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论文范文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1篇

国外学者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财政补贴等。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税收政策的讨论相对较早，内容丰富，也相对成熟（Abbott&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数研究表明，税收政策调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因具体税种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创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论焦点转移到制度层面，学者们对于补贴政策的关注比较少，只见Keuschnigg&Nielsen（2002）构建起一个包含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研究了投资补贴以及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作用，发现投资补贴与产出补贴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这与此前Keuschnigg&Nielsen（2001）的研究结论相似。之后，Keuschnigg&Nielsen（2004）转向创业投资机制的微观研究，构建了一个双重道德风险模型，在该模型中创业资本家与创业投资人的努力都不可观测，此时无法用财政补贴方式量化纠正资源的无效配置。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关于财政补贴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观分析，甚至直接纳入在笼统的政策扶持定性讨论中（王关义、陈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单独的定量分析。王彦等（2001）在分析我国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发展创业投资除了拓展风险资金来源、培育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主体以及完善退出机制外，还应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为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建立政府担保机制等。最近，李吉栋（2011）基于配置决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仅能够增加创业资本供给，还能提高创业投资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进行的，缺乏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的考虑。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会提高创业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标准差，这就默认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灵”问题。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我国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结论比较明确和成熟，难以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的模型数量分析技术还不够成熟，加之国外政策扶持领域的研究也不够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开展受到一定局限。

2财政补贴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机制研究

2.1经济学分析：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分析通常把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参与和支持看作是对“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纠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万寿，2006；Rinetal.，2006）。“市场失灵”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在其自身的运行中自发产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场失灵”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几百年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和私有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几乎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具有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强大能力，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到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马歇尔“市场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设”，使西方社会对市场效率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无比“有效”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个“失灵”面前终于失去了它“万能的光环”。市场失效的出现使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更深刻了。广义的“市场失灵”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无效率，二是宏观经济不稳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创业资本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归结到微观经济无效率下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是市场失效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所揭示的矫正外部效应方法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称为外部效应、外在性等，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他人，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或者说，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额外经济交易成本或收益。当市场交易导致了对第三方的影响，而价格机制又不能为之提供正确信号时，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这里价格机制的失灵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正外部性的产品或劳务，由于其价格只反映了其私人边际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收益，导致产出供给不足，从而给生产或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效益损失，根据“黄金规则”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资源配置亦是无效率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消费将呈现不足状态，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给，社会将因此而获得净效益。正外部效应产品或劳务的私人标准均衡和社会标准均衡对比情况可见下图。在图1中，当不考虑额外收益的补偿时，自由竞争市场会使正外部性产品按照私人边际成本（MarginalPri-vateCost，MPC）和私人边际收益（MarginalPrivateBenefit，MPB）决定的均衡价格（P0）和均衡产量（Q0），来配置资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资源配置，但却偏离了社会的最佳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过少，价格偏低。在图2中，当政府对额外收益进行补偿时，正外部性产品将会按照社会边际收益（MarginalSocialBenefit，MSB）和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SocialCost，MSC）决定的均衡价格（PS）和均衡（QS）产量进行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较Q0增加，价格提高。由于政府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制力，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交易费用优势等，因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这也是由政府来纠正创业投资“市场失灵”的理论依据所在。

2.2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对称信息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前提是：首先，必要条件。市场存在失灵，而政府又是为追求公共利益去弥补市场缺陷。其次，充分条件。政府的活动的确比私人的活动更成功、更优越。即政府的经济活动在取代私人活动后，能经受市场考验，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最后，优势条件。政府拥有政治强制力。这使得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命令权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权力监管私人经济活动，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影响资源使用的动机。对政府行为来说，“市场失灵”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构成政府部门干预创业投资市场的理由。因为政府干预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从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为不能增进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由此导致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机构确实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运转的。低效率、决策失误、腐败等等，都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财政补贴能够促进创业投资的观点不能仅立足于创业投资“市场失灵”本身，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分析财政补贴能否确实提高创业投资活动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也正因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EquilibriumMode）l对政府扶持的微观效率展开数理分析，特别地，该模型在不对称信息情形下论证了创业投资市场上的政府干预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2.2.1模型设定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设备投资补贴和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假定在时间总量为1的情况下，创业企业家最基本工作时间为0＜δ＜1，δ是可观测的，而其余私人时间1-δ无法被创业投资人观测。如果创业企业家积极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他会私人时间1-δ里也从事于创业投资工作；如果创业企业家消极怠工，即意味着他在私人时间里会另寻私活。我们已经知道创业企业家的努力对创业投资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假定创业企业家付出的努力程度为e，如果创业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创业企业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实现创业投资最终成功（退出）；如果创业企业家把私人时间用于兼职其他工作，即e=0，则创业企业成功的概率P=0。假定创业投资人通过提供内部增值服务a，如管理咨询、行业经验等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会免费为创业项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务g，如培训、信息服务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从而也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体现在函数性质上即为。假定：①创业投资人接私活，即e=0时，则创业投资人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无益于提供创业投资成功率，p=0；②政府对创业企业的产出补贴率为σ，设备投资补贴率为z，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为b，初创时的固定设备投资为K，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价格为Q，则创业企业的总收入为(1+σ)Q，净利润为(1+σ)Q-b-(1-z)K。但若创业失败，则血本无归。因此，创业企业的期望净利润为：pQ(1+σ)Q-b-(1-z)K。由于创业企业家只有创业项目，故创业资本需由创业投资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资为I=b+(1-z)K。作为对价，则创业企业总收入(1+σ)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须归创业投资人所有。假定创业投资人提供内部增值服务需要花费a个劳动单位。其中，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c应为机会工资加上风险溢价补偿。

2.2.2不对称信息下的契约激励假定创业企业家面临收益风险时为风险规避型，而创业投资人由于拥有许多的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可以完全规避非系统性风险①，基本工资加产出提成模式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吕朝晖，2005）。在给定了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后，创业企业家选择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创业成功的概率。则创业投资人的最优化问题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给定内部增值服务水平a和相应的创业投资成功率p时，确定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设定部分知，如果创业成功，则创业企业家总收入为sQ(1+σ)+b；而如果创业失败，则其创业工资仅为b，但可能从私活中获得其他收入(1-δ)w，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总收入为b+(1-δ)w。其中，参与约束(PC)表示，创业企业家从事创业投资工作产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机会工资，而激励约束(IC)表示，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带来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产生的效用。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努力是可观测的，激励约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为：b=w，θ=0。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约束(PC)和激励约束(IC)束紧，故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参与约束(PC)得。第二步，创业投资人最优化选择要求先确定创业投资成功率p如何影响激励相容契约的成本。创业失败时，创业企业家有固定工资b，这并不依赖于创业投资成功率p，但p的提高会改变创业企业家在项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额。给定市场需求价格Q与产出补贴比例σ，（8）式的解决定了创业企业家的收益在项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σ)Q]。由（9）式可以看到，鄣θ/鄣p＜0，即更高的创业投资成功率会降低其收入占比s，这是因为创业投资人通过降低来维持激励支付θ不变。对于创业企业家而言，创业投资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风险，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时，激励契约成本c=pθ+b所受创业投资成功率p的影响取决于。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对c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更高的p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成本θ；另一方面，项目风险降低会使创业投资人以更低的风险溢价来保证参与约束。而当弹性μ＞1时，后一种效应大于前一种效应，从而边际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时间比重δ的上升导致道德风险空间缩小，相应的风险溢价支付也会随之减少。

2.2.3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补贴设备投资与产出，降低了创业投资成本，促进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创业企业的发展。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可以分别从对创业投资人和创业企业家的影响来分析。本文把m称为统计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论述的是，政策扶持会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来促进创业投资人进行创业投资，从而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由（7）式与（8）式可知，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影响创业投资成功率提高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而没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在支付最小化问题中，由包络定理可得。财政补贴在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后，创业投资产业发展使得需求价格不断降低，直至市场利润为零。最后，尽管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但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从而激励创业投资活动，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结论。②财政补贴对创业企业家的影响假定创业投资市场上有E个创业企业家，给定创业投资成功率为p，则市场上成功的创业企业数为pE。在每个创业企业产出为1的情况下，pE即为行业产出总量。给定需求函数D(•)，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市场出清。由上式可以看到，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创业企业家的供给，特别是在市场需求影响下，通过增加创业企业家来增加市场供给。而产出补贴由于市场价格降低，只通过需求面效应激励创业企业家的供给。财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创业投资风险，鼓励创业企业发展。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一定的情况下，若创业投资成功率上升，则所需创业企业家减少。而（16）式最后一项是通过改变创业投资人增值服务而产生的间接供给效应。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会“挤出”内部增值服务，而降低创业投资成功率。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不变的情况下，所需创业企业家增多。通过对（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当需求弹性大于临界值，即η≥η*m/(m-c′)时，η*＜1，净效应为正。如果进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财政补贴对内部增值服务的效应为负，由上述分析知，财政补贴会促使创业企业家的供给数量增加，由此市场对创业企业家的需求价格降低。综上所述，本模型在考虑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激励后指出，财政补贴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并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励创业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挤出”创业投资人的内部增值服务，从而增加提高创业企业家数量。在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下，财政扶持将推动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乃至创业投资市场的深化。

