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管理学范文
时间：2023-09-25 11:00:05
法学管理学范文第1篇
〔摘要〕行为法学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朵奇葩，它与法学和行为科学之关联已经显示出其蓬勃的生命力。行为法学研究尚属起步，其方法论研究有待开展。
意义。管理和人类行为的关系，管理学和行为法学的关系，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作了分析，二者虽然存在差别，但其联系也相当密切。实际上，行为法学所研究的就是一种管理，是法行为的管理。因此，管理学方法于行为法学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p; 在司法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行为科学的研究，对于解决依法司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善司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贯彻实施法律，搞好司法建设的关键。在此问题上，司法机关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必须加强对审判行为、侦察行为、犯罪行为的研究，使司法审判人员的行为与国家司法需要相统一，并排除法律机制外一切干扰正常司法的行为，从而实现司法行为的法律化。同时，改善司法活动和强化司法职能，也有一个理顺司法机关和各个方面关系的问题，如果能通过行为研究全面把握影响依法办案的各种社会因素和行为规律，能针对当事人和社会的心理开展经常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就一定能够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司法设置一道必要的保障。管理学方法在研究司法行为方面的运用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责任原理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应用责任原理研究司法行为管理，就是要研究如何充分挖掘每一个司法工作者个人的潜力，如何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这些部门和个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和必须承担的与此相适应的责任。长期以来，司法工作的不尽如人意甚至腐败，与合理的分工和责任的明确不无关系。所谓“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的原则和制度，用管理学原理分析，其实就是一种分工负责的制度。西方社会的“法官独立”在他们那样一个社会里卓有成效，是有一定的管理学道理的。“司法独立”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逐步的建立与完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尽管如此，法学工作者仍然应该进一步研究之，尤其是引进管理学方法，应用责任原理对“司法独立”等分工负责的司法制度进行研究，以指导司法实践。
法学管理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行政法 行政伦理 协同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行政伦理和行政法是当代伦理学和法学研究中的热点。行政与伦理和法律交叉融合分别衍生出了行政伦理和行政法，因此，行政被认为是行政伦理和行政法共同的基础。行政伦理和行政法的近缘性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不可分割。然而，在现实中，二者不仅在行政实践中被割裂开来，而且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也被割裂甚至对立起来。重法律、轻道德的教育在高校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中并不罕见。在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培养中，加强和改善行政伦理与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的协调，是培养未来公共管理人才的必然要求。
本文在对国内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开设行政法学与行政伦理课程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两门课“协同教学”的新思维，并就协同教学的具体实施途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 国内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行政法学、行政伦理课程开设情况
依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2007-2009年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排名，选取了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参评的44所高校，通过访问高校公共管理学院网站来获得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专业简介等，调查了行政法学、行政伦理（或行政道德）两门课程开设情况。在44所高校中，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并未开设本科，因此没有纳入研究范围。
在40所高校中，开设行政法学（或宪法与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与政府）的院校共有33所院校，占调查总数的82.5%。仅有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所院校没有开设此门课程。在开设该门课程的院校中，大部分将其列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仅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及潍坊医学院2所学校将其归为专业选修课。
40所高校的公共管理类院系行政伦理开课率偏低，仅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11所学校开设这门课程，仅占调查总数的26.8%，并且11所院校均将其归为专业选修课。
行政法学在国内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中开课率较高，这与我国日益推进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分不开的。但同时行政伦理课程开课率偏低，这种重法制而轻伦理的本科教育理念对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培养将是极其有害的，不利于解决学生在价值观上的矛盾与冲突，不利于培养既懂法、守法又遵从行政伦理、拥有较高道德水平的21世纪管理者。
2 关于行政法学与伦理学课程教学协同化的调查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本科生开设了行政法学和伦理学（而非行政伦理）课程。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调查，试图了解行政法学以及伦理学课程教学的现状，以及学生对两门课程协同化教学的态度。本次调查对象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和2007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发放问卷41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1份。
调查发现，48.8%的学生同意“教师在上伦理学课程时有考虑到行政管理专业特点，并不是泛泛而谈”，43.9%的学生同意“教师在上伦理学课程时有穿插与行政法学相关的内容”以及43.9%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上行政法学课程时有穿插行政伦理相关内容”。这说明，两门课在实际教学上存在一定的协作。
36.8%的学生表示“伦理学与行政法学所教授的不同价值观会让我感到困惑”；29.3%的学生认为“伦理学与行政法学两门课程的教学是完全脱节”。可见，由于两门课所代表的不同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不少学生的疑惑。
65.9%的学生认为“如果伦理学在授课中配合行政法学课程的内容，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以及75.6%的学生同意“如果行政法学在授课中配合伦理学课程的内容，我觉得效果会更好”，说明学生希望两门课程能够实现更好的协同。
3 行政法学与行政伦理课程教学协同化的实现途径
两门不同的学科（法学与伦理学）究竟有没有可能为了一个共同的培养目标而相互协同？如果能，其协同的具体措施和形式是什么？我们提出了教学改革思路，并在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初步付诸实践。实践途径可概括为“三同三共”方案，即，同一个教师团队、同一个学生班级，同一个开课学期、共享教学案例库、共享公共管理理念、共同开展课程实习。整体思路是：协同不一定要全部在课堂内完成，而主要靠（教师+学生）=团队协同，（课内+课外）=时间协同，（理论+案例）=内容协同。
具体方案如下：其一，培养计划的修订。基于广泛调研，并咨询专家意见，建议公共管理学院所有本科专业开设行政伦理，作为专业基础必修课，学时为32学时，2学分。同时开设行政法学课程，学时为48学时，3学分。两门课程开课学期及班级实现同步，以利于协同教学。其二，教学团队的组建。行政法学课程组与行政伦理课程组共同组成协同教学团队，实现集体备课，共同开展教学研究。其三，课堂教学协同化。两门课分别在教学进度计划中将协同的课次、内容列明。两门课均单设三次以上的案例讨论课，由两门课的教师共同参与主持。其四，课下实践协同化。两门课共同组织课外1~2次实践教学，包括采访政府公务员、旁听行政诉讼法庭辩论等。其五，案例库建设。在原有两门课案例素材的基础上，编写行政法治与行政伦理案例汇编，作为辅助讲义，条件成熟的时候正式出版。其六，第二课堂活动。面向公共管理学院全体学生推出“影像中的行政法治与行政伦理”系列活动，通过看电影、专家点评的形式，引导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思考行政法治与行政伦理的问题。
4 结语
法学管理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法务管理；应用性人才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6-0228-02
在教高[2012]10号文件中，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明确提出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教育。近年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发展迅速，学科体系日益完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涉及法律的事务及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复杂，致使我国现有高等法学教育不能完全满足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法制理念教育还有待深入，培养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构建。此外，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在现有国内高校的培养模式中，法学往往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学习和研究，而把法学和管理学交叉融合进行人才培养的模式还鲜有。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一大批既懂法律、又懂管理，同时又熟悉实务操作的法务管理人才，这为法务管理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政策支持。法务管理涉及多门学科，其中包括法学、管理学及经济学，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企业可能和已经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事前的合理预防和防范、事中的恰当协调和控制、事后的妥善处理和总结，以降低企业法律风险及减少法律损失，保障企业目标顺利实现。其是企业管理中最年轻和最具活力的一个分支。
