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储蓄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分析

时间:2022-10-28 05:58:18

我国居民储蓄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分析

摘要: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让美国人躺在虚拟经济泡沫上做着不劳而获的美梦的时代结束了。美国人将其巨额的贸易赤字归罪于其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在人民币汇率上施压。但笔者认为这是不客观的,美国的低储蓄率要为其逆差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人向全世界借贷以支撑其奢侈的消费,个人储蓄率甚至降到了负值,储蓄投资的缺口必然带来进出口的缺口。因此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同消同涨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储蓄投资的失衡会带来贸易的失衡(以美国为例),再建立模型从反面证明贸易及投资的变动同样对储蓄有着很深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高额的外汇储备以及高居民储蓄率谈谈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关键词:储蓄;国民收入;进出口总额;投资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8-0037-04

一、研究对象概况

表面上,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事实上,全球性的经济不平衡才是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美方将经常账户赤字归咎于中方顺差,从而对人民币施加压力。但笔者认为,美国过低的储蓄率才是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美国向全世界借贷来支撑其奢侈的消费。

以2002年美国的国际收支情况为例。2002年,外国资本流入净额为4889亿美元,在国际收支核算账中,它抵消了美国4880亿美元的经常账户赤字。如果不考虑统计误差,经常账户赤字同外国资本净流入之间的关系,可用这样一个等式来表示:经常账户赤字=外国资本流入净额。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之间的平衡,意味着在贸易平衡与储蓄和投资平衡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这是因为,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中,总储蓄等于总投资,而总储蓄与国内总投资之间的差额,应是外国资本净流入额。这样,将储蓄投资账户和国际收支账户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恒等式:经常账户赤字=外国资本净流入=总储蓄-国内总投资(CA=S-I)。

由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与中国对其贸易顺差没有必然联系,其根本原因是美国过低的储蓄。布什政府把美国贸易赤字归罪于中国,横加指责,大肆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上施压,把中国作为替罪羊是不应该的。相应地,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也是由于其储蓄投资间的巨额差距。同样,中国的高储蓄率也是中国经常账户巨额顺差的根本原因。从而让自己成为美国人最大的银行,在这次危机中损失惨重。2006年。我国的储蓄率占GDP的比重高达46%。其中居民储蓄14万亿,企业储蓄10万亿,这是触目惊心的数字。

我们知道。经济学中的变量都是互为因果的。笔者并不否认储蓄影响贸易,但是贸易反过来是否会影响储蓄呢?如果是,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看到储蓄对贸易的决定性影响了。下面我们就从反方向来对储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二、模型的建立

(一)指标的选取

由于影响储蓄的因素复杂而多变,把所有因素都纳入研究分析不太现实,难度也较大,所以笔者只考虑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宏观因素。笔者选取了1985~2006年间共22组数据,从国民收入、经常账户和投资等方面进行分析,确定指标和数据如下表。

(二)模型的建立

通过Eviews软件,得到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趋势图如下:

同时,也得到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间的相关图如下:

通过相关图,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经济变量之间确定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即:

Y=α+β1X1+β2X2+β3X3+β4X4+ε

再次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拟合,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的回归方程为:Y=-8226.771+0.59X1-0.76X2+0.94X3+0.40X4

拟合图和参差图为:

(三)模型总体显著性检验

查F分部临界值表,可以得到自由度分别为K-=4和n-K-1=17,显著性水平为λ=0.01的临界值F(4,17)=4.67,显著性水平λ=0.05的临界值F(4,17)=2.96。很显然,这两个临界值都远远小于计算到的F统计量的值904,所以模型总体是显著的。

(四)常数项和参数的显著性检验

常数项的t统计量=-5.084191,根据样本容量n=22和显著性水平λ=0.05。查到双侧t分部临界值2.110≤5.084191,证明常数项是显著的。同时可以看到解释变量中只有X1是显著的,其余3个变量均不显著。

(五)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于4个解释变量中有3个不显著,属于异常情况,所以,我们对参数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分别将每个解释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决定系数分别为0.9858、0.9986、0.9943、0.9986,因此,各个解释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分别为70.4225、714.2857、175.4386、714.2857,4个数字均大于10,说明模型确实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六)多重共线性的修正

引起多重共线性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在模型中引进了过多相似有内在联系的解释变量。联系实际,笔者发现:进出口贸易差额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投资是国民支出的一部分,而国民收入又等于国民支出,因此解释变量X2、X3、X4和X1之间就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并且解释变量X1的系数相对来说不是很显著。那么,我们就考虑放弃该变量,重新拟合回归方程。

得到新的回归方程为:Y=6456.194-4.904123X2+2.099870X3+3.831881X4。决定系数为0.9876,调整后的决定系数为0.9856,较原来的回归方程均有明显的改善。查F分部临界值表,可以得到自由度分别为K=3和n-K-1=18,显著性水平为λ=0.01的临界值F(3,18)=5.09,显著性水平λ=0.05的临界值F(3,18)=3.16,远小于计算到的F统计量的值479,模型总体依然显著。根据样本容量n=22和显著性水平λ=0.05,查到双侧t分部临界值2.101,小于常数项和所有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的绝对值,说明所有参数都显著,参数的显著性较原模型有很大的提高。

(七)新模型的异方差检验和修正

对模型进行戈德菲尔德――夸特检验。我们去掉中间4年的数据,分别对前9年和后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两条直线方程分别为:

