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及监管体系重构

内容摘要：2011年以来浙江温州债务危机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部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因此，应该积极引导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本文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入手，阐述了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原因，并详细探讨了非正规金融监管体系的重构。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 金融监管 阳光化

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国家紧缩银根的宏观调控环境下，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非正规金融得到迅速发展。根据中金公司2011年的《中国民间借贷分析》数据统计，2011年中期，我国民间借贷余额已达到3.8亿万元，占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我国一系列的紧缩政策再次推动我国非正规金融市场同比增速约为51%、38%（见图1）。根据中央人民银行统计，截止2012年9月，我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629家，比2011年新增1347家，贷款余额增至5330亿元，前三季度新增1414亿元，同比增长58.68%，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借贷规模不断扩大。此外，其借贷利率、借贷范围也不断攀升。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同期大型银行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为7%，两者差距明显。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民间借贷都是长期存在的。但是，目前我国对非正规金融缺乏明确的监管，非正规金融一直处于民间资本市场的灰色地带。随着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已全面启动，非正规金融正逐步被纳入合法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将逐步走向“阳光化”。

非正规金融成因

关于非正规金融的成因，理论界目前的观点主要是：麦金农认为其产生的根源是金融抑制，认为正规金融的缺失给非正规金融创造了市场；林毅夫、孙希芳指出，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根本条件；郭田勇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兴起直接起源于2010年以来的货币从紧政策，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

（一）国家货币政策缩紧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大量热钱流入，使得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并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自2010年1月开始至2011年6月，央行共调升存款准备金率12次，每次上调0.5%。2011年6月14日，调整后的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1.5%，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8%。央行的一系列紧缩的政策使得银行的信贷规模急剧下降，正规资本市场上资金缺口加大，资金链条紧张。截止2012年5月，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仍高达20%，如此高的存款准备金率表明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见图2）。中小企业在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时，不得不转向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填补了正规金融市场的空白，促使非正规金融迅速发展。

（二）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恶化

目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普遍不景气，外部需求萎靡，尤其是近年来，原材料成本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以及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原因，使得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存货和应收账款余额明显增加，贷款拖欠现象严重，使得中小企业的资金链紧张，企业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2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比2011年的13.9%回落了近4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深。其中轻、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2%和9.8%，增速同比分别回落2.8和4.6个百分点。另外，目前我国仍存在着严重的信贷管制，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这部分中小企业为了避免经营环境的持续恶化，被迫转向非民间金融。

（三）我国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抑制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直接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投入4亿元投资，以促进国内需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适当增加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由IS-LM模型（见图3）可知，当政府增加投资，使得IS曲线右移， IS0与LM曲线相交于E0点，此时利率升至为i0，国民收入为Y0。利率上升，国内投资环境改变，投资需求较少；另外，利率上升使得我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我国商品净出口减少，进一步使得投资需求减少。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在基础设施、民生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民间资本的投资，促使大量民间资本流向非正规金融市场。随着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2011年以来，限购、限贷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陆续出台，房地产市场走势回稳，房地产价格涨幅逐步下降，巨大的资金量从房地产市场撤离，流向非正规金融市场，这直接造成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

（四）非正规金融在搜集中小企业“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

一般来说，中小企业经营处于不稳定状态，并且信息公布不透明，缺乏明确的财务报表披露、担保人以及抵押或质押物，正规金融机构搜集中小企业信息时难度较大，还款保证存在着一定风险，再加之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逐步倒向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信用良好的大型企业，大量中小企业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只能从民间进行融资。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利用其地缘、人缘等优势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搜集到中小企业的“软信息”，能够获得较正规金融机构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有效地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非正规金融监管体系的重构

（一）建立非正规金融的法律框架并承认其合法地位

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非正规金融的法律法规，虽然《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中对非正规金融有相应的规定，但是其内容较为粗略，对现行的非正规金融不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因此，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其借贷行为，引导非正规金融走向“阳光化”，推动非正规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立法要涵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要对非正规金融有明确的界定，区分非法集资与非正规金融，明确二者的界限；二是要规定借贷和同的订立与履行、举证责任制度、债务追偿、风险防范以及借贷双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三是要对非正规金融的利率管理、资金的来源与去向也纳入立法内容；四是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性质、资质、业务范围等予以规范，对非法集资、高利贷等行为坚决予以打击，以维护社会稳定。

（二）建立健全非正规金融的监管体制

首先，建立“双线多头”监管体制。在我国目前的监管模式下，非正规金融机构并不纳入银监会的管辖范围内，一旦非正规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就很可能影响正规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因此需要改变目前的监管模式，建立“双线多头”监管体制，即金融机构同时纳入中央和地方的管辖范围内，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在这种监管制度下，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监管权力，能够及时地掌握民间借贷的规模、利率水平等信息，这有助于地方政府参与非正规金融的监管。另外，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不同地区非正规金融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监管措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监管机构相互配合，有助于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化。

其次，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即要求中小企业定期披露借贷资金流向、使用情况以及要求财务状况更加透明化，让贷款人能够了解相关信息，有效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

最后，加强非正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要求。相关法律应该规定非正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标准和程序，加强人员准入的标准。监管部门要严格审核进入机构的相关信息，加强对进入机构的资格审核。对现有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清理整顿，对于不符合条件的、经营业绩严重亏损的机构责令其退出，对于符合条件的机构规范其发展。

（三）拓宽民间资金的投资渠道

有关人士认为，解决非正规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效措施就是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这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要大力发展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区域性银行。这些区域性银行应该立足于当地的中小企业，利用其在搜集“软信息”方面的优势，可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以有效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其次，在审慎有序、风险可控的原则下，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限制。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小型金融机构，如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扩构建多层次的金融组织体系；最后，各级地方政府设立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以信息化为平台，创建投融资对接平台，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建设、社会福利、教育以及商贸等领域，拓宽民间资金的投资渠道，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四）加强管理并建立银行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隔离

要严格执行金融机构向小额工商贷款的审批权限，密切关注贷款流向，防止银行信贷资金流向非正规金融市场，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另外，要加强银行从业人员的教育，引导从业人员自觉抵制非正规金融的高息诱惑。对于银行从业人员以个人名义或借用银行名义充当资金掮客、参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加大查处和问责力度，涉及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非正规金融一直游离于正规金融市场之外，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对非正规金融进行监管，引导非正规金融从“地下”转向“地上”，发挥非正规金融扶持中小企业的优势，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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