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裁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07:30:17
法律制裁论文范文第1篇
1.发案数量多，案件大幅度上升。据司法部门统计，1985年全国法院审结严重经济犯罪案件50152件，1986年77386件；1987年60691件；1988年55710件。与1982年审结的33260件相比几乎成倍增长。①
2.大案相继增加，案值大幅度提高。80年代初，黑龙江省查处王守信特大贪污案，案值约60万元，曾哄动全国。近年来，经济犯罪案值达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已屡见不鲜。据检察机关统计，1983—1987年5年内受理的数万元、数十万元以上的大案件4200件，追回的赃款折值达16.3亿元。②据最高法院统计，1988年仅贪污类案件审结的贪污数额10万元以上的罪犯就达13人，其中一人达343万元；审结的受贿类案件数额10万元以上的罪犯有12人。③据报道，广东省1989年上半年查出受贿案件数额10万元—50万元的有35件，50万—100万元的2件，100万—500万元的2件。1988年11月底—12月初在温州举行的反走私专题讨论会反映，80年代初平均一起走私案值约几千、几万元，现在平均在几十万元，最高额达数千万元。
3.分布面和涉及面相当广泛。应当说，经济犯罪分子，无论在机关、厂矿、或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中，都还是少数，不过分布面和涉及面却相当广泛，尤其是金融、粮食、建筑、供销、物资等系统的管钱管物人员染指较多。近些年来，党员、干部、职工参与经济犯罪的比重也愈益增大，内外勾结作案成为公害。据报道，最近广西自治区监察厅查处在流通领域中利用权力倒买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从中牟取暴利的91起投机倒把案件，涉及厅级干部14人、处级干部25人、一般干部349人。在南京揭发出这样一个事件：1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了近3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安徽、湖北、广东4省的83个部门。据最高法院统计，在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中，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所占比重高达10%到15%，工人高达22%到28%.④
4.作案手法隐蔽狡诈，趋于专业化、间谍化、现代化。近些年来，投机倒把案件中出现“官倒”，走私案件中出现“官走”现象愈益严重，这些犯罪的个人或法人以改革为招牌，以开放为旗号，以合法掩盖非法，走政策边缘，钻法律空子，借口“变通”、“灵活掌握”，以合法的名义，行非法牟取暴利之实。而查处起来，阻力重重，关系网层层罗织，难以冲破。还有些犯罪分子搞到钱物，不开收据，不签名，不留字迹。三人面前不办事，“一对一”地成交，使查证十分困难。更有犯罪分子取用特务间谍活动手法，暗语通信，密写联络，备有现代化作案工具，身藏若干种应急证件，以便顺利作案，迅速转移，巧妙对付查处人员。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尖锐地指出，“经济犯罪的严重状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⑤“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⑥“如果继续听任其发展，就将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⑦为此，他提出著名的“两手抓”观点，“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⑧应当说，我国刑事司法部门在近几年还是注意贯彻了邓小平同志上述思想的，即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查处了相当多的案件，依法惩治了一大批经济犯罪分子，以上列举最高法院审结经济犯罪案件的统计数字足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然而，“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⑨表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离”将经济犯罪都毫无例外地揭露查处，绳之以法，并处以应得之刑罚“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实际生活中，经济犯罪的”黑数“（未知数）还相当大，在客观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尚无任何减少，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依然存在，人民群众还很不满意。尤其在当前形势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清除腐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正如邓小平同志前不久指出的，惩治腐败，要真抓几件事，用事实体现出来，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倒卖、抓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对于加强经济刑事司法，惩治经济犯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如何加强经济刑事司法呢？笔者认为在观念上和措施上都应有所改变。
近年来，经济犯罪的增多与蔓延之势是前所未有的。针对经济犯罪严重存在的社会现实，刑事司法要有效地打击经济犯罪，首先要在观念上进行一番调整和更新。就目前来说，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1.在刑事司法中，必须重视执行经济职能。
刑事司法具有执行政治职能的特色，这是不容置疑的。在我国，要坚持人民民主，没有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刑事惩罚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刑事司法应当适应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在当前及相当长一段时期来说，应当是服务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以提出了重视执行经济职能问题。即不能再沿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反革命犯罪和传统暴力犯罪上了，应当十分重视同经济犯罪的斗争，重视刑法的经济职能，将严厉打击走私、贩毒、投机倒把、偷税抗税、贪污受贿、盗窃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视为刑事司法中心任务之一。同时针对反革命犯罪还时有发生，传统的暴力犯罪还相当猖獗的现实，不忽视继续执行刑法的政治职能。
2.在刑事司法中，必须注意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刑法观为指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我国实行的是产品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高度集权型经济，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是“一大二公”，采取僵化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经营的单调模式；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靠统一计划，计划经济是唯一准则；人们的收入分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适应产品经济体制的特点，刑法规定侵犯财产的所有权、破坏集体生产、危害产品计划经济是犯罪行为，给予刑事惩罚。在刑事司法中，传统的侵犯财产罪是打击重点，流通领域里的“长途贩运”、“二道贩子”、“个体经营”等被视为投机倒把进行制裁。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所有制和分配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这种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型经济体制，实行多种经营方式，讲究尊重价值规律，鼓励多渠道多层次开拓商品流通途径，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实践证明新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充满活力，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增大了经济自由程度。一些不法之徒，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乘机混水摸鱼，钻价格体系双轨制的空子，贪婪地侵吞国家财富和吸食人民的血汗，破坏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刑事司法必须适应经济体制的这种变革，破除旧的产品经济刑法观的束缚，分清罪与非罪界限，重点放在打击破坏国家正在建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秩序的犯罪上来，保护合法经营，保护公民的正当收入，保护群众改革的积极性，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3.在刑事司法中，必须以积极态度去控制新的经济犯罪。
在刑事司法中，一向对凶杀、伤害、放火、爆炸、、抢劫等传统形态的暴力犯罪查处及时，制裁严厉，这无疑是对的。这些犯罪的违法性、危险性十分明确，易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为维护社会治安，刑事司法机关总是以积极的态度去主动侦破，从重从快惩处。而新的经济犯罪呈现出抽象而复杂的智力型犯罪或职务型犯罪的特点，其违法性与危险性不易外露，人们对这类犯罪造成的严重危害缺乏切肤之痛的认识（更有些人认为侵占公家财产，破坏经济秩序与已无关），对刑事司法机关及时查处，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压力不大。故表现在刑事司法实际工作中，常对事关整个国计民生的经济犯罪缺乏充分认识，受案件本身错综复杂、有关政策变幻频繁、非正常的权力干预、关系网络的包围等等因素制约和影响，有关办案人员视办理经济刑事案件为畏途，往往以消极态度对待之（主动查处者较少）。刑事司法对传统形态的暴力犯罪与对新的经济犯罪的上述态度，愈发显示出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极不适应经济犯罪猖獗的情况。为有效地遏止经济犯罪的蔓延，必须从观念上进行转变，切实认识经济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和违法性，认识到同其作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⑩真正做到及时查处，有效惩治，发挥刑罚对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的效用。
4.在刑事司法中，强调依法适用财产刑。
进入本世纪以来，经济犯罪在许多国家都有蔓延之势。有效的刑事司法中，注意适用财产刑去惩罚经济犯罪是一项重要内容。罚金刑在不少国家被广泛采用就是一个证明。在我国久已存在似乎只有自由刑和生命刑是刑罚，而财产刑不是刑罚的错误观念，导致对立法上规定的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的适用不当（主要是不重视适用财产刑）。解决这个问题，其一是改变某些审判人员认为判处自由刑、生命刑省事和少麻烦的观念，真正在司法中体现出罪刑法定原则；其二是充分认识适用财产刑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的优长之处。因经济犯罪分子总是以牟取暴利或营利为目的，即属贪利型犯罪，有效地彻底地剥夺罪犯的不法所得是惩治经济犯罪的成功经验，使犯罪分子在经济利益上不能占到便宜，真正戮到其痛处。
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除观念上的更新外，还必须有一套加强刑事司法的具体措施。笔者认为当前应着重从如下四个方面加强：
第一，必要的经济刑事司法解释工作应当跟上。
从已有的立法看，我国的经济方面的刑事立法还比较原则、分散和不够完善。如现有的惩治经济犯罪的刑事法律条款分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的第三，五、六、八章；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若干经济管理的法律、法规中。上述立法中也出现了内容交叉或不协调之处，给执法带来困难。因此，对立法条款的具体执行亟需要司法解释工作。同时鉴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犯罪的情况很复杂，司法人员的素质水平也有差异，必要的司法解释会更好解决司法公正，执法统一问题，并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司法解释工作注意的两点是，其一要求不得违背立法原意，超越立法规定；其二要求司法解释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照应。
第二，必须有效地排除非法制因素对经济刑事司法的干扰。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法制原则，它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已较好地作了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很好地体现出该原则在目前确实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在目前已揭露查处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确有不少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单位和个人，因此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诸如权力、强力、暴力、个人出身、社会地位等等非法制因素干扰较多，影响对案件的及时查处和公正裁决。有些案件久拖不决，有些案件以大化少甚至化为乌有，更有甚者对揭发举报经济犯罪的公民个人实行打击报复。加强经济刑事司法，必须有效地排除非法制因素的种种干扰，对任何依靠超越法制手段干扰对经济犯罪案件公正审理的行为，都应当受到抵制，批判和制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
第三，必须切实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
实践证明，司法工作人员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门业务素质，是加强刑事司法工作的必要条件。经济犯罪的新特点，新情况对司法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从职业道德上要求司法工作者执法清廉，不为不义钱财所动，对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主动积极地去追诉经济罪犯的刑事责任。其次，必须注意学习和掌握有关的经济管理法规和经济政策，并注意它们的变化发展，它们和刑事处罚的关系。还要注意熟悉和精通有关的经济业务活动，以便掌握经济犯罪的活动规律和特点。对专门业务素质的提高问题可安排司法工作人员轮流培训的办法解决。
第四，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是加强经济刑事司法的重要一环。
法律制裁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犯罪 自残 法律制度
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在被抓获以后，经常会采用自残的方式企图逃避法律制裁。最近刚刚报道的“凶手抢劫杀人后为掩盖犯罪真相自残39刀”的案子；“吸毒鸳鸯”为逃避警方打击，男的吞下不锈钢勺，女的吞下发卡，按照警方一贯做法，对吞物自残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采取保外就医，让嫌疑人自己取出异物后，再主动接受警方处理，但很多人不会再主动回来接受处理。更可笑的是：近日，一名因参与盗窃、一直潜逃在外地打工的蓬莱男子，听说生病或者受伤可以暂时不被关入监狱，竟故意摔断了自己的胳膊，企图以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本文将通过对这一现象的了解、调查，结合古今对这一现象的司法比较，浅谈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我国关于刑事被告人自残逃避法律制裁的现状
近年来，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发现，刑事被告人采取自残的方式企图逃避刑罚处罚的现象越来越多，一些被告人在作案后千方百计逃避刑罚，有的不惜以性命为赌资，采取自残的方式获得取保候审或保外就医的机会，而且一旦自残，大多拒绝就医，从而达到不被关押的目的。首先，我们谈谈关于取保候审的问题。
第一，取保候审的定义。刑事诉讼中的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缴纳滞纳金，并出具保证书，以保证其不逃避和妨碍检察、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就法律功能来说，一方面，取保候审对于不需要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以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取保候审更多地承载着在程序法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降低羁押率、避免交叉感染、维护当事人权利、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等方面的功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取保候审措施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本文基于对刑事被告人采取自残的方式企图逃避刑罚处罚的现象的实证研究，分析取保候审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在制度层面上完善取保候审制度，以及在实践层面上改进其适用的对策。
第二，取保候审适用面临的问题。在实践中，法律上的障碍之一，是被取保候审人发生逃匿行为时如何处理。由于除了没收保证金和罚款之外，没有其他制裁措施，加之追逃成本高，证明保证人有过错十分困难，所以，实践中难以对被取保候审人和保证人形成有效拘束力。