Y=1429.179+1.4094X2+1.7107X3-0.0894X4和Y=5550.233-4.4349X2+2.4673X3+3.1298X4各自的残差回归平方和为503771.1和43659876。根据这两个残差的平方和,计算出检验异方差的统计量为F=43659876/503771.1=86,667。这个统计量的两个

自由度都是5,查表可得显著性水平为0.05的临界值为5.05,明显小于F的值,意味着该模型的误差项有明显的异方差性。

为了消除这种异方差性,我们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得到新的回归直线为Y=-7025.257-4.9916X2+1.8480X3+4.0596X4

查到当K=3时和显著性水平λ=0.05时,查到双侧t分部临界值2.101,明显小于模型中常数项和各个参数的统计量,可见所有参数都显著,调整后的模型较原来有明显的改善。

(八)新模型的误差序列相关性检验

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个数K=3,以及观察样本容量n=22,在显著性水平λ=0,05查DW临界值表得到下限和上限的临界值分别为dλL=1.05,dλu=1.66。由于新模型的DW=1.133≤dλL,我们可以认为误差项存在一阶正自相关性。

根据p=1-DW/2,计算得p=0.433。运用广义差分法,得到:DW=1.575>dλu=1.66,可见一阶正自相关性消除。原模型参数α的估计值=-483.4082/(1-0.4331=852.57。回归方程:

Y=-852.57-1.2018X2+0.3658X3+1.5119X4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常数项和解释变量X3不显著。

(九)最终模型的确定

比较前两个模型,异方差修正后的模型不论是在回归拟合度还是在显著性上都优于误差序列相关修正后的模型。因此,我们选择前者作为我们最后的回归结果,即:Y=-7025.255-4.9916X2+1.8480X3+4.0596X4

三、对计量结果的解释

从最终拟合得到的回归方程来看,储蓄与进口正相关、与出口负相关、与投资正相关,说明进出口贸易与投资对储蓄有着显著性的影响。由于在设置解释变量时有诸多的限制,使得投资储蓄缺口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如果我们把这个回归方程用经济意义的符号来表示并且忽略掉系数,则成为:S=X-M+I。把I移到等式左边,就得到了第一部分提到的双缺口模型:S-I=X-M。由此。我们可以从这个模型中得出贸易缺口又反过来对储蓄投资缺口产生影响,这也就不难理解我国高顺差高储蓄的现象了。

但是,我国的高额的储蓄率绝非仅仅因为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大量的投资这般简单,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1、金融体制相对落后。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发达,人们在消费决策时是根据已到手实现的收入决定消费多少,由“过去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而美国人是根据“未来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的消费预算取决于当前以及过去已到手储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消费,甚至到手后还有46%留到今后消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消费预算由当前和未来收入的总折现值来决定,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实际上是个人财富在今天的总值,这样一来,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来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够多,财富的增长照样可以让你不仅把今年的收入都花费掉,而且还敢借钱花。即提前消费。

2、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这是根本原因。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社保网过弱是中国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上学贵、看病贵、买房贵、养老没保障等等都增加了国民的预防性货币需求。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中国要推进国内消费和投资,降低过度储蓄,首先政府必须要使目前过度软弱的社会保险网强硬起来。他说,目前,中国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入少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一直很低。此外,中国还要不断改进金融机构服务,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需继续加强。

四、对策建议

现在我国不仅储蓄高,由于大量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存量也相当高。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发展。我国外汇储备的数量迅速增加。1979年中国外汇储备额仅为8,4亿美元,到2006年底,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0663亿美元,年均增长达30%左右。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外汇储备的增长尤为迅速。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到8536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到2008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6万亿美元。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外汇储备呢?笔者认为原因有3个:(1)经常账户的持续顺差;(2)吸引外资;(3)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国际游资涌入。但是高额的外汇储备也给我国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1)外汇市场上供大于求,人民币被迫升值:国内市场为对冲一部分外汇不得不发行基础货币,实际购买力下降。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现象。(2)我国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为美元,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低,美元的走低又使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因此,高额外汇储备面临着资金损失的风险。

那么。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这么大的风险,我们要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是否可以既降低外汇储备又降低国内的储蓄率?回答显然是肯定的。首先要从来源上抑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前面说到外汇市场上的供大于求。那么就要从减少供给和增加需求两方面来缓解。在减少供给方面。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地位。外贸增长要改变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和低廉价格,追求数量的增长方式,从“物美价廉”向“优质优价”转变,提高对外经济贸易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增加需求方面,适当地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扩大内需。有力提高我们的大众消费购买力。所以减税是未来我们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措施。

其次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实际上外汇储备总在受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压力,这让我们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把更多的国家盈余用于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规避金融风险,对长期发展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和后劲储备。中央政府已拨付4万亿人民币用于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扩大内需,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扩大内需”,不是仅仅发放消费券,这只能缓解暂时的消费不足:必须让这些钱进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增加就业,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收入,才是长远之计。所以说,哪怕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些,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收获,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打好基础,

当然最重要的莫过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解决人民的切身利益,有效地提高人民衣、食、住、行、学、医的质量,从而提高全国人民的福利水平,就能有效地刺激消费。并且进一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存款。综上所述,高储蓄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降低储蓄率还任重而道远。等到储蓄率在长时期内出现下降的趋势,就说明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注释:

①居民储蓄是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增减趋势与总储蓄的增减趋势基本吻合。

②此处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投资,主要是由于游资无法用准确的方法衡量,且游资带有周期性和波动性,将影响整个模型的稳定性。

③譬如: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投资,用进出口差额代替经常账户余额。

④这体现为系数不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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