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融合看报业的数字化转型

2005年,对于中国报业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报业广告收入告别多年的高速增长,一些媒体甚至出现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的报业同样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些大报为节约成本开始瘦身、裁员。

报业的困境,直接引发了2005年和2006年关于报纸“消亡论”和报业“报业寒冬论”的争论。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认为,“在30年后,报纸将无可救药”。[1]《京华时报》总编辑吴海民认为2005年是中国传统报业的“拐点”,报业将走向“寒冬”。[2]在国外,也有许多关于报纸消亡的言论。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的教授菲利普•迈尔出版了专著《正在消失的报纸:在信息时代拯救记者》,该书的中译本封面上,赫然印着他对报纸消亡的预测:“2043年春季的某一天,美国一位读者把最后一张报纸扔进了垃圾桶,从此,报纸就消失了。”[3]

报业究竟怎么了,是谁动了报业的“奶酪”,报纸真的会消亡吗,报业应当如何应对寒冬的到来?

一

谁动了报业的“奶酪”?一般的回答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动了报业的“奶酪”,报业的困境来自于数字化和新媒体的挑战。

所谓数字化,是指利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把声、光、电、磁等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或把语音、文字、图像等任何业务信息都可以统一编码,变成“0”、“1”信号进行计算机处理和网上传输。与非数字信号(信息)相比,数字信号传输速度快、容量大,抗干扰能力强,保密性好,便于计算机操作处理和网络传输。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媒体的崛起。新媒体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媒体,其核心是数字式信息符号传播技术的实现。新媒体以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全天候与全覆盖等特征,在技术、运营、产品、服务等商业模式上具有创新性。

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传媒的生态环境,报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发行量、广告收入、读者结构、阅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出现了报纸“消亡论”和报业“寒冬论”。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报业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报业“春天论”,认为报业的困难时暂时的,报纸依然生机勃勃。

事实上,新技术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旧技术的消亡,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在对传统报业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为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那就是在媒介融合中的数字化转型。

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顾名思义,媒介融合就是将原先属于不同类型的媒介结合在一块。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I•浦尔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4]他强调“融合媒介”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集中了各种媒介的操作平台,而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

媒介融合是数字技术、社会需求和产业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技术使不同媒介可以在数字平台上进行整合,是媒介融合的技术条件。数字技术打破了媒体间的界限,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自独立发展的媒体形态,进入9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融合。对于新闻和信息的大量需求以及不同媒介形态产品的互换互通,是媒介融合的社会条件。而以1996年美国颁布的《电信法》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允许不同媒介的兼并,成为媒介融合的政策条件。

美国教授戈登和戴默,将媒介融合分为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等。国内学者彭兰将媒介融合引起传媒业的变革概括为:在业务形态上,多媒体日益兴起;在市场融合上,产品相互嵌入多元组合;在载体融合上,发行渠道的“合”与接收终端的“分”;在机构融合上,是更高层次的再分工。[5] 媒介融合产生的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的功能大于原先各部分之合。

媒介的发展是融合而不是取代,报纸和新媒体可以实现共生共荣。报纸与新媒体相比在内容原创、权威性、品牌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具有优势,报纸的劣势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转变为优势。同时,传统报业提升商业模式的时机并没有失去。

媒介融合并不只是技术层面,而更为重要的是传媒组织形式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传媒内容和经营模式的变化。

二

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使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可能,实施数字报业战略已成为传统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数字报业”?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人认为,数字报业是以信息技术、编码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视像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标志的新兴报业;是对传统报业进行技术改造、结构重组、模式创新的现代报业;是建立在数字化、网络化、时空化平台上的全媒报业。“新兴报业”、“现代报业”、“全媒报业”体现了数字报业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和本质属性。[6]还有人认为,数字报业指的是报纸采集的信息经过数字化处理,从单一的报纸出版方式发展到多次多渠道出版和再利用,媒体业务模式从信息编辑加工走向综合信息服务。[7]