基于上文说提，正有一批利用这一制度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危害社会公共安全，且以愈演愈烈的事态发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法律关于自残逃避法律制裁是怎么规定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十项的规定，对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劳动教养的情形的，其中包括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违法犯罪分子，根据该通知，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自残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是坚决打击的，态度明确之后，制度呢？也就是解决立法和法律适用的问题。从审判实践看，这些罪犯大多罪行严重或者多次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如果任由这一现象发展蔓延，将产生极坏的示范效应，成为某些人效仿的对象。为有效规范羁押制度，防止被告人采取自残方式逃避刑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保障法院审判工作正常进行，让有罪的人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我认为我们需加强这一方面的立法，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做到有法可依，将那些钻法律空子的人绳之于法，维护法的威严。
由于对自残后的犯罪分子如何处罚和执行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难以处理，本应继续审查的予以取保侯审，该判刑的没有判刑，该执行劳改、劳教的，有的劳改、劳教场所不予接收；医疗单位也不愿收治，怕承担责任。这样就形成了违法犯罪分子抓了放，放了重新犯罪，再抓、再放、再犯罪的恶性循环。犯罪后自残以逃避法律制裁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重大社会问题。
二、我国古代自残逃避法律制度的事实和立法
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尊崇《法经》，改《法经》为《秦律》使法律更具有广泛推广和使用的意义。而我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就有关于残迹人权益的法律思想记载，《周礼·秋官》中就记载着愚蠢者为三赦之对象；?《文献通考·户口》中也记载着，周朝残疾人为国中免服征役的“舍者”之一，并针对残疾人特长量能授事。??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法律儒化时期，原本裸地维护统治秩序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条文，被注入了许多维护礼教观念??，其中关于残疾人犯罪、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就是完善了对残疾人的法律制度。至明朝，已经发展很健全。《大明律》规定：“凡应八议之人，及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由于明律中对残疾人犯罪在施刑上有减免规定，以致于一些健全者诈称残疾人，更有甚者，故伤眼目，自残肢体，希图逃脱罪责，骗取减免刑罚。我们看到在对残疾人的制度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出现了犯罪后自残以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是否和残疾人制度制定的初衷相违背呢？
从《周礼》至明清法律，中国历代王朝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立法和刑罚对老幼废疾犯罪均实行刑罚减免等规定，一方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礼治思想，另一方面，老耄、幼小、废疾之人的犯罪行为，由于其生理、年龄等因素决定，也不足以对社会造成多大威胁，故可据其犯罪情节，以“节级优异”处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老耄、幼小、废疾之人的犯罪行为实行刑罚减免原则是基于其不足以对社会造成多大威胁，这是否意味着倘若这些自残以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屡犯不止，如前文所述之案例，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是否我们该思考残疾人制度的合理性，一个制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恶法非法，我们还应遵守吗是中国法学界委婉地称作“法律滞后”或“良性违法”的问题。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对精神病人、聋哑人与盲人的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处理。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刑法》第19条的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较中国古代刑法，注重于刑罚目的的实现。现代社会已完全抛弃古代那种复仇的刑罚目的，现代刑罚注重于两个目的：一是特殊预防，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残疾人由于其自身生理或者心理的缺陷，其再犯能力较差，通过非刑罚手段可以有效防止本人重新犯罪时，就不应付之刑罚。而对严重残疾者动之于重型，非但不能有效地儆戒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反而让一般人觉得刑罚过于残酷，使刑法无法产生反感、抵触和对立情绪。此外，鉴于残疾人自身的特点，将其收押在监，不仅不能创造经济价值，还要较正常人付出更为昂贵的费用，亦不符合刑罚的经济原则。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院联合出台了关于打击犯罪后自残逃避法律制裁的相关规定：
坚决依法打击自残的流窜犯罪分子，应视为抗拒审查、改造、逃避惩罚的行为。对多次流窜作案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从重惩处，罪该判处死刑或徒刑的，要坚决逮捕，按照法定程序审判；该劳动教养的要及时劳动教养；该加刑的加刑，该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惩罚确定后，劳改、劳教等场所都不得拒绝接收。今后对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人员自残的，一律不准保外就医；对抓获的流窜犯罪分子及未决犯自残的，一律不准取保侯审。对因抗拒审查或改造，采取吞食火碱、拔胃管等自残手段造成伤残或死亡的犯罪分子，概由本人负责，公安、司法机关不承担任何责任。在监管、保外就医期间逃跑的，按已有规定，不计算执行期。对认罪态度较好的，接受改造，配合治疗，有悔改表现的，可将其治疗期间计算在执行期内。
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单靠临时性的时候救济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得加强此方面得立法，有法可依才能将犯罪后自残逃避犯罪扼杀在萌芽中。
三、古今犯罪后自残逃避法律制裁比较思考
只有找准问题，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从以上对明朝残疾人制度和目前
犯罪后自残逃避法律制裁的分析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1.立法指导思想的缺陷??。我国古代立法指导思停留在对残疾人同情的水平上，因此对犯罪后既然罪犯已经自残达到刑罚报复的目的，亦使其伤残，因此对其不多加追究，而且当时受经济、文化、观念等条件的限制，罪犯的主观恶性也不大，加之自残，亦对社会产生不了很大的危害；纵观我国现代法律关于残疾人犯罪从轻减轻的规定，是建立在同情弱者的基础之上，因此出现犯罪后自残，行为人自己将自己制造生弱者逃避法律制裁的尴尬局面，因为法律主体的模糊性，导致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也来危害社会。
2.法律滞后。在某些领域是有法律滞后的情况，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也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所以在某些领域出现法律的滞后也是必然的，另外从中国制定法律的速度来讲，比国外快得多，国外哪怕进行很小的法律条文的修改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制定法律的速度是超常规的，但还不能满足经济生活的需要。
上文第一部分我们看到明朝时就已经出现有明确的犯罪后自残逃避法律制裁的案例，但至今我国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对此加以调整，且此情况愈演愈烈，发展到团伙作案，集团作案，流窜作案，屡禁不止。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以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法律的公正呢？
一是尽快修改和完善犯罪嫌疑人羁押管理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羁押场所拒绝收押的条件，防止某些犯罪嫌疑人有漏洞可钻。
二是规范取保候审和保外就医的程序和条件，对于企图利用自残而逃避刑罚的人，决不让其得逞。
三是增加有关羁押场所的物资投入，改善羁押场所条件，特别是医疗卫生条件，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特殊羁押场所，专门关押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犯罪嫌疑人，以避免因被告人自残而不能正常关押和及时治疗。
四是加强防范措施，提前做到预防，在抓捕或提押过程中加强看管，切实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残。
五是加强普法的力度，从根源上纠正被告人以自残方式逃避制裁的错误思想，注重宣传自残造成的危害，让犯罪嫌疑人了解自残对自己、家人、社会造成的危害性。知法懂法守法，自觉地维护社会治安，提高公民的法律素。
法律制裁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信用同样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电子商务和信用服务都是发展很快的新兴领域,市场前景广阔,从二者的关系看,一方面,电子商务需要信用体系,而信用体系也很可能最先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广泛的应用并体现其价值。本文简单阐述了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信用系统的现状,以及对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发展情况。
电子商务中的信用在大多数网上消费者看来是动态的和变化的。信用是基于购买经历慢慢形成的。对于每个购物网站,网上消费者都是从初期的初步认知,到前期的浏览了解,然后到中期的购买尝试,最后才形成成功购买后的基本信任。这个信任度会随着成功购买经历的增加而逐步增加,即网上购物商家在每个网上消费者眼中的信用随着其成功购买经历同步形成和稳定。而在信用形成的过程中,初步尝试是消费者决定信任网站最重要的一步,而网站信用一旦形成,对于保持既定购买者数量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网上消费者对商家的信用是伴随着消费过程培养出来的,同时也在心理上不断消除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
一、四种风险
1.财务风险:购买中损失金钱或者支付过多金钱的风险。 消费者可能由于信用卡信息泄漏,病毒影响网站银行转账或丢失账号密码,以及购买支付后商家恶意或由于履行能力丧失导致的不发货都有可能导致消费者的财务风险。
2.业务风险:收到错误或者故障商品的风险。 由于电子商务商家的物流体系不完善或者信息处理不及时等原因,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后收到错误的、延期的或者故障商品的风险。
3.社会风险:由于购买使购买者受到不好社会影响的风险。 消费者可能在购买中被要求填写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由于网站数据库技术问题或者商家为了商业利益而泄漏,便存在消费者由于信息泄漏而遭到恶意侵害或者广告烦扰的社会风险。
4.物理风险:购买到对身体有害商品的风险。
二、电子商务及信用体系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的政策法律环境将对信用体系的建立完善造成怎样的影响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信用体系大象无形。长期以来,对于如何规范电子商务活动,人们确立了几种基本模式,那就是技术手段、行政管理、法律制裁与信用保障。在电子商务和网络发展的初期,人们更多地偏重于从技术上进行规范,如加密、认证等安全措施,都是以技术为核心的。但很快人们就认识到了过于依赖技术手段解决电子商务中的问题存在着弊端,便开始更多地考虑行政管理和法律制裁。而信用保障与技术手段、行政管理、法律制裁相比,又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从一定意义上看,信用保障主要是创造一种可信赖的商业环境,尤其是与法律制裁相比较,它既是一种“软环境”,具有法律制裁所难以具备的防患于未然的功效,又不会面临技术手段难以解决的交易安全性与便捷性的矛盾。电子商务的生命就在于其快速和便捷性,如果过多地利用技术手段和行政干预手段对网上交易进行管理,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安全性,但却恰恰限制了网络交易方便快捷的特点,使其优势丧失殆尽。所以,总的来看,在规范电子商务活动的四种主要措施中,信用体系可以说是一种最为灵活且最有可能与电子商务本身实现良性互动的规范模式,它可以无处不在却同时能做到大象无形。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由于电子商务与信用体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做到无缝连接,这种无缝连接所带来的效率和便捷正是电子商务所必需的。而在行政管理及法律制裁中,我们发现,要实现它们与电子商务的无缝连接还是十分困难的。
2.四种信用模式的利与弊。电子商务作为虚拟经济、非接触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作保证,其生存和发展都将十分困难,个人和企业的交易风险都将提高。比如,买家付款后不能及时得到商品、卖家卖出商品不能保证收到货款、商品质量问题、网上重复拍卖等等问题,都难以避免。
三、如何对电子商务的信用问题进行监管
1.监管问题是一个在制度层面上影响着电子商务在中国应用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它也如同系统支持方面的相关技术因素一样,制约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是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法律、道德和其他公共政策问题仍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法律和道德是所有商业环境监管部分的关键组成部分。事实上,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律、道德及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2.法律是由政府制定的严格的法定规则,在其司法范围内监管所有公民或组织的行为。而道德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规定哪些是正确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但在今天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对正确和错误的定义并不总是十分明确。正是因为电子商务开创了一系列现有法律没有调整约束到的行为空间,所以道德就在这中间扮演了一种很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中,一些从事电子商务的机构就需要一种自有的指导方针,来规范特定情形下行为的合理性,以此来规避一些法律问题。
简而言之,法律、道德和技术是监管范畴中的三大要素。对于电子商务的监管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系统的、多维度,不断协调的理念之上。法律是其基石,是最终的途径,最上层的概念,它本身的产生需要更大范围的调查和讨论,并和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法制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一些道德问题在未形成法律之前,应当给予私人、公司,以及机构更多的决策权,这本身便有利于在全球背景下形成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环境,也有利于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总之立法应当更大限度地体现出对于道德和技术更加宽容的态度,这才是监管的核心点。
法律制裁论文范文第4篇
骗子横行天下，知识分子被骗也属正常。但也要看被谁骗了，为什么被骗了，被骗的是什么东西。比如，这些受骗者如果被假茅台、假拉菲骗了，这在被骗的正常范围内。即使是知识分子，公司领导或企业高管，也99%区分不出真假茅台、拉菲。
受骗者是被美国“野鸡大学”冒牌博士学位证书骗了，这件事就不那么单纯。我怀疑这些人很有可能甘心情愿受骗，其目的是通过被骗而再去骗别人。换句话说，受骗只是他们欺骗别人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骗子办的金融学博士班学员学费是十万八千元，我估计在美国这点钱可能拿不下一个正规的博士学位。假设对这些受骗者打折吧，就算是在中国花这点钱可以取得博士学位。不过，一个人什么事都有可能上当受骗，但自己是否学过博士课程、做过博士课题研究、写过博士论文，这总不会也上当受骗吧。此事的悖论是，倘若这些人真正按照正规大学要求去学了博士课程、做过博士课题研究、完成博士论文，那才算受骗，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货真价实的博士却未得到真文凭。如果只是掏点小钱就轻轻松松拿到金融学博士学位证书，至少说明其本人是与骗子合作共谋完成了这一骗局。
中国现在有多少博士是硬邦邦的，既不是“混”来的，更不是“骗”来的，大概谁也说不清。我相信，中国早晚有一天也会对真假博士进行一番公众鉴定，博士论文是否抄袭也会接受社会检验。现在因为种种原因，还顾不上去伪存真，总的来说是需求大于供给。一旦到了博士供给大于需求时，真假博士不等公众和社会判别，他们自己就要分辨个一清二楚。
