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障论文范文

法律保障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通过中国与东盟间的相互投资规模日益增大,加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既是最终建成这一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条件,也是防范投资风险的必要手段。通过对我国与东盟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研究,找出现有保护机制的缺失,为构建更加完善的投资保护制度纳言献策。

关键词:中国与东盟;国际投资;保护制度

自中国与东盟正式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FreeTradeArea也简称为CAFTA)以来,双边投资规模不断增大,面对如此迅猛发展的经贸形势,双边投资的政治风险问题也日益受到了关注。由于历史的原因,东盟一些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例如中菲南海争端、越南印尼排华事件、柬埔寨内乱、中国工人在菲律宾遭受绑架、杀害等,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来调整和平衡双方的投资利益关系。因此,就我国与东盟投资保护制度进行研究,找出现有保护机制的缺失,对于维护双方投资者的安全和利益,促进CAFTA相互投资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与完善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意义

(一)政治战略意义

从政治上看,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承诺要和本地区的欠发达国家一起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可以在CAFTA中得到认可,使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强大以后不是地霸、强权。因此,完善CAFTA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对于构建睦邻友好的国际政治关系将在世界范围内起到极大的示范作用。

国际投资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如果没有国家间法律制度的相互协调,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在CAFTA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君主立宪制国家,在这些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中寻求一种法律的协调与合作,这本身就说明了意识形态正在淡化,政治互信正在增强。从而摒弃了以前相互防备、毫无信任的做法,开启了国际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二)经济战略意义

中国与东盟均在不同程度地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也的确有了很大进步,然而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差距明显,对于相互投资领域合作的目标、开放的承受能力是不尽一致的,在这一地区至今仍存在一定的、甚至是严重的投资壁垒。特别是管制过严的法制环境使外资望而却步,影响到双边的投资贸易发展。

无论是经济全球化,抑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不只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单方行动,而是需要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的集中体现就是通过法律博弈达到法律协调,最终实现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中国与东盟间投资必然涉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即以法律、合同联结交往,以制度、规则解决中国、东盟国家基于投资产生的利益矛盾。可以说建立合作型投资法律机制成为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制度措施。

(三)外交战略意义

从外交上看,中国与东盟间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关系的深化,增进了相互了解,提升了合作水平。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完善相互间的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既是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东盟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应充分发挥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在消除贫困和实现区域合作方面的积极影响,坚持遵循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参与CAFTA项目的规划与实施,并结合区域特点不断提出合作倡议,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

(四)国家安全意义

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大多数仍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区域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国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边界、领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和争端,也影响着该地区的合作。协调与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法律制度,包括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将使该区域内的利益集中到一起,各方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和精神积极进行开发合作。在经济合作中,各方不断加深了解,消除隔阂和猜忌,增进政治互信,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对于区域间政治环境的改善以及国家安全的保障将会大有裨益。这样反过来也将更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与东盟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

(一)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现状

国际投资保护制度是国际投资法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指的是资本输出国、资本输入国单独或共同地(含双边或多边条约)通过立法、司法、执法和争端解决机制等途径对境外投资者或外来投资者利益进行维护所形成的一系列规则的总称。在国际投资关系中,投资风险主要是指政治风险,因而政治风险便成为国际投资法刻意避免或减少的主要对象。以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的角度进行研究,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就可以划分为战争或内乱风险保护制度、财产征收风险保护制度、汇兑限制风险保护制度和东道国违约风险保护制度四种。

1.战乱风险保护制度

战乱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境内具有政治动因的战争行为或国内动乱,包括革命、内乱、、破坏和恐怖主义而造成的有形资产的毁损与灭失。美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也将其称为政治暴力险,即由于战争、革命、内乱或具有政治动因的暴力冲突、恐怖主义或破坏活动而造成的资产或收入损失。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国内法并没有对战乱风险保护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但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对此问题都做了较为具体的列举,且都体现了加强对外国投资者予以保护的理念。例如,中国与新加坡、印尼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一方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其他处理;中国与马来西亚、缅甸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另一方采取任何恢复、补偿、赔偿或其他解决办法;中国与泰国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另一方可能采取的有关援助;中国与文莱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另一方予以恢复、补偿或其他有价值的报酬等等。在这些协定中虽然都承认对战争或内乱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给与赔偿,但并没有进一步对可操作的具体赔偿标准予以界定。迄今为止,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尚未发生过一起战争或内乱风险。但是,这一地区时而也会发生国内武装冲突、骚乱、恐怖活动等类似的情况。因而,对处理战乱险问题预作规定仍是必要的。

2.财产征收风险保护制度

财产征收风险是指东道国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征收措施,致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财产遭受部分或全部损失的可能性[7]。财产征收风险通常包括了国有化、征收、征用等三种具体情形。另外,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不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的有效控制,使得外国投资者使用和处置本企业财产的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等。在实践中也被认为构成了事实上的征用行为。

中国对涉及外资国有化、征收问题的立场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而采取务实的办法。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所以在法律制度上就更倾向于积极利用和保护外资。东盟国家的财产征收风险保护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逐步向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保护主动保护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盟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东盟国家相应地调整或改变了外资政策。

中国与东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国有化和征用问题也做出了明确规定,且这些协定的基本精神都是为缔约双方的投资者提供有效的保障和进行适当的补偿。例如,以中国与印尼的协定为例,该协定第六条规定:一、只有为了与采取征收的缔约一方国内需要相关的公共目的,并给予补偿,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方可被国有化、征收或采取与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相同的措施。此种补偿应等于投资在征收决定被宣布或公布前一刻的价值。此种补偿不应不适当地迟延,并应有效地实现和自由转移。二、缔约一方依照有效法律对在其领土内任何地方设立或组织并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持有股份的公司之资产进行征收时,应保证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从而保证拥有此种股份的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得到上一款规定的补偿。

3.汇兑限制风险保护制度

汇兑限制风险是由于东道国防止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具体来说,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资本不允许自由转移;二是资本不能够自由兑换。前者指投资者不能将投资原本、收益或其他合法收入的货币财产转移出东道国的风险;后者指投资者不能将投资原本、收益或其他合法收入的货币财产从当地货币转换成母国货币或其他种类货币的风险。

中国作为东道国,在汇兑限制风险问题上,对外资及其权益的转移原则上是不设限制的。至于具体操作办法,可按照外汇管理程序办理。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均确定了资本可以“自由转移”的原则。例如中国和柬埔寨的协定规定:“一、缔约任何一方应依照其法律和法规,保证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包括:(一)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二)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提成费;(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六)有关承包工程的支付;(七)在缔约一方的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二、上述转移应依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缔约一方通行的市场汇率进行。

4.东道国违约风险保护制度。东道国违约风险是指东道国政府不履行或违反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并且投保人无法求助于司法或仲裁机构对毁约或违约的索赔作出裁决;或该司法或仲裁机构未能合理的期限内作出裁决,或虽有这样的裁决但未能执行[9]。虽东道国应当为外商投资提供适宜的投资环境,但由于种种原因,东道国也可能在接受外国投资的过程中发生毁约或违约行为。所以,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维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保证经济秩序的稳定。

中国的外商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并没有涉及到东道国的违约问题,也没有规定中国作为东道国与外来投资者之间发生的纠纷如何处理。目前,就中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来看,仅有一项条约与此问题有关:即1989年加入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中国愿意按照这一公约解决自己作为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纠纷。东盟国家的外商投资法中,大多也没有规定东道国与外来投资者之间发生纠纷如何处理。但有的国家主张用东道国法律规定和法律允许的合同约定来解决此类纠纷。例如在越南,外国投资者与越南政府机关对BOT、BTO、BT等合同发生的纠纷,可依据各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方式解决,不过该合同必须符合东道国的投资规则。

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规定,如发生东道国政府的违约行为,外国投资者可选择:第一,由当事人双方友好协商解决;第二,提交东道国有管辖权的法院;第三,提交双方共同组成的仲裁庭;第四,提交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第1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第7条等都体现了上述争端解决的精神。

(二)现行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分析

1.国内法层面

(1)中国的国际投资保护滞后。

第一,目前国内法律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保护几乎是一片空白,主要是靠一些部门规章对海外直接投资进行管制。这些规章主要有:外贸部1981年的《关于在国外开设合营企业的暂行规定》、1985年制定的《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国家外汇局1989年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计委1991年的《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中的部分条款。因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缺乏一部系统调整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法律,不仅在客观上阻碍了海外投资的发展,而且使得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合法地位也难以确定,无法通过立法对企业境外投资进行宏观管理和有效指导,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利益难以保障。

第二,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机关混乱,各自为政,审批程序繁杂。因为没有一个权威的专门审批机构结果就造成了管理多头绪、体制松散的恶果。同时,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繁杂拖沓的审批程序很容易让海外投资者坐失良机,造成损失。

第三,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国务院1985年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规定》,授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有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保险业务,但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者们在海外所承担的风险却缺乏明确的规定。虽然我国参加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但该公约的局限性很大,我国现今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得到该公约的保护。因此,缺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将会严重制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

(2)东盟有关外商投资的立法仍需修订和完善。东盟国家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外国投资者的合法财产和权益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但东盟国家现行的外商投资立法仍存在很多不完善和不协调的地方,某些涉及外商投资保护的规定,如政治风险设定的条件、风险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争议的解决等不够明确和具体,甚至不合理。某些规定已不合时宜或相互矛盾、冲突,不能适应利用外资的新形势。法律的透明度、连续性和协调性也亟待加强。有些东盟国家已陆续对原有外商投资法做了局部修订,但并没有对外颁布现行完整的外商投资法。

