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夹缝中的绝路

在许多70后、80后的记忆中，邓拓这个名字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联系在一起。1979年以来，这两本文集中的若干篇目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供代代学生阅读学习。有文艺理论家认为，邓拓杂文是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杂文的又一高峰。

正是这两本针砭时弊的文集，当年成了邓拓罹祸的导火索。1966年5月17日深夜，在“五一六通知”公布、“”开始的第二天，邓拓写下6000字遗书，解释那些文章并没有“影射伟大领袖”。次日凌晨，他掷笔，服下过量安眠药以死明志。他是因“”而自杀的第一个人。20年后，邓拓当年的同事、《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玉碎》。他用饱含情感的文字，记述了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从此，“玉碎”这个华美而悲壮的词，成了邓拓之死的代名词。邓拓的死还有另一个冷酷的代名词：“祭旗”。“”以邓拓、吴晗的血祭旗，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成千上万的精英走上绝路。

邓拓写稿倚马可待

1948年6月，在中共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解放区两大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日报》合并为《人民日报》。 1949年8月1日，在太行山下游击办报十年的邓拓出任总编辑。邓拓18岁入党，25岁主编《抗敌报》(即后来的《晋察冀日报》)，32岁主编第一本《选集》，是宣传战线正宗老干部，主持中共中央第一机关报实至名归。刚一上任，他就展现了一个战场上走出的党报领导的魄力：第一，在各地建记者站，培养通讯员队伍，联络各省宣传部供稿，迅速打开全国格局；第二，要求每天发社论，树立党报的灵魂和主心骨。

邓拓上任是单枪匹马，没带任何老部下，他主持《晋察冀日报》十年问培养的骨干人才都已奔赴新中国各省机关报挑大梁。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当时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党内久负盛名的才子，只是没见过他的真本事。写社论，我们都不会啊，听说他写稿倚马可待，那就请亲自写几篇示范吧。胡绩伟后来给邓拓之子邓壮讲了这段往事：“我们是有意考考你爸爸，说句玩笑话是给个下马威，可是考不住他啊。”

长年颠沛流离和伏案写作使邓拓落下腰病，从腋下到腰问打着钢骨架，但他举手投足仍然气度不俗。袁鹰说，第一次见到邓拓时，感觉他“像个大学教授，又带着军人风采”。即使盛夏大家都穿短袖，有的编辑穿短裤来上班开会，他也穿长袖中山装。冬天藏青，夏天浅灰，清洗熨烫得整洁利落，领口和袖口扣得一丝不苟。邓拓是个讲究绅士风度的人。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回忆，1956年姜的爱人有一天上班远远看见邓拓，就故意放慢脚步想让他先进门，邓拓到门口却不进去，待在那里特意为这个20出头的小姑娘拉着门。那时全报社都叫这个谦逊亲和的总编辑为“老邓”。

是书生，但首先是共产党员

在人民日报社的十年，是邓拓一生最辉煌也最纠结的十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份中共第一机关报处在空前的风口浪尖，邓拓首当其冲，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煎熬远胜于战争时期。建国初文坛三大公案：《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案，《人民日报》在主导下都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1954年底，《人民日报》受上级指示要支持两个小人物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及其他》，此文批评了俞平伯红学研究中受胡适影响的唯心主义观点。邓拓告诉袁鹰，这几天不要上班了，在家赶紧把社论初稿写出来。袁鹰突击“憋”出来初稿交给邓拓，尽管已经尽力上纲上线，邓拓看后还是说，“火气不够大”，恐怕交上去不能过关。袁鹰最后被逼出一个办法：照着《武训传》批判文章抄，套着格式盖帽子。几个副总编和邓拓又修改补充了很多内容，终于拼凑完成。

临上版面的时候，邓拓指示署名“钟洛”(田钟洛是袁鹰的原名)。袁鹰纳闷，按照惯例，这种中央布置下来的重头社论应该署本刊评论员，而且邓拓等人增改了许多，是集体作品，署个人名字也不好意思。邓拓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就署你的名字。”再没多作任何解释。过了很多年，袁鹰才明白邓拓的苦心。邓拓不得不发这篇批判文章“表态”，但他想尽力避免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他没有办法，处在那个位置上，不仅不能逃避，还要参与，甚至去推动那些批判运动，他是个书生，可他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署上一个普通编辑的名字，尽力把影响力降低。