骗子必须要受到法律制裁。我的问题是那些冒牌博士取得了骗来的学位，他们以此欺世盗名，抑或以此在本部门获得高官厚禄，这笔账如何算呢？骗子卖假文凭要接受法律的审判，买假文凭的人骗人该不该同样接受法律制裁？仅就从不当得利来说，制售假文凭包括假办学形式，仅仅是从买假文凭的一个人身上赚钱。而那些买假文凭的人，则往往是从社会公众身上骗取远远大于买假文凭所花费的利益回报。而且，只要不被发现，就一定会成年累月地长期骗下去，其回报也是十万八千元的十倍、一百倍……最为恶劣的是，假文凭既破坏了人才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也极有可能给社会和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抓住卖假文凭的骗子只是抓住了供给环节，而抓住那些买假文凭的骗子才是真正抓住了需求环节。究竟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当年，我在本报撰文争论燕莎、赛特离谱不离谱时，有人封了我一个“需求学派”的称号。我至今还是认为需求决定供给，正是大量买假文凭的人给造假者提供了机会。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中国的假文凭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法律制裁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责任；实施机制
一、法律责任概述
关于法律责任，现代法学家对它的理解主要是强调责任的可归责性和处罚性。凯尔森指出：“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的行为负责，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为时，他应受制裁”。我国法学家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将法律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论文百事通”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在这里澄清几个相关概念：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制裁。有法律责任不一定承担法律制裁，在主动承担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法律制裁。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义务。比如：在存在义务的条件下，如果义务人正确地履行了义务，也就不发生责任问题。因此，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是三个密切相关但又不能等同的概念。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产生的理论依据及必要性
（一）解读法律责任的含义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解读法律责任的含义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经济法学者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
1、经济法的发展催生了经济法责任。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被打破，并走上合作与融合，“国家之手”也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经济法责任具有鲜明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经济性是指它是国家协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责任；社会性是指这种法律责任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体现着经济法的社会本位。
2、社会责任的兴起促进了经济法责任的发展。经济法被视为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责任的发展将有助于社会责任的实现。以公司的社会责任为例来探讨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所谓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但是，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至上的观念决定了传统公司法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而不利于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建立起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框架。如：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实现而言，政府可以采取对那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予以肯定、保护和褒奖等方式来予以推进，并设计出强有力的经济利益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同时，打破传统的诉讼理念，授以非股东以诉权，从而保障社会责任的实现。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产生于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
根据经济法的“国家三重身份论”，国家具有三重身份，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经济管理者，还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相应地形成了行政管理权、经济管理权、国有资产所有权。其中的经济管理权是产生经济责任的重要源头。明确规定政府经济管理权的范围、行使程序，承担的相应义务是十分必要的。经济责任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解决政府的低效率及寻租行为。而这种责任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不可替代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局限性。由于民法和经济法的性质、价值、法治理念、调整对象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以个体利益为本位的民事责任体系无法解决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的责任问题。此外在我国，行政责任的威慑力已大大减弱，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日益猖獗，原因在于行政责任处罚的乏力，现实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够规制政府的经济行为的责任体系，这就是经济法责任。
2、经济法责任形式和制裁方式的独特性。具体来说：第一，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个人等基本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后果。（1）经济制裁的方式。包括：罚款、减少、停止或提前收回贷款、强制转移财产所有权，如征购、征用，强制转移使用权，如强制许可使用等。（2）经济行为制裁。包括：强制整顿、吊销生产许可证等。（3）经济信誉制裁。包括：通报批评、撤销荣誉称号、取消或限制从事某些经济活动资格等。第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法律后果。这主要是经济管理行为责任和制裁。其制裁方式包括：责令减、免被管理主体原来规定需上交的利润和收费；撤销摊派；停止、纠正或撤销错误或不正当干预、管理行为；限制或剥夺经济管理权等，此外，还包括经济制裁方式如赔偿损失等。
三、经济法责任的特点
（一）从责任目的上来看
经济法责任侧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受侵犯，这便使它与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有了实质上的区别。
至于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广大公民的利益。”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就是那些广泛地被分享的利益。”笔者则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的个体所共同享有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产品安全、公平竞争秩序和善良风俗维护等内容。
（二）从归责原则上来看
经济法律责任侧重于公平归责。公平归责原则是现代立法的产物，在经济法中广为使用，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中更是如此。
（三）从责任形式来看
限制或剥夺经营资格和经济补偿是经济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
（四）从免责条件上看
经济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主要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无责任能力等。
四、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及局限性
法律实施机制构成有四个要素，即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我国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是沿用民商法、行政法的实施机制。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受损害的个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但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却没有办法提讼，即现行法律不承认公益诉讼。
我国现行经济法没有独立的法律实施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忽视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其二，忽视了经济法保护的权利与民法、行政法保护的权利的区别。法律责任的局限性决定了经济法律责任存在局限性。屡禁不止的、大量存在的违法现象告诉我们：法律责任的作用是有限的，仅有惩罚是不行的。要充分认识到法律责任并不是保护法律关系不受侵犯的唯一手段和措施。
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和认识到了经济法律责任制度在保护经济法律关系方面的局限性，并已开始用“奖励”与“惩罚”并举的模式构建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
如杨紫煊教授就主张应实施奖惩制度，保护经济法律关系，认为：“在经济法中，国家既对惩罚又对奖励做出了规定，并且均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经济法的特征之一。奖惩制度是经济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刘隆亨教授也主张建立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并认为“对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经济法规定的各种奖励措施，也是重要方法。”王全兴教授同样主张经济法责任制度与经济法奖励制度并举。
五、经济法法律责任实施机制的完善
（一）完善救济机制——实现经济诉讼
经济法律、法规有权利义务而无诉权，导致了行政与司法的混同现象，使法律判断偏离了司法轨道。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极少有反映经济法特殊性的程序法规范，造成一直以来经济纠纷案件在本质上是民事纠纷案件的错觉。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诉权理论的不发达。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如果在单一的经济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决经济冲突中的有关问题，可以保证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二）实行经济诉讼应注意的问题
诉讼机制是实现经济法责任的重要手段。目前，经济法责任引起的诉讼一般称为经济公益诉讼。
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客观存在并日益严重，虽然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公益诉讼的理念深已入人心，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机制已是学界共识，建立独立的经济公益诉讼程序是必然之举。这样可以确保违反经济法责任的行为受到法律制裁。
经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包括：第一，侵犯国有及集体所有资产的案件；第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第三，妨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案件。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是一条基本的原则或规律，其理由是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适格的原告和被告，法院也没有能力解决此类纠纷且此类纠纷也不适合法院来解决。
在建立经济公益诉讼时，要借鉴共同诉讼和代表诉讼的理论，其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打破原告适格理论、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诉讼费用制度、奖励胜诉原告制度等。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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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法律制裁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 通奸行为 正义 刑法制裁
通奸行为自从人类有了文明后,就从寻常的自然行为变成了应当受谴责或惩罚的行为,这绝对不仅仅是人们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而更多是因为人类根据永恒的人类特有的正义精神而产生了从原始到文明的改变。世界上的四大文明体系(东亚的儒家文明,欧洲的天主教文明,印度的印度教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文明)都在任何时候谴责这种行为,并且在现在或者历史上对这种行为实行刑法上的制裁。并且随着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对通奸行为的谴责已经早已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下了不可铲除的根。我国历代王朝都适用刑法对通奸行为进行制裁,然而自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却一直废除了用刑法来制裁的通奸行为,转而使用轻微的,小额的民事赔偿去制裁这种行为。这到底是因为社会文明法治文明的进步,还是因为我国有关规范传统道德伦理的立法的左倾思维的泛滥呢?面对着同样是传统儒家世界的一员的比我们更佳先进的开放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他们一直保留着用刑法来制裁通奸行为的立法,我们是否应当也对此行为实行采用刑法去制裁?对此学理界一直存在争论。针对这样的问题笔者进行了探讨与研究。
一、通奸的概念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后,就被赋予了与其它动物不一样的属性。人类有了道德,有了伦理,有了羞耻感,有了自己的价值观。这些元素形成了人类自身所独有的正义感,价值观。它们是人类制定法律的基本指导性思想。乌尔比安说过“真正的法律来自于上帝的永恒不变的正义”。对于通奸行为来说,因为它与人类内心中的正义相悖,所以它是最早的性犯罪的几个种类之一。那么究竟通奸如何解释呢?《小尔雅·广义》:“男女不以义变谓之淫。上淫日蒸,下淫日报,旁淫曰通。”所谓“义”,是指经过正式程序所产生的婚姻关系,所谓正当程序是指经过正式的仪式符合理法所规定的步骤。这说明了男女双方不存在婚姻关系而进行便是所谓的通奸。在本文中,所谓通奸,是指已有配偶的男女双方或者一方自愿地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二、中国古代及民国时期对通奸的法律制裁
(一)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对通奸进行法律上的制裁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这个以周礼为法律的时期。《尚书》:“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对于这种乱族的恶劣行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以最严厉的刑法对其进行制裁。因为这在当时关系着家族血脉与财产地位以及政治地位的延续问题。对于当时有着先进文明的华夏族诸侯来说这也是区别于蛮夷的先进文化象征之一。到了战国时期,社会文明与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对通奸这种行为有了更广泛更细致规范的规定。战国时期的各国都对此有着严厉的刑法上的制裁。例如《法经·杂律》:“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
(二)秦汉时期
我国秦汉时代对通奸行为的制裁有了比较于以前更细致的规范,区分了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刑罚方式。其中秦代以刑罚严厉着称。而且有着与历代对通奸刑罚所不同的目的侧重点。其特点是更加注重通奸行为对生产徭役可能造成影响的情况进行制裁。这与秦代徭役繁重的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史记·始皇本纪》说:“有子而嫁,倍死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浩诚,夫为寄之,杀之无罪……”到了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之后,对通奸行为的制裁更多的考虑的是以教化子民和伸张儒家精神所代表的正义为目的。
(三)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完全形成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时期,各项立法趋于完备,立法的科学性与细致程度达到了历代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对于通奸行为的刑罚减去了残酷不人道的肉刑,代之以封建五刑中的徒刑为主。《疏议》曰:“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到了元代,在外族统治刑罚严酷,连坐制度在暴力犯罪中经常适用的时代,法律却对因通奸行为引起的血案有着例外的规定,并不受连坐制度的约束。《元律》“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及为人妻杀其之夫,并不坐。”《大明律》:“凡和奸,杖八十,男女同罪。”“其非奸所捕获及指奸者,勿论”(《大明律》卷二十五)。《大清律》“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清刑律·人命篇》)。