一、培养法务管理应用性人才的可行性
1.法学普及越发广泛。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至今，30年已经过去。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法学研究，已经从一门原本非常孱弱的法学学科成长为一门显学，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受到了世人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与法学发展相关联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法学学科在过去30多年的变化，可以用显著来加以形容，也可以说是从一颗弱弱的小苗成长为参天大树。众所周知，法学属于社会科学，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教育部颁布的诸多学科门类中，法学一级学科下设10个二级学科，它们分别为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法学理论、民商法学、法律史、诉讼法学、刑法学、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和军事法学。作为一门拥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法学是大学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法学专业是一个受欢迎的热门专业，成为全国高校普遍设立的一个专业。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法学学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1000余所普通高校中，有近三成高校设置了法律院系和法律专业，在校学生达10余万人，且发展势头蒸蒸日上。总之，经过30多年的发展，法学学科建设完善齐全、法学师资实力雄厚、专业普及率高，法学问题研究广泛且深入。毫无疑问，目前法学的发展现状为法务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的法学基础。
2.管理学发展日趋成熟。在20世纪70年代末，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正式拉开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确定了改革与开放的路线方针，首肯了管理的重要性。开放打开了国门，使昌盛于国外的管理科学得以顺利进入中国，并开始吸引愈来愈多的研究者。企业管理协会以及其他各种与管理相关的学会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管理学院或管理科系作为许多高校重要学科之一被普遍设立，经济管理研究机构、培训中心也纷纷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中国技术监督局于1992年颁布了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该标准将管理学列为工程与技术科学的一个一级学科。管理学之下，列有管理思想史、未来学、管理心理学等11个二级学科和48个三级学科。这一标准首次确认了管理科学在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正式提出了管理科学的学科层次机构。管理学已出现在社会的许多地方，且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呈现出日趋成熟的态势。
3.政策扶持和引导。在教育部2012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高校要结合区域特征、历史传承、学科优势，强化办学特色，克服同质化倾向，促进合理定位，各展所长，加强学科创新建设，促使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人才。意见中还提出要加快卓越法律人才建设，促进法学与其他学科融合创新，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要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多元化需求。这为法务管理的创新融合提供了政策基础和发展保障。
二、培养法务管理人才模式
1.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在学生入学后，可为学生安排导师，导师为学生提供有关法务管理的研究方向，激发学生研究兴趣，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可在课堂上进行组织讨论，也可由学生自己把对问题的研究思路、方法、认识等以论文等形式书写出来，可作为平时成绩，若有可能可给予一定的学分，这样更能激发学生研究的动力，取得更好的效果；导师或任课老师可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让学生参与自己的研究过程，导师对自己的研究内容熟悉，所以对学生的指导会更有针对性、指导效果会更佳，便于学生更快地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缩短学生摸索时间，这样便于出成果，成果的完成又同时会刺激学生对研究的热爱，形成学与研的良好互动；学校、学院设置本科生研究项目，每年由学生围绕法务管理自拟题目，进行研究项目经费申请，学校或学院组织专家对学生的研究项目和问题进行评审，择优录取，申请成功的学生，在规定的研究时间内交出相应的研究成果，如政策建议书、论文或报告等形式，并根据学生完成情况进行奖励，奖励形式可以是一定数额的奖金也可是充当一定数额的学分，总之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项目研究，有助于引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充分利用学生的时间，避免学生把大部分业务时间浪费和用在不该用的地方。
2.构建以赛促学的培养模式。比赛是激发思考和深刻理解问题的一个好的方式，通过不同类型的比赛，如辩论赛、挑战赛、模拟法庭、情景模拟等，有助于学生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解、有助于学生思想上的交流、有利于学生动手、组织和演讲技能的锻炼，并可提高他们在课堂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比赛的地点、场地、规模等可以不限，可由学校或学院组织较为正式的比赛，也可由任课老师在课堂上随机给出与法务管理有关话题，设定正反两方，展开讨论，或给定情景，赋予学生相应角色进行表演比赛，让学生作为企业法务部门的负责人处理、控制发生风险，既可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又可锻炼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同时学院、学校可设置激励机制鼓励学生参加学校、省市、国家，甚或国际级的相关挑战赛，对取得较好成绩的团队、学生给予一定奖励，激励更多学生参与进来，以促使学生对自身应用能力的锻炼，并不断把这种比赛文化完善、传承，形成良好的氛围，这些赛事活动对法务管理应用型人才的塑造和培养非常必要且意义重大。
法务管理是管理学年轻的分支之一，是法学和管理学交叉融合的创新性研究方向和领域，培养法务管理应用型人才是满足社会需求、企业需求及缓解纯法学专业就业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响应国家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复合型人才号召的生动体现。基于此，本文在分析法务管理在我国发展的可行性基础上，针对法务管理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产学研相结合及以赛促学两种培养模式。法务管理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系统性工程，需要更多的学者进行不断探索、创新，努力把两大成熟的学科法学和管理学有效融合，探索出一些有意义的方法和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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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慧敏.融“赛教学”为一体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高等职业教育，2009，18（3）：10-13.
基金项目：2012年西南政法大学资助项目“构建校企合作培养法务管理应用人才教育模式研究”
法学管理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湖北省 新建本科院校 学科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4-0006-02
一 湖北省新建本科院校学科专业现状
1999年，国家以师范院校为突破口，大力调整高校布局结构，在这种大环境下，到2014年，湖北省新设置了15所本科院校（见表1）。
湖北省新建本科院校经过10多年的发展，分化发展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学科专业结构也不尽相同（见表2）。截止到2014年9月，在湖北省新建本科院校中，本科专业数量最多的达到94个，而2013年新成立的武汉商学院本科专业数量只有9个。由此可见，现有本科专业的数量和学校成立的时间成正比。综合性的大学如长江大学、江汉大学涉及的学科门类非常全面，其他的则根据学校特点涉及的学科门类各有不同。
二 湖北省新建本科院校学科专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学科专业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足，学科专业建设与地方经济建设存在“两张皮”现象。学科专业建设与地方经济建设的关联度不高，学科专业建设既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也没有得到企业的支持，学科专业建设与地方经济建设没有形成良性互动。
第二，学科专业建设经费投入不足、社会效益不明显。湖北省高校教育经费投入虽然在增加，但与高等学校发展对学科专业建设的需要来看，学科专业的建设经费投入不足仍然是制约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三，学科专业特色和学科专业优势不鲜明。新建本科院校多是以本科教学为主的教学型高校，多年来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存在着“全面撒网”以及“撒胡椒面”的现象，没有研究哪些学科专业应该是首先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的学科专业，从而导致学校特色学科专业特色不鲜明、优势学科专业优势不突出的现象。
第四，传统学科专业比较多，应用型学科专业发展不够。由于受传统办学思想影响，各学校都比较注重平衡文理发展，但应用型比较强的学科专业发展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校的发展和学校直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第五，高水平学科专业带头人匮乏、科研水平整体较低。由于办学条件、办学环境、教育资源、学校实力等方面存在
差异，致使学校人才引进困难，高水平拔尖人才严重缺乏，大师级的学科专业带头人更是凤毛麟角。
表1 1999年以来湖北省新建本科院校统计表
时间
数量
新建本科院校名称
1999
2
黄冈师范学院、荆州师范学院（2003年更名为长江大学）
2000
1
孝感学院（2011年更名为湖北工程学院）
2001
1
江汉大学
2002
3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警官学院、咸宁学院（2011年更名为湖北科技学院）
2004
1
黄石理工学院（2011年更名为湖北理工学院）
2005
1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民办）
2007
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荆楚理工学院
2011
3
武汉东湖学院、武汉长江工商学院、汉口学院
（三所均为民办高校，由独立学院转型）
2013
1
武汉商学院
表2 1999年以来湖北省新建本科院校专业现状
序号
新建本科
院校名称
招生本科专业个数
涉及的学科门类
1
黄冈师范学院
53
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法学
2
长江大学
94
