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市场论文范文

餐饮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社会的变化发展，人们的从众和求异心理推动着饮食潮流的循环更进，从社会心理学来说，人们往往有一种从众的心理或遵从的现象，即“从众行为”和“模仿”，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事物自己一般也乐于接受。饮食潮的形成同人们的生活节奏、进食方式、国民收入以及人们的心理、生理需求密切相关。一定人群的生活质量提高，高档酒店、会所的发展，许多家庭的婚宴、寿宴等都进入高档餐厅消费。鲍参翅热、大酒店的喜寿宴热的浪潮生生不息。时代的审美心理，与外界的接触交往以及受地方性、季节性的影响，也造成饮食潮流的变换。当某一类菜点、食品、烹饪方法迎合人们的爱好、理想和希冀时，它就是具有感染力的，就会在社会上流行开来。

饮食需求与餐饮潮流变化模式

餐饮市场流变往往表现出这样的模式：从某个别餐饮企业兴起，然后模仿者效仿，产生一定市场后，跟风者逐渐增多，成为一定的餐饮潮流，市场能量增大，然后发展到顶峰，再往后就是势头逐渐衰落直至彻底消失。纵观几千年来人类饮食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饮食需求与潮流变化，呈现出这样几方面的模式。1.由繁到简。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由于人类方便生产、方便生活的需要，一些过于讲究制作、过于复杂而又颇为不实用的饮食菜点，如一个菜要十几道工序，制作时间长达几个小时，费时费工，营养损失也大，这些菜肴逐渐而自然地沿着实用化方向演变，变为简朴、保健的食品，最终成为现代的实用菜品。2.价值位移。价值位移模式意指饮食原料在价值上由下位升格到上位的趋势。尤其是在现代，随着饮食的简朴化、方便化、保健化，以前那些不能作为人们一般饮食使用的粗粮、野菜、土菜，不知不觉中被升格为具有吸引力的食物而被人们广泛使用，即出现了价值位移。例如，过去少有人问津的玉米、小米、山芋、南瓜以及马兰头、蒌蒿、脑等野生蔬菜，目前已被普遍认同并成为高档宴会中的常备之品。3.保守与革新同存。自古以来，人就有着两种饮食心理。一种是固定吃惯了的饮食方式和菜点口味的保守心理，另一种是在新样式、新事物的吸引下改变旧有的饮食模式与菜点求异的革新心理。这两种心理并存，影响着饮食的发展与变化。前一种心理阻碍着饮食变化，后一种心理促进饮食发展。只有当革新心理达到一定程度并且占据主导地位时，餐饮潮流才能发生。一般说，注重实用性的餐饮品种变化周期长，注重装饰性的餐饮品种变化周期短，这是由于保守与革新这两种饮食心理在不同餐饮品种上反映出来的程度不同所造成的。4.模仿从众。从众心理驱使大多数人去努力适应周围环境，寻求认同感和安全感。从众心理在饮食上的表现是人们在追求新潮流时，往往“看变化”、赶时髦，互相影响，互相模仿，最后导致新风格的饮食菜点的广泛传播和普遍使用。5.名人效应。饮食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因名人的推崇、喜爱而普遍流传开来。古之汉代以“胡食”为尚、坡制作“红烧肉”（即东坡肉）、乾隆皇帝品尝“红嘴绿鹦哥”、朱元璋讨吃“瓤豆腐”、戚继光平倭得“光饼”以及邓小平同志在江苏食用“沙锅鱼头”之后，这些菜点便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党中央强调饮食节俭，提倡“四菜一汤”的饮食模式，由此，在全国各地广泛盛行。6.猎奇心理导向。人有特别的好奇心理，喜欢去探索、去实验、去尝试。在饮食活动中，许多人不囿于原来的食物和口味，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如岭南人最早吃蛇肉、鼠肉、蚕蛹等，北方人最先吃蝎子、蚂蚱、螳螂等，江浙人开发的蚂蚁食品等，这种猎奇心理，也会导致一种新的饮食风格。如今全国流行吃昆虫食品等，正是受猎奇心理导向模式的影响，而成为饮食潮流的。7.内因为主。餐饮的发展与演变受外界的制约和人类本身内在要求的影响，但无论外界制约强弱如何，人的主观意愿这个内因始终占据着支配地位，是推动饮食演变的最积极因素。人们的心理变动，是导致餐饮变革的根本原因。因此，研究因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给人们心理所带来的变化，是掌握餐饮变迁的重要环节。

餐饮潮流的社会影响

餐饮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旅游经济；主要形式；旅游精品；发展趋势

2006年04月24日，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会的最新报告预测，中国将在10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和旅行经济强国。报告预测，2006年中国在旅游和旅行上的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等将实际增长14%，达27703亿元，预计2007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8.7%，旅游和旅行经济的直接、间接贡献加在一起为国内生产总值13.7%。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增强，旅游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越来越重，旅游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而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旅游经济的几种形式

（一）利用特色产品举办大型庆祝会、商贸会高层论坛来牵线搭桥，吸引游客。例如扬州每年都搞的“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台商投资洽谈会”“扬州经济发展高层论坛”等各项活动就吸引了大量投资商和游客同，时也很好地宣传了扬州。

（二）利用具有特色的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人文景观吸引游客，游览山水，瞻仰前贤，参观宗教建筑，了解民俗风情。扬州近来挖掘、整理、修建了朱自清故居、八怪纪念馆、宗教禅寺平山堂、观音山等。现在很热的红色旅游，也是这种形式，此外还有丽江的东巴文化、泸沽湖的女儿国等。

（三）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风光吸引游客，回归自然。例如九寨沟的水、张家界的山、青藏高原的冰雪、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等。此外，还有沙漠访古、海底探险等形式。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景观丰富多彩，为风光旅游提供了无尽的资源。

二、发展旅游经济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旅游经济与名城保护的关系。旅游经济与名城保护应该相得益彰，名城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正因为有了名城，旅游资源才更加丰富。名城又是旅游亮点，有很高的知名度，能吸引四方游客。名城保护得好，能延长旅游资源使用时间，吸引大量游客。旅游经济靠名城吸引资金、吸引游客；名城又靠旅游经济发展实力，来装饰、保护、发展。旅游经济在名城会得到更大助推力，名城实力增强后又会促进旅游经济更快发展。

（二）旅游经济与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关系。旅游经济是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杠杆，社会经济快速增长为旅游经济增加了实力毕业论文，又反过来促进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快速增长必须是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工农业是服务业的基础，服务业快速增长才能实现工农业的产值，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旅游经济与社会经济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旅游经济与规章制度和法制健全的关系。服务不规范、旅游接待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法制不严密是发展旅游经济最大的障碍。游客们满怀热情而来，却遭遇住宿、餐饮、游览收费不合理，卫生未能达到标准，游览项目打折扣，在正规商店买的珠宝首饰也是假货等，导游吃回扣更是公开的秘密。要杜绝这些情况的发生，净化旅游环境，必须健全规章制度，严明法纪，为旅游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在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道德教育，大力宣传“八荣、八耻”，在旅游业树立讲道德、知荣辱，游客与导游间、游客与环境间和谐友好的新风气。

三、旅游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旅游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有了新的方向，突出表现为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农民和大学生旅游、参与互动型旅游。

（一）生态旅游。生态旅游是指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确保旅游事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共存、共赢，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方式；同时也包括到森林、海滨、乡村这样一些生态环境好，让人可以和大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旅游方式。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得到很大发展，但由于缺乏科学指导，我国目前有近四分之一的自然保护区遭破坏，有十分之一强的旅游景观出现旅游资源退化，有些地方甚至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青藏铁路开通带来的旅游热潮，向人们打开了我国最大的绿色净土，若不注意生态环保，这块净土终将消失。发展生态旅的关键在于节省资源，保护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平衡。

（二）文化旅游。文化旅游是指以景点内涵的历史、文学、艺术、民俗风情为主要观赏对象的旅游方式。文化动机是旅游者最重要的旅游动机之一，旅游活动主要属于精神文化活动的范畴，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等更具精神人文和心灵感悟性，能使人得到更多的教益。一流品位的山水和自然景观，也都在不断加工中被注入、融合了文化因素，并因此而大大增强了其审美价值。如果没有了那些早已融入了它们肌体风骨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诗词文章，楼台亭阁、殿堂庙宇、碑刻雕塑、民俗风情等等，那么它们的价值、品位和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发展文化旅游的基础是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经营，形成特色突出、层次分明的各级各类文化旅游产品。

（三）农民与大学生旅游。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会成为旅游市场的消费者或潜在的消费者。他们的旅游以城市风光和游乐项目为主，对吃、住、行的要求不高，只求开心、新奇。和一般旅游者不同的是，他们不但是旅游者，还是农业生产的经营者。如果能在旅游的同时，还为他们设计一些先进农业生产的观光，农产品信息的交流，会更受他们的欢迎。大力开发农民旅游市场，设计适合他们需要的线路、项目，为他们提供耐心热情的服务，我国这样一个人数最大的群体，会逐渐成为旅游市场最大的顾客群。这不但对发展旅游业，更主要的是对提高农民群体的文化素质，都有极大的意义。

（四）参与互动型旅游。人们旅游动机重要的就是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改变和解脱，释放压力，放松身心。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满足于旅游中单纯地看和听，要求参与互动。同时，现代社会的人即使在休闲场合也不愿作被动者，愿意做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世界旅游景点中效益最好的依次是美国的迪斯尼乐园、东京的迪斯尼乐园、香港的海洋公园，三者共同的特点就是参与互动。不分年龄、性别、身份、种族、肤色的人完全被那种欢乐的气氛感染，毫无保留地投入其中，身心得到完全的释放。这种游乐项目也许是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人们释放自己最好、也是最为人们乐于接受的方式。多参与这样的活动，不但有助于心理健康，甚至对一些封闭、刻板、孤僻的性格会起到很好的改变作用，这也许就是人们喜欢参与互动型游乐项目的原因。目前我国本土类似的旅游景点极少，且质量不高，服务不到位，很难满足国人这方面的需要，也是我国旅游业的一大损失。要开发此类项目，必须经严格的规划，根据我国的国情、民族性格特点，社会习俗进行设计，以求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双赢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王艳.何山绿色旅游浅议.市场论坛[J]2006.4.

餐饮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餐饮外卖O2O；大学生市场；顾客满意度；满意度提升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9.032

互联网、大数据的不断发展带动了餐饮O2O市场的崛起，在线预定叫外卖大势兴起。移动客户端的使用习惯已经逐渐代替PC客户端成为大家日常生活的主要使用工具，外出、订餐、交友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手机。大学生是一个几乎人手一份智能手机的群体，对于外卖的参与热情较高。年轻网民是外卖订餐的主要客户，其中又集中于大学生、已毕业大学生或刚就业人群等，大学生群体是餐饮外卖消费的主力群体，同时也是未来餐饮外卖行业不断扩大市场的潜在消费人群。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利用“问卷星”网站以随机发放问卷的形式发放给合肥各高校的大学生，本次调查问卷的研究对象是有过网购经验（并不一定具有外卖经历）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对外卖的了解程度和参与程度及满意度的相关调查。本次收集问卷306份，共设计了24个问题。本研究利用统计软件SPSS21.0对整体数据进行了简单的频数分析。

1 外卖订餐使用情况和基本态度分析

从上表可知，超过五成样本会选择偶尔使用外卖订餐，比例是50.3%.经常外卖订餐的比例为30.1%，以及还有19.6%的样本极少使用外卖订餐。另外从下表可知，对于样本外卖订餐的情况来看，懒得出门，错过饭点，忙学习或工作，这三项的选择比例均高于，选择比例分别是：81.7%，43.8%，31.0%。尤其是懒得出门时，样本更愿意外卖订餐。也即说明外卖订餐更可能是由于个人因素所致。

针对于样本不能忍受的项来看：超过四成样本会选择饭菜卫生质量差，比例是40.5%，以及还有三成的样本认为送餐时间过长不能忍受。这里再一次涉及到送餐时间问题，也即说明外卖送餐时间是样本最为在乎的因素，而且也是最不能忍受的因素。

2 外卖订餐服务满意情况分析

从表3可知，样本中有71.2%为饭菜质量与卫生较为重要，还有18%的样本认为送餐速度较重要。也即说明样本认为饭菜质量卫生是基本的保障，同时还需要有较快的送餐速度。整体满意情况来看，整体上样本表现出较为满意的态度，其中选择一般的占比最高为72.5%，还有22.2%的样本选择满意，样本的整体满意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而提升当前送餐速度是可以有效提升满意度的较好途径。另外对于外卖的质量来看，样本中有73.2%认为一般，还有24.2%的样本认为好，整体上外卖质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3 样本外卖订餐需求情况分析

此部分在于分析样本的外卖订餐需求情况，分别从外卖送餐时间情况，以及外卖商家个性化服务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外卖送餐时间情况

在上述分析过程中发现，样本对于外卖时间的关注在乎情况非常高。因而深入分析样本对于时间的要求情况，从上表可知当前的外卖送餐时间情况上，392%选择20分钟到30分钟，还有30.7%的样本为30分钟到40分钟，也即说明大部分外卖送餐时间均在40分钟以内。而对于样本可以接受的送餐时间来讲20分钟到30分钟占比最高为35.0%，还有21.6%的样本选择20分钟内，以及29.7%的样本选择30到40分钟之间。整体比较来看，绝大多数样本认为40分钟内可以接受，但是样本更希望在30分钟以内。结合当前具体的外卖送餐时间情况来看，整体上如果外卖送餐时间再加快10分钟，相信大学生消费群体对于时间的抱怨会少很多，这样也可以赢得更多客户，以及当前客户更多的满意度。因而建议外卖商尽可能在当前时间基础上加快10分钟左右的时间。

3.2 外卖商家个性化服务情况分析

如下图所示：健康食谱，私人定制菜单，设置对未来几天的订餐，节省时间，这三项的选择比例均高于四成，选择比例分别是：65.0%、46.7%、42.2%。大学生消费群体对于外卖店的个性化服务也有着较高的期待和要求。

从表5可知，针对样本当前的外卖平台使用情况来看，样本中有51.3%选择美团外卖，还有25.8%的样本选择饿了么，那么平台就需要了解大家选择美团外卖更多的原因。就对于您选择现在使用的外卖平台的最大的原因来讲，降价优惠力度很大占比最高为229%，以及朋友推荐这项的选择比例是22.2%。所以，对于大学生来说，价格优惠有很明显的吸引力度。

5 满意度提升对策与建议

5.1 加快配送速度，优化配送环节

以人为本，坚持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为了客户的绝佳消费体验，加快配送速度至关重要。节约客户的等待时间，就是在提升顾客满意度。配菜做菜要准确快速。提前做好菜品分类，方便菜单出来后选择对应的菜品，做菜需要在保证口味的同时选取快速熟菜并合适的火候。冷菜、甜点等可以提前准备。做好食物的保鲜和保温工作，打包要适合配送，最大限度不喷洒出汤汁等。熟悉配送的路线以及路况，配送需公平合理，先预定客户的先送，相同时段，地点接近的客户同时配送。

5.2 严格把关饭菜卫生与安全

食品原材料购进环节需要严格把关，做好食品的保鲜工作，定期做卫生安全检查以及环境清理。建立健全外卖平台的食品安全制度，加强准入机制的建设，不是无条件的允许任何餐饮商家加入外卖平台。开放投诉电话或者投诉网络渠道，加强群众监督力。严格遵守行业食品安全规范，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安全。配送过程中也要保证食物不受外界影响。

5.3 个性化服务

可以推出私人定制菜单。可以是客人自定的，也可以是店铺推荐的，大学生社团、学生会等活动会有集中时期，包括实习生时期及应届毕业生赶论文时期，这项个性化服务就能为学生消费者行最大的方便。定制化健康食谱。现代大学生注重养生的、励志减肥的学生不在少数，店铺可以根据美容医师或者养生医师的建议定制健康有效的符合大家需求的食谱，大学生消费者可以最大优惠程度上享受相对专业的食谱推荐服务。配菜佐料配送。很多大学生聚会热衷于亲自动手下厨房，往往会因手艺问题不满意，商家可以提供提前配菜服务，将菜和佐料入锅的顺序以及时间火候等提前决定好，配送给学生后，他们可以直接下锅，准确有序做料理，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口味，还可以节约时间。

5.4 外卖平台系统升级，布局创新

外卖平台的使用可以更加简化订餐步骤，增加图片与菜名的匹配量，给予客户最直观的视觉体验，升级平台订餐系统。布局可以集思广益，集中各个商家的创意，每个商家可以设计自己的专属商铺，在色彩和结构布局上最大程度体现人性化的观念。

5.5 完善售前售后服务，树立口碑

服务行业的售前售后重要性需要摆在首位，售前可以增加更多的咨询平台和咨询方式，让客户可以多方位了解我们的产品。售后服务是扭转客户消费体验的最终环节，所以在售后这一部分需要拿出真诚与耐心，去听取客户的建议，解决客户的苦恼。及时回应客户的要求，最妥善的处理好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杜春娥.O2O模式下餐饮外卖市场大学生消费群分析――基于河北师范大学的实证研究[J].新闻知识，2015，（04）：23-24+27.

[2]李鲁静.大学生网络外卖消费现状及发展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5，（02）：25.

[3]段海梦.基于外卖订餐软件的O2O电商模式现状分析及优化[J].科技致富向导，2014，（24）：252.