(四)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刑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者,亦同。”
三、我国当代法律
婚姻家庭法律是我党最先指定的部门法律,最早可以追溯到陕甘宁边区时期。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党刚刚结束漂泊不定的历史有了一块稳定的根据地,大量领导开始寻找新配偶,于是便需要有婚姻家庭法律来规范。我国自建国以来婚姻家庭法律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当时左倾思维的指导下,婚姻法在一方面摒弃了封建社会不平等的各种陋习,另一方面也过于左倾化,过于反传统道德反传统伦理。对于通奸行为并没有用刑法去调整,甚至连有配偶的同居行为也未全部用刑法调整,只是对军人的配偶适用。而且我国的婚姻法等民事法律规范也未对通奸行为进行专门的规范制裁。而只是用道德去谴责。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的一大缺失。对于建设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来说是极大的障碍。胡适曾经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
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四、对我国通奸行为入刑的合理性问题的分析
有一部分人大代表主张将通奸罪加入刑法并在每一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议案。但是并没有得到认可。甚至有的学者还认为对通奸的制裁只应通过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者通过道德谴责进行制裁。因为:(1)在轻刑化的发展趋势下,将一些比较轻的刑法规定废除,转而用民法或道德调整,是历史的必然之路,也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2)民法是司法的一部分,而民法是用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我国现阶段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对于通奸这种涉及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行为是最适合国情的,并且有着独特的优势。所以应当通过私法来调整最为妥当。并且笔者也发现一些学者对此类观点也是认同的,如徐彰的《论对通奸行为的法律制裁》,景春兰的《对通奸进行规制的法律进路》等。但是笔者认为对通奸的非刑化是我国在男女平等和社会主义思维下的男女平等主义的左倾化错误。通奸不入刑是对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根本性背叛,也是对邪恶行为的放纵与无视。可见通奸入
刑有着极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通奸行为有着社会危害性
通奸行为有着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通奸是一件非常邪恶非常受到的谴责的行为。所有的正常正义理性人都无一例外的从内心抵触这一行为。如果对所有对人侵害的行为进行比较的话,可能我们除了生命受到侵害之外,最害怕的就是受到通奸行为的侵害。根据马克思的实证主义法学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法律的定义为: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可知法律的有无存废是由客观物质和社会实际所决定的。在中国通奸行为对人们的伤害就是一个社会现实,它是客观存在的,这种伤害是由于我国特定的民族心理与我们的传统思维决定的。这种思维已经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我们东亚的所有国家之中,所以这个邪恶的通奸行为有着巨大的受法律制裁的必要,有着极大地社会危害性。有的学者认为:对通奸行为的制裁只应当通过民事法律进行,而不应该通过刑法进行制裁。因为通奸行为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私法关系,对婚外性关系包括对通奸的法律调整应当以将该行为界定为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并辅之以相应责任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国家公权力不宜介入。笔者认为对于通奸行为来说,它已经不是所谓的司法关系了,通奸行为已经有足够大的社会危害性可以将其列为由刑法调整的对象。而适用刑法对通奸行为进行制裁是一种彰显正义和保护神圣婚姻的一种必要途径。对通奸行为适用刑法是一种恰当的制裁,与通奸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当所有部门法都穷尽时,仍不能保护被侵害的社会法益时,就需要用刑法来调整了,这叫做刑法的终极性。
(二)通奸罪的主体
笔者认为,我国通奸罪的主体应当仅限于实施通奸行为的男女双方,并且要求男女双方有一方或双方是已有合法婚姻存在的事实。在其明知此情况的条件下,应当对通奸行为负责任,承担后果。对于男性同性恋之间的行为,因涉及更大的个人隐私、社会危害性也更加隐蔽,加之该行为较一般的通奸行为不具有普遍性,不宜定罪。对于所有通奸行为不宜以一概而论。对于因通奸行为而造成严重危害的应当比照普通通奸罪更为严厉的进行刑法上的制裁。例如因通奸行为造成的自杀,自我伤害,间接故意杀人等。对于因通奸又触犯其他罪行的,实行数罪并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法律制裁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价值标准唯物化；网络学术监督平台；他律；自律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230-02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学术失范现象较为普遍，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对此非常重视，制定并下发了相应的文件和规定，许多高校也对教师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是收效甚微，学术腐败和不端行为屡屡发生。为此，本文认真分析学术道德缺失的原因，加强高校教师学术道德规范建设，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做到惩防并举，共同打造一个学术规范、道德约束、法律惩罚的三层监督诚信体系。
一、学术研究中的三个层次
学术研究中有三个层次[1]，如图1所示。本文把学术规范放第一个层次，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内形成的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规范，或者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有关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具体有：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规则，如文献的合理使用规则，引证标注规则，立论阐述的逻辑规则等；高层次的规范，如学术制度规范、学风规范等。第二个层次是学术道德，是指学术共同体内形成的从事学术活动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是学术研究者应遵循的道德底线。学术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学术道德规范。学术道德失范则是学术人用不符合学术道德规范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学术道德失范表现为种种学术腐败行为，体现于学术活动的各个环节。申报课题中、投机钻营，研究过程中的弄虚作假、伪造数据、独占合作者的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专著写作中抄袭、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学术评价中的营私舞弊、弄虚作假，学术批评中的人身攻击、打击报复，一稿多投等都是学术道德失范的行为表现。第三个层次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凡是学术不端行为触碰到法律规范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严惩。三个层次就如三个屏障，层层保护学术研究的纯洁性和科学性，在学术规范层一定要严格控制。依据科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图，分别找出学术规范、道德约束、和法律防线三个方面没有很好地制约学术道德失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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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教师学术失范的三个主要原因
（一）社会转型期的价值标准唯物化
我国的社会转型大致可以划分为转型初期、中期及后期三个阶段，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中期阶段，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急剧变化，这种剧烈的变化给社会结构产生激烈碰撞，衡量个人的价值标准由原来的多元变向单元的唯物化，这种评价的标准渗透到中国的各个高等学校。
1.好老师的标准打上唯物的标签
“搞了多少课题，国家自科基金吗？多少钱？你上了多少课？那课时费就多啊？你发了多少论文？学校奖励多少？”。搞到自科基金可以买房了买车了买黄金了啊，许多高校校园到处停满了名车，都是在争取自己的利益在拼搏，很少有人问“上课的学生认真吗？”“学生工作找的怎么样？”“学生喜欢你的课吗？”“用了什么新的教学方法？”许多老师花大量的时间去搞论文、搞课题、找发票套取国家的大量的科研经费，这种现象包括许多重点大学都存在。如关于审计署2012年4月审计发现5所大学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的问题，其中涉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等人承担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有关课题等。这种唯物化的观念使社会具有功利性，科学研究产生浮躁。致使大批博士教授忽视了学术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约束，甚至触及了法律的底线。
2.教育唯物化
有些人把学术变成了可以转化为名利的产物，不择手段地用学术换取金钱、住房、职称、官位、奖品、名声……他们抛弃了社会科学改造社会、净化人格的崇高使命，把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仅仅转化为商品的价格。有些人就因为只看到了这种价格，便在出卖学术的同时也出卖了自己。”现在的教师还有几个能像孔子？为了金钱利禄，有人丧失做人准则，什么学生毕业20年不挣3 000万就不要来见我。我只把三分之一时间用在教学上……而这些教师却被封为“当代精英”“突出贡献者”。
3.权益筹码而非价值的体现
行业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内部之间工资差距相差比较大，职称与工资津贴挂钩，没有职称工资就比别人低，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几倍甚至几十百倍。致使许多教师因工资低生存压力大而去铤而走险。工资的高低与职称挂钩，职称的评定与论文课题的挂钩，教师的晋升和定岗考核也与职称以及论文课题挂钩，有一部分评上教授后什么都不做也拿教授的工资，实行教授终身制。而工资与教学水平和实际研究水平关系不大。致使许多没有科研能力的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取论文和课题就可以评职称，对教师所写的论文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放任自由。
高校的实力与的情况挂钩，过分强调的数量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助长了学术不端的风气，多数高校将科研成果与办学水平、领导政绩挂钩，有些学校在重点岗位聘任中，甚至明确要求教师发表文章和科研项目的数量。较少地审视自己在获得成果的过程中是否坚持诚信，是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
（二）自我道德约束和监管机制缺失
高校教师学术素养的形成须借助于求学期间的系统训练，使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内化为基本的学术信念，使学术诚信转化为具体的学术行为。大学生未来将在各行各业承担起建设社会的责任，特别是部分硕士和博士将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如果他们不能在求学阶段树立学术规范意识、形成学术诚信品质，就必定会对其今后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2]。教育部出台了诸多相关学术规范的法律法规，也成立诸多学术道德的监管机制，然而对学术不端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法无力，任其泛滥。
（三）互联网对学术的影响
互联网加速了高等学校及个人和外界的连接，政府教育科研机构、学术机构期刊和社会非法团体通过互联网很轻易地产生连接，从而轻易地产生制造学术不端的网络平台，形成所谓的论文制造产业链。非法团体利用网站、微博、微信、QQ和邮箱等网络媒体手段渗透到高校学术领域，利用教师的功利思想从事非法的学术交易。
三、高校教师学术道德规范的三层次对策
（一）对学术规范的相关对策
首先，由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以及地区教育局相互协作建立公开透明的网络学术诚信管理平台，任何学术不端行为都可以在网络公开公布，教育部、学术期刊、社会团体、课题部门及学校等课题和论文的审核与该网络关联，有不良记录的拒绝课题申请和，从而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其次，成立独立的学术机构，其人事、经济和审核等权力不由高校领导层控制，直接由上一级学术机构控制，学术机构成员共同制定出学术活动的基本规范和基本准则，编制成小册发给在职的教职员工，对学校教职工发表的课题、论文和书籍等科研项目进行定期和随时抽查审核，对审核有学术不端行为上报学校和上级部门，如果学术不端行为成立，将名单录入网络学术诚信管理平台，并开出相应的惩罚措施。这是杜绝学术腐败和不端行为的重要措施。最后，学校做到官学分离，我国学术机构、科研院所中行政权力不仅能控制各种行政资源，而且能控制各种学术研究资源。这就使得手中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和与之相关的人在申报课题、评奖、职称评审中出现“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甚至出现“权色”交易现象[3]，管理和学术研究分离意味着管理学校的领导要充分给教职员工以学术自由，不限制学术的自由发展，现在大部分的课题都在学校管理层，只有少部分的课题由教师担任，而控制课题的领导最终由于种种原因又交给其他的课题组成员，教师的积极性不能激发出来，课题和论文的质量得不到很好的提高，抄袭的现象就随之而来。
（二）对道德约束的相关对策
冯友兰说：人生的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一般人都处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只有极少的人能达到天地境界，而道德境界又有三层，第一层，利己而不损人，二层是利己利人，三层是损己利人。一般能到道德境界第一层就很不错了，能达到第一层的基本满足了前面两个境界，根据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满足下层要求后才能对上层要求提出要求，道德也是如此，一个天天为生活奔波、压力山大的教师哪有心情讲道德，当然影响道德还有许多因素。首先，政府要增加政府投入，提高教师待遇，在发达的西方诸多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资金非常大，教师待遇比较高，许多人愿意从事教师这个行业，从而乐意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其次，取消职称与经济利益挂钩，实现工资双轨制。职称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以及成就的等级称号。是对目前水平的认定，但现实的教授基本是终身制，没有产出实际课题和论文等研究成果，工资却是高工资，所以取消职称与实际的工资水平挂钩，实现工资双轨制，依据教学和科研业绩，进行单独的教学和科研奖励。杜绝了部分人为了评教授而走关系或剽窃不端的学术行为，同时也断绝一部分评上教授不搞科研的行为，鼓励部分教师坚定地走自由和独立的科研道路，有教学能力的多去教学。第三，加强学术道德和师风师德建设，开展学术道德和师风师德建设，将道德他律行为变成道德自律行为，做到学术的利己而不损人及利人利己的学术道德层次[4]。树立师风师德榜样的丰碑，切实打造不同专业学科的师风师德团队，尤其是团队的领头人的学术道德，他的学术道德水平影响一个团队的学术道德水平，一个严于律己的道德高尚的人对自己团队同样也这么要求，这样学校就会容易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最后改善评价教师的标准，好老师不一定是那些科研学术做得好的教师，不一定是那些拿着几千万的课题经费开名车的教师，做到好教师评价的标准多元化，充分体现做老师的尊严和价值，使教师安心遵守学术规范，自由从事学术研究。
（三）对法律制裁的相关对策
对触及法律底线的学术不端行为个人和单位，包括课题的申报单位机构、单位和申报人，论文的期刊杂志社、论文中介机构、论文的和论文的最终作者等等，坚决进行法律制裁，诸多触及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学术行为要一网打尽，绝不姑息，为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学术风气，树立教师育人育德的风标。一方面政府出台相关的学术法律制裁措施，成立专门的学术监督机构，完善学术监督制度。另一方面，学校配合上级部门成立学术监督机构，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及时举报并开出具体的惩罚措施，触及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坚决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绝不姑息。
规范高校学术道德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只有依次有序对学术研究的学术规范、道德约束、法律惩罚三个层次建立有效的对策，加强执行对策力度，才能打造一个健康良性的学术道德诚信体系，才能为国家社会培养创新人才，才能做到学术道德的他律和自律统一。
参考文献：
[1]杜金玉.学术道德问题讨论综述[J].上海教育科研，2009（12）：32-34.
