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金融论文范文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1.货币政策实施不当

从越南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在应对高通胀时,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当,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是期望通过快速的本币升值来冲抵高通胀的压力。事实表明,在越南当前的经济实力下,企图以“浮动区间扩大促本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高通胀是错误的,因为在国际热钱已大举进入并获得本币升值的巨大利益前提下,利用本币加速升值的办法抑制通胀,其结果必然会促使国际资本的套利投机,并最终导致本币贬值。二是在危机发生之初,在本国银行系统中采取大幅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即运用大幅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巨额发行票据等货币工具来对冲抑制通货膨胀,造成本土金融系统资金链的极度紧张和加速对本国货币的预期性恐慌。

2.过多过快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多年来,越南实行比较宽松的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形成部分呆坏账,金融体系本身并不健全;同时,也缺乏抗御金融风险的稳健实力。如,越南的外汇储备总量偏低,不到国家外债的50%,但为了促成经济的快速发展,制定了比较激进的吸引外资政策。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虽然可以直接拉动GDP总量的快速增长,但也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一旦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层面的巨大波动和经济层面的较大动荡。

3.货币流动性泛滥,资本投资过度

由于越南的政府投资过多,前期贷款过度,导致国内长期处于货币流动性过多甚至泛滥,加之去年以来的国际粮食、成品油等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过度的进口等,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输入性通胀压力剧增。同时,银行业的快速扩张是流动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越南上市银行,为争抢市场份额,甚至放弃应有的风险原则,实施大规模放贷,如,2006年M2增长34%,2007年又增长46%,而同期国内发放贷款余额则从2006年上升29%到2007年的上升54%。这些高企的数字均表明越南国内流动性已呈泛滥之势。另外,为了防止越南盾对美元的贬值,越南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元,卖出越南盾,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货币流动性问题。

4.过早放开资本项目

2006年加入世贸组织后,越南就开始放开资本项目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也放宽到49%。外资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直接推高了越南国内的资产价格,形成了经济泡沫。当美联储释放停止降息甚至加息的信号时,国际资本开始回流,从而使得国际游资不断卖出越南资产,撤出越南市场,导致了股市和房价的暴跌,资产价格泡沫的快速破灭,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5.基础经济结构失衡

越南原本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规模较小,工业和服务业基础相当薄弱,近10年来,急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一直推行较激进的经济改革,在金融市场化和自由化方面改革力度加大,大力引入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工业项目,以直接投资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些工业项目的国内零部件等配套能力又较弱,实体基础经济薄弱,经济结构存在失衡的问题。因此,需要大量从国外引进和进口,造成了连年的外贸逆差,相对减少了外汇储备。

二、越南与我国金融环境的异同点

相同点在于:

1.均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困扰。次贷危机后,美元不断贬值,一方面,促进国际游资转向石油、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投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国际游资重点进入经济高增长国家进行投机。这些外来资本在越南和我国国内不断寻找各种机会,收购骨干产业以及其他各类资产,致使国内资产价格以及基本生活资料价格呈全面上涨态势。

2.国际热钱不断流入,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威胁。越南和我国都是国际热钱首选的投机地。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仅今年3月份的热钱规模就为123.6亿美元,4月份更高达501.6亿美元,说明热钱在4月份有加速流入的趋势。这些热钱投机于股市、楼市和汇市中,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同样,越南近期股市和楼市的异常暴涨暴跌,也是国际热钱投机引起的,对金融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

3.股市持续暴跌,楼价大幅缩水,使民众对市场经济信心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随着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关注,美元降息周期的即将结束,美元贬值有望见底,很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全球性投机资本可能撤回。全球性资本的非正常流动必然带来金融的较大波动。这些波动呈现给民众的可能是股市持续暴跌和楼价大幅缩水等,可能会导致民众对市场经济信心不足。这也是越南和我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不同点是:

