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两种理论倾向的社会学知识论文

社会学理性主义对知识客观性的解释

社会学的理性主义是在新实证主义哲学的炉灶上发展并形成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流派,它是指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在经验的社会科学中应当摆脱哲学和世界观的影响,仿效自然科学,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决一切认识论问题。

新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领域仅仅是事实的领域,这个领域内应当根除一切既没有经验意义,又不能被经验检验的“形而上学”的证明与评价。科学只告诉我们“存在的是什么”和对行为后果的“工具性判断”,不能告诉我们“存在的应当是什么”,以及善与恶的“评价性判断”,善与恶的判断是政治家的事情,不是科学家的事情。关于这一点,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比斯泰得说得非常明白,他说“社会学是关于范畴的科学,不是关于规范的科学。社会学只能说明‘是什么’,不能说明‘应当是什么’。作为科学,社会学不解决价值问题,因为它无法规定社会应当朝哪个方向前进,也无法提出与社会政治目的有关的任何一项建议。在价值领域内找不到社会学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的根据。’心在这位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学在其实际应用过程中只是调整社会过程的“社会工艺”,与调整的目的无关,它应当在人的利益和需要面前保持自己的中立性。他认为这是社会学知识客观性得以保证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他特别向社会学家呼吁,必须超越团体和个人的信念,从小团体主义中解放出来,“有意识地同一切能够从研究者的社会地位中产生出来的,给科学结论涂上了虚假的颜色并且与研究者的公正无私相对立的偏见作斗争”。很清楚,新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知识的客观性的理解的关键是要排除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因素和感情因素。它认为这两种因素一旦进人科学研究领域,就会给客观真理的追求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不难看出,新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知识的客观性的理解和说明是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的再现。

从年代末到年代初,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在前联邦德国社会学界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年海德堡纪念韦伯诞辰周年的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争论达到了高潮。当时,美国社会学大师,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帕森斯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谈到了他对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的理解。帕森斯指出,所谓“价值中立”,就是指研究者应力求从自己的社会团体或环境,尤其是从那些流行于社会团体或环境的小团休的评价中解放出来。任何政治的、伦理的以及其他的外在于科学的价值只能扭曲科学研究的过程,使科学结论丢失客观性。但是,伴随着这种外在的,不受欢迎的价值在科学活动领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价值,即科学内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科学研究中有关选题、构造概念、建立假设、收集资料和得出科学结论的理论标准。所以,科学内的价值在科学研究中不是获得客观知识的障碍,恰恰相反,是保证知识的客观性的必要条件。同韦伯一样,帕森斯认为,‘价值中立”的本质是要分清两个领域,即科学内与科外活动领域这两个领域都有各自的价值系统。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应当运用科学内的价值系统,摆脱科学外的价值系统。帕森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给“价值中立”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把价值中立看成是这样一种在科学价值界限内必须信奉的价值原则,它要求摈弃一切与科学研究相对立和无关的价值。’这就是说,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越能遵循科学内的价值规范,排除科学外的价值干扰就越能保证科学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帕森斯特别强调指出,“价值中立”首要说明的是学者的角色应当独立于他的其他社会角色,它完全不同于“价值关联‘’。“价值关联”强调研究者各种社会角色的相互依赖性,并且把研究者和一定的文化综合体见联结在一起。帕森斯认为,文化综一体的基本功能是规定或选择科学所应当研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在社会的价值共享之上的,有社会价值共享就没有今天的大学体系。

帕森斯是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论证韦伯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原则的。在帕森斯的论证中,这两个原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但是帕森斯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认为韦伯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在科学研究中是研究者必须同时遵循的两个原则。尽管帕森斯对韦伯的价值原则的解释是符合韦伯的本意的,但是帕森斯与韦伯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韦伯对实证主义的取向的社会学能否真正揭示人类生活的含义是表示怀疑的,而帕森斯对这一点却坚信不移。帕森斯的社会认识方法论非常类似批判的唯理论的哲学方法论。批判的唯理论的奠基人是波普尔。波普尔企图在韦伯的方法论基础上建立一个“客观的”,“摆脱了价值”的社会科学。从这一目的出发,他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原理比如,归纳证明,提出了他的证伪理论。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接受反驳,具有证伪能力的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而“形而上学”是“发现的领域”,它不允许对思想进行科学的分析,形而上学的思想既不能被检验,也不能被反驳,它可以阻碍,也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所以,经验科学是提供根据的领域,它应该能被经验地证伪。波普尔对经验科学的说明与韦伯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用经验世界来限定经验科学,并且使之与“形而上学”尖锐对立。只不过韦伯借助的是“价值中立”原则,而波普尔借助的是证伪原则。同帕森斯一样,波普尔同样划分了科学内与科学外价值。他认为,科学研究离开科学外的价值便无法展开自己的工作。但是,科学应当用批判的方法来缩小和取消科学中的科学外价值。所以波普称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是捍卫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的有效工具。波普尔的社会科学逻辑是理性批判的演绎逻辑,按波普尔的说法,这种逻辑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独立于一切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被客观理解”的社会科学。继波普尔之后,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的最坚决的捍卫者,当属波普尔的忠实信徒,德国的批判的唯理论者阿尔伯特。他认为,韦伯要求在经验事实和评价判断之间划清界限的方法论原则至今仍未失去意义。