餐饮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模式实践教学体系

［作者简介］于桂林（1966-），男，江苏泰州人，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教育教学研究。（江苏泰州225300）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9-0172-02

人才培养模式指的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对人才培养目标、内容、培养方案、培养规格、学制及教学过程等诸要素的有机组合。高职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就是根据酒店、景区、旅行社等旅游企业的岗位及岗位群的要求设置专业培养计划，制定专业教学内容，构建课程体系。同时，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突出实践教学，做到理论和实践双体系教学。所谓“2”主要是指前两年，学生在校以理论课程学习为主，辅以校内实训和生产性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所谓“1”主要是指后一年，学生在旅游企业顶岗实习，并在实习中完成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在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中，显得非常重要。

一、建立多元的实践教学形式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实践教学由校内、外实践教学两部分组成。校内实践教学形式主要有校内实训室“操练型”实习、校内“生产型”实习以及校内第二课堂学生的自主实践。校外实践教学形式主要有企业“认知型”实习、企业“顶岗型”实习以及校外学生的自主实践。在时间安排上，第一学期主要进行校外“认知型”和校内实训室“操练型”实习，第二、三学期主要进行校内实训室“操练型”实习，第四学期主要进行校内实训室“操练型”和校内“生产型”实习，第五、六学期主要进行校外“顶岗型”实习。

1.企业“认知型”实习。学校组织学生到饭店、旅行社、旅游景区等旅游企业参观学习，由旅游企业的专家介绍旅游企业的基本情况、岗位设置及工作流程、行业职业道德、企业文化建设等，帮助学生形成旅游职业的真实认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情感、职业态度以及对旅游专业的认同感，指导学生制定自己的职业规划。

2.校内实训室“操练型”实习。根据旅游管理专业职业技能训练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在导游实训室、形体训练室、语音室、旅行社实训室、前厅实训室、餐饮实训室、客房实训室和茶艺实训室等校内实训室进行“操练型”实习。学生在“仿真”教学环境中，通过反复操作和练习，认真练好基本功，为顶岗实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3.校内“生产型”综合实习。学生在校内营业性的旅行社、饭店等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相关岗位上进行综合实习，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把实训室中掌握的技能、技巧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同时，通过实习，查漏补缺，发现问题及时补课。进行严格的考核，合格者方可参加企业“顶岗”实习；不合格者，可利用暑假、寒假以及双休日等业余时间，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4.企业“顶岗型”实习。学生在旅游企、事业单位等实习基地的相关岗位上从事真实的工作，在企业师傅的指导下“顶岗”实习。学生在“顶岗”实习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根据《旅游管理专业顶岗实习规范》，在企业师傅的指导下在相关岗位“轮岗”。如在旅行社实习的学生分别在导游、前厅接待、计导、总经理助理等岗位上轮岗实习；在酒店实习的学生分别在前厅接待、餐饮服务、客房服务、大堂经理助理等岗位上轮岗实习。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一员，他们要以企业员工的标准要求自己，培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5.学生自主实践。根据旅游管理专业的特点，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相关的具有职业场景的各种社团组织，如导游服务社团、酒店服务社团、茶艺表演队、礼仪服务队等，并聘请专业教师进行指导。校、系教务科、学工科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职业培养、专业技能竞赛等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参加省、市导游大赛等，以培养了学生的职业能力。

二、建设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实训、实习指导教师队伍

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实践教学体系中，组织实践教学的实训、实习指导教师是关键，他们既是教师，又是师傅，在高职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必须建设一支具有相关工作经历、具有高水平实践教学能力的实训、实习教师队伍。

1.旅游企业师傅“教师化”。聘请旅游主管部门的领导、旅游行业专家、旅游企业的高素质导游员及中高级管理人员等担任兼职教师。但在他们任教之前，需要组织学习教育学、心理学 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让他们掌握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教学艺术，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2.学校专业教师“企业化”。学校专业教师一般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旅游企业工作经历。学校要采取相应措施，定期安排专业教师到旅游企业挂职，了解旅游企业最前沿的信息，了解旅游企业的工作流程，掌握旅游企业相关的操作技能，提升专业教师的技能水平，提高专业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建立“仿真型”的校内实训、实习基地和“紧密型”校外实习基地

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实践教学体系中，实训、实习基地是实践教学的基础，建立“仿真型”校内实训、实习基地和“紧密型”校外实习基地是培养高职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保证。

1.“仿真型”校内实训基地的建立。学校根据旅游行业的实际需要，建立相应的“仿真型”校内实训、实习基地，以营造一个“仿真”的职业氛围，让学生在仿真环境下，按照旅游企业岗位群对技能的要求，进行技能操作训练。导游方向可设立模拟导游实训室、模拟旅行社实训室、形体训练室、语音室等，酒店管理方向可设立模拟总台实训室、模拟餐饮实训室、模拟客房实训室等，景区方向可设立模拟旅游景观实训室等。

2.“生产型”校内实习基地的建立。学校根据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要求，在校内建立营业性的旅行社和旅游饭店等“生产型”实习基地，以生产经营带动校内实训。校内“生产型”实习基地具有双重身份，对外是旅游企业，作为企业法人，要遵循企业运行的规则，面向市场开展相关的经营活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内是实践教学的实习基地，要遵循实践教学的规律，营造一个“准真实”的职业氛围，让学生在“准真实”的环境中综合实训，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3.建立“紧密型”的校外实习基地。校外实习是学校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重要途径。校外实习基地则是对学生进行实践能力训练、职业素质培养的重要场所。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是彰显高职院校办学特色、提高教学质量的重中之重。为此，高职院校都积极与旅游企业广泛合作，建立了一批校外实训基地。但这些实习基地大都是“松散型”的，往往是校企签订协议多，真正运行少；在校企合作真正运行的旅游企业中，又以作为劳动力顶岗实习多，真正按培养目标让学生轮岗实习并给予指导的少。因此，要建立“紧密型”的校外实习基地，校企双方不仅要签订协议，还要根据培养目标，明确校、企双方的责任，校企双方共同做好校外实习基地的教学和管理工作，让学生真正地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顶岗”实习。

四、建立高效的实践教学管理体制

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实践教学体系中，建立高效率的实践教学管理体制是做好实践教学工作的前提。系部成立“旅游管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由主管教学的主任、旅游主管部门领导、旅游行业专家、旅游企业专家、旅游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组成，主要负责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并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下设实践课程体系研究指导办公室，主要负责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调整及实施。实践课程体系研究指导办公室由校内实训指导小组和企业实习指导小组组成。校内实训指导小组由校内专业教师组成，负责校内实训课程的开设、实习教材的选定及开发、实习流程的制定、实习成绩考核的方式等。企业实习指导小组由实习企业师傅、学校带队老师和学校天空教室辅导老师组成，负责制定顶岗实习的具体方案、流程以及考核办法。形成旅游管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实践课程体系研究指导办公室―校内实训指导小组、企业实习指导小组的三级实践教学管理体系。这样的三级实践教学管理体系，流程短，环节少，各节点分工明确，职责具体，可操作性强，效率高。

五、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实践教学体系中，科学的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做好实践教学工作的保证。

1.建立实践教学各环节管理制度。为了规范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行为，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在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在校内实训室“操练型”实习中，制定《导游实训室管理制度》《形体实训室管理制度》《语音室管理制度》《餐饮实训室管理制度》《客房实训室管理制度》和《茶艺实训室管理制度》等。在校内“生产型”实习中，制定《旅行社综合实习管理制度》《酒店综合实习管理制度》等。在校外“顶岗型”实习中，制定《旅游管理专业顶岗实习规范》等。

2.建立实践教学督导及反馈制度。一方面，实践课程体系研究指导办公室定期对校内实训进行督导，检查专业教师的实习教案、指导水平、教学效果等；检查学生实训态度、实训水平以及遵守实训室管理制度的情况等。对校外实习进行督导，检查企业师傅指导学生实习的方案实施情况、指导水平、实习效果；检查学校带队老师对学生实习指导、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管理情况；检查天空教室教师批改作业的情况等。另一方面，定期组织学生进行评教活动，通过填写“实践教学质量评价表”，了解学生对实践教学条件、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方法、指导教师实践教学态度和水平等方面的意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中去，充分发挥其教学主体作用。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及时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确保实践教学的质量。

3.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考核体系。（1）校内实训考核体系。实践课程体系研究指导办公室根据旅游企业岗位要求，制定《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校内实习考核细则》。实习指导老师根据细则对学生进行量化考核，考核合格方能参加顶岗实习。（2）校外实习考核体系。实践课程体系研究指导办公室根据旅游企业岗位要求制定《旅游管理专业学生顶岗实习考核细则》，由旅游企业的师傅和学校的老师共同考核。旅游企业的师傅对学生在各个岗位上的业务进行量化考核；天空教室辅导老师对学生的天空教室作业完成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带队指导老师根据学生在企业的出勤情况、工作表现进行考核。定期将学生的三项考核成绩交给实践课程体系研究指导办公室汇总，成绩合格者，方可进行毕业设计或撰写毕业论文。

4.建立多元实践考核方式。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实践教学体系中，以岗位需求作为质量考核标准，强化过程考核，建立考核评价体系。主要采取现场模拟与操作、面试、同学评价、指导老师评价、对项目作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解 决实际问题的评价等多元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实践进行考核评价。重点考核学生解决分析问题、实际问题的能力，把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引入到对学生关键能力的评价指标中，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对学生进行评价，并及时把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本人，促进其不断改进和提高，以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

六、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保障体系

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教学体系涉及学校、企业、师傅、教师和学生等多方的利益关系，因此，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实现多方共赢，才能保证实践教学体系的持续运行。

1.学校以服务与企业合作。学校要结合旅游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将人才资源优势和企业生产要素紧密结合起来，为企业提供职工培训、企业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等服务。如为企业进行员工培训、旅游产品开发、企业形象包装等。学校还可适当调整教学计划，以学生见习方式帮助旅游企业解决旺季员工短缺的问题。此外，学校在业务上要适当倾斜于建有实习基地的旅游企业，如教职员工的假期旅游、学校的相关餐饮、住宿等业务，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考虑。

2.企业以岗位与学校合作。在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中，企业要提供相关的实习岗位为学校服务，让学校根据需要，选择业务精、责任心强的师傅担任学生的实习指导老师，并成立企业实习指导小组专门负责实习指导工作，把实习学生当做自己的员工进行培养。

3.学校给予企业师傅津贴。在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中，企业的师傅为指导学生付出辛勤的劳动，学校要给予相应的津贴，以提高企业师傅指导工作的积极性。

4.企业给予学生劳动报酬。学生在旅游企业顶岗实习，一方面，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技能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在师傅的指导下，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工作经历，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学生顶岗实习，也为企业完成了一定的工作量，企业要根据学生的工作业绩给予相应的劳动报酬，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学生学习、生活的部分开支，减轻家庭负担，还能提高学生顶岗实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工作的热情和对企业的热爱之情。

综上所述，高职旅游管理专业“2+1”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应从多元实践教学形式、实训、实习指导教师队伍、校内“仿真型”校外“紧密型”实训实习基地、实践教学管理体制、质量监控体系和保障体系等方面构建实践教学体系，以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职业技能和职业拓展能力。

［参考文献］

［1］张普礼，王晓江，梁熠葆.高职院校校外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的探索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10（36）.

［2］李静，郁汉琪，殷埝生.构建高校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初步探讨［J］.中国电力教育，2010（28）.

餐饮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休闲农业；发展；路径选择

烟台市烟台市是沿海著名的港口城市,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有着“全国最佳休闲城市”的美称。近几年来，烟台市农业和旅游业不断发展，在经济的碰撞中，使得二者交融结合产生了一种现代农业的新形式——休闲农业，这种新形式为烟台旅游市场注入了“新鲜血液”，提升了烟台市旅游资源的整体竞争力。然而许多因素仍然制约着烟台市休闲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分析烟台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主要探讨其发展路径。

一、烟台市休闲农业发展的现状

烟台市作为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旅游业发展较早，烟台市休闲农业最早起源于1999年，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其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1.休闲观光采摘型。该类型以农业产品为主要收入，在樱桃、梨、苹果、葡萄等开花或上市的季节，游客到采摘园区赏花或自行采摘，通过收售门票等形式，获得收入。例如莱阳濯村特色农业旅游区。2.特色资源型。该类型是以当地特有的资源作为亮点吸引游客。如招远罗山生态观光区，该观光区主要有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淘金小镇、黄金博览苑、仙人山农博园等，重点突出了黄金文化旅游特色，吸引了大批游客。3.复合经营型。该类型以当地的农业产业为基础，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观光、采摘于一体。如蓬莱南王山谷君顶葡萄酒庄园、招远大鹏山庄农业生态示范园等。4.科技示范型。该类型以农业为基础，以新的科学技术为载体，充分体现了农业通过高科技展示出来的独特风采，以“农业科技旅游”为主线，集农业科技推广、科普教育、生态农业、休闲娱乐于一体，寓科于游，寓教于游，寓乐于游。如烟台农博园。

二、烟台市休闲农业发展的SWOT分析

1.优势分析。1.1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烟台市地处山东半岛东部，濒临渤海与黄海之间，与威海、潍坊、青岛相邻，和辽东半岛对峙，与大连隔海相望，海岸线长909千米，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温度较温和，降水较充沛，空气较湿润，地形为低山丘陵，是风景宜人的旅游避暑和休闲度假胜地。1.2交通便利，市场潜力较大。烟台市海、陆、空三方面交通均具。在航空运输方面，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类航空口岸，与烟大铁路轮渡、龙烟铁路、烟台八角港和威乌高速、206国道相互依托。在铁路运输方面，目前烟台市有两个火车站——烟台站和烟台南站，其中烟台站是蓝烟铁路的终点站；烟台南站位于烟台市莱山区曲家庄村，是山东省内第一条区域性城际高速铁路——青烟威荣城际铁路的一个站点。在公路运输方面，烟台市内拥有四个主要的汽车客运站，承担着周边省份以及省内的主要城市到达烟台的班次。在海上运输方面，烟台市现有10个港口，其中烟台市区共有4个客运港口，从烟台往返大连、长岛，环渤海湾地区的主要港口都有航线到达烟台。1.3民俗文化丰富，居民生活富足。体验民俗文化已经成为烟台市休闲农业项目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来烟的游客对烟台市的民俗文化和乡村风情很感兴趣。烟台市民俗文化（如表1所示）十分丰富，详细如下。1.4农业基础好，旅游资源丰富。烟台市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区项目建设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烟台全市已建成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21个；烟台又是著名的水果之乡、葡萄酒城，依托丰厚的农业资源，旅游人数也不断增加（如表2所示）。数据资料来源：根据烟台市国民经济和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而成。2.劣势分析。2.1相关法规不完善，管理力度小。目前，烟台市休闲农业的发展处于一个没有法律条文的规范之下，烟台市至今没有出台对休闲农业方面管理的专门法律条文，所以在休闲农业景区内出现突发紧急事件时，没有处理标准，游客的利益不能及时得到维护。2.2休闲农业规模小，分布较分散。虽然烟台市有几家相当规模的休闲农业基地，但目前主要经营模式还是“农家乐”的形式，大部分为农户自主经营的观光采摘园，此种经营形式分布比较分散，吸引来的游客并不是很多，经营者的收入也并不乐观，很难达到休闲农业经济收入的预期目标。2.3休闲农业活动形式单一，季节性强。烟台市休闲农业项目大部分是在当地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受到当地农业生产条件一定的制约，例如海阳樱桃节、栖霞苹果节等，而樱桃、苹果等是一年一季的产品；据调查统计，“五一”、“十一”等节日来烟台休闲农业景区旅游人数所占比重较大，而其他月份来烟旅游者相对较少；由此可见，烟台市休闲农业的活动形式单一，季节性强。2.4人员素质低。烟台市休闲农业行业缺乏专业经营人员和专业服务人员。休闲农业中大部分为受教育水平不高农户自主经营，没有经过管理、服务等系统的培训，很多经营者仅凭借自己的经验以及亲属和朋友的意见就做出经营决策，很难创新出新项目。3.机会分析。3.1政府政策支持。山东省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休闲旅游，提升“好客山东”、“仙境海岸”国内外影响力。近年来，烟台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意见》、《关于建设烟台市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形成了完整的科学规划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3.2潜在的市场需求。随着烟台市旅游领域的逐步开发，旅游景点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规模逐渐扩大，来烟台市旅游人数逐年提高，烟台市旅游收入不断增加（如表3所示），旅游市场前景大好。3.3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烟台市农业和旅游业发展呈现出又好又快的态势，农业收入持续增长，旅游景点的质量不断提高；旅行社数量逐年增加，2012年至2016年旅行社数量由210家增加至235家。4.威胁分析。4.1周边沿海城市的市场竞争。烟台与青岛、威海、日照同为沿海城市，在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上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相互借鉴，可依托的资源都有农业、旅游业以及海上资源，并且各地都有各自的旅游特色，因此很大程度上给烟台市休闲农业的旅游市场带来冲击。4.2休闲农业相同模式下的恶意竞争。烟台市休闲农业很大一部分是农户自主经营的采摘观光园，面临相同模式下的竞争，休闲农业没有统一的规划与布局，缺乏创新项目，因此景区只能通过打“价格战”等方式吸引游客。面对游客越来越高的服务需求，烟台市休闲农业景区如何留住游客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烟台市休闲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1.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完善休闲农业基础设施。1.1加大政府政策支持。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游补农”发展壮大新业态，加快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把休闲性、体验式的旅游市场做大做好。为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央和地方财政新增拨款，用于投资修建并改善农业道路、水利、电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山东省创业扶贫担保贷款资金管理办法》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创业扶贫担保贷款担保及贴息工作，休闲农业项目可以利用此项贷款优惠政策。1.2完善休闲农业基础设施。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烟台市应重点放在休闲农业景区的道路、电网、供水、排水、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方面，给休闲农业景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景区的宏观规划方面，政府要处于主导地位，请专家进行规划设计，充分利用烟台市的优惠政策“引进来”，吸引有实力的企业。此外充分利用当地的农户资源，对农家乐的模式进行现代化的管理，在卫生条件、餐饮设备、住宿设施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和要求，以保证休闲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2.因地制宜开发，打造“知名品牌”。2.1因地制宜开发。休闲农业的建设应当在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的进行开发，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生产突出当地特色的农产品或手工艺品，迎合消费者需求。在开发的过程中，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和谐促进发展，提高当地的休闲农业旅游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2.2打造“知名品牌”。“烟台市休闲农业旅游”还没有成为行业的标杆之一，除了几个知名的景区有名气之外，其他景区的知名度还不够，大多数只是运用传统的营销方式宣传，因此，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增加宣传方式至关重要。首先，政府可以利用官方平台加强推广宣传，例如，可以在各个卫视上播放广告以及在铁路广播上介绍烟台景区，以吸引省内外游客。其次，各县区可以利用当地的风俗节庆活动进行营销宣传，例如栖霞牟氏庄园的民俗文化节、海洋樱桃节等进行营销宣传，可以依托游客口碑进行宣传，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进行宣传；另外，经营商可以大力投入宣传资金，加强联合宣传，增强各景区之间的合作，提高烟台市休闲农业旅游整体知名度，打造具有“烟台特色”的烟台休闲农业旅游印象。3.加强对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人员素质。休闲农业旅游景区的服务是其形象之一，良好的服务可以为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在经营中良好的服务形象至关重要。然而，烟台市休闲农业的经营与服务人员大多数没有受到过专门的培训，无论是管理方面还是服务方面都无法达到专业的水平，因此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迫在眉睫。烟台市可以利用教育资源优势，加强相关院校对休闲农业经营者和服务者的培训，以理论培训和现场指导等形式提高其服务水平。政府定期邀请专家学者以讲座、交谈会、研讨会、交流会等形式加强经营人员之间的交流，实现资源共享。4.挖掘民俗文化，丰富休闲农业文化内涵。要实现烟台市休闲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充分挖掘烟台市丰富的民俗文化，高效利用烟台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底蕴，激发文化潜力。深入挖掘烟台市农村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突出民俗文化特色，丰富烟台市休闲农业的文化内涵，提升烟台市休闲农业的品味，可以融入特色民俗文化。游客通过参与体验这些民俗活动，获得更愉悦的身心体验，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满足，增强游客对休闲农业景区的忠诚度和满意度。5.拓宽市场，扩大市场占有份额。烟台市休闲农业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大。挖掘潜在游客，拓宽市场，首先可以对烟台市以及周边城市的休闲农业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调查分析，例如对青岛、威海、日照、大连等周边城市的休闲农业现状以及前景进行调查分析，以便烟台市更好的“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其次，烟台市休闲农业各景区要打造自己品牌特色，开发具有景区特色的经典旅游路线，塑造景区形象，提高宣传力度，以更好的吸引游客，扩大在旅游市场上的占有份额。