[2]张英丽.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相关因素的实证研究[J].高教探索，2012（4）：125-131.
[3]郝俊.高校学术道德失范的原因透析及防治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54-56.
法律制裁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 -------------------------------------------------- 第一页
一、前述------------------------------------------------------第二页
二、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 -------------------第二页
三、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第六页
四、结 论---------------------------------------------------第八页
参考文献------------------------------------------------------第九页
论文摘要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 本文根据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现况，结合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法规条例，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和惩罚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论述及思考。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
结论：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关键词：土地征用 集体土地 公共利益 安置补偿 土地利用
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出现了大量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给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此类行为，必须予于刑事制裁，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有效的遏制环境形式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有力地打击严重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可是刑事法律责任作为犯罪行为的一种制裁，虽然早已经存在了，但是把它运用到环境保护领域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很多方面和内容还值得完善和商讨，现通过该文，对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做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规定，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由此可见，环境犯罪的主体应该是不仅具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应具有严重情节和严重后果的行为人。这样的认定是否严谨，是否对环境保护有利呢？我们可以联系目前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来探讨一下。例如，全国各地大小烟筒目前仍有不少冒着黑烟，但是人们司空见惯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因为很多人眼中的污染者只有一、二个或者少量的烟筒，污染小。有关方面对于这类“案件”也往往以行政处罚了事，人们尤其是行为人的思想上对此没有什么犯罪感。我们再看看另一具体事例：2000年6月16日参考消息《治沙种树保首都碧水蓝天》一文，报道了“人为的破坏加剧了西北地区生态的恶化”。该文的记者看到了“草原游击队”正起劲的挖地，搂发菜，拽甘草，西北大草原遭受铁耙疯狂的搜刮蹂躏。每年下雨季节，数十万外地大军不顾政府禁令，成群结伙的开进内蒙古草原疯狂采掘，草场如同剥去一层皮。据说，一斤发菜要以破坏20亩草地为代价，一斤甘草会令近10亩草场变为沙丘。内蒙古已有近三分之一约5.8亿亩的草场沙化、退化。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和后果。难怪我国的沙尘暴愈来愈强烈，一年比一年次数多。
上述事例表明，就单个行为人而言，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微不足道，正如一二个小烟筒冒烟，影响的范围有限，也易被大气稀释，但千百个烟筒冒烟的后果就严重了。因而从整个大生态环境的保护着眼，从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为子孙后代着想，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这类行为就是十足的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童海保曾经提出，打击环境犯罪须用重典。英国的《空气清洁法》规定，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意性，只要烟筒冒浓烟的，就应该负刑事责任。由此，我个人认为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的不完善性，以及我国环境日益严峻，已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况下，应该加大对环境犯罪的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从而用法律的制裁来遏制环境形势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实践也证明，刑事法律制裁是保护环境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加大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是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切实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表明社会对该行为的关注，要求全社会，尤其行为人加强责任心，促使人们小心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环境的结果，并明确自己在这些方面有义务严加防范。另外，加大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也有利于案件的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主观有错，这样就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放纵犯罪。由此可见，在环境犯罪越来越严重和复杂的今天，加大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范围对制止环境犯罪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另外，对于单位企业作为环境犯罪的犯罪主体时，更应该加大制裁力度。因为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和破坏的行为多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施的，企业单位是目前环境犯罪的主要犯罪主体。但在根据目前的规定，将企业作为犯罪主体的时候，前提是其环境犯罪行为必须是单位行为，而不是企业的个别人的行为，否则就不能追究企业的责任。目前划分环境犯罪行为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 标准有两条，一是看实施环境犯罪的决定是由谁作出的，如果犯罪行为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主要责任人决定的，则应视为单位行为，应追究单位责任；如果犯罪行为不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决定，仅是单位个别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则不应追究单位的责任，既是个人行为；二是看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如果实施环境犯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则应追究单位责任；如果实施环境犯罪的目的不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其他人利益，即使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也不应追究单位的责任。
但是，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形式存在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国有形式、民营形式、合资形式、独资形式等等。很多企业单位的效益与个人利益相挂钩，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出现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的行为，很多情况下是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相结合造成的，因而在环境犯罪上，如果对单位作为环境犯罪主体的制裁力度加大的话，那么依附在单位利益之中的个人利益也将受到影响，从而使单位和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意识增强，达到遏制环境犯罪的发生，使得环境保护得到相应的改善。
更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每个社会主体都应该为其行为负责。企业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的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应该为其行为负责，应该承担起维护我们公共的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单位追求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代价。固体废物、污水、废气的排放，资源的破坏，势必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侵犯公众的利益。如果这样的行为没有人负责，受不到国家社会法律的制裁，这就将导致社会的一种不公平。从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来看，有关的法律法规过于简单，用语含糊，可操作性不强，很难成为公民主张环境权的直接依据。即使有行为人对环境污染破坏的事实存在，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也不会被公众要求侵害赔偿。但是企业单位和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该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自己的义务，更应该是对社会应负的一种责任。可见，加大对企业单位和个人的环境犯罪的处置力度和认定范围，将是对各个行为主体的增强环境意识的一种有力的鞭策。
总之，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二、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
“2002年4月6日，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石宝镇村民黎伯伦携带镰刀、火柴到本村自家责任地铲烧杂草，燃烧的杂草被风吹到田边的山林里，引起森林大火。黎伯伦与闻迅赶来的村民于当晚11时将大火扑灭。县林业局技术人员勘察结果表明，此次大火烧毁林地458亩、树木29848株，共计直接经济损失41万元。经法院调查分析，他因过失毁林被判缓刑，并承担在被毁的林地上栽种树木。”
该案按照常规，犯罪人黎伯伦将被判处几年剥夺自由刑，并且要赔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41万元。显然本案犯罪人无力赔偿，那么犯罪人服刑完毕后，对于造成的损失只能不了了之。这种常规判决把主观恶性不大甚至是根本没有主观恶性，也没有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收入监狱之中，强制剥夺自由，这种判决会起到刑罚的预防作用，使得犯罪人及其周围的群众引以为戒，但是对于造成的环境损失却丝毫得不到弥补，只能由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恢复。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这样巨大的损失都由国家来补救，负担沉重。而且过失导致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将被隔离在监狱里，度过几年时光，也不是最好的惩罚方式。
而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多数由于主观的过失造成，犯罪人不具有主观恶性，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将这些犯罪人收监执行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观改造是一种过剩，环境损害也得不到补救。不如像该案中古蔺县人民法院判其种树，这种艰苦的种树劳动对犯罪人是一种惩罚，对周围群众也是一种警示，会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更重要的是会使被毁荒山得以恢复。
无独有偶，2002年12月初，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王双英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在缓刑期内要植树3024株，成活率要求在95％以上。该案的临武县法院也是判令犯罪人种树来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可见对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制裁的特殊性已开始被我国司法界所注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案中法院判决都援引了缓刑制度，因为如果不援引缓刑制度，犯罪人无法种树。如果直接判犯罪人种树，意味着犯罪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了自由刑和罚金这样的刑罚手段，而没有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而我国刑法关于缓刑制度的规定是适用于那些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主观悔罪态度好的犯罪人。那么如果犯罪人按照规定应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无法适用缓刑制度，也就无法去弥补造成的环境损失了。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述两个判决中，有实质意义的是判犯罪人种树，而不是刑罚监禁。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应该增加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规定，那么运用刑事法律手段保护环境将更加有效，更加有实质性的意义。
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如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如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200倍或被判刑人1～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上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的拘役。”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过去报酬200～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有了这种刑罚手段的规定，法院可以对合适的环境犯罪人直接判其用劳动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从而达到在惩治环境犯罪的同时，遏制环境的恶化趋势，使被破坏的环境得以恢复，最终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上述案例，也充分证明这样的惩戒方式既惩罚了犯罪人，警示了周围的群众，防止同类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又减轻了政府和社会恢复环境的负担，又使环境得以恢复，是一举两得的好方式。这样的惩戒方式也使得刑事法律制裁对环境保护的实质性意义增大，是国家和人民保护环境的一种强力有效的保障。
三、结论
综合以上对环境犯罪两个方面的论诉，我个人的结论为：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条规不够完善，以及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普遍不高，环境形式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为了使社会和谐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参考文献：
1、《环境保护法》张梓太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环境管理学》王学华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环境质量评价学》叶文虎、栾胜基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何秉松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法律制裁论文范文第9篇
