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范文
时间：2023-03-05 10:59:27
保障房范文第1篇
近日，内蒙古包头市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民馨家园”被曝存有严重质量问题。500多户住宅遭遇“墙脆脆”。这是继去年10月北京“明悦湾”8栋保障房被责令拆除以来，又一起因质量问题而影响波及全国的恶性事件。
这些事件，无疑加重了社会各界对保障房质量的不信任感。
2011年，全国将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预计总体投资接近1.4万亿元；“十二五”期间，全国保障房建设目标将追加至3600万套。据此推算，总投资额接近5万亿元。正如一位专家所言：“如果质量不能保障，将会形成一批数量庞大的垃圾工程，造成非常大的浪费和遗留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考虑到未来几个月保障房大规模集中建设高潮将至，眼下各地方政府都担心成为消极怠工的“坏典型”。有关加强保障房质量管理的约束性文件，近期也呈现密集出台趋势。
质量瑕疵
在长春市最大的保障房社区团山小区内，廉租房住户吕大妈热情地将记者迎进家门。分到这套近50平方米的廉租房，她很高兴。但是才住进两个月，她已找了三次物业公司。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了屋顶渗水的痕迹，以及墙上爆起的涂料层。
团山小区每栋楼的一层风门上，都贴着物业的告示，提醒居民抓紧查检房屋质量问题，及时报修。“过期不候”。
在另一个保障房社区惠民小区，有住户告诉记者：不久前他在墙上钉钉子，“结果一锤子下去，哗哗地掉沙子”。
此前，当地媒体记者马天牧还报道过一起回迁房“屋漏漏”事件：某小区业主安装地热时把楼板刨出个小洞。后来找开发商维修，结果又被刨出个两平方米的大洞。照片上，楼板的水泥松散地脱落入楼下邻居的客厅，纤细的钢筋杂乱勾连，根本未植入周边墙体。
鉴于保障房、回迁房的这些质量瑕疵，长春市近日下发了《关于加强保障性住房和回迁房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对保障房质量控制链条上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环节逐一提出约束性要求。
其中，对于建设和施工单位的要求，切中时弊，要求建设单位要对保障性住房和回迁房的质量全面负责，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和造价，不得明示或暗示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施工单位不得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不得偷工减料，确保施工质量。
此外，对于质量管控的关键环节――监理单位，也提出明确要求：对保障性住房和回迁房建设实施“旁站式监理”。所谓“旁站式监理”，是指监理人员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阶段，对关键工序(比如打混凝土)的施工质量现场全程监督。
长春市住房保障与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陈济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长春市已经建有团山小区、皓月小区等十几个保障房小区，“目前为止尚未发现重大的质量问题（比如结构性问题）”。但在此前的“局长接访日”活动中，保障房和回迁房的质量问题，仍是市民反映的热点。“但都是些可修可补、能够纠正的问题”。
在邻近的哈尔滨市，4月初曾专门召开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工作会议，提出将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作为监管重点，突出治理墙体裂缝、起皮、门窗密封不严等群众反响强烈的“质量通病”问题。要求建设单位严格遵守保修处理时限，接到保修通知后，须在当日核查现场。
严防保障房质量出现问题，已成为哈尔滨市政府的一项“政治任务”。4月18日，在2011年全市棚户区改造工作动员会议上，市委书记盖如垠讲话强调：“保障房、棚改房，质量标准必须抓好。因为这是政府行为，质量必须过关，才能取信于民。”
而在北京市，目前已开始试点“保障房质量第三方检测”机制。有6家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介入北京市保障房的质量检测工作。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此前曾表示，对于不能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的工程，将不予竣工验收。
在上海市，今年开工的市属保障性住房项目中，有超过85%的项目都将加入《上海市住宅建设质量公约》，确保老百姓住上“放心房”。
“民心工程不能变成伤心工程”。 长春市住房保障与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陈济生的一句话令记者印象深刻。在他看来，当前保障房建设全面提速，国家近期内投入巨大财力物力和行政成本，“所有的成本都在加大，保障房质量不允许做不好”。
从源头控制
在“墙脆脆”、“楼倒倒”等一系列质量乱象的背后，保障房的质量控制源头问题，一直是业内关注的焦点。
2010年7月31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出通报：大兴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保障房项目监督检查中发现，明悦湾项目B、C区8栋住宅工程出现混凝土试块强度不符合设计要求的问题，该项目随即被责令停工、停售。
2010年10月，市建委正式发出通知，责令明悦湾8栋问题楼拆除重建。这成为北京首例因质量问题被拆除的保障房项目。
有业内人士认为，北京明月湾拆楼事件给人们的首要启示，是保障房建设不能克扣成本。由于政府要求开发商代建的保障房利润上限为3%，“对于施工方来说，要想在3%的利润上限里求利，只能违规发包；而对于承包者来说，不偷工减料似乎也不可能获利”。如此，一层层盘剥下来，保障房质量失控似乎成为必然。
但是根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的了解，保障房建设成本控制的根源在于――保障房建设中的资金捉襟见肘。
长春市住房保障与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陈济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经过反复测算，长春市目前将保障房建安成本严控在1000元/平方米左右，略低于商品房成本。“目的无非是想用有限的资金，多见几个平方米的保障房，让更多老百姓解困”。
据了解，长春市完成年度保障房建设计划所需资金30亿~40亿元。“对地方财政是天文数字”。因此，房管部门的期望值并不高，仅希望财政部门能给3亿元的贷款贴息，其余资金都将通过市场化方式、银行信贷筹集。
正因为如此，保障房建设资金可谓“数米下炊”。既然成本被定死，保障房的建设质量就只能依靠“严抓管理”、“严看死守”。
但另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成本，空间非常有限。”北京住总集团董事长张贵林曾经对媒体表示，“不主张过分压低成本，这样容易出豆腐渣工程。”张贵林坦陈，住总承建的北京明月湾保障房项目的质量问题，恰恰在于“甲方强制使用低于市场价的施工材料”。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目前保障房质量问题暴露较多的，大都是由开发商代建、配建的保障房项目。而相比之下，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直接承建的保障房，质量往往能够保障。这是否意味着，配建制的保障房建设模式，也是引发保障房质量失控的一个根源？
对此，一些主张配建制的地方官员并不认同。“我们搞保障房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让中低收入人群过于聚集，这可能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比如贫民窟现象。所以保障房建设一定要坚持和商品房混搭、混建的原则。”一位地方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然而，一些被“配建”的开发商却极力反对，认为政府将保障房建设的责任强加给市场，推卸了自身的责任。华远地产前董事长任志强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鉴于上述争论，折中的办法就是加强对“配建保障房”的监理。比如长春市最近就正在研究类似的办法，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开发商配建的保障房须达到质量标准，政府才予以验收。否则，房子烂在开发商自己手里，政府概不负责。而且完不成配建任务，开发商的商品房部分也将受到预售制约。
陈济生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长春市负责保障房主体建设任务的市属国有企业，最近新成立了直属施工单位。在今后的保障房建设中，将尽量多采用自家企业直属的施工单位，而非联营、挂靠企业。
保障房是百年大计
2010年3月29日，拆迁安置居民入住成都一个用于安置拆迁户的住宅小区――“蓉华上林”。令人惊诧的是，它的规划、设计、建设等等品质，都改变了许多人对拆迁用房“能对付就对付”的印象。
2001年，成都东郊工业区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城市拆迁安置房建设便成为成都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2007年9月，这个取名“蓉华上林”的项目开工。无论是政府还是建设者，都没有因是“安置用房”而降低品质的标准，相反，项目在酝酿阶段就明确提出了以“国家康居示范工程”为标准开展建设的追求。2007年10月16日，国家康居示范工程评审会在成都召开，“蓉华上林”项目因其优良规划、设计以及追求低成本与高质量、高舒适度统一等理念，被正式列入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实施项目，成为成都市首例“国家康居示范工程”。
2008年，四川5•12大地震侵袭正在建设中的“蓉华上林”。5月29日，经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专业检测后认定，“蓉华上林”从基础到主体结构均经受住了大地震的考验。
虽是安置房，“蓉华上林”100%小户型设计却实现了全装修交房，建设标准足以满足商品房客户的需求。据当地人介绍，2009年12月，在满足拆迁需要后，政府将其剩余的300套安置房转为商品房公开销售，价格与周围新开发的商品房相当，开盘当日两小时内全部售罄，而全部商品房的销售款则用于后续保障性住宅建设。
2010年12月15日，这个项目还获评“国家省地节能环保型住宅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并获得产业成套技术推广、规划设计、建筑设计三个单项金奖。
保障房范文第2篇
原本，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济适用房投资额逐年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但突然，被称为“国十条”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2010年出台之后，保障房开始“走红”。
前所未有的是，在201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之中，“保障房”被政府提到比“商品房”更靠前的位置。
在S O H 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看来，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保障房被赋予了商品之外的其他属性：“2010年之前，建廉租房花的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到了2011年，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确切数字成为了政治任务。”
让保障的归保障、让市场的归市场，“商品房+保障房”的双轨制已经被广泛认定为未来中国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
然而，仅仅提高保障房的地位是远远不够的。保障房推进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仍然离不开各利益方的博弈。一线房企几乎全部通过各种途径纷纷介入保障房开发,更有市场人士认为，在商品房受到限制的当下，保障房将会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最大的一块蛋糕。传闻之中，保障房的利润也远远不止是3%-5%这么简单。
难道，保障房真的会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救命稻草？
钱从哪里来？
“目前，各方利益还是没有协调好。”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的话意味深长。