3总体评价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中影响与作用机制的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停留于定性讨论，缺乏量化分析，并且基本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基于此，本文先就创业投资的外部性分析了财政补贴的必要性，进而基于局部均衡模型论证了财政补贴政策在扶持作用上的充分性及其作用渠道。本文认为，设备补贴能够降低“创业成功成本”，而产出补贴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发创业投资积极性，同时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了创业企业家的供给。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创业投资的财政补贴政策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体措施：①加大扶持力度，借鉴美国1982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政府可以建立类似技术创新基金的机构，专门负责按较高比例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提供各种资助和发展经费，补偿创业投资可能的风险损失，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风险资本进入高技术领域。特别地，考虑建立反向的补贴申请与审核制度，由创业投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要和政策规定自行申请补贴，再由相关执行单位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审核；②加强有关财政补贴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的普适性，并采取措施监督落实我国当前有关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和资金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度。此外，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惩罚制度，对财政补贴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和处罚；③尽快完善创业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支撑条件的建设。鉴于创业投资主要是以股权投资形式开展，为防止资本市场的投机与欺诈操纵行为，政府需制定有关法规以规范市场交易，保证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

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创业投资发展初期，财政补贴是重要的政策扶持手段，本文认为在具体执行财政补贴政策的实务操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如下三个问题：首先，重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影响，加大创业企业的认定资格审查，把财政补贴分配给最需要资金的、有发展潜力的创业企业，特别要避免某些企业伪装创业企业套取政策优惠，进而提高综合资源配置效率。其次，注意采取恰当的财政补贴方式对创业企业进行激励。与定额补贴相比，与产量等市场绩效指标挂钩的比例补贴可能激励效果会更明显，尤其是这个补贴比例是累进的。最后，建议进行定期的补贴效果审计以考核财政补贴绩效，并及时抽撤不良项目的补贴资金并转移到其他更有优势的投资项目上。从本质上看，财政补贴政策是针对创业投资市场资本供给不足的非市场化纠正手段，正如Keuschnigg&Nielsen（2002）指出的，由于创业投资企业中的道德风险与成本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并无法促进创业资本的有效配置，因为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尽管如此，财政补贴仍是创业投资发展初期在创业投资市场制度还不完善情况下的最优选择，这有利于直接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创业投资的发展不断规范和成熟，财政补贴等政策扶持将逐渐淡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也会转向创业投资的制度供给。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2篇

1.基本状况。中国农业保险体系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由一些私营公司自发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曾先后在1950年、1953年和1982年出现过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但是发展较为缓慢。2003年，国务院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2004年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全面调整。2007年，中央财政将农业保险补贴列入预算，推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了大发展。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已经覆盖全国各地，参保农户达到1.83亿户次，保费收入达到240.1亿元，业务规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2.体制特点。从立法内容和相关实践来看，我国农业保险有以下三个特点：①特定立法予以规范，在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中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服务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由法律和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此后，《保险法》经历了两次修订调整，但是都没有对该条规定做过变动，为农业保险的单独立法提供了基础。2012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首个立法文本的诞生。《农业保险条例》融合了商业性农业保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于一体，做了统一的规范，并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同时，《农业保险条例》对农业保险的概念进行了拓展，将农房、农机具、渔船等财产保险和农民意外伤害等人身保险都包括在内，使我国农业保险内容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因此，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涉及了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在单独立法的同时，又为各种门类和性质的保险事务做出了精确的规定。②确立了公私合营模式，我国农业保险坚持“政府引导、财政支持、企业运作、部门参与、农业系统延伸”的总体思路。政府统一制定农业保险的具体运行规则，并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具体的业务开展和承保理赔等服务操作，由各商业保险公司负责推进。这种模式类似于国外公私合营的经营模式，确立了我国农业保险未来的发展方向。

截至2012年底，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和人保财险公司成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承包公司，并开办了包括玉米、小麦、大豆、花生、马铃薯、农业设施、果园等涉及各类农产品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农业险种。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险种设置、保费补贴标准等方面，相继做出了规定，成为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的业务指南。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公私合营模式是从法律规制体系到具体实践操作的完全体现。③注重地区发展的差别，考虑到我国各地农业生产的模式、类型和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中央在具体险种规定、保险补贴水平、承包公司选定等方面，给了地方政府相当大的自力，使其能够根据本地的实际，制定出符合当地发展水平的农业保险政策，以确保农业保险既能够有效保护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又使当地农业生产者更能接受农业保险的价格政策。比如，山东省根据本地情况，着力推出了以小麦、玉米、苹果、蜜桃等特色农作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保险承包体系，有效促进了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步伐，实现了保险县数翻番、承保面积翻番和财政补贴翻番的目标。四川省将提高森林保险保障水平和赔付标准作为重点，不断提高公益林和商品林的保费补贴标准，还取消了森林保险的起赔点。同时，还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放开了肥猪保险工作，取消肥猪30%的承保规模控制政策，打造出了适合四川省农业发展模式的保险体系。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

1.财政补贴的必要性。与一般的金融保险业不同，大多数国家的农业保险都必须建立在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①理论层面的必要性。从政府干预理论的角度看，农业保险固然是保险业的一种业态，应当由市场进行自主调节，但是在市场调节过程中，往往会在一些特殊产品的调节中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就存在容易失灵的特点。因此，对其既不能完全放任于市场，也不能直接由政府进行统一配置。政府通过公共财政予以一定的适量补贴，才可以用政府的力量合理干预市场的自发行为，从而为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实现最高效的资源配置。从信息对称理论角度看，保险公司对农户日常生产作业不熟悉，在信息资源上居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各国农业保险在开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农户因为掌握信息优势而做出违背道德的行为，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因此，政府财政予以补贴，减少这种风险的影响，才能确保农业保险事业能够顺利开展。从福利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农业保险制度为农民这一低收入群体提供了维持生产和生活稳定的保障，是国家为农民提供的一种福利。为了保证这种福利可以正常运行，国家必须用财政补贴的方式确保这项制度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②实践层面的必要性。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统计调查，全球有104个国家和地区，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补贴。在现实中，农业保险面临风险高、损失大、农民收入相对较低等问题，导致保费成为难以平衡的难题。保费设置太高，则农民难以承担；设置太低，则保险公司面临亏损。因此，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杠杆，平衡农民与保险公司双方的利益关系，才能确保农业保险的正式开展。因此，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扶持是十分有必要的。

2.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现状。2007年，我国在重新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时候，便从中央财政列支了21.5亿元的预算，为6个试点省区提供保费补贴。2008年，财政部又颁发了《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两个文件，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显得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补贴品种和补贴省区也随着农业保险事业的深入推进而不断拓展，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事业向社会的全面推进。2007年，中央财政试点农业保险补贴的时候，补贴对象和范围仅包括玉米、水稻、大豆、棉花和小麦共5种农作物和能繁母猪，保险内容较为单一。2008年，随着试点区域的扩大，农业保险的补贴品种也有所增加，将花生、油菜等油料作物和奶牛都纳入到补贴范围之中。到了2010年，农业保险补贴全面扩大，涵盖了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业等主要产品，甚至对部分西部地区特有的青稞、牦牛、藏系羊等予以保险补贴。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农业保险补贴额度逐年提升，并于2010年突破了百亿元的大关。另外，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的号召下，也逐步提高了配套补贴比例，部分地方在一些险种上的补贴比例高达80%，有力推动了农业保险制度在地方层面的推广。

3.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模式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有3个层面：①思想认识不到位。一直以来，涉及到财政补贴支出的，都会被视为政府达成宏观调控目的的手段之一。政府通常都会有意识地扶持某种门类或者某种规模程度的农业，并放任不符合调控方向的农业生产自生自灭。在此种背景下，政府部门会容易以提高农业保险门槛为手段，将一部分不符合调控要求的农户排除在外，结果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不平等性，甚至激发了社会矛盾。②地域平衡性较差。目前，保费标准和财政补贴比例由省级政府确定，并下发各市、县级政府执行。但是由于省域之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省级统一制定的财政补贴标准难以适合下辖各地区的情况，而只能采取相对保守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是相对富裕地区的财政补贴压力微小，但是赔偿额过低，农业保险失去其意义；而相对贫穷地区却难以支撑庞大的财政补贴，破坏了财政收支平衡。③补贴目标偏狭。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仅仅是针对农户一方，目的仅在于减轻农户缴纳保费的负担。但是实际上，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不甚热心，是农业保险开展所遇到的一大问题之一。而单方面的财政补贴，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没有改善作用，导致此类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

三、优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对策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对应分析出以下三点相应的对策和举措。

1.转变政府思想观念。加强宣传教育，转变政府部门的思想观念，树立起对农业保险事业的正确认识，是做好农业保险各项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普惠性的保障措施，应当提供给全体农户。政府官员应当将农业保险视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对各类大、中、小农户进行财政补贴，而不是进行区别对待。同时，政府可以通过采取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筹计算，将辖区内的大小农户都纳入保险范围之内，从而扩大农业保险对全体农户的覆盖面。另外，对小型农户的财政补贴，额度也并不大，对财政收支的压力几乎没有影响，给政府层面实际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可操作性。