2.国际法层面

(1)双边投资协议有待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议大多是20世纪80至90年代签订的,签约时的时代背景与目前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协议中的某些内容已明显过时。这些协定中虽然都规定了有关相互投资政治风险保证的内容,但各个协定对某些具体内容的规定却不尽相同,在法律适用上难以完全协调。例如,在对外资企业的征用或国有化方面,中泰、中文、中马、中越等双边协议规定的征收的条件、补偿数额、补偿时间等方面都有着多种不同的规定;在投资原本和收益的汇出方面,各个双边协定均要求缔约一方应允许另一方的投资者自由转移与投资有关的款项,但是各个协定对于可转移款项的范围、转移的方式、转移的货币及适用的汇率等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在投资争议的解决方面,各个双边协定在争议解决的途径、时间安排、仲裁员的委派、仲裁规则的制定、裁决的依据等问题上的规定也不完全相同。因此,这些双边投资协议中不合时宜、不够协调的地方有待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2)多边投资保护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目前,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所签订的多边投资保护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已经生效,试图通过这种形式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提供法律上的保护,但在实践中它却很难发挥效用。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该争端解决机制未明确将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的私人、企业发生的争端列入到争端解决的范围。而当今时代,私人和企业才是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主角。第二,非违约之诉未纳入调整范围。所谓非违约之诉通常是指缔约方在没有违反其所担负条约之义务情况下引起另一缔约方利益的丧失或受到损害。本争端解决机制仅仅适用于在申诉方因为被申诉方违反《全面合作框架协议》规定的义务而造成申诉方基于该协议而得到直接或间接利益的损失或无法代顿该协议规定下的经济目标时,启动该争端解决机制。显然《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并未规定非违约之诉发生时是否可以启动该机制。而现实的情况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然违反国际协议,裸的、直接的损害外商财产权的行为已越来越少,更多的是采取间接地、迂回曲折的方式达到目的。所以,该多边投资保护措施在实践中难以真正发挥出保护外国投资者的作用。

三、完善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国内法层面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要求各国的立法和司法与国际规范接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要在各种贸易交往中减少摩擦和争端,完善各自的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1.完善和健全国际投资保护法律体系

(1)完善现行法律保护体系。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加强对各自有关外商投资保护的国内立法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对一些不合时宜、不够协调、与其他层次的法律相互冲突的规定进行调整和修改。提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增强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尤其是对外商投资政治风险保证的规定要更加合理明确。例如,对于战争内乱险,虽目前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均未做出规定,但东盟地区时常会发生国内武装冲突、等不稳定因素。因此,对这类问题预先做出规定仍有必要。中国与东盟国家可在各自的国内法中确定一种“合理补偿”的标准和方法,这对于解决国际投资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将会大有益处。

(2)健全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目前,中国与东盟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海外投资管理经营在一定层次上还面临着无法可依,难以对国际投资行为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国际投资立法的当务之急应是在总结投资与立法的实践经验,并结合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制定出统一的全面的《国际投资法》,作为调整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法。作为调整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法就是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境外投资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国家保护境外投资的原则和立场。具体来说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海外投资实践做出宏观的、指导性的规定,规定立法的目的和宗旨,明确海外投资和海外投资企业的概念、性质和地位。第二,海外投资的审批和管理办法。规定企业海外投资的标准、投资领域、组织形式、设立资金要求、投资期限、外汇管理要求、盈利能力与海外融资能力等。

2.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方向,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方向发生,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的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一个有效运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很好地分散、消化海外投资者的政治风险损失,使投资者得到更充分、廉价而有效的保护。中国与东盟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不发达,相应的保险制度也不健全。而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已逐步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障制度,其框架大致包括公力保证和私力保证。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向发达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具体来说,这一制度要以双边投资协定或双边投资保险协议为前提。因为它不只是单边的行为,而应是双边的行为。这一制度还要依托一个载体,可以在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中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开设此项业务,也可以另行设立一个专门的保险公司来承办此项业务。而这些都要由法律明确承保范围、承保责任。另外,还需明确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为非商业风险中的其他险。同时,要明确承保的条件——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合格的东道国。如果中国与东盟国家都能建立起这样一种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关系的发展。

(二)国际法层面

1.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

由于条约本身的历史性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的利益冲突,导致双边投资协定在订立、解释及实施上都存在着不少困难。因此,这就需要不断地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主要是对同一风险设定的条件、处理的标准和方法上应尽可能保持一致或确立较为一般的标准。特别是要对国有化与征用、投资与利润的转移、代位求偿等问题做出更加明确统一的规定,并对双边投资协定中关于东道国违约险的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为了实现双边投资协定对相互投资的法律保护,必须建立完善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的途径、时间安排、仲裁员的委派、仲裁规则和依据等方面的规定要统一明确,以便妥善解决双边投资争议。

2.有效运用多边投资保护机制

(1)WTO体系的投资保护协议。目前,WTO体系现已付诸实施的主要投资文件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根据该协议,各成员方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不得违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国民待遇和取消数量限制原则。该协议还附有一份清单,具体列举了5种违反上述原则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中国与东盟国家(WTO成员方)投资措施,无论是针对外国投资企业还是针对成员方本国企业,都要受《协议》的约束。如果违反该《协议》就有可能导致东道国的风险。

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各方除了应积极灵活地运用《协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还须为这一保护机制的不断完善做出自己的努力。例如,《协议》并未将限制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和市场垄断行为纳入其中。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以后制定WTO新规则时就当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2)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争端解决机制。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已经生效,但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尚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首先,协议中应当增加有关投资人与东道国之间争端的解决机制。协议可以参照NAFTA第11章的相关规定来建立私人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具体制度包括:磋商和仲裁方法的结合、专家资格及其候选名册以及其他仲裁程序规则(如ICSID规则、UNCITRAL规则等)。其次,拓宽协议的管辖范围。即协议不仅可以适用于违反《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的违约行为,而且也适用于非违约行为。比如,可以参照NAFTA第2005条第3款的规定,对于涉及环境保护的争议,当被请求方书面要求适用NAFTA机制时,则由该机制解决争端。

法律保障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见义勇为；行政奖励；国家补偿

法律往往关心的是如何抑制人性中的恶，却忽视激活人性中的善，导致公民的行为向不恶亦不善的状态运行，彼此之间缺少关怀，人情淡漠，这也是人们感受到的经济社会井然有序，却缺少温暖之情。从古至今，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见义勇为者因自己的行为遭受的损害如何得到保护，如何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这一传统道德所面临的尴尬原因固然很多，有经济方面的、文化方面的、观念方面的等，但笔者认为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是导致见义勇为这一道德高尚行为面临众多尴尬的根本原因。我国目前对见义勇为行为尚未有统一的立法，尽管各地方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规定各异。许多地方政府虽对见义勇为投入了较大关注，只是关注的焦点大多落于对见义勇为者的慰问奖励运作机制，对见义勇为者除了一次性奖励外，还要研究依情况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医疗、就业和生活困难等后顾之忧，而往往忽视了自身应负的责任。见义勇为行为体现了行为人对他人、对社会利益高度自觉的认识和道德上的义务，是在行为自由的基础上，无偿地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维护，在法治的国家里要维护社会利益、公民利益更需要的是政府责任到位，在政府未能及时履行职能，见义勇为者履行了本应由政府担负的保护人民的职能———因此遭受损失无法得到弥补时，从行政法角度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规范，由国家对其进行补救才是根本论文。

一、见义勇为的界定

见义勇为一词最早源于《论语·为政》里的“见义不为，非勇也”，意思是看到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1].目前我国对见义勇为行为尚缺乏统一的立法规范，各省对见义勇为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学者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的表述。有学者从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应是指公民为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人身及财产遭受侵害，奋不顾身，勇敢地做出的正义行动”[2].也有学者从行政法的角度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协助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违法犯罪活动的侵害或自然灾害的损害时，没有对其进行维护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3].

笔者以为，从见义勇为的本意出发，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该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行为。见义勇为是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而前提是合法权益正处于危险状态，危险状态可以来源于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也可以来源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具有高度危险性，在没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能够挺身而出，舍生取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因此得到社会的褒奖也应有之义。

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第一，主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众所周知，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处理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需要设立一定的专门机构来应对，常见的有公安局和消防队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条规定：“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又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另外，企业为维护正常的安全经营秩序也会聘请一些工作人员，如商场的保安、游泳池的救生员等。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他们对违法行为有制止义务，对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救助义务，对特定主体在特定情况下负救助的义务。由此可见，基于职务和义务上的原因，是不得不为，不能构成见义勇为。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基于内心“良心”的驱使而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意图。构成见义勇为的基础或前提必须是有“义”的存在，而“义”是指社会正义，当然也包括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的“良心”。第三，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的行为，如抢险救灾、制止违法犯罪或者协助有关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一般是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做出的，一般情况下要冒着较大的人身或财产危险，但并不要求见义勇为者必然发生危险后果。因此要与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不需要冒着较大的人身或财产危险）区别开来。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困境

由于对见义勇为缺乏法律规制，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常有，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一幕，然而现实的确如此。见义勇为者在面对险境时，旁观者的冷漠使英雄显得如此孤立无援，甚至受益人在受到庇护后也默默离去。见义勇为者一方面以自己的义举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物质上的损失常使其及家人陷入生活困境，人们的冷漠更是对社会道德的莫大嘲讽。另一方面，见义勇为的行为要获得社

会和公众的承认也严重困扰着英雄及其家人的生活，缺乏统一的确认程序，复杂的确认过程和严格的标准使得见义勇为者无法让自己的行为得到认可。

（一）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程序不规范、繁杂、混乱

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见义勇为立法，有关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由地方法规来规范。然而地方法规规定各异，在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法律救济时，由于适用法律的不同，导致司法实践出现不统一、不协调的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实现。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确认是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救济的前提，各地方法规都规定了确认程序，综合各地的规定，见义勇为的确认通常包括申报和确认。由见义勇为者或其家属依据规定的条件提供申报材料，应有法规规定的机关提供的证明、受益人提供的证明，有的地方统一由公安机关提供证明材料，而且申报和确认有时效规定。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过程复杂、繁琐，对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来说也是一种负担。见义勇为者死亡的，能否依据见义勇为行为追认为烈士各地也有不同规定。缺乏统一简洁的申报确认程序在一定程度影响到了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评价。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保护的局限

法律保障论文范文第3篇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

（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减震器”。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严重滞后和不健全。

（二）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权威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

（三）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薄弱，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较弱。

（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五）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与国际接轨，在对外交流中产生障碍磨擦。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坚持的原则

（一）保障人权，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原则。

（二）普遍性原则。

（三）社会保障的范围和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四）公平与效率结合原则。

（五）城乡有别原则。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一）加大社会保障基本法的立法力度。

（二）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

（三）重点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和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四）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适时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出调整。

（六）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七）重视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

内容提要：2004年3月24日，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充分说明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首先，从认识的层面上理解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它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其次，当前现存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相当一部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存在不少弊端，其主要表现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社会保障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其三，通过立法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已迫在眉睫，社会保障立法应遵循五大原则：待遇水平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集中和分散立法相结合的原则、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原则、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原则。其四，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提出五条对策：加大社会保障立法力度，切实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和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适时作出法律修改和调整。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原则对策