实际上，对保障房项目最关心的当然是中央政府。2011年，中央政府提出要完成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2012年，这个目标变成700万套。为配合落实，从住建部、国土部、再到财政部，都出台了相关文件，力保保障房的建设。
很自然，在“保障房项目中，中央和地方争论最激烈的一点，就是谁应该投更多的钱。”中国指数研究院研究副总监何田告诉《英才》记者。因为，根据住建部住房保障司的数字，2011年全国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共完成投资近1.3万亿元。
这1.3万亿中，除了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财政部、住建部下发的文件写明：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公积金增值部分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的10%均将作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资金。此外，已经公布的数据还显示：2011年，中央财政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1526亿元，新增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1751亿元，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发放贷款265.88亿元，三者合计为3542.88亿元。也就是说，剩下的一万亿资金需要地方政府自行解决。
普遍的观点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银行不可能给保障房提供太多的帮助，因为2011年信贷投放本身就很少。但何田认为，即便如此，国家对保障房项目仍将给予最大力度的支持，“按照央行公布的数据，新增开发贷下降了50%。那么这50%都是些什么？另有数据表明，保障房贷款占整个开发贷的50%。这就意味着，现存的开发贷几乎都贷给了保障房。所以，银行是有倾向性的。再看信托。2011年下半年，政府叫停了很多信托，却没有叫停涉及保障房的信托。”
“公租房基金在欧美是比较成熟的方案。现在，通过信托等方式融资，中国企业成本很高；而同时，CPI 2011年上涨5%左右，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让老百姓有8%的回报，大家一定是愿意投的。让老百姓把炒房的钱用到公租房建设的概念很正确，但其中，银行的既得利益太多。这样的基金会妨碍银行赚钱。”朱中一认为，名正言顺的公租房基金其实比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要有效率得多。
无论如何，2012年的保障房资金压力要远远大于2011年，而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明确之前，就将保障房视为房地产行业的救命稻草，似乎为时过早。
房企的算盘
“说万科做保障房利润很高，完全是个误解。”万科集团副总裁毛大庆对《英才》记者表示。但众多事实证明，一线房企纷纷介入保障房，看中的仍是利益。
首先是众多保障房占比过高的地块流拍。这一现象揭示了房企的简单心思――无利可图。于是，为了让房企投身其中，政府想了很多办法。2011年，政府机构相关文件中有这样的表述：“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抓住各地在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投资补助、财政贴息、融资、税费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的机会，将保障性住房与商业性房地产开发有机结合起来。”
在整个中国，任何商品房项目开工均要求“四证齐全”。仅仅是为了四证，至少就需要4个月时间，到银行申请开发贷款的审核至少也要2个月。可如今，在某些省市，为了加快保障房的开工，甚至允许保障房项目先开工建设，再补办相关手续。
“保障房成了房地产企业在商品房销售减速的情况下，保障现金流的项目。也许，它不是盈利项目，但至少是规模项目、现金流项目。”毛大庆指出。
在房地产商眼中，保障房尚有公租房、限价房之分。而实际上，限价房全程由政府主导，在土地出让时就已被政府限定好地价、房价、建设标准和销售对象，开发商只是做“代建”。由于限价房可以直接上市交易，故而受到房企青睐。
“2011年的1000万套保障房中，400万套是棚户区改造，400万套是公租房，200万套是可以买卖的限价房，比例很小。未来，整个保障性安居工程中，限价房的比例仍将继续下降，公租房才是政府认定的主流。”在何田看来，限价房最终有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届时，房企的心态将再次发生改变。
而公租房是保障性安居工程中推动难度最大的。毕竟，公租房建设需要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建成后需要长期管理。目前成形的模式是企业建好、政府回购、由政府负责管理。“公租房肯定是最不好做的，要跟政府结账，后面还有一大堆事儿。”首创置业总经理刘晓光告诉《英才》记者。
“大企业应该去做保障房。但是，让企业履行责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这是不对的。解决社会保障的主体还是政府，推动力也是。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设计一个好的制度，让企业有兴趣参与。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的制度设计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毛大庆说。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始终没有做保障房。”刘晓光说：“即便是有利可图的限价房，其销售过程中仍可能出现问题。比如政府不让卖，要审查资格。等政府审查完了，时间都过去好久了。”
然而，从数据上看，专做保障房的企业利润率相当高。上海城投控股、北京金隅股份、贵州中天城投等企业，2011年的财报都十分亮丽。“保障房不是谁都能做的。很多项目都在区政府手里，竞争要通过固定的渠道和关系。更多企业是为了有活干才接下保障房项目。特别是一般城投企业，又搞开发又搞施工，能够拿到施工利润。”刘晓光点出个中关键。
实际上，即便面对保障房，真正有诱惑力的还是土地。如果说，很多企业最初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是政府的宣传需要，那么现在，通过保障房项目，房地产企业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经营性用地。包括绿城中国、五矿置业等房企都做过类似的项目。
时至如今，保障房越来越成了不得不做的事。在潘石屹看来，保障房甚至成了2012年压在房地产业头顶上的大山，“如果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全部建起来，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不复存在。”
保障房范文第3篇
政府的规划固然是美好的，全社会关于保障房作用的共识也已达成，但具体到操作层面，前景仍不乐观。据估算，兴建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大约需要5万亿元人民币。务实的有识之士开始担心，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保障房建设来自中央的资金扶持将超过1000亿元。但是，省级配套投入、住房公积金贷款、银行贷款以及社会资金份额尚未有权威。
来自住建部的指示坚决，加之各地签署的责任状的约束，使得背负大量保障房建设的地方当局深感压力。
援引官方的数据举例：广东分配到的保障性住房任务是31万套，其中廉租房4.79万套、经适房3.08万套、公租房9.28万套、限价房11.5万套，棚户区改造2.35万套。该省住房建设厅的一位官员认为，即便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要完成这31万套任务，来自于资金筹措和土地方面的困难仍然很大。
渠道
面对这一困境，各路专家各显神通，从理论上提出了保障性住房融资的各种途径。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提出应建立保障房市场融资制度。他认为，保障房通过收取房租，可以形成地方政府的良性资产，因此资本市场也会感兴趣。保险资金对保障房建设的热情为这一论点做出了有力的例证。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的观点与李稻葵不谋而合，并建议，利用保险资金支持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发挥保险资金改善民主的作用。
自从突破政策阻碍后一直投资无路的保险资金，此时找到了增值要道。3月9日，中国太平洋保险提出筹集40亿元投资到上海地产集团的保障房项目上。据悉，中国太保与承担多个保障房建设项目的上海地产集团达成协议，牵头以10年期债权投资计划方式融资40亿元，用于上海部分公租房建设，即用于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市区约5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一位保险公司高级投资经理说：“尽管一些顶级写字楼和购物广场的回报率都比投资保障房高，但是我们还是对保障房比较感兴趣。”他的观点和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类似：“规模大，风险小，比如公租房，建完之后政府回收。保险资金每年都会刚性增长，我们要为多出来的钱寻找投资渠道，投资保障房但也不会忽略其他的投资渠道。”
最近，中国人寿对外透露，已与北京、重庆等地签订了投资保障房的合作意向。中国人寿董事长杨超置评说，因为保障房投资回报率现在还不确定，相关管理规定也还未出台，国寿将进行综合考虑。保险资金投入保障房建设的渠道并不单一，包括债权、股权投资、PE介入等。
杨超指出，目前一些领域和项目对保险资金有着迫切需求。比如，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的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正呈现蓬勃发展局面。如何吸纳社会资金参与、为保障房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是保障房制度长期有效运转的关键。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周期长、资金来源稳定等特点，非常适合参与保障房投资和建设。
此前一直备受争议的“房产税”，也成为了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的关注焦点。不少专家建议，应将房产税纳入其中。
参照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率简单估算，在全国范围内商品住宅征收房产税的收入将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左右，虽然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是长期看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专家认为 ，这部分房产税收入可以为地方财政提供部分保障性住房所需的资金，不需要过多地动用其他资源所需的财政资金。同时，征收房产税可以缓解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但能够弥补降低土地出让成本而减少的土地财政收入，而且地方政府也可以真正执行对房价目标的控制。因此，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是解决地方政府用于保障房建设资金来源的主要措施。
还有专家建议，内地可借鉴香港的经验，试点引入保障房信托投资基金(REITs)的“领汇模式”。海通证券相关负责人袁国良建议，在目前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设计符合实际情况的保障房信托基金模式，盘活政府所持有的“闲置资产”，将沉淀资产价值显性化。
四下看来，保障房建设所需资金的来源似乎有多条渠道。一些地市级官员在私下讨论时也曾经表示过类似观点，即“做好公共关系，资金到位的困难就有可能解决”。
“通过现有的资金渠道和一些新的政策支持，完成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任务，是完全可能的。”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说。
突围
原本房地产开发的资金主力――商业银行，如今在保障房如此浩大的工程面前因“盈利有限”而态度暧昧。
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认为，按照商业原则办理，平台贷款的打包贷款模式难以走通。在安居房问题上，银行有社会责任，可以薄利，可以让利，但银行考虑的是楼盘能否销售出去，资金能否回笼，要算账，要风险可控。他表示，可让出部分利益但坚持商业化运作。
