动关系,未能将法学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与司法考试进行有效对接。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改革,法律实务技能训练等诸多方面,没有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教育观念,造成宁夏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节。
四 结束语
法学教育既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涵养法律道德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重要渠道,是培养法律人才的主要阵地,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分析宁夏法学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其意义不仅是为宁夏及周边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更是在全社会培养法治意识和法律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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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境.法科生就业为何沦为垫底[N].检察日报,2012.9.10
[4]肖扬.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法律作用无可替代[EB/OL].http:///xwzx/gnsz/gdxw/2005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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