1.我国外汇储备充足,而越南外汇储备较少。我国对外贸易多年顺差,外汇储备充足,外汇储备相当于GDP的50%还多;同时,外债很少,为3736亿美元,仅占GDP总量的11.1%,即使外国投资者全部撤走,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保证。而越南多年存在贸易逆差,外汇储备较少,仅150亿美元,而外债多达305亿美元;同时,越南中央银行人为地把汇率规定在比较高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一旦把热钱撤走,越南货币贬值就在所难免。

2.经济规模不同。我国人口达13.3亿,越南为8440万;越南GDP年增长7%,已被认为超高速增长;而我国近年来GDP年增9%~10%是常态,最高时达到13%。我国的GDP总量在2007年为3.36万亿美元,而越南仅为712亿美元,我国的GDP是越南的46.5倍。我国对其出口119.01亿美元,仅占2007年出口总额的0.98%。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越南的金融风险比较容易被放大,但越南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投资联系,直接传递给我国并造成较大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3.我国资本项目实行稳健的开放,而越南资本项目实行快速的开放。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外资还无法自由直接进出我国市场;同时,外汇进入渠道受到较严格监控。因此,热钱操控我国股市和楼市的潜在风险不大,热钱的撤出,对我国总体经济的冲击不会造成金融危机。越南由于资本项目的快速开放,外资能自由进出,一旦有大量的热钱涌入和进出,就会虚抬或打击其股市和楼市价格,给金融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三、越南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适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股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明显,石油、原材料、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增大,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可以挤压经济泡沫,缓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对国内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运行来考虑,应在坚持既定货币调控方针的同时,适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金融市场潜在的各种风险与危机。对于国内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可通过发行定向债券和特别国债等扶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如,农业、能源等领域里的大型企业。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减缓升值速度,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对热钱要采取措施进行严格监控,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和潜在风险,积极地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2.继续坚持资本项目的稳步适度开放

继续坚持资本项目开放的慎重性和适时性。采取分阶段、有步聚的方式,有选择地逐步开放我国资本项目,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国际热钱进行监控,有效地防范热钱投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利冲击。

3.加快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世界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双重挑战。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也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因此,要进一步采取完善外汇管理、调整外贸政策、强化节能降耗、促进扩大消费等综合措施调整结构。

4.完善金融波动与危机的预

警机制及应急管理体系在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过程中,我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更加密切,国际金融领域的任何微小变化与波动都可能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导致巨大波动。因此,要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风险应对能力,特别是在当前高油价、高通货膨胀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有必要建立健全我国金融波动与危机的预警机制及应急管理体系。

5.建立透明、诚信的信息机制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一)金融开放并不是摆脱危机的良方

——使韩国摆脱危机的是政府的强力干预而不是金融开放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包括允许外资股权参与和对银行部门投资。在危机前，外国投资者个人拥有的韩国公司的股权不能超过7%，韩国公司外国股权合计不能超过26%。在1997年12月3日韩国政府将这两个股权比例限制提高到50%。1998年5月韩国政府超出IMF的要求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甚至允许外资的恶意收购。此外，金融开放的范围还包括外汇交易、建立投资基金、允许外国人购买公共和公司债券、允许外资进入保险公司等广泛的领域。1998年6月，韩国政府宣布分两步实施外汇交易自由化。第一步，1999年4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法案。取消经常帐户交易的兑换限制，并建立资本帐户交易的否定清单。凡是清单没有明确禁止的项目都是合法；第二步，2002年1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2002年4月，政府宣布韩国外汇市场发展规划，到2011年将韩国建成东北亚的区域商务中心。目前，韩国汇率制度被IMF归为通货膨胀目标的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经济政治背景与第一轮开放的完全不同，1997年11月韩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12月韩元兑美元贬值70%，1998年韩国经济衰退6.9%，失业率接近7%。由于相信金融危机爆发主要源于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危机，IMF作为债权人要求韩国调整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取消外国投资者进入的障碍、提高利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可见，第二轮的金融开放的目标是通过吸引外资达到稳定金融体系和摆脱危机困境的目的。

