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
时间：2023-03-07 18:38:19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第1篇
第一书记到位已有两个月，在开展农村党建及精准扶贫工作中，我们的第一书记工作确实面临很多问题，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把有些问题理清楚、讲明白。总体感觉有五个问题：一是派出单位和派入单位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二是到位的同志工作发挥的作用不强，有的直接不会做农村工作；三是“两头放空炮”，一问起来“村上说在城里，单位说在村上”；四是派去的第一书记的有关具体问题没搞清楚，干什么不清楚，工作经费怎么落实不清楚，生活住宿等问题怎么解决不清楚，使第一书记感到很痛苦。针对这些问题，我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召开了相关会议，明确了第一书记的工作职责并逐一解决了存在的问题：
第一，明确为什么要派第一书记。意义可以讲很多，但总体上主要是“五个需要”。一是党建扶贫的需要。扶贫是全社会的工作，各行各业都负有使命。作为党建这条线，如何助力扶贫，那就是选派第一书记。二是建强村级“两委”班子的需要。贫困村“两委”班子力量薄弱，选派第一书记就是要把这个队伍带好。三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需要。共产党执政靠的是人民群众。推进扶贫攻坚也一样，要靠组织发动群众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选派第一书记，就是希望大家把老百姓引导调动、发动组织起来，投身到扶贫攻坚的实践中去，解决好自己的增收、住居条件的改善、产业的发展等问题。四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需要。当前，农村的社情民意呈多元化态势，农村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作为第一书记，到村上去后就要了解这些情况，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盼，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巩固夯实好我们党执政的主阵地。五是培养干部的需要。
第二，明确第一书记去干什么。第一书记下去主要干什么？总体要干什么？当前要干什么？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强组织。就是建强村级“两委”班子，把你的作用传导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带领大家脱贫致富。要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对那些有问题的班子该换的要换、该调的要调、该补的要补。二是帮扶贫。大家下去后，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和带领所在的村脱贫致富。三是作桥梁。作为密切联系党群干群关系的桥梁，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老百姓知道党和政府的主张、工作要求，使老百姓知道党委政府是如何关心解决民生问题的。四是当“大使”。大家是组织选派的第一书记，要代表党委政府到派驻村去处理问题、落实工作，与老百姓融合在一起。
第三，明确工作业绩怎么认定。下来时间总共两年，工作任务就是扶贫攻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一方面不能干了两年后，什么事都没做，天天写报告说干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也不能做了很多事情不报告，组织不能及时知道你做得怎么样。怎么来认定第一书记的工作绩效？我镇党委制定了以下考核办法：一是及时制定目标管理、激励保障等系列制度，实行第一书记“五个一”工作制，脱产驻村，“每月1述”，定期汇报工作动态，与村干部同出勤同考核。二是镇党委与第一书记及时签订责任书，安排专人登记考勤，“每月1报”现实表现，跟踪管理到人。第一书记要主动融入，搞好团结，实事求是、接地气。要按照扶贫攻坚目标倒推任务，制定落实年度工作计划，把这项工作转化为村“两委”的决定，尤其是老百姓的意志。三是镇党委按扶贫攻坚的要求，根据不同村的实际情况给第一书记落实几项具体任务，最少三项，上不封顶，但总体持平，由镇和村共同呈报绩效。四是根据完成任务的实际成效，分年度考核，两年汇总。
第四，明确第一书记怎么管理。总体是：党委政府牵头管，建立第一书记专档，半年召开1次座谈会，1年召开1次表彰会；第一书记每半年要向镇党委汇报工作成效；派出单位每季度要指导过问1次第一书记的工作开展情况，并切实关心帮助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镇党委帮助第一书记解决好饭在哪里吃、人在哪里住的问题，严禁吃“转转饭”或办专用伙食团。
第五，改进工作作风、严明工作纪律。第一书记要树好三个形象：一要树好自身的亲民形象；二要树好自身的能力形象；三要树好党委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使”形象。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决不允许出现闹不团结、不受群众欢迎、生活作风不正等现象。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第2篇
大学生一学一做发言稿范文
入团，我能够的要求，参加团组织的活动，改正自身的，并且进取。在本学期我申请争当优秀团员，是想请团组织对我段审查，看我是个合格的团员。
我也具备了优秀团员的标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的先进组织，要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团员的章程和组织原则，为青年带好头，处处领先，争当青年团员的模范。要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头脑，用向上的思想对待学习和生活，思想觉悟高，为人诚实，做人正派，助人为乐，敢于同不良习气做斗争。要有的作风和品德，遵纪守法，热爱集体，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参加集体活动。学习，作业，善于吃苦，能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做有知识有文化守纪律、讲文明的好学生。教育文摘、做有理想的青年，做有的团员，就从点滴做起，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平时爱学习，爱劳动，爱集体，爱老师爱同学，吃苦在前，学习在先，为同学榜样，处处青年团的光辉形象，做新时代的好榜样。
在学习我能够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时事，课外生活健康，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上课听讲，作业。在品德能够别人的意见，团结同学，远离不良嗜好，为人诚实，做人正派。我也为制定了，要爱学习、爱劳动、爱集体、爱老爱同学，还要带动同学们，为同学做榜样，团员的光辉形象，并且要紧跟时展响应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为荣，以背离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已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背信弃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我的缺点也要改正，例如：不善于吃苦耐劳，钻研的习惯，遇到吉祥放弃等。我身为一名团员，应该具备我是团员我光荣的骄傲自豪感，就表示着我意识到团员赋予我的是荣耀，更是一份职责，一份担负祖国建设事业兴旺发达的历史重任，这是素质，能力。我要进取争当优秀团员，亲组织审查，批准!我能当上优秀团员，我都会进取，为祖国建设!
大学生一学一做发言稿范文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争做优秀共青团员》。
我校第三期少年团校于4月9号正式开班授课，一批优秀同学光荣的进入团校学习，向着共青团员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在祝贺他们的同时，我们所有的同学也不甘落后，也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着、奋斗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是英才辈出的摇篮。共青团员则是青少年中先进的代表人物，是我们中学生心中的楷模。可以说，成为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我们就必须要遵循团员的行为准则。在河海中学这样一个管理精细的学校，我们更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不断加深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诚实守信、文明守纪、团结互助，热爱集体。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做好身边的事，做好每一件小事。看看我们身边的团员吧，他们就是我们行为的标尺，他们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就是我们追赶的目标。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我们就必须要发扬团员的精神。在物质充裕的今天，很多同学丧失了追求与理想，甚至连学生的本职学习，都不能做好，这是精神缺失的表现。团员精神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身为河海学子，身为祖国的未来，我们一定要积极进取、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尤其在学习中，七年级同学要发扬刻苦精神，打好基础;八年级同学要发扬坚持精神，勇攀高峰;九年级同学要发扬拼搏精神，扬名中考。
是啊，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习中，甚至是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都要时刻以团员的标准衡量自己、鼓励自己、鞭策自己，坚持不懈地发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革命传统，永远向着自己奋斗的目标前进!
同学们，让我们共同在河海的热土上，脚踏实地，坚定信念，刻苦学习，锤炼品德，发奋成才!相信自己，我们一起行动，向着优秀的共青团员迈步。
大学生一学一做发言稿范文
在经过了数次的团校学习后，我不仅对团组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有了更深刻的想法。
中国共青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因此，积极的向团组织靠拢，争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是我们每个青年的一个奋斗目标。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又该为入团怎么去努力呢?我个人认为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思想要先进。一个合格的共青团员应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集体，助人为乐，以集体利益为重，珍惜班级荣誉，积极地为班级争光。全心全意地为同学们服务，为班级服务，为学校服务。这是成为一个合格共青团员的前提。
二、学习要刻苦。学习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一个合格的共青团员，应该热爱学习，刻苦钻研，有强烈的上进心。听课专心，作业认真，要拥有一种勤学好问的精神，遇到困难不放弃，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
三、行为要规范。一个合格的共青团员应具备良好的素质修养。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遵守校纪校规。尊重师长，团结同学，作风正派，诚实守信。应该有一颗为集体无私奉献的心，乐于助人，不斤斤计较，还要明辨是非，遇到不好的现象应该劝阻，而不应该视而不见。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第3篇
按照会议安排，我代表xx县委、县政府就打赢x区脱贫攻坚战作以下表态：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藏区工作原则，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扶贫攻坚为主载体、主抓手，加快富民强县进程，探索走出具有xx特点的藏区扶贫攻坚、全面小康和长治久安新路子。牢牢锁定县摘帽、村脱贫、贫困群众四个好目标，抢抓中央和省州特殊扶持政策机遇，围绕六个精准，注重五个统筹，扎实推进六个一批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在产业、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等突出问题上精准发力，坚决实现3年脱贫摘帽，2年提升巩固的工作目标。
一是抓交通破瓶颈。加强骨干交通网络建设，全力推进县内线路提档升级，畅通毛细血管网，构建两省四市州九县交通枢纽，为xx赢得更大发展空间。
二是抓新村换新貌。整合项目资金，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到2018年底8成以上行政村建成新村，实现户户脱贫、村村致富。
三是抓产业强支撑。加快建设大香格里拉旅游目的地，大力发展以核桃为主的1+X生态产业和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积极发展农村电商，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四是抓教育补短板。大力推进教育事业良性发展，全面提升公共医疗服务整体水平，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五是抓法治强保障。依法治藏、依法治寺，完善落实20条基本经验，深入推进藏区四项教育法律七进等活动，为藏区繁荣发展、脱贫攻坚提供法治良序。
最后，我代表xx县委、县政府向州委、州政府和全县人民郑重承诺：到2018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工作任务，全县97个村5173户2.256万绝对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扶贫攻坚表态发言稿二：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XX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民生、最大的责任和最重大的工作。我代表XX县委、县政府表态：咬定青山不放松，认准目标不动摇，精准发力、挂图作战，举全县之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决不让一户一人掉队，决不拖全州后腿。
第一，以思想扶贫为根，把干部群众精气神鼓起来。多维度宣传发力，情景式、组团式、打包式推动精准扶贫知识进村入户，引导群众把志气强起来、干劲鼓起来、新风树起来，让贫困户真心想脱贫、真心想致富。大力弘扬有苦不怕苦、知难不畏难的战斗精神，提振军心士气，在全县上下形成决战贫困、决胜小康的强大合力。
第二，以产业扶贫为重，让群众生活富起来。念好助农增收五字经，因地制宜种果、薯、蔬、草、药，畅通销售路，做强深加工，一年内发展大棚蔬菜X亩;三年发展核桃X万亩，花椒、油菜、马铃薯各X万亩。抢抓互联网+历史性机遇，加快建设占地X亩的物流基地和电子商务交易中心，积极发展电商产业。实施旅游+战略，推动文农旅融合发展。
第三，以基础扶贫为本，使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好起来。力争2017年通乡通畅率和通村通达率均达100%，一环线三主干公路路网全面畅通。确保2018年前移民搬迁X万人，2020年全县X%的行政村建成幸福美丽新村、X%的村民入住新居。加快推进一村一幼教育，争取3年投入X亿元完成X万平方米学校基础建设，投入X亿元建设医疗基础设施和戒毒场地，推动城乡再换新颜。
最后，我代表XX县委、县政府，在今天的大会上郑重承诺：坚决贯彻落实州委、州政府决策部署，立下军令状，打出组合拳，形成合围势，坚决打赢XX如期脱贫摘帽决战决胜之仗，确保2018年X人全面脱贫的目标实现，向州委、州政府和X万XX人民交上一份圆满的答卷!