参考文献：

[1]任阳阳.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问题研究[D].兰州:甘肃农业大学,2016(08).

[2]沈丽华.沿海地区休闲农业发展路径选择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2(01).

[3]由玉坤,陈玉禄.休闲农业发展的战略思考——以烟台市为例[J].农业经济,2016(01).

[4]韩睿,宋宁.烟台休闲农业发展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33).

[5]闫梦,余国方.烟台市发展休闲农庄的对策研究[J].市场论坛,2014(08).

[6]宋宁,崔从光.烟台休闲农业发展与经营模式的探讨[J].北方园艺,2013(05).

[7]兰玲.关于乡村民俗旅游的思考--以烟台乡村旅游调查为例[A];山东省民俗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2(08).

餐饮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从1941～1947年，我有幸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了4年本科和2年研究生。在这个被称为“民国四大名校”之一的环境中，我潜心进行了长达6年的专业经济理论学习和研读。在“武大”6年的大学生涯，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专业经济理论的学养和学植，对我的人生观、经济观，以及治学精神和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使我一辈子受益，为我后来开展商业经济研究、特别是为商品流通改革的研究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功底。

一、求学

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人们习惯上简称为“武大”。这是一座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很高学术地位的名校。“武大”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后数易校名。1913年改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改建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武汉珞珈山。到1946年底，学校已设有“文、法、理、工、农、医学”等六大学院。1949年更名为武汉大学，现在是全国著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坐落在东湖之畔珞珈山上的“武大”，碧水环绕，绿树成荫，樱花缤纷，优美的环境很适宜学习和做学问。

我在“武大”学习的时候，大学老师大多都是留学生，主要是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留学回来的清末的留学生，用英文讲课。当时给我们教授主要课程，是他们各自带回的他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专业学科理论，像《会计学》、《统计学》和《货币与银行》等。他们也讲述自己的某些学术思想。当时的“武大”学术自由的空气比较浓厚，在这种学术氛围中我受到较深的熏陶。那时，我常常秉灯夜读，而且多读的是英文原著，对我掌握经济学原理和英文这门外语真是有莫大好处。至今，我对几位老师还有较深的印象。

第一位老师名叫彭迪先教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彭教授是日本著名左派经济学家河上肇的门生（河上肇是日本左派第一人）。他教我们经济思想史，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教经济思想史，非常的有气魄，深受学生欢迎。他讲经济思想史，从重农学派讲到亚当・斯密，直讲到马克思主义；从亚当・斯密提出价值论到马克思接受价值论；马克思又结合社会主义运动创造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由剩余价值学说切入完成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从思想上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位老师杨端六杨教授是留英的，著有《货币与银行》一书，是当时“武大”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写书使用英文，每一章后面都有参考书目，基本上都是英文原著。他的学风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过讲课倒是不善言谈。我大学的研究方向就是“货币银行”，即现在的金融学。我对他这门课程特别有兴趣，他有正式教材，还提出参考书的单子，全都是英文的书目。每人每次可借5本，它提出的20多本参考书，我都看了。《货币与银行》这本书写得很好，深入浅出，也是我读的英文书写的最好的一本。随后我又看了《资本论》，是英文本，我看的英文书最多的就是这本书的参考书，当时，本科生一次可以借5本书，研究所不限制借书。我借了许多参考书，基本都看完了，有不懂的地方，我都去请教杨教授。

这时候，我还读了《国富论》。这本书的作者是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亚当・斯密。《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部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弄清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围绕着这个主题，亚当・斯密系统地发挥了关于价值、市场、竞争、经济目标的分析、经济政治学、财政学等一系列观点，被推崇为建立起一座经济理论的大厦。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是工场手工业和产业革命前夕的集大成的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建者，主张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配置资源，政府只承担“守夜人”的职能。《国富论》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商品经济运行的原则。

后来，我又读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这是一本影响很大的经济学著作。1929年，西方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上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在这种大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在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或处于繁荣阶段时，由政府分别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调节消费和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和总产出。凯恩斯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根据凯恩斯的《通论》形成的经济理论，人们称为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与亚当・斯密的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不同，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扩大就业，维持繁荣。《通论》出版的初期，曾受到少数正统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和质疑，也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但《通论》的基本观点不久便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大学讲坛上占有统治地位。我对这本《通论》读了好几遍。现在，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仍然存在很大争论，有的学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有些偏颇。在今天，《通论》的有些观点仍然有可借鉴之处。

有人说，我研究商业问题视野宽、有深度。我认为，这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商业经济研究的结果。这不得不归功于母校诸位老师的治学精神和母校比较宽松的学术气氛的陶冶。

二、求职

回想当年的大学时代，真是不易。我一边读书学习，一边打工养活自己。那时候，正是风华正茂、不畏艰难、奋斗不息。在抗战时期，我作为流亡学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虽然政府有规定，流亡学生可以不交学杂费，但是我还要吃饭、还要生活，所以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一边学习读书，一边与困苦斗争，打工挣钱养活自己。

在6年的大学生活里，我没有寒暑假，因为寒暑假是我读书最好的时间，没有哪天晚上我不在看书学习中度过。12个假期，我天天从早到晚、夜以继日与书做伴，潜心研读。我那时大都是研读的英文书。课外自学是我吸取经济学理论精华的主要来源。研读英文原著，既有助我更好掌握经济学原理，又有利于提高英文水平，为我做英文家庭教师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工”或“第二职业”―这是我当时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

这里，我必须对我的恩师张培刚教授表达我真挚的尊敬、感激之情！

我在“武大”研究生毕业后，既面临就业工作问题，又急需解决生计困难。在我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得到了张培刚教授的援助之手、知遇之恩。

当时，张老师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便毅然回国任母校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他虽然没有教过我的课，不过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是由他主持的。和张培刚教授相处虽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是，他是对我帮助最大、影响极深的一位老师。在我们短暂相处的那段时间，他看我没有饭吃，就让我去办公室给他帮忙，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后来，张老师为我给陶孟和先生写推荐信，请陶先生安排我的工作，不几天陶先生便给他回了电报，同意接受我。于是，在194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在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就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奠基人之一的陶孟和先生。

至今，我对张培刚老师怀抱深深感念之情！

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被公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他要我的同学郑启贤和我共同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于1984年出版，1992年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在香港又重版，他这本书的经济思想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三、求索

1949年，我进入西南大区贸易部工作。从1949年到现在已过去60多年。期间可分为两段。前三十年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做宏观经济管理工作。

1978年我调回商业部。那年春天，党中央召开以经济问题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我作为商业部部长的随员到会。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同志（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做了主旨报告，全面分析了严峻的经济形势，提出了相应对策。特别是系统地讲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第一次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重大改革思路，这为突破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禁锢逐步走向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在振奋之余，一口气写成了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充分运用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一文（见《万典武选集》第125～139页）。我在该文首次以市场比作球场，为我的“市场球场论”提出了基本观点。

当时，商业部办公厅主任肖帆是商业部的“大秀才”，我们建议商业部建立商业经济研究所。我们四个人，肖帆同志（他当时是党组成员）是所长，陈大鹄同志和我，还有杨德颖同志是副所长。

肖帆同志从来不发表署名文章，不过他很有水平，他对烹饪有浓厚兴趣，办了一本杂志叫《中国烹饪》，办的很有特色。陈大鹄同志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商业政策；我专注研究商业体制改革；杨德颖同志主要研究商业史。

我选择先从饮食服务业下手。因为这是当时社会生活普遍反映出的难点、热点和焦点问题，群众常说的一共有“五难”：吃饭难；住店难；理发难；洗澡难；修理难。

我对这个行业也不是很熟悉，就跟商业部部长商议派人去天津做调查。每次到天津调查一个月，深入到每一个环节进行考察，比如仓库、厨房和怎么卖票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行业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并提出改革的设想和方案。天津调查告一段落，我深受启发。

1979～1980近两年时间，我和张采庆、杨东起（商业部饮食服务局副局长）等同志，三下天津，又继续深入到湖北、四川调查两个多月。我们仔细考察了这些行业的各个生产和劳动环节，开了许多专门座谈会，分析了“五难”的成因，并相应提出了对策。我们了解到这些被视为“三教九流”行业的真实情况、问题和要求，主持写成了几万字的多篇调查报告（《万典武选集》155～169页选入了天津饮食服务业的调查报告）。我运用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概括出这些行业的手工性、技艺性、直接服务性、分散性、被动性等特点，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写了几篇文章，特别是1979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饮食服务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影响很大，商业部王磊部长在商业部机关全体大会上表扬了我这篇文章，要求机关的同志多研究问题、多写论文。

我们为这些行业呼吁并提出改革建议，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我运用所学的经济理论解剖饮食服务业这个“麻雀”，寻找到我以后二十多年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商业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路。青年厨工、服务员、理发员的懒散和对平均主义的强烈不满，启发我编出“大锅饭养懒汉，铁饭碗出笨蛋”的顺口溜。这句话我到处讲，上世纪80年代初应邀在中央党校、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作报告时我讲，到各省也讲，一直讲了二十多年。1992年我邀请几位劳动工资专家成立了课题组，专门研究“破三铁”问题，也是源于这个认识。

饮食服务这个行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不可以完全实行国营和计划经济，所以我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改革建议，比如理发、澡堂让私人办，餐饮放开让个人办等。我发现这个行业一共有四个特性：第一个是服务性。第二个是手艺性为主。比如大家都喜欢用手艺好的师傅。第三个是分散性。第四个间隙性。这里，举出几个实例。

第一个例子：我在武汉，看到早饭摊满街都是，于是找到一个卖豆腐脑的摊子，我吃了一碗说：“老板你这豆腐脑真不错，你原来是做什么的？”老板说：“这不是放开了吗，我原来就会做豆腐脑，于是现在出来自己做豆腐脑早餐摊”。我们聊了能有一个多小时，其间，我主要问了他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我问他黄豆是从哪来，他说从集市贸易买，因为现在市场放开了嘛。第二个，我问他豆子都是怎么处理的？他说在家里，开着广播和家人一起摘豆子。其实这种家庭劳动可以节省雇佣费用，而且还听了广播，两不误。第三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磨豆子，什么时候点豆腐？他说半夜两点多点豆腐。如果这是国营企业的话，半夜加工的，加班费算起来也很费劲。第四个是收款怎么收？他回答说自己收到自己口袋里就好了。从这个例子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国营要改，还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第二个例子：有一天我专门找了个理发店，我问他一天内能理多少个 ，他说20个左右，一天只能挣几个“头发”的钱。我很疑惑，为什么一天能理20个左右“ ”、一天却只能挣几个“头发”的钱？他说，因为要交税、交养老金等，不过他对交税和交养老金没任何意见，理发店的管理人员还有去开会的这些人不干活，只拿钱，是这些人将钱分了。

还有一次，在饭店，看到厨师徒弟休息的时候一起玩，我就对这些学徒说：老师傅的手艺多好，你们好好学啊。他们却说：“学那个有什么用，学不学都是28.5（固定工资）”。就此我概括出一句话――铁饭碗出笨蛋，大锅饭养懒汉。

第三个例子：1983年国务院体改小组新成立流通组，由刘毅部长任流通组组长，指定我为流通组办公室负责人，并委托我研究“商品流动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研究课题。我组织全国二十多位专家的大课题组，并写成了十万字的课题报告，我亲自写了这个报告的总报告，题为《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刘部长、姜部长带我去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汇报。我提出“间接宏观调控下的商品自由流通”的模式。我认为一共有四个“商”：一、商品。商品的天然属性是自由流通。按照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来流通。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票证各种限制都改掉，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二、商人。我提出一定要排除国营“独此一家”，要民办、公司、个人一齐上，都可以经营，“公私兼顾”很重要，商人要多种成分，国营大企业也要自主经营。三、商品市场要有竞争。市场机制很重要的规律是竞争规律，没有竞争就没有淘汰，消费者就没有选择。多家经营，各种经济成分进来，有了竞争就有比较就有发展。四、商品流通要有间接宏观调控。我不赞成完全自由市场，自由经济必须有法律法规、财政税收、货币投放、信贷利息这些间接宏观手段。20多年的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证明我这些想法基本上是对的，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时候，我和同行合作为《人民日报》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总结二十多年商品流动体制改革的经验，一篇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餐饮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十一五”;贸易经济;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1-0012-05

一、“十一五”期间贸易经济学科研究进展

1　深化流通与贸易基本理论研究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从新的视角提出有创见的看法。丁俊发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晏维龙的专著《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当代视界与发展》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二是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大流通、大贸易和大市场理论。陈文玲、徐从才、宋则、荆林波和洪涛等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课题并发表重要论著,均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和建树。如陈文玲认为我们必须从内外贸分割和国内外分割、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的误区中走出来,向国内外流通一体化、区域流通一体化、城乡流通一体化、制造业与流通一体化、现代流通立体化和混沌化方向发展,提高流通竞争力以构建国家软实力。

三是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理论研究。宋则和赵萍对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内涵、外延及外溢效应进行了界定与分析。宋则还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通服务业发展轨迹进行了回顾,分析了流通服务业对国民经济间接贡献的作用机制,包括优化工业经济结构和流程、节约社会成本、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刺激消费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四是在贸易经济学科体系及教材建设方面有所创新,发表了大量专著。

2　流通产业理论研究方面

一是继续深化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研究。黄国雄等在这方面的成果具有代表性,宋则和李骏阳等还在“流通先导产业论”、“流通基础论”基础上提出了“流通战略产业论”。宋则认为,发展商贸物流服务业能够直接实现即期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和开发潜在消费,可以扩大就业、节能降耗以及支撑城乡联系相关政策的实施等等,因而在后危机时代,商贸物流渠道建设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并建议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二是深入探讨商品市场与流通产业竞争力问题。宋则等人对流通产业竞争力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荆林波将商品市场竞争力定义为市场的可持续经营、竞争者无法模仿的能力,既包括市场设施、布局环境等硬件,又包括管理水平、服务意识等软件;在此基础上,将市场竞争力分为市场吸引力、市场管理力和市场影响力三个层面,并以此为框架对中国商品市场竞争力进行了分析。陈文玲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区域和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现代流通能力;能否加快建立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现代流通体系、进而塑造国际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将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新挑战。纪宝成则站在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流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祝合良着重从创造商业品牌方面提出了提高商业竞争力问题。