尽管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利率和金融开放获取外部资金支持，但事与愿违，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因为利率的提高和市场的开放而进入韩国。1998年，尽管韩国市场完全开放，而且利率很高，但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净外流分别为10.5亿和92亿美元，只有直接投资表现净流入5.1亿美元。而且，多数资本流入主要依靠政府从IMF的借款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外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是负的。直到1999年中期，当韩国金融和货币市场趋于稳定，外汇储备在6月达到620亿美元以后，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才有所增加。从1997年12月到2000年底，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出口，占95%，而净资本流入仅占5%。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阻止存款外流，政府宣布为所有银行存款提供担保，这与IMF所主张的取消直接和间接的政府担保相反。尽管危机期间，很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政府也提出了为存款担保，但只有韩国国民相信他们的政府。韩国人不仅没有取走存款，而且拿出自己的黄金储备与政府共闯难关，这一举措增加20亿的储备，比1997年12月到1999年6月的净外商直接投资还多。可见，让韩国摆脱危机困境的是韩国政府的有力干预，而不是IMF所推崇的金融开放和放弃干预。

为了稳定金融部门，韩国政府着力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政府将8家无清偿能力的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经过结构调整，国有银行的比重由1996年的33%增加到2000年54%。这与90年代多数国家国有银行比重下降的趋势相背②。为了重建金融市场，韩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资金不仅来源于国家预算，而且还通过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两家政府机构以发行政府担保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到2004年底，为稳定金融市场，韩国政府投资达165兆韩元，这相当于韩国2000年GDP的28%（见表1），扣除收入政府应对危机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大概为22%。从财政成本角度，韩国危机称得上是最昂贵的金融危机之一。

一般来说，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政府的作用应该有所削弱。但是，韩国在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为了稳定几乎被金融危机彻底摧毁的金融市场，政府的作用明显加强。正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强力干预稳定了金融市场，并为危机后的金融重建创造的条件。危机时，韩国政府起初希望外资收购国内银行，但是在金融市场稳定以前，外资对韩国银行没有投资兴趣。为此，政府首先按照BIS资本充足率比率对银行进行关闭和重组，到2004年6月，银行由33家缩减为19家，其他金融机构由142家缩减为114家，银行集中度提高，三家最大银行控制资产由1997年的27%提高到2000年的54%。1997年，在25家商业银行中只有13家符合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为6.2%，但2004年，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达到11.3%。政府的金融重建工作的确成效显著，重组后的银行股权收益率由1998年的-49%提高到2004年的18%，银行的价值大大提升了，在这个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对银行的投资兴趣也不断增强。

(二)向外资出售银行

——外资成为银行私有化的受益者

随着政府重建工作起效、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银行利润率的上升，韩国政府私有化改革才有起色。但是，由于危机使大量国内企业破产，一般国内企业没有购买能力，大财团虽然有购买能力，但是为了抑制财团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保持政府的控制力，政府仍严格限制财团进入银行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外资银行或公司出售银行股权。韩元的贬值使韩国资产变得非常廉价，1999年以后，资本流入开始急剧增加，有价证券的流入量也大幅度增加。

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一家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投资基金Carlyle，2003年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LoneStar投资基金。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家全国性银行中，有六家的外国股权比率超过50%。总体来看，外国投资者拥有韩国商业银行的股权比率高达66%，比1998年提高46个百分点（见表2）。

韩国政府和多数专家学者相信外资进入将有助于稳定和重组国内脆弱的银行业，通过学习国外金融工具和技术改善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他们还希望通过外国银行来解决国内银行体系的官僚、腐败，并约束财团的投资行为。这些观点也被刚刚经历危机之苦的公众所广泛接受。韩国政府还希望通过出售国有银行向公众表明进行金融结构调整的决心。

但是，由于购买韩国银行的主要是投资基金，他们并不想长期经营韩国银行，而是希望通过转卖获取收益。2004年外国投资者开始出售股份，2004年4月，Carlyle将KorAm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2005年2月，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韩国公众对外资的短期套利，而且还不向韩国政府交税极为反感，银行业的开放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很多人确信将银行直接卖给投资基金是不妥当的。不断出现的韩国银行销售的丑闻③更是使一些专家学者和公众对银行开放、外国投资者的积极作用以及政府主导的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私有化进行置疑。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业的影响