2004年3月24日的宪法修正案在第14条中增加了“国家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与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互为一体，充分说明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加快我国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尽快建立起一套体现中国特色的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社会保障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出现源于1935年美国颁行的<<社会保障法>>,通常被解释“社会保障”或“社会安全”。我国在“七五计划”中开始使用“劳动保障”一词。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了:“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伤、残、失业、丧失劳动能力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每个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①。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实现并有效实施运行的依据和准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证，因为市场经济要求平衡社会供求关系，保持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保证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的支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或下降的运行变化情况而增减的。在经济发展强劲、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的支出会进行相应的缩减，社会保障基金的存储规模增大，从而减少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当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社会保障的支出相应地增多，给失去职业和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相应的购买能力，唤起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复苏。可以说，社会保障具有调节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的蓄水池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经济过热或过冷的现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②。而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有高效运转的强制手段，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社会保障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通过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工伤有保险、灾害有赔偿、失业有救济、残疾有安置、贫困有支援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有效地化解有可能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客观要求。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成员之间没有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即所谓“不患贫，患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政府的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社会保障措施，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存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相当一部分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已不能适应新的客观要求，虽然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不少弊端，其主要表现为：

（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从总体上看，我国并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比如：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全国至今还没有建立统一的，适用范围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极不规范。同样，在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方面也缺乏全国性的法规。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上，由于国家立法滞后和地方立法分散，导致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规范性和强制性不足，管理漏洞多③。社保工作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力度小，权威性差。

（二）现有的社会保障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

社会保障项目立法层次偏低。目前，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只有《残疾人保障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少数几部特殊群体法律，通过国务院立法的有《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但是还有更多的项目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和行政命令的层次上。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处的法律地位很不相符。另外，完整的法律规范应该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没有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它无法发挥强制功能。而在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普遍缺乏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措施，因此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三）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情况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国家总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远远不相适应，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脆弱的环节，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相当高，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长期与社会保障无关、处于空白状态，仅靠家庭保险。农村社会保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部分农村贫困人口还没有被纳入农村社会保障网，纳入保障网的农村贫困人口享受的保障待遇水平还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如：东部农村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制度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而中西部农村地区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在农村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农村迫切需要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却发展缓慢和出现大幅度的萎缩，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一直徘徊不前，并有萎缩的趋势；在农村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保险如何建立还不明确；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还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投入资金较少。

（四）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

目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如：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三、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遵循的原则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促进和保护作用。目前，通过立法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结合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遵循的原则是：

（一）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与今年宪法修正案在第14条中增加了“国家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遥相呼应。社会保障旨在保障社会成员遭遇社会风险和人身风险时，获得经济收入，维持基本生活，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过高的保障水平，一方面容易因人口老龄化引发财务危机，另一方面会助长人的依赖思想，造成经济效率上的损失。我国目前正在走向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仍然很低，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提前步入人口老龄化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因此在立法中必须坚持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实行基本保障和有限保障。

（二）集中和分散立法相结合的原则

在社会保障立法权限上，应当实行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的原则。事关社会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如：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等，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集中统一立法。但保障程度大小、资金筹措形式、具体实施办法等，还必须考虑到沿海、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给予地方一定的自和灵活性，由地方人大和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出配套的地方法规和规章。

（三）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面的经济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不应大包大揽，企业逐步成为市场主体，个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的比重增加。因此社会保障的责任必须从过去的国家独立承担，转向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合理承担，以确保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

（四）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原则

多层次的保障方式，是指社会保障应该动员国家、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力量，多个主体、多种渠道来共同筹办，国家只负责提供最低层次的保障水平，比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此基础上，由社会团体、企业举办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障，比如：社会和职工互助保障、慈善救济、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等。对于其他主体举办的各种保障，国家应予以鼓励，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资金配套扶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等等。保障方式多层次有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满足人们不同程度的需求水平④。

（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原则

在社会保障立法中，应坚持社会化管理的方向。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运营和待遇发放全过程中，管理服务必须独立于用人单位外，由政府机构或社会自治组织来提供，以减轻用人单位的事务性负担，保障社会成员及时足额享受各项待遇。

围绕社会化管理服务的内容，需要明确各个实施机构的职责范围，按照工作负荷合理确定人员编制，提高经办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在管理手段上，逐步实现计算机联网管理。

四、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对策

（一）加大社会保障立法力度。

加快社会保障的统一立法，已成为当前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从社会保障立法的需要程度看，最紧迫的是制定和颁布《社会保险法》，推动当前仍以部颁规章为主要依据进行试点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社会统筹步伐，加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法律实施，可以实现五保合一，统一管理，统一征缴，强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机制，明确各主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到位、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并围绕《社会保险法》，应出台一糸列配套法律法规，包括《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条例》等。同时，适时出台《社会福利法》、《社会救济法》等法律，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出台《社会保障法典》。

（二）切实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和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解决好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尤为重要。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如果政府拿钱支撑，势必加重其负担。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风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它所涉及的是百姓的保命钱，如果社会保险金出现问题，将会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来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也非常重要，如果社会保险基金不能有效的增值，长期下去会加重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负担，也会对被保险人未来能够获得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应当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投资机制，如在规范金融秩序的条件下，严格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和各项投资比例的上限，强化投资监管措施，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与增值。

（三）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城乡差异大，农业人口比例高达80%以上，社会保障仅靠家庭保险。特别是近年来农民收入的提高和部分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保障要求问题日益突出。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多又使身处异乡的农村工人的保险问题成为一个新课题，而目前这种保障很不完善。鉴于我国农村地域的广阔性及地区差异，建议我国可分阶段、有选择地、低起点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采取以个人账户积累为主、集体出资为辅、国家扶持的办法，逐步建立起农村自社会组织⑤。在银行中开设储蓄保险账户及商业保险，开办保障养老、医疗、意外伤害等与农村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基本项目，并给予其较高的税收、政策等方面的优惠；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对农村居民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施生活救助的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提高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四）、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

完善的法律制度必然要包涵着健全的司法机制，因为健全的司法机制是解决纠纷的法律武器，为法律制度的健康运行提供最终保障。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伤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适时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出调整。

随着我国加入WTO，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越来越大，社会保障法律的各项立法应不断适应这一形势。目前，世界各国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处理双边、多边的国际经济关系，各国的法律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必然带来劳动者在就业、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通过调整社会保障制度加以解决。近年来，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已经采取了签定双边协议的办法，解决劳动者在其他国家从事工作遇到的社会保障问题。德国、美国和韩国也对中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要求中国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公司为其员工参加所在国的社会保险。但我国的法律调整也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国情出发，站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与国际接轨，适时作出立法调整，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竞争。

注释：

①英主编，<;<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2

②刘翠宵：《中国社会保障问题》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P83

③梁鸿：《社会保障制度》2000年第1期《试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特殊性》,P36

④王景山：《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原则的理论探讨》载《劳动法学、经济法学》2001年第10期

⑤何平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P174

参考文献：

①马敏娜：《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载于《经济纵横》1999年第9期

②<<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宪法和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2004。3，法制出版社，P286

③郑功成主编：<<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P120

④冯兰瑞，《社会保障制度》2002年第4期。

法律保障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重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摘要：“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要有两个方面摘要：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和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向。［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先看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利。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上，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阶层所垄断。从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几十年来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股东。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仅及同期国有企业用于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的。［8］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一旦成为城市人口，每年便可从国家取得120元的粮油补助，国家财政每年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补贴5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近1／4.”［9］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工业化进程承担积累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发展机会，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当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时，政府便开始对农业实行愈来愈强的扶助政策，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积累用于农业的发展。如日本，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但农业投入却占总预算的10％。90年代，日本对农业投资额的年递增率达13.4％。美国政府则把农业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的投资和补贴。［10］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理应在资源宏观分配上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回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扶助先天不足的农民参和市场竞争。

再看农民的市场交易权。平等交易是农民参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是处于劣势的，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多。首先，我国农业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时期，处在用黄牛耕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把这种状况的农业完全推向市场，其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农业产品出售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还要遭到人为的控制，如低价定购、禁止自由交易（由粮食部门独家购买、禁止跨地区销售等），或者出现过度的竞争，使农产品的预期利润难以实现；再次，农民在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时，面对的却是卖方垄断市场，分散的农民没有能力去参加谈判，影响市场价格，他们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即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11］所以在当前庞大的传统农业和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并存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使农民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是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支付的社会费用和发展成本。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任何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社会生活之中。他们必然要为社会作出特定的贡献，也必然要从社会享受一定的利益和待遇。”［12］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切不分的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方面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劳动权利不平等

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却限制解释为摘要：“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劳动者就业，因出身而受歧视屡见不鲜。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民身分的歧视。农民除自身很难变换职业外，其子子孙孙也只能做农民，除非通过高考进国家正规院校或参军提干变更其身分。尽管理论界人士反复呼吁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推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形成，但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却纷纷出现。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摘要：“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一）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二）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三）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在青岛，该市将对外来劳动力的招用数量控制在市属企业职工总数的14％以内，并规定每使用外来劳务一人需交纳50元费用，而每吸收一个本地待岗6个月以上且女在35岁或男在40岁以上的人员则可获得3000元补贴。上海市则对本市劳动者统一实行《劳动手册》制度，并以“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的用工原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它们规定，凡能布置下岗和待工人员的工种岗位，企业不能使用外来劳动力；依法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用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必须申请《务工证》，交纳务工管理费，接受劳动监察，或在使用外地劳动力时按一定比例招收本市城镇劳动力，不准擅自使用、聘用或未到指定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招收，或招用自行来沪寻找工作的外地劳动力；合法招收外地劳动力时须通过市劳动服务公司职业介绍中心或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登报公开招聘，招聘不足后方可按一定程序聘用外来劳动力。在武汉，《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1999年1月22日）一方面在第5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一方面在第7条规定外来劳动者求职须办理许可手续，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在第14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实行职业保留制度。尽管各地就业政策向本地城镇偏斜，但“贵族化”的城市就业者似乎并不领情，不少人宁愿坐在家中领社会保障金也不愿去干“脏、累、差、重”的工作。据报载，南京市环卫部门共用了2000多农民工，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新问题，计划“腾笼换鸟”，却仅有50名下岗职工报名，真正上班的只有10人。［13］显然，一些地方对劳动就业的不平等规定，使农民成了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平等就业权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权上的反映，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人为地强化了城里人和乡里人的身分等级色彩。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教育是一种非凡权利，保证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办学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没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教育经费上看，国家每年几百亿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从1985年起，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为农民在“三提五统”中支出，农村学校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建设和改造。从师资力量上看，那些经过正规培训、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教师被优先布置在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山区，师资奇缺，民办教师仍被委以重任。此外还有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子弟对教育资源的选择，以及在升学中城乡不同分数线的设定，使得农民子弟在教学质量更低的情况下还要去跨越更高的升学门槛。据统计，1998年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9％，初中入学率为87.3％，小学学生和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0.93％和3.23％。［14］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农民子弟，且数字有可能更大。在某大城市郊区，还出现过本有百余名学生的村办小学，因大多交不起学费，只有10多人上学的现象，［15］更不用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是如何背着书包找学堂的。［16］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是农村社会的主要新问题之一，而教育跟不上则是直接原因。它使许多农民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保护农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对解决我国农村和农民新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转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几百至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城市职工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我国《宪法》第44条有关公民退休权的规定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使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艰难，更加深了农村的贫困。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仅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包括特困救济、优扶军烈属等），相差29.5倍。［17］即使是进城工作的农民，也不可能和城市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地位低微，经常被叫做“打工仔”或“打工崽”。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因此，我国农民几乎处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正如一位社会保障专家指出摘要：“至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究和建立，都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对于占人口70％的农村，基本上没有考虑。”［18］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每年拿出几百亿元用于城镇，农村几乎享受不到分文，一些农村为了兴办公益事业，不得不在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长期国家政策偏斜导致的城乡差别，使得一些人在户口新问题上大做文章、“挖掘潜力”，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买户口”的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2千元到2万元不等，仅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有可能达到200亿元之巨。［19］这是对农民裸的剥夺。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在我国有悠久的重农传统，“锄禾日当午”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内陆型的地理条件使农耕成为华夏文明萌生和延续的基础。因此，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不劳而获才是羞耻的。但在当代却有一种奇异的现象，人们看不起农业劳动，更鄙视农民，农民进城被称为“乡里人”、“土巴子”甚至“打工崽”，其中不乏欺侮性的歧视。社会普遍的“贱农”意识使得农民千方百计“跳农门”，并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此时，才让一些人惊慌失措，一些地方县一级还常设“遣返站”，采取各种办法甚至非法堵截和遣返进城农民工。有的“专家”还建议，“应想办法让农民呆在家里不出来”。农民在我国日益成为一个身分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它和“非农”严格对应。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在城打工，农民在社会上实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四、结语