扶贫攻坚表态发言稿三：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怀抱热爱 肩挑责任》。
这几天，我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使曾馥平拥有对贫困群众十八年不离不弃的决心?又是什么力量使曾馥平拥有在扶贫攻坚一线十八年如一日的恒心?今天，从身边的模范先锋党员身上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热爱和责任，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使他无怨无悔地付出，对人民群众的责任使他呕心沥血地坚持。
脱贫致富，共同富裕，是我们扶贫攻坚的终极目标。我县贫困人口有7万多人，占全县农村人口57%。总体上来说，贫困面虽在缩小,但扶贫的区域已集中到生活最贫穷、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乡村;贫困人口虽在减少,但余下的贫困户生产生存的条件更差。可以说,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那么，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我们正在积极思考和探索。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共产党员奋战在扶贫攻坚战场上的高大身影。
农克，挂任马蚌乡三脚坡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后，迅速融入农村队伍，时时刻刻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事事为群众着想，如何让村民一起享受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成果成了他最大的心事。他认真了解三脚坡村经济发展的情况，积极争取后援单位的支持，为三脚坡村建起了一个300平方米的集体林下养鸡场，大力发展林下养鸡，为该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模式;组织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期，与群众探讨经济发展的路子。他还自筹资金为该村弄达屯购买了5吨水泥，组织村民投工投劳建起了容量为25立方米的蓄水池，解决了弄达屯40户人畜饮水难问题。
王世鸿，者夯村副主任。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为民办实事中。2009年西林遇上大旱灾。为了解决当地群众饮水难问题，他自垫3万多元，协助村里修建饮水工程，还利用自家农车帮拉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该饮水工程解决了者夯村当地两个屯1100人的饮水难问题。在修建村屯道路时他屡次慷慨捐资捐物，更主动帮助孤寡老人、敬老院、学校免费送水送物，帮助起房子的村寨困难户拉建设物资。多年来，他帮助困难户拉货物垫支了近8万元，却不求回报。他无私奉献，无怨无悔，只求村民共同富裕。
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位党员，她毫无怨言的战斗在扶贫攻坚的第一线，心系群众，工作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她就是王兰英。是她积极探索，开辟了古障村种植致富新道路;是她耐心调解，化解了乡亲邻里的矛盾纠纷;是她四处奔走，为古障村争取了一笔笔建设项目如今，全村群众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而她成了村民口口传颂的我们支书一个平凡而又朴实的共产党员。
是他们告诉我们，扶贫攻坚不是豪言壮语、信誓旦旦，而是奉献拼搏、开拓进取;是他们告诉我们，应当为西林县美好的明天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实践自己的诺言;是他们告诉我们，无论在多平凡的岗位，只要怀抱热爱就能点燃脱贫致富的希望。
新世纪头十年扶贫攻坚已作为辉煌的一页载入史册，新一轮十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已雷翔战鼓、展开新篇。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万众一心，振奋精神，用我们的热爱，去铺就**县扶贫开发的新道路!用我们的责任，去谱写**县生态富民的新篇章!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第4篇
五十年代初受倚重主持中央农村工作，注重尊重农民意愿逐步推行合作化，被批“只稳步，不前进”
早在1932年5月，邓子恢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兼土地部部长。在建国前的履历中，他既有军队任职的经历，也有领导民运和财经工作的经验。1946年4月，时任中共华中分局书记和华中军区政委的邓子恢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研究土地问题工作会议时，曾被钦点参与讨论制订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1950年2月，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主持制订了中南实施办法。可以说，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子恢既是军队政治工作领导，又是根据地建设和农民及土地问题专家。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此时，由于继母病逝，邓子恢告假缺席会议。会后，于9月25日深夜致信邓子恢，希望他尽快到京：
子恢同志：
九月二十五日电悉。（一）向你的病故的老母亲致哀悼之意；（二）同意你于过国庆节后来京，如能于十月三日到京则甚好。
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厚望诚约之意，见诸笔端。
1952年10月，为充实建国后的中央一线领导，邓子恢与邓小平、、高岗、饶潄石一道，奉调进京，时称“五马进京”，并担任素有“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由此可见，邓子恢的经济工作才能深受等中央高层领导赏识。时隔不久，等中央领导开始考虑在党中央内部设立与和中组部平行的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1月，邓子恢出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并被称为“中央农村工作的主帅”。
作为中央农村工作的主帅，邓子恢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进程，有着独到的深刻理解。在1953年11月间的一次讲话中，他作过一次精辟阐述：“将农民的、手工业的变成合作化，最后没有私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这需要多少年呢？是不是明年明天就实现？是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实现呢？不行的，这是不能下命令的，要经过好多年，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或者更长时间。”
按照中央的规划，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经过3个相互衔接的步骤来实现。第一步是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或常年互助组；第二步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第三步是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这三步走的计划，应当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对邓子恢关于“不要超越农民的意愿和注重保护农民的财产私有权”的正确主张，起初，中共中央和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但是到了1953年下半年，随着朝鲜战争取得胜利和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好消息接踵而至，便要求邓子恢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两人之间的分歧初露端倪，以致邓子恢在对发展过快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时，遭致了的批评，说他“拿小农经济做文章”，“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和“对农民搞小恩小惠”。在看来，要加快“社”起来，则必须加快“公”起来，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的“公”起来可以加快。
早在井冈山时期便成功主持过红色根据地的并赢得赞赏的邓子恢，十分注重尊重农民意愿引导农民逐步迈向合作化。但作为统揽全局的领袖人物，则希望尽可能早一些地看到在广大农村将“社”字突出起来。特别是当看到局部地区合作社初见成效并听信下面一些主观热情的汇报时，他想“快”的思维愈发加重。
1953年10月15日，正当邓子恢在南方一些省市进行调研时，为了给提前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社会议做准备，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了话。其要点：一是互助合作化运动无须经由互助组而可直达合作社，合作社要尽量办成大社；二是搞不搞合作社是判断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标准。这一观点改变了中央确定的以互助组为互助合作社的中心环节的计划，实际上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一再主张合作社规模不能过大、控制在20户左右为宜的观点，否定了互助合作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此次谈话中说：“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只要办得好，“那就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同年11月初，邓子恢从上海来到阔别了15年的家乡福建开展调研。就在此时，再次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挖掘，那就是只稳步，不前进。”还说：“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其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
1954年3月初，《华北局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发展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指示〉的通报》被摆上邓子恢的案头。《通报》提出：“目前春耕生产即将进入紧张阶段，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工作，应当立即停止，以便集中力量做好巩固工作和对春耕生产的领导。”邓子恢认为华北局的意见很对，便立即同廖鲁言、杜润生商定，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向全国各省农村工作部转发这个《通报》，并写下批示。这就是3月20日发出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收缩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在此期间，曾召集刘少奇、、邓子恢谈话，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他不要犯1953年那样的“只稳步，不前进”的错误。
对合作社采取“停、缩、发”三字方针，坚持巩固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1955年初，对农村紧张形势的看法与邓子恢等人是一致的，也赞成停止合作社的发展。但到了5月，他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
事情的起因要从1954年10月说起。受中央委托，邓子恢于这年10月10日至30日主持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会上，他总结了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指出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建立起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初级合作社是现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形式，既能增加生产，又易于被农民所接受，如果跳过这种初级形式去追求和发展高级形式，图快反面会慢；建立合作社的最好途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进行全年准备，分批发展。他还综合了全国各省的发展计划，预计翌年春耕前，在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要求无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入春耕生产和对已有社的巩固工作。
然而，尽管中央农村工作部多次告诫要停止发展新社，但一些省区仍然没有控制住农业合作社的大量涌现，其中尤以浙江发展最快。1955年3月24日，邓子恢会同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与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开会研究，提出了《浙江目前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区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必须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和单干经营。”“要向农民群众说明，合作化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因此要完全依照农民的自愿来进行。”《意见》委托陈伯达送审阅，陈伯达很快回电话说：“主席同意”。
《意见》通过电报传到杭州，浙江省委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刘少奇、邓小平出席，邓子恢、廖鲁言参加，由杜润生汇报农村情况，谭震林做了补充，主要讲浙江问题。会上有几位同志发言，都主张把重点放在已经办起来的社尽快巩固上面来；发展过多的省份，要收缩一些。会议确定，当前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后来，正在浙江考察指导工作的谭震林向中央报告说：浙江收缩了1万多个合作社以后，合作社和生产都很好，大部分增产有把握，大部分经营管理也很好。
4月21日晚，邓子恢向汇报即将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时，对当时造成农村形势紧张的因素作了分析：（1）最为突出的是粮食统购统销中暴露出来的问题；（2）城乡对私商改造太快太猛，以致城乡间“大通小塞”；（3）更根本的因素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其中主要是生产合作化）出了毛病。三者都是导致农村形势紧张的带根本性的因素。对于邓子恢的分析，未置可否。
由于1955年春以来采取了“停、缩、发”三字方针，放慢了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也由于粮食统购统销中减少了向农民的征购量，农村一度紧张的形势再一次缓和下来，农民又开始愿意种地和喂猪了。
然而，这年4月下旬，在南方视察时，看到铁路两旁庄稼的良好长势，听了地方领导人的汇报，对农村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认为“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愿统购，合作社有强迫现象之说法，一概是“发谣风”。
5月5日，回到北京后立即约邓子恢谈话，提出原定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其步子太慢，应该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当场没有直接提出异议，只表示回去后考虑考虑。回到部里，他找来互助合作处的同志商量，大家看法一致，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定计划好。第二天，他去向反映，说去年由11万个社一下子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尚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巩固；而下年发展到100万个，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130万个，那就超越了现有办社条件所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原定100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邓子恢与发生了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
认为，邓子恢对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过分强调办社的条件。邓子恢则直抒己见，认为这样做，从当前一些具体环节上看，似乎慢一些，但从整体合作化来看会更快一些和更好一些。
5月9日，再次约见邓子恢、廖鲁言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说：下半年粮食征购任务原定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基础。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3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他问邓子恢：1957年达到40%，可不可以？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勉强表示：三分之一也可以。接着又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这种思想党内也有。显然，对邓子恢仍坚持原来的发展速度已经有所不满。