正当政府踌躇时，一些房地产企业开始试探性进入这个原本不愿触及的领域。此前，中天城投与贵州省政府签订“十二五”规划保障房建设框架协议。未来5年，中天城投将在贵州省内完成保障房建设投资约200亿元。
这是今年以来，第一家与政府签订保障房建设框架协议的上市房企。有预测说，中天城投的200亿元投资或可带来16亿元净利润。
截至3月25日，目前已公布年报的49家房地产企业中，超过70%已经或将要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万科预计2011年保障房开工目标超过200万平方米，今年万科在上海的首次拿地，耗资11.19亿元，其项目类别就是保障房项目。
招商、金地、保利、远洋、绿城、首创等一线房企均将保障房开发纳为2011年战略规划的重点，并积极在全国各地寻求保障房开发项目。非上市公司绿地集团也透露，2011年保障房建设将占绿地开发总量的30%，累计投资将达500亿元。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目前保障房市场规模大，风险低，优惠多，在市场低迷时房企愿意参加此类项目建设。不过，也有一些市场声音认为，企业参加保障性住房建设除了保护基本利润之外，意在建设良好的“政府公关”。万科总裁郁亮就曾表示，“我们向地方政府说，建保障房只要给我1块钱利润就够了。为什么给1块钱利润？这样就可以对股东说，我们做这个项目没有亏钱。”
此前就有市场人士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参加保障房建设除了能维持一定利润，还能“拉近”和政府的关系。而和政府关系融洽将直接有利于在当地的发展。
企业虽然抱有热情，但政府却尚未制定细则“以对要害”。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胡建文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政府的态度是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目前并没有这一操作的细节和办法，但其做法“符合政策导向”。
担忧也不是没有：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林在公开场合表示，社会资本参与保障房建设，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回报率，公租房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可能只有3%～4%，未必能达到资本回报的要求，“如果达不到，就只是赔本赚吆喝，那就不可持续。”“另一个可能遭遇的问题是权证。公租房没有权证，如果由保险资金或其他基金来购买，最后这些房子什么权证都没有，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是什么？递延资产还是无形资产？无法确定。”张家林说，“公租房能否有一个权证？要让资本投资得有点凭证。”“另外还有退出机制。以前VC（风险投资）不愿意投创新型企业，因为没有‘出口’。有了中小板之后，VC就愿意追着好企业去投资。现在，保险资金、社保基金投了保障性住房之后如何退出，将来谁来接盘，也是个问题。”
张家林表示，目前这几个“门槛”都是空白领域，不能简单停留在口号上，“最终还是需要有高层次的机制设计来统筹考虑。”
实践
在各方热烈讨论保障性住房融资的各种方案时，不少务实的城市已经将此付诸实践。
舍弃“土地财政”，划拨方式供地是重庆公租房建设过程中的一大特色。自2002年开始，重庆市成立了土地整治储备中心。2003年又在其基础上成立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近年来，重庆通过工业结构调整、老厂搬迁、院校置换、旧城拆迁、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等方法，已经储备了10多万亩土地。这些土地以主城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包括主城区、城市重点拓展区、后中心区等，涵盖了各等级地段。
记者了解到，由于公租房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减免土地出让金，客观上使得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大大减少，却降低了公租房的投资成本。据了解，为推进公租房建设，重庆市政府仅在主城区就从储备土地中以划拨方式拿出3万亩作为公租房建设用地。
以建设1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为例，约需成本500亿元。由于公租房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加上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免征城市建设配套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可减少一半资金投入，实际投资在250亿元左右。
上海率先试点险资投资保障房：“参与保障房建设”是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保险业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共同的关注点。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公开场合表示，保监会正在研究保险企业投资保障房的准入机制，上海将成为保险资金投资保障房建设的试点城市。
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则表示，今年昆明将建设11.4万套保障房，市政府将鼓励一些老国企参与公租房、廉租房的建设，这些国企既可以出土地，也可以出资金。张祖林表示，昆明保障房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来自财政；另外，有的国企有“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的用地，市政府可以依照法律法规，改变这些土地的性质，政府出资，同企业一起用这些地来为相应企业的中低收入职工解决住房；其他保障房则是敞开供全市申请的，建设资金全额由政府出，“今后哪怕贷款也要把它做下来。”
河南省洛阳市市长郭洪昌表示，洛阳今年需开工建设的保障房超过100万平方米，涵盖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等，需投入近40亿元。除直接由财政出资外，郭洪昌透露，洛阳市已获住建部批准，将在该市试点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来支持保障房建设。“（洛阳）12亿元的公积金平时老在那里趴着，试点后将得以支持洛阳的保障房建设。”郭洪昌说，洛阳市还正向国家争取补贴政策试点，以尽可能减少资金缺口。
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潘永和表示，公共财政本质就是民生财政，江苏将通过调整支出结构，进一步向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住房等民生事业倾斜。“今年江苏的省级财政拿了4个亿出来，以奖代补，促进保障房建设任务的完成。”据悉，保障房建设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省里主要负责任务和目标的分解，各地方政府承担住房保障工作的主体责任，住房保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将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强制性指标。
民间资本也在此嗅到了商机：由全国工商联主导设立的全国第一个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基金--建银精瑞公租房建设投资基金，现已上报国家发改委，正待审批。公租房基金诞生是贯彻落实国务院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的举措之一。“新36条”第十三条规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策性住房建设。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政策性住房，参与棚户区改造，享受相应的政策性住房建设政策。”据了解，基金筹备得到众多房地产开发商积极响应，华远地产、路劲地产、复地集团华润置地等中国知名地产企业都是基金发起人。
建银精瑞资本集团董事长李晓东说：“从开发商角度考虑，他们面临不少社会压力，也想建保障房，但有心无力，赚多少钱不是关键，关键是压不起那么多资金，如果让他们少出钱或者不出钱，多出力，他们自然有积极性。”
“政府要做的，不仅是投入资金，更重要的是给市场一个杠杆，以政策撬动民间资本的积极参与。”贝塔策略工作室合伙人杜丽虹解析，现在并非缺乏公租房的投资资金，而是缺好的运作机制。如果能适当地启动政策性金融杠杆，通过税收优惠、税收返还、利息补贴、增信担保等方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保障房建设，将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
颇具玩味的是，与官员、专家、学者不同的是，老百姓对于保障性住房的担忧是政府能否公开、公平、公正地出售、分配保障性住房。“如何确保1000万套保障房‘蛋糕’分配公平公正，杜绝‘开后门’现象，关键是制度设计要先堵住‘后门’。”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认为，在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过程中，必然警惕集资建房死灰复燃、开豪车买保障房等问题，国家应尽早作出顶层设计“防患于未然”。
声 音
潘石屹（SOHO中国董事长）：
政府能否吸引开发商或其他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房建设，关键取决于保障房开发有没有退出机制，比如多年以后允许销售租赁型保障房。另外，政府也应采取贴息等办法，使房企开发保障房能满足最低回报的要求。经济适用房等出售型保障房的投资有出口，但大量的廉租房、公租房没有退出渠道，如果政府能允许开发商在多年以后出售这些物业，那么，开发商可能会积极参与。
毛大庆（万科集团副总裁）：
目前保障性住房多由政府委托开发商代建，建设资金来源单一，建议多方面扩大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目前社保基金有8000多亿元，但只允许进入股市、国资委下辖企业重点项目和财政部的支持项目这三个领域。保障性住房建设风险低，可以尝试将社保基金作为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来源之一。
陈劲松（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保障房谁出钱？怎么建？（一）配套20%～30%商业并全产权进入市场；（二）由开发商竞标，商业指定用途外利益归开发商；（三）经适房采用预售制，公租房亦提前摇号，缓解市场紧张；（四）政府规定住宅户型和标准；（五）鼓励银行为开发商建保障房贷款；（六）政府批地，旧改划定保障房比例。
贾卧龙（中国知名的房地产投资专家）：
中央对公租房的补助拨款已经下发，政府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但是政府仍不能放松警惕，要加强对住房建设项目工作的监督，对入住条件的审查，对公共租赁住房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分账核算，以确保政策落实到实处。
沈锐培（满堂红地产战略研究部高级主任）：
保障房范文第4篇
从2009年到去年年底，全国共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房2100多万套，由此可看出政府的决心。但保障房的争议更大，分配乱象层出不穷。有经济学家担忧，“”建保障房的背后，可能有一半以上沦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福利房。
从制度设计来看，保障房是在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它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在大部分中产阶层还住不上房的情况下，打着幌子解决穷人安居问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推行保障房三年来，中国的房价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大幅上涨。今天，真正迫切需要住房的家庭没房住，不符合条件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却能享受保障房的光环照耀。人们不禁要问：保障房究竟保障了谁？
@董藩（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情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用了一年时间参与住房保障调研，他发现在“”建设保障房的背景下，至少有一半是福利分房。在一个缺乏监督的体制下，什么都搞不好，这又是一个明证。