应当看到，我国的城乡差别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注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除城乡差别，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但绝不能简单一句“权利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把一切存在都当成合理的，否定农民的平等权利。广大农民假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事实上的平等权利，这些“非凡公民”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不平等感，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认同，甚至出现隔阂和抵触，使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受到伤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城乡差别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究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子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是不现实的，却至少是要朝这个目标努力，不能人为地扩大城乡差别。考虑到我国城市长期对乡村的“抽血”和乡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单靠乡村的自然发展已不能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甚至会陷入更贫穷落后的“马太”效应窘境中，必须在政治上支持农民积极参和国家生活，在经济上积极扶助农民，在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平等权利。卢梭有一句名言摘要：“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注摘要：［法］卢梭摘要：《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在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直接目标的时代，在立法、执法等方面采取切实办法，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关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之根本，关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能否建成的大新问题，应当引起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摘要：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摘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摘要：《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摘要：《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测算，198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6∶1，到1997年扩大到2.7∶1.假如城市居民的收入再计入各种福利收入，而农民的收入则扣减各种负担和不能进入社会交换的实物收入，实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5∶1，甚至更多。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杨宜勇摘要：《什么妨碍了共同富裕》，《长江日报》1999年9月13日。

［8］参见郭书田摘要：《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新问题》，《农业经济新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摘要：《迁徙自由和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摘要：《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摘要：《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摘要：《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摘要：《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17］参见程国有摘要：《试论当前农民新问题的实质及策略》，《农村经济新问题》1994年第12期。

［18］杨帆摘要：《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题中之义》，《长江日报》1999年3月12日。

法律保障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生创业利大于弊法律保障

Abstract：Recently,studentpioneeringhasbecomeahottopicamongpeople，andasaresult，heateddebateshavefocusedonit．Theauthorholdsthattherearemoreadvantagesthandisadvantagesforstudentpioneers．Oursocietyshouldencourage，oratleastbetolerantof，andatthesametime，goastepfurthertoperfecttherelevantlawsystem，inordertoensurethelegalprofitsofthesestudents，andpromotethissystem，whileatthesametimepursuingthewaythatsocietyisdeveloping．

Keywords：studentpioneer;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lawsystem

学生创业，在美国曾经培育出了一批杰出的数字英雄，一批卓越的管理人才、以及一批著名的高科技企业。1998年5月举办的清华首届创业计划大赛，正式拉开了我国学生创业的序幕。此后，各大高校学生创业团队以及各地的学生公司风起云涌，遍地开花。但是，经历过两、三年媒体爆炒的风光日子，如今的学生创业却遭遇到来势猛劲的寒流，于是否定的声音又纷至沓来。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和对待学生创业？是支持，是反对，抑或顺其自然？学生创业遭到的挫折除了其自身的原因以及某些客观必然性之外，是否也与我们未为学生创业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以及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有关？这都是我们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学生创业的利弊分析

学生创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源自美国。但美国并没有学生创业这一概念。因为从美国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出发，学生创业与其他人创业并没有什么不同。学生创业只是在中国特定的教育体制及社会环境下，才被赋予更多内涵以及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学生创业这一话题尽管如火如荼，但仅停留于新闻报道之中，学界鲜有涉及，本文作者亦未见有关于这一概念的表述。故笔者且将之界定为适龄青少年学生创办﹑参与创办或入股企﹑事业单位，以及为此积极筹备的活动。

中国学生创业始自1998年5月举办的清华首届创业计划大赛。目前国内知名的创业计划大赛有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校园创业大赛，团中央举办的“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关村2000”等省市级创业计划大赛以及网易等网络公司主办的创业计划大赛。参赛的大学已经超过100所，而且还形成了一批依托于理工科大学的创业中心，如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西安、成都等。作为高校学生社团的创业协会也应运而生。

被普遍认可的最初的学生公司，是1999年6月注册成立的清华大学邱虹云参股的学生公司“视美乐”，公司的资产由学生的合伙人提供的50万元注册资金和邱虹云研制的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电视的技术股份组成。同年7月，位于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一名叫李玲玲的学生首获10万元创业风险金，走上了独立创办公司的道路。2000年5月，在媒体广泛关注的前提下，又找到了一家成立于1999年4月的学生公司，就是川大学生王汝聪，联合章辉、殷德敏等几个在校生创办的成都亚虎(yahu)网络公司。因此，到底谁是第一家学生公司，确实很难说清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此后学生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出。同时，一些中专生甚至中学生也参与到创业大潮中来。

但是，仅仅过去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却涌现出学生公司纷纷倒闭的风潮，包括一度独领的“天行健”。于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学生创业，就有待于我们进行理性的分析。从哲学层面上讲，任何一个硬币都有两面，学生创业也必然是利弊并存。有鉴于此，我们的态度也必然是一分为二。然而，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必然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又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的价值评判。

学生创业存在如下几点弊端：

第一，创业对学生学业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学生的时间﹑精力有限，顾此必然失彼。没有在求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即使创业获得暂时的成功，就长远来看，对创业的学生的日后发展也未必有利。而且，学校教育具有系统性、完整性、连贯性，所以休学创业和退学创业有悖于教育规律。

第二，创业对校园文化形成不良冲击。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去正确引导，都难以绝对防止浮夸与鼓噪之风刮进了校园圣地。其直接后果是使原本踏实本分的青少年学生被煽动得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艰苦的基础知识学习已然成为了一种新经济、高科技发展的最大桎梏，努力学习成为一种过时的说教，唯有创业才是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创业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使得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思想泛滥成灾，使很多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打上了功利主义的烙印。

第三，鼓励学生创业需要付出成本。首先，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因此鼓励、支持学生创业就要改革相应的制度、规则以与之相适应，而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成本。其次，鼓励学生创业必然增加学校的管理成本，同时也增加社会运行的成本。

第四，学生创业风险较大。由于多数学生缺乏市场运营和企业管理的相关知识及操作经验，加上很多学生眼高手低、急躁冒进、异想天开、盲目自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对于许多心理承受力较弱的学生，创业失败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对社会经济秩序也必然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然而，看到学生创业的弊端，其目的是为了对之进行更全面的分析，而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其存在意义的理由，因为其裨益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学生创业符合当前素质教育的大方向，它所激发的不仅仅是老板梦、致富梦，更是青年学子们在学习中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创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全面提高和磨练大学生面对社会、面对挫折困难、面对商业操作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大课堂。

第二，学生创业促进知识成果向生产力转换。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5％－6％,而发达国家则高达50％－60％。造成这一现状的直接原因是科研机构与企业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一鸿沟的形成有双方的原因，其一，企业吸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能力严重不足，技术成果寻求市场困难重重，其二，科研成果产品化的关键环节欠佳，企业无法直接使用。而正由于传统的技术产业化模式的困境，才使创业成为可能。学生创业往往具有对新发明新创造最旺盛的活力、对高新科技最敏锐的触觉、以及强烈的开拓进取意识，而这些正是加速科技成果市场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尤其是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今天，现有的企业不可能永远站在技术与市场潮流的最前沿，也不可能穷尽一切新兴或亟待更新的商业领域。因此，优秀的学生完全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技术创新，通过周密的商业计划吸引到投资，从而迈向创业成功之途。创业是时展对于产业模式调整的要求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因此，我们现在所提的创业也必然包含着时代赋予的内涵，而这种时代的内涵所体现的必然是知识科技和科学管理在其中的大范围渗透和深层次的影响。80年代初，美国许多高校就开始举办创业计划大赛，而今天美国表现最优秀的50家高新技术公司，有46％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计划大赛。

第三，学生创业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学生创业潮中涌现出许多在技术上领先的企业，例如首届“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的过程中创办的“视美乐”已与青岛澳柯玛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组建北京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目前我国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投影机制造企业。截止至2000年下半年，清华学生创业圈内人士大约为500人，占清华学生总数的2%左右。但就是这2%学生，在1999年创造了大约总和为8000万元的价值，2000年上半年学生创业公司的总价值已超过2亿元。

第四，鼓励学生创业从总体上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很低而失败率很高，但这是一切新生事物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以此否定其积极意义。正像前文所说一时的成功不一定对学生的长远发展有利，一时的失败也不一定对学生的长远发展不利。“风物长宜放眼量”，正如我们不应该因为仙童公司的陨落而责备硅谷的创业者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某一个中国学生创业公司的失败而反对学生创业。“失败是成功之母”，创业失败的学生要比不曾创业的学生经受更多砺炼，也将更快的成熟起来。仙童公司当年的创办者，后来都成为摩托罗拉公司等成功创业公司的领袖。