7月11日，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谭震林、杜润生，再次重申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主张，并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邓子恢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很生气，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7月18日，直接写信给杜润生，要他把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材料，如报告、发言和结论等“送我一阅”。他根据此前邓子恢当面陈述的意见和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材料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
7月29日，在一份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上报的简报背面写下批语：在发展问题上，对于“不进”与“冒进”，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为了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开会，邓小平传达了的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以上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会议。
这时的邓子恢颇为艰难，如果不跟着的思路走，只会招来更严厉的批评；如果承认前一阶段农业合作社的收缩整顿是错误的，则会造成合作社不但不能巩固，而且还会急剧发展，再次出现急躁冒进，使强迫命令重新抬头，影响农业生产。为此，他写了题为《农业合作化几点意见》的发言稿，承认自己在四五月间的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时，对形势的分析是欠妥的，对合作社所采取的方针是消极的。
坚持认为合作化“急了不行”而被指斥为“像小脚女人”，不得不多次违心做检讨，最终“靠边站”
在调阅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材料和向邓小平“吹风”之后，邓子恢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农业合作化的几点意见》，这是为即将召开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准备的发言稿。本来已经是泰山压顶了，但他仍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坦率，坚持发展100万个合作社的意见，并在发言稿中阐述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怎样做的种种理由和办法。
7月31日，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报告的一开始，情绪激奋地讲到：“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而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作完报告后，由邓子恢发言。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已经用不上了，因为那不像是个检讨，更何况还压在那里，邓子恢无奈即席发言，表示同意的批评。发言中，他不得不承认，前一段时间对情况的分析不全面，主要是对占农村人口60%以上的老贫农和下中农的合作化积极性估计不足，对党在农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对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示范作用估计不足，对运动所产生的缺点则估计过分。邓子恢说，经过主席的帮助，我今天才了解到这一点，今后应力求避免再犯。
8月1日会议结束时，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4月间，中央有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5月17日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议上大家说很好。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可大发展。
8月3日，约邓子恢谈话，问：你时那样坚决，不担心中农害怕，为什么这一次却不坚决了？邓子恢回答：农业合作化和不一样。在土地分配时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中农的土地一般不动，涉及不到经济利益问题。而农业合作化则不同，关系到中农的土地、牲口、农具，也关系到他们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贫农、中农的经济联盟，就是贫农的土地、劳力和中农的土地、牲口、农具的结合，没有中农参加不行。合则两利，不合则两伤，但中农有看大势、算利害的特点，所以要半妥协，急了不行，急了他们不来。合作化的问题很重要的是要解决中农入社的问题。
8月26日，在青海省委《关于在畜牧业生产中互助组织形式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小平、尚昆同志：
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但对其他来报，例如青海省委关于畜牧问题的请示电报，仍应批交“农村工作部办”。
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暂时“靠边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直传达到了农村基层党支部，各地纷纷检查“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小脚女人”，修改原订的农业合作社发展规划，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做出重新部署，农业合作社重又迅猛发展起来。
巨大压力下仍为解决广大农民不满的问题尽余力，直至面对“”冲击走完生命的最后岁月
1957年12月24日，邓子恢再次离京赴南方考察，25日病倒于郑州，随后去广州休养。1958年4月底，病情好转的邓子恢回到北京，出席了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赶英超美”。会议精神的贯彻，把党内急于求成和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推到顶峰。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由此促使和其他中央领导萌生出化的构想。经过几个月的小社并大社，到1958年9月底，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化。
到了1958年11月初，开始觉察到“乱子出了不少”，并着手纠正已经认识到的错误。1959年1月，邓子恢开始为召开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做准备。他仔细阅读各地的情况报告，从中觉察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仅解决了的两个外部界限，但对的内部体制，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制度，仍然说供给制是共产主义因素，大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这还解决不了可怕的“共产风”问题。为此，他心中盘算，一定要设法改变这些引起广大农民不满的问题。
1959年1月13日，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在邓子恢的主持下开幕。会议分析了农村形势，讨论了的体制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和整社问题。邓子恢主要提出了几点主张：（1）公社体制分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各自职权要划分清楚；（2）对社员入社时的生活资料一定要作价偿还；（3）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并举，允许发展副业；（4）在农业生产上不搞大兵团作战；（5）社员在食堂吃饭要实行定量，节约归己。他的这些主张，好些被后来中央在郑州、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形成的《郑州会议纪要》和《关于的十八个问题》所吸收，并在实践中收到良好效果。
同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子恢在会上作了题为《农业战线的光荣任务》的发言，再次强调对进行整顿，做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或生产小队各级合理分工，责权分明，分级管理，分级核算。会上，他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但在随后召开的全国夏收分配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发现农业生产的形势很不好，不但1959年全年农业生产任务有完不成的危险，而且夏粮征购进展缓慢，特别是城乡副食品供应紧张，市场上鱼、肉、蛋脱销。为此，他建议中央：（1）发个紧急指示，强调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在5、6两个月必须以抓农业为中心，尤其要加强麦田的后期管理，并尽量扩大夏种的面积；（2）宣布恢复一度在化运动中被取消了的自留地制度。尽管明知自留地是在对自己的批判声中被取消的，但邓子恢还是不顾个人得失地提出了这个建议。中央随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于5月7日发出了《关于分配给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6月16日，邓子恢去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恰巧也在游泳池。两人游了一会儿后，一同上岸休息。谈起了自留地问题，提出不要全国统一规定5%，要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并发一通知。其言外之意，对自留地还是多压少留为好。邓子恢听后未做明确回答，说回去研究一下。一到家，他便急忙给写信，说：“农民留下一点自留地，由他自己支配，加上供给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因此，我主张关于自留地问题，中央不再改变，也不必再发通知。”
此信送达后，再没有提及自留地的事。就这样，农民的自留地算是保护下来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三年困难时期，自留地成了农民的保命地。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此前不久，邓子恢又感身体不适。经卫生部组织会诊，他的肝硬化和糖尿病病情加重。为此，他不得不去大连休养。期间，他接到了参加庐山会议的通知。其时，陈云也正在大连。邓子恢拿着会议通知来到陈云处，问去不去参加会议？陈云告诉了邓子恢一些有关为何召开庐山会议的情况，劝他还是不要去。庐山会议过后，邓子恢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幸亏陈云同志，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为何说“后果不堪设想”呢？因为本来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基本精神是纠“左”。但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给写信陈述意见，着重指出包括化运动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及其原因。随后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人民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信中的基本观点。7月23日，在大会讲话中对等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假设邓子恢到会，围绕刮“共产风”的是非曲直，作为中央农村工作的主帅，邓子恢对化运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较有更深入的全局性体察和认识。一向光明磊落的他，在如何看待化运动是非得失问题上，不可能不在会上亮明自己的观点。若是这样，他自然会被卷入到这个旋涡中去，其“后果”自然“不堪设想”。
1961年春，65岁的邓子恢不顾体弱多病，继续在广东、福建、安徽等地深入农村调研，前后历时近40多天，亲眼目睹了、瞎指挥和浮夸风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心情十分沉重。
回到北京后，邓子恢立刻给党中央和写了长篇报告，大胆提出公社食堂应全部停办，允许社员开荒以及粮食包产利大于弊等许多建设性意见。同年五六月间，中央北京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中，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大部分被采纳进去。这些意见对纠正农村工作的“左”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2年初春，邓子恢又分别在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省区调查农村情况。他从各地农村不断涌现的“责任田”形式，看到了广大农民对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渴望。在当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就进一步巩固制度问题发言。他大胆提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要着重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明确的分工合作，以提高社员的责任心。”他还把在会上的发言写成《关于当前农村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于5月24日送给，同时上报中央。邓子恢的这份近万字的意见书，坦诚地向陈述了有关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政策上克服“左”倾错误、保障农民利益等建议，强调必须坚持集体经济与个体多种经济并存。这在当时是要冒着被斥为“搞资本主义”的风险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5月31日至7月11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邓子恢就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集体经济问题分别作了6场报告。他精辟的论述，赢得了阵阵掌声，反响强烈。中央党校在给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中写道：“邓老很接触实际，抓农业较稳妥、内行，我国农业如果让邓老抓，不会出现那么多问题。中央应启用邓老来抓农业。”后勤学院两位听了报告的同志登门说：“邓老，您讲的那些问题，虽然不能马上得到解决，但我们听了感到心里痛快。”
毋庸讳言，邓子恢当时提出的关于农村工作的种种观点和政策，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之处。但他面对现实，冒着被打成右倾的风险，提出自己独特的主张，这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按原定计划，会议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但由于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会议也就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来。8月5日，在一分组会上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第二天，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论述。这次会上，尽管邓子恢在被一些人批判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富裕中农的代表”后作了一些检讨，但仍然对他给予了严厉批评。在一份文件的批示上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后来，又多次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到这年10月5日，中央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理由是“十年没干一件好事”。邓子恢随后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几天后，他向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以便退休养老。但没有表态。随后，中央安排他随、、聂荣臻一起去广州休养。
“”爆发后，农林口有人提出：“炮打司令部，就是无产阶级发出的炮弹，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农林口，就是要炮打邓子恢。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在农林口的阴魂不散。”尽管他未被关押，但却多次遭到批斗。每场批斗都持续几个小时，他常常站立不住，以致瘫倒在地。后因的保护，他才度过被揪斗这一关。
1972年12月10日22时，邓子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天后，北京隆重举行邓子恢追悼大会，、董必武、、、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李先念、等参加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代表中央致悼词。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为邓子恢的一生作出公正评价：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第5篇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随着朝鲜战局的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与政务院平行。因此，高岗的地位更为特殊。所以，也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这次奉调进京，对于47岁的高岗而言确实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高岗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从黄土地到黑土地，从西北到东北，偶尔路经华北，高岗在中国版图上的活动轨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三北”。虽然高岗在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的高级职务，但高岗在六位国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没有驻京而在大区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岗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来到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此时的计委已经是一个编制1225人、内设16个厅局和一个直属处的庞大机构，确实是兵强马壮。
