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范文

法学教育范文第1篇

到1995年，美国已经有800家左右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每年总数为5000篇左右；在参加美国法学院联合会[AALS]的153所法学院中，每所法学院至少有一家法律评论，哈佛法学院目前有9种学生编辑的期刊。[2]如今，“法律评论”或者“评论”已经成为学生编辑的法律刊物的代名词。区别于法律评论的另一类刊物是“专家法律刊物”——教授、法官、律师主办的专科性刊物，如：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学研究杂志》[TheJournalofLegalStudies]、美国法学院联合会主办的《法学教育杂志》[TheJournalofLegalEducation]，这一类刊物共计187家。然而，代表美国法学最高研究水平的，恰恰不是“专家法律刊物”，而是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在1991年，只有一家“专家法律刊物”——《法学研究杂志》——列入引用最多的20家美国法学杂志中，其余都是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3]

一百多年来，无论是兰代尔、安曼斯、庞德这样一批代表哈佛法学院声誉的教授，还是霍尔姆斯、沃伦、波斯纳这样名声显赫的法官，他们，无一例外要受法学院2年级和3年级学生编辑摆布，他们是否曾经被退稿无从一一查考，但，可以断定：他们都按照学生编辑的要求修改过文稿。哈佛法学院的兰代尔图书馆至今还保留着1942年10月15日庞德带着几分愠怒给《评论》主席的信：“为了将文章限制在你要求的篇幅之内，我已经按照建议进行了删除；对于你提出的改变文章风格的要求，我部分采纳，部分抗议。但是，我按照原稿，恢复了被你们修改的某些句子，我必须坚持：应按我最后改定的文本付印。”[4]

《评论》编辑对美国法学的影响，远远不止是他们对作者来稿的生杀予夺大权。几十年来，他们制定的“蓝皮书”——法律文献引用规则——一直是统治美国法律界的基本学术规范，无论教授、法官、律师，只要想，就不能不遵守学生制定的这部文献引用法典。[5]美国法官常常引用法律评论文章论证判决的正当性。198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19811983年，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551个判决，引用法律评论文章多达760次；平均每100个判决引评论论文138次。[6]199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引用的论文，25%来自5个所“精英评论”。[7]除了论文质量之外，“精英评论”论文引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原因是：联邦最高法法官的助手大多具有担任法律评论编辑的经历。[8]199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邦巡回法引用法律评论论文大大少于联邦最高法院，11个联邦巡回法院的1200份判决仅仅引用法律评论文221次，平均每100个判决引用评论论文18次。[9]但是，所有研究评论引用率的报告一致明，“精英评论”论文的被引用率大大超过一般评论。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法学教授来说，法律评论是他们的唯一园地，取得终身教授资格通取决于的质量和数量。尽管这不是明文规定，也有个别教授在获得终身资格之前没有表过任何论文，但，法学院的终身教授委员会通常将论文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因此，学生编辑在定程度左右教授晋升。

法律评论在美国法律界引起的争辩不亚于堕胎、种族平等、惩罚性民事损害赔偿等热门话题边是激烈的批判：从学生编辑法律评论的传统制度、稿件选用程序，到法律评论的文体、文风，无受到尖锐抨击。这些批判文章充满嬉笑怒骂，落笔淋漓酣畅，与一本正经的法律评论文体成为鲜对比。[10]另一边是辩护和反批评：法律评论代表了敢于开拓和创新的美国文化，其对法律教育律职业功不可没。[11]自从Rodell教授在1936年首次发表批判法律评论的文章以来，法律评论直在非议中发展。如今，法律评论人数比Rodell时代增加了5倍。批评法律评论的专家承认一事实：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法律评论已经深入美国法律制度，法律评论的缺陷是美国法律制度本的缺陷，因此，只要整个法律制度没有实质变化，改革法律评论几乎是没有希望的。[12]

1991年，斯坦福大学的4名学生就法律界如何评价法律评论进行书面问卷调查。“本次调查的一个有趣发现是：尽管对法律评论的批评不断，接受本次调查的人认为：法律评论在多方面建树卓著。在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中，主张维持现有体制[学生编辑、学生定稿]的意见占压倒优势。大多数担任过评论编辑的人，从两方面高度评价他们的这一经历，一是提高了技能，二是增强了就业的资力。雇主录用雇员的时候，相当重视担任过评论编辑的求职人，雇主不只是看重评论编辑表彰的精英身份，更看重它蕴涵的教育价值。”[13]

在纪念《评论》诞生100周年的一篇回顾报告中，曾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的GRISWOLD教授写道：“对于让学生主持、编辑这样一份重要的美国法学杂志，有人至今感到担心。这确实是不同寻常，但是，它就是这么开始的，它的茁壮成长来自它自身的力量，它对我们的法律和法学教育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发起人最初的期待和希望……‘既然东西还没有损坏，何必操心如何修理？’”[14]

学生发起、管理和编辑号称世界一流的法律刊物，学生修改和决定是否刊登教授、专家的论文，这不仅使外国人感到困惑，连美国其他专业的教授也感到不可思议。法律评论如何成为一种制度化事实？学生如何编辑和定稿？学生参与法律评论的动因是什么？法律评论对美国法律教育产生哪些影响？1996年访问哈佛法学院期间，我和教授、学生、律师讨论了这些问题，阅读了40多篇关于法律评论的报告。本文目的是向读者提供一个包含真实信息的、能够从一个侧面折射中美两国法律教育和法律文化差异报告，让读者通过比较，发现和思考一些问题。

二、作为制度化事实存在的《评论》

[一]《评论》的组织和管理在初创时期，《评论》的组织形式是“哈佛法学评论基金”，该基金是为了在麻州剑桥出版法学杂志而成立的一个合伙。1902年，基金改组为一个非营利性法人社团——哈佛法学评论社团[以下简称：社团]，该组织形式一直延续至今。社团成员分为有表决权成员和无表决权成员，全部现任编辑为有表决权的成员，非编辑的托管委员会成员和已经离任的编辑为无表决权成员。社团决策机构是托管委员会，托管委员会与社团之间是信托关系，社团是受益人，托管委员会是受托人。托管委员会成员由《评论》主席、《评论》司库、现任哈佛法学院院长、2名教授和社团司库组成。社团司库由托管委员会选举产生，社团司库根据托管委员会授权对社团的全部财产拥有法律上的占有权，并得以社团名义受赠、获益、投资、抵押、处分财产。200美元以上的开支必须由社团司库批准。此外，社团设有监事会，《评论》前任主席和某些无表决权成员担任监事，修改社团章程和选举托管成员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监事会的批准。[15]

[二]《评论》编辑的选拔早期，《评论》并无严格的编辑选拔程序。1887年的首卷《评论》编辑是15名3年级学生，[16]多半是追随发起人的志愿者。1920年，《评论》确定了按照学习成绩排名先后，择优录取的规则，这一规则推行了近半个世纪。1969年，《评论》开始用成绩排名和写作竞赛综合计分方式选拔编辑：成绩排名占70%，写作竞赛得分占30%.如今，全部编辑人数84名，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各占一半，因此，每年要通过竞赛更换42名编辑[美国法学院的J.D.学位学制三年].