三是流通产业集群研究。赵萍将“商业集群”一般化为“流通产业集群”,并指出流通产业集群在广义上是指以流通产业为龙头的相似或相关产业在一定区域内的大量聚集;认为流通产业集群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武云亮还对我国中小商业企业集群的三种主要演化机制进行了研究。杨向阳在对服务业集聚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述评的基础上,结合服务业的产业特征,对服务业集聚研究进行了探讨,并建立了服务业集聚研究的理论框架,为服务业集聚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四是流通产业政策与规制研究。针对流通秩序混乱、工商冲突、零供关系紧张等问题,夏春玉从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等方面对美国与日本的流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并在结合我国流通产业具体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我国流通政策体系的构建目标与原则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我国未来流通政策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陈甬军对转轨阶段我国产业垄断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自然垄断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而行政垄断不利于产业健康发展,并提出反对行政垄断、适当保护自然垄断的政策建议。石奇则针对零售商对供应商的纵向约束及其规制问题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研究,从零售商的双边市场特征出发,研究了在零售商主导的市场环境下顾客、零售商和制造商三者的利益关系以及这种纵向约束的绩效评价,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规制含义。

五是对流通产业组织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马龙龙等对流通产业组织优化与流通产业结构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有关论文以及出版了专著。

3　城乡流通与城乡贸易统筹发展研究

一是柳思维等人提出了城乡二元市场论及城乡市场协调发展论,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特色。王德章和王锦良研究认为,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下,城乡市场的发展越来越不协调,城乡二元市场格局日益显现。通过相关分析,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滞后的农村市场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所在,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对城乡市场统筹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柳思维和康红涛基于1989―2005年数据,用城乡GDP比率、城乡商品市场总量比率、城乡商品市场数目比率、城乡商品流通速度比率和交通设施综合指数比率等变量对城乡商品市场失衡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城乡二元市场主要由城乡商品市场的效率差异扩大所致,从而解释了城乡二元市场的形成机理。朱智和赵德海则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城乡二元市场的具体表现,指出我国乡村与城市商品流通市场在消费水平、基础设施、经营业态、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双向流通和协调发展来缩小城乡商品流通市场差距和实现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农村流通组织创新及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研究。高铁生研究认为,受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农村流通表现出规模偏小、方式落后、效率低下等特征,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低和农村的落后面貌,就要深化流通改革、加快流通发展和促进农村流通现代化建设。夏春玉则研究了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中进行组织创新和建立中间性网络组织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并进一步分析了农产品流通网络组织的结构特征和治理机制等关键问题_。纪良纲总结了发达国家农村流通中介组织的几种发展模式,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产业间均衡发展和促进政府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间职能作用的互补等政策措施。

三是张闯和夏春玉提出了一个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系统性研究框架――“农村流通系统理论”,将农村流通分解为农产品流通、农资流通和农村消费品流通三个子系统,且这三个子系统的流通活动都与农户这一农村经济活动主体紧密相关;其研究改变了过去割裂农村流通系统

整体、分别对三个子系统单独进行研究的做法,而将它们纳入一个以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农户为中心的系统框架之中。夏春玉和张闯进一步地提出了“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的概念模型,研究了城乡互动机制和可能的建立路径。

四是农产品流通创新研究。洪涛在充分分析我国鲜活农产品物流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认为第三方生鲜物流的建设和运用是我国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的关键,同时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人才培养、技术开发和物流基础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绿色物流、供应链一体化、多种物流配送则是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方向。夏春玉和纪良纲等对农产品流通体制创新、农村中介流通组织发展、生鲜农产品流通、农村流通网络改造和网上交易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有代表性的成果。马龙龙对发展农产品期货贸易与改善农产品流通保护好农民利益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行了定量分析。

4　流通产业与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一是普遍重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论述流通产业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晏维龙在历史演进和逻辑分析的双重视角下阐述了流通产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并运用1960-2004年历史数据和协整分析方法建立了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化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长期效应是带动流通产业增长2.436个百分点,短期效应是带动流通产业增长2.159个百分点。

二是王德章提出了城市流通业与城市经济互动发展理论,并逆向地实证了流通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三是王晓东和谢莉娟用实证比较了流通产业在全国与中部地区的就业吸纳作用,结果表明,流通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就业吸纳作用非常明显,而在中部地区其就业贡献相对于产值贡献却呈现明显的滞后。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增长及城镇化推进未能有效带动就业增长的情况下,发展流通产业是促进中部地区就业增长的有效产业因素。

四是提出了城市商圈的时空动态论,强调了商圈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城市空间拓展是商圈变化的基础。柳思维等将商圈内涵从传统微观层次提到现代中观层次,从企业到产业的提升使商圈与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了全新的理论关系。研究认为,对商圈的时空动态性研究,一方面可以使企业特别是商贸企业,从当前低层次的经营经验决策向科学化决策层面推进;另一方面可以将空间竞争作为调控和协调优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加强对城市微观环境的空间和时间秩序管理,限制或鼓励企业或个人区位空间行为,促使包括商贸业在内的区位主体在空间上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形成有序的空间形态和空间结构,即合理的空间秩序;同时在时间上形成先后有序的商圈开发模式,从而产生出整体商圈聚集效应,避免商圈竞争混乱与无序。

5　流通国际化与现代化研究

一是提出零售业国际化论和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跨国转移论。汪旭晖认为,在我国零售业对外全面开放和国际零售巨头纷纷抢滩的大背景下,中国民族零售业面临两项基本任务:一是如何与外资零售业竞争,构建中国民族零售业的竞争力。二是如何积极投入国际化进程当中,开展国际化经营。而后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显得更为重要。

二是关于流通产业国际化过程中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李飞和汪旭辉认为,零售业适度开放可以强化国家经济安全,而开放过度则会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并进一步就“适度”的衡量标准与安全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设计了包括零售企业市场占有率、外资消费品品牌与制造业品牌市场占有率比值以及零售顾客满意度指数等零售业开放对国家经济安全测评指标。宋则和李蕊认为,外资在中国流通业超速扩张,正从量变转化为质变,出现的“影响力滥用”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值得高度警觉。

三是流通革命与流通现代化理论研究。徐从才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流通革命与流通现代化”(01BJY070)对流通革命的演进、流通组织的创新与流通现代化内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研究从流通革命的历史演进和逻辑发展过程出发,探讨了在流通革命背景下我国流通业如何通过结构调整和组织创新来培育新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四是流通国际化过程中流通企业规模经济研究。2009年李陈华博士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提高流通企业规模效率研究》,该课题对流通企业的性质、规模扩张模式以及流通企业的规模效率进行详细的探讨,特别对流通企业的连锁扩张给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解释。二、贸易经济学科研究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学科研究队伍力量仍较薄弱。贸易经济学科在国家学位办1998年专业学位目录调整后一直未能恢复,因此,本科招生中仅保留了“专业外目录”形式,招收贸易经济专业本科的只有少数十几所财经商科型院校;研究生招生学科目录中没有单独的学科目录,只是在产业经济方向下,由少数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招收贸易流通、市场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因此从总体上讲,学科队伍基础仍较薄弱,从事贸易、流通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十一五”期间虽有增加,但整个学科队伍人数仍较少,真正形成研究学科团队的单位不多。

二是学科研究整体质量仍不高。(1)“十一五”期间在贸易经济学科研究方向未出现重大原创性的突破与创新。(2)在重要权威刊物上发表的高水平、代表性学术论文仍然数量很少。(3)集群式的研究成果不多,未形成某一研究方向的显著特色。(4)研究内容简单重复,如研究“万村千乡工程”的一些成果大多是大同小异的低水平重复,或是政策诠释类的论文。

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1)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商业贸易发展的经验、模式和特色还缺乏系统深入及有影响的研究成果。(2)对贸易经济还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创新与设计,基础理论研究如何突破尚待努力。(3)面临两型社会建设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对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关注不够。(4)构建和谐社会中,对重建商业诚信和商业伦理的研究仍很薄弱。(5)在“扩内需、调结构”中,贸易与商业在创造有效供给与创造需求中的职能创新研究未引起关注。(6)在流通信息化、流通现代化的变革中,对各种新的商业技术与管理创新、业态创新融合的研究缺乏。(7)对流通资本、商业资本理论的研究尚属空白。(8)缺乏对中国商人、商帮和商业思想历史的系统研究。

三、“十二五”学科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

“十二五”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的贸易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会上升,与此相适应,贸易经济研究会出现以下趋势:

1　关注和参与学科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

从目前的现状看,除原有财经商科院校的学者关注流通、贸易与市场的研究外,“十二五”期间,综合性大学、理工科院校和农林院校等也会有更多学者关注批发零售商业及市场流通问题

的研究,关注特定行业产品流通与贸易问题的研究。

2　本科及研究生教育进一步扩大

贸易经济本科专业是应用经济专业,较之纯粹的经济学本科专业更易为一般本科院校所开办。随着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及研究生学科授权点增多,贸易、流通经济学科招生的研究生单位增多,更重要的是处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中的中国,丰富的贸易实践为研究生教学与科研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3　出现一些重要突破

第一,部分院校已聚集了一批科研创新潜力大的团队,如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湖南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广东商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和首都经贸大学的流通经济与贸易经济研究团队,清华大学的零售研究中心等。第二,“十一五”期间的研究为“十二五”理论突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南京财经大学的流通现代化与贸易交易方式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的农产品流通及渠道结构研究、浙江工商大学的商品专业市场研究、河北经贸大学的农村流通体系研究、湖南商学院的城市商圈与城乡流通产业协调发展研究和首都经贸大学商业品牌研究等。第三,学科研究中的国际交流会进一步扩大,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会与国际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和方法接轨,研究方法的创新可能使商贸流通理论研究产生新的突破。

四、“十二五”学科应关注的研究课题

餐饮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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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幸福系不仅是一种产品解决方案，更是一次住宅设计理念的更新。 村民食堂是万科“第五食堂”的前身，现在已经成为客户入住后生活体系的核心环节。

“在中国，人生2/3的问题都能用房子来回答，但这还不够！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盖楼你居住，这次我们想听听你的创意！房子怎样住着更爽？家具怎样改造更牛？小区怎样建得更酷？幸福住宅，由你想象――参加#万科自造#活动”。6月26日，西安万科的这一则微博后，立刻引发了人们对幸福住宅的大讨论。

其实，这仅是万科在房地产行业下半场的“小”动作之一。

自2010年万科用1026亿元的销售额宣告它才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头羊之后，万科与整个房地产行业却面临融资的困境，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大门关闭。与保利等这样的央企相比，万科融资成本一直较高，而此时，恒大、中海等大的房地产企业奋起直追，一度超越万科。如何在平衡扩张的冲动下完善自我，得以可持续的增长？

关于这点，王石是这么说的：30多年前，万科没有品牌号召力，没有资源动员力，没有组织管理体系。所以，我们只好诉求消费者，我们一切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一直走到了今天。王石的话给万科指明了发展的关键：要发展，就要向消费者负责，而向消费者负责的表现自然是提供好的房子。这个理念其实恰恰顺应了近年房地产调控下行业的变化。2011年底，万科总裁郁亮提出房地产的上下半场论时，已经意识到 “行业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的房子一定是要有人住的，所以上半场万科‘为普通人造好房子’，下半场加了一句，‘盖有人住的房子’。这意味着不但要把产品做好，还要通过服务等方式，吸引人们住进来，从而构建幸福的生活。于是，近两年里，万科围绕为客户创造幸福，从产品设计到产品质量打造，再到物业服务等，均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

这些创新比起拿地的大动作，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其产生的效果却如春风化雨般，不但赢得了市场和客户的心，带动了销售，有利于现金流的稳健和实现有质量的增长而且使得万科在三十而立之际变得更加成熟。 设计的革命

近年来，在万科销售的产品中，144平方米以下户型占比一直接近90%，万科的客户也以刚性需求的首次置业类客户和首次改善类客户为主。这是因为，在万科看来，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而中国正在经历的全球有史以来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必然导致人口流入的家庭数量、人口密度迅速上升，而城市建设、土地开发的速度，很难跟上城市化的速度。只有节约利用土地，才能用有限的土地，满足尽可能多家庭的居住需求。事实上，对于中小型住宅如何更大程度地满足客户需求，万科一直都在潜心进行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变化，客户对房屋的需求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例如当客户从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立马觉得空间不够用了；而且生活拥挤摩擦不断，房子引发婆媳矛盾升级？明明有3个房间，还有东西无处可放等等。这一无数个中国家庭正在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指数。

为了不断应对客户的居住需求， 2011年，万科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家庭调研，样本数量超过到2万家，从中收集了数千条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和需求，然后邀请国内外的医学健康、空气质量、建筑物理性能、建筑设计、儿童行为学等领域的专家，通过对人体健康生理、城市气候、风环境、光环境、居住健康、色彩学等方面的研究，对怎样建造“有人住的好房子”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标准，这就是幸福系。

事实上， 幸福系不仅是一种产品解决方案，更是一次住宅设计理念的更新。

幸福系有五大功能：小面积、大功能、会成长、各得其所、会呼吸。作一个户型设计，常规设计周期大约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而幸福系产品，万科用了两年，它以人的24小时行为模式为线索，由2万份家庭样本、几百份国家标准，上万条计算公式得出的一份性能标准――从光环境、热环境及空气品质4个维度重新定义好房子的标准。目前，幸福系的产品已经在西安落地，这种设计理念也将陆续在各地的万科项目中进行推广和应用。

万科的幸福系，第一个标准是一个全新的客户使用标准，是一个从传统的产品建筑设计到产品设计转变。当然，与普通的住宅产品不同，这次产品从产品设计角度，通过很多跨学科的方式实现产品的居住的体验和居住的性能指标，并借鉴了很多人体工程学，比如，小孩分两个阶段0～6岁以游戏为主，6～12以学习为主，在小孩所有器官发育，每个器官发育随着年龄段不同，对外界要求不同。一般的儿童，很多神经系统在小孩初期发育比较高，这时候就要考虑充足的采光能够保证孩子在健康的生活环境当中成长。因此，儿童房拥有270度采光窗，让自然光照实现最大化。据记者了解，万科的幸福系根据阅读学习、做饭、用餐、休闲等不同行为所需的光照度和环境氛围，通过科学研究测算，提供专业的照明设计，如儿童房学习区的LED灯，可改善白炽灯对儿童视力的影响。

为了保持房屋的私密性，针对三代人不同的习惯，万科构筑了3个系统。比如：第一代就是父母，一般住在客厅，在布局上，一般主卧室和次卧室，都是被客厅隔开，这样双方有各自的生活流线，不会有直接冲突。同时，细微的地方，做了一些处理，比如老人的客卧离卫生间非常近，晚上上厕所会比较安全。阳台有一个种植区，可以看书读报，给老人在白天创造一个很好的条件学习。第二代是二人世界系统。其行为模式主要在两区域活动，一个公共的客厅，另外就是在自己的卧房区。因此，万科在主卧设计做了很多私密性的处理，在里边功能设计，对年轻一代行为特点都做了安排，必须喜欢上网、看电视、看书、玩游戏。在自己天地里面，能够满足自己的这种要求。

这样的细节其实很多，干湿分离、双阳台、大厨房、独立储物间全部功能集于一户，以小面积实现大功能，此外，还配备强大收纳系统，每件物品都有自己的收纳空间。同时精心设计了入户挂钩，从此告别回家开门时的手忙脚乱。防滑地砖、小夜灯等细节，更体现着“幸福系”的人性细节关怀。 从厘米到毫米计

对于普通人而言，拥有一套房子不容易。而房子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未来的生活舒适度。作为行业内规模最大、且全面推行装修交房的企业，万科的产品质量一直以来受关注。规模可以飞跃，但质量管理只能一步一个脚印，从毛坯到装修，从实测实量到交付评估，验房指引，万科的质量文化和管理制度也是在不断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沉淀形成的。

在西安，万科幸福系采用大钢模浇筑混凝土外墙，完全取消二次砌筑，在刚度、强度、稳定性方面都有很大提高。避免开裂和渗漏的可能。由于大钢模施工采用标准工艺，流水化施工，质量更易控制，可以确保楼体、墙面尺寸精确，保证住房的实际居住面积。规模化的生产体系、严格的施工管理制度、730天标准工期、360防水体系、纵深全国的采购系统铸造行业内无法超越的万科品质。

“传统施工方法误差是厘米计，我们万科的住宅产业化方法是毫米计的。”王石曾在一次采访中，对万科的建筑标准这样解读。 食堂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方便了客户的就餐，更让人料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公共的交流场所的出现，也为社区邻里之间的关系增添了不少和睦和温馨。

4年前，万科的装修房之路刚刚起步，一家装修行业合作伙伴，在万科的一栋在建住宅中做前期测量，发现所有同样房间的门中，竟有26种不同的尺寸，尽管误差率都符合国家标准，但这样的尺寸差别，让供应商无法实现门框门板的标准化加工，集中装修的优势大打折扣。于是，万科开始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推行一种被称为“实测实量”的管理手段。所谓“实测实量”，是指主体工程阶段开始，对结构、粉饰、涂饰、装修四个阶段的过程产品进行取样、测量、数据处理等工作，以户为单位建立实测档案，用精确的数据对质量进行评测和管理。

走进正在进行室内装修的万科工地，人们看到的是整洁有序的集中加工车间和流水线的作业方式。装修部品先按照图纸尺寸集中切割加工，之后进入入户安装环节，由于施工精度有保障，大大提升了装修效率和质量。在西安金域华府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建筑中，人们可以发现，水泥毛坯墙面上，写着一组组精确的数据。测量并记录这些数据的是万科请来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虽然很多测算指标的国家标准是以厘米为单位，但万科的标准是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到今年1月，全集团达标率已经提升到了94.45%。”