第五，学生创业壮大了私营企业队伍，还将改善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的结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改革开放20年来成长起来的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学生创业的迅猛发展将大大改变这一现状，这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将产生何等影响现在来说尚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影响将是重大且积极的。

第六，学生创业促进教育现代化进程。我国教育体制仍是行政性的垄断性行业，市场化程度较低，闭门造车、关门育人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很多教师的社会化程度较低，脱离社会发展，关起门来做学问，这样的师资队伍很难培养出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人才。学生创业的潮流有利于推动高校教育理念的转变，呼唤用新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来培养人才和进行高校教改，对推动科研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也给大学的教育体制和大学生素质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七，部分生活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创业来完成学业。我国自1997年之后,大学全部实行并轨招生,尤其是1999年高效大规模扩招之后,学费亦大幅度增加，每个大学生要完成学业，均需付出数万元费用。这对于部分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鼓励学生创业，可以引导这部分学生用知识和劳动来解决这一问题，顺利完成学业，同时也减轻了学校和社会的负担。

第八，学生创业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随着高校扩招的加剧，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显。学生自己创业，如获成功，不仅能解决个人的就业问题，又可为其它学生就业创造机会。

综上所述，学生创业的弊端是不容忽视的，但有些并非不能避免，或至少减少其发生的机率，而有些又是与其积极方面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且从两者的利弊分析中，我们可以肯定的得出学生创业利大于弊这一结论。

既然是利大于弊，我们就应当允许其发展，因此清除有碍其发展的因素，创设保障其发展的环境，就成为必要。

、学生创业的法律保障

对学生创业的保障，可以采用经济、行政以及法律的手段。经济手段者，如设立创业基金，发放创业贷款等。行政手段者，如相关的行政指导、行政监督等。而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的手段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同时，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也使之更具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无论经济或行政的手段，最终也需要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下文试就如何从法律上为学生创业创造一个有利环境，略加阐述。

1、在企业法方面

1）必须简化企业注册登记的程序。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学生创立企业可以采用的形式有：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对学生创业并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但也没有明文许可。因此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为学生创业设置了一些障碍。比如上海一位学生在进行企业登记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让他提供待业证明。更有一些地方以于法无据为由，拒绝为学生企业注册登记。所以，以全国性的法律、法规认可学生创立或参与创立企业的主体资格是有必要的。

而且，上述三部法律均要求对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登记。按照现在的工商登记实践，企业章程必须通过列举方式穷尽其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必须一一记载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超越自己事先设定的经营范围就是违法。而事实上，许多学生企业并没有固定的经营范围，他们普遍规模较小、转型较快，用经营范围对其加以限制，显然不利于其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商机。尤其对以网站起步的学生企业，经营范围必将成为其与传统行业相结合的桎梏。

此外，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第八条规定：“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或超出许可的项目提供服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从保障学生创业的角度出发，上述规定也必须废止或修改。首先，其申请程序对处在非直辖市、省会或首府的学生造成很大障碍，令其企业的成立成本增加，这一权力完全可以下放给下级电信管理机构。而且，这一办法的罚则对无经济收入的学生而言显然过重，恐怕只有与个人破产制度相结合才能运作起来。

2）对以知识成果出资的限制必须修改。

在当今的学生创业大潮中，有许多学生采用以自己的知识成果入股的方式创业。

根据《公司法》第24条、80条的规定，发起人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20％，国家对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国家科委和国家工商管理局1997年7月4日的《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又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5％。[1]

但即使是35％这一上限，仍然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现状。尤其是对那些投资少，收益大的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这一限制是显失公平的，不利于对学生权益的保护。同时，吸收风险投资是许多学生企业成功的必由之路。但风险投资为规避风险，常常要求引资方控股。而且风险投资的目的在于赚钱，学生创业的目的更多的在于自我实现，因此学生方常常也有控股的要求。但这一因双方目的的不同而促成的要求的一致却得不到法律上的许可。

对以知识成果出资的这一限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又不能没有任何限制。深圳市1999年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第7条第2款规定：“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经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其作价出资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可扩大到35％。如合作方另有约定，从其约定。”[2]这个完全“从其约定”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知识成果在转化为生产力以前，毕竟还缺乏物质实在性。而注册资本与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密切相关，尤其是注册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第三人所预测的其承担责任的能力。因此，法律只要规定知识产权出资可以达到51％，能够保障其控股即可。同时，可以规定其他出资方对以知识产权出资者的出资超过35％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对以知识成果出资仅限定于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亦失之偏颇。知识成果之所以能成为资本，是因为它具有货币资本和一般物质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为其持有者带来收益。在现代社会，属于版权范畴的文艺作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等同样具有这一性质。尤其是在以注意力经济为导向的网站，在线阅读、音像资料及计算机软件的下载均是吸引“眼球”的主要途径。而这一类网站由于基本上不需任何投资，因而成为学生创业的首选形式。在这类网站中，劳务和知识成果往往是最主要的出资形式，因此必须有法律的认可和保障。作为知识成果的计算机软件，还可以直接作为生产、经营工具，并可以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因此更没有理由不成为出资的一种形式。

在合伙企业中，还应允许一套方案、计划等作为出资方式。其理由之一是许多企业并不缺99％的血汗，而真正至关重要的是1％的灵感。之二是合伙本身属于私法的范畴，只要合伙人愿意，国家没有必要禁止。当然，在实践中可以将一个想法变通地作为劳务出资的方式，但它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务，一旦发生纠纷亦很难把握。因此，理应以法的形式为之正名。

2、民法方面

按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的规定，十八周岁以上和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但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才享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均出现过不少少年商界奇才。其中不乏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按照我国民法的规定，他们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3]从条文本身的含义来理解，所谓的“他”应当作为个体来把握，但在现实中，人们却将“他”按照共性来看待。即不论其本人的智力水平和对自己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程度，将普遍认为只有成年人才能做或才该做的事一律禁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涉足。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这些规定，令未成年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依附于其法定人的追认，从而使其不便于对多变的经济现实做出敏捷的反应，也使其他市场主体因怀疑交易的安全性而尽量避免与其订立合同。同时，相对人的撤销权虽有善意的限制，但毕竟为其行使提供了一条渠道，在实践中就使相对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这对于未成年人及其企业都是不公平的。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少年奇才，但我们的社会至少要为少年奇才的诞生和成长让出一条道来。故可以试行由一个专门机构在征求学校和家长意见的基础上，赋予特定的未成年人以民事行为能力。同时，鉴于我国当代少年较之其父辈普遍早熟的现状，适当降低享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界限也是可以考虑的。

3、知识产权法方面

目前，我国保护的知识产权只有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同时，将发现权列入知识产权的一种，但仅作为一种人身权来保护。[4]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商业网站的盈利模式。学生创业者往往是有模式无资金，从而需要投资的介入。但是要获得投资必须向投资方提交创业计划书，并做出说明和解释。对于技术含量普遍不高的盈利模式而言，很容易被投资方全面掌握。目前关于商业网站的盈利模式，仅可适用于商业秘密的有关规定加以保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同时，该条也禁止“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披漏、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漏、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上述规定虽然足以证明投资方获悉学生创业者的创业计划后独自使用之违法，但学生创业者却面临举证上的困难，即难以证明该计划是其智力成果并因引资的需要而告知投资者的。本文作者便设想了一个商业网站的盈利模式，苦于无法在与投资者合作中保护自身的利益。本文作者曾就此求教于江平教授，江教授亦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故此问题似只可以立法加以保护。一条简便且行之有效的途径是在公证处的业务范围中增加相关内容，使学生创业者在与投资方洽谈合作事宜时得邀请公证人员参加，并对学生创业者透漏的创业计划和提交的创业计划书做成公证文书。这样，一旦日后发生纠纷，学生创业者就可以公证文书作为有利的证据。

4、教育法方面

教育法是与学生联系最为紧密的法律规范，它分为由国家、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学校自行制定的校规、学生行为规范两个层次。[5]目前，我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均未对学生创业的相关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学生创业唯一的合法依据是2000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一项有关“大学生、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休学保留学籍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既然学生创业是一件经过论证值得鼓励的事，就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至少是《高等教育法》应有相关的规定。同时减少不必要的限制，比如创办企业的类型，并不是只有高新技术企业才可以作为学生创业的选择。如前所述，科技是生产力，但科技之外的其他智力成果亦有创造性价值，并能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要，因而实无理由厚此而薄彼。

在学校内部的规章方面，九十年代以前，多数学校的“学生守则”均明文规定学生不许经商。今日，较为开明的学校已对手册中的许多条文作灵活处理，为学生创业创新打开方便之门。诸如，某高校原为困难学生而设的“七年内修完本科学业”的规定，现已放宽到创业学生也适用。许多高校还建立了创业基金，如“上海交大创业基金”总额就达1．5亿元。但尚有许多学校仍将“不许经商”作为对学生的禁止性义务，虽然今天的“创业”与八十年代的“经商”不能简单地等同。这些学校的抱残守缺，与国家法律的欠缺不无关系，但要修改法律，毕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尚需假以时日。而且法律本身必然是粗线条的，即使制定出来也需要各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细化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即使在较开明的学校，对学生创业的种种支持乃是仰仗学校决策者的支持，是“人治”而非“法治”，即便当下如火如荼，也仍存在“人走茶凉”的不确定性。然而，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在此方面却走在我们前面，比如在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学生们有了好的创意，学校就会从启动资金和管理经验两个方面予以资助。无论是公司成立、吸引投资，还是事业发展、市场推广、品牌建立，从事创业活动的学生都将有专人指导，学校里众多有企业管理经验的教师将成为他们忠实而可靠的顾问。而我国高校尚未建立这样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加之这一新生事物毕竟与传统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同时很多学校管理者对自身角色认识不清，头脑中充溢着许多腐朽思想，“上行”能否“下效”仍是个疑问。所以有必要将学校对学生创业的鼓励与支持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5、劳动法方面

为了熟悉业务，增长经验，许多学生创业者选择先到相关企业工作，再自己创业。目前已有许多学生成为企业的高级白领或经理人，其中亦不乏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但我国《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这样一来，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创业者，或只能以见习或实习的名义进入企业工作，或放弃打工的前奏直接创业。前者令学生创业者的劳动收入等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后者使学生创业的失败率大大增加，此二者都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设计所应带来的结果。也许社会需要大多数按部就班的人才，但不能以此作为否认奇才、偏才、怪才存在价值的理由。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给与他们更多的宽容，他们也将给与社会更多的回报。