2.放宽地方定价权限。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政策制定模式，将农业保险的参保范围、赔偿上限、保险费率、财政补贴比例等事项的决定权适当下放到各市、县政府，由各市、县政府根据自身的发展实际，进行灵活统筹安排。适当允许各市、县政府调整保险费率，提高保费水平，并安排相应的财政补贴投入和比例，以鼓励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推行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应切实改变传统的政府部门为主、保险企业和农户为辅的定价机制，实行多元化的价格确定和调整方法，使农业保险价格更加贴近市场实际的需求，形成更加灵活的财政补贴机制，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

3.拓宽财政补贴范围。政府财政补助资金应当进一步拓展范围，除了平衡农户的保费支出外，还应当适当支持保险公司的赢利。在对农户投保保费进行补贴的同时，应当根据不同的险种和规模，对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所产生的经营管理费用和风险费用进行一定的补贴，减少保险公司的展业成本，降低农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业务所面临的风险。同时，也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或税收返还等政策，鼓励农业保险公司继续开展和拓展农业保险业务，解决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热情不足的问题，从而鼓励各大农业保险机构继续开展并拓展农业保险业务。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应该说逐步接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规则，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使得财政补贴颇为紊乱，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这些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的。调整、修改和在WTO规则基础上规范国家及各级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是应对加入WTO的当务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又能用好用足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以达到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2．可诉补贴。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第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作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1）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2）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3）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4）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措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国在一定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总是需要扶助某些企业，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诉的补贴时，有可能使受补贴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竞争能力或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进口替代能力，从而扭曲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别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又对可诉的补贴予以限制。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由此看来，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具有专向性，有可能构成可诉补贴。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3．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木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我们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发挥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二、调整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思路

根据《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

（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

1．取消出口补贴。根据协议书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在加入时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a）项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为此，中国到加入时为止，将停止维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补贴计划，并自加入时起，停止在此类计划下作出额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税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这一承诺涵盖各级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观出口义务而给予。这就意味着财政必须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或通过税收形式的间接补贴。这种针对出口的补贴在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主要指政府视企业的出口实绩给予补贴、贴息和奖励。例如，山东省省级财政1998年安排专项资金1200万元，对水泥、冻鸡、罐头、服装、水产品等出口商品进行贴息；河北省出台的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3元人民币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鞋、箱包、玩具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5元人民币政策，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4元人民币政策，对一般贸易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汇每美元贴息0．02元人民币政策。

（2）取消针对出口的间接补贴。主要指根据企业的出口情况，用税收政策即减免部分或全部企业所得税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种间接补贴。例如，经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政策法规仍有出口实绩的补贴的规定：“产品出口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取消进口替代方面的补贴。根据《中国加入WTOI作组报告书》第168段，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b）项范围内的、视使用国产货物替代进口货物情况而给予的补贴。当前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入所纳税额进行更多抵扣，对此类设备投入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形式。例如，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从1999年起，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可以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0年1月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免税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规则，防止国外企业对我国提出反补贴，要在过渡期内取消。

3．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将仅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立即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目前我国在玉米、大米、小麦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1048万吨，每吨补贴378元。

（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工商业。有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R＆D补贴条款将对我国的科技支出产生较大冲击。我国多数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可的补贴条款或被禁止的补贴条款的约束，必须对我国科技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工业研究或竞争前开发活动的补贴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间的为62．5％）时，也就成为可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条款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

1．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补贴。由于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与西部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如税收优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经济的发展。

2．增加环保补贴。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国际绿色消费浪潮的挑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土地退化，森林环境功能减弱，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环境问题不解决，产品出口将越来越困难。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1．调整现有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根据〈〈农业协定》，我国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虽然我国“黄箱”政策补贴没有超过入世谈判中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符合WTO规则，但现行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政策，既扭曲资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使得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农民却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补贴效率较低的状况。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人士分析，我国目前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补贴的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大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浪费在流通环节，无法实现对农民补贴的政策意图。因此迫切需要将对中间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对直接生产者，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2．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是加入WTO所必须的，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进行谈判的焦点之一就是要求中国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附件5B，逐步取消针对促进亏损企业的结构调整以及维持生产和社会安全以保证就业方面的财政补贴。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4篇

刘书琪，东北农业大学，教授。

摘要：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农民在农业市场主体竞争中的地位严重削弱，农民利益得不到最大程度上的满足。然而为化解农民小规模生产和强大的农业市场之间的矛盾，减少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降低农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于是农村同类农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多种方式自愿组织起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且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财政金融支持方面面临许多问题，因此，本文通过调查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财政金融方面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金融；黑龙江省

1.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与财政金融支持的发展现状

1.1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

由上表可知：黑龙江省对“三农”的发展越来越重视，财政扶持2010年比2009年增长54.45亿元，对农机合作社的扶持也有所增加，但从惠农财政补贴方面来看， 2010年投入资金有所下降，造成财政扶持力度跟不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的局面，农民专业合作社得不到有效的财政扶持，即使新农村建设扶持力度增加，也严重影响了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

1.3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现状

目前，黑龙江省政策性金融机构尚未发挥应有作用，只有极少数的金融机构开展专门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支持，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网点布局有限，支持能力和意愿都不足；农村合作金融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需求上难以发挥主体作用。

据调查，黑龙江省农委为了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于2009年10月和省农村信用联社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并出台了《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小有成就。

2.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金融支持中的问题分析研究

2.1政府财政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政府财政扶持监管力度不够。有些投机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只经过法律程序挂个合作社的名，合作社内部从不涉及农业生产销售业务，只是为了钻政府扶持政策的空子，获得政府的各种财政补贴和扶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就造成了资金严重浪费现象，政府应该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加强监管力度，消除这种“皮包公司。

2）政府扶持缺乏针对性。从政府对这些资金的使用细则和覆盖面来看，其针对性明显得不足。例如：评定农业示范区可获得奖励 X 万元，而这些钱对刚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很重要，需要大量资金来建设完善合作社；而对于那些发展比较成熟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各方面机制都比较健全，具备获得此类扶持金的资质，但是相对于他们可能出现的资金缺口而言意义不是很大，在一定程度上还造成资金浪费，希望政府能够针对发展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定出更有力的财政扶持政策，“因地制宜”，根据合作社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

3）惠农补贴力度不够。黑龙江省2010年政府财政支持“三农”发展共投入249亿元，比2009年增加了54.4亿元，其中围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投入资金93.8亿元，支持组建农机合作社325个，支持17个现在农业示范区建设，但是在惠农财政补贴上比2009年低了0.61亿元，为102.2亿元，致使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范围和力度有所减小。

2.2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供给数量不足

目前黑龙江省农业依靠的金融机构主要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合社，其中农村信用联合社为主体。虽然农村信用联合社信贷支农资金逐年增加，但是其还是本着“抓小额、控大额”的原则，这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发展阶段急需资金建设存在着很大矛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力度远远达不到实际需求。

2）农村金融机构风险分散与转移机制缺乏

我省农业保险的经营现状为“三低三高”，即低保额、低收费、低保障和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致使许多商业保险公司均不敢轻易进入农业保险领域。由于农业产业的特殊性，涉农贷款风险相对较大、成本较高，而其风险补偿机制又十分匮乏，贷款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严重影响涉农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

3.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财政金融支持的相关政策建议

3.1明确财政扶持细则，加强财政资金扶持的有效性

政府应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制定相应的政策。对于建设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应适当放宽申请扶持金的条件，但是可以明确资金的使用范围，对于稳定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把资金集中起来进行扶持，或者从这些资金中提取部分建立贷款风险补偿金，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向银行的贷款提供一定的担保，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有效的需求和帮助。

3.2加强政府财政扶持的监管力度

对于各种财政扶持政府都应该明确其使用情况，对优惠的财政补贴加以使用限定，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费用的补贴，农资补贴等。同时政府还要加强财政扶持的审核监管力度，彻底消除钻财政政策空子的“皮包公司”，并对这类合作社做出相应的惩罚，以儆效尤，净化农民换页合作社发展呃社会环境。

3.3加大税收优惠方式，制定多种惠农优惠政策

对于农业补贴我省还应该扩大科教服务补贴，以支持农业科技的发展，加强农村基础网络设施补贴和作物保险补贴，以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减税我省应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降低营业税，减少银行贷款的压力，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稳定、健康的发展。

3.4完善金融服务创新制度，加强风险管理

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按照监管要求，积极投放涉农贷款，不断创新支农服务方式，加快产品创新步伐，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将信贷政策产品化，建立监督机制，督促、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出台相关规定，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实现由单一存贷服务向信贷、咨询、保险、理财等综合金融服务转变，以业务组合的形式来分散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同时也满足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实际信贷的需求，有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卫东，政府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以郑州市为例[硕士论文]，2009.

[2]李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发展政策研究[硕士论文]，2009.

