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救灾路漫漫

不计代价的救灾投入，未必能换来民众满意度的提高。

中国灾难医学救援体系建立在国家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框架下。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必要时派出国务院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

灾难医学救援涉及社会多个部门，沿用传统行政指导模式。一旦灾难发生，中国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调集各路医务人员，赶赴灾区实施救援。但是速度不能替代效率，不计代价的救灾投入，未必能换来民众满意度的提高。提高灾难救援效率，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及完善的理论成果为支撑。

解决问题须从正视问题开始。参加灾难救援的医务人员都能深刻感受到救援体系还未完善、救援中还有许多不够科学的做法、急救的应对缺乏实战性等问题。具体而言，中国灾难医学救援在灾情评估、指挥管理、现场救治、分级转运、民众自救等环节，存在以下问题。

在灾情评估方面，灾难医学救援基础的不足。快速、准确的医疗卫生需求评估，能为开展灾难现场医学救援提供决策依据。卫生灾情评估包括评估救援重点地区、地理环境、伤员人数及伤情、所需设备资源等。卫生灾情评估的不当，必然导致救援指挥系统无法统筹安排医疗救援力量，使应急预案的实施、救援力量的分配、药品器械的准备、转运工具的衔接等方面出现偏差。

汶川地震中，灾情伤情评估的不到位，使一些医疗器材历尽艰辛带到灾区，却不能发挥作用；而由于搜救现场缺乏必要的急救设备和经验，费九牛二虎之力搜救出的伤员，却在获救后短时间内死亡。

在指挥管理方面，灾难医学救援的统筹不力。目前，中国突发公卫事件的应急指挥体系和应急组织管理网络已初步形成，制定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制定的应急预案、管理体制、运行体制和有关法律制度。

然而问题在于，应急预案大多建立在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共设施完好的前提下，且往往只涉及一种灾害原因，对多灾原因和次生灾害考虑不周。灾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医疗队迅速奔赴灾区，不同部门、行政区域、上下级和友邻区域间的应急预案无法对接。大量临时性指挥机构各自为政，缺乏明确的统一组织管理体系；地方和军队的隶属关系不同；通信联络体系不完善；数据信息不统一；后勤保障体系不配套，这都造成灾难医学救援的效率大打折扣。

在现场救治方面，灾难医学专业人员短缺。目前中国共有4类11支部级卫生应急队伍，但专业灾难医学救援人员依旧严重短缺。大多数紧急赶赴灾难现场的医疗救护人员，没有经过灾难医学的专业培训，不了解灾难医学救援的特点，缺乏灾难医学救援的特殊技能。

时间就是生命。伤情的复杂性使灾难现场救治方式打破内、外、妇、儿的院内分科，全科和专科医疗救治工作须同时并举。而传统大医院专科医生习惯于护士分诊、患者排队医疗模式，加之囿于电力、检诊设备、治疗条件及恶劣生态环境的限制，即使是知名专家也很难在灾难现场开展专项救治。有些医疗队甚至无法自救，反而为灾区增加新的负担。此外，由于没有经过训练，一些医生没掌握基本的拣伤分类技术，往往根据表象转运伤员，而真正的重伤员却可能被留了下来。在创伤医生缺乏、卫生条件简陋和医疗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截肢、盲目穿刺、盲目插管等违反诊疗常规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高致残率及高感染率也为后期治疗带来了很大困难。

在分级转运方面，凸显后方救治体系薄弱。灾难现场伤员的转运在灾难医学体系中不容忽视。转运环节不顺畅导致的转运滞后、二次损伤、途中死亡等现象时有发生。而缺乏伤情救治原始记录的现场转运，又增加了后方医疗单位的收治难度。

伤员转运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向何处转运。在中国，除了少数大城市建有依托综合性医院的创伤急救中心，尚未见到独立的按照创伤分级救治伤员的专业创伤治疗中心。因此，对创伤的评分系统难以统一，无法统计突发伤病患者的严重程度与死亡、伤残的关系。

同时，由于缺乏专业化创伤救治中心，患者往往在首诊医院内无法得到正确的评估和确切的治疗，部分伤员被转运到无救治条件的区、县医院而不得不再次转院，丧失了实施救治的时间窗。这一现象，在中国现阶段突发性群体交通事故伤员的转运中也普遍存在。

据美国宾州创伤中心的数据分析，同样的创伤伤员转往不同级别的首诊医院，专业化的创伤中心由于人力、物力、经验的充足，比无经验医院的抢救成功率高60％。因此，美国将创伤中心分为初、中、高三级，并立法规定，创伤评分超过一定数值时，必须向上一级中心转运。这为创伤的分级治疗奠定了基础。

在民众自救方面，灾难医学普及范围有限。在中国，灾难以往多被归为社会救援的范畴，并未引起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由政府出面调集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应对困难；但灾害过去了，人们的防范意识荡然无存，被动等候下次灾害不期而至。实际上，灾害发生时，广大群众是第一目击者、受害者，也是应该成为最快施救包括自救的人员。目前国内公众的自救与互救意识还非常淡漠，社会广泛参与应对工作的机制还不够健全，这些因素都成为灾害转化为灾难的诱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资料表明，1923年日本关东地震后，80余年问，日本发生过几十次7级以上地震，损失逐渐减小，这与全民自救培训知识直接相关。作为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提倡“自救”、“共救”、“公救”的理念。灾害发生后，往往居民首先开始自救，然后是邻里社区共救，最后才轮到政府施行“公救”。虽然日本的经验未必能被简单借鉴，但在面对灾难时，日本人表现出的科学严谨与对生命的尊重，却对我们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