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基于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中国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修正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并无明显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贡献程度低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贡献程度。政府应打破垄断，放宽投资条件，并运用多种经济手段，鼓励外资进入劳动力密集产业，从而实现双方共赢。

关键词：FDI；就业；Cobb-Douglas函数；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9-0012-05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E.Boren和J.W.Lee（1998）等人对69个发展中国家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东道国就业有积极影响[1]；Kokko.A.（2000）等人对四个中欧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当地的就业创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M.Salisu（2002）在对波兰的研究中发现，在1990―2000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波兰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有负面影响[3]；Misun和Tomsik（2004）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东道国国内的投资产生挤入或挤出效应，从而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影响[4]；Erns（2005）通过研究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三个拉美国家服务业和制造业FDI对就业的贡献，发现FDI的就业效应与FDI进入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整体作用方向并不明确[5]；Nunnenkamp（2007）通过考察FDI对墨西哥蓝领和白领工人的就业影响，发现FDI与墨西哥的制造业就业存在显著的正相关[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郭克莎（2000）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存在竞争关系，外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要高于内资企业，随着竞争的加剧，内资企业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减少甚至是绝对的减少[7]；王成歧和张建华（2002）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直接影响，并分析了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有显著的带动作用[8]；蔡、王德文（2004）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有明显的正效应，并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和人力资本积累有积极作用[9]；田素华（2004）实证研究发现增量FDI对上海的就业效应小于零，而存量FDI就业效应大于零[10]；万欣荣等（2005）发现FDI的直接就业效应为正，但由于挤出国内投资，提高了国内生产率水平，FDI的间接就业效应为负[11]。黄为民（2006）从产业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就业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产生负效应，对第三产业产生正效应，综合效应为负[12]。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基本都把内资和外资看成是同质的，这可能与实际不符合，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内资和外资进行区别对待，构建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修正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模型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一）研究假设

根据就业理论，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存量主要由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之和构成，但是考虑到内外资利用效率的差异，两种资本存量的边际产出可能不同，据此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一：经济增长速度（n=?驻Y/Y）是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生产要素利用越充分，社会的就业率就越高。

假设二：资本存量的增加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资本存量越多，社会就业率就越高。资本存量K=Kf+Kh，其中Kh和Kf分别表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存量和以人民币计量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假设三：由于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成熟的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在利用效率上可能高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本文假设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弹性?琢′大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琢，即?琢′＞?琢。

（二）模型的构建

本文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修正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构建如下模型：

Y=AKh?琢?浊Kf?琢′(1-?浊)L?茁（1）

其中，A表示由于技术进步、制度改善等原因所带来的产出的增加，即全要素生产率；Kh表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存量，Kf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浊和1-?浊分别表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总投资存量的比重，L表示一年内的就业流量，用一年内全社会就业人数总和度量；?琢和?琢′表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产出弹性，?茁为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Kh和Kf分别为名义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存量和名义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考虑到物价因素对资本存量、名义产出和就业的影响，本文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由此Cobb-Douglas函数的修正模型可以进一步优化为：

其中，y、kh、kf分别表示扣除了物价因素影响的实际产出、实际国内投资存量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了计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需要对模型（2）变形如下：

L?茁=yA-1kh-?琢?浊kf?琢′(1-?浊)（3）

两边取自然对数有：

?茁LnL=Lny-LnA-?琢?浊Lnkh-?琢′(1-?浊)Lnkf（4）

整理得：

其中?啄0为常数项，?着t为随机误差项，且服从正态分布。由于实际资本存量和国内实际产出等相关变量对就业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基于此，为了便于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设定如下回归模型予以实证分析：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涉及的变量包括：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存量Kh，为了让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可比性，因此将外商直接投资FDI乘以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E，得到以人民币计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即Kf=FDI×E；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Y表示，物价指数为P（用消费物价指数CPI计量）；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吸纳的就业人员主要从事的是第二、三产业，因此就业总数L用历年城镇就业人数来加以替代。所有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源于1986―2010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时间序列数据变化趋势如图1、图2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逐年递增，二者均从2004年开始增速加快；从图2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平稳匀速增长，但是考虑汇率因素以后，利用外资数额是呈现波动趋势，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利用外资数额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下滑势头。为了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以1985年为基期的实际产出、实际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如图3所示。

对数处理后的各变量显得更加平稳，特别是国内产出和国内固定资产两个变量递增趋势减缓，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依然呈现较强的波动性。本文研究中对各时间序列数据取自然对数并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取对数的目的一是有利于降低异方差，二是有利于计算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弹性系数。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一）ADF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首先需要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验证各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是单整的，说明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无论是总产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名义变量还是实际变量，都呈现递增的趋势。各变量作对数处理后虽然波动性减弱，但是依然呈现递增趋势。为了准确地判断L、Y、Kh、Kf四个序列的平稳性，需要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检验。其检验方程为：

