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新闻敲诈”

“新闻敲诈”（Franz？sischer Nachrichtenhumbug）是马克思用来说明法国和英国新闻界报道某些事件时以政治投机和经济投机为目的的一种行为，这一概念出现于马克思1861年12月31日所写的通讯《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的标题中，该文载于1862年1月4日出版的奥地利德文《新闻报》，当时马克思是该报的签约通讯员。

1861年11月，正值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英国宣布中立。美国北方政府的军舰截获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并扣押了船上的两个南方蓄奴州的赴欧特使。此事件引起的英美冲突。1861年12月30日，巴黎《祖国报》等报纸刊登了英国驻美公使理查？莱昂斯勋爵在美国的声明，其内容说，如果到1862年1月20日等不到华盛顿政府释放扣押人员的消息，勋爵就返回伦敦。实际上，巴黎报纸发出这条信息时，为勋爵传递公文的“欧罗巴号”轮船尚未抵达目的地，巴黎报纸只是事先听说莱昂斯勋爵抵美以后准备采取的行动步骤。对于类似虚假做法，一家有关证券交易的报纸披露说，虚假信息的背后都存在巨大的商业动机，这些报纸不只是帮助那些当权人物进行政治投机，而且也帮助一些从事证券交易的人进行交易所投机。在马克思写的这篇通讯中，将这种行为概括为“新闻敲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45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美国内战时期，在英国以首相帕麦斯顿为首的一些政治家和棉织业商人出于政治利益或者商业利益的考虑，希望挑起跟美国的战争。“特伦特号”事件的发生为英国主战派提供了向美国宣战的借口。主战派希望通过新闻界的报道来引导舆论、鼓动战争，以获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当时英国报刊的大多数，如《泰晤士报》、《晨邮报》、《经济学家》、《星期六评论》等报刊，在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刚刚上台时就主动投靠他。在法国也有类似情况，皇帝路易？波拿巴控制着国内大多数有影响力的报纸。法国当权者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在对美关系上紧紧追随帕麦斯顿。因此，在“特伦特号”事件还悬而未决的时候，英国和法国的新闻界遵从当权者的意愿，发表大量鼓动战争的言论，甚至不惜为此杜撰假新闻。

马克思使用“新闻敲诈”这个概念，揭露巴黎和伦敦的某些报纸凭空臆造事实、散布威胁言论、煽动战争，用以政治投机和商业投机者助力的行为。他批评英国的《晨邮报》和《泰晤士报》“像法国的《祖国报》和《国家报》一样，它们愚弄读者不仅是为了要在政治方面把他们引入迷途，而且也是为了要在交易所中把他们的钱搜刮上去交给自己的主子”。（同上，466页）

“新闻敲诈”现象源自于报刊的逐利动机，马克思把这它称为“非常卑鄙可耻以致不敢公开说出的隐秘动机”。（同上，326页）由于这种隐秘动机的支配，报刊的政治态度经常以自身利益的变化为转移。以《泰晤士报》为例，1855年，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宣布取消报纸附刊税，于是就发生了马克思所讲的情形：“高贵的格莱斯顿把一个特殊的法案――取消报纸附刊印花税――列入了他的预算，以便收买《泰晤士报》，他用这个办法等于每年馈赠该报三四万英镑。因为只有它一家出版附刊，它的垄断地位就得到了加强。感恩戴德的《泰晤士报》放弃了反对他的所得税的争论，现在又要求他加入新内阁了。”（同上，第28卷426页）然而，当格莱斯顿提出废除一般报纸的印花税和减轻大众报纸的邮资时，由于这威胁到《泰晤士报》在报界的垄断地位，它立即翻脸，把英国政府决定参加的克里木战争描写得一片阴暗。两个月后格莱斯顿下台，《泰晤士报》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马克思写道：“他（格莱斯顿――引者注）的继任人乔・康・路易斯爵士就撤回了这个法案，同时《泰晤士报》希望一切都能照旧，因此突然放弃了它对克里木事件的忧郁看法，而代之以一幅动人心弦的、闪耀着胜利希望光芒的图景……今天《泰晤士报》的情绪又转为忧郁，因为昨天乔・康・路易斯爵士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又提出了废除报纸印花税法案。《泰晤士报》大声喊道：这是往事述评文作者[指路易爵士]对新事物的憎恨！”（同上，第11卷159页）在大约100天的时间里，《泰晤士报》的政治态度四度变化，都被马克思从政府预算的变动中抓住了根本原因。

“新闻敲诈”揭示了报刊活动背后资本与当权政治家结缘的关系。19世纪中叶大众传播兴起之时，报刊对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追逐，通常导致媒体主动向权钱势力靠拢。这种情形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当政的10年（1855-1865）中最为明显。当帕麦斯顿作为贵族寡头的势力崛起时，伦敦的主要报刊趋炎附势地投靠了他，而他则以官位的诱惑、提供政治新闻的特权来牵制这些报刊。当时马克思揭露道：英国大报《泰晤士报》的主编进入了帕麦斯顿的内阁，《晨邮报》的一部分则是帕麦斯顿的财产”。（同上，第15卷456页）这些报刊听命于政治家和投机商人，利用手中的报道权换取自身的好处。

英国的高价报纸如此，廉价报纸的政治投机更是如此，经常造成其观点的变化无常。例如英国最早的廉价报纸之一《每日电讯》，帕麦斯顿当权时它依附这位有权势的独裁者，其动机如马克思分析的：“政治家们称《每日电讯》为‘帕麦斯顿的黄色小报’，然而勒维[该报所有人]的粪车装运政治只不过是当做压车物而已。”（同上，第14卷657页）这类报刊在政治态度上受束缚比《泰晤士报》要少得多，因为后者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还要考虑“面子”问题，而前者则没有这种顾虑。所以在谈到英国报纸时，马克思说：“除了正派的或自命正派的首都报纸以外，还有不正派的报纸。这种报纸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后台老板，这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的约束，随时准备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同上，第12卷563页）

（王娟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