“数字报业”概念由“数字”和“报业”两个词语构成。这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技术的发展使两个概念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数字技术可以对传统报业强制浸透和原型改造,传统报业也可以向数字领域积极融合和自我转型。因此,对数字报业的把握不能将数字与报业隔离开来,也不能将数字技术与传统报业简单叠加。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把握数字报业的概念。

1、从技术形态上看,数字报业是用数字技术改造和装备传统报业,实现传统报业体制、

流程与形态的再造。

这些数字改造包括内容数字化、形态数字化、流程数字化和手段数字化。内容数字化是通过编码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将报业新闻信息转换为用数字技术进行识别和处理的数字形式的内容,是报业数字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形态数字化是将报业数字内容表现为与数字技术相对应的数字文本、数字视频、数字语音、数字图片、数字动漫等存在形态,是内容数字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流程数字化是用数字技术处理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排版、传输、发行、交互、阅读、存储、检索等全过程,是数字报业的关键,是内容数字化与形态数字化的技术要求和必然结果;手段数字化是应用网络传输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基础平台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工具实现对报业信息的管理,是数字报业的技术标志,是内容、形态、流程数字化的装备支持。[8]报业的数字化改造不仅是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本身传统的生产方式,包括印前、印刷、发行、管理等各个环节,更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报纸出版业的行业边界和业务形态,推动多元传播格局下报纸出版方式和报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即报纸内容通过新的介质(如光盘、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等)、新的终端(如计算机、手机、PDA、阅读器、显示屏等)进行传播的传播形态。

2、从发展模式上看,数字报业需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建立起适应新媒体挑战和报业发

展的新制度,寻找到新的符合数字报业运作模式和规律的价值链与商业模式。

技术改造只是数字报业的表象,数字报业的本质是建立起适应数字化生存社会的报业发展新模式,对以往传统的报业发展模式加以改造更新,建立新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和方式上,数字报业的生产不再是直线的采写-编辑-印刷-发行-广告的二次销售模式,而是环型的多点互动形态。新闻采编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及时的多媒体传输,新闻信息的呈现终端也不再是单一的平面媒体,多媒体复合显示手段或者说其他任何新型移动数字介质都可能成为报业的终端。在经营方式上,数字报业将改变长期以来报业经营严重依靠广告和发行的模式,转变为多点作战立体经营,如个性化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在管理方式上,需要出台报业向其他媒介形态拓展融合的宏观政策,报业的管理部门应当在数字报业宏观战略下调整管理政策,制定适合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政策,促进我国报业向数字报业的成功转型。在报社内部,需要搭建适应数字内容产业运营方式的新型生产关系也就是新的组织架构。不仅仅围绕采访编辑发行广告的生产线进行管理,而是在数字多媒体平台上进行资源整合。

3、数字报业是对传统报业的发展,不能割断与传统报业的联系另起炉灶,盲目发展。

数字报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而非仅仅寻求一种数字化的新介质对新闻纸的替代,数字报业要扎根于传统报业强大的内容原创的沃土。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新闻内容产品的原创能力,数字报业要充分发挥传统报业这一优势,并不放弃传统主营业务和主营产品。报纸业务目前仍是报业的营收支柱,也是战略转型的基础和条件,仍应全力发展。但是,不放弃并不意味着不对纸质产品和报业体制机制进行重大的创新。

4、数字报业发展的关键是构建起一套有效的商业模式。

传统报业的商业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体制上看,报社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赢利模式上看,报业经营方式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从终端服务来看,报纸难以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9]因此,必须对传统报业的商业模式进行创新,变单点赢利为多点赢利;变以读者为中心为以消费者为中心;变粗放管理为精细管理。

5、数字报业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发展方向是跨媒体跨地域的传媒集团和娱乐产业集团。

数字报业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有人因此认为数字报业是一个过渡性概念。数字报业反映的是传统报业在当前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转型目标,它最终的发展方向是数字内容产业及其关联产业。报业应当紧紧抓住数字、网络、多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由传统报业集团,向跨媒体跨区域的传媒集团和大型娱乐产业集团发展。由“报纸业”向“报道业”升级,从提供报纸转变为提供数字内容和核心价值,以及娱乐产品等。数字报业不是一劳永逸的终极状态,而是永无止境的动态目标,这是由数字技术发展的持久性和报业战略发展的目标性决定的。