@翁思再（百家讲坛主讲人）：现在保障房下面停的都是宝马、奔驰，穷人根本申请不到保障房，能申请到的都是官员及其亲属，然后再以商品房的形式销售出去。归根结底，保障房是给官员腐败用的，而不是真正为了保障穷人。因此我说：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总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唐其民（《财讯》执行主编）：在厦门的保障房分配方案中，公务人员、厦大教师占比超过半数。厦门的保障房分配方案不仅不合规定，而且涉嫌违法，是一种“群体性腐败”，也就是常说的“福利性腐败”。在“法不责众”的观念下，大肆践踏法律法规，让本已显著的贫富差距再次拉大。而这种群体利，已经构成了中国最大的腐败。
@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保障房中有一半是福利房并不意外！真正的保障房政策，首先应该明确分配规则，明确适用对象、申请办法、违规处理机制。适用对象界定清楚了，根据这部分人的需求、规模、收入水平，保障房要建成什么样、建多少、品质如何、政府补贴多少，自然也就清晰明了。
@宋延庆（兰德咨询总裁）：西直门、白石桥、紫竹院、三里河、林荟路、五颗松……搭保障房便车，行福利房之实。我想，如果谁能、谁敢绘制出“部委福利房全景图”，或将撼动保障房政策，甚至会轰动联合国！
@王伟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保障房如果能稳定房价的话，香港和新加坡拥有50%和80%的公屋比例，他们的的房价就不该如此之高了。这是两个市场、两个社会群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年调控房价没效果，因为思路完全是错误的。
@任志强（华远地产董事长）：都说猪肉是推高CPI的罪魁祸首，其实猪是通胀的受害者；都说房价拉高了地价，其实房价是地价和税费的受害者；都说居住差别要靠保障房来解决，其实保障房的不公平分配，在进一步扩大贫富差别。何为因，何为果？只重治表必病根不除，祸患无穷。
@徐景升（《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如果是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就应该加大土地和商品房供给，同时可收紧银行贷款，限购绝对是拍脑袋的决定！保障房和经适房基本上都滋生了腐败，没有成熟的监督机制，注定错误。其实，政府应该花大力气去建公租房，不要设太高门槛，不要排外，自然就和谐了。
@韩志国（经济学家、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中国的所有矛盾都日益向政治体制汇集：权力不真正为民所授，官员就无视民众权利；制衡不从形式转向实质，腐败与低效就像瘟疫蔓延；信用建设不从公权力做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就会沉沦下去。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通行证，不改革与拖延风险都远大于改革风险。
保障房范文第5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就在9月29日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下称“新国五条”)启动之前,国务院和中央部委密集出台加强保障房建设的政策措施,以对冲“新国五条”可能带来的住宅投资增速和GDP增速下滑的局面。
与此前只闻楼梯响,难见人下来有所不同,这一次保障房放量的政策推力和个别城市的率先突进,开始变得清晰而真实。
政策声声急
9月28日晚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对公租房建设和运营中包括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在内的多项税收予以免征优惠,执行期限暂定三年。
之前两天,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曾向保障房倾斜的政策,这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地方将保障房、公租房年度建设任务落实到地块。
同时,在确保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用地供应总量70%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实际,选择地块,探索以划拨和出让方式加大公租房供地建房、逐步与廉租房并轨、简化并实施租赁住房分类保障的途径。
《通知》指出,在房价高的地区,应增加中小套型限价住房建设供地数量。要在盘活利用存量土地的同时,对依法收回的闲置土地和具备“净地”供应的储备土地以及农用地转用土地计划指标,应优先确保以保障性住房为主的上述各类住房用地的供应。没有完成上述住房供地计划的地方,不得向大户型高档住房建设供地。
8月以来,全国商品房市场出现量价齐升的格局,直接引发了“新国五条”的出台。而恰自8月始,保障房督察力度亦骤然加强。
国务院副总理在8月13日到9月17日的一个月内,两度就保障房问题召开会议,两度亲临保障房工地视察。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亦在9月20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9月底前必须实现保障房安居保障工程全部开工,年末建成或基本建成的要达到60%以上。
今年年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经下达全年建设580万套保障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300万套,改造各类棚户区住房280万套),和改造农村危房120万户的目标,计划完成投资近8000亿元。
今年6月,中信证券研究团队刚刚做完一份关于保障房投资的分析报告。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称,考虑到地方政府对建设保障房的积极性普遍不高,有所折扣的保障房投资有望弥补住宅投资增速下滑缺口的一半。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则表示,如果计划不折不扣地完成,就可以完全弥补缺口。
两手都要硬
在这一背景下,保障房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称:中央现在是一方面尽量稳定房价,另一方面大力推进住房保障。前者并不容易达到目标,所以只能先把重点放在后者了。
首创置业有限公司(2868.HK)董事局主席刘晓光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保障房建设在短期内对平抑商品房价格并无作用,但更多处在夹心层的人要实现“住有所居”,保障房不可或缺,“起码也可以(让他们)减少对社会的怨气”。
9月17日,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强调,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民生工程,是各级政府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
他强调,必须进一步提高对这项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加大工作力度,加强政策支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保质保量地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此前一个月,已经在保障房安居工程成绩斐然的江苏常州主持召开了华北、华东片区11省份工作座谈会。此外,他还分别视察了北京、常州的两处保障房工地,不断发表对保障安居工程的看法,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保障房制度的确立由来未久。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下称24号文)出台,标志着保障房制度的建立。
24号文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所占地方住房供应比例,以及房屋的套型与上市等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那之前,即使在中央部委,也还没有保障房的概念。”国土资源部一位官员称。
在那之后,无论是2008年的“9000亿安居工程投资计划”,还是2009年的《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和棚户区改造规划,以及2010年的《关于做好住房保障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均是“一年上一个台阶”。
今年出炉的《通知》要求力争到2010年年末,基本解决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2013年-2015年,各地要结合实际,适当提高保障标准,力争到规划期末,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3平方米以下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得到保障。
一些保障房建设进展缓慢的城市,在新的规划用地上,开始倾向保障房,比如天津,今年保障房建设需用地389公顷,截至7月底已供应353公顷,占比超过九成,位列全国第一。
高层关于加快保障房建设的要求日益高昂激越,各地为政者积极响应,一时雷声与雨点俱呈急促之势,但那些曾经困扰保障房建设多年的银根和地根难题,以及入住者资格甄别问题,并未因上下同声同气就得以骤然纾解。
比如,中央2010年的692亿保障房资金虽已全部到位,但相对于7800亿的总投资额,颇让地方有杯水车薪之感。作为权宜之计,住建部于8月初核准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在内的28个城市试点公积金贷款建保障房,总计动用约493亿元的公积金结余,但地方普遍抱怨财政压力依旧。
重庆:超额“好榜样”
全面操盘重庆公租房建设的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局长张定宇对《财经》记者表示,截至目前,重庆主城区及万州区等远郊区县先后开工公租房1200万平方米,超额完成了原定今年开工1000万平方米的计划。
据悉,首个开工项目“民心佳园”全面进入封顶阶段。同时,重庆今年计划新建的102个廉租房项目也已全面开工建设,共新建廉租住房298万平方米、6.3万套。
张定宇介绍说,已划给承担首批公租房建设任务之一的重庆地产集团的代政府储备土地超过20万亩,“重庆国土房管局既管审批土地又管房屋建设,地与房在一块儿,批地盖公租房在我这里不是问题,需要多少地批多少地。”
此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向《财经》记者证实,今年国家财政安排20亿元用于公租房建设,其中“给了重庆8.8亿元,代表国家把40%以上的钱给了重庆,支持重庆公租房安排力度。”
张定宇进一步透露,由于重庆公租房里有部分符合廉租房条件(如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的公租房),因此又争取到一部分廉租房中央补助资金,“算下来今年中央对重庆保障房建设投入约16亿元。”市级财政投入方面,据重庆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介绍,市政府土地出让收入5亿元目前已全部到账。
据悉,重庆市每年将把土地出让收益的5%投入公租房建设,约合每年15亿元-20亿元,加上中央政府的专项补助,可以形成约200亿元的投入,其余部分则通过融资解决。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公积金贷款,以及社保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行债券等形式。
8月25日,重庆财政局消息称,国家已批准重庆用公积金贷款支持主城区六个公租房项目的建设,共计30亿元的公积金贷款规模,地产和城投集团各获得15亿元的份额。
据重庆地产集团董事长周天云介绍,已签订的50亿元银行贷款,利率下浮了10%。张定宇希望中央加大银行贷款支持力度,“我们提的是银行贷款利率下浮20%。”
他强调,包括社保基金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贷款在内的融资方式都还在与各方协商中,“选择哪种方式关键看对方给予的贷款利率优惠条件。目前来看,公积金贷款利率条件相对好些。”
除了贷款利率优惠支持外,重庆方面还希望政府尽快明确公租房中央资金补贴标准,“目前已经将廉租房补贴标准由每平方米400元上调到500元。”
此外,发行债券也被列入筹资渠道之一。上述重庆市财政局负责人表示,待公租房项目部分完工后,考虑以地产和城投集团为主体发行企业债券。
张定宇还透露,近期各地有关领导纷纷就公租房建设赴重庆“学习取经”。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假,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纪委原书记吴官正专程到重庆考察,对重庆公租房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重庆走出了一条路子。