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法学、历史学、农学、医学
3
湖北工程学院
62
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法学、农学
4
江汉大学
66
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法学、历史学、农学、医学
5
湖北经济学院
53
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法学
6
湖北警官学院
11
法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
7
湖北科技学院
52
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法学、历史学、农学、医学
8
湖北理工学院
47
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
9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32
文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教育学、理学、农学
10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45
经济学、法学、文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教育学、理学
11
荆楚理工学院
31
经济学、法学、文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教育学、理学、农学、医学
12
武汉东湖学院
34
经济学、法学、文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理学
13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
29
经济学、法学、文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
14
汉口学院
32
经济学、法学、文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
15
武汉商学院
9
文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
注：本表统计的专业个数截止日期为2014年9月份，数量计算均不含专业方向。
三 湖北省新建本科院校学科专业发展的策略
学科专业建设是一项关系到学校长远发展的重要工作，在学校发展中具有关键和核心作用。学科专业建设是提高学校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基础，只有转变观念，从根本上认识到目前在学科专业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学科专业建设发展战略，才能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专业发展之路。
1.错位发展，争取实现“弯道超越”
避开与特色之校、强势学科专业相同的发展方向或发展路
径，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避免机械模仿和盲目追赶，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来发展并彰显学科专业特色和学科专业优势。
立足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进行学科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努力为地方发展提供人才、智力和文化支持，形成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和学科专业优势。主动适应湖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瞄准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需要，建设一批适应地方社会经济特别是产业发展所需的特色专业、特色学科，达到既立足于人才的培养，又立足于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教育服务的目标。
2.加大学科专业建设经费投入，规范经费管理制度
在学科专业建设经费的投入上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取在原有投入的基础上保证学科建设经费逐年增长。制定学校和各学科两级学科经费管理制度，实施学科专业负责人经费管理责任制度和学科专业成员对学科专业经费使用的监督制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3.创新学科专业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建设决策机制，成立学校学科专业建设领导小组和学科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充分发挥学校专业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和学科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建立学院学科专业建设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落实学科专业建设的学术责任和行政责任。建立学科专业建设绩效评估与预警机制，形成与目标和效益相衔接的学科专业建设投入机制。制定学科专业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加强学科专业建设的质量监控。
4.加快科研管理制度改革，形成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科研管理机制
修订科研工作量化管理考核办法，通过科研制度改革，调整科研奖励办法，鼓励科学研究，大胆奖励高水平的标志性科研成果。鼓励高职称、高学历人员积极申报部级、省部级项目和各类横向项目，对成功申报的高级别项目特别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横向项目，学校在奖励政策上给予倾斜。
5.加强学科专业队伍和学科带头人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学术梯队
改变传统的用人观念，除及时引进人才外，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用人机制，对于一些力量薄弱的学科，采取智力引进办法，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担任兼职教授，每年在校工作一定时间，发给相应的工资、校内津贴并提供住房等福利。这种智力引进可带来国内外科技新动态、新进展、新方法。营造富有活力、竞争力的学科专业带头人选拔任用和培养机制，构建一支结构合理、学风端正、团结合作、有活力和开拓精神的学科队伍。
6.推进学科专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学科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
密切与产业、企业、行业以及政府等的联系，积极探索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建立联合培养人才和开展科技创新的新方式，形成产、学、研互动，有利于高层次人才培养，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不断扩大学校的社会知名度。〔责任编辑：林劲〕
法学管理学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根据《湖南大学校史》运用现代行政管理学的观点,参照当代该学科的知识体系,加以勾稽整理,论证近代湖南大学(及其前身)在行政管理学教育方面启动最早,领导有方,师资优秀,课程新颖,成绩突出,曾长期居于全国高校同类专业先进行列。对于以理工科占很大比重的原各部委所属院校,如何利用近二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多学科资源发展行政管理学,本文也发表了意见。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乃是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从隋朝算起,积累了一千多年的经验,臻于完备,以致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文官制所参考。中国中世纪以来的传统教育当然也围绕科举制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官学体系,即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宋元以来的书院,到清代也日益官学化。19世纪湖南行政人才辈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岳麓、城南等书院接受过科举考试前的培训(含自修和相互切磋)。这是湖南大学行政管理学教育的渊源。
一、近代行政学教育的起点——时务学堂的“公法”和“掌故”专门学
湖南大学历史上的近代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发端,应归功戊戌维新时期陈宝箴巡抚在湖南期间的两项重大举措,即由熊希龄筹办时务学堂和由黄遵宪草拟《改定湖南课吏馆章程》。前者是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1897年10月~1899年3月),梁启超设计的《湖南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规定学生先学“普通学”(含今文经学、诸子学、中外史学、公理学及粗浅数理化学)半年,再分科学习“专门学”,包括“公法学”(宪法、民律、刑律等,及与国际接轨的交涉、公法、条约章程等),“掌故学”和“格算学”三个专业。这里的“公法学”和“掌故学”属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培养司法、行政管理和法制、政策研究的人才,与现代法学、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三个一级学科)和行政管理(二级学科)相对应。
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1899年3月~1902年2月),尽管仍然分科教学,但其内容有所倒退。一年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次年签订《辛丑和约》,清廷不得不推行“新政”,建立学部,实施“壬寅~癸卯”学制,即“钦定”和“奏定”《学堂章程》。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积极执行,将岳麓书院(1903年6月改名高等学堂)和求实书院(1902年2月已改名省城大学堂, 1903年3月正名为湖南省官立高等学堂)在1903年冬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1903~1912)。
湖南高等学堂是湖南大学前身之一,其前期省城大学堂第一届学生有60%选送赴日留学,回国后成为新学骨干;然后是高等学堂时期,先办预科(相当于高中), 1908年秋才办正科(本科),该年只招文科生, 1909年开始招工科生,到武昌起义,长沙首先响应,文科生提前毕业,学堂停办,工科生改送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所学课程,文科的预科即加习法学、理财学(经济学),到本科阶段更加突出政法专业特色。从培养行政官员的角度考察,时务学堂学生除杀身成仁的众多烈士以外,有多人担任过政府或公共机构的都督、督军、教育总长、工商部总长、全国商会会长、陆军部次长等多种职务,可见效果显著。至于湖南高等学堂培养的学生,则有担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陆军部司长、会计部长、铨叙部副部长、监察院监察使、省教育司长、教育会长、财政部次长、法制局参事、大学校长等职务的多位人士。一所地方高等学校能有这样的成绩,在全国可居先进地位。
二、近代行政学教育的发展——湖南法政学校的崛起