三

《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5)》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数字报业”,《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2006-2010)》提出了数字报业战略,并计划实施“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该计划在2006年召开的第三届报业竞争力年会上启动。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传统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政策。

尽管数字报业这一概念是2005年前后才出现的,但报业的数字化改造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报刊出版采用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在印刷环节告别了“铅与火”。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报刊出版引入综合新闻业务网络,在新闻采编环节告别了“纸与笔”。本世纪初,报刊的广告、发行、内部管理等全面进行数字化改造,在经营管理上实现了数字化。

数字报业真正的起步是报纸“触网”。1993年12月6日,《杭州日报•下午版》通过杭州市的联机服务网络进行传输,揭开了我国报纸网络化的序幕。1995年1月,由国家教委主办的《神州学人》通过互联网发行它的《神州学人周刊》电子版,成为我国第一家走上互联网的媒体。从1995年至1999年下半年,是报纸的网络版(或称电子版)阶段,这一时期是直接把报纸内容按版面或是类别搬到网上,供网民浏览。2000年以后,报纸网络版逐渐从WEB1.0向WEB2.0发展,出现了以新闻为主的综合性网站,网站逐渐成为报业的数字化整合平台。以网站为平台的有声报、多媒体互动数字报也开始出现。2006年2月20日,浙江日报在浙江在线上推出了不同于以往简单的PDF版的全国首家数字报纸;8月1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推出了中国第一份多媒体互动数字报“播报2.省略紧密嵌入、彼此关联。报纸订户同时获得网络版的登录许可。报纸上除了重点报道,外加很多路标性质的指向网络上的链接内容,指向相关的背景资料、全文报道、声音或视频的采访录音录像等。该报对编辑方针进行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压缩资讯放大有“附加值”的深度新闻。原来占印刷版50%的事件性新闻报道转移到了网络版,免费对读者开放;大量金融数据也被放到网站新推出的“市场数据中心”,同样免费对读者开放。改版之后网络新闻的分量大大加重。同时,《华尔街日报》网站也在技术和内容上进行升级,新增站内搜索功能,博客覆盖领域扩大,新增视频和播客片断,开设读者论坛,开办网站,使报纸的订户可以在这个网站申请主页,定制新闻,享受个性化新闻服务,等等。《华尔街日报》这次改版的目的,正如其发行人克洛维奇所说:“通过印刷版和网络版的配合,让读者一整天都离不开《华尔街日报》。”[11]

自2002年以来,甘尼特报业集团先后投资Careerbuilder、Topix等8个数字化项目,试图以此作为数字化腾飞的平台,但由于没有传统报纸内部资源的有力配合,其数字化项目规模和发展前景都受到制约。为此,甘尼特大力推行“信息中心”工作模式。什么是“信息中心”?甘尼特首席执行官Craig•Dubow的解释是:“信息中心”是以受众需求及参与为核心,全天候、全媒体、全平台采集并新闻和信息的模式。在“信息中心”工作模式下,采集受众需要的极其本地化的新闻和信息,然后在受众喜欢的时间、地点、终端。在操作中,“信息中心”具体化为7项改革:数据(Data)、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社区对话(Community Convers-ation)、本地(Local)、个性化内容(Custom Content)、多媒体(Multimedia) 、数字(Digital)。[12]“信息中心”框架下的七项改革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数字化转型。改革打破报纸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确立以网站等新媒体为主、纸介报纸为辅的数字化资源配置方式。报纸记者转变为24小时发稿,采访设备由笔和纸转变为多媒体,生产内容由单纯的新闻转变为博客、数据库、网上社区等,配套措施是将人力资源、设备资源等转向以数字化媒体为核心。