仅仅经过短短的5年多（2000年以来）的时间就对韩国银行开放的成败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目前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韩国银行业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通过银行业全面的开放，韩国政府成功地打破了与大财团的过从甚密的关系，商业银行成为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从这一点上看，韩国政府推行银行开放的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是，外资的大举进入的确也产生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银行的借贷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公司贷款减少、私人贷款增加（见表3），外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较少，对家庭贷款的比例较高。这种信贷结构的变化暴露了韩国银行缺乏对长期投资和国内企业进行资金支持的问题。由于商业银行不愿意为公司投资提供贷款，造成私人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下降，私人部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12.8%下降到2004年的9.7%，这可能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公司融资结构也发生变化，贷款、发债和股票融资的比例迅速下降，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发展，目前公司内源融资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90年代中期仅为25%。内源融资比例的提高说明金融市场对私人部门发展中的作用在减弱，金融市场越来越与本国实体经济相脱节；家庭的债务存量的增加也增加了韩国家庭金融的脆弱性，由于长期的信贷不足，使韩国产业发展和创新缺乏必要的融资支持，韩国产业面临产业安全问题，实际上外资已经掌握了金融、电讯、半导体等重要产业的控制权。

由于竞争的加剧，使得银行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提高，利差减少。贷款利率下降造成房地产泡沫，为减少泡沫，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减少抵押贷款，但效果不佳。

外资进入而得到加强的银行业竞争既没有提高银行服务的差别化程度，也没有改变羊群心态。2001和2002年的信用卡事件表明，不管内资还是外资银行都会发生羊群行为。2003年末，信用卡泡沫破裂，信用卡公司形成90亿美元的赤字。但在政府解决信用卡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外国银行参与了信用卡公司的借贷，但却拒绝与政府合作完成解救计划。信用卡危机暴露了韩国银行贷款的随意性和较低的风险管理能力。而且，信用卡事件也反映出在遇到金融混乱或危机的时候，外资银行不会象内资银行那样与政府合作，共度难关。

二、90年代初期以来的第一轮金融开放——不当的金融开放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韩国金融部门主要由政府控制，中央银行是政府政策的工具。直到80年代初期，多数银行仍然是国有，资本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尽管80年代初期，银行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是到90年代，外国银行业务仍然非常有限，一些国外开发性或政策性贷款只是国家执行产业战略计划的低成本的融资工具，国外贷款主要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流入韩国。银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不是为了获取利息收入而是为了提高产业投资水平、扩大出口和促进经济增长。国家不仅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也为银行提供国家信用。

在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政府运用金融控制手段使储蓄和资本积累率最大化。1965年实行的利率自由化使政府控制的银行中的储蓄额迅速增长，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建立也把非正规的场外证券市场的资金吸引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低成本的资金为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提供保障；其次，国家根据其产业政策在不同产业部门、不同企业之间配置金融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企业集团的发展。政府的优惠贷款是产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73年到1991年间平均占国内信贷的比例超过40%。政府不仅向特定的企业和产业提供低息贷款，而且对他们进行临时保护。在外部总需求大量减少时，政府能够使充足的信贷以较低的利率流向财务上脆弱但结构完善的公司。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使得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促成了大企业集团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资本积累。