每年5月或6月开展的写作竞赛是一次无人监考的、为时8天的课外书面考试，出题、评分、录取全部由学生编辑负责。凡是一年级学生都有资格应试。1996年6月，共有212名一年级学生应试[全部95级本科生是550人]，42人最后当选为编辑。

竞赛内容分为两部分：案例评论和文章修改。案例评论通常是选自前一年或者当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要求应试者将500页左右的参考资料整理成不超过20页的案例摘要、分析和评论。一个案例评论通常有一半是注释，一半是正文。案例评论的难点是写出摘要，应试者不仅要从500页左右的案情报告中筛选出关联内容，而且要将关联内容浓缩成短短几页摘要，这只有在仔细阅读全面思考，对法律争点、事实问题胸有成竹之后，才能开始动笔。文章改错要容易一些，主要是纠正语法、文体错误，删改冗长、累赘的文句、段落。案例评论占写作竞赛总成绩的70%，文章改错占30%.应试者可以在家里完成竞赛，但是，只能使用编辑委员会发给的材料，不允许利用图书馆或者电脑连网系统查询。为了保证竞赛的公正性，编辑委员会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在竞赛前半年，编辑委员会指定两名学生编辑负责选择案例、准备参考资料。在案例和参考资料交给应试者之前，只有这两名学生编辑知道考试内容；其二，案例只能选自前一年或者当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因此，在竞赛期间还不存在可供参考的学术评论；其三，考卷上只记载号码，在交卷之后、试卷到达阅卷人之前，由学生编辑先后聘请教师将所有的考卷先后两次重新编号，因此，即使应试者和阅卷人串通，事先让阅卷人知道试卷号码也无济于事。在哈佛法学院，抄袭和考试作弊是最严重的违反校规的行为，一旦发现，或者开除或者终生记入档案，从而对今后一生的事业产生严重不利。因此学生一般都非常谨慎，很少有人铤而走险。[17]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评论》是男性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后裔]的封闭俱乐部，总共只有3名黑人学生担任过编辑；到1955年，才有《评论》的第一位女编辑。[18]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唤醒了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权利观念，人们争辩说：种族或性别平等不止意味着同一条件之下的机会均等，而且，应当努力消除种族或性别歧视的后果，因此，那些因为种族、性别歧视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士，应该在升学、就业方面得到优待。如今，在升学、就业方面优先录用少数民族或者妇女的措施被称为“优抚”[affirmativeaction]——一个旨在淡化敏感问题而选择的、字面意义完全脱离内在含义的新名词。作为美国民权运动的回应，《评论》也在1982年采用“优抚”政策：评论主席和另外两名编辑组成一个3人委员会行使录用8名编辑的自由裁量权。要求获得“优抚”待遇的申请人，不必委托法学院向3人委员会披露成绩单。[19]波斯纳法官对“优抚”政策持批评意见。他在一篇书面发言中谈到：优抚政策不仅动摇了《评论》编辑拥有就业优势的合理性，而且是造成评论危机的表面上的、但并非无关紧要的原因。[20]作者在考察中注意到：尽管《评论》对“优抚”对象严格保密，除3人委员会之外，《评论》内部没有其他人知道谁享受了“优抚”待遇，[21]但是，进入编辑部的少数民族学生仍然会感受到一种压力，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享受“优抚”的嫌疑。

在1996学年担任编辑的42名95级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15人、女生14人，其构成与1650名在校J.D.学生的种族、性别比例大体一致

[三]《评论》的工作机构《评论》全体编辑被称为“组织”[orgnization].设主席、事务主管编辑、执行编辑、论文编辑、短文编辑、案例评论编辑、初审编辑等职能和级别不同的职务。《评论》的组织结构如下：

主席：主席是《评论》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公司的执行总裁。现任主席是一位来自牙买加的黑人学生DAVIDPANTON.主席在章程规定的权力范围之内对一切事务具有最终决定权。

司库：司库负责《评论》的一切商务活动，协调每年一度的选拔编辑的竞赛，承担主要的行政管理工作。执行编辑：6人，他们既是稿件终审编辑，又是文体专家。

基层编辑[primaryeditor]：5人，所有论文、评论、评注和书评的编辑程序由基层编辑控制，《评论》和作者之间的联系由基层编辑负责。

书评编辑：6人，选择读者感兴趣的书籍，约请编辑之外的作者就当前争议的热点问题撰写书评，书评比论文短，不要求严格的注解。

评注编辑：7人，负责编辑学生撰写的评注[note].《评论》将专家文章称为“论文”[article]，学生撰写的文章称为“评注”。

法律动态编辑：《评论》设有法律动态栏目。6名2年级编辑在3名3年级编辑的指导之下，就某一个专门问题作一年左右研究，撰写评注，这些评注发表于每年5月出版的《评论》。最近几年的评注主题包括：“面临科学证据的新挑战”[卷108]、“雇佣歧视”[卷109]、“非营利公司”[卷105]、“家庭暴力”[卷106]等。最高法院判例评析编辑[SUPREUMCOURTOFFICE]：6人，每年11月发行的《评论》是最高法院判例评析专集，通常有一篇教授撰写的论文和25篇学生撰写的评注。学生常常对最高法院判决提出批判性的、有时是非常挑剔的意见。

此外，《评论》还有负责内部事务的协调室、出版室、图书室、社交室、新编辑接待和培训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和商务办公室。3年级编辑负责《评论》的日常工作，所有办公机构的成员都是3年级学生。因此，3年级学生在观念上和正式文件中被称为“官员”。2年级学生在“官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每名2年级的学生编辑可以发表不超过6页的书评、最新案件或立法评议；3年级学生编辑可以发表不超过18页的评注[NOTE]，通常是关于某一个法律问题的实质性研究。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3年级编辑合写一篇评注，可以超过18页的篇幅限制。《评论》具有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传统，学生编辑发表的评注历来不署名，其理由在于：尽管作者个人对评注倾注了许多精力，但是，撰写评注是每一个编辑的本职工作，将它作为集体成果更为妥当。

位于哈佛法学院南侧，马萨诸塞大街东侧的GANNET楼是《评论》专用的办公楼，这是一座建立于19世纪的、希腊风格的白色建筑，学生有时戏称为哈佛法学院白宫。《评论》是美国唯一的拥有独立办公楼的学生杂志。

除了每年11月的最高法院判例评析专集之外，其余7期《评论》，每期至少包括一篇论文。《评论》每年收到大约1000篇论文稿件，每年能够发表的论文在8篇到11篇之间。因此，对论文的筛选和编辑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学生编辑的工作。《评论》处理稿件的程序可以按照时间先后分为筛选程序和编辑程序：

筛选程序筛选程序的第一个阶段称为“转盘”。论文编辑把稿件分发给2名2年级编辑初读。每名2年级编辑每周至少要读一篇稿件。初读编辑必须在5到6个工作日读完论文，撰写两页左右的初读评论，简要说明论文的内容和优缺点。初读编辑负责给论文打分，分数分为1分到5分。初读完成之后，论文连同初读评论，一起交给论文编辑。论文编辑委员会集体决定论文能否进入筛选程序的第二阶段——先行审读。除了少数例外，2分以下的论文一般没有希望进入第二阶段。

所谓“先行审读”[preemptioncheck]，系由1名编辑审读论文，评价论文是否在某一专门领域具有原创性贡献。论文和审读编辑的评价将交给《评论》选择的1名教授进行评议。评议人未必是哈佛法学院教授，尽管哈佛法学院教授通常有较多的机会充当论文评议人。从理论上讲，教授评议只是具有参考、指导作用，筛选程序不能因为教授较低的评价而终止。但是，教授评议意见将在全体编辑公决会议[officeread]公布而影响与会编辑的决定。

公决会议决定是否录用论文。凡是对论文感兴趣的编辑都可以获得一份复印件，凡是读过论文的编辑都可以参加公决。在公决会议上，首先由论文编辑公布教授的评议意见，然后，审读编辑发表他对论文的评价。接着，与会编辑进行辩论。最后，与会编辑就是否选用论文进行表决，获得多数支持的论文就进入编辑程序。

[二]编辑程序基础编辑是编辑程序的主导角色。基础编辑先后将自己对论文的两次评论交给作者，获得作者对评论的回应。

引证校核[citecheck].这也许是最为繁重的编辑工作，一个由2年级学生组成的编辑小组负责对每一个引证进行校核。在引证校核阶段，《评论》主席将阅读论文，并提交他对论文的评议和修改建议。

基础编辑将经过引证校核的论文和主席评议[P-READ]交给作者。作者或是接受建议，进行实质性修改；或是提出异议而与编辑进行磋商。

2年级编辑负责论文的技术编辑：对每一个引证再次进行实质校核[如：引用者是否误解或曲解作者的原意]，对论文进行语言、文体方面的编辑。在作者阅读了经过技术编辑的文稿之后，基础编辑的工作就到此结束。论文交给执行编辑。