清末民初湖南教育界培养的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几乎有一半是法政学校(堂)毕业,这反映了科举制瓦解前后,人们的价值取向,即转而想从新式学堂获得做官的资格,因之法政学校(堂)门庭若市,它们是湖南大学法科(内含政治学)的前身。由课吏馆到湖南仕学馆(后者存在于1904~1908,1906年附设法政速成科),再到湖南法政学堂“官校”(1908~1910),这是一支。另一方面,还成立了湖南公立法政学堂(1906~1908),湖南法政学堂“绅校”(1908~1910)。这两校合并为湖南官立法政学堂(1910~1912),后改名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这是第二支。还有第三支,称景贤法政学堂(1910~1912),后改名湖南公立第二法政学校。第一、第二法政学校在1913年再合并为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又吸收进第四支,即湖南公立法律学校(1911~1914)。这样组成的“湖南法专”就一直办到1926年,终于与“湖南工专”、“湖南商专”合并组成湖南大学(参见本文末尾所附示意图)。这些法政学校的课程,越到后面越完善,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年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所应掌握的基础和专门知识,大致分为中外文、政治历史地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农工商业政策等,必修选修共44门之多。
湖南法专培养的学生,有任内务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检会副书记、中国银行总经理、轻工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湖南省主席、内政部长、长沙市长、美国国会国务顾问、美国安理会顾问委员等职务的多位人物。而上述各学校校长和教师阵容之强大,是办学成功的关键,如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即校长)、时务学堂校长熊希龄(进士,任至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中文总教习梁启超(举人,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以及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多位政界名人。湖南高等学堂的校长,有汪贻书知府、彭绍宗户部主事、程颂万校长等多人。教师有王正廷(北京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南京政府驻美大使)等著名人士。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及其前身各校)的教师可说集中了湖南早年留学日、英、美学习政治法律经济三科的俊才。首先是几位校领导,如胡子清任财政部佥事、省府审计主委,黄右昌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等,个个学有专工,行政也有实绩。教员中也人才济济,如李六如(明治大学政经系,任至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中共党组书记),以及后来任湖南大学校长的任凯南(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和李达(中共一大代表,宣传部主任,武汉大学校长)等。
三、老湖南大学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台柱——各科精英毕集
湖南大学时期的校长,如李待琛(哈佛冶金博士,任至兵工署副署长)、胡元亻炎(黄兴推荐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未就)、曹典球(省教育厅长、代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胡庶华(留德冶金博士,中国工程学会会长)、黄士衡(省教育厅长)、皮宗石(北大图书馆长,武大法学院长)和李毓尧(省建设厅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可说人人都是行政管理专家。
湖大政治系(属文学院或法学院,含兼课)的重要教师有凌舒谟(中国大学法学院长)、余楠秋(复旦大学文学院长)、陈嘉勋(湖大代校长,交通大学训导长)、黄子通(台湾“考选部”部长)、朱剑农(湖大财经学院院长,中南财经学院院长)、萧杰五(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三十余人,绝大多数拥有留学美欧日学历,都对湖南大学行政、法学及经济管理学教育作出了贡献。到解放前夕,湖南大学这些学科在全国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和地位。这些系培养的著名学生,有甘泗淇(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小舟(秘书,省委书记)、刘彬(部长,两弹功臣)、熊清泉(省委书记、省长)、刘正(省长、省政协主席)、王向天(副省长)等。相对于同期部省级干部,他们这种专业性学历是较为突出的。
四、老湖南大学的行政管理教育以及与现代的比较
如上所论,老湖南大学时期(1926~1952)的行政管理学科,主要由政治系承担,这是完全符合国际上这门学科发展实际情况的;而法律系、经济系、教育系、商学院等也有相关的课程共同加以支撑。这个学科最初叫法科;1927年初北伐军抵长沙,国共两党依照广州办法,在湖南大学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招原湖南工、商、法专毕业生250人予以培训; 4月,省政府下令湖大改为工科大学,法商两科并入中山大学,不久发生“马日事变”,湖大停办;1928年恢复,将长沙中山大学(分校)并入,设文、理、工三科,文科一开始就有政治系和经济系,有时又合为政治经济系。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政治系历届毕业生人数如下:
合计约220余人,在各系中排第6位(前5位依次是经济系、机械系、土木系、电机系、矿冶系),第7位是法律系,它在1941年才恢复,但到1949年已毕业169人。1949年全校共25系和2个专修科。而1926年湖南大学建校时,法科(含政经和法律两专业,分别有学生52人和38人)加上预科生,有176人。可见,第一,大革命后期撤销法商两科(并入中山大学)伤了一些元气;第二, 1930年初,湖大定下“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程度提高了,比湖南法专时期政治系招生数减少了。另外,上台后,教育部(特别是由陈立夫控制的时期)强调发展理工科,对文科有意压缩,也是一个原因。
湖南大学政治系的课程,以初期1932年为例,必修课有政治学、英国政治、欧洲大陆政治、政治思想史、联邦政治、日俄政治、市政学、市政计划、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中国外交史、政党论、经济学、簿记学、财政学、官厅会计、法学通论、比较宪法、民法、国际公法、刑法、行政法、社会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和毕业论文。选修课有英国史、文官制度、政治地理、铁路管理、中国财政专题研究、经济地理、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等。这表明其课程及时吸取20年代美国行政管理学改革新精神,确实是行政管理领域主要知识,又能结合中国实情,在全国先领。
法律系的课程,集中反映了法学的专精和广博,如1946年设置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保险法、罗马法、海洋法、公司法、强制执行法、犯罪学、法医学等,此外有哲学、论理学、伦理学等。其他还有不少课程与政治系相通。经济系(属法学院)的课程,以1946年为例,独特的是经济史(中国、西洋、思想)、国际贸易与金融、货币银行、统计学、会计学、经济政策、所得税实务、商法等,其余不少课程与前两系相通。
由此可见,当时培养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这三个系(到1940年还增添了工商管理系)都发挥作用,各有其独当一面的针对性,联合起来又有其互补性。
事实上,现代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大体上也是由行政学类、政治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课程系列这几大块构成的。中国当代在这方面堪称权威的中山大学(拥有“中国mpa之父”夏书章)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南京大学的“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北京大学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也都是优于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联合(这与西方现代将其两分有区别),同时又着力加强管理学的比重。湖南大学历史上与它们的传统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北伐时期广东的中山大学向外省发展为好几所分校,今天的南京大学(解放前为中央大学)就曾叫第四中山大学(原址在东南大学),长沙也有中山大学分校, 1928年并入湖南大学,此前湖南大学法商二科又并入中山大学。至于北京大学源于京师大学堂,湖南大学则源于省城大学堂,省城模仿京师办学,这是毫无疑义的(当年学部即教育部明确作了规定)。另外,当年称“政治”系而不称“行政管理”系,是因为孙中山反复宣称“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即政治含有管理之义在那时是广为人知的。
五、新湖南大学应当再造行政管理学辉煌——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本文可以看到,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算起)湖南高等学府的行政管理学教育成效卓著,启动的时间也最早,因为魏源与林则徐同样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郭嵩焘是第一任驻外公使,梁启超、黄遵宪都是早期学贯中西的大师,范源濂、胡子清(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主持人)等人是最早留日已经间接学到德国行政学(是美国现代行政管理学的来源)的代表,湖南留日、留法、留俄的人数在全国居最前列,大多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最得力的执行者,等等。当前中山大学宣称其行政管理学科“源于1906年广东法政学堂的行政本科,1924年孙中山创办广东大学(引者按:孙中山1925年初逝世,该校改名中山大学)将其并入,使之成为后来中山大学的政治学系”(引自现任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mpa教育中心主任、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核心成员王乐夫教授2001年7月答人民网记者问)。这与本文所述湖南法专和湖南大学的先后关系何其相似!何况,如本文所指,时务学堂更早在1898年就已经开设了“公法学”专业,可以说真正走在全国最前列!
现在,全国拥有行政管理学硕士点的高校共22所,即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行政学院、吉大、东北大、南京大、复旦、上海师大、武大、华中师大、中南财大、郑大、厦大、浙大、中山大、深圳大、川大、西北大、公安大学。而博士点只有3家,即人大、复旦、中山大学。
从这里看到,只有几所原来的理工科大学跻身上述行列,捷足先登。而象湖南大学这样的原(机械工业部)部属大学,一般已发展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前者在湖大已达到博士后流动站层次,且mba排名列前十几位,并首批开办emba高层次教育;湖大北校区(原湖南财经学院)的加盟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又有新的整合,近年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创立了行政管理学本科专业,引进了一批专业人才,也增强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力量,南校区前进学院近六年来办过多批全国、本省的行政干部培训班。这些宝贵的资源应当在行政管理和政治学硕士点和mpa的培养资格的获取上统筹安排,形成合力。(按:在本文撰写和审校的一年期间,2003年3月26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已正式挂牌,采取超常规发展方式,下设三系一所,聘请夏书章先生任高级顾问,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邦佐教授出任院长。30名专职教师中已有3位博士生导师, 20余位正副教授,将迅速跻身全国重要培养基地之林。这可以告慰前人,并成为本文最好的注脚)
[参考文献]
[1]何长胜.湖南大学校史(上册) [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2].[m].:, 2000: 92-112.
[3]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6-60.