与此同时，近几年来，建立信用体系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逐渐得到了更多部门和企业的关注。各地都逐渐出台了一些关于信用体系建设的法律和规范。这些法规的先后出台，提出了依法披露、合法征集、信用服务、失信惩戒、信用管理等推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系列设想和指导意见毕业论文，在政府立法规范信用征信领域做了一些探索，但这和征信幸捣⒄沟恼逍枨笙啾仁窃对恫还坏摹T谡餍欧裥幸档淖既牍芾怼⒋右等嗽钡闹耙底矢窆芾怼⒅匆导际踝荚颉⑿幸当曜嫉确矫嫫裎共⒚挥谐鎏ń先娴墓芾砉娣丁?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信用同样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电子商务和信用服务都是发展很快的新兴领域，市场前景广阔，从二者的关系看，一方面，电子商务需要信用体系，而信用体系也很可能最先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广泛的应用并体现其价值。因为电子商务对信用体系的需求最强，没有信用体系支持的电子商务风险极高；而在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又很容易建立信用体系，电子商务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再加上电子签章四者相互呼应交叉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上，只要稍加整合分析，进行技术处理，就可以建立信用体系，并且该信用体系对电子商务是可控的。于是，整合电子商务与信用体系，或者建立电子商务的信用体系，就成为一种需求，一种目标，一项任务。
那么，电子商务及信用体系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的政策法律环境将对信用体系的建立完善造成怎样的影响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信用体系大象无形
长期以来，对于如何规范电子商务活动，人们确立了几种基本模式，那就是技术手段、行政管理、法律制裁与信用保障。在电子商务和网络发展的初期，人们更多地偏重于从技术上进行规范，如加密、认证等安全措施，都是以技术为核心的。但很快人们就认识到了过于依赖技术手段解决电子商务中的问题存在着弊端，便开始更多地考虑行政管理和法律制裁。而信用保障与技术手段、行政管理、法律制裁相比，又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从一定意义上看，信用保障主要是创造一种可信赖的商业环境，尤其是与法律制裁相比较，它既是一种“软环境”，具有法律制裁所难以具备的防患于未然的功效，又不会面临技术手段难以解决的交易安全性与便捷性的矛盾。电子商务的生命就在于其快速和便捷性，如果过多地利用技术手段和行政干预手段对网上交易进行管理，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安全性，但却恰恰限制了网络交易方便快捷的特点，使其优势丧失殆尽。所以，总的来看，在规范电子商务活动的四种主要措施中，信用体系可以说是一种最为灵活且最有可能与电子商务本身实现良性互动的规范模式，它可以无处不在却同时能做到大象无形。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由于电子商务与信用体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做到无缝连接，这种无缝连接所带来的效率和便捷正是电子商务所必需的。而在行政管理及法律制裁中，我们发现，要实现它们与电子商务的无缝连接还是十分困难的。
四种信用模式的利与弊
电子商务作为虚拟经济、非接触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作保证，其生存和发展都将十分困难，个人和企业的交易风险都将提高。比如，买家付款后不能及时得到商品、卖家卖出商品不能保证收到货款、商品质量问题、网上重复拍卖等等问题，都难以避免。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主要采取四种较为典型的信用模式，即中介人模式、担保人模式、网站经营模式和委托授权模式。中介人模式是将电子商务网站作为交易中介人，达成交易协议后，购货的一方将货款、销售的一方将货物分别交给网站设在各地的办事机构，当网站的办事机构核对无误后再将货款及货物交给对方。这种信用模式试图通过网站的管理机构控制交易的全过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商业欺诈等商业信用风险，但却需要网站有充足的投资去设立众多的办事机构，这种方式还存在交易速度慢和交易成本高的问题。担保人模式是以网站或网站的经营企业为交易各方提供担保为特征，试图通过这种担保来解决信用风险问题。这种将网站或网站的主办单位作为一个担保机构的信用模式，有一个核实谈判的过程，相当于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在实践中，这一信用模式一般只适用于具有特定组织性的行业。网站经营模式是通过建立网上商店的方式进行交易活动，在取得商品的交易权后，让购买方将货款支付到网站指定的帐户上，网站收到货款后才给购买者发送货物。这种信用模式是单边的，是以网站的信誉为基础的，这种信用模式主要适用于从事零售业的网站。委托授权经营模式是网站通过建立交易规则，要求参与交易的当事人按预设条件在协议银行中建立交易公共帐户，网络计算机按预设的程序对交易资金进行管理，以确保交易在安全的状况下进行。这种信用模式中电子商务网站并不直接进入交易的过程，交易双方的信用保证是以银行的公平监督为基础的。
我国电子商务目前所采用的这四种信用模式，是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为解决商业信用问题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但各自存在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这些信用模式所依据的规则基本上都是企业性规范，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要克服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发展电子商务的宏观规划，包括银行、工商、公安、税务等部门的协同作战，才能使交易双方在政府信用作为背景的基础上建立起对电子商务的信心。
信用体系是法律的辅助环节
通过近几年来对于解决电子商务法律问题的实践，我们发现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虽然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但在解决办法上，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其一，已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只要尽快进行立法或修订法律，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典型的如电子签章的法律效力问题；其二，目前对于该问题还没有成型的解决方案，需要更多地从理论层面进行探寻，较为典型的有网络的管辖权问题、数字产品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其三，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类，就是即便是出台或修订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其中的法律问题也难以马上解决，需要相应的法律辅助机制的配合，或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的作用。这方面的例子有电子商务的信息安全问题、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电子商务的安全可靠保障问题、电子商务的法律救济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在这一类法律问题中，我们看到，尽管相应的法律规定十分明确，但是还有大量的违法行为存在，我国刑法对于信息安全的明确规定并没有杜绝危害信息安全的行为，而我们的著作权法也难以使那些“拿来主义者”却步。造成这种“令行禁不止”的原因很复杂，既与互联网本身非中心性、虚拟性、跨地域性和高度自治性关联，也产生于网上违法行为的隐蔽性、低成本和便捷性。而解决这种难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在立法与修订法律之外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律辅助机制，形成完善的法制环境，从各方面杜绝和制裁违法行为。而信用体系的建立就是该法律辅助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电子商务是信用体系在中国发展最快的领域
一方面，电子商务本身是信用体系存在和发展最好的土壤，在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又很容易建立起信用体系，电子商务的信息流、资金流甚至物流通过电子签章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上，只要稍加整合分析，进行技术处理，就可以建立信用体系，并且该信用体系对电子商务是可控的、互动的。
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信用体系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使消费者成为参与者。在很多已经形成的电子商务模式中，我们都看到，通过BBS等方式，对于同一类消费，很多消费者可以很快地建立联盟，展开评价和交流，而这些评价，本身就是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有，互联网与传统传播方式的主要不同就在于其互动性。互联网的信息是双向交互流动的，所以，在这种沟通方式之上建立的信用机制也必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动态性。
法律制裁论文范文第10篇
单位作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对其规制的制裁正义也尤为重要。我国法律格局经历了诸法合体到部门法分立，形成了对单位违法犯罪行为的民事法、行政法、刑事法三部门的制裁体系。然而，这种部门化制裁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制裁外溢与法律属性的矛盾、严厉性与法律效果的失衡、制裁竞合与法律适用的混乱、认定标准与法律救济的失当等碎片化问题。从顺应公法与私法分立下融合的趋势出发，妥当把握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的限度，我国单位主体制裁碎片化修复的具体路径可以从建构一体化的单位主体制裁体系、明确单位主体制裁在不同程序中的竞合适用、提升单位主体制裁的认定标准、促进单位主体制裁与非制裁性法律责任的联动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单位主体制裁；碎片化；制裁外溢；制裁竞合；制裁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DF61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2.04
单位作为一个拟人化的独立个体，在当下市场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对其行为的管理的科学性也就愈加凸显，其中对其制裁的一面更需要慎重。尤其在党和国家积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活跃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单位不仅会越来越多，而且其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其行为也无时无刻不处在不同法律部门的调整之下。当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基本建成，各部门法亦日臻完善，形成了各自的理念、逻辑和规范，同时我国传统的诸法合体的格局已被打破，公法与私法相对分立的趋势基本被推向了极致。然而，在各部门法的建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导致有关单位法律责任的规定尤其是对单位具有惩罚性的法律责任被分割化规定，形成了单位主体制裁碎片化的局面，由此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单位责任的评价出现交叉、重叠与规制缺位并存的问题。单位主体制裁的碎片化，不仅在形式上无法彰显法秩序的统一性和有机性，而且在实质上也影响单位合法权益的保护和司法权威的维护。因此，在单位主体制裁体系在规范层面已经初步建立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各规范文本之间和规范体系内部的科学性，并为碎片化的修复寻找可取之道。
一、单位主体制裁的基本意蕴
（一）何为制裁？
“单位主体制裁”由单位主体和制裁构成，而制裁是其核心。现实当中，我们也不乏听到“制裁”，制裁的意义也较为宽泛，如“‘史上最严厉’对朝制裁”[1]“受到法律的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刑事制裁”等。《现代汉语词典》将“制裁”解释为“用强力管束并惩处，使不得胡作非为”。英语通常使用“sanction”，就其制裁层面，有三方面的意思：其一为法律之外的制裁，通常表现为国家、组织间采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打压；其二为法律之内的制裁，通常表现为一国内对违法犯罪者实施的惩罚；其三则指具有威慑效力的惩P性后果。[2]从域内外关于制裁的语意剖析可以看出，制裁不仅包含了过程中的管束、控制，也包含了结果上的不利益、惩罚；不仅包含法律规范内的管控，也包含法律规范外的管控。
从法律规范的视角考察制裁，学界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制裁泛指特定国家机关对违法者实行某种惩罚措施，包括刑事制裁、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违宪制裁[3]。也有学者认为，法律制裁是国家授权机关对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人依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实施惩罚的强制性措施[4]。亦有学者区分补偿与惩罚，认为两者在实现载体、目的效果、成立基础和道德评价因素等方面显著不同，惩罚具有人身性、报应-预防性、主观恶性、道义性[5]。还有学者未采用制裁，而采用法律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来界分，认为法律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存在本质上的差别[6]。不管采用哪种表述，法律制裁的核心内容包含了对其对象的惩罚性的法律责任是较为一致的。这种法律制裁的内核明显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强制性而非协商性，即这种后果的启动、适用、执行都是法律强制规定的，非参与主体可自由协商；第二，惩罚性而非恢复性，即这种后果不仅是一种“任何人不能从其违法犯罪中获利”和“任何人遭受违法犯罪的损失都应得到补偿”的体现，更是一种对违法犯罪人合法权益的限制、剥夺的谴责性评价；第三，实体性而非程序性，即这种后果并非过程性、程序性的保障，而是一种结果性、实体性的评价。
本文所探讨的“单位主体制裁”，正是在客观存在的普遍的同时被法律纳入调整范畴的制裁现象，是对单位主体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众所周知，法律与法律的后果犹如硬币的两面，相伴相生，没有法律后果的法律不能称之为法律，顶多只能算作是一种宣示。而法律的后果一般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的某种结果，其大致可以分为肯定性法律后果和否定性法律后果。前者意味着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甚至奖励；相反，后者则是法律上对其不承认、加以撤销乃至要进行惩罚。对于肯定性法律后果，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针对单位主体而为的、隶属于否定性法律后果的“制裁”，这种单位主体制裁同时具有强制性、惩罚性及实体性。
正确认识“单位主体制裁”，应该准确区分法律制裁和法律责任的关系。从概念上看，法律责任通常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这种不利后果根据否定性的不同和承担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补偿性方式和制裁性方式。因此，从概念所揭示的法律责任的内涵可以看出，法律责任的内涵是大于法律制裁的，法律制裁可以说是只包括制裁性的法律责任，而不包括补偿性的法律责任。这也更揭示出单位主体制裁的惩罚性。
（二）缘何需要对单位主体进行制裁？
“单位主体制裁”的另一关键词是单位，而单位并非自始即是制裁的对象，而是有一定的演化过程。认知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一种双重的现实中，一方面是客观现实，如自然人，另一方面是想象的现实，如企业这些单位[7]。单位主体制裁现象的出现是伴随着单位成为与自然人相同，在经济、社会事务中主体性地位的确立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作为行为发动者、利益的承担者必然导致其作为后果承担者。随着人类社会治理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管理组织；随着资本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人组织，以这些管理组织、法人实体为代表，构成了单位与自然人共存的社会。虽说这些单位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管理或创造财富等利己目的而创设的，但随着社会制度的构建，这些单位也逐渐取得了各个领域的主体地位，不管是采用拟制性的理念还是实体性的理念为指导。由此也引发了单位对人类及社会的深远影响：正如国家在保护公民的同时也有发展成为“利维坦”的风险，这些单位在有利于人类及社会的同时，也存在给人类及社会秩序带来风险甚至危害的可能。
单位行为相较于自然人的行为，因其“为单位利益”而具有的肆意性、因其主体合法而具有的隐蔽性、因其实施的组织性或整体性而具有的严重破坏性[8]，而具有更甚于自然人的社会危害性[9]。因此，单位在民事法、行政法乃至刑事法领域中被确立了主体地位，这一方面将有利于维护单位合法行为，保护或鼓励其有利于人类及社会发展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能就其违法乃至犯罪的行为进行规制，对其在法律上不承认、加以撤销乃至M行惩罚，以保护人类及社会的利益，确保单位实现其建立初衷。在这样的语境下，在法律制裁的体系内，在重视“单位”主体的利弊影响下，单位成了制裁的对象，也就出现了“单位主体制裁”的现象。“单位主体制裁”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单位在民商法领域、行政法及刑事法领域开始承担惩罚性的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补偿性的。
二、我国单位主体制裁部门化的流变
（一）民商法领域的单位主体制裁