作为国内最大的住宅开发企业，万科目前的专业承包商超过3400家，每天都有约27万劳务工在万科的工地上进行作业。房屋质量光靠工程师管理是不够的，房子的质量直接掌握在这27万劳务工手中。为了把房子质量做好，万科采取的是一种人性化的方法，善待、尊重工人，保障他们的安全和改善工作环境，增强工人归属感并提升他们的自我意识。比如在改善工作环境方面，近期万科推出了两项举措，第一是在全国上千个工地安装直饮水设备，并安排专员对其进行维护，定期更换活性炭，以确保每位工友喝上放心水、健康水。第二项举措是将万科物业管理引入工地现场，推行无臭洗手间，保证工地上的洗手间卫生、无臭味。计划到今年10月份，万科全国所有工地洗手间都做到干净无异味。

为了解决客户对房屋质量的担忧，以及由于对验房要求不了解而导致的各种困惑，万科决心把客户直接变为质量监督体系的一环，从今年9月1日起，万科将大规模推行面向收房客户的《交付验房指引》。

据记者了解，这份详尽的《交付验房指引》包括9大类，43小项，99个子项内容，从蹬地不起灰这样的细节，到门套与墙面之间无打胶，再到成品房的实测实量，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新房交付时的所有验收关键点。这意味着万科把内部对产品的要求和标准向购房者完全公开了，客户只要有了这张表，就相当于一个专业的验房师。“房子好不好，客户最有发言权”，在万科看来，拿着验房指引收房的业主，是最负责任的检测者。

毫无疑问，这在房地产行业中尚属首次的《交付验房指引》，无疑大大增强了验房时的透明程度，对于客户而言，意味着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然而，这种做法却多少有点“授人以柄”的意味。因为，这一举措，对万科而言，却意味巨大的挑战。

“万科从2011年就开始了向收房客户发出验房指引的试点，一些分公司觉得这张表带来的压力太大了，”万科副总裁周俊庭称，“不过一旦产品得到了客户认可，他们也收获了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全面执行确实需要勇气，我们也向一线公司明确，面对拿着验房指引收房的业主，如果哪个环节真的没做好，你就得认。”目前，万科有14个分公司43个项目已经在推行这一制度。9月1日后，万科将在所有项目中推行此项制度，没有《交付验房指引》，不能交付。 服务创新的价值

根据万科提供给《商业价值》的数据，迄今为止，万科已为超过50万个中国家庭提供了住宅，并为200百多个社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万科不仅是在建房子，卖房子，更重要的是在为自己的客户提供细致、周到的物业服务，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氛围，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是地产龙头万科企业对所有客户做出的承诺。为了达到这个承诺，万科一直在不断尝试，尤其是在近一两年中，万科的各类服务创新在全国各地全面开花。

上海万科城市花园首度出现了为业主提供收纳服务的“万物仓”；杭州、武汉、北京、广州物业开展一站式的家居装饰服务业务――拎包入住业务；对接网络电商、集快递代收寄、生活用品及冷鲜配送、团购及物业为一体的“幸福驿站”应运而生；万科自创社区餐饮连锁品牌――“第五食堂”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第五食堂的前身是杭州万科良渚文化村的村民食堂。万科良渚文化村位于杭州余杭区良渚遗址旁，杭州市场西北16公里处，总占地规模近11000亩。巨大的体量使得该项目在一度以善于开发郊区大盘著称的万科也不多见。其相对独立的位置，也给项目的各类生活配套带来一定不便。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0年8月，杭州万科尝试性的推出了村民食堂，“一开始只是希望解决小区吃饭难问题，而全部以让利引进的方式招商又怕商家没了做好经营的动力，所以决定自己做。”在万科良渚文化村的村民食堂，记者看到，现场就餐的队伍排到了食堂门外。每天早晨，业主们开着车到食堂门口，匆匆买份快餐，就去上班。下班回家，不想做饭，就可以到食堂来吃。

“住在这，已经可以体验到纯粹的生活了。”一位参观过万科良渚文化村的访客如是评价。

村民食堂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食堂的出现不仅极大的方便了客户的就餐，更让人料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公共的交流场所的出现，也为社区邻里之间的关系增添了不少和睦和温馨。

村民食堂的成功使万科大受启发。2011年5月2日，作为杭州万科的兄弟公司，上海万科在上海四季花城小区也推出了社区食堂，菜肴价格大众实惠，保证“10元吃饱、20元吃好、30元吃到脚打漂”，食堂还提供免费例汤及wifi上网服务。一个小小的创意和近两年的尝试，最终令万科自创的社区餐饮连锁品牌“第五食堂”走向全国。据记者了解，2012年6月22日，深圳第五食堂万科城店开张，开业首3天营业额远超预期，仅有108个座位的门店日均客流量达1000人次。

继万科食堂之后，2012年7月，万科再推出新业务――万物仓。假设业主家里的东西没地方放，橱柜、鞋柜、户外用品、儿童玩具等可使用万科仓存放；或者如果房子重新装修，家具也可以放到万物仓。已于2012年7月在上海城市花园开业的首家“万物仓”，初步拟定的租赁价格约每立方米200元/月。“仓柜最小的1立方米，最大的可以放进一个三人沙发，两个床垫竖起来也能放。”万科表示。

万物仓的推出，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万科提升住宅服务价值又一新的尝试，有的人认为此举目的在于更好地销售万科刚需住宅产品，一位业界人士则认为：无论是万科食堂、还是“万物仓”，都是万科集团内部管理内容的外延化。“从房地产行业长期发展来看，单纯的住宅产品终会随着需求的下降而饱和，万物仓是万科做好物业服务的研发创新。

不管是“第五食堂”还是“万物仓”，都是客户入住后生活体系的核心环节。“第五食堂”满足业主们的“胃”，“万物仓”解决业主们的“乱”，无论是哪种，万科都是在拉近与业主们的“心”。 超过50万套住宅和200百多个社区给万科带来的不仅仅是物业费和创新所带来的稳定现金流，更是良好的口碑给万科品牌带来的提升，是不断增长的客户以及销售额，据记者了解，万科“物业服务”成为75%客户再推荐购买万科房产的首选理由。

以上的种种围绕产品的创新，如果是单独一项举措，或许我们无法被赋予过高的含义，但众多的尝试与努力结合起来，却让我们看到了这家规模最大的房企在行业转型关头的抉择与坚定。

餐饮市场论文范文第9篇

“商业经受非典考验，现代流通功不可没；上海组建百联商业航母，探索国资管理新模式”等入选居然之家杯2003年度中国十大商业新闻。（详目附后）

与此同时，物美商业集团董事长张文中因其在抗击非典、稳定市场中的杰出表现，以及其领导的公司在香港的成功上市，而被评选为2003年度中国商业影响力人物。著名商业专家万典武长期致力于中国流通经济研究，成果卓著，同时时常上书建言，为商业改革奔走呼号，被评委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此次入选的十大商业新闻基本反映了2003年内贸流通行业进程的全貌。十大商业新闻事件中涵盖的对象涉及了政府与企业、内贸与外贸、国企与民营；涵盖的事件囊括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资本市场探索等等。其中，中国零售业战胜非典一役，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商业的进步成果。

评委会认为，2003年我国商业正在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2003年国内市场区域分割的现象逐渐弱化。商务部的成立结束了内外贸管理长期分割的局面，商业领域行政管理体系进一步理顺；外资扩张在新的区域和数量上都有新的突破；国内流通企业之间跨区域兼并重组事件不断。

评委会指出，2003年度商业新闻中突出体现了商业领域的资本重构和制度重构，但是管理重构方面相对不足。和其它领域相比，长期以来商业领域企业在管理营销方面存在着底子薄、根基浅的问题，正因如此，建立在低管理水平基础上的商业企业并购之后，以企业纠纷、高层人士震荡为突出表现的后遗症纷纷显现。与会人士表示，企业在规模化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否则规模越大，经营风险越大。

2004年年底分销领域将全部开放。面对中国流通业将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态势，商务部有关人士指出，中国流通企业最大的特点是99%都是中小流通企业，而它们的发展程度代表了中国流通企业发展的全貌。今后改革的重点是，抓住中小流通企业的主体，通过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以点带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整合提高流通业的竞争力水平。据透露，商务部已经提出了培育大型流通企业的若干意见，争取通过十年的发展，培育15－2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此外，家乐福遭遇炒货风波，工商博弈市场评判；中国申办亚太零售商大会成功，构建中外商界交流平台；三联商社借壳郑百文，家电连锁上市第一家；外资进入图书分销，垄断渠道面临挑战；美亚收购21世纪便利，揭开连锁企业套现序幕等事件列为2003年度提名新闻。

王宗南、徐刚、牛钢、王健林获年度影响力人物提名。

入选的十大商业新闻依次是：

一、商业经受非典考验 现代流通功不可没

2003年4、5月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给全国商业服务业经营造成了重创。在疫情严重的北京,零售、餐饮、美容美发、旅游等商业服务行业销售额与上年同比普遍下降五成以上。与此同时,部分日用消费品还一度出现了恐慌性抢购。

但在关键时刻，在各级政府的统一协调下，经过近十年发展起来的现代连锁商业，凭借其先进的连锁经营方式及高效的物流系统，迅速平息了抢购风潮，稳定了市场。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双解除”后，全国各地商业服务企业又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开拓市场，扩大销售。

据统计，2003年1至11月份，全国实现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06.3亿元，依然保持了强劲增长态势，与上年同比增长8.9%。零售业经受住了非典严峻考验，正是中国流通现代化成果的集中体现。

二、商务部一统内外贸 行政管理与国际接轨

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宣布撤销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和国家经贸委，在原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国家计委的部分职能基础上组建商务部。商务部的成立体现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政府行政管理与国际接轨的思路，结束了内、外贸管理长期分割的格局，实现了一体化管理。

商务部成立伊始，就致力于加强和完善商业法制建设，督促各地商业规划的尽快出台，要求在2003年年底前，完成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一级的商业网点规划；起草和制订《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反垄断法》等法规；并提出了重点培育一批大型流通企业集团的目标。由此表明，新组建的商务部在流通管理思路、职能和方法上已开始转变。

三、上海组建百联商业航母 探索国资管理新模式

2003年4月，上海一百集团、华联集团、友谊集团、物资集团组建了目前国内最大的商业集团――上海百联集团，并提出了冲刺世界500强的宏伟目标。百联集团组建后，总资产超过280亿元，年销售规模700多亿元，其旗下拥有上海一百、华联商厦、联华超市、华联超市等7家上市公司在内的一大批知名企业，几乎涵盖了零售业所有业态。

百联是在国家号召商业做强做大背景下成立的，同时也是在政府直接主导下进行的。作为商业改革的样板，百联的尝试势必会对未来的商业政策产生影响。在资本运作上，百联宣称国有资产不会简单退出，而是要实现国有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在做强做大国有资产的基础上，再考虑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外来资本的引入。

如果百联重组成功，将对国有商业服务业起到通过资本运作做强的示范效应。事实上，无论其探索成功与否，都将在中国国有资产改革进程中留下重要的一笔。

四、内地与港澳签署CEPA 服务贸易提前开放

2003年6月、10月，中央政府与港澳分别签署了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

《安排》的核心内容，一是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二是货物贸易尽快实行零关税。从2004年1月1日起，对香港有较大实际利益的273个税目的香港原产货物，进入内地市场实行零关税，其它香港原产货物不迟于2006年1月1日实行零关税；三是服务贸易提前开放，从2004年1月1日起，涉及服务业的17个领域对香港提前实施内地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所做的部分开放承诺；四是贸易投资便利化。

此举对香港、澳门商品制造商和零售商无疑是一个巨大利好，而对内地商业服务业而言，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港澳零关税商品进入内地，一方面将丰富内地消费品市场商品结构，同时，港澳商业服务业企业的进入，也会给内地同业构成竞争压力。

五、联华、物美香港成功上市国际资本看好内地零售潜力

资金缺乏一直是国内零售企业做强做大的瓶颈。谋求上市成了融资的一大途径。2003年6月27日，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市场挂牌上市。联华超市此次发行1.5亿股H股新股。挂牌当天，联华超市H股成交股数超过6700万股，总成交额约2.77亿港元。

2003年11月21日，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这是国内首家在香港上市的民营商业企业。此次赴港上市的是北京物美投资集团位于北京和华北的部分连锁超市业务，所获资金将主要用于北京及周边地区拓展连锁超市、便利店网络和优化IT技术、加强物流配送的建设。物美的目的是逐步把业务从北京拓展至华北、华东地区至全国范围。物美上市后吸引了世界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著名金融投资机构争相购持。物美此次在香港上市募集资金6亿元，居香港创业板首位。

投资人的青睐充分显示了国际投资者看好内地零售业的发展潜力。联华和物美赴港上市成功，将极大地激励国内商业企业。

六、兼并重组风风火火 并购后遗症接连爆发

2003年初。深圳曾缔造了万佳百货辉煌的总经理徐刚突然离职，而此时离华润与万佳并购才一年多。徐刚辞职后，华润万佳又有大批中高层管理人员陆续辞职。导致徐刚辞职的原因，目前普遍的说法是因为两个企业并购后，在人事整合、扩张战略、经营理念上等存在重大分歧。而华润万佳经历了此次人事大变动，也爆出大面积亏损的消息，扩张步伐也明显放慢。

4月。北京重组不过一年的超市发与天客隆为部分新开店铺产权归属对簿公堂。在双方产权纠纷尚未了结之际，大商集团又收购了天客隆，进而成为超市发新的大股东。这场错综复杂的股权变更和并购中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超市发原董事长李秀珍被免职。大商集团高管人员出任新的超市发总裁。

在经历2002年中国商业企业并购年之后，2003年，突出体现为企业纠纷、高层人士震荡的并购后遗症纷纷显现，引起业内普遍关注。并购之后，企业文化如何融合，资本和市场如何相互适应，作为资本和市场选择结果的职业经理人如何迈出下一步，是摆在这些企业面前的难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并购只是企业重组的第一步，能否真正做到1+1大于2，后期的整合才是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七、商业地产异军突起未来走向三大趋势

2003年可谓是商业地产年。最明显的表现是全国各地与商业地产相关的研讨会和展览会此起彼伏。大连万达和沃尔玛等强势零售业的结盟，号称世界面积最大的金源MALL的建设，更是成为中国商业地产开发中的标志性事件。

从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以裙楼、门市房为代表的小商业店面，到以大型百货商厦为中心的大商业圈，再到专业规划、专业建造、专业营销的商业地产，我国的商业物业模式经历了一系列变革。

商业房地产蕴藏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商业地产迅速成为房地产业投资的新热，以致人称“商业地产时代”已经到来。1997年到2002年，商铺销售占整体房地产销售的比例约为7%，其中，2000年商铺销售增幅近40%，2002年为30%。从解决居住逐步过渡到发展经济的阶段，房地产业越来越向商业、第三产业倾斜。地产商开始按商业订单开发店铺,大型摩尔商业城自国外引入后迅速成为潮流,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进商业网点立法进程，以改变目前网点配置的不合理局面。订单化、大型化、规范化必将成为未来商业地产三大趋势。

随着住宅市场和写字楼地产开发的日趋成熟，商业地产吸引了越来越多开发商的目光，而万达集团在商业地产上的成功，也刺激了一批有志于从事商业地产的开发商。

八、外资开店步伐加快 大城市仍为投资热点

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将于2004年底全面取消对外外资进入商业零售业的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外商加快了在华投资建店的步伐。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继在我国14个城市开店28家后，2003年，其长沙店、济南店、南昌店、北京店、青岛店、南京店等相继开业；在华发展较快的家乐福2003年开设50家迪亚折扣店的计划进展顺利，并在乌鲁木齐、济南、杭州、合肥等城市开展“圈地运动”。

2003年外资扩张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投资重点依然是大城市。仅北京市今年外资新开大卖场就达15家之多，创北京市外资开店数量新纪录。另外，德国欧倍德、荷兰万客隆、日本伊滕洋华堂和“7-11”便利店、法国欧尚、瑞典宜家等外资商业企业，均在今年加大了在华投资的力度。

二是扩张范围逐步向二级城市渗透。在全国不少城市，外资大卖场已占据主导地位。外资零售企业开店的数量和规模都已大大超过先前人们普遍预期。

九、物价长期走低今反弹 标志经济进入新增长期

自2003年第三季度开始，以粮油涨价为导火索引发了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扬，而且涨幅较大。这是我国自1997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物价整体上涨。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1至10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平均比去年同期上涨0.8%。2003年10月份当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1.8%，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比较突出。另外，钢材、电力、棉花、石油等大类生产资料的价格从2002年就开始上涨，2003年继续处于涨势。种种迹象表明，2003年的物价上涨与上次短缺时代的通货膨胀有所不同。多种基础性商品价格上升，除了各自商品价格周期波动及特定供求状况变化等方面的原因外，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持续投资的滞后效应及越来越融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可能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乐观派专家预言，此次物价上涨表明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

十、中小超市合纵连横结盟采购探索出路

2003年8月25日，湖南步步高、山东家家悦、宁波三江购物、沈阳佳美隆跳蚤市场等4家超市聚首湖南湘潭，联合发出采购联盟倡议书，得到60多家中小超市积极响应，成立中小超市采购联盟自此被提上议事日程。其后几位发起人再聚烟台，共谋采购联盟成立事宜。10月31日，在武汉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连锁业会议上，由六家中小超市组成的中国第一家跨区域超市采购联盟――上海家联采购联盟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

事实上，走联合之路已成为众多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小零售企业的共识。早在2002年7月，由北京大中、上海永乐、河南通利、青岛雅泰等9家家电连锁企业合资注册的上海中永通泰电器营销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拉开家电连锁企业合纵连横的序幕。2003年随着上海永乐家电入主广东东泽，北京大中取得青岛雅泰、深圳铭可达的部分股权，中永通泰通过成员企业之间的资本合作实现企业重组意图开始显露。