“我认为公租房只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一个办法,重庆最大的贡献是提出由市场加保障双轨制的住房供应体系,而其中核心要义是30%-40%住房市场需求由各种形式的政府保障足额提供。”张定宇说。
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孙力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后重庆将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而是将其包含在公共租赁住房体系中,实现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三位一体。这正契合了9月26日国土部和住建部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中提到的“公租房逐步与廉租房并轨”的有关规定。
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重庆累计保障住房困难家庭55.7万户,惠及民众约160余万人。
深圳:“雷声”加“雨点”
深圳的保障性住房分为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房。其中,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占了约80%,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房分别约占10%。
进入2010年,深圳的保障性住房骤然提速。2010年1月7日,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对外宣布,深圳市政府决定在2010年将保障性住房建设套数从2.23万套增加到大约5万套,总建筑面积约为450万平方米,以解决深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此后,深圳市前海湾、龙华、蛇口等大型廉租房建设项目相继开工。据深圳市房地产研究所所长王锋对《财经》记者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深圳市已经开工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总数已达11万套左右,力度前所未有。
而在2010年前,深圳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
虽然《深圳市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提出深圳“十一五”期间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14万套,建筑面积约770万平方米,但直到2009年年底,在该《规划》安排建设的71个项目中,已竣工项目只有10个,总建筑面积只有60多万平方米。在剩下的项目中,也只有60%的项目签订了土地使用合同,尚有40%的项目用地存在问题。
对此,深圳房地产内参总经理尹香武对《财经》记者表示,过去深圳市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建设一直动力不够,压力也不够。
原因一是因为深圳的人口结构,在深圳780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不到200万,非户籍人口占了绝大多数,而以前保障性住房主要针对的对象是户籍人口。
其二,深圳有建筑面积大约1.2亿平方米(近300万套)的农民房,而深圳的商品房建筑面积也只有大约1.02亿平方米,这些数量庞大且租金低廉的农民房长期以来在事实上充当了保障性住房的功能,替政府解决了相当一大部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而王锋对《财经》记者的解释是,保障性住房从土地整理到建设完成周期大概需要三年,而且深圳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也是从2007年才开始动手,政府经验不足,导致在供地、资金安排等诸多方面出现脱节。
王锋还对《财经》记者透露,“十二五”期间,深圳市计划开工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将达到16万套,而且要力争在2012年开工率达到60%左右,到“十二五”期末,要确保开工率达到100%,“到那时,政府已经积累了充足的经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效率也会大幅度提高。”
上海:规划“大手笔”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上海市长韩正曾讲到过这样的概念,上海的保障性住房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动迁安置房。其中,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早有规划,公共租赁房是今年刚刚推出的新型保障性住房,而动迁安置房,则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当地保障性住宅建设的主体地位。
2008年7月公布的《上海市住房建设规划(2008-2012年)》对经适房和廉租房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到2012年年底,新开工面积中,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约2000万平方米,其中竣工近1500万平方米;廉租住房受益家庭共新增不少于10万户,累计廉租受益家庭达到13万户,实物配租比例逐步扩大到20%至30%;累计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30万套。
具体到2010年的目标,据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新闻发言人今年3月所述,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开工面积,将在400万平方米以上;而本年度动迁安置房的建设量,更是将达800万平方米。
不过,在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战军看来,要如期实现这一目标,仍有相当的困难。直到今年9月21日,上海年度首个新一轮选址的经济适用房项目方才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为60万平方米。全市首个公租房社区则于9月28日开工,建成后可提供住房量为4000余套。
李战军介绍,上海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大部分都是以承建开发商为主体向银行贷款建设,“还有一部分是公积金管理增值的钱”。
据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市政协委员张阿根介绍,开发商完成建设后,政府并没有立刻全部回购这些住房,而是“搭桥”让申请者直接向开发商购买。这种模式导致经济适用房建设的风险,几乎全部被转嫁到了开发商头上。
据他回忆,上海的经济适用房自2008年起开工建设,市民的申请审核等却耗时两年之久,直到现在才直正落实买家,而“开发商房子早盖好了”。正是由于有关部门“搭桥”速度缓慢,导致建设资金回笼的周期过长。
至于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目前还只是“隐患”。张阿根称,现在上海开工的保障性住房项目,绝大多数都来自现有的储备土地,早已完成“七通一平”。
位于普陀区的上海首个公租房项目就是个中典型,“上海地产集团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做拆迁了,如果政府不提出建保障房,它可能就做商品房了”。但在未来若要寻找新的保障房建设基地,“都要往外环以外跑了”。
据悉,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到2012年年底前,新开工保障性住房约2000万平方米的目标,到2009年年底实现了605万平方米,也即40%的时间完成了30%的计划。竣工方面,2009年的数据还没有公开,但到2008年年底,“基本建成”的有21.54万平方米,与1500万平方米的目标相去甚远。
保障房范文第6篇
在我国，保障房的建设速度、规模、难度有太多特殊性。为了弥补近10年来保障房供应体系的缺陷，我国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保障房集中建设记录。
一边建设、一边探索住房制度和住房保障体系，这是必须要走的路。在顶层设计尚未完善前，中央各部门从政策和行政支持等多方面，鼓励和推动各地方已经开始的各种创新。
比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施行，在现有的土地供给制度、融资和筹资机制下，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公租房，建立政府支持下的企业融资平台，利用公积金贷款建设保障房，商品房配套、配建公租房等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认为，在保障房建设实践过程中，我国住房制度的顶层设计正从“零敲碎打”走向成熟完善。“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住房供应体系，正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
重启住房制度新双轨制
保障房任务从2010年的580万套，提高至2011年的1000万套，到2012年的700万套以上（约为740万套），“十二五”期间我国共将建设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住房覆盖率达到20%。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公开数据，今年1至9月份，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720万套，开工率为97%，基本建成480万套，完成投资9600亿元。
截至目前，已有20个省市完成保障房的考卷，公布的开工量均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其中四川省在6月底时就已经完成开工任务的92.75%；江西、河南等省早在8月底就已经完成；江苏省、云南省、安徽省等8省早在9月底完成。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曾经一度出现保障房供应不足、商品房过度市场化的制度扭曲。直到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再次将大规模集中建设保障房提上施政议程。
2012年，全国保障房建设任务是700万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年初曾表示，700万套的保障房任务，是综合考虑了资金、土地和续建项目等多项因素后确定的，各地方最迟要在11月底前全部开工。
虽然建设任务比上年减少，但在资金上，财政部在2012年安排的保障房补助资金比2011年明显增加。今年初，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向地方下达了1543亿元的补助资金，其后又追加65亿元用以支持各地的城市棚户区改造。仅此一项，较2011年就超出了78亿元。
同时，国土资源部、银监会、农业局等国家各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落实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各项政策指标。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认为，保障性住房的缺失是导致房价快速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加剧了商品房市场供求紧张局面。“十二五”期间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主要是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认为，当前保障房建设最值得肯定的成绩，是它重新开启了住房供应双轨制的格局。
资金和土地两大难题
在保障房建设中，资金和土地是最难解决的两大桎梏。不过，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积极应对。
近年，国土资源部一直加大土地供应规划，2010年落实保障性住房用地2.51万公顷，2011年落实用地4.36万公顷，2012年计划安排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4.76万公顷。
今年8月初，国土资源部在缩减20个城市的土地供应规划总量时，反而增加了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应量。在当月的保障性住房国际研讨会上，国土部副部长胡存智就表示，4.76万公顷，彼时已落实到位的有2万公顷。
此外，为了加大土地供应，国土部在有颇多争议的情况下，大胆允许保障性住房用地“先上船后补票”。
在各地方，北京市为确保保障房供地任务做出规定，确保住宅供地的50%以上安排用于保障房建设。