高岗居住的东交民巷8号，一时间成了京城人们关注的要地。
新税制风波
一场由新税制引起的风波，使高岗的权限进一步加大。
新中国的税制，是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的方针于1950年初制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税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弊端日渐显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当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将新税制阐述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但对新税制的实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负责的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且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虽然作为政务院总理仍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他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
为什么要作如此重大的调整？难道仅仅是对实行新税制不满吗？
如果我们回到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3年，联想到高岗在进京之前与刘少奇发生的几次争论和对争论双方的态度，就会发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变，那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应当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虽然也批评了急躁冒进情绪，但他着重批评了脱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右倾错误。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在推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进程中，是认事不认人的。至少在发生新税制风波的1953年初，对刘少奇以及的某些言行是不满意的，而对基本上能够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岗则是比较欣赏的。
而恰恰相反，高岗是认人不认事的。他自认为有了这个最高统帅的欣赏，别人统统不在话下了。
实际上，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既看重高岗的突击队作用，更不能舍弃刘少奇、这两支主力军。在某种意义上，对高岗的提拔重用，既是对刘少奇、的批评，更是对他们二人的激励。
然而，刚刚踏上北京这片土地的高岗未能准确理解的深邃思路。
1953年财经会议
1953年财经会议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但这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在高岗的一生中，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所谓的“高饶事件”，一般而言就应当从这次会议讲起。
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21.5万亿元的赤字。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财政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会议从6月13日一直开到8月13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批评新税制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批评意见也自然集中到了负责新税制实施的中财委和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身上。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而且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了刘少奇。
在经过精心准备后，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做了“指桑骂槐”的长篇发言。
高岗在发言中指责薄一波在农村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薄一波的主张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
高岗还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
据高岗的秘书回忆说：高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稿，是我们几个人参加起草的。高岗说，讲话要站得高些，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薄一波。财经会的第二天，在报告中讲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讲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我们在起草高岗的讲话时，注意到了与讲话的一致性，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批刘少奇右倾。这个稿子拿出来后，、看后都是同意的，还在“右倾”之前添了“资产阶级”四个字（笔者1999年2月2日访问赵家梁同志谈话记录）。
高岗在后来写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认说：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虽然起因是新税制风波，但深层次原因，仍然是要解决党内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认识问题。在贯彻总路线这个大的方向问题上，既不允许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许高岗等向左偏。所以，当看到主持会议的处于既不好公开为薄一波解围，又难以驾驭会议局面而两难时，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
陈云于8月6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新税制的结果是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许多是事务性的，但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工作，中财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于8月3日回京后，也在会议上发言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本来搬来的“兵”起到了预定的效果，会议气氛起了变化，高岗也应当有所收敛。但在8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仍然对薄一波进行指责。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议题是讨论的会议结论稿。会上，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薄一波表示他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此时高岗站起来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则打断高岗的话说：你的态度也不好。
“三月名单”事件
高岗还不顾的禁令，在这次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传播“三月名单”。
关于神秘的“三月名单”事件的由来，有着不同的传说版本。
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写道：“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拟的‘’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是安子文擅自做主还是谁指使安子文拟定的名单，目前仍是谜团。但高岗显然认为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拟定的名单。他在《我的反省》中说：我主观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而且他也承认对说过：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然而，不管名单是如何产生的，高岗确实是看到了这份名单，而且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播。因此，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中央组织部部长）突然质问，“三月名单”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刘少奇、都表示事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份名单，感到震惊，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
安子文在会上承认了确有此事，在会后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认为安子文私拟名单确实违背了党的纪律，于7月末给予其党内当面警告处分。也宣布：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终止了，但高岗竟然不顾“不许扩散”的禁令，在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传播了这份名单。高岗这种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的混乱，也引起了的极大不满和高度警觉。
决心解决高饶问题
高岗于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谓其人生旅途的最后风光。
高岗来杭州休假时，正住在西子湖畔一处环境幽雅的二层小洋楼中养病。高岗与进行了多次交谈。
是高岗的老领导，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二人就配合默契，关系亲密。新中国成立后，高岗坐镇东北，镇守中南，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
据后来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所揭发，高岗在一个月的休假期间，“向那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捏造散布所谓‘军党论’，说中国共产党里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以及‘白区的党’两个部分，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还说现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彻底改组，由他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高岗的言行使认识到解决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
据《陈云年谱》记载：1953年12月19日，、决定派陈云沿着高岗外出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陈云转告在杭州养病的：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原原本本转达了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同凡响地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的论述大大出乎高岗的预料，打得高岗晕头转向，但对于自己的极端不满，高岗终于明白了。（作者现就职于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第6篇
【关于三查三树发言稿材料1】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和银川市的要求，西夏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将紧紧围绕和深化三查三树三做到开展。
一、紧紧围绕查理想信念真不真，树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做到讲政治、有信念重点解决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划清群众有权利和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界限等问题。
1、切实丰富学习内容。区委组织部要向全体有学习能力的每名党员赠送一套学习资料，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和《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等。各党(工)委要根据各领域各行业党员实际需求，购买赠送专项学习资料;要加强指导，真正把学习过程转化为强化党员意识的过程，转化为自警自醒的过程。各党总支和支部要坚持集中学和自学相结合，按照制度，以党小组为单位组织集中学习，不设党小组的以支部为单位集中学习;对长期卧病在床、身患残疾等失去学习能力的党员，各支部要充分发挥作用，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送学上门。每名党员都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认真自学、深化思考，扎实学习党规、系列讲话，特别是要对赠送的学习资料至少要通读两遍，并结合实际工作撰写学习心得和体会。讲党课一般在党支部范围内进行，县处级干部和科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课。县委书记在全区范围内，结合西夏突破和党员干部中存在问题等，在七一前公开讲一次党课;其他县级干部根据分管行业和领域组织讲一次党课，在所联系的农村、社区、企业、学校等基层联系点讲一次党课;各单位各部门负责同志，要在本单位本地区讲一次党课;各党支部也要灵活运用专题辅导、报告会等形式丰富党课内容，并对讲党课的责任人、时间和方式作出安排，时间不能晚于七一建党节。鼓励有条件的普通党员就如何做一名合格党员讲党课。讲课形式可运用讲故事的方法，把党的历史、革命先辈、先进典型以及反面警示融入党课内容，增强党课感染力和实效性。
2、切实深化思想认识。围绕三查三树 专题和每个专题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开展讨论，从4月到10月，大体每2个月组织1次专题讨论。各党(工)委和党支部要运用底线思维，明确本支部党员为人做事的基准，提炼合格党员具体标准。讨论中要以身边正反两方面的事例，紧密结合现实，联系个人思想工作、生活实际，看自己在新任务新考验面前，能否坚守共产党人信仰信念宗旨，能否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持转变作风、积极担当奉献，深化争做优秀党员。真正把讨论的过程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的过程，转化为加强履职尽责的过程。
二、紧紧围绕查纪律规矩严不严，树崇严尚实行为准则，真正做到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重点解决党员自觉遵守党规党纪，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锤炼，切实提升道德品行等问题。
3、切实形成良好氛围。在建党95周年之际，区委将评选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再选树表彰一批在两学一做中学习认识深入、改进作风扎实、模范遵守、解决问题突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党组织，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引领作用，弘扬正气，树立标杆，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上做出积极的贡献。从4月到10月，每两个月组织一次具有带动性的活动，推进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其中，5月底前，开展一次演讲比赛，以如何做一名优秀党员为主题，内容要立足岗位，观点正确、鲜明，事例真实，时间为5分钟。7月底前，举办一次手工摘抄比赛，摘抄内容为党规、系列讲话中最喜欢、认识最深刻或认为最有针对性的段落，手工摘抄出来，硬软笔皆可，字数不少于300字。10月底前，组织一次现场公开交流讨论会，要结合学习感悟、理解认识和心得体会，紧紧围绕做合格党员展开讨论。这一系列活动，均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先由各支部开展，将认识深刻、表现优秀、表达准确的党员或作品推荐出来，参加各党(工)委组织的相对应的系列活动;各党(工)委再从参加各活动的党员或作品中，对比推荐优胜者，分别参加全区各类比学赶活动，并对其中成绩或表现优异者，给予一定奖励。各党(工)委、党支部要注意把握时间安排和推选比例，工作在一线、生活在基层和两委委员比例大体一致。通过开展系列活动，搭建广大党员相互交流、学习、相互促进的学习交流平台，促进广大党员增强党性意识、提高党性修养，切实形成学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良好氛围。