而在河南，亦有许昌胖东来、洛阳大张、南阳万德隆和信阳西亚等4家民营超市奏响联盟序曲，他们频繁接触并最终于2003年2月6日在郑州成立联合采购办公室，实行统一采购。

如何在外资和国内强势企业的挤压下生存和发展，是许多中小商业企业面临的问题，“家联”的成立对于中小商业企业寻求出路，不失为一种可贵探索。采购联盟作为一种现象值得业界关注，而采购联盟究竟如何运作、成员之间如何处理利益关系，还需实践考验。

年度影响力人物 张文中

随着物美集团的快速扩张，董事长张文中的名字也越来越响。作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因为大力呼吁“零售业过度开放”而备受业界关注；作为北京物美的董事长与核心灵魂人物，张文中带领物美在2003年中完成了多项大事，可谓成绩斐然。非典期间，张文中带领物美员工长时间奋战在物资调配与销售的第一线，物美的店铺也成为等多位国家领导人体察民情的必去市场之一。此外，他指挥物美人进一步走出北京，拓展华东、华北市场。在华东，物美以上海为据点，逐步向无锡、苏州等苏南、浙东城市强势扩张。在华北，物美与天津市商委签订了一揽子重组数百家国有商业企业的协议，再次以重组国有商业的方式进军天津市场。

同时，物美也加快了在大本营北京市场的发展，将陆续在京郊开出一批大卖场。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今年带领物美成功赴香港创业板上市，并取得了不俗的融资成绩。这将对北京及全国零售业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前不久，被评为“2003年中国零售业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终身成就奖 万典武

万典武，1921年出生，湖北人，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现任中国商业政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和研究工作，是我国商业理论研究开拓者之一，在业界德高望重。

早在解放前，万典武就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建国后，先后在西南贸易部、中央商业部、中共中央东北局、北京市委、商业部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1979年参与组建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

在50多年经济管理研究与实践工作中，万典武同志成就卓著，尤其是在商品流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其主要贡献有：倡导商品流通多种经济成分和多渠道；提出了"市场球场论"，批评政企不分现象；突破思想禁锢，否定了商品供不应求必然论和优势论。这些思想推动了我国商业理论的发展和商品流通体制改革。

万典武同志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专著、论文300万字，曾被评为“中国高产经济学家”之一。耄耋之年，他还牵头创办"中国商品流通论坛"，经常就商业领域热点、难点问题展开研讨，至今已坚持主办40多次。此外，万典武还时常上书建言，提出了加强商业网点规划，控制盲目兴建大商场，实行内外贸统一管理等重要建议，受到了中央领导重视，多次批示有关部门参考和落实。1991年，他被授予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津贴。2001年，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中商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在京联合召开了"万典武同志从事经济研究工作55周年座谈会"，与会人士对其治学为人予以高度评价。

2004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望

2004年将是中国零售业全面开放前的最后一年，无论对于本土商业企业，还是外资商业企业，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市场环境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牵动业界敏感的神经。为此，经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的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工作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商业专家、政府官员和商企管理者的基础上，推出了“2004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望”，以为国内流通业的稳步发展理清思路，为业内的战略决策提供指导。

这“十大热点”是：

1．外商将加快进入中国流通业的步伐，并参与对本土商业企业的并购。

2．国有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将寻求新突破，取得新进展。

3．商业企业信用问题将受到更广泛的重视。

4．内外贸流通一体化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5．全国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和发展将进入法制化轨道。

6．商业街、购物中心、物流园区的建设将在调整中得到有序发展。

7．商品交易市场（批发市场）的交易升级和管理创新成为趋势。

8．传统商业企业将更多地应用信息技术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

9．商业房地产（产权商铺）的规范有序发展将备受关注。

10．以主产区直补改革为背景的粮食市场化大趋势进入攻坚阶段。

餐饮市场论文范文第10篇

公共品供给问题一直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经典命题。

20世纪中期，以萨缪尔森和马斯格雷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公共品由于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以私人供给必定存在效率和福利损失，因此必须由政府供给（Musgrave R A.，1939；Samuelson P A.，1954；Samuelson，PA，1955）。这可以称之为公共品供给的“政府论”，这一路径的学者认为政府应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形式来为社会提供公共品，一个社会中公共品的缺乏往往是由政府缺位或低效造成的。

后来的研究则表明私人在提供灯塔、教育、法律与秩序、基础设施、农业科研以及其他公共品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例如，Coase R H.，1974；丹尼尔・史普博，2004），在此基础上，德姆塞茨直接提出了“公共品的私人生产理论”（Demsetz，H.，1970）。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公共品的供给和使用中的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产权模糊，这派学说认为私人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来配置许多公共品，而且这一过程比政府来提供公共品还要更为高效，这可以称为“市场论”。在国内，这一理论学说在政学两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引发了公共品供给的市场化和产权化改革。

总体来看，公共品理论的演进基本就表现为“政府论”与“市场论”二者的对垒。二者之间虽然存在巨大分歧，但是，在分析取向上又有相似之处。借用布坎南的说法，二者（尤其是“政府论”）均属于一种“公共物品的规范理论”，与之相对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实证理论”。

布坎南认为，“规范”理论和“实证”理论的差异，不是明确的价值主张与客观分析或中立分析之间的区分，而是两种客观分析之间的区分。前者是在假定效率可接受的前提下，主要将目标定位于准确详细地说明“应当”作为政府行动目标的那些结果的特征，而后者则主要致力于解释和推测多人参与的集体决策过程的结果。通常的公共物品规范理论中，包含着何种结果将不会发生的隐含预测，规范公共物品理论的实证内容大多包含于这些隐性预测之中。在相关决策者接受总体效率标准的前提下，规范理论给出了有效率的结果应该满足的那些必要条件。关于个人为达到这些效率条件而自愿进行的互动行为的解释或预测，并未被囊括其中。换句话说，在存在公共物品的情况下，规范理论中包含有关于“市场失灵”的实证性陈述，但是，在走到实现总体效率可能所需的制度过程之前，规范公共物品理论就停止了分析。

具体来讲，“实证取向”的制度分析由两个分立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个人就不同的制度进行选择的理论逻辑，它与经济学家关于个人选择的正统理论非常相近，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取向”的分析。紧接着，“实证取向”分析的第二部分是经验性的。在这一部分中，历史经验记录的艰苦积累、描述性细节的仔细表述以及比较分析，这些都是必须的（詹姆斯・布坎南，2009）。在这里，一些必须被追问的问题是：在人数众多的群体中，公共供给的物品和服务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是谁、以什么为根据来决定哪种物品和服务应被公共地提供？是谁、以什么根据来决定每种物品和服务应提供多少？是谁、以什么为根据来决定成本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分担？最后，决策者由谁决定？

同时，正如布坎南所言，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对公共物品理论更为忽视。社会主义的方案，旨在将私人物品的私人生产转换为集体管理。而对那些从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被集体化的“公共”物品的“公共”供给，却极少关注。无论物品本身应当由市场提供，还是由政府提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只是假定这个部门中的决策是“政治地”作出的。（布坎南，2009，176-177）

本文就尝试从“实证取向”的公共物品理论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公共品供给问题作一阐释。

事实上，蔡晓莉已经从这一研究取向出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富有启发的探讨。她的问题是：在不存在民主制度的中国乡村，是什么机制促成公共机构去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她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和大量村庄问卷统计发现，乡村社会的许多非正式制度所连带的道德责任促成基层干部/组织为村庄提供公共品。这些非正式制度就是以亲属组织、庙会、教堂和社区协会为代表的“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尤其是像庙会这种既有“包容性”又具“嵌入性”的连带团体，可以形成一种激励基层干部的非正式的道德责任机制，促使他们为社区提供公共物品（Tsai Lily，2007）。蔡氏的研究极其重要，因为她揭示了公共品供给与基层社会结构自身的关联机制，尤其展现了乡村社会中的大量“传统”的非正式组织在公共品提供、激励和约束基层干部方面的积极功能。这提醒我们，在考虑公共品供给问题时，不仅要有“政府”和“市场”的视角，还必须引入“社会”的视角。

但是，蔡氏研究的一个缺陷是缺乏历史维度，她从当下中国乡村的横断面出发，揭示了乡村社会的“连带团体”与公共品供给之间的关联机制。如果引入历史视角，尤其是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乡村的革命实践，我们会发现，“这个部门中的决策都是‘政治地’作出的”。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革之前，还是改革进行了3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乡村的公共品供给问题都必须将“政府行为”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这主要是因为，至少在1949年至今的这段历史中，中国乡村并不存在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和“市场”领域。因此，本文就尝试从“政府行为”内部来考察公共品的供给和管理问题。这里所说的从“政府行为”内部出发，不是“规范主义”理论中的“政府论”，而是从“实证取向”的路径出发深入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部机制之中，尤其是仔细考察相应的历史演变过程。

具体来讲，本文要探讨的是1949年以来中国基层水利的变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村的最重要公共品之一，有学者甚至将其看成“东方专制主义”的最主要诱因（魏特夫，1989）。1949年以后，尤其是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治水运动，最主要措施就是因地制宜地修建了数量巨大的大中型水利设施，以之构筑了大量灌区。

灌区建成以后，相应的组织管理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灌区内的泵站、水库等都相应建立了一套组织管理体系。这一组织体系逐步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单位”组织――水利单位。所谓水利单位，主要是指水管单位和供水单位。就前者而言，是指以乡镇水利站为代表的水利管理单位，后者主要是指以水库和泵站为代表的供水单位。学界针对中国社会中的单位制度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华尔德，1986；路风，1989，1993；李猛等，2000；李路路等，2009）。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社会中的单位主要是指城市中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组织，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包括）则只具有单位的某些特征，而本身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单位组织。但是，水利单位是乡村社会中典型的“类单位”组织，是影响乡村水利供给和服务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政府介入水利供给和服务的直接途径。

下文首先简略介绍漳河灌区兴衰的历史，再详细揭示灌区管理组织的单位化及“去单位化”的过程与机制，并分析这一过程与灌区兴衰的关系，最后对国家权力的边界及其运作规律做一深度讨论。

二、灌区的兴衰

1949年以来，江汉平原四周先后构建了六大灌溉系统和灌区。到1978年，全区以六大灌区为主，有效灌溉面积达619万亩，占本地区耕地面积的76.82%，最大的漳河灌区，设计灌溉能力260.5万亩（《湖北农业地理》，1980，109），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漳河灌区。漳河灌区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设计灌溉面积260万亩（其中荆门市受益面积175.11万亩，实际超过200万亩），高峰时期实际灌溉面积达300万亩，横跨荆门、当阳、钟祥和江陵四县，是全国九个灌溉面积超过200万亩的超大型灌区之一，也是湖北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年均提供商品粮超过全省的十分之一。

漳河灌区的主体工程是修建于1958-1966年间的漳河水库。它是在漳河上建坝拦断长江中游北岸支流沮漳河的东支――漳河而成的水库群，属于湖北省管辖的最大水库，枢纽工程由5坝9闸、3段明槽和2座电站组成，水库承雨面积2212平方公里，总库容20.35亿立方米，水域104平方公里，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除漳河水库外，灌区内先后兴建有中小型水库320处，总库容8.45亿立方米；沿汉江、长湖、长江附近修建大、小泵站432处，总装机10万千瓦，总流量达200多立方米每秒；另外灌区内还有小型堰塘、坝8万余处。这使得灌区成为一个以漳河水库为后盾、中小型水库和电力提灌站位骨干，小型堰、为基础，大、中、小相结合，蓄、引、提相配合的立体式供水灌溉系统。（《漳河水库志》，1991）

灌区兴衰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灌区灌溉用水量的变化。灌区内最大的供水主体是漳河水库，其灌溉供水量一度占整个灌区总灌溉供水量的60%以上。1966年到80年代末期，水库灌溉供水量一直维持在年均4亿立方米以上，成缓慢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水库灌溉供水量经历了两次骤降，1991-2001年间年均灌溉用水2.24亿立方米，2002-2011年10年年均用水量则下降到了0.97亿立方米，降幅60%以上。而且，最近10年中，居然有5年时间灌溉供水量不足0.5亿立方米，其中又有三年时间不足0.3亿立方米，而在此之前，任何灌溉供水量最少的年份都高于1亿立方米，90%以上年份灌溉供水量都超过2亿立方米（见图1）。全灌区的灌溉用水量也呈同样的变化趋势（见表1）。这表明灌区的灌溉功能已经极其微弱，灌区已由1966年到80年代末长时期的高峰运行逐步走向了瓦解。

随着灌区这一公共灌溉系统的瓦解，机井成了农民最主要的灌溉工具。以灌区内部的核心地带高阳镇为例，截止2008年10月，官方统计全镇规模以上灌溉机井就有3280口，其中80米深度以上的特大型灌溉机井就有79口。除此之外，全镇还有口径20厘米以下、深度40米以下的小型机井2426口。据笔者调查，实际数据远不止此数，全镇仅灌溉机井总数就在7000口以上，每年经机井取地下水取水量在3000-5000万立方米。

可见，目前机井已经基本彻底取代了灌区这一公共灌溉系统，灌区彻底衰亡了。当然，灌区的兴衰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政府的，也有社会基础结构的，更有市场方面的原因[1]（罗兴佐，2006；焦长权，2012），但是政府行为方面的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因此，下文将集中从政府行为的角度来观察灌区的兴衰。

三、水利组织的“半正式”时期

50年代初期，乡镇一级并没有单独的水利管理机构。农业集体化以后，各公社先后配备了一名水利干事和1-2名水利员。水利干事和水利员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财政供养人员，后者是不脱离农业生产的财政补贴人员，由于他们仍需从生产队拿工分，所以被称为“挎米袋子”的，意指从生产队带口粮到公社工作。1964年，各公社开始配备一名专职水利员，专职水利员仍旧是“挎米袋子的”人员，但是已经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1973年开始，全县各个公社开始设立“农业水利水电组”，简称“水电组”，由水利干事、水利员、会计、出纳等6-7人组成。其中水利干事是财政拨款人员，其他人是差额拨款人员，即还是属于“挎米袋子”性质的成员，这一直持续到解体。（谭同学，2006）。由1950年代的水利干事、水利员到1970年代演变为拥有自己的会计、出纳的水利水电组，后又在1983年演变为水利站，在组织形态上发生了变化，水利管理组织显得日趋“正式”，但其成员性质却没有变化，即除了水利干事一人以外，其他人全部都是“挎米袋子”性质的人员。他们虽然在水电组工作，但是其报酬却主要是在农村的生产队中领工分和口粮，公社根据情况给与少量工资补贴。显然，这是一种“正式”与“半正式”人员相结合的一种组织管理体制。

这种组织形式在中小型泵站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灌区内在集体化时期建立了数百座大中小型泵站，除大碑湾泵站这种超大型泵站建立起来以后就成立了正式的有行政级别的管理组织以外，其余泵站的管理组织都是“群管”性质。泵站从生产队抽调劳动力进行管理，报酬主要是从生产队中获取工分，工作任务是管理泵站服务农业生产。例如，官镇友好泵站、五星泵站、跃进泵站都是灌溉面积数村、装机容量较大的国营泵站。这些泵站建成以后就立刻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人员配备为友好泵站7人，五星泵站4人，跃进泵站4人，这些人员全部属于“挎米袋子”性质人员。

那么，漳河灌区这一超大型灌区的管理组织又是如何构成的呢？

漳河灌区自建设开始，就成立了正式的管理机构。1959年即成立了“湖北省荆州专署漳河水库管理委员会”，1962年改为“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管理局内职能科室逐步充实发展，1962年局以下设办公室、生产科、工管科、财器科；1966年增设政工科、行政科，并建立起了相应的党和群团组织。（《漳河水库志》，1991，167-168）。可见，漳河灌区建立后就建立了一套正规化、科层化的行政管理组织。但是，与此同时，灌区还有大量的“半正式”组织相配套，这主要表现在渠道管理上。

渠道管理是灌区管理的最核心任务之一，也是灌区灌溉功能能够发挥的基本保障。在渠道管理上，灌区是采取正式与“半正式”相结合、“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办法。管理局根据渠道分散、跨县跨区的特点，确定了不同的管理体制：一是实行分级管理，即总干、干渠、支干和分干四级渠道分别组建管理处，下设34个管理段，共配备国家干部、职工285人，实行“专管”。这就形成了管理局“专管”的四级大渠道管理体系。

而支、分、斗、农、毛五级渠道，除个别跨市、县的支、分渠外，均由乡镇、村组实行“群管”。“群管”组织分常年管水和季节管水两种，常年管水组全灌区共设260多个，由村组选派办事公道、身体强壮的“三管员”（管水、管工程、管树）400多人组成（《漳河水库志》，1991，168）。“三管员”也是典型的“半工半农”的“半正式”人员。其总人数比正式的“国家干部”还多出三分之一以上（《漳河水库志》，1991，210）。他们对灌区的长期稳定运行起了极大的作用。举例来说，1980年以前，灌区渠道中的大量配套建筑物没有完成建设。涵闸建设尤其滞后，1970年，全灌区支分渠以上五级渠道已做的分水闸和管3237座，配套的只有920座，占已做的24%。灌溉面积大、建设最早的三干渠分干以上渠道共有放水口1591处，其中明口（“土口子”）就有754处，占总数的47%，一般配套的406处，占26%，其余的只有一个管子，没有闸门和其他设备。支、分渠上设计1577处管，多数未建，放水只好挖土口子，不放时用稻草堵、土块垒、泥巴糊。1972年到1979年，分干以上渠道建筑物发展到4768座，基本配套的1715座，只占已建的35%。涵闸等配套工程在1980年代开始推行“计量放水”才逐步到位（《漳河水库志》，1991，212）。在渠道大部分配套设施未到位、依赖“土口子”放“大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三管员”组成的管水组来对末端五级渠系进行管理和维护，灌区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彻底无法放水了。