财政支持上，中央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从2007年的7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522亿元，仅仅5年的时间，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实现了20多倍的增长。
财政部还要求，各地方发行的地方债券筹集资金，要优先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提高土地出让收益和地方债券收入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比重，继续落实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税费减免政策，探索鼓励企业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试点。
为了多渠道筹措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各地都在发挥公司的融资作用。比如陕西省由省财政和延长石油集团分别出资10亿、30亿元成立的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市场化方式融资，放大资金规模，予以支持资金困难的市县建设。
中房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建议，可通过成立REITs引导社会资金进入保障房领域。通过设计退税优惠的激励措施，调动私人资金进行低收入出租住房的建设，以此达到整体提升出租房的存量。开发商还可以把这项退税优惠出售，进行融资。
另外，保障房的分配和退出机制也亟需建立，质量监督体系也尚待建设。江西省坚持“省每半年、市每季度、县每月”开展拉网式质量检查，黑龙江省严格落实“三审两公示”和网上公开制度。
在这样的监督机制建立之前，难免会出现保障房成变相福利房的情况。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对此要切实防范并严厉查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也曾表示，下一步还要健全纠错机制，处罚违规违纪公职人员，特别严重的还要移送司法机关。
应将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从确保用地供应、增加政府投入、规范利用企业债券融资、加大信贷支持以及落实税费减免政策这五大方面来落实新政，确保顺利推进保障房建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曾表示，要通过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继续深入研究住房保障的政策和机制，逐步完善顶层设计。
今年2月，广东省《住房制度改革创新方案》就在住房保障制度上做出创新。方案中，广东省提出将逐渐淡出经适房和限价房，以租赁为主；并首次明确配建新开发项目中，配建公租房比例为住宅建筑总面积的10%。
“中国的保障房政策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认为，保障房遇到的问题是国家政策没有上升到法律体系，违规成本较低。既要有法律的制度，又要依法治理，才能使保障房发展得更好。
2012年10月6日，四川省成都市，人们在2012年成都市秋季房交会上的住房保障展区参观
保障房范文第7篇
“如何实现‘住有所居’，完善中国住房保障体系，仍是十二五的重要课题。在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上，应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基本保障目标……，不要让我国的保障放建设不要让保障放建设成为侵占社会资源的保护色……”在2010年12月17日的第三届中国地产趋势年会上，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在其《大规模保障房的三个期待与三个担心》的报告中，做出了如上表示。
此前三天，北京市建委透露，北京将在“十二五”期间，建设包括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100万套，占全部住宅套数的60%。北京市市住保办常务副主任邹劲松表示，接下来政府的工作重点将是帮助“夹心层”，即不符合申请保障房，又短期买不起商品房的大学毕业生等群体。
在此之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已经向各地发出《关于报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任务的通知》，并且划定了2010年12月10日的上报截止日期。《通知》中明确提出2011年计划建设保障房1000万套的任务，与2010年580万套的目标相比，增长近倍。
规模空前的保障房建设与供应计划，在指令与任务中逐渐展开。
供应之虞
天量的保障房建设规划，似乎并不能打消对抑制房价和人人“住有所居”目标实现的疑虑。总览近三年来的保障房建设规划，在数字上看堪称完美。2008年，全年计划建设保障房100多万套，2010年580万套，而在最近公布的2011年的保障房规划中，这个数字进一步飙升至1000万套，纸面上的增长速度一日千里。
众所周知，房地产供应大都需要一个不短的周期。单纯以保障房供应计划来预判其连带的积极效应，并无科学根据。显然，1000万套保障房计划的出炉，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舆论对2010年580万套保障房完成情况的追问。
2010年5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与各地政府签订《2010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而根据披露的消息显示，待一系列的相关程序完毕后已近8月底，而“各地项目9月底前必须全部开工”的要求在住建部网站上公布之时，已是9月20日。分析人士称，在濒临冬季之时，面对此种硬性规定，难免会出现推诿和应付的现象。“规定要求的是开工时间，而不是竣工时间。”
近期住建部又传喜讯：截至2010年10月底，年初（2010）承诺的580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全部实现开工”。但对于何时竣工，仍然未见明文披露。
2010年，在轮番的宏观调控之下，商品房价不降反升。在此背景下，保障房的强势推进不仅没有抑制商品房价的上涨，价格反而在商品房的“绑架”下水涨船高。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北京市的限价房的平均价格为7000元左右，和2009年同期相对略好地段的商品房价趋同。
旧题难解
2010年1月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国11条”，一度给房地产的平稳发展带来信心。“国11条”进一步强调了加大力度保障住房有效供给的必要性，并要求政府在“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切实增加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供应”，以在客观上平抑房价的过快上涨。在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的相关措辞中，甚至提到在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可以扩大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范围，由低收入家庭向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逐步扩大。政府调控房价保障民生的努力，无疑是一个进步。
然而，保障房的供应现状仍然差强人意。包括凸显了对保障房质量担忧的“楼脆脆”现象，触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2010年引起广泛争议的杭州别墅保障房的新闻报道和深圳名车扎堆经适房的诸多现象，更让“保障”的含义大打折扣。
诞生了十余年的保障房体系，在走向科学与法制的道路上始终步履维艰。1998年以来，随着保障性住房体系在我国逐步确立，国家不断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建设力度，特别是2007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经济适用房投资额不断增长，年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但是与其他住宅项目投资额相比，政府对其资金投入力度明显不足，自1998年到2009年，经济适用房投资额占住宅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3.0%降至4.4%。
事实上，政府在保障性安居工程上的投入力度相对过去已然很强。数据显示，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81.9亿元，2009年保障性住房支出达到550.56亿元，2010年又计划安排住房保障支出992.58亿元。但是在投资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新开工面积及竣工套数的增长则相对缓慢。自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适用房新开工面积及竣工套数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5%以下，甚至2009年新开工面积出现了负增长。
因为土地财政之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意义，各省市地区均把商品住房用地作为主要的供给对象，而保障性住房用地在计划目标中占比就严重不足，其建设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客观而言，供给严重不足是我国保障性住房最大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是政府大力度地推进保障房建设，但种种现实问题又导致实际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一方面则是加速的城镇化建设催生出了数量庞大的“夹心层”，使所谓天量的保障房供应显得“杯水车薪”。无法实现“住有所居”的民众，显然更易产生对城市的抵触情绪。
从2010年年初开始，互联网上有关“逃离北上广”的帖子迅速走红，“蜗居”、“蚁族”的概念也获得了城市寄居人士的认同。以房价为首生活成本的狂飙突进，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成因。长此以往，势必会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攻玉之石
除了担忧保障房成为权贵阶层变相攫取财富的保护色以外，在第三届地产趋势年会上陈淮也提出了其它的隐忧。在陈淮看来，中国城镇化独具特色的难题，无非是农民工进城、城中村和小产权。迄今为止，这三个难题在中国都没有一个形成体系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对于保障房的担忧一直贯穿其整体进程。从计划供应量到实际供应量，从预期覆盖群体到保障房购住资格监管，都面临着重重难题。保障房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据陈淮介绍，贫民窟、夹心层与过度福利化，正是各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大世界难题。对于城镇化起步较晚的中国，如何建立保障房建设科学体系与模式是缓解社会矛盾和有利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世界范围来看，花园城市新加坡早在1964年就已经开始实施“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兴建了100多万套公共组屋，使得新加坡的84%的人口得以安居，这种全面覆盖式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住房问题解决得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相比于新加坡的全面覆盖，美国则是以立法保障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保障房建设的支撑。作为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而保障性住房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政府为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先后颁布了《住房法》《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房与城市发展法》等法律，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低租金的公共住房和低息购房和建房贷款、租房和住房补贴等方面加以保障。与此同时，发达的金融体系也使得房地产抵押贷款及证券化大行其道，为居民自建住房和购房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之撑。