4、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年底前，各党支部要围绕如何做合格党员召开两学一做专题组织生活会。支部班子及其成员对照职能职责，对照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创星晋级具体星级标准，对照合格党员标准，带头进行党性分析，查摆在理想信念、纪律规矩、履职尽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组织全体党员对支部班子的工作、作风等进行评议。要面向党员和群众广泛征求意见，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针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措施。会上，要组织全体党员对支部班子的工作、作风等进行评议。农村(社区)党支部党员人数在50人以上的，可先以党小组为单位召开，再召开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和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年度民主生活会，也要以两学一做为主题，重点围绕三查三树三做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三、紧紧围绕查履职尽责好不好，树担当奉献先锋形象，做到讲奉献、有作为重点解决党员立足岗位履行党员义务，能够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挺身而出，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生改善等方面勇于奉献，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问题。
5、切实形成长效机制。目前，我区正在进行党员教育管理积分办法试点工作，党员教育管理积分制是对党员党性意识、教育学习、实践锻炼等方面进行量化考核的综合反应，各党(工)委要抓好落实，切记搞形式、走过场，各支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党员教育管理积分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从严管理党员队伍的重要工作抓好抓实。11月底前。在抓好积分制基础上，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开展完成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农村(社区)党员人数在50人以上的党支部，也可分党小组进行。评议前，各支部要结合合格党员标准，调整优化星级内容，细化评定标准。实施中，要按照三评两定一公开(个人自评、党员互评、投票测评，对党员星级等次进行分析评定，对党员党性进行分析评定，公开评星和综合评定结果)程序，对党员进行评定。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所在支部评星定格活动，带头不评满星。评议结束后，支部班子成员要与每名党员谈心谈话，指导其提出努力方向。支部要结合年度考核，对优秀党员予以表扬，对有不合格表现的党员，按照和党内有关规定，区别不同情况，稳妥慎重给予组织处置。
6、切实强化实际效果。学习教育最终落脚点是转变作风、解决问题、促进发展，要将党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成效作为民主评议党员及评先选优的依据。县级领导干部要改进作风，带头深入村(居)、学校、卫生、企业等基层单位和联系点，了解党员教育管理和制约发展的症结所在，帮助党员提高认识、改进作风，解决农村脱贫致富、企业资金困难等社会突出问题，为调结构、转方式做出贡献。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党员干部、驻村第一书记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农村和社区，走村入户了解困难家庭实际情况，帮助解决困难家庭脱贫难、低收入家庭致富难、城乡环境整治难等实际问题，促进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广大群众收入。对一些软弱基层党组织要加大指导力度，帮助抓好班子建设，全力提高基层组织凝聚人心、发展壮大、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的能力。
【关于三查三树发言稿材料2】
5月5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同志和副书记崔波同志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一期学习交流会。李建华同志从一名党员的朴素情怀，以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的政治定力，针对当前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理想信念淡化、信仰缺失、为官不为等问题，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引古论今，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入党为什么，入党怎么干等问题，强调要发扬只争朝夕、甘于奉献、乐于平凡、严于律己精神，做反应最快、效率最高、执行力最强的党办人。李建华书记认真参加所在党支部的学习讨论并讲党课，为全区党员干部作出了表率，为我们围绕三查三树学习讨论讲党课提供了范例。为抓实区直机关三查三树学习讨论讲党课，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要联系实际讲党课。联系实际是讲好专题党课的基础。各级党组织在围绕三查三树 学习讨论讲党课中，要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波澜壮阔、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讲，联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讲，联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讲，联系正面先进典型和反面案例讲，讲清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背景、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讲清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学的要求，做的标准，发挥带学促学作用。
二、要带着感情讲党课。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要充分发挥在理论水平、政策把握、视野思路、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优势，既要把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要求和措施讲清楚讲透彻，也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思想和工作摆进去，回顾自身成长经历和党的教育培养，讲认识、讲体会,讲信仰、讲理想，讲境界、讲修养，入情入理、讲出共鸣，帮助党员干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增强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增强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要针对问题讲党课。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要紧扣问题，不能照本宣科，泛泛而谈，不仅对系列讲话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解读，也要对党规党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内容作深入解读，同时，结合本部门(单位)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工作实际，点出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点出党员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点出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方面的不足，分析主客观原因，找出解决办法，帮助党员干部澄清模糊认识，并结合部门、行业、领域实际，按照合格党员 四讲四有标准，提出党员今后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四、要以上率下讲党课。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是忠于党、知党、爱党、信党的生动体现，也是事业心责任感，领导能力水平和作风的体现。各部门机关党委书记、班子成员要到所在党支部讲党课，到所联系的基层党组织讲党课;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动手准备素材，自己动手撰写讲稿。机关党委书记要在带头讲好党课的同时，加强对班子成员和下级党组织书记讲党课的指导，在围绕三查三树学习讨论讲党课中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
各党支部要做好党课考勤和记录，每次讲党课结束后将讲党课的情况和讲稿报机关党委，以备检查。区直机关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将加强对各部门党组织讲党课的督促检查，把领导干部讲党课情况作为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和星级党组织评定的重要内容。
【关于三查三树发言稿材料3】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抓行风、树形象、促发展、创业绩为目标，开展查治自由散漫风，树勤政形象;查治网游网购风，树守纪形象;查治推诿懈怠风，树实干形象活动，进一步巩固、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对照自查，认真对照三查三树 的要求，深入查找自身存在的差距和问题。每名党员干部都要联系自身的思想和工作实际，逐一对照检查，进行深入分析。针对查找出的问题，按照边查边改、立改立行的要求，彻底整改。对群众意见较大、问题突出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改，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解决途径、任务要求、时间节点，切实抓好落实。设立开展三查三树活动公开栏等平台，通过设立意见箱、举报电话、网上信箱等方式，广泛接受监督。
监督检查，根据自查自纠及所掌握的情况，结合群众来信来访、社情舆情反映和公开公示、听取意见环节收集的线索，局监察室进行随机核查。对发现的问题，责令及时改正，问题严重的予以问责。局监察室进行明察暗访，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评议。把常态化监督与明察暗访结合起来，协调推进整治工作。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作用，对群众举报的和网络反映的问题，要及时查处核实，对相关责任人员严格实行问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取信于民。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第7篇
在波兰剧变20年后,我同几位熟知波兰问题的朋友议论着,也曾怀着一种求证的心情去询问波兰朋友。大家屈指历数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历届领导人――哥穆尔卡、贝鲁特、奥哈布、盖莱克、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和拉科夫斯基,多数朋友的看法颇为近似,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非哥穆尔卡和雅鲁泽尔斯基两人莫属,尽管他们两人都是有争议的人物。我问为什么?大家说了些故事,有的早已家喻户晓,有的还鲜为人知。这样的答案和论证,使我感到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大浪淘沙,而留下来的不说是弥足珍贵也应是不可忘却的了。
说来也是一种巧合,一种缘分。1954年我奉派前往波兰留学,就读于华沙外交学院,随后就走进了我国外交部的大门,长期从事涉波工作,曾担任驻波大使。在学习和工作期间,我有了机会和兴趣,从近处和远处观察和了解哥穆尔卡和雅鲁泽尔斯基。他们两人,不仅各有其始与终,而且一位是开国元勋,一位是末代领导,又恰恰是人民波兰的一始一终。
我先说说哥穆尔卡。
对斯大林说“不”的
东欧第一人
哥穆尔卡(1905―1982),1945年至1948 年担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尔后坐牢3年半,1956年开始又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4年。现在他的风光早已不再,但他的沉浮起落,依然是人们常常述说的故事。
哥穆尔卡引起我的兴趣,实际上始于1956年10月。此前虽然也听到过他的名字,但那是左耳进右耳出,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只知道他犯过“ 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错误。至于他究竟错在哪里?并不明了。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波兰政局动荡不已,形势急转直下,哥穆尔卡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名字日复一日地走进了我的视听。
当时我所在的华沙外交学院,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我的波兰同学不再准时到教室上课,他们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学大楼的走廊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我觉察到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已的命运,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哥穆尔卡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也向我讲述了许多官方课本从不记载但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波苏关系野史,讲述了哥穆尔卡和斯大林之间的一些故事。这些野史和故事的核心,一是苏联对波兰的欺压和剥削,二是波兰对苏联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对哥穆尔卡为维护波兰民族利益而敢于反对斯大林错误意见的那种大无畏精神,赞颂不已,称哥穆尔卡是东欧各国领导人中敢于对苏联说“不”、敢于顶撞斯大林的第一人。
波兰同学告诉我,战后初期,波苏之间在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为了谋求有利于波兰的解决办法,哥穆尔卡一再去找斯大林。哥穆尔卡自己曾说过,整个1945年他一直为波兰问题同斯大林“争吵”。“争吵”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向斯大林争物,争人,争。
希特勒德国战败后,原德国奥得河以东的土地划入波兰的版图,波兰称为收复地区。苏军当局认为,该地区土地属于波兰,但德国人遗留下来的工厂则是苏军的战利品。他们不顾波兰人的反对,拆掉工厂,运走设备。为了阻止苏军的拆运,哥穆尔卡找斯大林谈过多次。哥穆尔卡据理力争,他告诉斯大林:你说停止拆运,但没人执行你的指示。因此,我下令波兰军队在公路和铁路设置岗哨,堵截运输。斯大林听到这句话后,当即找来马林科夫,下了绝对禁止拆运的命令,谁敢违反,就军法处置。这样,波兰才在收复地区保留下一些重要的工厂和设备。
1945年初,苏军解放了西里西亚煤矿区,他们将一些年轻的矿工当作德国战俘,送到苏联煤矿劳动。这些矿工也是波兰恢复煤矿生产所急需的劳动力。因此,哥穆尔卡向苏联要人,先是同莫洛托夫等人交涉,双方话不投机。苏方讥讽哥穆尔卡竟然为“德国战俘”奔忙,并指责哥穆尔卡“根本不比西科尔斯基(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曾要求苏方归还波兰战俘)好到哪里!”哥穆尔卡不退让,又去找斯大林。斯大林理解哥穆尔卡的要求,但他强调西里西亚矿工正在苏联煤矿劳动,不能马上送回波兰,否则苏联的煤矿就会因缺少人力而停产。斯大林允诺,随着军人复员,苏联将解决这一问题,送西里西亚矿工返回波兰。
1945年3月,苏军司令部和安全部门以“邀请会谈”为名,诱捕了受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奥库利茨基将军等16名地下活动家,指责他们在苏军后方从事反苏活动,把他们押送到莫斯科。这种做法显然没把刚刚成立的波兰新政府放在眼里,引起人们议论纷纷。为此,哥穆尔卡出面找斯大林,他强调指出,苏联安全机关的做法是非法行为,把波兰的摆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他要求苏方将被捕者交由波兰法院审处。斯大林解释了几句,但并未满足哥穆尔卡的要求。
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争吵”,还不足以影响哥穆尔卡同斯大林的关系。但后来,当东西方冷战加剧,对立的两大阵营形成之际,哥穆尔卡先是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后又怀疑苏共对南共的指控,他的言论和行动超过了苏联可以容忍的红线,自然也遭到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多数的反对。因此,当1948年情报局在东欧掀起清洗“铁托分子”运动的风暴时,哥穆尔卡就在劫难逃了。
反对成立情报局的总书记
作为波兰工人党总书记的哥穆尔卡,为什么要反对成立情报局?从根本上说,他是没有忘记过去年代共产国际一再干涉波兰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特别是1938年解散波兰共产党的沉痛历史教训,因此他十分担心情报局会成为新的国际中心,是共产国际的复活,限制各党的独立自主和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他认为,二战之后,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已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这类国际中心的危害性将更为严重。因此他先是极力反对成立情报局,后又希望限制情报局的职权。但他的反对和希望全都落空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说哥穆尔卡反对成立情报局,但他确曾是召开九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人,又是在代表会议上提出成立情报局建议的报告人。人们会问:难道这不是支持而是反对吗?