执行编辑审读全文，确保论文在文体和技术方面一致，并符合《评论》的范式。

交付印刷之前，至少将经过两轮逐字逐句的审校。

正如《评论》工作手册结束语所说的那样：“有时候，你也许会觉得：你的工作在最终成果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点，但是，没有每一个编辑的勤勉工作，《哈佛法律评论》就不可能出版。这是一个团队的努力。”[23]

[三]名人效应、机构性权威和盲审

无论是商业杂志，还是学术杂志，都面临如何对待名人稿件的问题。商业杂志借名人招徕读者，名人借商业杂志自我宣传，两者相得益彰。但是，学术杂志如法炮制则事与愿违。追求名人效应或者名人追求自我膨胀，最终可能使学术杂志、作者和读者三方面都感到失望。名人在诸多杂志追捧之下抛出的应景作品，往往比非名人的伪劣作品更为糟糕，因为，在名人效应烟雾笼罩下，读者需要更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发现名人作品中的纰漏。名人自我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希望自己的文字、声音、形象经常占据传播媒介，于是，发表成为一种经常需要得到满足的欲望，以至早先追捧名人的杂志都会被名人接二连三的稿件所困扰。另一方面，如果学术作品发表机会与作者名气大小存在某种联系的话，那么，学界新人的作品即使大大超过名人，也会湮没无闻。

编辑垂青那些有权威性学术机构作为背景的作者，冷落教育和职业背景不那么显赫的作者，这也是凡人难以摆脱的人情势利。我想，名人效应和机构权威性的影响是一个不会因为文化背景而产生实质差别的问题。因此，每次和《评论》编辑面谈，都想了解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真实态度。

我的印象是：《评论》认真地作出了努力，防止作者身份和所在机构对编辑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但是，我难以断定这种努力是否产生实质性效果。编辑告诉我，在进入公决之前，只有主席、评议教授知道作者的身份，分发给初读编辑的论文是经过仔细处理的，作者姓名和可以辨认作者身份的内容均从交审稿件中删去。尽管不能排除作者对主席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但是，众多编辑参与的公决在一定程度上销了这种影响。一些局外人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哈佛法学院教授对《评论》具有不容否认的影响，在《评论》上无疑有利于获得终身教授资格，学生编辑未必有勇气完全无视本校教授的要求。[24]

四、关于法律评论的论战

[一]学生是否适宜编辑法学刊物？对法律评论的主要批评意见之一是：学生编辑缺乏评价专业论文的学术水准。在学科划分越来越专门化的时代，谁也不能成为横贯整个法学领域的“全能通才”，声称学生编辑能够从跨越全部法学领域的稿件中挑选出具有原创性贡献的佳作，纯粹是无稽之谈。批评者经常提出的质疑是：为什么其他学术领域都是教授和同行专家编辑学术刊物，法学界却要独辟蹊径？既然学术刊物主要是教授和专家的园地，由他们自己去编辑和出版更符合他们自己的趣味和利益。[25]

波斯纳是激烈反对学生编辑法律刊物的人士之一，尽管他本人当年曾经担任过《评论》的主席。他认为，学生编辑法律评论的主要问题在于：[1]年轻学生缺乏识别论文优劣的经验，缺乏担任杂志编辑、管理者和监督者的经验；[2]学生担任编辑的时间不到两年，编辑班子不断变动，从而妨碍学生积累经验；[3]评论缺乏自我改善所必不可少的市场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编辑没有任何报酬，他们既不会因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而受到市场奖励，也不会因为增加成本、推出质量低劣的产品而受到惩罚。波斯纳对改革评论持悲观态度。他认为：评论的缺点植根于不可改变的体制性结构，改革评论是毫无希望的——任何试图推动改革的人，都无法在任期内看到改革成果，从而缺乏发起改革的动力；只有形成市场力量之后，评论或许会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出现转机，越来越多的专家编辑的法律出版物或许将会构成这样一种市场力量。[26]

一些教授一面对评论进行尖锐批评，一面对“推倒重来”的激进意见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评论的弱点并不是致命的和不可改善的；尽管法学论文的传统模式存在许多缺点，但是，仍然有许多理由要遵循这种模式，至少应当作为一种选择而保留；此外，传统的评论模式有难以替代的优势，例如：编辑和出版的成本较低。[27]

另一些教授则认为，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已经和整个美国法律教育融为一体，它是学生进行自我强化训练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律评论的错误不是来自学生编辑，而是来自我们自己。”[28]应当受指责的，不是学生编辑，而是那些向评论投稿的教授、律师和法官。另外，他们对专家刊物能否避免学生刊物的局限性，专家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是否能够比学生更为负责地承担编辑工作也表示怀疑。

1991年，斯坦福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支持学生编辑法学刊物的意见在法律界占压倒多数。

支持学生继续编辑法学刊物的理由大致是：学生尚未陷入法律职业的一体化世界，因此，能够从新的视角去进行评价；学生本来就“干得不错”，杂志本来就是属于学生的；评论最主要的任务是训练学生，而不是刻意追求高质量的论文。[30]

支持学生继续编辑法学刊物的理由大致是：学生尚未陷入法律职业的一体化世界，因此，能够从新的视角去进行评价；学生本来就“干得不错”，杂志本来就是属于学生的；评论最主要的任务是训练学生，而不是刻意追求高质量的论文。[30]

设定终身教授，本来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如果教授常怀失业之忧，他就不得不顾忌自己的言论是否会冒犯雇主；一旦言论受禁锢，大学教育就会变成落后的、封闭的、失去任何活力的教育。可是，当教授在法律评论上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获得终身教授资格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条件之后，终身教授制度就偏离了它的宗旨——论文泛滥和教职贬值成为困扰教育的另一个问题。“为了找到一个真正的学者，带进了一打半滥竽充数的仿冒货；为了找到一颗钻石，带进了一堆莱因石。”[31]一些文章认为，法律评论是造成或者加剧弊端的原因：其一，学生通过取舍论文而获得了选择终身教授的权力，然而，学生并不具备择优选择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其二，学生编辑难以抗拒本院教授要求的压力，学生行使取舍权，不可避免地导致“开后门”。[32]

法学教育范文第2篇

《法学教育研究》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季刊，恪守科学性、实践性、创新性、开放性原则，集中刊载法学教育教学研究成果，探索法学教育教学规律，促进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法学教育范文第3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听取赴日本考察的阎凤阁（后来的直隶省议会议长）、梁志宸（后来的直隶省议会副议长）等人建议，仿照日本法政学堂，奏请清廷批准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学堂”，委任黎渊〔注1〕为监督（校长）；校址在堤头村新开河河坝下（今河北区志成道33号），校舍为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开河上曾有一座“法政桥”，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该校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那是因为：

其一：天津濒临渤海，既有通商口岸，又有九河通衢之便；既“具有江淮的风格”，又距首都最近。鸦片战争之后，天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影响，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其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外交地位和政治地位显赫，成为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第二政府”。在对外方面，“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在内政方面，“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罗澍伟《天津，近代中国的“窗口”》http：///docroot/200412/14/rb02/14150901.htm）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从创建起就在全国成为颇具影响的率范。

其二：北洋法政学堂自创办起，在学制、课程设置、任教师资等方面处处效仿西制，走一条新型办学之路。该校学制分为速成与专门科两类：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旨在短期内为政府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科又分为“职班”（司法科）和“绅班”（行政科）；绅班专收直隶地方士绅，以培养地方自治人士为主，须经府、厅、州、县保送，但也同样要参加入学考试。职班专收外籍有职人员，主要是培养律师。速成科开设的课程包括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民法要论、商法要论、大清公司律、大清破产律、民刑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法、监狱法、诉讼实习，共14门；在第三学期考试及格，就算毕业。专门科分法律、政治两系，学制六年（预科三年，正科三年），课程设置繁重，要求掌握两门外语，且十分严格；预科三年外语占主要地位。第一外语日语，每周12小时；第二外语任选英、法、德语之一，第一年每周六小时，第三年递增至十小时；因此外语课每周至少18小时，占全周课时36小时的二分之一以上。学校规定，外籍教员授课，“无论正科预科……一概不用通译；使学生直接听讲，以节钟点而收实益”。这就迫使学生，不得不全力学习外语（首先是日语）。在正科三年中，专业课设置以政治专业为例，必修科目包括中国的《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业、银行、货币、商法、地方自治、西方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史、外交史、通商史、统计等，多达30余科。考试制度极为严格，在学校章程中，明白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责令退学。