注释：

[1]转引自雷兴虎、罗有才《发起人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几个问题》[J]载《法学》

2001年第2期。

[2]同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

[4]张平《知识产权法详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第一版，第4、5页。

法律保障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严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与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与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与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与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称。而且即使按农村与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与实际出入也很大。如果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与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农民负担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如果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如果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容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如果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与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

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先看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利。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上，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阶层所垄断。从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几十年来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股东。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仅及同期国有企业用于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的。［8］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一旦成为城市人口，每年便可从国家取得120元的粮油补助，国家财政每年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补贴5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近1／4.”［9］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工业化进程承担积累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发展机会，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当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时，政府便开始对农业实行愈来愈强的扶助政策，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积累用于农业的发展。如日本，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但农业投入却占总预算的10％。90年代，日本对农业投资额的年递增率达13.4％。美国政府则把农业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的投资和补贴。［10］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理应在资源宏观分配上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回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扶助先天不足的农民参与市场竞争。

再看农民的市场交易权。平等交易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是处于劣势的，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多。首先，我国农业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时期，处在用黄牛耕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把这种状况的农业完全推向市场，其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农业产品出售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还要遭到人为的控制，如低价定购、禁止自由交易（由粮食部门独家购买、禁止跨地区销售等），或者出现过度的竞争，使农产品的预期利润难以实现；再次，农民在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时，面对的却是卖方垄断市场，分散的农民没有能力去参加谈判，影响市场价格，他们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即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11］所以在当前庞大的传统农业与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并存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使农民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是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支付的社会费用和发展成本。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任何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社会生活之中。他们必然要为社会作出特定的贡献，也必然要从社会享受一定的利益和待遇。”［12］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切不分的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方面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劳动权利不平等

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却限制解释为：“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劳动者就业，因出身而受歧视屡见不鲜。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民身分的歧视。农民除自身很难变换职业外，其子子孙孙也只能做农民，除非通过高考进国家正规院校或参军提干变更其身分。尽管理论界人士反复呼吁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推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形成，但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却纷纷出现。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一）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二）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三）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在青岛，该市将对外来劳动力的招用数量控制在市属企业职工总数的14％以内，并规定每使用外来劳务一人需交纳50元费用，而每吸收一个本地待岗6个月以上且女在35岁或男在40岁以上的人员则可获得3000元补贴。上海市则对本市劳动者统一实行《劳动手册》制度，并以“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的用工原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它们规定，凡能安排下岗和待工人员的工种岗位，企业不能使用外来劳动力；依法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用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必须申请《务工证》，交纳务工管理费，接受劳动监察，或在使用外地劳动力时按一定比例招收本市城镇劳动力，不准擅自使用、聘用或未到指定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招收，或招用自行来沪寻找工作的外地劳动力；合法招收外地劳动力时须通过市劳动服务公司职业介绍中心或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登报公开招聘，招聘不足后方可按一定程序聘用外来劳动力。在武汉，《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1999年1月22日）一方面在第5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一方面在第7条规定外来劳动者求职须办理许可手续，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在第14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实行职业保留制度。尽管各地就业政策向本地城镇偏斜，但“贵族化”的城市就业者似乎并不领情，不少人宁愿坐在家中领社会保障金也不愿去干“脏、累、差、重”的工作。据报载，南京市环卫部门共用了2000多农民工，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计划“腾笼换鸟”，却仅有50名下岗职工报名，真正上班的只有10人。［13］显然，一些地方对劳动就业的不平等规定，使农民成了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平等就业权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权上的反映，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人为地强化了城里人与乡里人的身分等级色彩。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教育是一种特殊权利，保证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办学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没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教育经费上看，国家每年几百亿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从1985年起，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为农民在“三提五统”中支出，农村学校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建设和改造。从师资力量上看，那些经过正规培训、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教师被优先安排在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山区，师资奇缺，民办教师仍被委以重任。此外还有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子弟对教育资源的选择，以及在升学中城乡不同分数线的设定，使得农民子弟在教学质量更低的情况下还要去跨越更高的升学门槛。据统计，1998年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9％，初中入学率为87.3％，小学学生和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0.93％和3.23％。［14］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农民子弟，且数字有可能更大。在某大城市郊区，还出现过本有百余名学生的村办小学，因大多交不起学费，只有10多人上学的现象，［15］更不用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是如何背着书包找学堂的。［16］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是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而教育跟不上则是直接原因。它使许多农民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保护农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对解决我国农村与农民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几百至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城市职工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我国《宪法》第44条关于公民退休权的规定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使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艰难，更加深了农村的贫困。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仅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包括特困救济、优扶军烈属等），相差29.5倍。［17］即使是进城工作的农民，也不可能与城市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地位低微，常常被叫做“打工仔”或“打工崽”。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因此，我国农民几乎处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正如一位社会保障专家指出：“至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和建立，都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对于占人口70％的农村，基本上没有考虑。”［18］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每年拿出几百亿元用于城镇，农村几乎享受不到分文，一些农村为了兴办公益事业，不得不在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长期国家政策偏斜导致的城乡差别，使得一些人在户口问题上大做文章、“挖掘潜力”，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买户口”的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2千元到2万元不等，仅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有可能达到200亿元之巨。［19］这是对农民裸的剥夺。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在我国有悠久的重农传统，“锄禾日当午”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内陆型的地理条件使农耕成为华夏文明萌生和延续的基础。因此，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不劳而获才是羞耻的。但在当代却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看不起农业劳动，更鄙视农民，农民进城被称为“乡里人”、“土巴子”甚至“打工崽”，其中不乏侮辱性的歧视。社会普遍的“贱农”意识使得农民千方百计“跳农门”，并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此时，才让一些人惊慌失措，一些地方县一级还常设“遣返站”，采取各种措施甚至非法堵截和遣返进城农民工。有的“专家”还建议，“应想办法让农民呆在家里不出来”。农民在我国日益成为一个身分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它与“非农”严格对应。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在城打工，农民在社会上实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四、结语

应当看到，我国的城乡差别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除城乡差别，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但绝不能简单一句“权利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把一切存在都当成合理的，否定农民的平等权利。广大农民如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事实上的平等权利，这些“特殊公民”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不平等感，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认同，甚至出现隔阂和抵触，使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受到伤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城乡差别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毕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子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是不现实的，却至少是要朝这个目标努力，不能人为地扩大城乡差别。考虑到我国城市长期对乡村的“抽血”和乡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单靠乡村的自然发展已不能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甚至会陷入更贫穷落后的“马太”效应窘境中，必须在政治上支持农民积极参与国家生活，在经济上积极扶助农民，在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平等权利。卢梭有一句名言：“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在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直接目标的时代，在立法、执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关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之根本，关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能否建成的大问题，应当引起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测算，198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6∶1，到1997年扩大到2.7∶1.如果城市居民的收入再计入各种福利收入，而农民的收入则扣减各种负担和不能进入社会交换的实物收入，实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5∶1，甚至更多。参见杨宜勇等：《公平与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杨宜勇：《什么妨碍了共同富裕》，《长江日报》1999年9月13日。

［8］参见郭书田：《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迁徙自由与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公平与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17］参见程国有：《试论当前农民问题的实质及对策》，《农村经济问题》1994年第12期。

［18］杨帆：《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题中之义》，《长江日报》1999年3月12日。

法律保障论文范文第7篇

早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内也有相当数量的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乘发展商品经济之机、贪污受贿。为了有效地惩治腐败，平息人民对政府的不满，缓解社会矛盾，新加坡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权。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加强惩治贪污犯罪的刑事立法。在新加坡，除制定了一些单行刑事法律，使刑法典与单行刑事法律并存。在刑法典中专设一章“公务人员或与公务人员有关的法律”，该章把公务员利用职务收受酬金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对犯罪主体和酬金概念等做了具体规定;除刑法典外，还制定了操作性很强的专门惩治贪污犯罪的法律，如，1960年的《防止贪污法》。另一方面制定有关行政法规，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对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应遵守的纪律做了明确的规定。］可见，新加坡很重视法律在规范权力中的重要作用，把权力运作中的各项活动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使其制度化、法律化。可以说，新加坡的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这一方面表现在法律条文的具体和严密上，另一方面表现在许多的立法走在世界的前列。新加坡法律对其所要规范的内容、执行的办法以及惩罚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是与非、罪与非罪的问题上界限分明。这样既可避免执法人员在执法中的随意性，造成执法权力的滥用，又可防止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为严格执法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有法可依仅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严格执法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即便法律规定的再好，实践中若不严格执法，法律也就仅仅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新加坡在执法中坚决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任何人来说，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违法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存在特权，不存在例外，不存在侥幸。即使是外国公民或法人在新加坡违法犯罪，新加坡也不怕强国、大国施压威胁，同样是按照法律严惩不贷。