原来,1947年春哥穆尔卡秘密访苏时,斯大林隐瞒了成立情报局的真实意图,建议由哥穆尔卡出面倡议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商讨出版一份共同刊物,供各党之间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和通报情况。哥穆尔卡同意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向有关党发出召开代表会议的邀请信。但会议的实质性准备工作都是在莫斯科进行的。哥穆尔卡并不知道联共(布)的真正目的,只是一位挂名的倡议人。
1947年9月22日,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南部山区小镇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开会。哥穆尔卡作为东道主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24日晚,联共(布)代表亮出底牌,建议由波兰工人党代表作各党协调活动问题的报告。哥穆尔卡感到会议转变了风向,于是他表示,他作为主持人的任务已经完结。会议改由联共(布)代表马林科夫主持。
9月25日,联共(布)代表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强调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业已形成,要求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全部政策都要服从于因阵营对立而产生的需要,各国执政党必须就其活动进行磋商和协调。听了日丹诺夫的报告,哥穆尔卡恍然大悟,“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为了创办刊物,不如说是为了成立一个共运协调局”。他认为自己被斯大林蒙蔽了,于是利用休会间隙时间,召开了波党政治局会议,说明其处境尴尬,并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要求。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既拥护成立情报局,又拒绝接受哥穆尔卡的辞职,并责成哥穆尔卡对联共(布)的建议只能支持,不得反对。在内外压力下,哥穆尔卡违心地在会上就各党协调活动问题作了报告。实际上他是奉命宣读发言稿,扮演了一个令他难堪的角色。
从情报局成立伊始,哥穆尔卡就一直担心情报局会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损害各国的。时间不过半年,1948年春,联共(布)与南共之间爆发了冲突,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联共(布)启动情报局机制,围攻南斯拉夫,制造声势,杀一儆百。哥穆尔卡对联共(布)的做法表示怀疑,不相信联共(布)对南共指控的正确性。哥穆尔卡还担心苏南冲突会影响波党的内部团结,危及波兰的。形势的发展,不出所料。当哥穆尔卡向波党政治局通报苏南冲突和他的态度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站在联共(布)一边,他成为名实相符的孤家寡人。在这种情况下,哥穆尔卡再次提出辞职要求,政治局再次不予接受。
这时的哥穆尔卡除了反对成立情报局外,又不同意批判南斯拉夫。他的言行,自然逃不出斯大林的耳目。这样的哥穆尔卡会给联共(布)留下何种印象是不言而喻的了。一顶名曰“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大帽子在1948年8月扣在哥穆尔卡的头上。1951年8月,哥穆尔卡被逮捕入狱,1954年12月始获释。
波兰十月事件的英雄
1956年10月,波兰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事件。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反对苏联干涉内政的呼声中,哥穆尔卡重返政坛,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在波兰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不是十月事件的参与者,却成为十月事件的见证人。从沸腾了的校园气氛和群众集会的呼喊声中,在报刊文章的醒目标题和字里行间里,我感受到波兰政局的动荡不安和人心的向背。
十月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1956年2月苏共20大结束后十数日贝鲁特在莫斯科突然病逝,再加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在波兰的传播,这接踵而来的事件犹如晴天霹雳,震撼着波兰,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这时的波兰,新任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没有足够的驾驭局势的能力。1956年6月,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发生了,国内局势已濒临危险的边缘。党内派别斗争骤然加剧,上上下下思想陷于混乱。广大干部和群众,工人和学生,要求改变现状,要求社会主义革新,要求改变波苏之间不平等关系,要求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哥穆尔卡,视哥穆尔卡为改变现状的象征,并把自己的命运同哥穆尔卡联系在一起。党内许多高级干部也已意识到,为了控制局势,避免灾难,中央需要哥穆尔卡。
1956年10月,波党决定19日召开八中全会,准备选举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并改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本来是波兰的内部事务,却招来了苏联的粗涉。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认为,波兰形势急剧右转,有脱离苏联轨道的危险。他们决定向波兰施压,进行干涉。他们走了三步棋:先是传话,要求波党推迟八中全会会期,遭到华沙的拒绝。继而传召波党政治局全体委员前往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又遭到波党的婉拒。一贯以老子党自居的赫鲁晓夫疑虑加深,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华沙,同时暗中调动驻波苏军向华沙方向运动。苏驻波大使通知波方,“希望”波兰党政领导人19日晨到机场“欢迎”苏共代表团,波方再次委婉地表示,请苏方在八中全会开幕后第二天或更晚一点的时间来波兰。苏驻波大使表示,这是赫鲁晓夫的决定,没有回旋的余地。
1956年10月19日早晨7时,赫鲁晓夫抛开国际交往的礼仪,在没有波方同意和邀请的情况下,来到华沙。陪同他的,除苏联党政要人外,还有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和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等11位高级将领。他走下专机的舷梯后,不但不同波党政领导人握手,反而开口斥责。他叫嚷“不允许把波兰出卖给美国”,责骂奥哈布“背叛”,明知故问“哥穆尔卡,他是什么人?”但这一次又出乎他的意料,波兰人不再唯唯诺诺,宾主之间爆发了一场舌战。波兰人告诫赫鲁晓夫“你现在波兰做客,不是在苏联讲话”,“我们是主人,请你放客气点!”
赫鲁晓夫要求直奔波党中央大厦,企图登门入室大闹全会。波方自然明白他的用意,表示坚决拒绝,并把他送到国宾馆――贝尔维德尔宫,请他稍安勿躁。在贝尔维德尔宫的对话,自然是机场舌战的继续。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大声吼叫,你们“这样做行不通,我们准备积极干预”。哥穆尔卡寸步不让,当即告诉赫鲁晓夫:“我明白谈话可能咄咄逼人,但是如果你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就不会有公正的讨论……我可以听听苏联同志的抱怨,但是如果要在武力威胁下做出决策,我不干。”波党领导告诉赫鲁晓夫,他们将按时举行八中全会,但承诺在宣布会议开幕后就立即中断会议,返回贝尔维德尔宫举行波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摇头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1956年10月19日上午10时,波党八中全会准时开始,但只进行了30分钟,在完成增选哥穆尔卡等4人为中央委员和提名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等重要议程后,即宣布中断。
全会中断后,波党领导急速返回贝尔维德尔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事先没有准备的会谈。如果说早晨在机场哥穆尔卡还被赫鲁晓夫当做“局外人”,可现在,哥穆尔卡已经是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书记正式候选人和全会授权的波苏两党会谈的正式代表。这一变化,表明了波党领导的政治智慧和维护的决心,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面对波党中央已确定了的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既成事实。
波苏两党会谈,充满了火药味。赫鲁晓夫有备而来,有恃无恐。苏方指责波党领导允许“反苏宣传”,“政治局新候选人名单将把社会主义断送掉”,要求波党“不能改组政治局”。在这次会谈中波兰人不再俯首忍让,强调内政不容干涉,友谊应该是平等的和无碍的友谊。波兰人坚决拒绝赫鲁晓夫的蛮横要求,不同意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进入新的政治局,强调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与此同时,波兰人一再表示波兰更需要苏联的友谊,需要华沙条约,并坚决维护与苏同盟。会谈进行中,驻扎在波兰的苏军分两路向华沙合围,其前锋已抵达华沙郊区。哥穆尔卡等人坚决要求苏方立即下令苏军停止前进,返回驻地,并警告赫鲁晓夫“波兰人会起来同你们干的……我们是有准备的”,“如果苏军不撒退,会谈将停止”。
面对哥穆尔卡等波党领导人的坚定态度,慑于波兰人民准备武装抵抗的决心,赫鲁晓夫权衡利弊,不得不下令苏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波苏之间一触即发的流血灾难得以幸免。曾经分析说,赫鲁晓夫之所以悬崖勒马,“最后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动用军队干涉波兰,这主要是他在波兰遇到坚强的抵抗,他估计如果他用武力应付,就会爆发战争,而且不容易一下子解决问题”。
波苏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凌晨。20日早晨6时许,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打道回府。波方允诺全会结束后派代表团赴苏,继续两党会谈。
八中全会再次复会。远离政坛已经7年之久的哥穆尔卡重新走上全会的讲台,发表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重要讲话,掀开了人民波兰历史的新篇章。我和波兰同学在一起收听了广播电台的直播,他们边听边议,有时还鼓掌叫好。10月21日,哥穆尔卡顺利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第一书记。
在波苏关系极度紧张之时,中国支持了处境困难的哥穆尔卡。大约是10月24日,那天早晨我刚走进教室,波兰同学尤莱克欣喜若狂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奔过来握着我的手,大声说,“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同我们在一起”,“谢谢中国!”看着尤莱克那个样子,好像他在代表波兰似的。后来,我知道了,是反对苏联动用武力干涉波兰的声音传到了波兰,打动了波兰人的心。
在波兰十月事件期间,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会议,对事件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指出,“苏波关系搞得那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从这一正确的判断出发,中国作出一项重大的决策并采取一系列重要行动:支持波兰,支持哥穆尔卡,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此,身处困境的哥穆尔卡感触良深,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党的支持,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何种程度”。1956年12月3日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告诉:“波兰的领导同志都认为,他们正是由于中国同志的帮助才避免了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在十月事件的日子里,我的波兰同学向我讲述了不少传闻和内情,他们毫不掩饰对赫鲁晓夫言行举止的不满,纷纷夸耀哥穆尔卡是好样的,热情赞扬中国的作用,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中国!”他们的厌恶与喜爱之情,泾渭分明,溢于言表。
波兰西部边界安全的守护人
在人们的记忆中,哥穆尔卡还做过一件大事,那就是他为维护波兰西部边界安全,为解决波兰和联邦德国边界争端、促进波兰和联邦德国两国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努力。
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二战后波兰的疆域向西推移,战前德国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十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波兰,成为波兰的西部地区、收复地区。奥得―尼斯河成为波兰和德国之间的边界线。多年来联邦德国不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是波德之间的最终边界,不承认波兰对收复地区的。波兰和联邦德国之间矛盾重重,尖锐对立,边界问题一直是激烈争执的核心和关系紧张的根源。
在波兰工作期间,我曾多次听到过哥穆尔卡就边界问题发表的讲话,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0年7月17日在格隆瓦尔德古战场。当时波方为纪念1410年格隆瓦尔德战役胜利550周年而举行全波青年大会,哥穆尔卡出会并发表讲话。哥穆尔卡在讲话中,批判联邦德国的复仇主义和修改边界主义,矛头直指阿登纳。他语言犀利,表情激动,号召波兰青年为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而不遗余力。他那特有的浑厚的声音,通过播音喇叭在旷野中回荡。青年代表宣誓效忠祖国,全场高唱颂歌《可爱的祖国》,爱国热情高涨。我随同使领馆领导应邀与会,目睹哥穆尔卡演讲的神态,感受到他语言中蕴藏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后期,勃兰特在联邦德国执政后提出“新东方”政策,得到波兰的积极响应。但怎样才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双方主张南辕北辙。
联邦德国设想以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正常化的基础,以两国建交作为正常化的开端,其实质就是企图回避在法律上承认波兰西部边界。哥穆尔卡则咬定边界问题不松口,一再强调,“只有和平问题,没有边界问题”。他一再指出,联邦德国不承认战后欧洲国界的政策包含着严重的战争危险。他针对联邦德国方案的要害明确提出: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应该是先承认边界,后建立外交关系,建交是正常化过程的结局,而不是开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和基础,应该是联邦德国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最终性和不可侵犯性,并承担尊重边界和不提出任何领土要求的义务。他绝不同意用互不使用武力宣言之类的文件来代替明确承认边界的条约。他认为一切关于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只能在双方互相承认对方边界是最终的和不可侵犯的边界之后才有意义,否则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哥穆尔卡的这些话,成为波兰同联邦德国谈判的指导方针。
1970年2月4日,波兰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谈判正式开始。12月7日,两国总理在华沙签订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条约,确认了波兰西部边界即奥得―尼斯河边界的不可侵犯性。
条约签字的日子我正在波兰。我同许许多多波兰人一样,感受到在这一历史性的成果中饱含着哥穆尔卡的心血。自从波兰收复西部地区之日起,哥穆尔卡一贯追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哥穆尔卡被誉为“条约的主要设计师”,他的头上增加了一道耀眼的光环。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第8篇
最先捅出康生问题
马文瑞主持党校工作后，1977年12月8日，中央党校16楼的走廊出现了两份小字报，是哲学教研室的人揭发“康生罪行”的。在当时，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康生在党内积怨甚多，“”与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此时中央对康生尚没有明确的说法，党校历来是党内“恶斗”之地，弄得不好，会出大事。同时，党校又是康生经营多年的一块“自留地”，培植了他的势力，也迫害了很多无辜者。所以紧接着，又有人贴出了支持揭发康的小字报。