阿尔伯特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是获取现实的,在人际间能够检验的信息,这就要求科学的表述应当是可以检验的。而评价判断具有主观随意性,无法被经验检验。所以,决不能允许评价判断进入科学表述的领域。确实,科学的表述应该,而且必须能够在主体间进行检验。如果一种研究结果经过科学的检验并没有预期地出现,那么科学是不会承认它的。但是,这种科学的检验不是评价科学性的唯一标准,科学性的评价不应当有其他的标准。人的认识的不完善性,不确定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任何一个科学认识都不会立即成功地被检验,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认识。对科学认识的检验不是要求再现所有的研究结果,而是确定检验的可能性。阿尔伯特的错误就在于他将知识的科学性的检验标准绝对化了。阿尔伯特在谈到社会科学的应用问题时指出,将逻辑假设经过同义变形转换为可操作的“工艺形式”,即将经验表述转换为工程语句的形式,是摆脱评价判断的最有效的方法。据阿尔伯特说,经过同义转型得到的工程语句像经验表述本身一样可以摆脱价值判断而实现价值中立。在这里,阿尔伯特同样犯了绝对化的错误,正如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工程语句不可能是纯描述的,它以经验事实价值和规范为基础。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解释社会学知识客观性的致命错误是对意识形态作了唯心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出发对特定的历史过程所作的反映,是一定的阶级的价值的解释。这种解释是从历史过程的现实存在中抽取出来的,因而具有现实的客观基础。如果一个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与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一致,那么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进步的意识形态,并且它的表述就一定与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真理相一致实践证明,只有当科学与进步的意识形态,理论认识与正确的价值立场有机地相互发生作用时,客观的、真理性的社会认识才能被获得。

社会学非理性主义对知识客观性的说明

在解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上,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是社会学理性主义的出发点,也是社会学中非理主义的出发点。在社会学中,非理性主义强调价值成分在认识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和科学认识的有限性。它认为,科学在解决关于人类存在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能力极其有限,那些企图超越科学认识的界限的作法,无论是在社会文化领域,还是在认识领域都将导致不良的后果。在人类文化知识领域,纯科学认识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价值立场却对认识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西方社会学中,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瑞士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姆尔达。当实证主义在美国还十分流行的时候,姆尔达就发表了专著《关于事实与价值问题的方法论说明》年。在这本书里,姆尔达明确指出,企图在社会学研究中区分,描述与评价是地地道道的乌托邦。他认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评价都是社会文化环境作用于人的必然结果。姆尔达积多年的研究经验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总要发表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主要包含两种成分基于事实的信念和表现感情偏好的评价。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人是用自己的信念表象他的周围世界,并且努力地使他的表象趋于合理性。姆尔达认为,科学研究中,科学的认识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性。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经过提炼和概括的健全的理性。社会学家所表述的东西,既是描述的,又是评价的,只不过社会学家总是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评价,并且以事实的形式来表现它们罢了。事实上,从收集资料开始到建立理论为止,评价都是自始至终伴随着科学研究者。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期待着研究者去揭示的科学事实并不存在于事物的自身之中。科学事实是借助于任意的定义和分类从复杂而混乱的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结构。研究者的预先选择将决定着他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研究假设,以及研究资料的定义和分类。同样,从经过整理的资料中抽取理论结构也是如此,在这里,以评价为基础的科学的约定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吻也就是说,在感性经验中并没有现成的科学事实,研究者自身意识不到的价值规则、偏爱和评价制约着他的科学行为。韦伯曾把科学外价值称作“科学外的科学源泉”,并且把它的作用仅仅限定在科学研究的发生阶段。而姆尔达则将科学外价值的作用延展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这对于非理性主义者来说,就产生了一个在理性主义者那里出现的同样的问题,即客观的科学认识是否可能的问题。既然认识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不可避免地要受不同的价值、偏好和评价的影响,那么应当如何去获取客观真理性的认识呢姆尔达感到这是社会学中极其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他称之为“科学的逻辑焦点”。姆尔达非常熟悉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和实证主义的观点,他不满意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焦点”的解决方式,认为实证主义所理解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根本就未曾存在过。姆尔还强调,只有当我们不放弃评价,并且充分重视评价的时候,思维才会变得合理化。