[3]韩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支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8

[4]任桂花，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演进及局限[J]，时代金融，2011.06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林业项目；差别补贴制度；差别税率制度

林业不仅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稳定生态平衡，同时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林业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和行业的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与公共财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此论文就林业项目差别财政扶持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

1 林业项目差别财政扶持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公共财政制度的逐步建立，我国政府在生态环境改善与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政府对林业投入方面依然存在很多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中林业投入不足表现最为明显，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林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最大障碍。近年来，林业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快，林业生态建设资金的需求进一步加大，这样使得林业建设任务与资金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因此，建立林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投入机制十分必要，这是解决政府林业投入与林业实际需求不足矛盾的最有效的措施。

2 林业项目差别财政扶持制度设计内容分析

具体而言，林业项目差别财政扶持制度设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 建立林业项目的评价机制

对林业项目的客观评价是建立林业补偿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不同的林业项目的性质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林业是多效益行业，对社会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经济效益上，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和生态效益上。无论是生态林还是商品林，都能同时带来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只是表现出来的效益程度不同而已。

2.2 保证财政倾斜的公平公正

目前我国政府出台的大部分优惠扶持政策都是针对国有林区和林场等国有林业经营者，没有覆盖到集体、个体林业经营者。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林业发展环境不利于经营者公平竞争的现象。我国各级财政在林业项目上的支出依据主要是林业经营主体的性质，而不是项目贡献能力，这严重影响到我国林业的平衡发展，也制约着林业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充分发挥。因此林业项目差别财政扶持制度的设计，要注重引导各级政府在实施林业财政政策时，淡化补贴对象的性质，而更多关注林业项目对生态、社会的贡献度，以保证对不同性质的林业经营者的公平对待。

2.3 提供林业财政投入的标准

目前关于林业差别补贴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是理论上的研究，操作层面的东西仍然非常欠缺。我国各级政府林业财政投入始终没有合理的标准。而本制度的设计就要求提供制定财政林业投入的标准，为各级政府在做林业财政投入决策时提供依据。

3 林业项目差别财政扶持模型和制度设计分析

3.1 林业项目差别财政扶持制度设计模型和方法如下。

林业差别补贴制度设计。林业项目效益的具有动态性，财政补贴也必须具备动态性，所以林业差别补贴制度设计宜运用财政滑动补贴模型。财政补贴主要是对林业项目的生态和社会效益进行补偿，该模型借鉴国际贸易理论中滑动关税原理，全面考虑了林业项目生态和社会效益动态性。具体制度设计过程中将补贴划分成两部分，次补和年补相结合。即在预测的基础之上对林业工程和项目进行一次性补贴，也称为初始补贴[1]。同时，各级政府根据辖区内需要补贴的林业项目情况，在考虑补贴资金量的基础上，对各项目依据生态和社会方面目前和未来贡献度，给予的一次性补贴。

3.2 林业差别税率制度设计

林业税是对从事林业生产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种林业收入税，属于农业税的范畴。由于林业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作用，所以林业税收既要将林业纳入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大循环，也要对森林公益价值给予肯定，并进行合理的补偿，这就决定了林业项目差别财政扶持制度设计是，可以实行林业

差别税率制度[2]。

3.3 生态配额制或绿色证书制度设计

配额制是指对有限资源的一种管理和分配，是对供需不等或者各方利益不同的一种平衡方法。而绿色证书制度是对配额证明的一种形象描述。这种制度要求建立在对生态效益客观评价的基础上，由中央政府根据各省级单位的具体生态贡献度发放绿色证书，然后各级政府依次分配，最后分配到林业企业[3]。该绿色证书代表生态配额，可以在碳金融市场上出售给有减排任务的企业，达到生态补偿的目的，这样可以弥补森林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资金不足的弊端。

4 结语

论文在分析林业项目差别财政扶持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制度设计的主要内容分析。最后分析了林业项目差别财政扶持模型和制度设计方法。希望论文的研究为相关企业及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与参考。

参考文献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相互制保险

论文提要：相互制保险作为农业保险的一种模式在我国已试行了四年，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法律法规的缺失是最为严重的一个，其次就是财政补贴力度不足限制了相互制保险在我国的发展。

农业保险是世界各国支持和稳定农业生产的三大政策性措施之一。发展农业保险既是农业生产面临自然风险的客观需要，又是保障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乃至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安定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由此，我国对现有的各种农业保险模式进行实践，其中就包括相互保险，它也是现在各国普遍采取的农业保险模式。

一、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成立

针对我国农业保险日趋萎缩的现状，2004年保监会加大了农业保险的实施力度，尝试多种模式。2005年1月11日，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简称阳光保险）正式挂牌开业。阳光保险是经保监会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它的建立突破了《公司法》和《保险法》，填补了我国相互制公司模式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迈出了新的一步。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是在黑龙江垦区开办14年农业互助保险的基础上，由该区20万农户发起设立的、以投保人作为法人组成成员、以从事相互保险为目的的法人机构。

农业保险，是以生长期、可收获期的农作物和养殖动物作为保险标的，在保险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发生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农业保险的标的物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农业保险承担的危险也非常复杂，多数危险属于巨灾型，农业保险业务存在高风险、高赔付、预期收益有限等特点，经营风险大。另外，农业保险业务分散，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都非常高。农业保险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从整体上不具盈利性，农业保险产品难以商品化，农业保险业务不能够按照商业保险的一般规则进行经营。

相互制保险公司是由所有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合作成立的法人组织，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缴纳保费，获得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保险公司出现赢利时，可以向投保人分配盈余、赠送保险或降低保费。相互制保险公司的出资人就是投保人，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出董事会作为经营决策和执行机构，选举出监事会作为公司运营的监督机构；董事会选聘的经营管理层作为公司的经营机构。相互制保险公司是非营利组织，其经营方式是，由会员事先缴纳基金，并按时缴付保险费，但仅负有限责任；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如有盈余，完全由会员共享，或分别摊还，或拨作公积金；会员兼具投保人与保险人双重身份；公司没有股东，经营目的是为参加该组织的投保人谋取福利，这正符合农业保险的特殊性。

二、阳光保险发展状况

目前，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设有13个分支公司、94个保险社，2，000个保险分社，其中广东分公司于今年2月20日在广州成立。其农业保险种类包括马铃薯种植保险、青贮玉米种植保险、甜菜种植保险、小粒豆种植保险、亚麻种植保险、杂豆种植保险、养猪保险、牛肉保险、农业机械设备损失险等9大类。四年来，阳光保险始终坚持把服务“三农”和落实国家惠农政策作为企业的经营宗旨，共承保粮食作物总面积1.3亿亩；累计支付农业保险赔款17.4亿元，使57.9万受灾农户得到及时赔付，保障了农户的生产和生活稳定，发挥了农业保险惠民、安民、富民的作用。2007年在阳光保险相互制模式的吸引下，黑龙江20.8万农户投保了阳光保险的相关险种，其中黑龙江垦区15万户，地方农村5.8万户。阳光保险2007年承保黑龙江粮食作物2，850万亩，占全省粮食作物面积的20%以上，其中在垦区承保2，576万亩，保费收入3亿元，在地方农村承保275.5万亩，保费收入2，750万元。同时，阳光保险还在齐齐哈尔、安达等地承保奶牛1.8万头，在黑龙江垦区承保能繁母猪17.6万头。

三、阳光保险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阳光保险成立之初，各界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互制保险在我国发展的相应思路。阳光保险在成立后的这四年中不断发展，解决实际经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一）缺乏法律保障。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是一部商业保险法，而农业保险一般是政策性保险，所以，现有的《保险法》并不适合于农业保险。尤其是相互制保险公司更具特殊性，它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保险公司，也不适用《公司法》。我国《保险法》和《公司法》目前对于国有独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有限责任公司都要求具有一定金额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但如何看待相互保险公司在开业时申报的“资本金”，并在统计和会计报表上做出正确反映，法律并不明确。因此，阳光保险在正常经营及信息披露时就遇到许多问题，开业申报的“资本金”到底是算“自有资本”还是“负债”？

如前所述，相互公司开业之前筹集的启动资金的性质不同于股份公司的“资本”或“股本”。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不仅用于支付创立费用、初期的经营费用，更重要的是用于公司履行赔偿责任的担保资金，而相互保险公司的这部分资金却不扮演“担保金”的角色。因此，应当在《保险法》和《公司法》中增加对于相互公司的适用规则，日本的《保险业法》就是如此，即在关于相互公司的规定中增加了《商法》对于相互公司的适用情况。该法将相互保险公司筹集的开业资金称为“基金”，相当于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股份认购申请书”，对相互保险公司称为“基金认购申请书”，相当于股份制保险公司“股份的数额”，对相互保险公司称为“基金的认购额”，等等。

另一方面，对于农业保险中的“巨灾风险保障基金”的性质没有相关法律作出说明。阳光保险在经营中，提取每年保费收入的10％建立“巨灾风险保障基金”，税务部门认为这部分资金作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一部分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然而，就相互保险公司而言，保障基金的建立是作为出现巨大灾情的赔偿的补充，是为了减少灾民的损失，不应对其征收所得税；而且这些基金都是投保人的税后收入形成的，只是用做损失补偿的一种准备，不存在利润因素，因而没有赢利可言，根本就不属于所得税的课征范围。