法学管理学范文第6篇
这位57岁的女士，拥有博士学历，此前曾担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
2000年9月，她以吉林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师从吉林大学教授张维达，在职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职获取博士学位，李斌的教育履历在中共高官中具有普遍性。检索官方的简历可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现任省委(含直辖市市委、自治区区委)397位常委中，博士学位获得者有86人，博士比例达21．7％，平均5个常委中就有一位博士。
博士常委最多的是山西省和天津市，如果13个常委坐成一桌，近一半是博士。在山西，包括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内的6位常委分别拥有管理学、法学博士学位，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兆前，更是工学和管理学“双料博士”。
在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兴国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其他5位常委有3位经济学博士、1位管理学博士和1位法学博士。
河北省有5位博士常委。福建、山东、青海、江苏、海南、等省区的常委中分别有1位博士，其中江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李小敏仍在职读博。
另外，有少数常委在从政前就完成了博士学习。新近入疆的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熊选国，是刑法学泰斗马克昌的开门弟子，博士毕业后即入最高法院工作，一路升至副院长。此外，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副书记夏德仁，江西省委常委尚勇，甘肃省委常委蒋文兰，广东省委常委王荣等人曾在学界工作多年，其博士履历完成于从政前，博士专业都是其从事的本业。
只有北京、上海是例外，两地现任各13名常委里，最高学位只有硕士。
从数据上看，官员们读博士喜欢扎堆儿。他们既同地为官，也喜欢同校甚至同专业读博士。
吉林官员爱上吉林大学经济博士学位，河北官员则青睐天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河北省委常委聂辰席、景春华、田向利三人，拿的都是天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他们专业同样是管理科学与工程。聂辰席、景春华1999年9月同一年进校，景春华、田向利甚至师出同门，导师都是天津大学教授赵黎明。
在读博士期间，聂、景、田三人都获得了升职，其中晋升最显著的是聂辰席。入学之初，聂辰席任河北邯郸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3年9月拿到博士学位时，他已经升任邯郸市委副书记、市长。此后不到一年，聂辰席就任邯郸市委书记。
景春华在河北承德市委副书记任上入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时，已官至承德市长。不过，虽和聂辰席1999年同年入学，但景的博士学位迟到了两年。2005年，景春华获得管理学博士时，河北邯郸“一把手”聂辰席已经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职从事两年的民商法博士后研究。结束民商法博士后研究5个月后，2006年11月，聂辰席跻身河北省委班子。
就在聂辰席、景春华、田向利等博士生忙着从河北各地奔向天津大学校园时，天津本地官员则悠闲得多，他们有足够时间赶到和天大一墙之隔的南开校园。
天津的6位博士常委，3人毕业于南开。同门博士的情谊，出现在天津市委常委段春华、崔津渡身上。崔津渡初入南开校园，团市委书记段春华刚从世界经济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们的导师都是冼国明教授。
翻阅博士常委们的履历，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是他们青睐的双子星。在86位博士常委中，经济学博士28人，管理学博士26人，法学博士有14人。除上述三大学科，其他博士常委中，还有工学博士8人、农学博士3人，哲学、教育学博士各2人，文学、历史学、理学博士各1人。
在86位博士常委中，有45人是异地读博(其中4人因工作调动)。他们不得不重复一地工作、一地读书的双城记经历。
对于在职异地读博的地方大员来说，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1990年代末，梁滨尚在山西沂州担任地委常务副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其导师郑友敬说，梁将假日时间全部利用起来，最后完成了质量较高的论文。
法学管理学范文第7篇
一、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法律服务全球化的推进，法律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的联系日益紧密。入世后，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在法律制度上不断调整其与WTO基本原则不相容的地方，试图与WTO规则保持一致。 因此，在国际竞争中亟需大量有法律专业知识又能熟练运用外语的复合型人才。而法学双语教学便是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很好途径。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为例，国际公约的标准文本一般均为英文，如果该课使用双语教学，既可培养既掌握相关知识产权法规，又能熟练运用专业外语的高素质复合型知识产权专业人才，这将为更好保护中国知识产权起到推动作用[1]。 因此，商科院校的法学双语教学应服务市场，培养学生在掌握法学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懂得相关的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知识[2]。而这些课程在专门性法科大学及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并不开设，但商科院校法学院均开设有经济学通论、管理学通论等相关课程。 因此，经济全球化、法律服务全球化背景下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使得商科院校的法学双语教学尤为必要。 2.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商科院校中经济学、管理学具有明显优势，而法学在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大环境下也备受关注。商科院校中国际贸易、金融学、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英语基础较好，且经济管理又与法律密切相关，因而商科院校的经济学、管理学一般都开设了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等法学专业课程，且授课教师大多从法学院中选聘。而相对法律专业学生而言，商科院校一般不仅要求其掌握法律基础知识，还要求其能够懂得经济学、管理学知识，因而法学院一般也将经济学、管理学等开设为选修课程，这种课程设置体系为法学双语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国际经济法为例，国际经济法采用双语教学，法学专业学生在此之前其已具备相关经济法、合同法等专业知识，因而双语教学能使学生更直接、更准确地获取知识。对经贸专业、管理学专业学生而言，其在学习国际经济法课程之前已有一定国际贸易知识，加之其外语水平高于其他专业学生外语水平，因此使用双语教学同样能够收到较好的效果。[1] 二、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学的特色和目标定位 1.以“法商结合”为特色。 商科类院校强调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一般以“经、管”为主体，以“法商结合”为理念。因此，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学应以“商法”为中心“，法”与“商”密切相关”，法”为“商”服务，形成“法商结合”特色。具体而言，即法学双语教学应以面向市场、面向企业、服务社会为宗旨，紧紧围绕现代市场经济科学地构筑学科体系，不断凝炼商科院校法学学科特色，形成“以商法为核心，以民法、经济法为主体，以商事仲裁、经济刑法、国际贸易法等为支撑，旨在培养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有丰富的法学专业知识的法学通识人才。此外，在课程体系设计上，还应开设“经济学通论”和“管理学通论”作为法学专业的公共基础课，鼓励法学专业学生选修经济、管理类等课程，这符合商科类院校“法商结合”人才的培养模式，也符合当前实际的需要。 2.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 中国法学教育属于通才教育，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学也应反映通才教育的特点。 目前，专门法科大学和综合性法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旨在培养以研究型人才为主，具体表现为在学历教育上是以硕士研究生培养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为重点。而商科类高校法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应定位为：依托商科院校商科教育为优势，充分利用商科类院校的教学资源，结合市场的需求，将培养法商结合的“应用型法律人才”作为基本目标。[3] 笔者认为，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学除加强理论教学外，更应加强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上，通过实践，让学生在“学习中实践，实践中学习”，做到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践，培养学生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将纸质的法律转化为社会中的法律。 三、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学的课程设置 目前，各高校法学双语教学在实践中的做法很不统一。有的依据教师的外语水平而开设双语课程，有的将双语课开设为必修课，有的将其开设为选修课。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法学双语教学要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合理的课程设置对双语教学而言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商科院校法学双语课程设置不仅要考虑法学专业自身的特点，而且还要考虑其“商科”特色。因而，法学双语教学不宜以选修课和必修课为依据，更不可因人而设，而应结合课程本身的特点，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合理安排[4]。例如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都是必修课，其中大量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专业术语均是英语，因此，比较适合双语教学；而国际贸易法、国际知识产权法、WTO法等虽属于选修课，因具有较强国际性，同样适合双语教学。相对而言，有些课程受中国意识形态影响较深，例如中国法制史、中国宪法、中国法律思想史等，不适宜设置为双语课程[5]。 四、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学的模式 1．法学双语教材的选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目前法学双语教学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缺乏合适的教材。使用原版英文教材固然可使学生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了解国外相关法律与制度，但这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有极高的要求，除需具备一定的词汇量外，还要有良好的英文思维习惯及对历史背景的详细了解；不使用原版教材，学生容易理解，但其中却不乏中式英语的表达和思维。笔者认为，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材的选择不应僵化地、不区分实际情况统一规定必须使用原版外文教材，而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过渡。首先，对于低年级学生，在课堂中采用汉语言授课为主，英文授课为辅，并同时使用中文版法学教材和双语版法学教材并行的方法。例如笔者在国际法双语教学中，一般采用两本教材。一本是邵津老师主编的国际法中文版教材，该教材对国际法相关专业术语都配有英文翻译。另一本是杨泽伟老师主编的双语版国际法，该书在尊重原版英文翻译的基础上，对国际法专业术语、相关立法背景及具体内容都有详细而又通俗易懂的介绍，学生只要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都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看懂。