80年代末，美国给韩国施压，就金融开放开始双边谈判。其他外部力量包括七国集团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都在积极推动韩国开放金融市场。从国内看，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理念也逐步占了上风。自从90年代第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金泳三上台以来，韩国施政战略由保护国内产业体系转向促进经济的全球化，韩国的金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使韩国全球化战略更制度化，韩国1993年申请并于1996年成为OECD成员。为了成为OECD成员，韩国同意向发达国家投资者逐步开放金融市场。除了对长期贷款和股权投资保留管制外①，韩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资本流入特别是国外短期信贷的控制。受传统政府担保的思维惯性的影响，管制的放松导致企业过度借贷，外国银行可以在没有政府信贷担保的情况下向大企业借贷，短期外债急剧增加。处于监管真空中的隶属大财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在国外借入短期贷款并发放贷款给自己。从最大的3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融资结构看，短期借款的比重从1994年的47.7%增加到1996年的63.3%。从1993年到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9月，韩国外债从44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尽管1996年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但其中60%都是短期债务。在1997年的第三季度，韩国短期外债已经是储备货币的323%。不仅如此，金融开放和放松管制的同时，韩国政府也从积极的产业指导政策和投资监管中退出，企业集团纷纷在钢铁、汽车等领域进行重复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过高的企业资产负债比率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1997年宣告破产的财团中，起亚集团的负债率为519%；汉拿集团的负债率达2056%；韩宝集团的负债率达到1900%；真露集团的负债率高达3073%。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7年初韩国一些企业集团的破产使得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失去信心，资本大量外流。同年11月，韩国用尽了全部外汇储备，固定汇率失守，韩元暴跌，由于无力偿还外债，不得不向IMF申请高达570亿美元的援助。

尽管从时间上看，金融开放并不是始于金融危机，但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为了使本国企业集团不受外国企业影响，韩国在放松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同时，保留了对外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股权参与的限制，这种不对称的管制和国内不良的借贷文化造成短期债务比例过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对资本流动取消控制的同时，未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造成监管真空。

三、结论和启示

（一）在金融市场没有对内开放之前就对外开放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韩国在国内没有建立有活力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之前，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确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在转型过程中，市场秩序和合理的价格并未形成，这时仓促向外资出售股权，可能使外资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国家成为受损者。韩国银行出售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成功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府积极参与和引导的过程。韩国危机前，在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限制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措施，使得短期债务迅猛增加，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韩国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开放资本帐户之前先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建设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金融危机后，政府在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重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IMF给韩国金融危机开的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才是让韩国尽快摆脱危机困境的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

（三）外资不是“救世主”，期望外资来解决国内问题是不现实的，力图向国外投资者转嫁银行改革的成本更是不可能的。在韩国面临金融危机困境的时候，尽管银行全面开放，外资也不愿意进入承担银行结构调整的成本。只有金融市场稳定后，外资才进入并充分享受了韩国银行私有化的好处。基于韩国当时国内情况，向外国投资者出售银行股权是制衡国内财团势力和打破官僚金融体系的不得已的选择，但外资银行的介入改变了银行贷款行为取向，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对国内私人部门金融支持不足、缺乏与政府合作精神等。

（四）金融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借贷文化和政府的监管能力。韩国尽快开放金融市场的原因是希望改变国内的借贷文化，但信用卡事件表明，外资不仅没有扭转不良的借贷文化，而且也参与羊群行为中。在资本帐户开放的情况下，不良的借贷文化会使债务累积、并迅速扩散和蔓延，使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政府的审慎监管对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韩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很快，金融创新也比较活跃，尽管韩国建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并引入了新的监管方法和标准，但是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远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

注：

①这一举措的初衷是鼓励企业财团更容易获得国际融资并成为国际化企业，同时不受外国企业的竞争性影响。

②比如墨西哥国有银行比重由100%下降到0，智力由78%下降到28%，匈牙利由81%下降到9%，波兰由80%下降到23%，印度由91%下降到80%，巴西由63%下降到43%。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国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变革，由此金融监管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都呈现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①