Rt表示待检测的时间序列，?驻表示一阶差分运算，?琢为常数项，?浊为滞后期数，T表示趋势项，如果根据样本计算出的趋势项的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则接受趋势项系数为零的原假设，表明不存在趋势项，否则表明时间序列存在趋势变化。如果根据样本计算的单位根统计值?啄0大于ADF的临界值，则接受H0∶?啄0=0原假设，表明Rt服从随机游走，为非平稳序列，否则表明Rt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检验结果来看，时间序列L、Y、Kh、Kf均为非平稳序列，但是一阶差分序列?驻L、?驻Y、?驻Kh、?驻Kf均为平稳序列，由此判断L、Y、Kh、Kf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对各时间序列作对数处理后不会改变序列的平稳性，用ADF检验同样可以验证出LnL、LnY、LnKh、LnKf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说明满足协整分析的前提。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如果时间序列是单整的，说明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反映了这些非平稳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的常用方法有两种：Engle-Grange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法。Engle-Grange两步法常用于两变量的协整关系的检验，而多变量的协整关系常用Johansen检验。Johansen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根据AIC和SC原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2，利用似然比检验法（LR）、怀特检验和JB检验法进一步检验发现：滞后期数为2的VAR模型，其拟和优度较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为最优模型。对时间序列LnL、LnY、LnKh、LnKf进行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在1%的显著水平上全部拒绝协整向量秩为零的假设，则表明在1985―2009年样本区间内，时间序列LnL、LnY、LnKh、LnKf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茁′=（1.000 00，-0.392 51，-0.238 12，-0.121 78）

则这四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LnL=0.392 51LnY+0.238 12Kh+0.121 78LnKf（9）

（7.276）（6.189）（13.826）

R2=0.889，DW=2.37，F=78.298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检验，模型残差自相关不显著，模型拟合度较高。模型（9）表明在1985―2009年期间，LnL、LnY、LnKh、LnKf这四个变量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方程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均有积极的正面影响，但影响力次第减弱。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将使得就业增加0.392 51%；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将使就业增加0.238 12%；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使得就业增加0.121 78%。计量结果说明了单位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比单位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有更大的贡献，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就业上的贡献程度大约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程度的两倍，这可能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替代劳动的结果所致，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大量集中于高速公路、铁路等基建设施，对这些行业的大量投资直接拉动就业迅速增长，从而使得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就业上的贡献程度强于外商直接投资。

从模型（9）可以看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弹性系数为0.238 12，国内生产总值对就业的弹性系数为0.392 51，结合固定资产投资存量在总投资存量中的比重，根据模型（5）可以测算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琢=0.123 15，即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使得总产出增加0.123 15%；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弹性?琢′=0.153 72，即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使得产出增加0.153 72%。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弹性?琢′比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琢高出27.7%，也验证了假设三?琢′＞?琢是成立的。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单位外商直接投资比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有更高的利用效率，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贡献明显低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究其原因，可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领域为中国要素资源相对稀缺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或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的边际产出高但吸纳就业能力有限；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地投资于中国要素资源丰富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比如路桥、机场建设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边际产出低但吸纳就业能力强。

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法验证了LnL、LnY、Lnkh、LnKf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后，可以进一步确定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反映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分别对LnL与LnY，LnL与LnKh，LnL与LnKf采用Engel-Granger两步法来进行协整分析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发现：除了LnKf的系数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外，其余误差修正系数均能在5%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不明显，而短期内国内总产出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都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

（三）Granger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一种用于考察两个序列之间因果关系的检验方法。其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p、q、m、n表示滞后阶数，?滋t、?着t为白噪声且不相关。其检验过程为：首先提出原假设H0∶?琢1=?琢2=...?琢q=0，其次估计无约条件约束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ESSUR，然后估计约束条件下的回归方程的残差平方和ESSU，最后构造出F统计量：

其中N表示样本容量。如果根据样本计算出的F值大于F分布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表明xt是yt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说明xt与yt无明显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利用Eviews5.0软件对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就业变量LnL与国内总产出变量LnY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即国内总产出的增加引致就业的增加，就业的增加进一步增加国内总产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变量LnKh在1阶滞后的情况下是就业变量LnL的格兰杰原因，即固定资产投资存量的增加在短期内明显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是就业的增加对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没用明显的因果关系；在最优滞后期的情况下，LnKf与LnL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说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就业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前面协整模型分析的结果一致。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视为异质资本的假设，通过构建Cobb-Douglas生产函数修正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无明显促进作用，但国内总产出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短期就业效应明显；在长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弹性比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高27.7%，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贡献程度仅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贡献程度的50%。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在短期内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的短期就业效益并不明显，这与协整分析的结果一致。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认为要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贡献程度，首先应该打破垄断，放宽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领域，允许外资参与中国公路、铁路、机场等大型基建设施建设。其次，政府应该综合利用财税、金融、产业政策等手段，鼓励外资积极投资于劳动力密集产业，将外资的技术、管理经验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实现双方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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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Impacts of FDI upon Employment in China

Hu Bangy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integration theory, error correct model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ccording to the time series between 1985 and 2009 and the correction model of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impacts of FDI upon employment in China.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FDI has no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in the short run;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employment is lower than fixed asset investment in the long term. The government should break the monopoly and relax investment conditions, and use many kinds of economic means,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so as to realize the win-win situation.

Key words: FDI; employment;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Co-integration; Granger causality 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