姆尔达对价值成分在社会科学认识中的作用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将这种认识坚持到底。当他说明科学研究过程中认识要素与价值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他的结论就下得过于匆忙和显得十分荒谬。姆尔达虽然将价值成分看成认识过程的必需的伴侣,但是,他却认为这个伴侣对科学认识本身是格格不人的和有害的,它介人认识过程是科学的“不可避免的灾难”。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去抵制这个灾难,限制它对科学研究过程的影响。于是,姆尔达提出一种他称之为“公开曝光”的解决办法。所谓公开曝光,即是将科学研究者的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进行充分的讨论,并且从社会的存在、含义和可行性方面去分析和认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中的所有评价问题。他认为,“能帮助我们遵循理论分析‘客观性’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评价放在阳光下,赋予它们自觉的,具体的和显明的特性,揭示它们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姆尔达的“公开曝光法”本质上说是为了发展和深化研究者的价值意识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并以此实现价值成分的中立化。西方许多具有实证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家也都纷纷表示支持姆尔达的这一方法论立场,尽管他们认为这一方法的实现是极其困难的。当然,还有一些社会学非理性主义者,例如批判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也建议研究者可以采用心理分析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公开而坦诚地”宣布自己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和为什么会对这些问题产生偏爱。社会学非理性主义的方法本质上与实证主义的方法是不同的,它所注意和关心的恰恰是实证主义忽略了科学研究中主观要素的作用,即价值成分对每个科学研究环节的介人和影响。在这一点上,非理性主义克服了实证主义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当非理性主义进一步考察科学研究中认识成分与价值成分的相互关系时,又暴露出它不可克服的缺陷。非理性主义把价值成分向认识过程的介人说成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并要求研究者做到评价的中立化。这样,非理性主义便陷人自相矛盾。象理性主义一样,它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也是将研究者的评价视为纯主观的产物。按照姆尔达的“中立化”原则,不仅无法找到客观的真理性知识,反而会重新陷人实证主义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的反实证主义倾向明朗化,首先向实证主义发难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严厉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他的激进思想中,有许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研究绝不是中立的认识过程,而是在不同的道德的,政治的取向中进行选择的过程,选择本身与社会实践,社会政治价值紧密相联。一方面,社会价值制约着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学的研究结论反过来又影响某些社会价值被承认的程度。米尔斯批判了当时美国社会学界极为流行的观点,即事实的表述不能逻辑地引出评价判断。他认为事实并不如此,任何事实的表述对评价判断来说都是有意义的,科学的评价潜在地具有价值意义并且对一定的社会价值的形成构成不可或缺的影响,科学研究从来就不是纯科学的。他说“任何一个献身于社会研究和不断公布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人,不管他意识到与否,他的行动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所以,在米尔斯看来,科学既依赖于社会价值系统,又影响于社会价值系统。社会价值进人科学研究不是简单的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是社会科学认识的本质特征。世上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够使研究者逃避社会价值的影响,同样,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可以使社会研究的成果不影响社会价值系统。很明显,米尔斯的独特之处是强调,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必然要向科学研究渗透,而在科学活动中,科学研究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科学的真理,更重要的是科学事实的实践意义。

表面上看,社会学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解决社会学知识客观性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但是,它们对社会学知识客观性差别题的最终理解却是一致的理性主义认为,价值成分进人科学研究过程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的社会学知识,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将价值成分从科学研究中清除出去,所以经验科学必须满足“价值中立”原则。理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就是它把科学看成只是关于存在和经验的知识体系,把经验认识和价值立场绝对对立起来,把价值立场看成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其实,价值立场首先是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客观价值关系的反映,并不是纯主观的产物,它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在科学研究中价值立场的使命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去说明被认识的现实现象,并与理论认识有机地统一起来。客观的社会学知识是在这个有机的认识统一体中获得的。理性主义将理论认识与价值立场对立起来,恰恰阻碍了客观的社会学知识的获得。非理性主义认为,价值成分进人科学研究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科学研究无法实现价值中立。但是,它对价值立场本身的理解与理性主义非常相似,即认为价值的介人有害于客观性知识的获得。所以非理性主义者也要设法揭示价值以什么形式影响客观知识的客观性。按非理性主义的说法,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只有通过实行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价值中立化价值共享的道路才能得到保证。

如果说社会学理性主义是公开要求将价值立场从科学研究中清除出去的话,那么非理性主义则是企图通过价值中立化的方式把渗透到科学领域的价值立场给化解掉,二者实为异曲同工。目前,非理性主义中又出现了反对价值中立化的新倾向,如•库恩、卜拉卡托斯等人就主张科学的形而上学特性,反对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他们认为,科学活动受社会的和社会心理的因素制约,科学知识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应当把科学知识与文化的哲学世界观割裂开。实证主义理解的客观性毁坏了科学的真实面孔,把人和使人激动的问题完全置于研究者的脑后。价值关联是真正有助于保证社会学知识客观性的人文主义科学原则。非理性主义这一新倾向在推动西方社会学家积极参与研究与社会认识的主观要素有关社会问题方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非理性主义的方法论是矛盾的,因为它一方面强调价值立场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站在主观主义立场上理解价值关联原则。这就决定了社会学非理性主义不能正确地认识价值立场的本质,并且无法正确地解决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

作者：侯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