回溯我国法律化的轨迹可以发现，近代以前的封建经济时代，对包括法人在内的单位的认知都还未形成，因此也就谈不上规制乃至制裁。直到近现代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域外经济组织的涌入，近现代法人制度作为“舶来品”被被动引入，这在《大清民律草案》和后续的《民国民律草案》所确立的“法人”制度中都有所体现[10]。历经后来“六法全书”的适用与废除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法治的波折进程，单位（法人）正式成为我国民事法律关系领域的重要主体。根据《民法通则》（2009）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因此，作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人也就成为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同时结合其第134条规定，以法人为代表的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除此之外，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予以罚款、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79条做出修正，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除了民法通常意义上的“填平”、补偿性责任，民事法律已经开始出现具有侵权惩罚性的规定，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法总则》并非开始，也不会是终点。在《民法总则》之前，其他法律、司法解释等对这种具有制裁性质的责任已有规定，而且涉及领域还在不断扩张，部分规定如下表所示。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6）
第70条重申2013年立法时的意旨，“旅行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合同，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旅行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
第九章“法律责任”不仅全面规定了相关主体的民事赔偿的连带责任和行政责任①，第148条第2款中再次重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4）
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10）
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
第96条第2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
第8、9条规定：“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第14条规定“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按照约定的价格补足，面积误差比超出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所有权归买受人；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
上述民事法领域中突破“填平”、补偿性原则出现的惩罚性赔偿，体现出了民事法领域中打破了平等主体间的人身、财产平等法律关系的“破坏―修复”的逻辑，而构建起例外的“破坏―修复―惩罚”的路径。这种责任无疑是具有制裁意味的，单纯依靠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的结构是难以解释的，更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有权主体介入对某些民事关系，不仅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甚至做出了谴责性的评价，即制裁。这种制裁条文的适用领域多在单位活动的领域，对象也更多的是对单位。因此，在民事
①如第122、123、130、131、136、139、140条等均有“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承担连带责任”的定。
领域中，随着《民法总则》的通过，单位主体制裁的范围、方式和程度正在不断扩展。
（二）行政法领域的单位主体制裁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在该领域的单位主体制裁被广泛、碎片化地规定在了相关法律、法规中。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共有行政法领域的法律法规23项843部，经济法领域法律法规17项901部[11]。要进行全部梳理无疑是一项浩瀚的工程，因此，笔者拟从一般性、代表性的治安管理处罚和行政处罚方面来进行管窥蠡测式的考察
笔者粗略统计北大法宝的数据，可能涉及414部现行有效的法律、734部生效的行政法规，这里所称的“414部现行有效的法律”包含行政法、刑事法、经济法等的所有法律，而行政法律在其中占的比例不小。。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57）（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开始，即确立了对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政处罚，只不过采用了转嫁的处罚原则，只对自然人进行警告、罚款或拘留，其第24条规定：“机关、团体、学校、企业、合作社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确系处于本单位行政管理负责人的命令的，处罚行政管理负责人”。《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第15条进一步扩大了单位行政处罚的处罚对象，将直接实施行为的“手”与行为引发者的“脑”一并纳入，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单位主管人员指使的，同时处罚该管理人员”。《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对此种制裁方式一以贯之。而在后续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审议期间，就单位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否应该进行双罚制的问题进行过讨论，有观点就认为，对容留、、吸毒的娱乐场所，仅处罚责任人而不对娱乐场所进行经济处罚，处罚的严厉性明显不足，但最终审议认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毕竟不构成犯罪，治安管理处罚的目的在于教育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而不是依赖于提高罚款幅度，且在其他行政法律中有单位相关违法处罚的规定[12]，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06）（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在警告、罚款和行政拘留外，增加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和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的行政处罚，但也不对单位进行单独处罚，只是在第18条后段补充规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同一行为规定给予单位处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也保留了这种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并确立了7种行政处罚，即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2009）也继承了这种规定。
除上述一般性的规定外，在行政法领域的机关事务、机构编制、人事、监察、外交、国防、国家安全、公安、海关、司法行政、民政、教育、科学技术、环境保护、文化、文物、新闻出版广电、体育、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旅游、气象、地震、档案、保密、华侨、民族、宗教等方面，在经济法领域
笔者认为，虽然学理上对法律部门做出了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事法、诉讼法等的区分，但归根结底，经济法方面的调控主体针对调控对象所使用的调控手段还是行政手段，因此，其处罚也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也就具有行政制裁的内涵。的发展和改革、国有资产监管、财政、审计、税务、金融、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林牧渔、工业和信息化、商务、工商行政管理、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统计等方面，相关的单位行政制裁也进行了翔实的“目”的规定。在这些领域中，单位违反行政法律、法规，对单位多施以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并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以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以及在一定期限内不得重新申请相关资格证或者从事相关业务等行政处罚。
由此可以看出，以治安管理处罚和行政处罚方面为一般、统摄性的规定为“纲”，对单位违反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基本形成对单位的行政处罚体系，而这种行政处罚体系，在本质上就是对单位的制裁体系。行政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单位的范围和性质，所以通常认为，行政法中的单位是比照刑法的规定进行适用的。同时，考察法律、行政法规对单位违法的行政法律后果，通常采用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执照、拘留等手段予以规制，形成了申诫罚、行为罚、财产罚、人身罚轻重衔接的行政法制裁体系。
（三）刑事法领域的单位主体制裁
从刑事法角度看，刑罚是最严厉、最典型的制裁，对单位可否构成犯罪进而判处刑罚，我国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历程。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系统中的“犯罪单位”处以罚金的单位主体制裁体系，同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以刑罚。经过1997年的刑法大修，其第一编第二章第四节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第30条和第31条也明确了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和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同时，第二编分则中分别规定了单位犯罪的罪名、罪状和刑罚，刑法总则性的规定辅之以刑法分则具体条文的规定，确定了我国的单位主体的犯罪群。据笔者统计，截止《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我国单位犯罪共涉及124个法条，共计157个罪名，其中包括《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或修改12个单位犯罪罪名。
值得注意的是，同行政制裁的规制现状相类似，我国刑法目前究竟是在什么内涵下使用“单位犯罪”的称谓是存在争议的，即所使用的“单位犯罪”究竟是指单位主体犯罪，还是包括单位主体和相关自然人主体的单位系统犯罪，学界的认识并不统一，长期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争议，由此导致对“单位犯罪”处罚、制裁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一元主体论以法人责任与个人责任一体化论[13]、刑事责任连带论[14]、组织体刑事责任论[15]、单位主体组成部分论[16]、复合主体论[17]及新复合主体论[18]等为代表，认为单位是单位犯罪的唯一主体，当然是法定刑的配置对象，单位成员是单位整体的组成要素或部分，而无独立的主体地位，仅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或受刑对象。二元主体论以双层犯罪机制论[19]、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20]、一个单位犯罪、两个犯罪构成论[21]、单位责任与单位成员责任分离论[22]、刑事责任分担论[23]、系统矛盾论[24]及嵌套责任论[25]等为代表，其认为在单位犯罪中，单位和单位成员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单位成员是因其自身行为和罪过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认可“单位犯罪”是单位系统犯罪，则存在所谓的纯正单位犯罪与不纯正单位犯罪的差异，则会得出目前我国《刑法》中规定了16个纯正的单位犯罪和141个不纯正的单位犯罪的结论，其中根据惩罚对象的差异，采单罚制的单位犯罪9个、双罚制的单位犯罪148个。而如果认可“单位犯罪”是单位主体犯罪，则纯正单位犯罪与不纯正单位犯罪的分野重要性则会随之消弭，在进行规范研究时，对单位刑事制裁的理解恐怕则会完全不同。毫无疑问，不管是哪一种理解，刑法确立了单位实施犯罪行为的规制规则，虽然使用了“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刑罚”的表述，但至少可以得到单位主体配置的刑罚为罚金的结论；同时，鉴于单位系统犯罪规定中出现的单位责任人员与相应的一般自然人罪刑失衡、法疏漏罪等问题[26]的反思，将单位犯罪理解为单位主体犯罪而非单位系统犯罪更加恰当。由此，考察文本，刑事法领域对单位的制裁规定了唯一的罚金刑罚，同时，该罚金除了少数罪名下设置了相应的幅度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1条新增骗购外汇罪，第3条修改逃汇罪，并对两罪的单位罚金规定了比例罚金，即“对单位判处逃汇（骗购外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罚金”。，大部分的罪名下均为无限额罚金。
三、单位主体制裁体系的碎片化问题检视
上述民商事领域、行政法领域和刑事法领域中对单位主体制裁的文本检视勾勒出了单位主体制裁的规范图景与知识谱系。然而，部门分立化、规定碎片化、内容失衡化的规制模式所引发的理论冲突和实践困惑也隐隐浮现。鉴于此，笔者拟从单位主体制裁现状中所反映出的种类定性、内容涵盖、适用竞合、程序保障等四个方面对其所揭示的碎片化问题予以检视。
（一）制裁外溢与法律属性的矛盾
制裁，是对主体行为的谴责性和惩罚性的法律评价，不同于否定性的法律评价，其将在一定程度上强制性地引发对行为主体合法权益的某种限制或剥夺，因此，法律对之需慎而又慎。然而，当下单位主体制裁现状所反映出来的却是种类高度重合与法律属性的矛盾，成为单位主体制裁理论构建的重大逻辑症结。
由民商法领域到行政法领域再到刑事法领域，部门法的分立是遵循什么样的逻辑，其中所运用的规制手段又是什么关系，这是立法者设置相应法律责任乃至制裁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从单位的制裁这一视角考察，在民商事领域，单位是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而发生人身、财产方面的法律关系，要论到在该领域对其制裁，也并非普遍现象，而是明显带有人身侵权性的财产侵害，方出现了零星的惩罚性赔偿，而这种惩罚性赔偿通常表现为有限制的“加重”“赔偿”。在行政法领域，单位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形成的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对其的“行政处罚”通常认为是一种对秩序违反的“秩序罚”，通常表现为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在刑事法领域，单位作为行为主体，当其实施了严重侵害国家、社会和公民权益时，方才纳入刑罚的惩罚范围，通常表现为罚金。
从人为分立的部门法的制裁实践可以看出，行政法领域和刑事法领域本就是监管与被监管的主体关系，出现“违反-制裁”的逻辑自属应当。但是，本是平等主体的民商事领域对人身和财产法律关系的修正不再是弥补性和填平式的，而出现了一方对另一方主体的强制性的惩罚性赔偿，法院甚至可以在民事领域启动“拘留”，动用了惩罚性的制裁，则是与其法律平等的法律属性的逻辑不相容的，这种公法领域的制裁外溢将给法律属性的保持带来巨大挑战。
（二）严厉性与法律效果的失衡
制裁体系的科学性，不仅表现在行为应否设置制裁，而且表现在制裁体系内部的种类及其轻重设置，置于当下部门法分立的法律体系下，还要考虑部门法制裁之间的严厉性设置。
从单位主体制裁在不同部门法中的种类及轻重阶梯来看，在民商事领域中，《民法总则》编纂，将《民法通则》“还可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予以罚款、拘留”的规定修改为“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使惩罚性赔偿成为唯一的制裁，而通常惩罚性赔偿的上限被规定为2倍、3倍、10倍；在行政法领域，行政处罚形成了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7种类别的轻重衔接的制裁体系，而对单位适用的是除拘留以外的其他6种；在刑事法领域，对单位则直接规定了罚金的刑罚。
从既定的规则来看，首先，部门法内部制裁的体系性差异明显，撇开不同部门法领域制裁的正当性而言，民商法领域和刑事法领域中的制裁都只有一种，即“惩罚性赔偿”和“罚金”，内部体系性显著不足，而曾经民商事领域中存在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等手段也为《民法总则》所修改。其次，部门法之间的制裁体系性欠缺，从部门法分立的实践看，相对于民事赔偿，民事惩罚性赔偿更加严厉；相对于民事赔偿和民事惩罚性赔偿，行政法领域中的7种行政处罚和刑罚的罚金的惩罚性意味更加明显，且同样的金钱给付，从民事惩罚性赔偿、罚款、罚金以上呈现出严厉性升高趋势，但却难以比较出针对单位的刑罚的罚金与行政处罚的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N执照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等的严厉性程度，甚至在一般人的认知当中，会得出“刑罚的罚金也不过是换一种程序的单位的破财免灾”，“更加严厉的制裁在刑罚之外”等直观的感觉，有违法律体系的严厉性分工，打破了应有的制裁阶梯。
（三）制裁竞合与法律适用的混乱
法律经过近现代的理念和技术革新，基本确立了“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力图保障相关行为人免受双重迫害。但是这样一种一事不二罚的原则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理解？《民法总则》第187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行政处罚法》（2009）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刑法》第87条规定不同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经过期限不再追诉。在部门法分立的法律格局下，民商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两者以上的同时适用似乎并不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但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刑事制裁的两者以上的同时适用是不是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论是理论的探讨还是实务的操作则都还存在分歧。