#p#分页标题#e# 其次，对于高年级学生，随着其英语水平的逐步提高，学生希望接受原汁原味的英美法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可渐渐采用原版教材授课方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聘请国外学者以专题讲座的方式与学生进行直接交流，效果更好。 2.使用外语比例的选择。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有关文件要求双语教学使用外语讲授要占相关课程课时的50％以上。 其实，双语教学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所谓教无定法，学无定法。笔者认为，法学双语教学中外语使用比例不应硬性规定。当然，笔者也并不赞成“平分秋色”的教法，即先用英语讲一遍，再用汉语翻译一遍；或中文讲50％，再用英语讲5O％。笔者认为，双语教学中使用外语教学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外语更好理解法律概念。 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外语不应是一种装饰，而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当学生对于概念的理解在语义上不存在歧义，可不使用外语讲授。毕竟法学双语教学有别于外语教学。前者应以法学概念的理解为重点，外语只是一种辅助工具，而后者重在语言的学习。法学双语教学中不加区分地规定用外语讲授课程的比例，对于一些法学专业基础好，但外语基础较弱的学生可能适得其反，法学双语教学也就有流于形式之嫌。 3.法学办学形式的选择。长期以来，法学专业的招生形式严格限制了双语教学。法学专业班级划分大多依据学生报到先后，划分为不同的行政班级进行授课。首先，如果以小班授课，在人数上比较适宜于双语教学，但学生外语水平可能高低不一；如果以合班授课，一是从人数上看不适合双语教学，二是学生与老师之间很难互动。如果在法学办学理念和办学形式上能够创新，招收法学专业实验班，学生入校后必须经过英语水平测试，采取双语教学方式，当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后，就派往境外著名商科院校进行集训，或者采用联合教学的方式，相信对法学双语教学会有极大的促进。目前，我院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采取联合培养方式，由我院选拔优秀本科毕业生推荐到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法学双语教，而且也提高了学生进行双语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结语 虽然商科院校法学双语教学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但我们相信法学双语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理念、新的教学方式，随着教学改革的日益深化，一定会有新的突破，通过法学双语教学也一定会为社会培养更多既懂法律又懂经济，会管理，熟练掌握外语的高素质人才。正如著名的双语教育专家M•F麦凯教授和M•西格恩教授所言“:就世界范围而言，双语教育对加强各民族相互理解是我们所能够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双语教育的代价无论多么昂贵，它都将比不能进行双语教育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要低”
法学管理学范文第8篇
法学包括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政治学、公安学等5个学科类，共有12个本科专业。
法学类专业设置有两种：一种是专门的法学学院；还有一种是综合性大学里的法学院。专门的法学学院学科划分较细，专业化程度高，可使学生接受系统的教育；综合性大学里的法律系或法学院的特色在于可以发挥多学科优势，学生可以跨系选课，有利于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表的统计数据，我国大学授予的法学学士占学士总数的5.31%，法学硕士占硕士总数的7.74%，法学博士占博士总数的4.87%。另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博士生导师资料统计，在全国大学40 110名博士生导师中，有1 639名是法学博导，占博导总数的4.09%。法学是成长中的学科，开设法学专业的大学共514所。
2012中国大学管理学类高校排行榜
管理学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图书档案学等5个学科类，共有18个本科专业。管理类学科招生上大多是文理兼收，究竟是偏文还是偏理，跟高校的自身特色有关。根据往年招生情况看，管理类学科的最低录取线基本处于各高校总体分数段的中等水平。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表的统计数据，我国大学授予的管理学学士占学士总数的15.20%，管理学硕士占硕士总数的12.07%，管理学博士占博士总数的8.32%。另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博士生导师资料统计，在全国大学40 110名博士生导师中，有2 257名是管理学博导，占博导总数的5.65%。开设管理学专业的大学共675所。
2012中国大学教育学类高校排行榜
教育学包括教育学、体育学2个学科类，共有9个本科专业。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表的统计数据，我国大学授予的教育学学士占学士总数的3.63%，教育学硕士占硕士总数的3.43%，教育学博士占博士总数的2.20%。另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博士生导师资料统计，在全国大学40 110名博士生导师中，有709名是教育学博导，占博导总数的1.77%。教育学是比较小的学科。开设教育学专业的大学共372所。
2012中国大学经济学类高校排行榜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微观经济学具体研究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购买和生产行为；宏观经济学则研究整个国家的经济现象。和相关的社会学科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也充实了经济学。比如环境生态经济学、医疗保健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投资经济学等等。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表的统计数据，我国大学授予的经济学学士占学士总数的6.35%，经济学硕士占硕士总数的5.62%，经济学博士占博士总数的5.39%。另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博士生导师资料统计，在全国大学40 110名博士生导师中，有1 401名是经济学博导，占博导总数的3.49%。经济学是发展较快的学科，开设经济学专业的大学共523所。
2012中国大学医学类高校排行榜
医学类专业注重以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为基础，要求同学掌握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医学实验的分析与设计操作。医学类专业本科学制一般为5年，有些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是7年制，实行本硕连读，也有8年制的。
医学包括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口腔医学、中医学、法医学、护理学、药学等8个学科类，共有16个本科专业。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表的统计数据，我国大学授予的医学学士占学士总数的6.15%，医学硕士占硕士总数的9.87%，医学博士占博士总数的15.75%。另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博士生导师资料统计，在全国大学40 110名博士生导师中，有5 389名是医学博导，占博导总数的13.44%。开设医学专业的大学共221所。
2012中国大学农学类高校排行榜
农学包括植物生产、草业科学、森林资源、环境生态、动物生产、动物医学、水产等7个学科类，共有16个本科专业。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表的统计数据，我国大学授予的农学学士占学士总数的2.17%，农学硕士占硕士总数的3.46%，农学博士占博士总数的4.72%。另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博士生导师资料统计，在全国大学40 110名博士生导师中，有2 163名是农学博导，占博导总数的5.39%。开设农学专业的大学共189所。
大学门槛
安徽大学
特色专业：对外汉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工程、环境科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等。
录取分数：学校理科录取分一般超一本线30分左右。
安徽财经大学
特色专业：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金融学、经济学、财政学、艺术设计、财务管理等。
录取分数：学校理科录取分一般超二本线40分左右。
福州大学
特色专业：安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车辆工程、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理科化学基地班等。
录取分数：学校理科录取分一般均超一本线20分左右。
福建师范大学
特色专业：体育学、音乐学、美术学、经济学、金融学、法学、应用电子技术教育等。
录取分数：学校理科录取分一般和二本线持平。
集美大学
特色专业：水产养殖、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等。
录取分数：学校理科录取分一般均超二本线5分左右。
东北大学
特色专业：冶金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采矿工程、安全工程、测绘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工业工程。
录取分数：学校理科录取分一般高于一本线10～30分。
哈尔滨工程大学
特色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声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热能与动力工程、轮机工程、导航、制导与控制。
录取分数：学校理科录取分一般高于一本线20～40分。
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特色专业：电子工程、工程物理、武器系统、核技术与核安全、发射工程、导弹与发动机工程首选。
录取分数：学校理科录取分一般和一本线持平。
海军工程大学
特色专业：船舶与动力学、电子工程、电气与信息工程、兵器工程系、管理工程系、装备经济管理系、后勤指挥与工程系等。
录取分数：学校理科录取分一般和一本线持平。
西北工业大学
特色专业：动力与能源学院、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信息对抗技术、电磁学与无线技术等。
法学管理学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根据《湖南大学校史》运用现代行政管理学的观点,参照当代该学科的知识体系,加以勾稽整理,论证近代湖南大学(及其前身)在行政管理学教育方面启动最早,领导有方,师资优秀,课程新颖,成绩突出,曾长期居于全国高校同类专业先进行列。对于以理工科占很大比重的原各部委所属院校,如何利用近二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多学科资源发展行政管理学,本文也发表了意见。
[论文关键词]湖南大学行政管理简史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乃是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从隋朝算起,积累了一千多年的经验,臻于完备,以致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文官制所参考。中国中世纪以来的传统教育当然也围绕科举制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官学体系,即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宋元以来的书院,到清代也日益官学化。19世纪湖南行政人才辈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岳麓、城南等书院接受过科举考试前的培训(含自修和相互切磋)。这是湖南大学行政管理学教育的渊源。
一、近代行政学教育的起点——时务学堂的“公法”和“掌故”专门学
湖南大学历史上的近代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发端,应归功戊戌维新时期陈宝箴巡抚在湖南期间的两项重大举措,即由熊希龄筹办时务学堂和由黄遵宪草拟《改定湖南课吏馆章程》。前者是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1897年10月~1899年3月),梁启超设计的《湖南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规定学生先学“普通学”(含今文经学、诸子学、中外史学、公理学及粗浅数理化学)半年,再分科学习“专门学”,包括“公法学”(宪法、民律、刑律等,及与国际接轨的交涉、公法、条约章程等),“掌故学”和“格算学”三个专业。这里的“公法学”和“掌故学”属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培养司法、行政管理和法制、政策研究的人才,与现代法学、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三个一级学科)和行政管理(二级学科)相对应。