此外，北洋法政学堂从开创起就形成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很少门户之见，学校除聘请日籍教师和留日学子任教外，共产党员张友渔、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陈志梅等人均曾在该校任教授或秘书、主任等职。这种严谨的办学形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北洋法政学堂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中颇具影响。

其三：北洋法政学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播反帝反封建先进思想、培养革命人士的阵地。从它刚建立开始，师生们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研究和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思想活跃，屡起。1909年12月，清政府直隶提学使司曾以“北洋法政学堂屡起风潮，决定解散。”但是，这一决定因各方舆论反对，而没有实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同志1907年考入该校，为专门科第一期学生（在校学习6年），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期间他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担负主编会刊和编译书籍的重任，创办了《言治》杂志，主持编译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和《蒙古及蒙古人》两部震动海内外的著作。1912年6月至1913年间，在北洋法政学堂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树立起民主主义的信念。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也曾是法政学堂学生。1911年张自忠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校学生思想倾向进步，政治空气浓厚，该校成为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一二·九”运动中，该校学生朱纪章、庄金林曾参加组织领导天津市学联、全国学联工作，阮务德、王民生、王守先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1937年2月，因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学校被当局武力封闭，强行解散。

在1923年参加母校18周年校庆纪念会演讲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堂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是重要。”

20世纪的“北洋法政学堂”也历经了变革与发展，1911年改称“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6月，直隶省当局决定将保定法政专门学校、天津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并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改称“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设法律、政治、商业三科。1928年改称“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国民政府试行大学区制，学校改隶北平大学区；3月，学校改称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同年8月，学校升为大学，并且开始招收女生。至此，北洋法政学堂完成了由学堂到大学的转变，原有各科改称学系。1937年2月，因学院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被当局武力封闭，强行解散。抗战胜利后，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复校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因种种原因，至1947年秋该院前院长杨亦周〔注2〕等在广大毕业生支持下，几经周折，才在原校址艰难地复校。“北洋法政学堂”历经清王朝、北洋政府和统治时期，到解放初院校调整结束为止，虽曾六易校名，但人们习惯上还是称之为“北洋法政”。

建国初，法商学院法商两系分别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和南开大学。

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同志是天津人民的骄傲和光荣，是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骄傲和光荣。为了继承和发扬同志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1998年2月在李瑞环、姚依林、谭绍文等中央、市委领导的直接关怀下，经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把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确立为法商学院的延续（北洋法政学堂后更名为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并在学院内建立了烈士纪念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亲笔题写室名，许多中央和天津的老领导为纪念室题词。1994年5月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纪念室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天津市政法干部的培训基地、法学教育的摇篮、烈士母校的延续一一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并没有辱没先烈的革命精神和北洋的光辉校史，她已经拥有了一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为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培养了数万名法律人才。莘莘学子的足迹遍布海河之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像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法治大厦上，似芬芳的桃李盛开在法学的百花园中。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将朝着革命先驱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继续为民族振兴和社会安康做出了新的贡献。

注释：

〔注1〕黎渊，1879年生人，贵州遵义府附生。先在苏州中西书室习普通学一年。光绪二十五年，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善邻书院习普通学二年。光绪二十七年，经前四川总督派归四川官费，入东京中央大学习法律专门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毕业，领有优等文凭。复于是年八月，入该大学高等研究科，专攻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科。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因高等研究科论文试验合格，领得研究科优等毕业文凭，获法学士称号。九月经电调回国，筹办北洋法政学堂事宜。

〔注2〕楊亦周，河北省行唐县人。曾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读书，参加地下活动，并任过法政学校校长。1928年北伐军占領天津时，曾任天津市党部委員兼組织部長，次年市党部改組被排挤在外，從此倾向马列主义。后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又去英国深造，1934年回国，在大学任教，后在经济部门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天津，任天津中国纺织建设分公司经理，天津参议会参议长。他在天津解放前夕坚决抵制了反动政府的造谣和炸毁工厂的行动，顺应民意积极主张和平解放天津并代表民间组织参加和平谈判。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