针对单位而言，单位的一行为往往可能同时触发民商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法责任，导致民商事领域的制裁、行政法领域的制裁和刑事法领域的制裁。例如，A食品生产公司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可能触发民商事领域的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同时会招致被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机关查证其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会给予A公司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甚至当A公司的行为达到《刑法》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追诉标准时，对A公司可以依据第150条的规定对其判处罚金。对该行为导致的民事责任中的填平损失的责任自当优先于所有制裁先行，但对A同时适用三领域内的制裁是否该当、怎样协调，在理论和实务中都异常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样的混乱还较多的存在于税收征管等环节。
如果三领域的责任从性质上看仅仅是发挥对“受害人损失的填平+对行为人违法所得的剥夺+对行为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那不存在违反一事不二罚的原则，但在我国现有的制裁体系下，民商事领域、行政法领域和刑事法领域都分别构建了包含制裁性质的责任，在这样一种情景下，三部门法应该如何协调、如何适用，方能达到不枉不纵、比例适当，是解决一行为导致法律制裁责任竞合适用混乱的关键。
（四）认定标准与法律救济的失当
法律体系现代化的一大成就是完成了部门法分立所欲追求的效果和实现的途径，其中最为昭著的就是证明标准的差异。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实务中，都形成了对不同部门法证明责任程度较为一致的认知，即民商事领域“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参见：《民事诉讼法》（2012）第7条。，要达到优势证明标准、谁主张谁举证；行政法领域“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参见：《行政处罚法》（2009）第4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参见：《行政诉讼法》（2014）第5条。刑事领域中要达到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这种不同的认定标准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基本达到了法律效果与实现手段的一种平衡，不会因为证明标准过高而导致效率低下，如在民商事领域中责任的认定；也不会因为证明标准过低而导致法律效果受损，如在刑事法领域造成冤假错案。但是，随着法律责任中制裁性质的责任在除刑事法领域外的民商事、行政法领域中的外溢，导致制裁性责任有制裁法律效果之实，而无制裁性责任的程序保障之形，最终产生公民法律救济手段与可能遭受的制裁之间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在民刑交错、行刑交错的案件中极为常见。
四、单位主体制裁体系碎片化的修复路径
我国单位主体制裁的碎片化是不同部门法清晰的主导逻辑下界限逐渐模糊的体现，一方面反映出部门法各自因分工而繁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治理并非单纯部门法所能完成。这就倒逼法律的理论和实践去探索碎片化修复之道。而立足当下的问题，放眼古今中外，顺应公法与司法分立之下的融合大趋势，同时厘清司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的界限，是探索修复之道必经且可行的路径。
（一）顺应公法与私法分立下融合的趋势
源自古罗马法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及延续影响了近现代法律部门的分立，使得大陆法系“刑民峻别”，作为公法的刑法覆盖国家有关犯罪和刑罚的惩罚性评价领域，作为私法的民法则囊括平等主体可自由协商地达至恢复性领域。随着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深入，行政法日益膨胀，形成了在纯粹公法的刑法与纯粹私法的民法之间的过渡，其内容涵盖了兼具惩罚性与恢复性的广泛领域，这就使得传统“刑民峻e”的法律格局分立为“民法-行政法-刑法”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时这三“足”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甚至出现了交叉的局面。在涵盖领域日益交叉的前提下，不同部门法的责任承担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融合，尤其是单位成为三大部门法的规制对象，单位主体制裁性责任也就逐渐分明，也逐渐融合。
因此，单位主体制裁部门化所带来的碎片化问题正是法律分立大背景下融合趋势的一种显现，正如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在其著作中提到的网络比喻：不同的领域代表着不同的网络，因此有着刑事网络和其他网络之分，不同的网络有着自己清晰的主导逻辑，如刑事制裁为报复，行政制裁为管理，民事制裁为赔偿，调解制度为调和，不同的逻辑各不相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却不是相互分离的，他们因社会的变迁状况共同被连接在统一的结构之中兼具统一性和二元性[27]。正因为如此，刑法逻辑并不一定是报复性从而是惩罚性的，反之，报复的思想在行政法、民法领域也存在。这就恰好证成了现实中“刑法民法化”[28]的观察。
同时，这种公法与私法分立下的融合在制裁责任的设计上将更加有助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体系化和治理效果的经济化。从我国本土的实际看，历经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历史惯性导致目前我国社会治理的威权主义和重刑主义倾向仍旧比较明显，对个人和单位的制裁仍旧是轻重不均的。顺应公法与司法分立中的融合趋势将有利于在理念和实际操作中改善这种倾向，在构建单位主体制裁部门专业化和经济性的同时，可以使得不同部门法单位主体制裁体系更加具有梯度性、衔接性，有区别的实现刑法的轻刑化，有利于非监禁刑、包括刑事损害赔偿在内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发展和运用，使刑事责任的惩罚性、破坏性色彩淡化，实现良性的刑事法治[29]。
（二）把握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的限度
顺应部门法分立下融合的趋势并不等于消解部门法分立化，融合更多的是边缘领域的处理更加灵活、柔性，而非彻底改变部门法内核的逻辑和路径，因此，也需要把握好交融的限度，进而在实现现代法治社会公法在体现法治刚性品质的同时兼具柔性的特质，展现其道德蕴涵和人文关怀。
这种部门法融合的限度一方面体现在维护部门法的核心逻辑层面。其意味着在民事法领域、行政法领域、刑事法领域应该保持各自的主导逻辑，落实到本文探讨的问题，就是建立与自己意旨相匹配的责任体系，即民商法领域需要完善平等主体的恢复性责任体系，刑事法领域需要完善具有与犯罪相匹配的刑罚体系，在两个领域中间的行政法领域则需要完善取其间的行政处罚和手段。
另一方面，这种限度体现在对制裁性责任扩张的慎重。针对单位主体制裁最典型的就是民事领域的惩罚性赔偿。民商事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着不同的命运，大陆法系国家建构了“精神抚慰金”或“恢复性损害赔偿”制度，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代之以“惩罚性损害赔偿”，以达到“惩罚制裁预防遏制违法行为”，但采用民事诉讼程序来审理和决定，在法律效果上也不认为其具有刑事责任的性质，所以并不违反“禁止双重处罚”的宪法原则。[30]但这种惩罚性赔偿在民商事领域也并不能普遍推广，其对民商事法律的“可预测性”“可操作性”的风险、滥诉风险、超额不当得利风险等也必须慎重对待。
（三）修复单位主体制裁碎片化的具体路径
正如边沁所言：“刑罚的选择是诸多因素的结果，他们应该具有在量方面大小的可感受性、本身的平等性、可成比例性、与罪刑的相似性、示范性、经济性、改善性、受人欢迎性等。”[31]单位主体制裁体系的构建也是如此。其顺应部门法分立融合趋势而出现，有其正面效果，但其碎片化带来的负面效果也必须正视。在理念上理顺了顺应趋势和保持限度的基本关系后，其具体路径的构建逻辑也就清晰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去破解其碎片化带来的难题。
首先，建构一体化的单位主体制裁体系。虽然古代选择了诸法合体的法律格局，近现代采取了部门法分立的法律格局，但两种选择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实现当下时代最大化的正义与公平。碎片化之所以会出现，是人为割裂法律部门、设置差别的程序所产生的，因此，从单位主体制裁这一现象来看，从“制裁结果”这个出口进行统一，采用一体化的制裁体系，将会消解碎片化带来的重叠或空白，不会使得制裁被重复适用或互相推诿。具体而言，一体化的单位主体制裁可以统一将单位主体制裁建构为警诫制裁类、财产制裁类、行为制裁类、资格制裁类以及其他，具体来看：诫制裁类包括原来民商事领域中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以及行政法领域中的警告；财产制裁类包括民商事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行政法领域中的罚款
笔者认为，作为实体结果的制裁应当将程序性制裁的“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排除，正如刑法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法所得财物、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这在行政法中也是如此，民商事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也当同理。，刑事法领域中的罚金
笔者认为，针对自然人的“没收财产”的财产制裁类并非刑罚发展的趋势，更不可能扩展到单位主体。随着罚金刑的适用完善，没收财产刑将逐渐消解。；行为制裁类包括责令停产停业、限制从事特定行为或进入特定行业、增加报告义务；资格制裁类包括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相关资质降等。同时，从上述制裁的严厉性来看，警诫制裁类最低，财产制裁类、行为制裁类、资格制裁类针对的面相有区别，其随着其内部金额、行为、年限等的增加而趋于严厉。
其次，明确单位主体制裁在不同程序中的竞合适用。这就需要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予以区别判断。例如，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单位在民事诉讼中已触犯惩罚性赔偿条款，可能招致惩罚性赔偿制裁的单位，法院可以直接适用财产制裁类（惩罚性赔偿）和警诫制裁类；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当出现对单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若单位行为同时触犯刑法的规定和相关民事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法院应当根据单位的犯罪情况对单位判处刑罚
笔者对扩充单位犯罪的刑罚内容持谨慎的态度，故这里的单位刑罚主要还是目前单位刑罚体系。，同时不再重复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而只适用填平性的赔偿损失。此外，法院将单位的犯罪行为和定罪量刑情况抄送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建议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中包含刑罚同类的制裁时，应当做出相应扣减，不同类时应当由行政机关执行；在行政处罚程序中，行政机关发现单位的行政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由其判断是否启动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总之，同种类型的制裁不得重复适用，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权，由行政机关做出不同性质的制裁。
再次，提升单位主体制裁的认定标准。公法与私法的分立确立了两者不同的认定标准，这顺应了杜尔凯姆所称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势，这意味着在发达社会里刑法会逐步萎缩，刑事制裁网络将逐渐让位于其他复原性制裁网络
杜尔凯姆区分惩罚性制裁与复原性制裁，在他看来，前者适用于建立在机械连带主义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后者适用于建立在有机连带主义基础之上的、有着社会劳动分工的工业社会。其他复原性制裁网络，主要指与刑法相对立的范畴包括了其他法律部门，如行政法、民法和商法。（参见：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M].卢建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9.）。制裁在除刑事法领域的扩展导致了行政制裁、民事制裁的增多，但却并没有刑法般的认定标准。因此，结合制裁的正义需要和现实程序的建构，理当提升单位民事制裁的证明标准，而不能简单套用优势证据标准，同时严格审查单位行为是否达到惩罚性赔偿所应内含的恶劣性，即是否具有恶意、欺诈、鲁莽、轻率或者滥用权力等特性，以达到兼顾鼓励私人执法、赔偿受害人与合理惩罚单位、阻遏不法行为的效果[32]。
其四，促进单位主体制裁与非制裁性法律责任的联动。单位在社会中的巨大能量使其成为一柄“双刃剑”，因此形成了对其的保护和制裁双向的作用力。从制裁的相对方来看，制裁并非最终追求，而是为了使不同程度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得到恢复，因此，制裁应该有助于其他非制裁性法律责任的实现。对此，一方面，应该在具体案件制裁与非制裁性法律责任冲突中，优先保障对具体受害人的非制裁性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可以借鉴保险的理念，形成制裁类收益补偿非制裁类责任的损失，即建立用罚款、罚金反哺、助推民事赔偿的工作机制[33]。
五、结语
本文以单位为切入点反思了单位部门化制裁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之所以选择单位为切入点，一方面，由于单位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日趋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由于脱离传统自然人的制裁体系，单位主体制裁的体系更具有建构性。然而，囿于文章的篇幅和研究的进度，本文只能采用宏观叙事的方式对单位主体制裁中的碎片化问题进行检讨，对单位主体制裁体系的科学化建构，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具体而言，对单位主体制裁的进一步研究还有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传统制裁的历史惯性对现状影响，从纵向反思中去发现问题和本土化的解决之道；其次，古有诸法合体的法律实践，到近现代部门法分立细化，这种法律理念及实践的变迁体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优势在何处，隐含的弊端如何克服；再次，制裁的域外横向视角，我国制裁体系中的问题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还是一种更为普遍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最后，在制裁问题，不管是单位角度还是扩展到自然人的角度应该如何破解，其理念、路径及技术支撑如何实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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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t has become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activiti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reas， sanctions of which are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hieve the regulation justice. The pattern of our law has experienced from combination of all laws to division of branch law， and forms three sanction systems including civil law， administrative law， and criminal law for unit’s illegal and criminal acts. However， this kind of departmentalization of sanctions causes a series of fragmentation problems in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anctions spillover in civil law and legal attribute in publicprivate law， the imbalance in the severity and legal effect of sanction， the chaos in applying laws when sanctions in different laws coincide， and the impropriety in the judging standards and legal remedy. To keep up with the fusion trend of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under the separation background， and to grasp the limit of overlapping of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properly， we can take measures to repair the said fragmentation： firstly， construct integration system of unit sanctions； secondly， make unit sanctions in the concurrence of different application clear； thirdly， increase the judging standards of unit sanctions； and finally， promote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unit sanctions and the nonpunitive san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