（二）财政补贴不足。对于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而言，目前得到的财政支持仅局限于部分保费补贴。按照公司设计的建立“三方筹集”保费的新模式，申请国家给予财政补贴的20%的部分一直难以足额到位，2005年共收取农险保费21，984万元，假如国家财政补贴20%，应该为4，396万元，但财政补贴仅到位2，000万元，资金缺口2，396万元。2006年共收取农险保费25，394万元，假如国家补贴20%，应该为5，042万元，但财政补贴仅到位2，400万元，资金缺口2，642万元。两年共缺口资金5，038万元。由于国家财政补贴额度不足10%，目前其余部分由农垦企业集团利润留成部分予以补充。但农垦地区的非凡性在于，农垦企业集团的利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农户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换句话说，农垦系统内部的补贴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保费分摊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补贴，实际上农民仍然是最终的承担主体。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对于保费补贴的比例非常低。由于财政补贴不到位，给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造成较大幅度的亏损，农业保险难以实现精算平衡。阳光公司2005～2006年综合赔付率为87.47%，综合费用率25.74%，综合成本率113.21%，亏损总金额为5，908万元。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节能减排的步伐，2008年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召开全国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工作会议，对财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财政补贴的意义

大力推广高效照明产品是实现我国的“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一项重要措施节能减排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认真落实中央的部署．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推动力度进一步加大 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 ．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转变。2007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3 27％．节能8980万吨标准煤；全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466％和 3 14％，首次实现双下降。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实现五年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相当艰巨。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我国是照明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照明用电高达3 900亿千瓦时，相当于英国一年的用电量。在我国 推广高效照明产品．基础好潜力大，见效快．是一项切实可行的节能减排措施。根据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在十一五 期间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推广高效照明产品1 5亿只，可累计节电290亿千瓦时．少排放二氧化碳2900万吨、二氧化硫 2g万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大力推广高效照明产品是加快实施中国绿色照明工程的重要内容。我国从 1996年开始组织实施中国绿色照明工程，将其列入 ”九五”、“十五 节能重点领域 ，以及 ”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中国绿色照明工程的实施，推动了照明产品标准、认证制度的建立与相关政策描施的实施．加快了高效照明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总体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产品性能和价格更具竞争优势，涌现出一批知名品牌，增强了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为改善照明质量、节约用电、保护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五”期间，中国绿色照明工程实施的重点是 ：推进照明行业结构调整，提升照明产品技术水平，加强市场监管 。完善推广机制，强化宣传教育等五个方面。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推广高效照明产品，是加快实施中国绿色照明工程的重要措施。

大力推广高效照明产品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2006年国际能源署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如果从现在开始在全世界逐步淘汰白炽灯，到2030年全球可节约38％ 的照明用电，减排二氧化碳 1 66亿吨。2007年 2月，澳大利亚政府首先宣布最迟于 201 0年开始在本国禁止使用白炽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禁止使用传统白炽 灯 的国家。 随后 ．一些经 合组织(OECD)国家加入 ”禁用白炽灯”的倡议加拿大、美国部分州府也陆续宣布考虑出台类似法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和全球环境基金 (GEF)等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在全球范围内淘汰白炽灯。作为照明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大国，我们已经在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高效照明产品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面对全球淘汰白炽灯的浪潮．将采取更加积极稳妥的办法，加大推广力度，研究逐步淘汰白炽灯的时间表及配套措施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作出贡献。

大力推广高效照明产品是提高全民节能减排意识的有效途径。照明产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使用高效照明产品既节电、又省钱，看得见、摸得着，效果直观 ．易于被广大群众接受和认可 ，便于宣传和普及。推广高效照明产品，有助于消费者养成自觉选购节能产品的良好 习惯．影响消费者的长期消费行为．对于提高全社会 的节能减排意识，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推广高效照明产品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产品初始投入大、市场不规范、社会认知度低等市场障碍，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实践表明实施政府财政补贴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去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出台了 《高效照明产品推广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是财政补贴推广节能产品的一个机制创新。我们已将首批5000万只高效照明产品推广任务下达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如果组织实施的好 效果显著， 十一五”推广量将会超过1 5亿只为使这项政策落实好 在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工作中应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产品质量。财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推广的最终受益对象是大宗用户和城乡居民．这是～项利国利民的惠民工程，高效照明产品的质量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事关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产品质量的好坏是推广工作成败的关键，要确保推广使用的照明产品质量达到国家能效标准，节能认证条件 政府采购有关技术要求。同时，要进一步推动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完善销售服务网络．做强做大，树立品牌。

二是质量承诺。质量承诺是针对照明产品使用过程中对寿命的特殊要求提出来的，目的是降低消费者购买照明产品的风险扩大市场份额，解决老百姓反映较多的节能灯 ”节电不节钱”的问题。我们要求承担推广任务的企业认真履行质量承诺 ，推广的照明产品质量保证期大宗用户不少于 1年、城乡居民用户不少于 2年。工作中要在解决与质量承诺相关的机制上下功夫 产品出现问题必须以快捷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换．确保质量承诺落实到位。

三是示范推广。财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工作涉及到的终端用户数量多、地区覆盖范围广，而各地工作基础参差不齐，实际推广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先行示范．选择那些白炽灯及其他低效照明产品使用相对集中、组织能力强、基础条件好的大宗用户、社区或行政村进行示范 及时总结 ．完善工作机制．为推广工作积累经验。

四是监督管理。财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推广政策的～个显著特点是注重后期核查和监管确保高效照明产品安装到位后企业才能申领到补贴资金。国家将组织力量对推广情况进行抽查，地方节能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加大检查力度，确保推广任务落实 确保补贴到位。检查结果将作为安排承担下～批推广任务和选择推广企业的重要因素。

具体措施和要求

财政补贴推广高效照明产品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各地区、有关部门和企业要高度重视 积极行动，认真组织周密安排 ．抓紧实施，确保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第一，各地节能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各地发改委或经贸委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本地区承担的推广任务量和具体调查统计情况会 同财政部门在 5月底前制定实施方案 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备案 并据此组织开展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和财政补贴资金的申请工作。实施方案制订过程中。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集中在 1～2个地市或行业先行，同时要与承担任务的推广企业充分沟通 ，确保方案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推广工作开展过程中，各地节能主管部门要主动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 ，按照职责分工，密切合作；要协调妇联等单位参与进社区的推广活动 ：要加大力度搞好宣传和培训 ，努力完成此次下达的推广任务。

第二 中标企业要认真履行协议和承诺。企业是推广的责任主体，这次中标企业基本上是业内知名企业，有着较好的产品信誉和较高的行业声誉。有关企业要积极配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制订实施方案．保证产品及时安装到位 ．做到 “四个一样” 即安装的产品质量与投标产品一样，销售价格与中标协议价格扣除财政补贴后的价格一样，上报的安装数量与实际安装数量一样售后服务与投标承诺一样。鼓励企业在推广过程中 主动回收废旧灯管 并进行有效处理．防止汞污染产生。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企业，除追缴扣回补贴资金 ，还将取消供货资格同时向社会公布。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新农保的筹资机制为“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该文利用2008年全国人口、财政等方面的数据，分别劝个人、集体、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筹资能力做出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有能力墩费，集体可补可不补，中央财政“不差钱”，而筹资最困难的便是地方财政，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地方财政。因此，需要重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合理划分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责任。

2009年9月1日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人了一个崭新时期。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农合、农村低保等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新农保制度在推行中会遇到各种难题，其中第一个便是筹资难的问题。本文试对新农保的筹资机制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新农保的筹资机制

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表明新农保的筹资机制为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其中，政府补贴包括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

1.个人缴费。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国家依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

2.集体补助。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可见，集体补助不是硬性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补助，没有条件的村集体可以不补助。

3.中央财政补贴。中央财政主要负责“补出口”。所谓“补出口”，就是指在新农保养老金待遇给付环节给予财政补贴。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

4.地方财政补贴。地方财政补贴分为“补人口”和“补出口”两部分。(1)“补人口”。所谓“补人口”，就是在农民参保缴费环节给予财政补贴。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具体标准和办法由省(区、市)人民政府确定;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2)“补出口”。对中央确定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55元/人/月)部分，东部地区需要负担50%的补助资金，中西部地区因中央财政全额补助则无须再安排补助资金。另外，国发[2009]32号文件还规定:“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于长期缴费的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国家财政对新农保的补贴情况如表1所示。

二、新农保筹资机制的具体分析

新农保的筹资机制为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那么个人、集体、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筹资能力如何呢?下面我们利用2008年全国人口、财政等方面的数据，分别对个人、集体、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筹资能力做出分析。

1.个人筹资能力分析。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目前个人缴费标准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设档次，由农民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缴费。这里我们对新农保个人缴费数额与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人做一下比较，具体如表2所示。

总体来看，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为4760.6元，最低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100元/年)占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重仅为2.1 %，这一比例远低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比例8%，农民完全可以负担得起;最高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500元/年)占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重为10.5%，这一比例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有点高。

分地区来看，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为上海11440.3元，如果按最低档次100元/年缴费，缴费额占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重仅为0.87%;如果按照最高档次500元/年缴费，缴费额占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重也只有4.37%。可见，发达地区和收人较高的农民不仅完全有能力参加新农保，而且还可以选择较高档次的缴费标准。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人最低的甘肃为2723.8元，如果按最低档次100元/年缴费，缴费额占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重为3.67%;如果按照按最高档次500元/年缴费，缴费额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8.36%。可见，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的农民也有能力参加新农保，不过适宜选择档次较低的缴费标准。

