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保险法合理原则的发展透析

美国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产生的原因

（一）保险合同过于复杂作为保险法的一个新理论，按基廷教授的理解，合理期待原则主张保单用语应以外行人的观点进行理解，而非与专业的保险人的理解相一致的方式进行解释。但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原则并没有在支持哪一方理解的问题上停留，反而扩展到只要从外行人的观点看来，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期待是客观合理的就应当得到保护，不管通过深入研究合同条款，他将可以理解他的有争议的期待将会被否定这一事实。而且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否已充分审查保单的问题不是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关键问题，而仅仅是他的期待是否客观、合理所考虑的一部分。合理期待原则存在一个基本判断：由于多数保单条款是如此的冗长和复杂，多数持单人即使通过认真研究不能完全理解，因此保险人知道一般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事实上不会认真按保险人所要求的那样去阅读他们的所提供的保单。因为保单条款的专业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不仅应在保单存在难以理解或高度专业性的保单语言的条款时得到满足，而且当保单中不利于持单人的特别条款规定得很清楚而且可以理解时也应获支持，除非保险人能证明持单人不阅读这样的保单条款不符合情理时才可以否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期待。（二）不利解释原则的不足不利解释原则是保险合同争议的一个重要解释方法，但它并不能代替合理期待原则所起的作用，该原则的不足正是合理期待原则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多数情况下针对保险人提供保单的歧义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即使扩大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总体上还是不能达到满足投保人、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原则的一样的广度，因为不利解释原则通常仅在确实存在歧义的情况下才可以被适用。如果保单条款不存在歧义，但强制执行保单规定又会导致被保险人失去保险，使保险人获得不当利益，这时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原则的保护范围确实远远大于不利解释原则。如在合理期待原则得到法院适用的康涅狄格州，不利解释原则在保险领域的适用比其他各类合同更为严格，只在合同术语解释确实存在歧义的情况下才能援引不利解释原则，超出术语歧义范围的案件应适用合理期待原则进行调整。一般美国法院在处理保险条款歧义时都会尽量利用不利解释的外部界限，但不会超越它的外延，如一些涉及通过自动售货机购买航空旅行意外保险的限制条款的判例。在基廷合理期待原则产生之前，美国法院的一些判决很清楚已超出了歧义解释的理论――甚至超出保险人、外行人对歧义意思的外部边界。这些超出不利解释原则的观点在涉及保险法不同类型的案件中都可以找到，如否定意外身体伤害的保险限制、生命保险暂保收据、各种火灾与灾害保单造成损失的保险案件中。[3]在这些案件中，不利解释原则已不足以解释判决的结果，因此当保单条款不存在歧义时，法院有时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不得不去创造歧义，因为要使用不利解释原则去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歧义的存在对于清楚的合同文件条款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法院以虚构方式扩展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不仅会导致不利解释原则这一司法规则效力范围的混乱与不确定，同时也容易造成一个不道德的、在司法上先入为主的不利于保险人的印象。