可见，时期，不仅公社一级水利管理和中小型泵站是一种“半正式”的组织，而且漳河灌区这种超大型灌区的正式行政管理机构下面也有大量的“半正式”管理组织。所以，时期水利管理上的典型特征就是“正式”管理机构与“半正式”组织的合作，尤其是依赖大量的“半工半农”人员，管理局将之称为发挥“国家”和“集体”两个积极性。从实践效果来看，这种管理办法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办法。

首先，水利管理成本低廉。由于水利管理组织中的绝大多数人员都是“半工半农”的“挎米袋子”人员，主要收入是从生产小队获得，国家只需要给其适当补贴。所以建设再多的泵站和水库，相应的管理人员也不会给国家增加过重的开支，这种成本都被“摊派”到了各个生产小队之中。由于生产队中的劳动力的“隐性过剩”，抽调部分劳动力进行水利管理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反而为生产队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服务。

其次，管理人员的自我定位清楚，责任意识强，管水效果好。除了漳河管理局的“国家干部”和水电组的水利干事以外，其余水利组织中的人员全部是“挎米袋子”的。这些“半工半农”人员虽然有向上“转正”的可能，但是由于集体化时期对公社管理人员队伍的严格限定，所以机会非常少。他们很满足于这种比普通农民收入稍多、相对轻松并有一定地位的“半正式”工作，而且非常清楚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工作职责。

结果，在基本依赖“土口子”放“大水”的情况下，灌区平稳运行15年（1966-1981年）以上，不仅灌溉面积没有萎缩，反而是越来越大，最高峰时达到了300万亩以上。

四、水利组织的“单位化”过程

先看乡镇水利站的“单位化”过程。解体后，“水电组”逐渐分成了水利站和电管站两个机构，成为乡镇“七站八所”的组成部分。1985年起基层水利站开始“定编定岗”，一般以1万亩农田设置一个岗位，一个水利站一个财政编制（一般给站长），为全额财政拨款，其余人员为差额拨款人员。这些差额拨款人员就相当于时期的“挎米袋子”的“半工半农”人员，由于解体后他们不再可能从生产队获得口粮和工分，所以他们的主要收入形式就转向了依赖“财政补贴”，实际是主要依赖基本水费40%的返还部分供养。可见，与时期的“挎米袋子”人员相比，虽然他们还没有获得正式编制，但是其报酬已经完全“货币化”。

1988年，荆门市的水利站下放到了乡镇管理，从此，乡镇对水利站有了人、财、物三权。90年代初，在国家出台允许“农转非”的政策下，乡镇各类站所的非完全财政人员纷纷想抓住机会彻底“转正”。乡镇则制定了“交钱”就可以“农转非”的办法，想乘机从这些半正式人员转正的过程中攫取大量资金。

以高阳镇水利站为例。到1995年前后，水利站各种人员达到了12人，其中10人有编制，另外全镇四个管理区各设一名水利员，虽然属于编外人员，但也是依赖基本水费的返还部分养活。另外，水利站所属的新贺泵站，虽然后期灌溉面积还不到3000亩，但是工作人员却有6人，其中有三个事业编、两个企业编和一个临时工。这样整个水利站系统就有了22人的规模。高阳镇耕地面积为8万多亩，如果按照一万亩设置一个水利岗位，也应该只有8-9人。全镇每年基本水费全部收齐大致为18万元，返还部分为7万元左右，这根本没办法供养22人的水利队伍，就连水利站16人的队伍也无法供养。而到后来在基本水费也无法收齐的情况下，水利站负债也就不可避免。

再看大碑湾泵站的膨胀过程。大碑湾泵站设计灌溉面积40万亩，实际灌溉面积15万亩左右，是灌区内最大的泵站。泵站建成以后就设立了大碑湾泵站灌区管理处。1979年由受益社队推选成立了一个九人管理委员会，这等于是1.6-1.8万亩耕地设立了一个管理岗位，应该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管理处成立以后，大碑湾泵站一直直属于荆门市水利局，1979年5月-1989年泵站管理处一直为正科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1989年10月又升格为副县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一直到1999年市水利局决定将泵站人、财、物整体下放给沙洋县管理，级别为副科级。

管理处成立以后，由于级别高，有市水利局的各种财政补贴和待遇，加之泵站自身效益不错，所以其组织机构也越来越庞大，各种科室机构越来越多。特别是自1989年升格为副县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以来，90年代初进行了大量内部人员的招工和“农转非”。到1999年移交县管时，泵站干部职工已经达到了141人，其中行政、技术、资产管理及辅助岗位23人；机电运行岗位50人；灌区及水闸运行管理岗位52人；退休人员15人。但真正具有各种技术职称的很少，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人员7人，助理级技术职称人员14人，员级技术职称人员15人，大部分为冗员。而此时的灌溉面积已经远不到15万亩，因此不到1000亩耕地就要供养一个泵站工作人员，有些一个稍大的村就要供养3个泵站工作人员。而90年代以来，泵站的灌溉面积又进一步萎缩，二级站开机时间较80年代减少了71%。但是管理人员却迅速成倍增加。

显然，水利组织在“单位化”之后经历了一次猛然的人员膨胀。他们完成“农转非”以后，给基层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在“转正”前，这些人员只需要补贴工资，不需要负责养老保险。如果单位不需要那么多人员时也可以裁减他们，说到底，在没有转正以前他们是一种“半正式”的临时人员。待其“转正”之后，不仅要负责养老保险，还无法辞退，形成了永久性“包袱”。这是90年代以来水利组织走向崩溃的最大推手。

五、水利单位的“经营性”

80年代初，随着农村改革中各种责任制的施行，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快的发展。随之，水利部门也提出要加强水利工作中的责任制和开展综合经营。水利综合经营是试图以水利产业为基础开拓新的生成领域，提高综合效益，从而逐步做到“以水养水”和“盈亏自负”。其实质是赋予水利单位一定的自后使其逐步转变成一种“企业”，以逐步实现自收自支和摆脱对国家财政的依赖。

以漳河管理局为例（见表2）。管理局所管辖的库区面积大、尤其是水域面积大，开展综合经营有一定基础，但总体来看效益很低。由于人员膨胀和管理不善，综合经营产值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大部分被膨胀起来的人员所消耗，导致盈余额很不稳定，许多年份都呈大幅下降趋势，10多年时间产值总额增长了20多倍，但盈余额则基本没有增长。

受综合经营冲击最严重，导致遗留问题最多的是那些本来就无条件从事“综合经营”的中小型水利单位。比如，大碑湾泵站在开展综合经营过程中，先后投资了招待所、餐饮服务和竹品公司等，而这些项目根本不符合实际[2]。所以一直是亏多赚少，总体投入越来越大，而盈利甚微（见表3）。最终为此背负大量债务，同时还使泵站人员又一次大规模膨胀。

其他各类中小型泵站或水利站就更不具备开展综合经营条件，所以情况更糟。以官镇友好泵站为例，1990年代初，友好泵站开始投资养殖、造纸厂等企业，到1995年创收停止时，全站因创收形成净外债约15万元。

水利单位所进行的以加强自身“经营性”为目的、从“管理型单位”到“管理经营型”单位的改革，给水利单位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尤其给基层中小型水利单位遗留了严重问题，择要有二：

首先，又一次大量扩充了单位人员。综合经营的初始动力是90年代初水利组织“单位化”后造成的人员膨胀和生存压力，但这一过程中又一次性增加了不少人员，而综合经营失败以后这些人员却无法“扫地出门”，直接促成了人员再次膨胀。比如，大碑湾泵站在开展招待所、创办“竹制品”公司的过程中，一次性“安排”了55名家属就业（《沙洋县水利志》，2007，172），而最后这些项目全部破产，但这些人员却无法辞退，成为了泵站的包袱。

其次，综合经营给水管单位增加了大量债务。比如，大碑湾泵站搞综合经营形成了200多万元的债务。主要分两部分，一是从1995年起，泵站全处上下大力发展水利企业生产，向职工集资120万元，加上利息形成140万元债务。二是管理处借口开展多种经营修建招待所一栋，实际为职工宿舍，此次建房支出160万元，除职工交付房改资金90万元外，又形成一笔50万元的债务。其他如友好泵站之类的中小泵站，因综合经营不善，也纷纷负债数十万元。

六、水利单位的困境

先看漳河管理局从1966到2000年的财政收支情况（见表4）。我们明显可以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6-1981年，在此期间国家每年有数十万元拨款，但由于水费低微，每年只有100万元左右的水费收入，所以灌区运行处于刚好保本的状态。第二阶段，1982-1993年，在此期间水费处于“双轨制”执行较好、管理局其他经营也较顺利的时期。其中1982-1989年之间，不仅没有依靠上级拨款，反而每年还能上交部分利润；1990-1993年期间，国家又有了部分拨款，灌区自身经营也较有效益，年均盈余额度都超过100万元。第三阶段，1994-2000年，在此期间管理局自身经营状况越来越差，虽然陆续有不少上级拨款（1999年一年就有700多万），但还是年年亏损，年均亏损额度超过200万元。

有两点值得特别指出：第一，1994年以来的亏损部分主要是因为供水收入上的亏损（见表5）。这其中最主要又是因为农业供水后水费难以回收而造成的亏损，相应的工业和城市供水均能按时回收水费并有盈余。这说明90年代严重三农危机对于灌区的冲击确实十分严重（焦长权，2012，第四章）。

第二，90年代以来，即使因农业水费难以回收而大量欠款，但管理局的总收入还是增长了10多倍。其中综合经营收入增长了20多倍，供水收入也增长了近4倍，而上级拨款总数也达到1000多万元。但是，自1994年以来管理局总体而言还是持续大量亏损，这反映出管理局的经济效益非常低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员膨胀汲取了大部分生产剩余。管理局的负债也就成了必然。1994年，管理局进行了一次大型清产核资，当时负债总额就已经达到209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684万元，长期负债415万元，且还有1989-1993年间应提未提的水工建筑物折旧1384.5万元，属于潜在亏损，但未挂账。（《漳河水库志：1991-2000》，2006，178）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面积亏损肯定使债务进一步骤增。

再看大碑湾泵站。自90年代中期起，泵站就开始入不敷出，到2000年移交县管以前，债务总额达775万元。2000年泵站移交沙洋县后又形成新的债务385万元。截止2008年6月，泵站共有债务1160万，剥去银行债务还有660万，其中绝大部分为欠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可见，债务中的绝大部分并非因工程维修或建设的欠款，最大头来自于“人员膨胀”或者说“养人”的费用。而泵站的债权则主要是90年代后期及2000、2001年各村欠泵站的200多万元的水费，因此泵站有400多万元的净债务。由于人员过度膨胀和管理不善，泵站自1990-1999年虽然年均水费收入达130万元，且每年有财政补贴30-70万元不等，但是仍年均亏损10余万元。这背后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员过度膨胀，每年收入中的90%以上用于支付人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泵站的大型维护修理都有上级各种专项资金，根本无需泵站自身投入经费。

这种现象是全国所有水利单位的共同问题。2001年水利部水管单位体制改革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全国国有水管单位成立时批准的编制为12.4万人，由于安排子女就业和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安置人员等原因，队伍不断膨胀，目前职工人数已比原编制将近翻了两番，并且每年还以近1万人的速度增加。而水管单位真正急需的工程技术人员又严重短缺，具有高、中职称的技术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3.55%，技术力量相当薄弱，无法满足规范的技术管理需要。水利工程管理粗放，水平低，更谈不上实施现代化管理，造成了管理单位经济负担沉重，管理成本高，又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工程的维护管理”（水利部水管单位体制改革课题组，2001；孔慕兰，2002）。

这背后的深层机制是科尔内所说的“父爱主义”和“软预算约束”问题（科尔内，1986）。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事企不分”，水利单位内部的经营性人员和经营只对“盈利”负责，而对“亏损”则不负责，“盈利”后全部分掉，亏损后则“挂账”指望国家财政来收拾残局。比如，漳河管理局在90年代10年内综合经营产值增长了20多倍，几乎年年翻番，而盈余额不仅没有增长，还多年大幅下降。综合经营所获产值绝大部分被相应人员“分掉”，而到经营困难，企业破产时，这些人员又毫无悬念地回到了事业单位。这些人员有钱赚时就是企业人员，无钱赚时又缩回到事业单位，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必然导致水利单位内部的人员膨胀和大量亏损负债。

可见，自90年代初到2000年前后，整个水利单位系统已经大大超过了小农经济本身承载力的极限，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套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七、水利单位的“去单位化”：“分类治理”

2002年，国务院体改办终于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提出了对水利单位全盘改革的整体思路和实施安排。从本质上看，此次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去单位化”的尝试，具体就是小型水利工程的直接“市场化”，大中型水利工程和单位则通过“分类治理”的方式“去单位化”。

《实施意见》的最核心指导思想是“分类治理”[3]，即对不同的水利单位进行分类定性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改革手段和治理办法。《实施意见》将水管单位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指承担防洪、排涝等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管单位，称为纯公益性水管单位，定性为事业单位。

第二类是指承担既有防洪、排涝等公益性任务，又有供水、水力发电等经营的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管单位，称为准公益性水管单位。准公益性水管单位依其经营收益情况确定性质，不具备自收自支条件的，定性为事业单位；具备自收自支条件的，定性为企业。目前已转制为企业的，维持企业性质不变。

第三类是指承担城市供水、水力发电等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管单位，称为经营性水管单位，定性为企业。

水管单位的具体性质由机构编制部门会同同级财政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确定。对水管单位分类定性是对其进行“分类治理”的前提，“分类治理”的核心有三方面：

首先，根据不同类型的水利单位进行定编定岗。事业性质的水管单位，其编制由机构编制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实行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分离（以下简称管养分离）后的维修养护人员、准公益性水管单位中从事经营性资产运营和其它经营活动的人员，不再核定编制。

其次，对不同类型的水利单位采取不同的财政分配规则，畅通水利单位的财政资金渠道。纯公益性水管单位，其编制内在职人员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由同级财政负担。事业性质的准公益性水管单位，其编制内承担公益性任务的在职人员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以及公益性部分的工程日常维修养护经费等项支出，由同级财政负担，更新改造费用纳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由计划部门在非经营性资金中安排。经营性部分的工程日常维修养护经费由企业负担，更新改造费用在折旧资金中列支，不足部分由计划部门在非经营性资金中安排。事业性质的准公益性水管单位的经营性资产收益和其它投资收益要纳入单位的经费预算。企业性质的水管单位，其所管理的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修养护资金由水管单位自行筹集，财政不予补贴。水利工程日常维修养护经费数额，由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确定。

最后，在此基础上分类推进水利单位内部的人事、劳动、工资等内部制度改革。事业性质的水管单位，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撤并不合理的管理机构，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全面实行聘用制，按岗聘人，职工竞争上岗，并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制度。企业性质的水管单位，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做到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可见，分类治理的前提是分类定性，实质是畅通水利单位的财政资金渠道，难点和关键是水利单位内部的自身改革，最主要困难是难以妥善分流和安置现有的庞大剩余人员，关键之处在于能否筹措到足量的“改革资金”支付水利单位的既有债务负担。

这是1949年以来对水利系统的最大的一次改革，但对不同类型的水利单位和工程的意义却大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三类来讨论：一是小型水利设施。改革主张全部市场化，而对这一“化掉”的过程却没有任何配套资金。县乡两级在税费取消以后的财政困境下，更是没有这方面的资金，许多地方反而利用这一政策乘机拍卖公共水利资产以弥补目前的财政困境。因此，小型水利工程设施基本被当做“包袱”甩掉，根本没有纳入改革者的法眼。

第二，特大型和部分纯公益性的大型水利工程（比如防洪河堤等）。在这一过程中，以前财政该投入而没有投入的都投入进去，同时这些特大型水利单位自身的经济实力也非中小型水利单位能比（如漳河水库虽然从90年代初以来就有亏损，但自身的经营收益10年中也增长了10多倍，总额也超过了1亿元），所以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基本都是受益群体[4]。

第三，中型水利工程和水利单位（特别是既具有经营性、又具有公益性的混合水利单位）。一方面，他们不像特大型水利单位一样属于地厅级、省级甚至部级水利部门直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县级水利部门管理，这就限制了他们可能得到的足够的需要地方财政配套的改革资金。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规模中等、性质模糊，很多单位都兼具部分经营性和公益性职能，所以在分类定性，定编定岗的过程中难度最大。他们虽然获得了部分财政编制名额，但其内部的改革推进却异常困难，这种单位又恰恰是这次水利单位改革中的最大多数。因此，这次水利单位改革的过程会困难重重，尤其是对于中型和混合型水利单位的改革需要长时间的博弈。

实际的改革进程证实了上述分析。就全国而言，水利部的《实施意见》原计划在2003年6月底完成水管单位的分类定性和定岗定编工作，2007年低基本完成水管单位的改革工作并“总结验收”。

但是，2007年底，水利部对已经启动了五年的水管单位体制改革进行总结发现：水利单位改革进展相当缓慢，到2007年7月完成分类定性工作的才58%，有很多地区甚至还没有开始。从改革的实质措施经费落实来看，“两项经费”落实都没有超过50%，就是这些已经落实的改革单位，也大部分是国家水利部直管或省级水利厅直管的水利单位，它们的经费中的90%以上得到了落实，但县市级水利单位经费落实的比例就非常低。从人员分流来看，完成情况也未超过50%，社会保障的落实情况也刚到60%，且大部分是省直机关直接管理的水利单位落实了社保[5]。