二、新加坡劳动者权利保障法律制度建设成就

在二战后新加坡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建设中，劳动者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建设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这是因为，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劳动者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国劳动者的作用能够很好发挥，该国发展的前景是无限的;如果劳动者的问题解决不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则可能是致命性的。在对待劳动者人权保障的问题上，新加坡政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不仅解决了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影响社会稳定的贫富悬殊和劳资关系不稳定等问题，还使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的经济社会获得持续高速的发展。在新加坡，新加坡职工总会与新加坡雇主协会以及政府的关系特别引人关注。在三方关系中贯彻始终的是“协商的精神”，即三方通过协商或调解等手段来解决日常纠纷，从而保持了新加坡劳资关系的稳定。新加坡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无不得益于其完备的劳资关系法律制度体系。其中，《就业法》主要规定了雇用合同的订立与终止、违反雇用合同的责任、雇主的更换、企业转让后雇用合同的效力、薪水的支付、休息日和节假日加班补偿、兼职雇员、家庭佣人、儿童与少年的雇用、孕妇的保护与福利、职业介绍所的管理等内容;《劳资纠纷法》则专门用来规范和处理企业劳资纠纷，主要界定了非法劳工行为与闭厂行为，规定了对上述非法行为的处罚措施，并设置罢工纠察队，规定了对劳资纠纷中共谋行为的治罪处罚;《劳资关系法》主要规定了集体谈判、经理雇员申诉受限、劳动争议的劳动仲裁法院裁决等程序性制度;《工人赔偿法》则对工伤赔偿的适用对象、赔偿范围及诉讼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外籍劳工法》主要是管理外籍务工人员及相关事项的法律。这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使雇员的基本劳工标准、劳资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工会的权利和活动都纳入了法制轨道，为劳资关系的有序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这导致新加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为此，新加坡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相应的劳动法律制度建设，从而使新加坡在当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仍保有其优势。一方面，新加坡通过立法提高退休年龄。按传统的资历工资制度，55－60岁的工人工资最高，公司为减少劳动力成本都不愿雇用这个年龄段的工人。因此，在1993年以前，由于没有法定的强制退休年龄的限制，新加坡的公司通常在工人55岁时将其辞退。工人55岁便退休使得新加坡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更为严重，因此，1984年新加坡健康部便在其报告中首次建议将退休年龄规定为60岁。最后新加坡在1993年出台《退休年龄法》(TheRetirementAgeAct)，强制性地规定退休年龄为60岁。1999年，经修订后的《退休年龄法》进一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升为62岁。另一方面，为减少雇主雇佣老年人的损失，法律规定:第一，雇主有权将60岁以上工人的工资削减10%;第二，鼓励用人单位实行基础工资制(在此工资制下工人工资的增长与其生产效率密切相关，而不论其资历长短);第三，鼓励用人单位与工人共同承担医疗保险;第四，用人单位可以将给55岁以上工人的中央公积金账号存款额降低。其总体思想是，既保证老年工人能按照其对公司所做贡献得到合理的薪酬，又不会提高企业雇用老年工人的成本。［4］这些劳动者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及政策，充分发挥了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的作用，尤其提高了年老的工人、妇女等往往易成为政府负担的劳动者的就业率，从而使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获益，既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得他们也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又避免了福利型社会易产生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下降，也防止了国内贫富差距的加大，保障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平稳发展。

三、二战后新加坡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建设带给我们的启示

人权保障是法治框架内的可贵的理念。我们承认，法治应有其共同属性。尽管法治存在着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尽管人们对于法治内涵与本质的认识可能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法治或者法治国家一定有共同的元素与标准。否则，我们便无法区分法治与非法治、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然而，如果我们的法治建设首先关注并且集中关注如何创造条件获取这些元素、如何符合这一标准，那么法治就会成为某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逻辑需求的延展，从而成为一种普适性的并且在理论上容不得地方性知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这样一来，法学家必须以概念为中心，以理念为中心，以法条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对外国法条之知代替对本国社会之知，以逻辑之知代替生活之知，法律所必须回应的社会现实问题势必会为之遮蔽，甚至是被有意识的牺牲了。这已势必造成更多的法律制定出来以后，却难以在社会中实际发挥有效的和积极的作用，而只是一种看上去漂亮的‘间架性结构’”。［5］所以，一国的法治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虽然这是一种看起来老掉牙的表述，但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法治的形态固然受到领导人的偏好和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法治的样态与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结构可能有着更深刻的逻辑关系，而并不完全服从意识形态的逻辑。新加坡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建设是独立后的新加坡根据自己的国情自主地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新加坡的法律制度所反映出来的人权观念与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念有所不同。这已成为西方国家拿人权问题攻击新加坡的借口，而李光耀认为:“给以人权更大的尊重是一个可贵的目标。唯一实际的前进办法，就是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他还认为，在人权问题上，“没有人可以忽视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背景。几千年来，各个社会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理想与标准也各不相同。20世纪末期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的确，当今的世界没有一个普遍绝对的人权标准、框架和模式。尽管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人权标准及实现人权的制度应该是普遍的，最应该推行的人权保护模式是西方式的，这一模式的基本原则如民主、自由、政治参与等应该适用于所有国家，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人权的普遍性仅限于人权对国际公认的人权原则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各民族的人权观念和人权保护制度必须普遍采用某种模式，在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国际社会中，人权状况及其发展要受到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在当今千差万别的现实世界，观察一个国家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不能脱离该国的国情。人权不是舶来品，它只有经过本国环境的浇灌才能茁壮成长，才会在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运行中充分发挥作用。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以及工业商业方面卓越不凡，但这并不能证明，将西方的某些价值和制度连同某一系列权利树立为普遍标准是正当的。对西方人来说，西方也许是最好的，但断言西方对整个人类来说也是最好的则没有根据。如果这一理想要自成一体，它必定要出自特定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属于其他传统的人们没有理由接受它。对于正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二战后，新加坡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建设中所体现的将本土资源与人权理念融为一体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法律保障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措施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现代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体现为家庭自我保障，并未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即形成了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是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社会优抚等几个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始于50年代初。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1951年2月，政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此后，我国还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社会保障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进行改革。根据当前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实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由“企业自保”向“社会互济”转变，由“福利包揽”向“基本保障”转变，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变，由“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近两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已经形成了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上述宪法规定，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根据和最高法律准则。

二、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保障的立法不健全。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适用范围比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也不规范；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的立法相当欠缺；社会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国家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分割。由此导致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程度差。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纠纷进行仲裁或提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对社会保障争议进行仲裁或判决，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二）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但是，我国自1979年以来，却没有制定和颁布实施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被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中。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应处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当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无法律责任、无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三）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对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四）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与国际接轨，在对外交流中不断产生障碍与磨擦。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经济全球化将在不同的程度上逐步形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扩大了的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则更应是法治经济，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法形成相对稳定和权威较高的游戏规则（条约、习惯、惯例等），则不能称之为经济全球化，当然WTO也没有其存在之可能。能起“稳定器”、“安全网”作用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和保障在世界范围内将必然形成，只有这样国际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方能顺利实现。而我国过去的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在涉外社会保障这一块显然处于空白状态，这将不仅影响我国对外交流的顺利进行，而且从长远来看必将影响我国整个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措施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再这样的国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与经济发达国家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使社会保障水平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法律调整与特殊政策调整相结合，对社会发展中某一特殊时期出现的急迫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采取一些特殊性的政策加以调整，如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就是特殊阶段采取的特殊政策；借鉴和吸取国际社会带有共性的经验，适当参照国际标准但不能照搬；总结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经验，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

首先，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例如，社会保险基金被违法挪用、挤占现象较为严重，使一些地方离退休人员不能及时足额领取到离退休金，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通过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补充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制裁违法挪用、挤占社会保险金的行为，所以，至今无法追究挪用、挤占保险基金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应当把社会保障立法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紧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目前，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保障的核心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和颁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草案已经起草了多稿，其内容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及时地审议该项法律草案。同时，由国务院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再次，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出现了支付风险的前兆。近两年来，国家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金的发放，从中央财政拿出几百亿元借给地方政府，地方财政也相应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但这笔钱仅仅能管当年的社会保障金发放。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国家和地方财政是很难支撑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的危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银行对个人储蓄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是百姓的闲钱；而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却是百姓的保命钱，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我们建议，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其四，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当事人在其社会保障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现在，有些地方在人民法院已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采取强制的司法措施以追缴社会保险费，对侵害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充分运用司法机制在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方面具有的强制性和震慑作用。

最后，要适应WTO的规则调整中国社会保险业的相关制度。第一，中国加入WTO之后，有关社会保险业的市场开放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策略进行。第二，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经营业务。第三，鼓励中外保险公司扩大社会保险延伸服务。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思路。

（二）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落于城市。这是由于过去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不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等重要都需要发展，但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结构、社会分配结构、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可采取一个统一的模式，农村不能照搬城市的办法。农村要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但具体办法和标准方面应允许有差别。

1、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逐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功能健全、社会化程度高、有充分资金保证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改革方案的设计需要明确以下两点：一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社会保障的范围只能逐步拓宽，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只能逐步提高，要充分考虑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二是居民个人作为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一个重要渠道，要考虑到我国目前居民总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并不高，而且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居民个人对社会保障的缴费率要适度，不能定的太高。总之，下一步我国社会保障要从国情出发，既要迈出改革的步伐，又要稳妥可行，使之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发挥财政在社会保障中的主导作用

社会保障既是一个分配问题，也是一项政府行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完全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参与分配和管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财政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枢纽，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社会保障作为以政府为主体参与社会分配的行为，其本身就是构成了财政分配的重要内容，理应纳入国家财政管理范围。

首先，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纳入国家预算有利于强化用款单位和基金经办机构的责任，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专款专用，有利于资金分配的规范性。财政参与社会保障管理，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把社会保障预算建立起来。通过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监督和决算制度对社会保障资金实行全过程监督。改变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必须把社会保障预算与一般政府预算分开编制、单独反映。

其次，加强对社会保障结余资金的管理。社会保障资金的结余处于暂时的闲置状态，应对未来支付需求资金，也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财力。为了保证这部分资金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从而能够均衡及时满足社会保障的支付需求，必须将社会保障结余资金引导到可靠有效的投资上。

再次，开征社会保障税。一般以企业工薪支付额为课税对象，用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在当前，尽快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而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更加稳定、规范地筹措社会保障资金，是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保证。

在一个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的、拥有12亿人口的国度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是一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我们坚信，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必将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有效的保障，必将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增添光辉。

[参考书目]

[1]《社会保障与法律建设》课题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载于《法学家》，1999年第4期

[2]王景山：《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原则的理论探讨》载于《劳动法学、经济法学》2001年第10期

[3]刘翠宵：《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4]蒋彦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法律制度纵谈》载于《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8期

[5]董保华：《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的界定》载于《华东政治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6]林立红、李傲、孔繁华：《从宪法权利到现实权利－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查》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7]卢纯结：《确保基金的安全运行－对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的思考》载于《中国劳动保障报》2001年第6期

[8]郭纲：《社会保险基金入市运作的监管》载于《中国劳动保障报》2001年第5期

[9]樊舸：《我国养老保险立法模式初探》载于《河北法学》2001年第1期

[10]殷晓彤、王大勇、刘延军、蔡欣：《谈完善我国的<事业保险条例>》载于《法学杂志》2001年第3期

[11]石美遐、杨子林、高小丽：《我国补充医疗保险问题初探》载于《中国劳动保障报》2001年第3期

法律保障论文范文第9篇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善的现代法律援助法律体系。因此，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健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法律制度十分重要，文章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建立与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相关对策的。

一、法律援助制度产生与发展历史

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要建立与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简略了解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以古鉴今，对于建立和完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极为必要。

中国真正意义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自建国至1997年，我国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在有关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1994年1月3日，当时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的肖扬同志在一份律师工作的材料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1995年2月28日，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获批准成立，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法律援助机构。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与框架。1997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实施，确立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地位，标志着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建立。国务院在颁布并于20__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这些举措表明我国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剖析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在维护贫弱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我国诉讼制度的顺利实施、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法律援助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1、法律援助立法滞后，法律保障缺乏。现阶段我国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依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1998年10月5日签署参加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二是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公诉人出庭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它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其三是《律师法》第六章第41条的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其四是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它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但它作为政府规章具有一定局限性,难以协调各部门的关系。这种立法现状很难真正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要建立与完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立法任重道远。