由此可见，最低档次个人缴费标准(100元/年)比较低，除对家境非常不好的农民产生一定压力外，全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可以负担得起。

2.集体筹资能力分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村集体在农民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另外，一些村集体有经营性收人，因此，有条件的村集体应该对农民参保缴费给予支持，既体现了集体的责任，也有利于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但是，由于广大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可以说我国除了少部分城乡结合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外，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实力非常薄弱，集体补助可能很少甚至没有(耿永志，2009)。又由于集体补助不是硬性规定，可补可不补，因此，指望集体来进行补助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集体补助是一句空话。

3.中央财政筹资能力分析。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55元/人明)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这里我们将测算一下，在新农保制度“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全覆盖”的条件下，中央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贴数额。

2008年末我国各地区的农村人口数和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如表3所示。根据文件规定，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基础养老金的年补贴数额=乏东部各地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55×50%×l2，通过计算得出为105.7287亿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基础养老金的年补贴数额=艺中西部各地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55×12，通过计算得出为429.3551亿元;进而可以计算出中央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贴数额为535.0838亿元。

2008年我国中央财政收入为32680.56亿元，这样，中央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贴数额占2008年中央财政收人的比重为1.64%。由于2008年我国中央财政收人占总财政收人(61330.35亿元)的比重达53.3%，而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21.3%。可以说1.64%这一比例非常小，中央财政完全可以负担得起。

4.地方财政筹资能力分析。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另外，在发放环节，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55元/人/月)给予50%的补助，中西部地区不补;参保年龄段为16~59岁，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60岁。这里我们将测算一下，在新农保制度“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全覆盖”的情况下，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最低补贴数额(这里我们不考虑地方政府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适当鼓励”，对农村缴费困难群体的缴费补贴，以及提高和加发部分基础养老金的补贴)。

2008年末我国各地区16~59岁、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如表4所示。根据文件规定，东部某地区地方财政年最低补贴数额=该地区16~59岁农村人口数×30十该地区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55×50%×12;中西部某地区地方财政年最低补贴数额=该地区16~59岁农村人口数×30。据此可以计算出全国各地区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最低补贴数额，具体如表4所示。

通过计算可以看出，全国地方财政年最低补贴数额为245.126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人的比重为0.86%。总体来看，地方财政负担并不是很重，但问题在于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能力的不平衡，贫困地区地方财政支持的压力很大。具体来看，在东部，地方财政年最低补贴数额占地方财政收人的比重最低的为上海0.06%，最高的为河北2.84%，平均水平为0.84%，负担比较重的为河北、海南、山东和福建;在中西部，地方财政年最低补贴数额占地方财政收人的比重最低的为内蒙古0.36%，最高的为1.79%，平均水平为0.88%，负担比较重的有、贵州、甘肃、河南。可见，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采取的政策倾斜，其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中西部地方财政的总体负担还是比东部重;另外，农业人口比较多的东部省份，如河北、海南、山东、福建等财政负担也比较重。因此，如何解决地方财政筹资难的问题将成为制约新农保制度推行的一大瓶颈(朱俊生，2009)。

新农保财政补贴在地方各级财政之间该如何分担呢?省级和市级财政的情况还好一些，在县级财政中，对东部富裕县来讲也没有多大问题，但对我国中西部数百个吃财政饭的贫困县来讲，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越是穷的地方越与民争利，越不肯为老百姓花钱，对于一些贫困县来说，最令人们担心的是，由于县一级财政无力配套财政补贴资金，将挪用农民个人账户中的钱用于当期的财政补贴资金，形成事实上的现收现付制。因此，如何解决地方各级财政的分担问题成为新农保制度推行中的又一大难关(林义，2009)。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有能力缴费，集体可补可不补，中央财政“不差钱”，而筹资最困难的便是地方财政，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地方财政。

三、完善新农保筹资机制的建议

1.加大新农保的宣传力度。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客观上都具备了参加新农保的能力，但由于新农保是自愿参加的，他们能否参加到新农保中来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主观参保意愿。因此，目前要加大新农保的宣传力度，宣传的方式除包括电视、广播、网络、报纸、墙报、传单之外，尤其要发挥村级农保协管员的作用。要加强对村级农保协管员的培训，保证把新农保的试点办法正确无误地传达给农民，要让农民清楚地认识到新农保制度能给自己带来实惠。

2.重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2008年我国中央财政收人占总财政收人的比重高达53.3%，而中央财政支出仅占比21.3%。相应地，省级及省级以下层级政府都存在着收支缺口，地方政府都严重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在贫困地区尤其如此。这样，在新农保制度的构建中，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就难以支付必要的保费配套补贴，从而影响新农保制度的扩展与推进。为了缓解这样的矛盾，保证贫困地区新农保制度的建立，需要重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中央财政按照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对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30元/人/年)予以分担。具体来说，可以对各地区部级贫困县的新农保缴费补贴予以分担，分担的标准为10元/人/年，以后视情况再作调整。

3.合理划分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责任。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不同，地方财政补贴在省、市、县三级财政的分担没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从目前试点情况来看，由于新农保的实施主体(包括方案制定、经办管理、基金管理)是县级政府，县级财政将承担重要的责任。在财政收人高、富裕的县，县级财政要多承担一些责任，省、市、县三级财政可以按1:1:2或1:1:3来分担;在财政收入低、贫困的县，县级财政可以少承担一些责任，省、市、县三级财政可以按1:1:1来分担。省、市、县三级财政的责任划分问题，各地可以先试点探索，然后由各地省级人民政府来制定。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2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速，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党的十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作了重要的阐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对于实现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打破城乡二元制经济格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的出台，标志着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该项制度采用完全基金累计制的个人账户模式，基金筹集方式为“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支持”。老农保曾对保障农民基本养老生活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该项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最后演变为“个人储蓄保障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险进入一个新阶段。地方新农保注重各级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适合自身的制度，但是由于国家对地方新农保没有出台统一的指导意见进行规范，该项制度没有得以推行下去。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全国新农保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新农保以”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为基本原则。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大的亮点在于养老基金由个人、集体和国家共同出资，即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

二、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

1.个人缴费

根据《指导意见》，参保农民的缴费标准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个档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情况和农民收入水平增设缴费档次，既可以向上增设，也可以向下增设。参保农民可以在设定的档次内自主选择，缴费收入全部计入参保农民个人账户，所以农民是多缴多得。

2.集体补助

《指导意见》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3.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分为中央政府补贴和地方政府补贴。中央政府补贴：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财政补贴：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具体标准和办法由省（区、市）人民政府确定。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三、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方式所存在的问题

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27个省、自治区的1914个县（市、区、旗）和4个直辖市部分区县纳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总覆盖面约为60%。国家新农保试点参保人数达到3.26亿人（含已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地区，下同），其中60岁以下参保人数2.37亿人。此外，还有17个省份的339个县（市、区、旗）自行开展了新农保试点。全国共计3.58亿人参加新农保。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宁夏、青海、海南、等8个省份已经实现新农保制度全覆盖①。我国新农保制度对于提高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现阶段我国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还面临着以下问题：

1.中央财政补贴标准划分不合理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政府只是按照传统的经济区域划分方法制定养老金的补贴标准，没有考虑到区域内部也存在着差异，比如说在中国的东部地区也存在着贫困区域，中西部也有富裕的区域。

2.政府财政补贴力度小

根据国家历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从2005年到2010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呈现负增长态势，中央和地方对农村社会养老补贴占各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逐年递减。中央所占比重由2005年、2006年的0.69%、0.58%到2010年为0.25%，地方所占比重由2005年、2006年2.3%、2.03%到2010年1.2%。②然而近年来农村人数在逐渐增多，领取保险的人数在逐渐增多。政府的财政补贴和参保人数的变化呈现出相反的走向。以下是我国2005-2010年中央、地方财政对农村养老保险补贴情况：

3.集体经济补助不到位

《指导意见》对集体经济补助的规定并不是强制性的，从而未对其形成硬约束。大量的农村集体在林改等一系列改革后，集体经济组织本身已无经营实体，村集体几乎没有了收入来源，拿出钱来补贴本村农民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③；同时集体经济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乡镇企业为例，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呈现东部地区繁荣，其他地区落后的特征。新农保的集体补助在一些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得到了一些补助，而在经济落后的地方却得不到补助。

4.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有待加强

一方面，农民传统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造成了农民参保意愿不强④；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虽然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对于以土地收入作为其最根本收入的农民来说，土地带给他们的收入在逐年降低。根据1984-2010年关于农民收入的统计资料，1984-1990年是农民纯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这期间来自农业的贡献份额基本保持在50%左右，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快速上升，由1990年的20%上升到1999年28.5%，2010年41%，而农民来自农业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由1990年50.21%，下降到1999年42%，2010年的29.1%，相比工资性收入落后了10多个百分点。

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筹资问题应对策略

1.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

第六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2.93%，其中65岁人口截止2010年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87%，比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1.91%⑤。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参保人数和领取养老保险人数会显著增长，各级政府必须逐步加大对新农保的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另外，中央财政还要做好对于那些在发达区域内的贫困地区的财政补贴。

2.积极努力壮大集体经济，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集体经济补助标准

国家可颁布一些优惠政策，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必须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总量增长、效益提高、实力增强，逐步形成多元化、特色化的良好发展格局。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各地应根据实际状况，在新出台的相应政策中明确规定集体补助的数额，建立集体补助的硬性约束机制，为新农保提供实质性支持。

3.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参保能力

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养老保险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的收入越高，参保意愿就会增加。比如，建立农村劳动力市场， 拓宽农民就业渠道， 增加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农业保险制度，转移农民的灾害风险， 减轻农民负担等。此外，加大新农保宣传力度，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并且做好事后的反馈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对于实现我国实现新农保全覆盖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数据来源劳动统计年鉴.