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1899年3月~1902年2月),尽管仍然分科教学,但其内容有所倒退。一年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次年签订《辛丑和约》,清廷不得不推行“新政”,建立学部,实施“壬寅~癸卯”学制,即“钦定”和“奏定”《学堂章程》。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积极执行,将岳麓书院(1903年6月改名高等学堂)和求实书院(1902年2月已改名省城大学堂,1903年3月正名为湖南省官立高等学堂)在1903年冬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1903~1912)。
湖南高等学堂是湖南大学前身之一,其前期省城大学堂第一届学生有60%选送赴日留学,回国后成为新学骨干;然后是高等学堂时期,先办预科(相当于高中),1908年秋才办正科(本科),该年只招文科生,1909年开始招工科生,到武昌起义,长沙首先响应,文科生提前毕业,学堂停办,工科生改送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所学课程,文科的预科即加习法学、理财学(经济学),到本科阶段更加突出政法专业特色。从培养行政官员的角度考察,时务学堂学生除杀身成仁的众多烈士以外,有多人担任过政府或公共机构的都督、督军、教育总长、工商部总长、全国商会会长、陆军部次长等多种职务,可见效果显著。至于湖南高等学堂培养的学生,则有担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陆军部司长、会计部长、铨叙部副部长、监察院监察使、省教育司长、教育会长、财政部次长、法制局参事、大学校长等职务的多位人士。一所地方高等学校能有这样的成绩,在全国可居先进地位。
二、近代行政学教育的发展——湖南法政学校的崛起
清末民初湖南教育界培养的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几乎有一半是法政学校(堂)毕业,这反映了科举制瓦解前后,人们的价值取向,即转而想从新式学堂获得做官的资格,因之法政学校(堂)门庭若市,它们是湖南大学法科(内含政治学)的前身。由课吏馆到湖南仕学馆(后者存在于1904~1908,1906年附设法政速成科),再到湖南法政学堂“官校”(1908~1910),这是一支。另一方面,还成立了湖南公立法政学堂(1906~1908),湖南法政学堂“绅校”(1908~1910)。这两校合并为湖南官立法政学堂(1910~1912),后改名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这是第二支。还有第三支,称景贤法政学堂(1910~1912),后改名湖南公立第二法政学校。第一、第二法政学校在1913年再合并为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又吸收进第四支,即湖南公立法律学校(1911~1914)。这样组成的“湖南法专”就一直办到1926年,终于与“湖南工专”、“湖南商专”合并组成湖南大学(参见本文末尾所附示意图)。这些法政学校的课程,越到后面越完善,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年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所应掌握的基础和专门知识,大致分为中外文、政治历史地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农工商业政策等,必修选修共44门之多。
湖南法专培养的学生,有任内务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检会副书记、中国银行总经理、轻工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湖南省主席、内政部长、长沙市长、美国国会国务顾问、美国安理会顾问委员等职务的多位人物。而上述各学校校长和教师阵容之强大,是办学成功的关键,如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即校长)、时务学堂校长熊希龄(进士,任至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中
文总教习梁启超(举人,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以及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多位政界名人。湖南高等学堂的校长,有汪贻书知府、彭绍宗户部主事、程颂万校长等多人。教师有王正廷(北京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南京政府驻美大使)等著名人士。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及其前身各校)的教师可说集中了湖南早年留学日、英、美学习政治法律经济三科的俊才。首先是几位校领导,如胡子清任财政部佥事、省府审计主委,黄右昌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等,个个学有专工,行政也有实绩。教员中也人才济济,如李六如(明治大学政经系,任至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中共党组书记),以及后来任湖南大学校长的任凯南(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和李达(中共一大代表,宣传部主任,武汉大学校长)等。
三、老湖南大学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台柱——各科精英毕集
湖南大学时期的校长,如李待琛(哈佛冶金博士,任至兵工署副署长)、胡元亻炎(黄兴推荐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未就)、曹典球(省教育厅长、代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胡庶华(留德冶金博士,中国工程学会会长)、黄士衡(省教育厅长)、皮宗石(北大图书馆长,武大法学院长)和李毓尧(省建设厅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可说人人都是行政管理专家。
湖大政治系(属文学院或法学院,含兼课)的重要教师有凌舒谟(中国大学法学院长)、余楠秋(复旦大学文学院长)、陈嘉勋(湖大代校长,交通大学训导长)、黄子通(台湾“考选部”部长)、朱剑农(湖大财经学院院长,中南财经学院院长)、萧杰五(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三十余人,绝大多数拥有留学美欧日学历,都对湖南大学行政、法学及经济管理学教育作出了贡献。到解放前夕,湖南大学这些学科在全国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和地位。这些系培养的著名学生,有甘泗淇(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小舟(秘书,省委书记)、刘彬(部长,两弹功臣)、熊清泉(省委书记、省长)、刘正(省长、省政协主席)、王向天(副省长)等。相对于同期部省级干部,他们这种专业性学历是较为突出的。
四、老湖南大学的行政管理教育以及与现代的比较
如上所论,老湖南大学时期(1926~1952)的行政管理学科,主要由政治系承担,这是完全符合国际上这门学科发展实际情况的;而法律系、经济系、教育系、商学院等也有相关的课程共同加以支撑。这个学科最初叫法科;1927年初北伐军抵长沙,国共两党依照广州办法,在湖南大学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招原湖南工、商、法专毕业生250人予以培训;4月,省政府下令湖大改为工科大学,法商两科并入中山大学,不久发生“马日事变”,湖大停办;1928年恢复,将长沙中山大学(分校)并入,设文、理、工三科,文科一开始就有政治系和经济系,有时又合为政治经济系。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政治系历届毕业生人数如下:
合计约220余人,在各系中排第6位(前5位依次是经济系、机械系、土木系、电机系、矿冶系),第7位是法律系,它在1941年才恢复,但到1949年已毕业169人。1949年全校共25系和2个专修科。而1926年湖南大学建校时,法科(含政经和法律两专业,分别有学生52人和38人)加上预科生,有176人。可见,第一,大革命后期撤销法商两科(并入中山大学)伤了一些元气;第二,1930年初,湖大定下“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程度提高了,比湖南法专时期政治系招生数减少了。另外,上台后,教育部(特别是由陈立夫控制的时期)强调发展理工科,对文科有意压缩,也是一个原因。
湖南大学政治系的课程,以初期1932年为例,必修课有政治学、英国政治、欧洲大陆政治、政治思想史、联邦政治、日俄政治、市政学、市政计划、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中国外交史、政党论、经济学、簿记学、财政学、官厅会计、法学通论、比较宪法、民法、国际公法、刑法、行政法、社会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和毕业论文。选修课有英国史、文官制度、政治地理、铁路管理、中国财政专题研究、经济地理、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等。这表明其课程及时吸取20年代美国行政管理学改革新精神,确实是行政管理领域主要知识,又能结合中国实情,在全国先领。
法律系的课程,集中反映了法学的专精和广博,如1946年设置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保险法、罗马法、海洋法、公司法、强制执行法、犯罪学、法医学等,此外有哲学、论理学、伦理学等。其他还有不少课程与政治系相通。经济系(属法学院)的课程,以1946年为例,独特的是经济史(中国、西洋、思想)、国际贸易与金融、货币银行、统计学、会计学、经济政策、所得税实务、商法等,其余不少课程与前两系相通。
由此可见,当时培养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这三个系(到1940年还增添了工商管理系)都发挥作用,各有其独当一面的针对性,联合起来又有其互补性。
事实上,现代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大体上也是由行政学类、政治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课程系列这几大块构成的。中国当代在这方面堪称权威的中山大学(拥有“中国MPA之父”夏书章)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南京大学的“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北京大学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也
都是优于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联合(这与西方现代将其两分有区别),同时又着力加强管理学的比重。湖南大学历史上与它们的传统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北伐时期广东的中山大学向外省发展为好几所分校,今天的南京大学(解放前为中央大学)就曾叫第四中山大学(原址在东南大学),长沙也有中山大学分校,1928年并入湖南大学,此前湖南大学法商二科又并入中山大学。至于北京大学源于京师大学堂,湖南大学则源于省城大学堂,省城模仿京师办学,这是毫无疑义的(当年学部即教育部明确作了规定)。另外,当年称“政治”系而不称“行政管理”系,是因为孙中山反复宣称“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即政治含有管理之义在那时是广为人知的。
五、新湖南大学应当再造行政管理学辉煌——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本文可以看到,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算起)湖南高等学府的行政管理学教育成效卓著,启动的时间也最早,因为魏源与林则徐同样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郭嵩焘是第一任驻外公使,梁启超、黄遵宪都是早期学贯中西的大师,范源濂、胡子清(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主持人)等人是最早留日已经间接学到德国行政学(是美国现代行政管理学的来源)的代表,湖南留日、留法、留俄的人数在全国居最前列,大多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最得力的执行者,等等。当前中山大学宣称其行政管理学科“源于1906年广东法政学堂的行政本科,1924年孙中山创办广东大学(引者按:孙中山1925年初逝世,该校改名中山大学)将其并入,使之成为后来中山大学的政治学系”(引自现任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MPA教育中心主任、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核心成员王乐夫教授2001年7月答人民网记者问)。这与本文所述湖南法专和湖南大学的先后关系何其相似!何况,如本文所指,时务学堂更早在1898年就已经开设了“公法学”专业,可以说真正走在全国最前列!