参考资料：

1、《与天津》；刘民山编天津社科出版社1989.12

2、《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

3、《法政学堂植栋梁》

4、《近代中国的“窗口”》罗澍伟

5、《具有开创意义的天津高校》

6、《》中共十大元老

法学教育范文第4篇

对法学研究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主题话语，还需要延展至相关领域，从而有助于研究的深人，并充分体现研究价值。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首先，法学研究类型与法学教育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治作为社会有序运行的机制，决定了以法律和法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决定了法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由此引出两种法学研究类型:其一，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实务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制定和法治系统的形成;二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实施和法治状态的推进。其二，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原理研究。这是指法学理论本身的建构，是要揭示法律和法治的建立及运行的根据和规律。两种类型的关系好比“砍柴”与“磨刀”，缺一不可。 需要指出，法律实务工作者从事法律实务本身就属于实务研究。因为法律实务既是客观外在的工作流程，也是主观内在的研究过程。换言之，法律实务乃客观外显的“实务工作”与主观内存的“实务研究”相结合的过程。所谓研究，不过就是运用理论去发现、分析、演绎、归纳和回答问题的思维活动。其中的问题是原理，就是原理研究;其中的问题是实务，就是实务研究。法律实务工作者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务问题的思维活动，当然就是法律实务研究。法律实务事关重大且专业性极强，实务者必须有严格的科学精神，不能盲目和随意，这就需要以法学理论为指导对实务问题开展细致的科学研究。法律实务有着比其他实际工作更为突出的研究特质。对此，换个角度更加清楚:法学理论工作者对法律实务进行探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对自己从事的法律实务进行探讨，其主观过程和规律没有什么不同，承认前者是法学研究便不能否认后者。不能认为法学研究只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而实务工作者不需要研究，因为完全不需探讨的法律实务很少。 再看法学教育的类型。法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法科人才，其目的与法学研究一致，即通过培养专门人才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既然“砍柴”和“磨刀”都为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所必须，法科人才的培养就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着力培养专门的实务人才和理论人才，由此形成两种法学教育类型。实务型人才培养着眼于实务工作岗位，主要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司法和执法岗位(我国“大法学”概念包括公安学科，但中外对警务执法人员的培养都是法学院之外的另一个系统)。理论型人才培养着眼于理论工作岗位，主要是法学教师和研究员等教研岗位。 然而，要把法科学生分别培养成两种类型的岗位人才，必须清楚:究竟要着重培养学生的何种素质和能力?两种教育类型对此有何种定位?这个法学教育基本问题的答案便是法学研究。一方面，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学生，必须在系统的法科学习中获取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实务工作岗位固有的研究性要求实务人才具备实务研究能力，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教育类型要让学生具备这种研究能力。法科学生获取两种研究能力的共同前提是掌握理论知识，包括法学理论和相关理论知识，这是法科人才必备的基本素养。从法学教育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两种法学研究涉及三种主体: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务工作者，在校法科学生。其中，在校法科学生与法学理论工作者中的法学教师反映法学教育的过程;法律实务工作者与包括法学教师在内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体现法学教育的结果。几种主体都可对法学原理和法律实务展开研究，但是，毕竟法学教育类型与法学研究类型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即法律实务人才主要进行法律实务研究，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法科学生的实务研究能力;法学原理的研究任务主要由法学理论人才承担，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任何主体都应首先具备与岗位湘适应的研究能力。当然，区分培养类型不意味着两种人才只能有单一的研究能力。两种培养类型都要让培养对象掌握法学原理和相关理论，教学中都要联系法律实务中的现实问题，教学内容本身就有重合和交叉。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只是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有所侧重。 其次，法学研究类型是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 法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有研究能力的法科专业人才。法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自然成为各国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外国法学教育大致有两种模式: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不同，却都以两种法学研究为内在依据。 第一，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对法科学生分类培养。各国法学教育品种的设置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横向区分。欧洲模式中的法学本科与美国模式中的J.D.学位，都属实务教育品种，前者旨在一体化地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其培养过程兼顾几种法律实务角色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后者直接培养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则从优秀律师中选任，其学校培养环节集中在律师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两种模式中的法学博士都属理论品种，着力培养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能力;法学硕士主要作为外国学生攻读法学博士的跳板。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培养不同研究能力，相应的学历学位类型只作为相应岗位的资格。例如，美国的法学博士(5.J.D.)和法学硕士(LLM，)学位通常不能作为参加律师考试的资格，此类学生就不能进人法律实务岗位。 第二，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设定不同的培养层次。各国法学教育都在学历学位的层次上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纵向区分。各国法学教育设置了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但不同法科人才培养品种所需要的学历学位层次不同。各国法学教育的实务人才培养类型都以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所谓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是指未来要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或者法学理论工作的人员第一次接受的系统的法学专业高等教育)为必要和充足。欧洲一般是4年本科，美国则是本科后的3年J.D.教育。所谓“必要”，是指没有接受过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没有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从事法律实务，必须科班出身。所谓“充足”，是指完成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有了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然而，各国法学理论人才培养类型需要多层次法学教育。事实上，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等高学历学位人员都聚集在法学理论工作岗位上。#p#分页标题#e# 第三，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合理安排培养内容。各国法学教育都以传授法学理论和训练法学研究能力为主干。尽管法科学生由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构成特点，难免存在两个部分之外的学习需要，但其需要的各种学习项目或者由选修课解决，或者各自安排。即便是与学生就业有关的共性项目，如果喧宾夺主，也不能纳人教学体系。例如，各国司法考试或律师考试是法科学生进人实务岗位的前提，但欧美的法学教育都不以考试为主线或参照，更不安排考试培训。其考试与培养内在一致，都着眼于实务研究能力，课堂学习优秀者更容易通过考试。这种一致性促进了法科学生认真掌握法学理论和积极训练研究能力，从而保证了教学计划和质量。 欧美法学教育历史悠久、发展稳定、成效显著，与其说是教育模式的成功，不如说是遵循规律的结果，其培养模式可供借鉴，其科学精神更值得学习。 最后，法学研究类型为法学教育调整提供指引。 我国法学教育恢复初期只有本科，面对法律实务人才和法学理论人才的双重短缺，法学本科将两种人才培养一肩挑起。法学硕士的设立是我国法学教育类型区分的标志。解决法科人才奇缺的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够培养人才的师资。以法学二级学科为专业的法学硕士建立伊始，自然成为培养各门法学课程教师的理论人才品种。此后出现的法学博士是该品种的延续。法学本科逐渐转向培养实务人才。此种格局基本符合两种法学研究的规律，与欧洲模式接近。接下来十几年，法学硕士和博士与理论人才需要相适应，稳定保持有限规模，但伴随我国社会日益升温的文凭热，催生了提高法律实务人才学历学位层次的需要。为解决这种矛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借鉴美国模式，招收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从而在研究生层次把实务人才与理论人才的培养区别开来。但是，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均作为实务品种，双轨之间的关系并未厘清。本世纪初，法学师资经多年积累，需求数量减弱，门槛则向博士提升，又遇法学硕士急剧扩招，能当教师的法学硕士越来越少，其多数要从事实务。这对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形成挤压，也使得不同岗位去向的研究生被理论色彩的培养一锅煮。近年，各高校招聘法学教师非博士不取，而博士的扩招又使越来越多的法学博士也要走实务之路，法学硕士则在事实上完全变为继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之后的第三个实务人才品种。然而，就法学硕士的培养来看，尽管各培养单位向实务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在课程体系、授课内容、论文要求等基本方面，仍未突破理论人才类型的总体框架。令人不解的是，教育主管部门此时反而强化法学硕士的理论型色彩，将其归为“学术型”品种，与“应用型”的法律硕士相对，使两个品种的关系变得十分纠结。应当看到，我国法学教育成绩巨大，功不可没，但当前发展进人瓶颈，结构不顺，规模失控，盲目攀比，质量堪忧，就业困难等，都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法学教育呈现乱局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两种类型的法学研究能力在法科人才培养中的中心地位。第一，忽视两种研究能力与人才培养需要的对应性，导致未能科学设计法科教育品种。品种繁多，关系不明。第二，忽视两种研究能力对于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充足性，导致一方面未将科班培养作为上岗的硬性条件，另一方面层次累赘，本科足以从事实务，却还要培养研究生，硕士能胜任实务，却还要博士，4年或3年能完成的实务人才法学教育，偏偏要用7至10年。第三，忽视两种研究能力所代表的人才素质内容，导致一方面未能真正形成分类培养，另一方面不把研究能力及其理论素养作为实务人才培养的重心，往往忙于给学生灌输工作流程、操作技能、司考方法、实务经验甚至“潜规则”，从而遮蔽了法科专业大学教育的深邃灵魂。 针对缺失，我国法学教育巫需科学定位和调整。第一，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基准，明确我国法学教育的品种和层次。可有四种方案:(1)保留法学本科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律硕士。(2)保留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和法学本科。(3)在理清关系的前提下保留法学本科与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两个实务型品种，设置不同培养机制;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4)保留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由不同培养单位自行选择其中之一;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第二，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根据，设置我国法学教育的内容和环节。两种研究能力决定了两种教育类型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论文选题、考核答辩、实习内容等培养方面都要有明显区别。例如，实务型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应从原理开题，不要求理论创新和发表文章，而理论型学生必须进行系统的原理研究，必须推陈出新，力求发表学术成果，要做教师还应到课堂实习。两种类型的人才培养都需要高度重视理论，让校园回归理论氛围。此外，需要不同研究能力的人才的数量关系是实务远远多于理论，招生时应保持恰当比例，相应调配教学资源。第三，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门槛，明确两种岗位人才的准人资格。未受过实务型法学教育的法学博士不能进人实务岗位。没有理论型法学教育经历者一般不能进人理论岗位。第四，以两种研究能力为标准，建立法学教师的考评指标。法学教师是理论工作者，应当具备人才培养所需要的两种研究能力。法学教师应当是接受过实务类型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和进行过理论型法学深造并将两个方面交相融会的法学研究通才。应对两种研究能力突出的教师给予更高的评价和待遇。此外，还应具备法学教育研究的能力。

法学教育范文第5篇

党的十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由此可见，报告中将“社会公德”放在了我国公民道德素质的首位，是针对我国目前道德建设的关键问题所作的准确判断，对于与公民素质建设紧密相连的法制教育而言，有着重要启示。应该说，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我国公民在私人领域的道德建设和法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婚姻法》、《侵权法》等私法规则获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但是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公德建设则显得有些滞后。社会体制转轨要求国家在政治层面，在社会建设的新阶段必须进一步探索同民生问题相呼应的民主法治实现形式。作为回应，国家在多个层面加大了民主法治建设力度。但是，公众参与民主活动的积极性与实践能力、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在全社会“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表明公民意识教育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诉求。当前要求公民面向国家时，除了彰显作为权利享有者的主体性，更应当注重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成为参与公共生活、服从法律权威，成为知法、懂法、守法和有责任的现代公民。所以，法制教育事实上应该同时承担起培养公民社会责任的任务，需要服务于我国社会建设中培养“社会公德”的目标。鉴于此，法制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民主与法制教育，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全民学法、知法、懂法、执法、遵纪守法、公德与私德并重的局面，同时也承担其必要的法律义务，即规范层面的法律修养。与此不同，法学教育所针对的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以从事法律事务为本，承担着定纷止争、实现社会公平的责任，因此对他们有较高的职业伦理要求，所以法学教育所要塑造的法律修养必须是更高层次上的，即以人文关怀精神为支撑、以批判思维为基础，以追求法律终极价值为目的的法律修养。