除了那些以不利解释原则理论为判决依据的案件外，还有一些美国法院的判决适用了其他不同原则的案件类型，如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的申请签发了一张保险范围或条件不同于市场上存在的一般同类保单，或保险人发出一张没有提醒被保险人注意保障范围减少的保单，或者是保险范围比原保单更窄的续期保单，或者假设保险人在一个附条件暂保收据中故意以明显不利于被保险人的方式进行起草，或者如果保单中不存在歧义，对于法院来说不利解释原则将毫无意义，但从收据条款中寻求保险也没有根据。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虽然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原则仅偶尔被明确鉴别出来，但在它是一个比牵强地援引不利解释原则更好地解释案件处理结果的理由。（三）被保险人因保险人而产生的信赖应得到保护保护合同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是普通法的一个传统，它也是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应得到满足的一个理由，而且在因对保险人行为的信赖而产生期待的责任上减轻申请人受到损失的证明方面，合理期待原则超越了信赖利益原则。对信赖利益给予赔偿的原则即使在合同没有最终成立时也可以适用，其保护的主体不仅包括持单人也包括指定的持单人，只要当事人根据保险人的行为产生了信赖，这种依赖就应获得保护。以此类推，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不一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它拓展到投保人提出保险申请后，因保险人的原因致使申请人产生保险合同已经成立生效的期待的情形。例如，当一个潜在的持单人申请生命保险，并指定了潜在的受益人，但申请人在保单签发前死亡，而保险人在处理其保险申请时有不合理的延迟行为。如果申请人信赖保险人以合理的勤勉处理保单申请，他的信赖利益就应该获得保护，因为如果保险人尽到勤勉义务，而申请人被拒绝后他有可能从别的保险公司那里得到一个同样的或类似的保单。追究保险人造成的信赖责任是建立在保险人有过错或疏忽行为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明确的合意基础上追究责任，因此它本质上更象侵权责任而不是合同责任。但它又是合理的，被保护的人将可能在侵权而非合同基础上得到支持。由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谈判地位之间的差距，保险人起草保单条款的机会是一个极易被滥用的机会，而根据普通法的基本原理，有权利就会有救济，同样，有足够的侵权行为机会，就会有相应的救济措施。当保险人以强横的态度制定不合理的条款或者通过印刷精美、冗长含糊的方式来隐瞒保险条件或范围时，合理期待原则就成为被保险人新的有力救济措施。（四）保险交易的特殊过程保险交易的特殊性也是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原因。因为大部分保险的销售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一般直到保险合同已经签定才有可能得以方便地仔细阅读其保单条款。如在生命保险中，持单人一般直到他签署了保险申请，即他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保险的合同要约，支付了第一期保费，并在保险公司已完成批准程序并签发该保单后他才能看到完整的保单合同条款。这通常意味着一个申请保险的人从提出申请到拿到保单之间有几个星期的延迟――这是增加持单人不会仔细阅读或根本不阅读他的保单的一个因素。自基廷教授提出合理期待原则开始，很多人这一赞许保险法中的新鲜事物，但也迎来了许多人的严厉批评，可以说它是一个在备受推崇和饱受指责，冰火两重天的复杂环境中得以发展的保险法原则，两种相左的意见至今尚未平息，合理期待原则在此过程中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需要，实现在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的近期理论发展