和中国比较相似的，莫过于法国模式。“任何开发商在开发住宅项目时，必须有20%的面积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并为之提供日常的管理和维护”的相关规定在法律中明确体现，这和中国商品房建设配套保障房建设的做法如出一辙。
与内地一江之隔的香港走的则是租售双轨、立体供给的道路。具体操作上是政府无偿提供土地建造住房，并以低于市价三四成出售，同时对购房者产权予以严格限制，以避免投机现象。
在中国人民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博智行商业地产研究院院长鲁炳全看来，如果将法国模式和香港模式加以结合，或可成为解决中国保障房建设可资借鉴的道路。实际上，法国模式与香港模式的结合已经在北京的相关政策中予以体现。
聚焦保障房的相关立法也备受期待。据媒体报道，在2010年3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有193名人大代表在6个议案中提出相关议案，强调目前市场化商品房制度无法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建议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进程，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和法律制度。
保障房范文第8篇
改革起步之时即已提出的这一举措,时隔十多年,其“保障性”似乎仍差强人意。
瓶颈:资金和土地
为了尽快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朴素愿望,1998年,国务院便将住房改革列为政府五大目标之一,中国的住房市场化改革正式起步,“保障性住房”被提到了国家建设的日程表中。2002年,武汉市开始建立廉租住房制度,并通过租金补贴、配房租赁和租金核减等方式,已使2万户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享受到廉租住房保障。根据《湖北省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的精神,武汉市3年内要新建廉租住房2.25万套,每年新增租金补贴17645户。
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而言,这仅仅是杯水车薪。一些专家估计,能够在住房保障政策中受益的群体恐不足整体的2.5%。华中科技大学房地产专业朱佳林教授也对记者表示,尽管武汉每年都在住房保障方面有所动作的,但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大幅增长住房保障用地。保障性住房库存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住房保障用地不多。
中房指数研究院首席分析师李国政认为,保障性住房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资金,由于保障性住房是政策性质的,很少受市场干预,所以利润不大,一般不超过5%,但是如汉口的一些黄金地带,房价可涨到20000元/平方米,利润可达50%,所以保障性住房很难引起开发商的兴趣,没有高额利润就无法激起他们的动力。
为了让保障性住房制度更多的施惠于民,至少在资金和土地两方面,中央和地方已显示出了决心。
2010年,国家住房用地计划拟供应量约18万公顷,其中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计划供应量占住房用地计划供应总量的77%。计划供应保障性住房用地大幅增长,能够满足保障性住房用地需求。
对此,湖北省政府响应中央政策,不久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工作的意见》,加大廉租住房保障力度。今年计划新增3.8万套廉租房,并新增廉租住房租赁补贴10.9万户。同时,改造城市棚户区550万平米、国有工矿棚户区320万平米,改善14.37万户居民居住条件。
至十七大以来,“居者有其屋”的说法逐渐转化为“住有所居”的理念,这是国家政策观念层面上的一个转折。国家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上总投入为9000亿元,可以看出,中央对保障性住房的管理力度明显加大。
今年初,国开行向湖北省保障性住房提供100亿元融资额度。支持范围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棚户区及城中村改造、公共租赁住房和农民安置房建设等项目。
朱佳林分析,保障性住房用地的比例应该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挂钩,因为我们国家城市居民有62%生活在平均收入以下,这也就是说有62%的城市居民应该成为住房保障的对象。而我国2010年住房保障土地较去年相比增加了一倍多,但仅占住房总用地的13.3%。
武汉市自2005年推行保障性住房摇号购房以来,绝大多数项目的供求比都在1∶10以上;2008年1月开始登记的“香缇美景”保障房项目,供求比更是高达1∶26。可见,保障性住房建设未能达到民众的需求。
李国政介绍,武汉市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超过半数的保障性住房预留给了拆迁户,因此导致保障性住房比例严重失调,其库存量也严重不足。特别是在2006年,旧城区改造工程正在进行,政府只能将保障性住房预留给拆迁户,这是特定环境下作出的选择,否则,就无法保证旧城区改造工程持续进行下去。
湖北中原地产研究部研究员祈晓睿表示,土地问题对于保障性住房的影响依然严重,住房保障用地并不多,大量的土地都是商品房用地,对于武汉市来说,保障性住房首先留给了拆迁户,并且地理位置多为偏远地带,而且配套的基础设施住房环境,物业管理很难跟上,交通也不方便,这留给了些都急需改变。因此,保障性住房制度就显得特别尴尬,整个保障性住房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有专家如是说,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选址、兴建规模及适用人群,本质上是政府究竟将以多少资源用于买不起商品房的弱势群体的问题。
祈晓睿认为,目前政府开始扩大保障房的供应量,因此,政府应完善对于使用保障房人群的界定,同时,引导保障房用户的居住习惯,毕竟人们都希望居住在市中心,同时,要跟进保障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规划。
障碍:土地财政
“国十条”中曾明确指出:“确保完成2010年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的工作任务。”并指示住房城乡建设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2010――2012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以加快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完成。
对于中国大多数人而言,房子依然是件奢侈品,一路飙升的房价让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大多数的老百姓属于中低收入人群,在承受不了“房价之高”之后,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保障性住房上。要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公平是一个重要问题,毕竟,中低收入人群在高额房价面前,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31岁的王频原是武汉市某工厂的工人,由于没钱,所以每天都琢磨着如何一夜暴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把发财的希望“寄托”在了经济适用房上。他从武汉多批经济适用房因房少人多只能采取了摇号的方式中看到了“机会”,伙同国土房产测绘中心的人员,篡改了电脑程序,并大量办理经济适用房资格证,终于从第00811号至00816号的购房资格证明编号同时中了标!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仅为千万亿分之一,在王频还在为自己的小聪明高兴的同时,警方已经开始了对他的关注,不久,“六连号事件”曝光!
时至今日,明显比现有商品房价格低廉的保障房,其供应量仍与老百姓和中央政府的期望值差距多多。于是,有限的保障性住房极其巨大的投资价值便成了投机商们的目标。
武汉理工大家建筑学专业教授龙炳煌认为,经济适用房的准入与退出都存在着管理问题,真正的政策保障人群反而难是以获得应有的住房。“六连号事件”的曝光,便揭开了其中的不公平买卖的“遮羞布”。
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确是有人投机取巧,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社会,特别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因为大背景是在保障性住房,特别是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而产生的不公平销售,那么保障性住房供不应求的内在原因又是什么?
在李国政看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住房改革改了十几年,但均未见显著成效,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由于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税收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于是只得靠土地出让获得资金来维持政府运作和发展各项事业。一旦保障性用房多起来,政府所出让的土地就会减少,所持有的资金就会短缺,这样不利于地方政府开展工作。
正如李国政所言,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土地收益上的分配机制,强化了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发展中的利益驱动,从而导致了多数的地方政府是重市场轻保障的。“土地财政”不止,保障房就还是空中楼阁。人多房少,建房用地及资金亦少,所以,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也就不奇怪了。
资深房地产策划人钱程表示,目前,商品房销售是主流,国家通过土地出让获取资金,开发商大量建造商品房,以致房价猛涨,为了让更多的人居者有其屋,所以政府才推出了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住不起房子,因为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数太大了。因此,土地出让制度才是保障房体系完善的最大障碍。
据了解,全市有近1.3万户低保家庭符合廉租住房条件,有近4万户低收入家庭符合廉租住房条件。其实武汉市每年都制定了保障性住房计划,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搁浅。
钱程认为,不能单纯依靠房地产一个支柱产业增收,现在国家正在进行经济转型,地方政府应该发展工业,旅游业等实体经济,走多元化发展的经济模式,对于房地产行业进行限价,整合,银行方面严格放贷,政府方面也应严格审批土地出让,特别是对于保障性住房,严格执行审核制度,做到让真正需要住房的人拿到保障房。
保障房范文第9篇
影响房价的因素错综复杂，住房体制也一再改进出新的结构，而在2010年6月12日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等7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正式对外，又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保障性住房政策。“保障性住房”这个被冷落多年的名词再次频繁出现。
一、保障性住房政策
保障性住房特指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国家及其地方政府针对本国或本辖区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分类保障住房的办法，所谓分类保障是首先将不同困难程度家庭进行确认分类，然后对为其提供的住房作出相应分类。因为这种住房是建立在政府补贴基础上的，所以要限定建设标准、销售价格和租金价格，当被保障方发生变化与其所享受的保障标准不一致时，则令其退出。中国的保障性住房主要包括：廉租住房、经济租赁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房等。
从1998年开始，我国住房进入了商品化，货币化的新阶段，房地产市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城市化的加速使得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保障问题变得更加突出。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指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突出了经济适用房在住房供应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并且提到了廉租住房的建设。