教学内容：规范与原理

目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教学内容上必然有不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法学教育与法制教育二者没有任何的共同点。无论是法制教育还是法学教育，都是强调权利与义务高度统一的教育。正如上文所分析，现阶段重点在于塑造公民的社会公德的法制教育以公民的社会责任的培养为目标，但这并不等于单纯强调“义务”的教育。仅仅关注法制教育中“义务”的一面，更多地出于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目标的需要，强调人民群众所承担的法律义务，却忽视“权利”教育的法制教育，容易忽视广大社会成员现实的需求，这种做法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和抵触，降低它的实效性。个人成为公民，就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个人没有正当权利，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因此，公民教育首先要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学会维护和捍卫公民的正当权利，在此基础上，同时履行公民义务，成为健全的个人公民。法律本身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公民不能只重视权利而忽视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也不应片面强调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而无视公民应有的权利。当前法制教育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的价值观的教育，它在要求公民对所在国家的社会制度、法律、道德形成认同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个人的权利，以其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协调好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政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法制教育本身不能仅仅成为强调“义务”的教育，而必须是权利与义务并重的教育。

具体到教学内容上，法制教育因为其本质上希望培育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自觉，因此，教学很大程度上就以国家现有的法律规范作为支撑，告诉学生“法律是什么样的”。而法学教育以追求法律终极的公平正义为目标，培养的是一批能够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做平衡、实现社会正义的专业人员，因此教学除了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作为支撑，深邃的法学理论也应该成为教学的重点，这是批判性思维和公平正义理念得以建立的基础，也就说法学教育除了告诉学生“法律是什么样”，还为学生打开一幅法律的应然景象，即“法律有可能是什么样的”。虽然法制教育主要以国家现行的法律规范作为支撑，并不等于对于法律背后的原理毫无涉及。法制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树立守法意识，实现法律对国民品格和道德的教育作用。但是，要让公民守法的前提是必须回答“为什么要守法”，所以法制教育除了涉及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也应该向学生展示法律背后的理论支撑，但法制教育的理论教育与法学教育的理论教育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强调批判性理论教育，即“寻找和传递让现有法律可以变得更完美的理论”，但法制教育则是证成性的理论教育，即“传递现有法律为何合理的理论”。以宪法为例，在法制教育中除了要向学生讲述我国现行宪法结构及其涵盖内容外，还应该从法律起源角度阐释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最高性和正当性所在，从而让学生对宪法权威进而对法律的最高性有所了解，而法学教育并不能止步于此，法学教育还应该从权利理论和宪法解释理论进一步探索宪法完善的可能和如何适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教学方法：诉诸现实和情感

法学教育的对象是一群将来要以法律为职业选择的人群，从其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到整个的专业训练，再到将来执业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对象对于法律本身是有一种信仰的，守法对他们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自我约束。但是，法制教育的对象是普通公民，如何能够确保他们能够接受现行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制度，除了上文提到的以法学原理的讲述作为支撑，如何能够让普通的个体自觉地服从法律的权威，重视法治建设的目标，实现法制教育的目标，这是法制教育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但是事实上，逻各斯（此处的意义更接近谈论、言语）虽然似乎能够影响和鼓励心胸开阔的青年，是那些生性道德优越、热爱正确行为的青年获得一种对于德行的意识，它却无力使多数人去追求高尚和善。因为，多数人都只知恐惧而不顾及荣誉，他们不去做坏事不是出于耻辱，而是因为惧怕惩罚。”[1](P312)所以要树立守法意识，对于法律后果的强调必不可少，例如法律概念中对于法律特征之一的“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实施”的强调就是这个理论的最好体现。但事实上，法律是限制和约束，这是法律的应有之义，但不是法律的全部，法制教育更加偏重素质教育，在法制教育的教学中，应该力图将不同的部门法立法意图和制度原理和个体的生活联系起来，与法学教育注重理性分析、逻辑推理不同，法制教育应该遵从叙事伦理的路径，通过贴近个人经历的具体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的陈述，引起其情感上的共鸣，让其形成一种自我内心约束。

法学教育由于其对象是专业人才，因此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理论系统中完成，现实因素的缺乏并不必然导致其培养目标的落空，但是法制教育面向的是一般的大众，如果完全与现实彼此疏离，特别是在当下的法治环境下，很难引起其共鸣，只有将“法治”这个国家层面的宏大理想与公民生活的周围世界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实现培养公民做到知法、守法的法治目标。比如在法学教育中，只需要强调“意思自治、责任自负”的权利义务对等观就可行，但是在法制教育中，“有红灯的约束，才有绿灯的自由”这样的具体规则实例的讲述要比深刻的权责观的讲述要有意义得多。当前社会现实也为我们的法制教育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素材，有效利用现实素材与法制教育相结合，将有利于法制教育目标的实现。例如，前几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本身是一个道德调整的范畴，但是如果从法律完善的角度去反思，如果我们的法律制度能够完善到让好人做了好事不再流泪的范畴，这是不是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推进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从这样的角度进行法制教育，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的法制意识和公共自觉。法制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部分根本上是不希望以强制命令作为达至守法的最终手段的，所以，如何找到法律规范与现实生活、与个人情感的联系和共鸣是法制教育目的实现的一个重要维度。

法学教育范文第6篇

（一）定位不清。法学教育应当如何定位？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是人文教育还是科学教育或者是二者兼有？现在把法学教育当作通识教育的做法，使法学教育脱离了职业特性。高水平的法学教育理应保证相当比例的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即法学硕士、法学博士以及博士后的学历教育，这是正规法科院校所应承担的责任。这里的“高层次”主要指的是相关课程的精专，以及培养方案的学术化和专业化，而绝不仅指硕士、博士、博士后这些表面的层次。

（二）独立发展程度不够。中国法制建设中存在大量的本土因素，纯粹的“法律移植”多存在于法律规则领域，却无法与法律规则一同进入人们的交往行为领域，取得大众的心理认同。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仍然在借用来自西方的法学术语、法学分析工具，但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着新的法学学术范畴和研究模式。这一事实强烈地刺激着一些法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国法律，创造有别于从西方引入的“中国法学”。

（三）职业技巧培训不足。中国法学教育还没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进行足够的从业技能的训练,在教学中主要采用填鸭式教学方式，而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讨论式教学这些教学模式还在初步尝试阶段；各类考试中的案例题的比例还不高；由于课堂教学的安排和实施，或操作上的不便，实习课普遍不被重视。法学教育目前的低起点与法律职业高素质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何克服这个矛盾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没有很好掌握职业技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就难以适应法律职业的相应要求。

二、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构想

（一）改革现行教学体制。高等法学教育改革不仅要缩短学制，还要改革教学内容。首先，法学院毕业生应该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应当是适合现代职业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合格的职业法律工作者与非职业法律工作者的区别并非在于掌握法律条文的多少，而在于是否理解法律原理、原则和把握思想的精髓，并能熟练加以运用。一个现代的高等法学教育系统不仅要造就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还必须为在科研上有发展前途的学生提供深造和专门培养的可能性，以保证法律基础科学研究后继有人。其次，在法学教育中要引入互动教学模式，并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核心是所有的课堂活动都可通过利用学生自己带进课堂的信息来完成。先由学生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然后再通过归纳和总结找出较好的方案，使课堂教学活动的内容与学生建立密切联系。

（二）改革法学教材体系，重视教材编写。现代科学知识周期越来越短，要求教育内容不断更新。教材守旧现象不改变，要改革教学就是一句空话。改革、更新教材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特别着眼于最新的自然科学成就和最新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要使学生既获得最基本的、最新的法学知识，又大大减轻繁重负担，能有富余时间多读自己需要的、感兴趣的读物。组织系统翻译国外优秀教材。国际法专业，要提倡使用原文教材。同时，应积极鼓励学有成就的法学家把自己的成熟的研究内容编写成教材。这样，既做到知识传播的全面，又避免现在许多教材粗糙、肤浅、错漏的缺陷。