现在,全国拥有行政管理学硕士点的高校共22所,即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行政学院、吉大、东北大、南京大、复旦、上海师大、武大、华中师大、中南财大、郑大、厦大、浙大、中山大、深圳大、川大、西北大、公安大学。而博士点只有3家,即人大、复旦、中山大学。
从这里看到,只有几所原来的理工科大学跻身上述行列,捷足先登。而象湖南大学这样的原(机械工业部)部属大学,一般已发展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前者在湖大已达到博士后流动站层次,且MBA排名列前十几位,并首批开办EMBA高层次教育;湖大北校区(原湖南财经学院)的加盟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又有新的整合,近年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创立了行政管理学本科专业,引进了一批专业人才,也增强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力量,南校区前进学院近六年来办过多批全国、本省的行政干部培训班。这些宝贵的资源应当在行政管理和政治学硕士点和MPA的培养资格的获取上统筹安排,形成合力。(按:在本文撰写和审校的一年期间,2003年3月26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已正式挂牌,采取超常规发展方式,下设三系一所,聘请夏书章先生任高级顾问,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邦佐教授出任院长。30名专职教师中已有3位博士生导师,20余位正副教授,将迅速跻身全国重要培养基地之林。这可以告慰前人,并成为本文最好的注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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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2000:92-112.
[3]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60.
法学管理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高校；教学名师；高层次教师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6月19日
教学名师是长期从事本科教学工作，具有较高学术造诣，注重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方法先进，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引领教学内容的改革，创新课程教材体系和教学模式，创建合理教学梯队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头作用，可以激励更多的高校教师投入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进一步提高高校教学质量，不断取得教学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国家人才培养主要基地的高校，同时也是高层次人才的孵化基地。高层次人才孵化的关键在于高校是否拥有一支以高层次、高素质教师为核心的教师队伍，这已成为当前高校自身人才培养中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选取某财经类高校2007～2011年获得校级及自治区级教学名师称号的24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从学科的角度来分析不同学科教学名师获得者的年龄、行政职务、国外经历等信息，从中发现教学名师获得者所具有的特点，同时为培养出更多教学名师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数据的取得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资料分析法。通过收集资料，统计教学名师获得者所属学科、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行政职务、国外经历等信息 （本文的“国外经历”主要指在国外考察和学习时间超过1年），来分析教学名师群体所具有的特点，从中发现该校高层次教师所具有的共性。
数据来源：从该校获得校级及自治区教学名师的相关信息出发，将所属学科、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行政职务、国外经历等资料提取出来。同时，通过教学名师的专业结构，将其所属学科标注出来。学科分布统计时，采用我国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这个目录中涉及社会科学的学科大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和管理学等12大门类，每一学科大类又包含若干一级学科，如法学大类下包含社会学、政治学等，教育学大类包含心理学等。最后，将教学名师获得者有效数据进行量化处理，进行统计与分析。
三、基本情况分析
1、年龄分布情况。教学名师获得者中年龄最小的为39岁，年龄最大的为60岁，平均年龄近50岁。根据高校当前具体情况将教学名师获得者年龄划分为两段，55岁及以下、56岁及以上。55岁及以下共有19人，占比为79.17%；56岁及以上共有5人，占比为20.83%。从学科的角度分析来看，55岁及以下的教学名师获得者多分布于管理学、经济学、理学，56岁及以上的教学名师获得者多分布于理学，分布比较均衡的是理学。
2、男女比例分布情况。在24名教学名师获得者中，男、女教学名师获得者分别为11人、13人。从学科的角度分析，其中文学与法学无男性教学名师获得者；管理学与理学教学名师获得者数最高，分别占比为37.5%、29.17%；其次为经济学，占比为20.83%；法学教学名师获得者数最低，仅为4.17%；男、女性教学名师获得者比率最高的学科均为管理学，所占比率分别为45.45%、30.77%。这与自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财经类高校开始改变单一发展的现状，形成了以管理类、经济类为其主干学科，法、文、理三类学科为其重要支撑发展的多学科布局有关。
3、行政职务情况。在教学名师获得者中具有行政职务（副处级及以上）的为16人，占获奖总人数的66.67%；无行政职务的为8人，占获奖总人数的33.33%。从学科的角度分析来看，管理学、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等学科教学名师都具有行政职务，管理学、理学、经济学教学名师具有行政职务比率较低，分别占比为57.14%、28.57%、14.29%，文学与法学的教学名师获得者均具有行政职务。
4、国外访学等情况。具有国外经历的教学名师获得者为2人，占教学名师总人数的8.33%；无国外经历的教学名师获得者22人，占教学名师总人数的91.67%。从学科的角度分析，管理学和理学各有1名教学名师获得者具备国外经历，其他学科的教学名师均没有国外经历。
5、政治面貌分布情况。在教学名师获得者中，中国共产党党员17人，占教学名师总人数的比率为70.83%；群众6人，占教学名师总人数的比率为25%；派1人，占教学名师总人数的比率为4.17%。
6、学缘结构情况。在教学名师获得者中，最终学历毕业于内地高校的教师有14人，占比58.33%，本地高校毕业的有10人，占比41.67%。
四、分布特点
1、教学名师获得者年龄普遍偏大。从年龄趋势来看，比较年轻的教学名师获得者多处于管理学、经济学等应用型学科，而理学学科，教学名师获得者的年龄普遍在56岁以上。同时，有大量面临退休或已退休的教授继续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而且该校教学名师的年龄普遍偏大，平均年龄在50岁。
2、教学名师获得者性别比率均衡。从教学名师总人数来看，女性教学名师获得者的数量相对于男性教学名师获得者较多，男、女教学名师获得者的比率大概为11∶13，基本均衡。根据教育部的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我国高校中从事教学活动的女教师占总人数的46%，且女教师人数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3、近七成的教学名师获得者具有副处级及以上行政职务。教学名师获得者所具有的行政职务的比率明显偏高，有很多都是各学院主持工作者，而管理学科中行政职务有无的教学名师获得者比率都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