2、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物质保障不到位。根据司法部的有关文件与《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和行业奉献。有资料表明，国家给法律援助的经费拨款平均一个人不到6分钱。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由于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很多地方甚至不敢向群众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和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的案件,对其他许多依法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事项无法提供帮助。部分法律援助机构为了维持运转,违规从事有偿服务,严重违背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法律援助经费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制约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瓶颈问题。

3、法律援助人力资源短缺、素质参差不齐。随着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增强，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不断扩大。法院指定的刑事辩护案件越来越多，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也逐渐呈现出应接不暇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约有74万件，而实际能够得到法律援助的案件只有19万件，仅占四分之一。中国现有律师约13万人，其中从事专职法律援助的律师约4500人，但仅依靠人数很少的专职律师是难以胜任庞大的受援需求的。社会律师虽然人数较多，但即使按照每个律师一年承办一至三件法律援助计算，最多也只能满足50%的受援需求，其他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还包括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这些人员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人力资源的短缺也是制约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重要因素。

三、进一 步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若干思考

任何国家法律援助制度从建立到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起步晚、时间短，要达到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要建设和谐社会，真正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还任重道远。具体来说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立法，为法律援助提供法律依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依据现实国情制定统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援助法》，构建以宪法为依据，以法律援助法为主体，以其他法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非常必要。为了适应法律援助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我国还应适时参加、缔结与法律援助有关的国际条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援助立法滞后的现状。

2、建立经费保障机制,为法律援助提供物质保障。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是法律援助机构的生命之泉,没有资金支持,法律援助制度很难真正落到实处，构建经费充足、稳定的保障机制是发展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质基础。法律援助资金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落实：首先要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资金理应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必须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其次是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作法,拓宽资金的来源,建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其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国家财政,部分来源于社会集资或捐赠,还可以从律师管理费中提成一部分。再次民间捐赠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之一,《法律援助条例》第7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只有加强了物资保障，才能使法律援助制度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基本原则。

法律保障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电子公文电子政务互联网

一、子公文及其特点

电子公文是指以电子形式表现的并通过网络传送的,用于政府机关相互之间联系事务的专用文件。电子公文的特点是基于电脑和互联网联网的特性而产生的,因为电子公文的制作、发送及接收都需要通过电脑和互联网这两种媒介来进行。首先是电脑,它的最大作用是将政府公文中所有具体的信息都进行了数字化的改变,这里所说的数字化是指电脑将输入的具体信息以“1”和“0”来进行存储和运作,这不像传统的政府公文是以具体的书面形式来表示的。其次是互联网,互联网将电脑里的数字化信息在各个政府机关之间迅速地传送。互联网本身有其特殊性,即公开性和全球性。所谓公开性是指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出互联网,而全球性是指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递是没有边界障碍的。根据上述分析,较之传统的政府公文,电子公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电子公文是一种数字化的、虚拟化的文件形式;(2)电子公文的传送是在公开环境下,通过互联网进行的;(3)电子公文的传送可以在各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政府之间进行;(4)电子公文的广泛应用能够极大地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

显然,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政府机构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公文传送方式使政府机构背负着沉重的时间负担和经济负担。传统公文在这一场变革中受到了电子公文这一新生事物的强有力的冲击。电子公文的制作、发送和接收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人们以快速和便捷。可是电子公文毕竟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的新生事物,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还有待解决。特别是,由于电子公文刚刚开始启用,有关电子公文的法律纷争还颇为鲜见。就世界范围来说,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也无强制性的原则可以遵循。可以说,其中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二、电子公文应用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目前,电子公文应用中出现的安全问题主要有：

1.黑客问题。黑客入侵网站的消息在近年被频频报道。以前黑客们往往挑选美国国防部和雅虎这些安全防范体系堪称一流的硬骨头啃。而随着各种应用工具的传播,黑客已经大众化了,不像过去那样非电脑高手不能成为黑客。如果安全体系不过硬的话,黑客便可以肆意截留、毁灭、修改或伪造电子公文,给政府部门带来混乱。

2.电脑病毒问题。自电脑病毒问世几十年来,各种新型病毒及其变种迅速增加,而互联网的出现又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媒介。不少新病毒直接利用网络作为自己的传播途径。试想一个完整的电子政府体系中某个环节受到病毒感染而又没有被及时发现,电子公文系统全面瘫痪,那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病毒的感染会使一些电子公文毁灭或送达延误,整个电子政府将会指挥失灵、机构运作不畅。

3.信息泄漏问题。目前,各大软件公司生成的网管软件使网络管理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方便地对网上每个政府用户的各种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监测。此外,网络中存在不少木马程序,如果使用不慎,就会把公文中的重要信息泄漏给他人。而某些大公司生产的软件或硬件产品所带的后门程序更可以使这些公司对政府用户在网上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对政府而言,信息泄漏将会给其工作带来麻烦,甚至会危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国防利益,有关的政府工作人员会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对这些大公司的法律管制,对于在信息产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来说是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但光靠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也是不行的,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形成管制的合力。

三、电子公文安全体系法律制度建构

1.科学的密钥使用制度规范。密钥是一种信息安全技术,又称加密技术,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中。它包括两种技术类型,即秘密密钥加密技术和公开密钥加密技术。其中秘密密钥加密技术又称对称加密技术。倘利用此技术,电子公文的加密和解密将使用一个相同的秘密密钥,也叫会话密钥,并且其算法是公开的。接收方在得到发送的加密公文后需要用发送方秘密密钥解密公文。如果进行公文往来的两个政府能够确保秘密密钥交换阶段未曾泄漏,那幺,公文的机密性和完整性是可以保证的。这种加密算法的计算速度快,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电子商务活动过程中。公开密钥加密技术又称为非对称加密技术。这一技术需要两个密钥,即公开密钥和私有密钥。私有密钥只能由生成密钥对的一方政府掌握,而公开密钥却可以公开。用公开密钥对公文进行加密,只有用对应的私有密钥才能解密。用私有密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只有用对应的公开密钥才能解密。此二种技术相比,显然第二种技术的安全系数更大一些,但这种技术算法速度较慢。我们可以根据各种公文的秘密等级,采用不同的加密技术。对于一般的公文往来数量大且频繁,不宜采用非对称加密技术,还有秘密等级较低的公文亦可采用对称加密技术。而对那些重大的通知及秘密等级较高的公文则必须采用非对称加密技术。凡违反上述技术性规范的要求造成公文泄密或是公文的完整性受到损害的,需追究其法律责任。

2.完善的政府证书管理制度。公文传送过程中数据的保密性通过加密和数字签名得到了保证,但每个用户都有一个甚至两个密钥对,不同的用户之间要用公开密钥体系来传送公文,必须先知道对方的公开密钥。公文传送中有可能发生以下情况:用户从公钥簿中查到的不是对方的公钥,而是某个攻击者冒充对方的假冒公钥;或者公文互换的双方在通讯前互换公钥时,被夹在中间的第三者暗中改变。这样的加密或签名就失去了安全性。为了防范上述风险,我们可以仿效电子商务中的做法,引入数据化证书和证书管理机构,建立完善的政府证书管理制度。这里所说的证书是指一份特殊文档,它记录了各政府机关的公开密钥和相关的信息以及证书管理机构的数字签名。证书的管理机构是个深受大家信任的第三方机构。考虑到电子政务的特殊性,电子政务系统中的根目录证书管理机构最好由一国的最高政策机关设立的专门机构出任,其它各级目录分别由地方各级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去管理。在我国,根目录的管理工作可由国务院信息办来承担,其它各级目录分别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各政府机关须向相应的证书管理机构提交自己的公开密钥和其它代表自己法律地位的信息,证书管理机构在验证之后,向其颁发一个经过证书管理机构私有密钥签名的证书。政府出面作为证书的管理机构,其颁发的证书信用度极高。这样一来将使电子公文的发送方和接收方都相信可以互相交换证书来得到对方的公钥,自己所得到的公钥是真实的。显然,电子公文系统的安全有效运转离不开完善的政府证书管理制度的确立。

3.有效的数字签名制度。在电子公文的传送过程中可能出现下列问题:(1)假冒,第三方丙有可能假冒甲机关给乙机关发送虚假公文;(2)否认,甲机关可能否认向乙机关发送过公文;(3)伪造,乙机关工作人员可能伪造或修改从甲机关发来的消息,以对自己有利。这些问题要靠数字签名来解决。数字签名在电子公文传送中的应用过程是这样的:公文的发送方将公文文本带入到哈希函数生成一个消息摘要。消息摘要代表着文件的特征,其值将随着文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公文将得到不同的消息摘要。哈希函数对于发送数据的双方都是公开的。发送方用自己的专用密钥对这个散列值进行加密来形成发送方的数字签名。然后,这个数字签名将作为公文附件和公文一起发送到该公文的接收方。公文的接收方首先从接收到的原始公文中计算出消息摘要,接着再用发送方的公开密钥来对公文的附加的数字签名进行解密。如果两个消息摘要相同,那幺接收方就能确认该数字签名是发送方的。通过数字签名能够实现对原始公文的鉴别和不可抵赖性。目前数字签名在电子商务中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日本等国政府已通过专门的立法对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在电子公文传送中引入数字签名也是必然的选择,只是我们要从法律上确认数字签名的效力,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努力设法从技术和制度规范入手不断提高安全系数。以数字签名只有相对的安全性来作为反对其应具有法律效力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所谓安全保障都是相对的,橡皮图章就经常被不法之徒伪造。

4.有力的刑法保障。刑法对社会关系的保护是最强有力的保障,离开刑法的保护,其它制度规范的保护极有可能会落空。对计算机网络法律关系的调整也不例外。鉴于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国家生活各个方面,1997年《刑法》增加了计算机网络犯罪方面的内容。根据《刑法》第285条和第286条的规定,对下列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1)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保密法》、《标准化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出于好奇或为窃取机密的动机非法侵入电子政务系统的;(2)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对电子政务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和干扰,造成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3)违反前述有关法律规定对电子政务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公文数据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4)违反前述有关法律规定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电子政务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而对于那些利用计算机网络破坏电子公文或伪造电子公文的,则可以根据《刑法》第280条的规定以毁灭公文罪或伪造公文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