（三）构建实用型法学教学体系。摆正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实现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一体化。科学研究应服从教学的需要，要密切地结合教学，研究教学中提出的学术问题，以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一要注重实用研究与教学；二要结合高校所在地区的实际；三要加强与司法部门和企业的横向联系。教学与实际相结合，这是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则。培养出的人才，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才能成为合格的国家建设人才。

法学教育范文第7篇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没有躬行,纸上知识的学习终究是强塞,对于事物的认知也只是局限于片面刻板的二维;唯有躬行,能让纸上知识变得生动,变得具体,变得有力量,能培养我们全面、三维地认识事物的的能力。

探索路漫漫,法学教育在迷雾中且行且思,实践教育的明灯透过迷雾,给探索路上的万千育人者与莘莘学子憧憬已久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如果说法律人才是花,理论教育是花朵所需要不断汲取的水分,那么实践教学便是能使花朵不断强壮、能够应对各种未知状况的养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实践以求真知。实践在过往的人才培养中已经充分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因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号)中指出:“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贯彻落实总书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重要讲话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决定联合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这一意见的出现更坚定了法学教育的前进方向。实践教学如星火燎原一般,在各大高校迅速出现。法学教育变得充满生机与活力,法学教育前景也愈发欣荣。

一、实践教学,展现知识的无限可能

法学实践教学将实践融入教学,提高实践的地位,与理论共同教授,这是对传统纯理论教学方式的一种革新,它让学生在不同环境下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知识,知识因此变得立体、丰富、有趣。

法学实践教学有利于培养实践性强的应用性法律人才。通过案例教学,法律诊所,社区法律实践、暑期社会实践等实践类课程及实践环节以及丰富多彩的学生实践类活动,学生得以接触到日常法律纠纷,这一方面使得学生能够运用相关法律知识,通过自己的理解,将法律知识从晦涩难懂转化为通俗易懂,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解决法律纠纷的方式,积累下处理实务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在实践中从多方面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找到自身知识储备的不足,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法学实践教学有利于提升法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由于法学毕业生人数庞大,加之缺乏处理相关实务的经验与能力,其就业的前景一片阴霾。如何冲破乌云,还法学毕业生朗朗晴空是各大法学院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全国各类法学院校对法学核心课程的设置如出一辙,法学毕业生个个优秀却也个个平凡。因为法学毕业生之间在专业知识的储备方面并无较大差别,所以处理实务的能力有限是法学毕业生就业屡遭瓶颈的关键。在实证调查中,100%的用人单位都要求法律工作者具备较高的工作能力,实务处理能力的高低最直观地反映了一个毕业生实力的强弱。法律乃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绝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如果说一个毕业生空有一肚子墨水却不知如何挥洒,那他的实力只能是零。强调实践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实务处理能力,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实现人生目标有重要意义。

二、实践教学,法学教育的源泉活水

改革春风几度吹,撒下实践教学的种子,却并未收获花开一片的繁荣。法学教育发展止步不前,如同一塘死水,而实践教学的注入给法学教育带来了活水源泉,使法学教育重现生机。

法学教育总在培养什么样的法学人才上徘徊矛盾,机械地给予法学学生同一式样的课程“菜单”却忽略了创新,习惯于“授人以鱼”却忘了“授人以渔”,看到了最后的成果却忘了重要的是过程。一路走来,学子们饱读了知识、丰富了头脑,但在需要他们大施拳脚时却茫然不知所措。法学教育陷入了纸上谈兵的怪圈,而实践教学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解开了这一怪圈,为法学教育带来了新的希望。

法学实践教学使法学教育更加趋向于制度化、规范化。诚然,在法学教育中,有些实践类课程,如法律诊所以及有些实践环节,如法律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这些实践类课程及环节在设置上,如授课方式、活动开展形式、考评机制等都不是很健全而且缺乏特色。将实践教学作为一个成熟完整的部分纳入到整个法学教学体系中,增设有关实践教学的内容、形式、课时、考核方式等方面的规定,规范了原本零散的法学实践活动,调整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例,使法学教学更加规范,凸显人才培养的魅力。

法学实践教学为高校实践教学注入新的血液。实践教学,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很时髦的词,每次谈起,各行各业的实践教学成果总会令我们眼花缭乱。然而,具有法学专业自身特色的实践教学,尤其是具有地方性大学法学院法学教育特色的实践教学却较为缺乏。社区法律诊所、社区法律实践等法学实践教学的出现,是实践教学的新形式,展现了实践教学的另一种可能性。一方面,它以其多样化、全面性的培养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法学实践能力,实现地方性大学法学院应用型、复合型基层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另一方面,它又实现了地方性大学“服务地方”的重大作用,协助地方完成“六五普法”等重要法律 宣传任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三、实践教学,亟待强化的众矢之的

为了法学人才的更美好的未来、为了法学教育更灿烂的前景,我们需要无数隐形的手去改造法学教育制度,强化法学实践教学。

第一,确立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从学科性质上来看,法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习法律的目的更多的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而非法学研究。应当明确,法学研究人员的培养是本科院校所不能胜任的,本科院校应面向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强化法律实践技能训练。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法律人才的培养,不应着眼于理论多一点还是实践多一点的机械的比例,而要注重二者的融合。理论与实践并不是互斥的两个方面,它们更像一对恋人,彼此手牵手,相互搀扶,相互促进,才能共同走出实践教学的明天。

第二,架构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针对现阶段法学实践教学在实践类课程以及实践环节设置方面的问题,各法学院校应从人才培养实际出发,进行全面突破。丰富实践教学“菜式”,采用更为灵活的教学方式以及完备的评价机制,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吸收与运用。大连大学法学院实行实践教学多年,一直在积极探索与实践具有地方性大学法学院特色的诊所式法律教育,以社区为平台开设法律诊所课程,并设置社区法律实践环节,采取“互动式”、“角色分配”、“辩论式”、“演讲式”、“头脑风暴”等新的授课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构建“三位一体”,即实行学校、律师事务所、街道三位一体的管理及评价机制,全方位培养学生的法学实践能力,同时注重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活动策划能力等能力培养,收效显着,值得借鉴。

第三,组建专业的法学实践教学团队。目前,大多数实践教学组织机构呈现“一人领导”的模式,即由教师带领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但事有万绪千头,带队老师往往很难顾及到每个方面,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显现。因此需要加大师资投入,吸纳年轻、有经验的教师组建专业的法学实践教学团队,同时建设校外实践基地,聘请有经验的律师、农村法律工作者、社区法律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行业的人员为指导教师,共同培养学生的法学实践能力。

第四,健全实践教学管理体制。实践教学的管理必须规范,许多方面需要制度化、书面化,如制定管理制度、财务制度、例会制度、巡视制度等规章制度,确保实践教学有序进行。同时,还应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对学生、教师以及实践教学进行评价,从而不断查漏补缺,不断进步。

一碗酸辣汤,耳闻口讲的,总不如亲自呷一口的明白。实践是法律的生命活力所在,作为一名法学生,不仅要用法学理论充实头脑,更要用实践技能强壮双足,这样才能在自己的梦想大道上走得更远。

法学教育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教育改革；实践性法律教学；法律职业素养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沿革

法律诊所教育，也称临床法学教育，或诊所式法律教育制度，是美国法学院效仿医学院临床实习制度而产生的一种实践教育方式 ①。在法学院建立法律诊所，由教师指导学生在法律诊所中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法律对策，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在司法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法律实务技能。

法律诊所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②，起源于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法学院。经过40 多年的发展，美国近130 个法学院中的绝大部分都设立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自2000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等七所法学院校率先开设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以来，法律诊所教育已经引起了中国法学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二、开展法律诊所的现实价值