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并提出建立和完善租住房制度。
而2007年8月7日，国务院了《国务院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将住房保障建设重点由经济适用房转为廉租房，将保障类住房面积限定在50-60平方米，并确定廉租房保障资金来源为地方财政、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地出让净收益，住房保障纳入政府政绩考核。
加上2006年“国六条”中提出的“限套型，限房价”的限价房，以及正在探索中的公共租赁房，基本构成了中国“保障房”的系列品种。
二、保障性住房现状
作为中央政府推进住房保障的重要举措之一，已经走过11年历史的经济适用房，仍然面临着分配管理问题频出、百姓无奈弃购、地方政府缺乏建设积极性“三重尴尬”，并已成为影响民生和关系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
经适房制度实施多年来，屡屡陷入尴尬境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仍是分配管理环节频频出现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各地经济适用房建设规模加大，不少地区纷纷出现苦等经适房多年的老百姓无奈弃购经适房的现象。集中建设的经济适用房位置偏僻、生活配套条件差使得不少购房者忍痛弃购。而且政府对于经济适用房似乎并不热衷，更多选择将土地用于招拍换取巨额土地收益，而不愿意将土地划拨用于经适房建设。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性使得经济适用房建设面临的“体制”。
与廉租房建设享有中央财政补贴、相关部门严格督查相比，经适房建设既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上级有关部门对此也缺乏有力的“硬约束”，不少地方政府特别是财政状况较差的地方在经适房建设上缺乏应有的动力与压力。
同样，作为社会保障住房之一，廉租房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三、保障房制度的不足与实施中的问题
从现象上看,第一，保障房运作不规范、暗箱操作、计划和执行脱轨。第二，保障对象覆盖面过于狭窄，供需矛盾突出，没有兼顾某些特殊群体的住房需求。第三，保障房地理位置偏远。从深层制度上看,住房保障法律体系不完善，有关住房保障的法律至今未出台，仅凭各种管理办法，依靠行政手段保障,同时缺乏一套系统的保障性住房发展规划。另外，还存在着政府责任的缺失，保障性住房政策落实不到位，住房保障管理、运营、监督体系缺失等问题。
四、关于保障房政策的一点建议。
（一）减少经济适用房
作为我国住房市场发展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经济适用房已经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如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平抑房价等等。目前的经济适用房已经沦为商品化的保障房，同时采用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人为制造了土地供应双轨制，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应在住房改革过程中逐步减少。
（二）推广公共租赁房
它是实现“居者有其屋”的途径之一，可以作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补充，用于解决现行保障房体系无法覆盖的“夹心层”。它是政府或投资方产权的公共住房，居住者享有使用权而不享有所有权，投资价值不大，因此可以避免少数人的造价和腐败，防止保障对象错位。当然，公租房面临着与其它保障房一样的问题，资金来源与保障对象的信息真实。
（三） 加快住房立法
保障房范文第10篇
古语有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欧美当下所陷入的债务危机以及由此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动乱，很好地证实了这句古言。经济陷入困境，债务无力偿还，国家已承受不了高福利的重担，然而习惯了享受高福利的欧美民众，却接受不了“由奢入俭”的转变，于是，不满情绪油然而生，抗议之举接连不断。
在欧美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对于欧美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感到羡慕。但如今，看到欧美国家因债务危机而产生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我们看清了这些高福利是多么的不合理。以西班牙的假期为例，西班牙法律规定，凡签订合同的工人必须依法给予30天的带薪假期和一年14次的薪水，一年下来，休假大约四个月（含周六日）。一年不过12个月，而三分之一的时间竟都用以休假，这样的“高福利”真是让人为之惊叹。
总之，欧美债务危机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民生保障可以，但脱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福利要不得。作为近年来最大的民生工程，保障房工作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众多的关注。保障房的作用顾名思义，就是起保障作用，其真正的意义也就是解决基本居住需求的一种保障性民生工程，和高福利是不相挂钩的。但如果在分配、管理、退出等环节出现一些偏差，保障房也很有可能成为一种“高福利”，政府也很有可能就此背上这个难卸的担子。
依据“十二五”规划，2011年到2015年，五年内要完成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保障房基本上与商品房供应量“平起平坐”，大约能解决1亿多人的住房问题。这样大规模的住房实物保障对于资金、土地、人力等多方面都有着较高的要求，成本较大。随着保障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些城市将保障房的保障对象扩大到了中等收入人群，若对这些被保障对象全都提供实物住房，那么政府所要扛下的担子将越来越重。而去年，针对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和低收入者的公租房只占建设总量的30%，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经适房和棚户区改造，则占比达到60%以上。
对于真正有大量保障房需求的低收入人群，保障房的供应迟迟跟不上需求。若保障房最先解决的不是那部分最困难人群的居住问题，同时，对于在市场上有能力或者只需政府稍微提供一点资助便可购买或承租住房的人却提供住房实物保障，那么保障房本来保障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成为政府为大多数人提供的一种福利。保障房以实物分配的方式最应该解决的是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对于他们来说，由于能力有限，需要政府提供实实在在的住房来解决当下的住房困难。而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政府可以通过“补人头”，而非“补砖头”的方式来保障这些人的住房需求，政府通过一定的资金补贴可以让这些人有能力去市场上寻得负担得起的住房，这样既能满足这部分人的住房需求又能减轻政府的负担。
而且，“住进保障房”仅仅是一个开始，保障房小区的居住人群收入水平较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差，管理的时候难度相对较大。为了不让保障房小区演变为人员构成复杂、贫病交加、环境脏乱、治安很差的“贫民窟”，需要一定水平的物业管理来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但是保障房小区的物业管理却困难重重。
保障房居住区的居民是低收入人群，其本身的基本生活、就业等都需要政府扶持，即使物业费的标准已大大降低，对于他们来说，这仍将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物业费的收缴将成为一大问题。而且物业费标准低的同时物业管理标准却不能低，物业管理成本将远大于费用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业公司亏损是必然。政府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经济和政策两大层面）来弥补物业管理的费用缺口，保障房小区管理将成为政府的一大负担，且随着时间的积累，供水、供电、供气、电梯、道路等很多设施都需要维修，有些甚至需要更新换代，管理成本将越来越大，政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长期下去政府也“扛不起”这样的重担，到时如同欧美债务危机一般，“不管你政府有没有能力，我的权益受到损害就是不行”，社会矛盾将会爆发，政府被上的“套”将难以卸下。
可见，在短期内追求保障房建设量的大幅增加，通过保障房对大多数人提供实物住房保障的方式还有待商榷，政府保障民生心切，但也要量力而行，也要用对方法，不可将保障做成了福利，一旦到了力不能及之时便连最基本的保障也管不了。那时，对广大人民来说便是由福转祸了。
随着保障房这块“大蛋糕”越做越大，保障房在具体分配过程中能否保证其公平性也成了一个大问题。福建省上杭县政府网站挂出的2010年申购经济适用房符合条件人员公示名单，近9成是公职人员。去年8月，北京市就公布，由于材料造假，5300户家庭骗取保障房被取消申请资格。有调查显示，北京市第一代交付的14万套经适房中约有13万套通过真假交易转为二手商品房上市交易，剩下的不足一万套中约40%在出租；第二代建成交付的10万套经适房中约有25%在出租；约7万套建成的两限房中约有20%出租，而这些保障房的业主名下通常不止一套房。
而且由于资金紧张，政府鼓励单位自建保障房，但建成的保障房并未面向广大人群，很多单位都将这部分住房低价卖给了员工，“单位自建房”成了“员工福利房”，此类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福利房回潮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福利房的再现是对房改的亵渎。保障房不能落实到应被保障的人群头上，那么其保障自然难以显现，相反，保障大众居住需求的保障房就成了少数人谋得私利的福利房。政府建设保障房的目的不但达不到，而且将会引来更多的民怨，那便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作为民生工程，保障房的质量、设计等要达到一定要求，要建造宜居的保障房小区。但是在保障房标准的制定中，考虑到保障房毕竟是起保障作用，而不是一种福利，因此标准不宜定的过高，因为如果保障房的标准定得太高，将滋生出一批社会的“寄生虫”。拿美欧等国的失业救济来说，本来失业救济是为了保障那些失业人群的基本生活，可是优厚的失业救济条件却使得很多失业的人宁当社会的“寄生虫”，也不愿自己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什么都不用干也能活得还不错，何苦辛苦工作去挣钱，而且挣得未必太多。
同样的，保障房若与市场上的商品房相差无几，被保障对象即使收入提高了，也很有可能不愿意搬出保障房去花钱购买或承租住房。被保障的人占据着保障房不退出，应被保障的人又得不到及时的保障，严重影响社会资源的循环使用。生活过于安逸，他们可能丧失奋斗向上的意愿，甚至助长社会懒惰风气。现在就有一些城市的年轻白领为了挤进“两限房”的圈子，放弃换工作、拒绝加薪、延缓结婚，甚至采取辞职的极端做法，以降低家庭收入，毕竟这些损失如能省下几十万的房钱，是一笔可观的不劳而获的收益。当人们都只是想着如何捞到政府提供的住房保障而不是想着如何努力工作赚钱购买住房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止步不前。所以，要想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保障房的标准不能定得太高，保证基本的居住需求即可，这样才能激励居住其中的人努力奋斗搬出保障房，香港的居屋便是如此。
保障房看似与欧美债务危机没有什么联系，但它们背后都存在福利隐患。欧美债务危机已将这个隐患暴露了出来，这对于我国的保障房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保障房的工作不能力度过大，规模过大，对象错位。住房保障的基本职能是保障基本居住需求，不可将住房保障升级为高福利。同时，在分配等过程中也要谨防福利房回潮现象的发生，防止保障房变质成为福利房。不管保障房以何种形式变成福利性质的住房，其产生的问题必将不可小觑。为此，政府要权衡利弊，采取最佳最适宜的住房保障方式，同时出台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法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最大限度做好住房保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