这个情况，引起“老延安”马文瑞对党内历年政治生活的一连串的回忆。之前，康生是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连也不看在眼里。马文瑞记得清楚，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国到延安，当时王明正吃香，于是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以后又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运动中，他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参加领导了整风学习。1943年7月，他做《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打成“特务”和“敌探”、“叛徒”，由于中共中央和及时发现，紧急刹车，才纠正了错误，挽回了部分损失。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康生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著作选读》第四卷，为他积累了政治资本。开始，康生如鱼得水，地位直线上升，先后任中央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伙同“”，造谣诬陷，捏造罪名，残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京病死，中共中央的讣告中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康生地位高、资格老，红人，眼下的小字报，把康生划入了“”反革命集团，贴出后刚几天，马文瑞到任，迎头就碰到了这道难题，该如何对待呢？
马文瑞深知，早在前，康生曾是人所共知的中央党校太上皇，他指使人批判原校长杨献珍，使大批理论工作者受到牵连。看来中央党校要清理积案，错案，康生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好在中央党校复校之初，就曾宣布：“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大家对学校领导，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在这种民主空气的影响下，学员的思想相当活跃，揭批康生的小字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据马文瑞的秘书忽培元回忆，马文瑞与曾有过一次对话。
问：听说16楼有一批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对于这样的小字报，我的态度是，一不提倡，二不压制，文瑞同志你的意见如何？
马：我赞同你的意见。不制止也是有理由的，根据《》的规定和党的传统，党员对任何人有意见都是可以提的嘛。
胡：嗯，问题是，康生虽然死了，讣告中他还戴着三顶桂冠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这也是中央研究决定的，需要经过同样的组织程序才好摘掉。
马：是呀，那是在1975年，那时候“”在台上，根据各方掌握和揭露的大量事实看，康生确有严重问题。至少揭批、“”无法不牵扯到他。
胡：所以我说，现在不要压制大家的揭批积极性。
马文瑞说：康生这个人一贯的问题就是极“左”，好整人。
：还是那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忽培元《长河》第577页）
事后，马文瑞对“小字报”明确地表示了宽容的态度。通过一次大会，校领导把这个精神传达到了全校干部中，客观上对揭发康生问题做了动员。大家心里明白：在这么多人贴小字报的形势下，不压制其实也就是支持揭发。揭批康生，成了中央党校揭批“”的前奏。
为了把来自各地、各部门的学员反映的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报告，马文瑞指示校务部编写一个专门的《情况反映》。这个刊物，具体由校办公室主编。他给《情况反映》确定的办刊原则：主要是收集反映各地学员揭批“”和所反映的落实干部政策、党内民主集中制、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三天一期，文字不长，每期两三页，只印十几份，分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
他不光制定了办刊原则和具体要求，还亲自动手，每期稿件他都审稿、定稿。康生的不少问题就是通过《情况反映》报告给中央的。党校开展“三大讲”活动揭批“”，单独开了全校大会揭批康生、曹轶欧夫妇的问题。换言之，由党校捅出康生问题，是康自作孽的结果，而系统地梳理材料，是马文瑞一手操办的。他搜集齐了材料，伺机待发。不久，时机来了。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采用分组讨论的形式，马文瑞在东北组。在11月13日的小组会上，他凭着扎实可靠的材料在小组发言中率先揭发康生问题。参加小组会的大多数是老同志，他在发言时义愤填膺的神情和语调，引起极大共鸣，也有人为他捏着一把汗。
这次不同寻常的小组会发言，被印发会议《简报》，特别引人注目。马文瑞说：
在我看来，康生中的问题，主要是四个方面。应该说，康生也算是我的老熟人了，在延安时期，我们就认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可一直不怎么好，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大家恐怕还记忆犹新吧，那是他一手造成的。解放后，他是四个问题。一是理论上的，早在1959年，康生就宣传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1967年又说工厂中的按劳付酬“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我看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二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的态度，不符合马列主义，是唯心主义的。最恶劣的是中，他对、、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动机不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随意捏造，上纲上线。据党校工作人员揭发的材料统计，康生在中就点了379个负责干部的名，给这些同志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要统统打倒。
三是和、陈伯达、“”是一伙的关系。他极力吹捧，指使党校的人编了四卷“选集”和一本“语录”，吹捧陈伯达在中央党校“是坚持革命路线的”。 右起：邓小平、马文瑞、、王任重
四是污蔑否定中央党校的工作。康生说前的中央党校，是“反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大染缸”，“里通外国的黑据点”。完全是不顾事实，满嘴胡言。
马文瑞的这次发言，有备而来，揭发康生的多项罪行和问题都是与会者闻所未闻的。许多老同志长时间对康反感，但手中没有揭露康生罪恶的真凭实据。恰在这次会上，陈云也在小组发言中讲了康生的问题。马文瑞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表示“应对康生在适当的范围进行批判，并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
1980年中央做出决定，撤销1975年中央对康生的悼词和讣告，开除康生的党籍，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粉碎“”之后，中国面临一个最现实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生前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政治思想原则。其实，广大的老干部、老军人、知识分子和群众早就对“”深恶痛绝，但是对和他的路线，毕竟还不能贸然否定。大家都在等着一个有利的契机。
终于，在粉碎“”一年之后，一个尖锐的问题摆上了台面：究竟怎样识别真理？说穿了，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是不是真理，谁说了算？对此，党内高层和社会上出现了严重分歧，需要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1978年初，问题最先在党校，这个党内最敏感的机构被提了出来。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竟然成了一个需要争论的话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悲剧。其实，马文瑞在实际工作中，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个根本原则。而在党校工作中，他早就这样做了。3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就触碰了“真理需不需要检验，以什么来检验”的问题，党校的态度非常鲜明，人的认识、道理、结论有没有真理性，不能“自身检验”，而只能以社会实践来检验。4月，哲学教研室按照马文瑞的要求，起草了一个《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审读时，马文瑞就在其中加上了“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的内容。在第一期学员最后学习党的学说课程时，就已经把这个文件发给全体学员阅读、讨论，征求意见。这一期的800位学员里就有上海市委派来的杨西光，3月学习结业，杨西光即奉调去了《光明日报》任总编辑。
这期间，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向马文瑞汇报工作，提到交给哲学室一个任务，即撰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马文瑞当即表示支持，让他尽快安排人写。当时担任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1984年10月《给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的信》中披露了其中的细节：“吴江根据的意见，并向时任副校长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孙长江刚刚写出初稿的时候，《光明日报》社转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请吴江修改。吴江看了那篇文章，觉得观点和基础都不错，但论据尚不足，刚好与孙长江起草的文章形成互补。于是在吴江的建议和支持下，孙长江把两文合写成一篇文章，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文简称《标准》），又经多人修改，呈送和马文瑞。
当时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理论界和新闻界都清楚，虽然是一份学校内部的理论刊物，但它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与各大报刊的总编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矛头直指理念但又不太成熟的文章，往往先在《理论动态》上面世，带有征求意见和“投石问路”的性质。《标准》一文其实早已到了《光明日报》编辑部，但出于种种原因，《光明日报》希望党校《理论动态》先发。《理论动态》5月10日刊出，《光明日报》于次日跟进，一个强大冲击波就此形成。《标准》的发表，在全国引起的反响，不亚于一次核裂变。它开启了一场从理论到政治的大讨论，很快在全国形成了思想解放的高潮。
一篇文章引起如此大的反响，马文瑞早有预想，发表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党内和社会注意。但是，出现反弹的强烈程度，还是有点出乎意料。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所谓“砍旗”说，他认为这篇文章“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以及李鑫、熊复等党内大笔杆子都积极站出来“护旗”。他们把持着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以保持沉默来对抗大讨论。党中央主席亲自点了和党校《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的名。（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第138页）胡乔木先后两次严厉指责此事，表示不能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说中央有两种意见，否则就是分裂中央。据参与《标准》一文修改的党校理论工作者阮铭回忆，胡乔木还到家里，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理论动态》不能再发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胡乔木走后，把吴江和阮铭叫到家里，转达了乔木的意见，并且表示打算冷却一下。（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04页）
两军对垒，形势严峻。吴江向马文瑞汇报了情况。马文瑞回答：什么“砍旗”，砍哪家的旗？这又是时期扣大帽子的遗风。他接着说：这样吧，你们也可以再写一篇文章，积极主动地回应一下，可从理论上找出更充分、有力的论据，以理服人。吴江很高兴，他也想继续写文章，对这个问题做理论上的进一步阐述。马文瑞说，那好，你们抓紧写，写好了我看一看，成熟了就在报上公开发表。是真理，就要坚持到底。（忽培元《长河》592页）
吴江走后，马文瑞又拿出《标准》一文，仔仔细细再阅读一遍，随后，把吴江和参加起草文章的同志召集来，举着那张《光明日报》说：文章我刚才又仔细读了一遍，没问题，观点是正确的。你们就放心写吧，不要有任何顾虑。（同上）
1978年6月4日，一篇针对各种反对意见，为《标准》一更深入阐发论证的重头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原则》），送到了马文瑞面前。马文瑞看后，同意公开发表。吴江将稿子送给了，同时给了他的老同学、在《报》任副总编的姚远方。在解放战争期间，姚远方曾在罗瑞卿领导下随军采访；后来罗任总参谋长，姚在军报，曾在罗主持下起草文件。（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07页）
党内意见分歧严重，不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难以承受那种压力，连《理论动态》也不好继续刊登文章。据的秘书梁金泉回忆，胡对梁说：有办法了，去找大将，找罗大将。梁问：为什么找他？胡答：罗大将说要发，在哪里发，分量就很不一样了。罗大将在党内威信高，影响大，理论上强，现在用我们这个（刊物，指《理论动态》）不行了。将吴江送来的稿子装进大信封，交给梁，说：我已经说好了，你送去就行。梁送到了住在翠微路一个招待所一层的罗瑞卿手中。（同上）
为证实上述说法，笔者采访了曾在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任职的杨逢春。在党校工作期间，杨在胡领导下，曾多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干部路线方面的大块文章，彼此是老上下级。1978年6月，跟罗瑞卿通电话时，杨恰在胡身边。杨回忆说：当时我搞调查研究刚从安徽回来，到老领导耀邦同志处汇报，正赶上他跟罗瑞卿同志通电话。耀邦说：“是呀，现在形势不明朗，《人民日报》压力大，不好登。”我不知道罗瑞卿同志怎么说的，只见耀邦非常高兴，连连说：“能在《报》登，那太好了！” 马文瑞与、肖华摄于延安枣园
6月24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参与论战，把这场大是大非之争引向深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于当天全文转载。在“解放思想”与“砍旗”两种力量的激烈斗争中，在许多重量级“大人物”气势汹汹地责难，迫使大讨论“冷却”的关键时刻，马文瑞支持吴江写第二篇文章，力挺逆势而上，坚决斗争；罗瑞卿及时出手，义无反顾地站在“解放思想”一边，改变了较量的态势。罗瑞卿曾大义凛然地说：“那篇文章，可能还会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梳理这段历史不难发现，那场大讨论从“冷却”到坚定的过程，实际上成了将论战进行到底并取得全胜的转折点，在实现这个转折的斗争中，、罗瑞卿居功至伟，马文瑞功不可没。
笔者同时采访了罗瑞卿、马文瑞两家的后代罗点点和马晓力。
罗点点回忆说：“听说有个很了解耀邦同志的人知道耀邦给我父亲打电话的事，当时耀邦说第二篇文章连《人民日报》也不好登，我父亲说，那《报》登。后来大形势才起了变化。”
马晓力：“我父亲也说起了这一段。我父亲说，过去我对‘罗长子’（即罗瑞卿）是有点意见的。1959年庐山会议整，罗长子当着很多人的面对我说，马文瑞同志，我们都是部长，可要带头发言啊。当然那时持这种态度的不止他一个，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父亲很感谢罗瑞卿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从此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我哥哥告诉我，当时的形势是：被错整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早就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趋于一致，反对‘两个凡是’在党内有强大的思想基础，不能全看成一两个人的功劳。”
《标准》一文见报后，1978年6月，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二期高、中级培训班，在马文瑞主持下，全校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全体学员第一阶段用8周学习哲学，按学校的教学计划，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上，突出了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集中4天讨论以后，马文瑞召开校党委会专门听取了哲学教研室的汇报。他充分肯定了学员们学习讨论的成果，并且要求把真理标准讨论的精神贯彻到以后各门功课的教学实践中去。在党校学习的那一期领导干部对此记忆犹新，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过摇摆。
在中央党校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第二期学员，共2000多人，不少是省部级干部，是地方的负责人，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在推动全国各地真理标准讨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历史上是有功劳的”
在平校内冤假错案的同时，马文瑞关注着的冤案。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前，一直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连名字都没人敢提起。在这次会议期间，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还是共产党员，他的骨灰应当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出席这次会议的马文瑞看到了陈云发言的会议《简报》，十分兴奋，11月26日他紧接着在东北组发言，指出：