法律诊所的魅力就在于其不同于传统法学教育的独特作用和意义。

其一，通过诊所活动为社会提供法律援助，使教学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参与者接触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受援者和他们的法律问题，亲身感受自己的专业给受援人群带去的帮助，近距离的感悟能提高参与者的社会责任感，使之加深自己未来将在社会之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的理解。

其二，法律诊所能够较好地弥补传统教育模式忽视职业道德操守及伦理意识培养的缺陷。参与者在法律诊所的活动中能够体会法律职业的真正价值，从而更好的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感悟职业道德的必要性。同时，通过价值培养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职业规划。

其三，参与者接受多样化的职业训练，为未来的职业生涯进行了良好准备。法律诊所活动为参与者提供了多样化的职业准备训练，例如参与者通过参与诊所活动能初步掌握了会见当事人之时的言谈沟通技巧、法律综合问题的解决能力等。

当前我国法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麦可思研究院（My-COSInstitute）独家撰写的《2010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调查的数据显示，2009 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大类是法学（82.3%）；高职高专就业率最低的是法律大类（73.2%）③。传统法律教育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毕业生知识构成和司法实践需求之间的脱节以及学生职业素养和现实工作需求之间的脱节深受诟病，而法律诊所教学不同于传统法学教育的独特作用和价值，却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三、云南工商学院开展法律诊所教学的尝试

2012年以来笔者开始在云南工商学院法律专业试点法律诊所教学的引入，以期强化学生司法职业素养的培养，改善毕业生就业情况。法律诊所教学课程设置的成功经验，设立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嵌入式。法律诊所附设于法律院系内，学生在本法律院系的指导教师的具体引导下，为有关的当事人直接提供法律服务，直至完成一件案件的全部工作。2.外置式。将学生安排在法律院系之外的特定机构中，在非教师身份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指导下，直接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直至完成具体案件的。3.模拟式。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法律实务技能模拟训练，学生在一个模拟的环境中学习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④ 鉴于教学资源的实际情况，笔者选择了外置式和模拟式结合的课程设置模式，将常用法规训练课程与学生假期实习结合起来开展法律诊所教学。

具体来说，第一阶段我们在常用法规训练课程中大量引入案例教学、模拟法庭训练。学生与指导教师就案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谈话讨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以对谈式教学⑤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性，并且通过对谈拉近同学与指导老师间的距离使得同学更愿意与导师交流。在模拟法庭训练中采用模拟训练法⑥，运用角色扮演、模拟案件等多种方式，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件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教师给出的典型民事、刑事案例材料背景下，学生划分为若干小组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收案、庭审、调解等一系列完整流程，然后由授课教师当场进行评价，通过模拟法庭教学，使学生独立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提高了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阶段，联系实习单位为学生创造实际参与司法实践的机会，利用假期时间分批选派学生到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并安排专任指导教师进行全程跟进辅导。在接待当事人过程学生的沟通、判断和谈判能力得到了锻炼，在实际案件的跟进过程中又进一步的强化、巩固了课堂上学到的司法职业技能并训练了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司法职业素养，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深受市中级法院等单位的好评。

四、成果与展望

法律诊所教学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更重要的是全新的教育理念，它向我们展示了法学教育的全新境界#，让我们看到了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一年多以来，我院开展法律诊所教学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作为我院开展法律诊所教学的第一批学生，2011级法律事务专业的同学将在明年6月毕业，目前部分学生尚未毕业就赢得了招聘单位的青睐，如来自贵州的一位同学已经在宜宾的基层法院获得了书记员的工作，而云南的两位同学毕业后将进入当地检察院，还有几名同学将入职律所。

法律诊所教学引入高职院校的可行性已经得到了验证，其对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下一步我院将把工作重心将放到建立固定的法律援助平台上来，继续深入开展法律诊所教学，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和探索，以期对高等院校法律教育有所裨益。

作者简介：①唐浪，云南工商学院

②潘尤迪，《美国法律诊所的沿革、发展及现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③熊跃敏、汤晓贺，《法律诊所教育——价值诉求与本土化实践》，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法学教育范文第9篇

案例教学的目的在于，启迪学生的思维，增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分析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其对于法学本科教育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案例教学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法学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中，尽管学生通过专心听讲也能够掌握和记住所学的知识，但是由于对这些知识缺少实践的操作和运用，学生的掌握往往还只是停留在对书本知识的理性认识阶段，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并不深入。而在法学教学中实行案例教学法，将具体、生动的案例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置身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让学生运用从书本中获取的理论知识去分析讨论实践问题，则不仅能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具体制度的理解，而且还能提高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案例教学有助于增加学生对法学的学习兴趣，增强其学习积极性。法学学科的实践性和理论性都很强，教师如果只是用理论去讲理论，单纯地去讲述、解释法律原理和法律条文，学生就会觉得难以理解并对法学学习产生厌倦情绪。而在传统讲授的基础上进行案例教学，通过具体、生动的案例将学生与司法实践联系起来，则会使课堂教学变得活泼起来，趣味性增加，从而激发学生对法学的学习激情，增强其学习积极性。

第三、案例教学有助于师生教学互动，增进师生间的交流。在传统的讲授法教学中，教师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学生只是被动听讲。而实行案例教学，在继续保持教师主导地位的同时，还能够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在对案例的讨论过程中，教师可以就案例阐明自己的观点，学生也可以就案例发表自己的意见。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均可自由讨论、辩论，双方都可以充分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这样，通过案例教学法在师生之间形成了教学互动，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增进。

二、法学本科教育中课堂内的案例教学

法学本科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有课堂内的案例教学和课堂外的案例教学两种模式，而课堂内的案例教学具体又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列举法

列举法就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举出一些案例去说明某些法律原理、法律制度。这种教学方法以教师对某些法律原理、法律制度的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插入一些简单、短小的案例去对上述内容进行例证和说明。

（二）讨论法

讨论法通常是在教师对法律的某些基本原理或基本制度完整讲述之后进行。一般是在课前由教师选取篇幅较长，有一定的深度和难度，涉及多个法学原理或多项具体法律制度的案例，设置某些问题，然后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评述。

三、法学本科教育中课堂外的案例教学

法学本科教育中最为常见的案例教学模式就是上述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典型案例进行教学，但案例教学法并不限于此，其还包括课堂外的案例教学，具体又有两种形式：

（一）观摩庭审案例教学法

观摩庭审案例教学主要是由教师组织学生对法庭审判进行观摩，之后由学生进行讨论、教师总结讲评的一种案例教学方式。此种教学事先需要同法院取得联系，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件，然后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在法庭观摩活动结束后，教师要及时组织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进行分析、讨论，教师最后还要进行点评。通过这种对法庭审判的现场观摩，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法庭审判的程序和有关实体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特别是在经过教师点评后，学生对于从书本中学到的有关法律的具体制度和具体程序问题将会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二）模拟法庭案例教学法

模拟法庭是大学法学专业普遍采用的具有法律实践性质的教学辅助方法。模拟法庭案例教学，是通过选用一个真实的案例，由学生饰演诉讼中的各种诉讼主体，如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实践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要求学生按照法庭设置的要求布置法庭，统一着装，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和实体法的规定对法庭审判的全过程进行模拟。由于模拟法庭案例教学法具有实践性、参与性强的特点，所以通过该教学法，既可以增强学生对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内的法学知识的理解，还可以提高学生对法庭审判技巧的驾驭能力。在模拟法庭案例教学活动中，教师主要是为学生提供全面指导、资料帮助，分析案情、解答问题并在模拟法庭结束后进行总结和评价。事实上，模拟法庭案例教学这种师生双向互动式的实践教学活动，可以使学生在对法学的学习中兼顾理论与实践。

四、法学本科案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案例教学虽然对于提高法学本科教育的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我国采用的是成文法的法律体系，不是判例法体系，再加之我国法学教育体制的特点，这些因素决定了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仍然要以讲授法为主，案例分析法只能是一种教学中的辅助方法，其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以教师对法学知识进行系统地讲授为前提。

法学教育范文第10篇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