湖北省的改革进展与此相似[6]，而改革的最大困难就是：

县市基层水利单位普遍困难。在我省财政比较困难、精简压缩财政供养编制的大背景下，县市水管单位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由于一些单位财政供养没有到位，拖欠职工工资和欠缴社保费现象比较突出。截止2006年6月底，全省水管单位共拖欠职工工资50168万元；25255名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占应参保职工的54%，欠缴社保费28694.9万元。

所以湖北省建议：

一是建议中央财政安排一定的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扶持、推动县市水管体制改革工作。二是建议长江、汉江等跨省流域性重要水利工程单位，人员基本经费和维修养护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或者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给予补贴。

――湖北省水利厅，2007，湖北省水管单位体制改革总结（节录）

可见，原计划在2007年底完成所有的水利单位改革工作，而实际的进展并不理想。鉴于全国水利单位改革过程进展缓慢，2006年水利部又进一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水管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7]。

《通知》还制定了水管体制改革责任制、水管体制改革激励机制以及半年一度的公开通报制度，这旨在敦促地方各级部门大力加快改革。在此基础上，水利部还下发了《关于确保2008年底全面完成水管体制改革任务的通知》。《通知》要求在2008年3月底以前全面完成“分类定性”和“定岗定额”的改革基础性工作，要足额落实“两费”，“大力推进内部改革，切实抓好改革验收，积极探索深层次改革问题”，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2008年底完成水管单位体制改革工作。在上级部门的各种《通知》、《通报》的强力推动下，水管单位改革加快了速度，改革有了“新进展”。但是，全国分类定性工作依然只完成了85%，而在经费落实，尤其是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的落实比例只有47%，而分流人员只占应分流人员总数的55%[8]。这表明，全国还有15%的水管单位连最基本的分类定性工作都还没有完成，而在改革的关键环节――经费落实和人员分流上面，改革的进展并不突出。由于有2008年要完成改革任务的“最后期限”，各地在2008年都加快改革。至2009年初，经过长达7年的努力，全国水管体制改革任务终于“顺利完成”了[9]。

那么，水管单位改革的内部实践过程如何？改革时效到底又如何呢？

八、未了的结局

大碑湾泵站是一个典型规模中等、县市级管理并同时具有经营性和公益性职能的水利单位，也是大多数难以改革的水利单位的典型代表。下文以大碑湾泵站为例[10]分析这类水管单位的实际改革过程，并反思“分类治理”的不及之处。

大碑湾泵站自荆门市下放到沙洋县以后，获取财政补贴的能力急剧下降，加上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一系列综合改革对泵站的冲击（焦长权，2012，第五章），泵站的处境每况愈下。2004年，泵站县委县政府写报告提出改革设想：

第一、请求市政府承担泵站下放前债务中除职工集资外的债务655万元，这中间可从银行剥离贷款400万元，转为水利固定资产，实际承担155万元；第二、请求县级财政承担移交后的债务405万元，这中间可收回水费249万元，实际承担156万元；第三、请求县政府每年给予泵站补贴50万元；第四、泵站可将管理处办公场地出售变价，变价款用于支付职工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第五、泵站继续争取省水利厅在工程项目上的支持，用于更新改造泵站机电设备，以降低生产成本；第六、泵站下放前有全额财政编8人，每年每人1万元经费，泵站下放时由市水利局收回，要求恢复全额财政编8人；第七、对泵站按其职责和功能，确定人员编制，全站岗位定为120人为宜。

显然，泵站希望以正在推进的水管体制改革为契机摆脱泵站的困境。尤其是想在争取定额定编上取得大的突破，提出要求定编120人，想把泵站目前所有在岗人员一次性争取编制。这种想法显然不现实，漳河管理局作为湖北省水利厅直管的超大型水利单位，也只批准了400余个编制。泵站目前的灌溉面积已经不足10万亩，上级主管部门不可能满足泵站120人编制的要求。所以，市、县政府均未对泵站的请求作出积极回应。但是，由于自身困境和水利部门提出的改革要求，2004年8月，泵站又进一步制定出改革方案：

第一、改革的目的及要求。管理处现有干部职工141人，其中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15人，实际在岗干部职工126人，中青年占50%，管理处决定在内部实行分年实施、买断工龄、逐渐消肿。

第二、改革的方式及办法。一是买断工龄，分年实施，逐渐消肿；二是在资金上积极筹措，争取上级的支持；三是提供政策，自愿报名；四是盘活固定资产存量，发挥泵站优势。2004年计划买断工龄10人，每人平均按20年工龄计算，买断工龄10人，共需资金50万元。泵站想办法自筹资金30万元，自筹资金在历欠水费中的政府转移资金中解决，请上级支持解决20万元……

改革方案的实施困难重重。主要是由于县级财政困难，无法筹措到足够的改革资金支付泵站欠职工的工资和养老保险。为此，泵站部分职工在2006年组织了50-70人集体上访2次，在他们的要求仍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他们堵住县政府大门。迫于压力，最后县政府承诺每年拨款60万元解决职工生活问题，这也是县政府向泵站开的“最大口子”。但是，泵站毕竟有140多名员工，每年60万元的拨款只是“杯水车薪”。在水利部要求2008年底彻底完成水利单位改革的要求下，2008年7月，泵站再次向县委县政府呈送了一份改革报告，主要内容有：

（1）落实相关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第一、依照水利部、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由同级财政负担。按常年测算，大碑湾泵站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年平均28万元，本着严格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县政府应从今年起往后每年应拨付大碑湾泵站维修养护资金应不低于26万元。第二、全处在职职工115人，截止2008年12月止，单位欠缴职工养老保险金298.17万元；每年应上缴职工医疗保险金的单位部分的12万元；从2001年起，截止目前历欠职工工资200万元。以上资金缺口，请县政府解决。第三、请求县政府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解决大碑湾泵站被锁定的历欠水费242.3万元，以解决职工的历欠工资和职工养老保险金等问题。

（2）内部改革措施。第一、机构设置。调整原机构设置，将原设置的一室五科、二站四段、纪委、工会改设为一室三科、二站四段，纪委、工会由副处长兼职。第二、岗位设置。将泵站原岗位设置改设为42个岗位。第三、竞争上岗，逐步分流。

……

显然，与前两次相比，此次改革方案要务实许多。基本按照县政府、县编委对泵站定性为准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核定的42人的财政编制数来制定内部改革方案。但是，泵站累计欠职工的工资、养老保险等总计超过500万元，这要求县政府一次性解决困难也不小。同时，42个财政编制在泵站内部如何分配，也始终没有解决。在县政府只愿意提供42个财政编制的每年60万元的事业费的情况下，泵站的改革仍旧无法得到实质性推进。2011年，笔者与泵站管理处领导聊天时，他只好说“现在没有啥办法了，只有等着大家自身慢慢消化”。

客观地看，将泵站定位于既有经营又有公益的准公益性事业单位是符合实际的。同时，42个财政编制对于灌溉面积在10万亩左右的泵站来说，也算是实事求是。但是，由于历来欠水利单位职工的工资、养老保险等数额巨大，目前处于困境中的基层财政无法承担。仅大碑湾泵站就达500多万，湖北省水利单位欠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近8个亿[11]，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县市所属水管单位所欠，在目前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是难以解决这笔经费的。这就决定了“分类治理”无法得到彻底实施，只能形式上“分类定性”，无法达成最终的“治理”效果。

从大碑湾泵站的例子来看，全国水利单位改革实际上很可能只是在上级水利部门“验收”压力之下的一种形式上的完成。水利单位自身改革的失败，意味着整个水利系统运转的困境。对漳河灌区来讲，除管理局外的其他数量众多的中小型水利单位改革的搁置，也就意味着整个灌区运转的停摆。因此，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机井灌溉为何成为灌区农民的最主要灌溉方式，且在最近几年得到了最快发展的原因。

至此，我们对1949年以来灌区的兴衰历程，特别是灌区管理组织体系的演变与灌区兴衰之间的关系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九、国家权力的边界及其运作

从水利单位的膨胀也可大致窥见1990年代以来整个基层行政组织膨胀的过程。比如，一般而言，水利站属于乡镇“七站八所”中一个规模大小居中甚至是一个相对边缘的站所，平均规模也达到了15-20人，那么“七站八所”加起来有200多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乡镇综合改革之前，湖北省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19个，人员290多人（邓道坤、刘友凡，2006，31）。因此，每个乡镇的行政事业人员总数就达到了460人左右（其中还不包括一套庞大的村级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农业剩余被短期内膨胀起来的基层政府和组织消耗掉，国家却只从农业中汲取了少量的资源，同时，为了汲取这少量的资源，反而再生产出数量更为庞大的一个“中间层”。国家汲取资源的效率极低而且越来越低，从而形成了与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建设中极其相似的“内卷化”效应（杜赞奇，1994）。

所以，暂且将农民如何组织起来与大型供水单位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等其他重要问题搁置一旁，仅仅从水利单位自身来看，灌区的瓦解也实属必然。水利单位在短期内迅速膨胀，导致大规模亏本负债及供水价格飙升等一系列问题。整个水利系统大大超过了小农经济承载力的极限，一套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走向了崩溃。

可见，由于中国社会（至少1949年以来）自身并不存在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或“市场”领域，“政府行为”的因素在公共品供给和管理方面就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所以，公共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较“规范主义”视角下的“政府论”和“市场轮”的主张均要复杂得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政府”介入，而在于“政府”该如何进入，也就是国家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历史上的类似治理实践也许能给与我们一些启发。

魏丕信在对明清国家（主要是清代）如何从事灾荒救济和维持大规模水利工程、经营公共粮仓、促进经济发展等各种行政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发现，“一方面，无论从政府能够配置于此方面的人员来看，还是从国家所控制的资源来看，官僚机器都显得很虚弱；另一方面，在人力和资源的组织与动员方面，国家具有一种相当明显的才干，因此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魏丕信，1999）这两方面的巨大反差，让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认为，“支持这整个制度的，是其组织和运作手段的极端老练和灵活，与一个由专门和干练的官员组成的活跃的小群体所具有的进取精神”，这个活跃的小群体，就是他所言的“治国精英”。此处的“治国精英”，主要是指在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教化下形成的具有“尊重、奉献和个人责任的意识”的“进取精神”的基层官员，包括相应的幕友、手书、胥吏等人员。他认为正式依赖于这一群“治国精英”，使止步于县衙的、虚弱的国家正式权力完成了基层繁重的治理任务。

那么，国家正式权力止步于县衙，是它在事实上不能再向下延伸，还是在主观上不愿意再下渗呢？魏氏主张后者。他认为，除了致力于在明代特别是清代的湖北具有边缘意义的“民屯”和“军屯”之外，中央集权的国家并未通过其官员直接从事农业发展项目并因此而保持对农业发展的全面控制，恰恰相反，它在大部分地区都倾向于最小程度的干预。它在寻求“一种理想的干预方式或参与领域，以最小的代价达至对社会与经济的最大控制”。在实践中，即“尽可能限制直接干预的领域及官僚机器的范围，仅限于努力提倡和组织地方社团，使他们对自己的福利和安全负起责任”，“理想的国家并不是‘无为’，更准备的说应当是以最小的行动换来最大的效果”。（魏丕信，2005，641）这就是晚期国家的真正性质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与魏氏相似，黄宗智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他们之间有一块二者都参与其间的“第三领域”。在第三领域中存在大量的“半正式官员”，在这一领域中，国家一般不直接参与到治理实践中，而是相当依赖于这些半正式人员所进行的“半正式治理”活动，只有在发生重大纠纷而正式官僚不得不介入时才主动介入。他进一步将这种顶层高度集权，而在地方却依赖大量“半正式人员”进行简约治理的政治体制称之为“集权的简约治理”，并认为这种治理方式是晚期以及民国时期，甚至到1949年以后中国基层治理都一直采用的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黄宗智，2007，第七、八、十六章）

魏、黄二位都特别强调晚期国家有意将正式权力止步于县衙的合理性，同时，二位均考察了基层治理人员的特性和行为。只是魏氏更强调的是基层相对正式的“治国精英”，黄氏则主要强调更底层的“半正式”人员的治理实践。如果将二者的论述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幅帝国晚期基层治理实践的立体图像。一方面是由“治国精英”代表的止步于县衙的国家正式权力，这些治国精英受到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深度教化，他们具有一种“进取精神”。另一方面是由大量的“半正式”人员在县衙之外从事的具体治理活动，当他们在遇到难以解决的纠纷时，正式的国家权力又及时适度介入。同时，在二者的论述中，均注意到了相应的政治“精神”对于基层政治的影响。魏氏强调“治国精英”的责任道德意识及其“进取精神”，并指出这是儒教政治伦理教化的结果。黄氏则将“集权的简约治理”进一步概括为“儒法合一的治理”。这一理想把一个代表刑罚、纪律和去人格化行政的法家和一个依赖仁慈、和谐和道德楷模的儒家结合起来，为这种行政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撑。

在此，我们可以对这种“官僚机构的正式权力”与“半正式人员的非正式权力”做进一步讨论。由于有了上述政治“精神”因素的考量，这两种权力的性质又表现出了新的异同。一方面，由于受一种相对统一的“政治精神”的笼罩性教化，两种权力形态虽然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但是又表现出一种共通性，也就是魏氏所言的道德责任意识。正是这种共通的“精神性”因素使正式、半正式人员在基层治理中能够较为顺畅的沟通与合作，二者不存在太强的价值观和知识上的区隔，而且事实上二者还经常在互相换位和转化（地方士绅与在职官员之间的换位）。所以，那种在西方政治学中经典的国家与社会、正式与非正式治理之间的冲突在此表现的并不明显。但是，另一方面，从两种权力运作的形态上看，二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外在差异，简单的看就是一种“硬”与“柔”的差异。“正式权力”总是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严形象，所以基层县太爷被百姓称之为“父母官”，这种权力运作也经常表现出很“硬”的特点，这尤其表现在县衙“理诉”的过程中，其中的“威武升堂”和“刑法伺候”都让普通小民心惊胆寒。相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总表现出一种乡情厚谊的“柔”性一面，无论是在纠纷调解还是在税赋收取方面都表现的离淋尽致。正是在一种笼罩性的“政治精神”（意识形态）的统摄之下，一“硬”一“柔”的两种权力得以配合运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治理结构。所以，传统帝制时期中国的正式国家权力虽然止步于县衙，但是，另一种“柔”性的非正式权力还是借助于儒家的政治伦理渗透到了基层之中。而且，这种“柔”性的非正式权力并不是国家权力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它是正式国家权力的一种隐蔽迂回的“柔”性延伸，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硬”性权力的“柔”性运作。

这就是魏丕信看到的虚弱的官僚机构与较强的治理绩效这种悖论后面的秘密。

此时再回头来看一看水利组织变迁的问题。我们发现，“毛时代的乡村治理可以看作一个具有相当强烈的反的治理传统，‘’时期的政府机构在它的控制文化和思想的努力上可能比官僚化的共产党国家更加‘全能主义’，但是就正式的国家机构而言，它毋庸置疑比后者倾向简约”（黄宗智，2007，433）。无论是基层组织、教育还是水利建设与管理方面，毛时代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民办公助”，也就是“半正式性”或“半科层化”。这与传统帝制时代的“简约主义”治理传统是非常相似的。水利管理组织由官僚化的正式“国家干部”和“米袋子”性质人员共同组成，充分发挥了“国家”和“集体”两方面的积极性，结果实现了对庞大的水利系统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织管理。农村改革以后，水利组织发生的最大变动是由一种“半正式”组织逐步“单位化”和“科层化”，并附带引起了“经营性”转变。结果，水利组织的“单位化”迅速导致了自身的人员膨胀和运转困境，直接破坏了水利系统的良性运行，也大幅增加了农民负担。这一系列的变动直接把一套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中的症结在于剩余相当有限的小农根本无法支撑起一套“科层化”的水利单位。税费改革以来，水利单位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小型水利设施彻底推向市场、大中型水利单位则进行了“分类治理”式的改革，结果是小型水利设施直接走向死亡，大中型水利单位的改革则因基层无法支付巨额改革成本等原因而走向了形式化。改革者的思路是“科层化”与“市场化”的结合，尤其是强调市场的调解作用。但是，事实证明，至少在目前，这一改革是彻底失败的。

也许，重新吸取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尤其是毛时代庞大的水利组织的管理经验，重新考虑水利服务的季节性、临时性及其小农剩余有限性的约束条件，重新强调“正式人员”与“半正式”人员的合作，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合作才是水利组织走向“善治”的正确道路。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二点：第一，要特别重视“半正式”人员在其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批能够获得国家补贴（而不是科层制下人员的工资）的“半工半农”人员应该成为基层中小型水利组织的主体人员。第二，要警惕“市场化”取向的水利改革。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水利组织逐步走向困境，还受基层政治的“政治精神”演变的影响。魏、黄二位在论述中国传统的治理实践时，都特别强调“政治精神”的重要性。毛时代的“半正式”的水利组织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运行，也与当时笼罩性的“政治精神”（红色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农村改革以后水利单位短期内走向“科层化”和不受限制的膨胀，以及新时期水利单位改革的困难，都与“政治精神”的变化和缺失密切相关。

当然，重塑良性的主导性的“政治精神”，是比水利组织的“善治”更加复杂和长远的命题。

（焦长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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