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告赢省政府到底意味着什么

2004年5月，浙江长汀村所在的地段被出让给某地产公司，这一项目获得了省政府的批准，但当地农民认为这并不符合国家规定。在历经长达三年的诉讼艰辛和十次败诉之后，最终胜诉。在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的判决书中，被上诉人是浙江省人民政府，被上诉的法人代表是浙江省省长；而上诉人则是浙江奉化市的十二位农民。判决结果是，“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应诉处于2005年9月1日所作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4月11日央视《新闻会客厅》)

这个案例可以被称为中国“民告官”中的新经典，其象征意义在于作为诉讼主体的农民与省政府，虽然他们的掌控资源和权力禀赋具有天壤之别，却在法律框架内获得了一个异乎于公众常识的判决结果。无疑，这个结果显示出中国法治步伐的扎实推进，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进步成就。在今年3月27日召开的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透露出的统计数字表明，2000年以来，被形象地称作“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全国共审结十三万件，有效地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了一些矛盾激化和转化。

但问题是，“民告官”背后是走上诉讼之路的“民”之艰辛实在令人扼腕相叹。以“十二位农民诉浙江省政府”为例，央视采访了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代表张召良。这位老实而憨厚的农民，在三年诉讼生涯中因为没有时间从事劳动几乎没有任何家庭收入，并且在官司打了一年之后，夫妻关系原本很好的张召良和妻子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也就是说，这个官司不仅改变了张召良的个人生活状态，也改变了与其相濡以沫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状态。从个体角度来讲，官司胜利只是意味着他们恢复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增大，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挽回本不该发生的物质与精神损伤；从社会角度来讲，官司胜利不过是意味着包括司法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不被继续浪费，却再也找不回被无端耗费掉的社会成本。

正因如此，“农民告赢省长”的悲剧色彩大于喜剧结果。寻常百姓最怕的就是与政府机关打官司。原因不是胜利的希望实在太小，而是胜利与否的背后辛酸与痛苦是个人不能承受之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需要政府部门敬畏法律，小心翼翼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但当下的现实是，部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霸道做法，根本不考虑百姓的切身利益，只是一味权力逞强，使得民众在私力救济不能奏效之后被迫走上漫长的诉讼之路。“民告官”虽然不完全像传说中的“鸡蛋碰石头”那样悲观，但“鸡蛋”和“石头”的差别确实客观存在，具有高硬度的“石头”在检验中不会有任何损伤，具有低硬度的“鸡蛋”在碰撞中却肯定会遍体鳞伤。

一般而言，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进有两条道路：一种是自上而的权力自我约束，即政府部门能够依据法律认真检视行政行为；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即通过民间诉讼、上访等形式矫正违法行政。毋庸置疑，不论从社会效果和民众福祉，还是从社会运行效率和节约社会资源的角度来讲，前者都比后者更为有效。所以，“民告官”的胜利与悲情给出的社会提示是，如何更好地约束权力运作而减少社会伤痛。否则，即使最后的结果能够回归公平与正义，也抚不平对公民个体与家庭的戕害。

【原载2007年4月13日《华夏时报・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