②由历年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③陈美.制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32）.

④惠恩才.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与风险控制的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11（54）.

⑤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参考文献：

[1]刘昌平，殷宝明，等，著.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

[2]陈信勇.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2.

[3]石婷婷.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赵超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济学分析[D].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刘仁华.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问题及对策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破坏性创新；新能源汽车；创新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8-0079-08

一、绪 论

1. 技术和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破坏性创新的动力

根据Christensen（2004）的观点，破坏性创新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技术进步的滞后与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性能之间的矛盾，即技术进步的轨迹与消费者所能利用的产品性能的轨迹之间的不一致。同样，破坏性创新作为创新的一种，其发展的动力也离不开技术和需求之间的互动。“破坏”描述的是创新成果对市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必须通过产品性能的改进作为中介，其背后是产品性能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对于消费者而言，对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并非是购买了技术本身，而是购买了技术所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改变。因此，消费者付出的成本与产品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改变之间的关系就是产品的性价比。

2. 支持创新的政策工具

直接研究政策促进破坏性创新的文献目前较为少见，而促进产业创新水平提高的政策支持的有关研究层出不穷。Rothwell和Zegvold（1985）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将创新政策分为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张雅娴、苏竣（2001）采用Rothwell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政府激励软件和微电子产业发展的政策进行了政策工具的适用性分析，并指出由于政策工具的使用不合理，抑制了政策的总体实效。在其基础上，赵筱媛、苏竣（2005）从政策工具的视角，结合科技活动特点和科技政策作用领域等因素，构建了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三维立体框架，其中X维度是其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施丽萍（2011）对这一基本政策工具维度进行了修正（见表1）。

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创新的条件与障碍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概况

回顾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根据政策密度，可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2009年以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以政府主导、科研院所完成研究任务为主要特征，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未能确立。2009年后，产业政策密集出台，产业发展思路日益明确，政策支持力度迅速加大。

1999年全国“清洁汽车行动”以降低汽车排放污染、净化空气为目标，标志着我国从政策层面开始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期间，我国提出新能源汽车“三纵三横”的开发格局：“三纵”指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三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三横”指多能源动力总成控制系统、电机及其控制系统和电池及其管理系统的关键技术。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迅速增大，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地位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和2009年以前相比，这一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支持政策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政策密度大，对产业构成重大影响的规划、补贴、市场培育等政策在短时间内连续出台；二是思路日益清晰，从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三种不同技术路线共同发展到将纯电驱动作为主要战略取向，政策指向更加聚焦；三是演进过程加速，对原有政策调整补充的反应时间缩短。本文根据公开资料对2009年至2014年4月关涉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所有全国性政策文本进行了搜集整理，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见表2）。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展破坏性创新的有利条件

（1）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与技术潜力之间的互动。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2013年，我国汽车产销2 211.68万辆和2 198.41万辆，已连续五年蝉联世界第一。由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一产销数据有较大可能被不断刷新提高。汽车产业的巨大市场背后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巨大潜在需求。另外，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我国汽车制造业已积淀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加上新能源汽车领域近二十年的探索，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具有较大的技术潜力，在动力电池和电机领域技术水平已有较大的发展。这种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与技术潜力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展破坏性创新的最关键有利因素。

（2）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为产业价值链重新整合提供的便利。新能源汽车产业关联产业多、产业链条较为复杂。我国有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具体到新能源汽车领域，上游原材料、关键零部件、整车制造、售后及增值服务企业等产业链环节均有布局，这为产业价值链的重新整合提供了较大可能。产业价值链的重整能为企业价值链的重构带来便利，而这恰是商业模式破坏性创新的重要获得途径。

（3）政府的积极态度及其对产业发展的深刻影响。在我国，政府行为对产业发展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政府的积极态度与产业发展的速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各级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特别是国发[2010]32号文《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使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创新成果的产生有了更好的政策土壤。

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展破坏性创新的主要障碍

（1）在位企业依然是市场竞争主体，特别是整车制造领域新进者极少。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主要竞争主体依然是传统燃油汽车产业巨头，以传统燃油汽车产业巨头企业投资新能源汽车业务为主要表现，整车制造领域新进者极少，新进者几乎没有市场地位，而这些大企业在开展破坏性创新方面有更多的困难。像特斯拉汽车公司一样“为新能源汽车而生”的知名企业缺失。另外，由于中国市场仍然存在广阔的传统燃油汽车市场空间，因此企业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业务时常常将其置于依附地位，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使企业依然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集中于传统燃油汽车的研发与销售上，制约新能源汽车领域破坏性创新的发展。

（2）技术积累不足的同时，研发投入仍然落后于国外先进企业。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积累仍然不够，但与此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研发投入仍然落后于国外先进企业。以通用汽车为例，在2001～2004年期间通用投入10亿美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该公司2009～2012年新能源汽车研发领域的预算为30亿美元；2009年道氏化学、LG等四家电池生产企业在美国密歇根州投资17亿美元用于新一代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研发。而一汽“十一五”期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投入总计才3亿元人民币；东风汽车“十二五”期间计划投入的研发经费为30亿元人民币；截止到2013年上汽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总投入为40亿元人民币。

三、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的基本政策工具视角分析

采用2009年以来，四年间出台的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全部政策文本20个（见表2），根据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基本政策工具维度（见表1），本研究将20份政策文本的有关具体条款作为分析单元，进行抽取和编码。按照已经界定的类目体系，将分析单元（编码号）归属到对应的类目中。

1. 总体状况

根据对文本的梳理，2009年以来我国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的政策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几条主线。一是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编号A、E、H、I）、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编号Q、R、S、T）为主线，通过支持城市或区域先行先试、获得政策支持，意图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二是以产业技术创新工程（编号O）及建立和支持专门实验室（B、J、P）为代表的政府对技术创新的直接介入。三是以准入门槛、目录管理（C、K）为代表的管制政策。四是针对消费者的直接补贴（F、L）。在这四条主线之上，是总体规划和目标设定（D、G、M、N）。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是一项关涉到科技、财税、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综合性任务，50%的政策文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联合。财政部牵头的政策占总数的50%，国务院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中明确的应当作为部际协调牵头单位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政策数量最少，仅1个（如图1）。这一情况意味着财政政策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有关政策工具的运用中处于强势地位，下文其他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政策类型与政策力度密切相关。层级较高的政策类型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1项，行政法规、条例、部令缺失。50%的政策以通知的形式，内容权威程度不够。新能源汽车安全性是产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而以上政策中仅有的关于加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安全管理工作的一项是以各政策类型中权威程度最低的函的形式。

根据统计，20项政策涉及到40个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6个（占15%），环境型政策工具26个（占65%），需求型政策工具8个（占20%）。三种不同维度的政策工具尽管都有运用，但从数量上看相对失衡。尤其显著的是，环境型政策工具中补贴与金融支持、税收优惠两项便高达12个（占总数的30%），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财政手段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有关政策工具的运用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观点。

2. 供给型政策工具情况

政府通过提供科技创新的相关要素直接推动和引导创新主体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是重要的政策手段。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人力资源培养与吸引的专项政策。《关于进一步做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行期间的监控和评价，但没有涉及有关数据共享机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资金投入上都有着力，已成立两个重要的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并对有关技术创新活动进行了直接的科技资金投入。保障科技活动顺利进行的配套服务通常体现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内，目前没有出台专门政策。供给型政策工具维度下的五种具体政策工具，目前的6个分析单元对应了除公共服务外的四种，这当中67%（共4个）集中在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资金投入上，人力资源培养、科技信息支持及公共服务相对薄弱。

3. 环境型政策工具情况

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对产业界施加影响，间接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的方式，是我国现有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的政策支持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占比达65%。26个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涉及到财政税收的（补贴与金融支持9个、税收优惠3个）12个，几乎占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一半；法规管制9个，目标规划5个，知识产权保护无。环境型政策工具维度内数量失衡。

目标规划政策工具方面，我国已形成总纲（《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产业专门规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产业科技发展专项规划（《电动汽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三位一体的相对完备的体系，对总体目标、市场空间、技术发展都作出了明确规划。

补贴与金融支持，包括贷款、补贴、担保、出口信贷、风险投资等方面。而在现有9个政策工具中，8个是补贴方案，仅有的1个笼统地提出了强化金融支持方面的要求，没有实施细则和具体方案。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也没有出台专门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由此可见，现有政策对补贴与金融支持的运用过于倚重直接财政补贴。

法规管制所涉及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行业准入、标准体系等强制要求；二是对技术路线的统一规定；三是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作出的努力。法规管制政策工具在全部40个政策工具中占比也达到了22.5%，对管制政策的偏好程度也较高。另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策完全空白。