在国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实施了“5i”战略,《辽沈晚报》全面推进“ES”数字化服务。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5i”发展战略即手机报(i-news)、数码杂志(i-mook)、电子报纸(i-paper)、公共视频(i-street)和以前的网站(i-net)。前四项工程分别于2006年1月、3月、6月和9月正式推出。“5i”工程涵盖了无线、宽频、户外、新介质等四个主要领域,形成信息“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无人不晓”的布局。

辽沈晚报的数字化服务是“ES工程”。“E”是“数字化”的代名词,“S”是“Service”(服务)的缩写,其精髓是“在数字化时代为受众提供优质服务”。围绕这一核心价值观,辽沈晚报制定了“3E”法则,并以此来指导各类新媒体项目的开发与拓展。“3E”即Every Media(全媒体),指内容采集与生成在技术形态上具有多元性,简称“E- Media”;Every Platform(全平台),指内容在实施手段上呈现多介质,简称“E- Platform”;Every Time(全天候),指内容采集及在时间坐标中没有断点,简称“E- Time”。目前,辽沈晚报正在3E的基础上探索论证具有接续延伸意义的“4E”和“5E”。4E是指Every Where(全覆盖),其含义为提供的内容在地理广度和人群类别上完全告别死角区域,实现完全覆盖,简称“E- Where”;5E是指Every Demand(全搜索),意为在售后环节中以数据库的形态提供强大的、无所遗漏的回访式内容搜索功能,简称“E- Demand”。全覆盖与全搜索是对3E的有力补充及拓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报业集团基本上是跨媒体跨地域传媒集团,而中国的报业集团基本上还是单一的报业,这既与中国报业发展不成熟有关,也与现行的行业壁垒、地域壁垒、资金壁垒等多种因素有关。尽管如此,跨媒体跨地域是报业集团发展的必然方向,国内一些传媒集团对此进行了尝试,比如报业与广电合并的成都传媒集团、佛山传媒集团和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等。

2006年11月28日,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和成都广播电视台正式合并,组建了成都传媒集团,由此开启了“跨媒体融合”之路,成为我国省会城市首家涵盖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形态的新型综合传媒集团。此前,佛山和牡丹江、红河等地级市已经将报纸和广电合并组建了跨媒体传媒集团。

成都传媒集团成立一年多来,在构建现代化跨媒体发展的传媒集团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报纸和广电两大板块初步实现了内容融合、产业融合、人事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品牌融合。在新闻宣传方面,形成了“新闻宣传统一指挥,不同媒体分类指导”的新闻宣传管理制度。在探索建立新体制方面,针对目前媒体管理格局为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分业管理”的现实,为促进媒介融合,主要采取了干部交流任职和岗位管理制度。在探索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建立了集团结算和审计中心制度,建立健全对集团经营单位和单元的经营目标考核和激励机制。[13]

注释:

[1]刘建明:《关于报纸消亡的对话》,载《新闻界》,2006年第1期。

[2]吴海民:《中国传媒打变局――报业的未来走势和京华时报的战略选择》,载《今传媒》,2005年第12期。

[3](美)菲利普•迈耶:《正在消失的报纸:在信息时代拯救记者》,张卫平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4]Andrew Nachison,Good business or good journalism? Lessons from the bleeding edge, A presentation to the World Editors’ Forum, Hong Kong, June 5,2001。

[5]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的走向》,。

[6]刘景来:《数字报业的研读与解析》,载《中国报业》,2007年第11期。

[7]黄小蓉:《创新党报合作的思路与机制》,载《当代传播》,2006年第1期。

[8]刘景来《数字报业的研读与解析》,载《中国报业》,2007年第11期。

[9]石磊:《媒介融合,报业发展新支点――从报纸消亡论说起》,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7期。

[10]陈昌凤:《纽约时报公司的经营模式探析》,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6期。

[11]参见郦辛:《华尔街日报:紧密结合网络的新型报纸》,载《网络传播》,2006年第2期。

[12]参见孙镜:《解读甘尼特的数字化改革》,载《中国记者》,2007年第3期。

[13]冯文礼:《成都跨媒体融合一年新变》,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