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将同志的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时，建议中央举行一个安放仪式，同时要向外界消息，因为他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甚至在国际上都是有影响的人物，这样做是应该的，是会得人心的。 马文瑞与王首道在一起
马文瑞与的交往有几十年。第一次是1945年，从前方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马文瑞当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任组织部长。到了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临危受命，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撤离延安时，马文瑞等几位西北局的干部随军行动，有些军事会议，彭老总请西北局的同志也参加，因而常见面。在西北解放以后，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是马文瑞的直接上级，二人的工作联系更多了。马对彭的评价是原则性强，待人诚恳，对人民赤胆忠心。正因为如此，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别的与会者施压让马文瑞揭发的错误时，马悄悄找老朋友商量。他俩认为，这怎么说啊？彭老总这人谁不知道！以后咱们再也没和他一起工作，能说什么呢？还是不言喘（不做声）吧。结果，马、人在整个会上在彭老总的事上不发一言。所以，马文瑞感到自己白天的发言意犹未尽，回到房间又连夜伏案写发言稿，准备找机会继续深入谈谈。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坐在他身边的是广东省政协主席、老熟人王首道，他拿出发言稿请王首道看看，帮着把关。
王首道看完发言稿，异常激动，把身子凑过来，说：嗯，讲得好，是应该给彭老总一个公正的结论！不然，他老人家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呀！过了一会儿，王老激动的心情还平静不下来，又一次把身子凑过来，严肃地问：文瑞同志，我有个请求不知可不可以？
马回答：你说。
王老说：我想同你联名发这个言。也就是说，我对你这个发言不仅完全赞同，而且还要求署上我王首道的名字。
马文瑞说：我完全同意。
于是在12月4日的小组会上，马文瑞代表他和王首道作了联合发言。他们认为仅仅给个人是不够的，他们第一次对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这其中还包含了等一大批受到牵连的西北老同志的问题。马文瑞说：
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包括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内，这个问题现在值得考虑。我们对历史也得来一次回头望，也需要分清是非。当时彭的观点也许不够全面，但正如小平同志讲的，他向主席写信是正常的。彭的信的内容讲的某些情况也是事实，所以说他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我感到很勉强。我们的意见，不要把这次对彭的批判列为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应当把与这一案件关联的黄克诚同志也解放出来，建议黄克诚同志担任名誉职务。
实际上，就是不仅提出给，而且要彻底所谓“党内第八次路线斗争”。
马文瑞、王首道的发言上了《简报》，在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和支持。为鸣不平的舆论在民间已持续多年，而在党内正式的高层会议上把“彭黄张周”一起提出，并明确质疑所谓“第八次路线斗争”，当属这个发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所做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即12月24日，马文瑞和王首道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大会。
建议在会议成果中加进两条
1978年11月起，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史家称之为“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会上，马文瑞针对一些人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11月24日小组会上的长篇发言中，列举了党的历史上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批驳了“两个凡是”。他说：
一个观点正确与否拿什么来衡量，拿什么做标准呢？要澄清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总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的，我们对有感情，但在座的谁对主席没感情？有感情也不能感情用事呀！假若按照一些同志的观点总是强调“凡是做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怎么行得通？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但不至于说他老人家做出的每一个决策和指示都是永远正确，永远管用呀！我还是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都着重论述过这个观点。的《实践论》对这个观点有重大的发展，而《实践论》是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两篇文章，都是在延安抗大给学员讲课时亲自写的讲稿，我当时正在抗大学习，听讲课，记忆犹新。他老人家一辈子最反对教条主义，如果我们教条主义地墨守革命导师和领袖讲过的话，不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办事，那么问题就大了。说过，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说过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但经过一段时间，证明并非如此。后来又讲，铁托是块铁，很硬。
12月14日，小组会学习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马文瑞再次发言，针对总结中讲的会议取得四点成果，建议再增加两条。他说：
建议再加两条成果，一是这次会议用了相当的时间，对“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而这个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讨论中，同志们对错误的观点和行为作了揭发、批评，澄清了是非，使大家学到了很多东西，对解放思想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二是会议对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中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作了揭露和批评，使他们多少也承认了一些错误，这对党和国家消除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会起很大的作用。
不用说，马文瑞的第二条建议最终没有写入会议公报，但他以正式发言的方式讲出来，是对坚持“两个凡事”的人的挑战，显示了老同志在大是大非上的定力。三中全会以后，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任命马文瑞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三天后的12月28日，回中央党校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应党校广大师生要求，马文瑞以自己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亲身体会，在1979年1月3日，又做了补充传达，传达中，马文瑞专门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
在这次两个会上，不论是中央全会还是工作会议，同志们都十分关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半年多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而且是关系到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四个现代化的前途的大问题。思想路线有两条，一是“两个凡是”，一是按实践来检验，这也是真正高举思想旗帜还是实用主义地高举的问题，是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重要斗争。由于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几个同志在会上挑起了争论（许多人对他们进行了批驳），大家认为收获很大。
马文瑞列出了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错误态度，介绍了与会者对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进行严肃批评帮助的情况，指出他们的错误是根本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髓，是阻挠肃清“”的流毒，他再次强调，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有现实意义。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第9篇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的全面发动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亲自审阅批示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就要在领导层中统一认识。在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不能满意的。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
在莫斯科期间，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7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1958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压倒、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在杭州出席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在会上发了脾气，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在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召集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等人。
南宁会议上一作检讨
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有关。为准备检讨，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就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6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
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在1月16日的会上，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100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的批评，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月17日，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1月19日，约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8点多一直开到深夜1点多。心情沉重的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他在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
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1月21日，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得出的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来回忆说：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和刘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宁会议后，为掀起“”的高潮，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农业生产要，文教卫生事业也要。”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成都会议上二作检讨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3月9日即会议的第一天，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他更多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认为：“过去8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在会上，再一次尖锐地批评，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3月25日的大会上，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做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他接着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的检讨，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可见的检讨对的要求还有距离，还没有使感到满意。
为了把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和形成的决议以更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二次会议。3月31日，中共电基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5月5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二次会议上三作检讨
参加二次会议所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反冒进问题继续进行检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
的话。”
中共二次会议5月5日在北京开幕。按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二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谈话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在陈云5月16日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5月17日作检讨。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中共二次会议上，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在这样的情形下，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发动了“”运动。邓小平认为：“‘’，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从当时的情况看根本是无法反对的。
中共二次会议以后，迫于“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选择辞职。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陈伯达、、黄克诚等人。会上讨论了等人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12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5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6人，任组长；科学小组6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10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6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攻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会后，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尽管的职务没有变，但当时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使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同意见事实上已经难以提出。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权。
1958年到1960年这3年“”，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建国以来历史最高水平。3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由于“”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从而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