4. 需求型政策工具情况

需求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贸易管制等措施减少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稳定新技术和新产品市场，以保证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顺利进行。我国现有的8个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公共技术采购占5个。既包括政府直接采购，也包括政府协调其他采购主体进行的采购。另外，关于充电设施的归类，由于其建设目的是为了减少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障碍，由政府出资或政府协调资金进行建设，因此被归类到公共技术采购中。

产业技术创新工程明确将企业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创新主体，将科技研发任务外包给非政府组织（主要是企业组织）进行。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支持国内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等，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各个方面均有涉及，但仍以公共技术采购为主要手段。

5. 分析结论

通过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的政策体系，组合运用了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政策工具，但现行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突出表现在各层面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滥或缺失。

（1）政策类型层次不够完整，权威政策类型相对缺乏。从政策文本类型看，除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条例外，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还包括命令（令）、议案、决定、公告、通告、通知、批复、函、会议纪要等类型，这些不同层次的政策类型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不同的政策类型之间存在效力差别，法律处在各政策类型的顶端。我国目前没有新能源汽车领域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条例，《可再生能源法》和《节约能源法》对有关内容有所涉及，但针对性不强。大部分政策类型为国务院部委的通知，部令数量都为零。整体上看，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的政策层次较低，权威政策类型相对缺乏。

（2）环境型政策工具、尤其是财政补贴政策应用占比过大。前文研究已经表明，三种政策工具维度中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数量独占近2/3；在全部14种政策工具中仅财政补贴一种就占比22.5%。一方面体现了国家财政预算角度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提示了非金融财税政策滥用的风险。在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基本政策工具维度理论中，补贴与金融支持政策工具是应当包括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两个方面内容的政策手段，贷款、担保、出口信贷、风险投资的作用不能片面地被直接补贴取代。

（3）部分政策工具的应用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现有政策中，涉及加强公共服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完全空白；关于人力资源培养内容较为笼统；科技信息支持的内容不够完善。加强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培养和科技信息支持三项政策工具是产业创新的基础性政策，没有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和有效的科技信息支持就很难有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知识产权保护直接关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同时也是我国各个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面临的共性压力。这部分政策工具直接针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基础性或焦点问题，但在现有政策体系中却相对缺失。

四、案例分析：特斯拉汽车成功的启示

1. 仅仅技术突破或商业变革都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特斯拉汽车成功的原因

特斯拉汽车的成功是其在技术和商业模式两个层面进行破坏性创新的结果。特斯拉汽车真正解决了其他纯电动汽车产品和传统燃油汽车竞争时在续航里程、百公里加速、操控性等方面的短板；商业模式的破坏性创新则保障了其产品能迅速打开销路，并实现公司财务的健康。仅仅从产品的角度，性能水平能与特斯拉现有车型正面竞争的纯电动车并不是没有，但从市场的角度，像特斯拉这样能严苛地控制成本并准确地找到目标客户的产品暂时还没有出现。

2. 特斯拉汽车十分典型地符合破坏性创新的特征

特斯拉汽车公司产品的切入路径，恰恰是回避传统燃油汽车市场数目庞大的中端利基客户，开拓的是注重身份、环保和高性能的新的客户群体；而特斯拉汽车以操作简便、设计人性化著称，没有在从传统燃油汽车向纯电动汽车转换的过程中添加任何使用上的不便，反而优化了用户体验；企业也将最终对主流市场现有传统燃油汽车的彻底替代作为远景。特斯拉汽车技术层面破坏性创新，是针对目前客户需求不能被满足的部分，是技术与需求互动的结果；而商业模式破坏性创新的形成，也是特斯拉通过顾客价值创新寻找新的利润来源；对企业价值链进行整合或拆分，使成本结构发生变动的结果。

3. 非财税的金融政策支持在特斯拉汽车的成功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非财税的金融支持在特斯拉汽车公司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2009年，美国政府决定向特斯拉汽车公司提供一笔低息贷款，用于担负特斯拉S电动车的工程和研发成本。特斯拉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Musk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获得这笔贷款的时机正是公司深受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财务上陷入艰难的时段，美国能源部的这笔贷款对于特斯拉汽车公司的成功脱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这笔款项已开始被偿还，且计划偿还完毕的时间比原定提早五年。

4.“需求拉动”成为特斯拉汽车诞生的最根本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拉动”的作用比“供给推动”来得更直接、更有效，被普遍认为是影响技术创新方向和速度的重要工具，破坏性创新的动力恰恰是技术和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美国通过补贴和碳交易扩大市场需求，对市场需求进行正向的强烈刺激；另一方面，通过强制政策实现传统燃油汽车被替代，对市场需求进行逆向的强烈刺激。早在2009年，加州空气资源管理局就通过了一项较为激进的计划，要求到2050年，全州销售的所有汽车都必须是零排放汽车；同时，加州政府据此对汽车厂商下达了州内传统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销售的配比任务；另外，加州已经开始对部分行业征收碳排放税，汽车也将在不久后被纳入课税范围，特斯拉汽车公司成为了这一系列举措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加州是全美国环境政策最为严苛的州，油价高企、管制严格，减排目标十分明确，使用传统燃油汽车受到政策的挤压，这极大地刺激了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从而激发了市场的创新活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前文已在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基本政策工具视角下对我国现有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有关政策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分析结论。在这一分析结论的启发下，针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创新的环境，通过与破坏性创新成功典例特斯拉汽车的经验的比较研究，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建立面向破坏性创新的多层次政策支持体系

根据我国新能源汽车领域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缺位的现状，结合美国在以法律为统领的政策体系构建上的经验，应当加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有关专门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用更高层次、更具约束力的专门法律法规统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使其他层次政策的制定有法可依。建立面向破坏性创新的多层次政策支持体系，着眼于为破坏性创新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使政策支持更加规范，减少在位企业形成利益集团干扰政策制定、妨碍新进企业开展破坏性创新的情况发生。同时，专门法律的制订也将增强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促进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从而使破坏性创新的产生有健康的土壤与环境。

2. 调整妨碍破坏性创新的财政补贴政策

前文研究表明，财政补贴在我国现所运用的政策工具中占据过高的比例。财政补贴通过降低新能源汽车产品的购买成本，扩大新能源汽车厂商的市场空间，对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片面强调财政补贴将反而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一是造成不公平竞争，现有新能源汽车厂商（多也是传统燃油汽车厂商）能够通过依据产品发放补贴的政策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挤压了新进入者的生存空间；二是鼓励“投机取巧”，整车销售越多、获得的补贴越多的补贴政策，可能导致新能源汽车厂商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进口零部件组装整车以加速销量增长套取补贴，反而抑制了创新；三是在国际贸易中可能面临更多的争端。现有政策工具中财政补贴政策运用过滥的局面必须尽快改变。

3. 注重非财税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在破坏性创新中的作用

非财税的金融支持政策在特斯拉汽车公司的成长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市场化的手段能有效降低政府在选择财政补贴对象时信息不对称的可能，同时也更有利于引入先进的管理方式、产业链合作伙伴等其他资源增强产业创新能力，也避免了贸易争端的风险。根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非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匮乏的情况，应尽快建立起针对不同创新阶段的金融政策工具箱，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以应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特别是促进融资相对困难、但又是破坏性创新主体的新兴企业的发展。

4. 尽快完成向“需求拉动型”政策思路的转变

“需求拉动”是破坏性创新形成的根本动力，也是美国之所以产生特斯拉的重要经验。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政府采购政策工具的运用，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拉动效应。选择政府采购激励效率最高的环节――产业和产品发展周期的早期阶段进行重点支持，并根据其市场成熟度及时调整支持力度。需求拉动不能仅仅依赖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也应根据实际情况，下决心破除GDP至上和利益集团的桎梏，增加传统燃油汽车的使用成本，倒逼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的扩大，从而刺激破坏性创新的产生。

5. 其他建议

以上四条建议是立足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之上，根据前文推演得出的结论。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创新的政策支持是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本文研究过程中发现、但囿于篇幅未能展开进行深入探讨的内容还包括如下三点。

（1）加强新能源汽车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任何与新能源汽车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关系到创新者的积极性，对于破坏性创新而言尤为重要。通常，破坏性创新的主体是市场的新进入者，和在位企业相比，他们没有雄厚的资金、人力、经验耗费在知识产权争端中，但相关创新成果是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关系到企业破坏性创新的积极性，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反而是纵容和鼓励模仿性创新、维持性创新，对破坏性创新而言具有负面效果。

（2）研究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政策支持方案。我国目前在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政策支持方面力度不够。既往经验表明，在手机、汽车等领域，我国企业均有通过先海外再国内、从低端向上延升从而做大做强的破坏性创新的例子，海外市场对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同时，海外市场的新能源汽车领域很多仍处于空白或低竞争水平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力量的及早介入有助于取得先机。

（3）加强对民众节能环保意识的宣传教育。前文多次论述到需求是破坏性创新的根本动力，而新能源汽车产业需求的扩大，民众节能环保意识是重要影响因素。总体看我国民众节能环保意识较为薄弱，低碳减排在消费者购买行为当中的影响因素占比较低。通过宣传教育政策促进全社会节能环保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有助于刺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需求与技术潜力之间的进一步互动，有利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创新成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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