由于合理期待原则授权法院修改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保险合同，从而被认为是偏向被保险人、反对保险人的不道德司法偏见，基廷教授则提供了反驳这一观点的一般理由。但基廷教授并没有就他所提出的原则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正如他一开始就承认的，这一原则过于概括以至不足以作为通过逻辑推演产生特定化判决的指导，也过于广泛以至不能成为普遍真理。然而他认为普通法在提炼出任何准确的新原则时，理论准备部分需要时间的检验，而且主张该原则准确地为保险法过去和将来的发展动向指明了方向。[4]按基廷教授的观点，法院在一些案件中为解释保险合同所适用的原则应被划定为保险法的新原则，在这一新的保险法原则提出后产生了适用该原则的大量司法判例，也出现了大量的论文与著作，赞许与批评兼而有之，有一些人在他们的评论中总体上支持这一原则，但也指出适用该原则在案件适用的内容和方法上很少能提供指导意见，并就消除他们认为的缺点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在法理学上，不同的法律规则理论冲突是法律系统进化的结果，而法律原则的争议与冲突是法律进化的一个现象，是不同的社会主体、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冲突在法律系统上的反映。合理期待原则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期待利益的归纳是如此的宽泛，以至于没有能说明该原则适用的条件和限制，而习惯上这些条件与限制是一个法律规则或司法判决的一系列规则中必须进行准确陈述的，虽然许多时候它可能不是全部但至少要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说，一个法律原则的条件和限制应根据原则而产生。但合理期待原则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如AustinScott教授所注意到的：这不是一个真实、准确的观点。[5]但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变，法院就如何确定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条件，在追求正义的时候保证合同的确定性等问题在实践运用中逐步明确。自产生之日起，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毫无疑问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合同解释性规则，作为一种理念和法律规则，美国法院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几十年的实践无疑为我们正确认识这一原则提供了一个全景舞台。在普通法中，某一个法律原则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来自于司法实践的需要，除了少数原则外，总体上法律原则不会从任何一个案件中突然产生得来，或从某一篇法学著作中产生。换言之，法律原则的提炼与概括跟文学艺术一样“来自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一个法律原则产生后它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经历司法实践的考验。正如德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LeonGreen教授以前就普通法的成长与发展发表评论时所说的而现在看来很是恰当：在从一个旧原则真正分离或承认一个新原则时，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法院对特别规则的依赖。……如果规则的分歧可能影响判决，法院可能在对判决进行准确定位时有合理的犹豫，因为规则一般在定型前已经经过长期论证。[6]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作为一个原则，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虽然已经有了许多论证和实践，但它作为保险法中最新发展的一个原则还有许多质疑的声音，它并不是属于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也许任何一个法律原则都会受到质疑，但合理期待原则在可以令人信服地消除多数的怀疑目光之前就仍然处于尚未定型的阶段，还在赞许与质疑的磨难之中发展，该原则近期的发展就是法院与学术界对于统一适用模式的探索。建立统一的适用模式当然不是一个容易的目标，自该原则被基廷教授提出后，围绕合理期待原则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争议与困惑就没有停息过。但在司法实践中，爱荷华、亚利桑那等州的法院在保险案件中适用合理期待原则时[7]引用了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节的评论，《合同法重述》第211条（3）反映了美国法学会在标准格式协议执行方法的例外，其规定是：“如果另一方有理由相信对方如果知道文件包括了一个特别条款他就不会表示同意，那么这一条款就不是该协议的组成部分。”根据第211节的这一规定，一个合同条款只有在一方“有理由相信”格式合同的另一方将不同意该特别条款的时候该条款才应被忽视。而且第二次《合同法重述》（1981）第206条已经被认为是支持歧义不利解释原则的“重要的基石性规则”[8]，因此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应与206条相互结合进行适用，在合同文本存在歧义时利用不利解释原则来保护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然而这种方法就将原本独立于其他解释方法之外的期待原则融合降格成不利解释原则的一部分，合理期待只是不利解释原则所追求的目标。然而，合理期待原则并非不利解释原则的一部分，它已突破不利解释原则的目标与范围，它与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条的规定精神更加相似。这种援引将合理期待原则与《合同法重述》中格式合同的适用相互结合，为该原则提供了适用的外部边界，获得了许多美国学者与法院的支持，成为统一适用模式的基本蓝本，从而有可能成为该原则发展之路上的里程碑。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廷提出合理期待原则后，该原则就为许多美国法院所积极采纳，然而在七十年代之后对这一原则的热情受到了警告，法院、学者逐渐发现适用这一规则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在适用时态度变得谨慎。出于对于该原则范围与条件的困惑，同时担心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原则的过分适用可能会对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造成潜在破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院在适用该原则有所退缩或保留，一些原来适用该原则的州法院也只有在穷尽了较少引起争议的补充性纠纷解决工具如不利解释原则、禁反言原则等原则无法得到公正的结果后才小心适用。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合理期待原则在总体上已成为一个法院备选适用的，更为抽象的原则。

结语

七十年代，这一抽象理念经基廷教授提炼为明确的原则后成为在广泛范围内使用的特别法律原则；到了八十年代，由于担心扩大使用将会颠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风险分配的基础，导致保险人增加保费的赔付支出，甚至有可能严重危害一些保险人的财务稳定状况，这些清醒认识导致法院对该原则进行限制适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至今，将七十年代强调支持合理期待原则的潮流与八十年代的对该原则的警惕合二为一，将合理期待原则在适用过程中产生的分歧进行合并，法院将其与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中关于格式合同的适用例外相结合，使之成为得到更广泛支持的保险法合同解释原则，为规范保险人的行为，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提供了强大的司法政策，也为我国改变“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现象，研究优先保护作为弱者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新思路。

作者：卢明威 罗华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民社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