书生意气阻挡不了政治运动的浪潮。《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很快就扩大到文艺界领导的思想理论问题和宗派主义作风批判，又延伸到“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早在延安时代，胡风与中共文艺界领导人乃至本人的分歧就已明朗化，胡风受到明显排挤。但邓拓对这个才子有惺惺相惜之情。1949年9月，邓拓邀胡风从上海到北京，为《人民日报》撰写人物通讯，特别安排他住在王府井的报社宿舍。袁鹰回忆，“当时宿舍很紧张，不是每个作者都能有这样的待遇，邓拓对胡风格外照顾。”

从1955年5月18日到6月8日，《人民日报》每天连篇累牍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并在公安部直接干预下，刊登胡风与其“集团成员”的“反动信件”。邓拓心中的矛盾可想而知，只是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起。“我父亲就是这样，工作上遇到多难的事回家一个字不会谈起。”邓壮说。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不久之后有一件事，邓拓直接触怒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刘少奇、等领导人担忧急躁冒进必有隐患。6月，刘少奇布置起草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陆定一，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和打磨，最后清样交给审定。毛只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毛一向高度介入《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我不看了”是极反常的批语，其实明确表示对社论的不满。

邓拓看到批语左右为难。这是中央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也是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路线之争。邓拓了解的性格脾气。一度有传言，说要调他去当主席秘书，人们都认为这是“高就”，而邓拓非但没有高兴，还私下忧虑地说：伴君如伴虎。如履薄冰的邓拓说过一个原则：“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是根据领导指示办的，哪怕是犯了政治错误也算轻的；自作主张一旦得咎，那就可能被扣上“”的帽子。最后，邓拓小心谨慎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发排文章，使用五号字，不用社论惯例使用的四号字。

“这件事情上我父亲有点书生意气了。”邓拓儿子邓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想着改小字号，让主席在情绪上也好接受一些。可那印出来就是白纸黑字啊。”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注定是重磅炸弹。文中写道：“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

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是建国以后全国最早公开反“左”的社论。毛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邓拓失去了最高领袖的信任。那段时间邓拓发起党报新闻改革，把《人民日报》由四个版扩充为八个版，借鉴民国时代办报经验，增设副刊，邀请名家写杂文散文。改革受到社会各界好评，但认为改得很不好：“纸张紧张，还出这么多版，谁看得完?”1956年邓拓本来要被提名为中央委员，但他坚决辞谢，既是谦让，更是因为他已萌生了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念头。

被面斥“死人办报”

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邓拓终于被推到了悬崖边。1956年4月，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于第二年2月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各大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而《人民日报》表现得十分“保守”。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批评邓拓“书生办报”。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大量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他的不满终于爆发。

4月10日下午，邓拓刚吃完饭就接到通知，要召见全体编委。邓拓、胡绩伟等6名编委乘车直奔中南海。他们被领进的卧室，毛穿着睡衣，盖着毛巾被，靠在床上，半躺半坐，不停抽着烟，卧室里装满了书，床上有一半空间也堆着书。邓拓开始汇报工作，一开口就屡次被打断。毛说：“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而毛说他是“假辞职”，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辑“不敢革邓拓的命”，鼓励他们和邓拓“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

整整批了四个多小时，邓拓等人终于可以离开。回到报社他平稳情绪，一五一十把对他的批评传达下去。胡绩伟回忆，报社同志听说批评邓拓“养尊处优”，都难以接受，认为这点同邓拓同志根本沾不上边，也没有任何人响应号召打小报告“革邓拓的命”。两个月后，派贴身秘书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吴冷西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任社长分管理论和文艺，明升暗降，事实上被架空。

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

今天回望这段往事，有人说邓拓单纯正直，不善于察言观色，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行事，才招批评。事实恰恰相反，邓拓是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作为总编辑，七年来列席中央工作会议，他的政治敏感度非常人可比。起初，他觉得批评文章过火，有损党的形象，要删改再发。接下来他更多考虑的是保护作者。邓拓私下说：“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后来在工作会议上又说了“引蛇出洞”。“我父亲这时就明白，登了谁的鸣放文章会害了人家。”邓壮说。直到“反右”拉开大幕，那些被邓拓压了稿子、删改过词句的作者才明白邓拓的苦衷。事后邓拓本人也不无后怕地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

1958年1月，邓拓接到通知参加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党史上一次很关键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受到批评，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运动蓄势待发。在会上毛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提到那篇被邓拓改小字号发表的反冒进社论，恰在此时邓拓走进会场，当着全体与会者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过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邓拓在底下默默做着记录。

离开报社以前，邓拓约胡绩伟到京郊潭柘寺散步。他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领军昙花一现的杂文热

邓拓来到北京市委书记处，担任主管文教的书记，这是邓拓的老上级、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安排，意在帮助他远离是非之地。邓拓告别了每天上夜班签版样的紧张工作，终于可以写点小文章。1961年3月，在《北京晚报》编辑几次热情邀约下，他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笔名马南邮。燕山即太行山，马兰村是邓拓游击办报驻扎时间很长的一个地方，笔名取的是谐音。“燕山夜话”轰动北京。1961年，全国刚刚遭受一场历时三年的，言之有物、文风活泼的短小杂文，是难得一见的精神食粮。上至官员、学者，下至学生、市民，几乎无人不读。老舍刚读专栏时不知道马南邮是谁的笔名，赞叹说：这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作者不一般。各地报刊都学着燕山夜话的样子办知识杂文专栏，国内掀起了一股昙花一现的杂文热。不久，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也想让邓拓开专栏。他同时写两个专栏任务太重，于是邀请吴晗、廖沫沙加盟，三人都是老革命、老。他们一起吃饭，边吃边谈，取了吴南星这个联合笔名，吴出自吴晗，南出自马南邮，星出自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专栏就叫“三家村札记”。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邓拓引经据典，运笔犀利，写了多篇后来被指为“影射”的文章。比如《两则外国寓言》，先讲了《伊索寓言》和《克雷洛夫寓言》里两个吹牛的故事，最后写道：“山雀在牛皮吹破以后，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引用《三国演义》《史记》《淮南子》中的典故，提出“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专治“健忘症”》尤其被指为“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用心十分险恶”。在此文中，邓拓写到健忘症患者“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引用《灵枢经》，说“得这种病的人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又提到巫医偏方，“发病时给病人头上淋狗血，再用凉水冲之。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症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

邓拓究竟有没有影射之意，几十年来众说纷纭，内敛的邓拓生前没有对人明确解释过。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本已略见活跃的社会空气急转直下。两个月后，燕山夜话停笔，邓拓这样对读者解释：“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此后邓拓又为三家村写过几篇，但笔锋已柔和得多。

“其他方面的业余活动”指的是古画鉴赏和研究。袁鹰最后一次见邓拓是1965年春节――邓拓离开人民日报社后，每年春节报社同事都会集体去看望他。袁鹰记得，当时邓拓是“赋闲”的状态，看上去心情比较好。他问起《人民日报》开的杂文专栏“长短录”怎么停了。大家说，现在形势紧了，写专栏的人也不愿写了。这个栏目其实是学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开的。邓拓心中明了，不再说什么，转身拿出刚在荣宝斋收的字画来给大家观赏。

祭旗：“”自杀第一人

“”终于拉开序幕。第一个被开刀的是吴晗。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邓拓本来还在写文章替吴晗说话，但矛头很快就指向他。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指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开路先锋，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是“执鞭”的“兄弟”，文风最犀利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则是领军的“主将”。斩“将”是为把他身后的“帅”拉下马。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写道：“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171篇杂文只是邓拓蒙冤的导火索。“祭旗”这个词的确概括了邓拓在这场浩劫中的厄运。

1966年5月16日，致命一击降临。就在这一天，“”纲领《五一六通知》通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突然被捕。也是在这一天，全国各报同时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批邓拓，其中有一句：“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

“邓拓作为老党员，很清楚‘叛徒’和‘’之间的本质区别，被定性为叛徒，就永无翻身可能。”袁鹰说。

那天黄昏，丁一岚下班回家，眼神示意邓拓到走廊说话――5月份以来，家中警卫员都已换成“监视员”。邓拓劝她带孩子搬出去避避，跟他隔离开，最好明天一早就走。丁一岚说：“好吧，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邓拓说：“你怎么这么傻，还有将来吗?”在阴暗的过道里，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却不敢哭出声音。

5月17日深夜，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六千字报告表白自己的忠诚，遗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万岁!

伟大的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对于邓拓临终前的“山呼万岁”，有人认为他当时的认识有局限，至死仍怀崇拜；有人说这是一个老革命者的心声；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保全家人，不做这种“表态”，家人恐怕也难逃牢狱之灾。邓拓无意间开启了一种“格式”，在他身后，翦伯赞、傅雷等知识分子的遗书，也都做了这样的“表态”。

5月18日凌晨，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去世第二天，他的诗词信件书籍等皆被抄走。丁一岚冒死藏下了两方诗帕，是邓拓亲笔写给她的情诗。下放劳动时，她把诗帕缝在棉袄里，严寒中穿着棉袄干活，汗水把诗帕上的字迹都洇了。这两首诗，一首写于结婚六周年；一首写于1944年整风运动，邓拓因抗战前曾被逮捕，两次遭怀疑和审查，他将忧郁和相思之情写成长诗《战地歌四拍》寄给丁一岚，其中几句似乎暗示了他一生的命运：“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想旦夕四野动烽烟，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西东。漫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