除此以外，还有三种主要的金融监管理论：(1)从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最初是用于工业和公共事业监管领域。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应该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合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反应朝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几乎所有形式的外部监管都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既然被视为一种隐含合同，那么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它会使投资者认为，既然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是经过权威部门授权并得到监督的，那么它们理所当然是安全的。而且，监管者在阻止监管失灵方面的历史记录越好，投资者这样的印象就越深。然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监管的局限性，监管无法消除所有的风险。而且金融市场和金融合同本来就包含着风险，投资者本身也存在发生决策错误的可能。(2)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分哪些成本是金融机构为了自身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所必需的，哪些是由于监管制度所强加的也不是十分容易。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所以，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假使已经设计有效)的必要成本，增强监管的强度是否可以消除所有出现的监管失灵，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分析。(3)金融监管的激励问题。投资者认为监管者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端正良好的品行，而金融机构认为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一些监管者所要求的具体规定。双方认识的差距还可能对监管一方和被监管一方造成逆向激励的问题。西方学者现在认为监管者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所以有没有合意的激励就会影响执法的效果。拉丰和梯若尔及其后来者所发展的激励规制理论和新管制经济学为研究激励性金融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②

二、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监管的目标从单纯强调安

全性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各国纷纷建立金融安全网，同时对金融机构从市场准人、利率限度、业务范围等多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银行法》，但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由，造成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同时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给金融业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于是各国开始采取灵活的应变措施。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要目的；日本从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诞生的“金融厅”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则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如“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等，显示了监管当局对效率目标的重视。③

2．监管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分别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④

3．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对银行的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整个金融形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先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二是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对金融机构进行并表监督，才能使母行(或母公司)及其国内外分支附属机构在有效的监控下开展业务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整体上保证各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地经营。⑤

4．金融监管手段计算机化。在监管方法上，各国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并且促进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⑥

5．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呈现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统一资本充足性的国际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也普遍强调区别对待，强调监管灵活性和依赖经验对监督的重要性。⑦

6．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陛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⑧

7．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在美国，先后开放银行从事公债回购以及以子公司方式经营证券承销业务。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国，新的工党政府已提出将所有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银行的监管)归到证券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⑨

8．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千差万别。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⑩

9．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

业务的监管。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第二，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⑾

10.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世界金融监管的实践表明，外部金融监管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监管的程度无论如何细致而周密，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而功半，金融监管效果大打折扣。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银行家协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尽管金融业公会组织在各国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比较重视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⑿

11．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充足框架(征求意见稿)》对1988年制定的《资本充足协议》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是将外部评级引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银行使用公共信息确定其风险加权资本，根据评级公司的评级确定信贷风险权重，新框架的适用对象仍是那些在国际业务领域活跃的大型国际性银行。欧洲委员会公布了一些关于新的资本充足性规定的建议，将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所针对的范围更大，涉及所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该规定试图将真实风险与资本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⒀

12．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的趋同化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二是美国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即英国不断走向法治化，注重法律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⒁

13．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国际化不断加深，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金融监管法制逐渐走向国际化。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14．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经营，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⒂

三、结论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③④吴源从．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南金融，2006，(9)：32—35．

②张慧莲．论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最新发展[J]．成人高教学刊，2004，(6)：18—21．

⑤⑥⑦⑨⒀高峰．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1，(4)：24—26．

⑧⒂黄飞．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趋势与启示[J]．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4，(2)：40—43．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从战后初期恢复经济而采用“倾斜式发展”到后来为赶上世界先进技术而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日本从一个面临经济崩溃的国家发展成为了“世界工厂”，与lT业化时代的全球制造中心不同的是，其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从未达到类似英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也没有达到美困制造业曾经绝对控制的地位，13本作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重点表现为在重点行业、重点技术领域取得领先于美国的竞争优势。13本的工业发展主要靠“技术立国”，但是日本没有原创性的基础科技成果，其先进技术的主要来源不是技术创新，而是通过引进外同先进技术，吸收并加以改造。日本在其半导体、电子产品、家电、汽车等支柱产业上并没有研发优势，其并不再是tO：界科技中心，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世界丁厂”产生了一个与工业化时代截然不同的现象：世界制造中心与世界科技中心相分离。

日本第代“世界T厂”的内涵具有以下特征：世界制造业中心与世界科技中心相分离，产品生产在世界市场具有相对优势，但没有绝对比重优势；某些重点行业出口在世界市场具有绝对优势；创新能力为模仿创新期；要素优势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间和公司内贸易分T成为国际分T主流；以半导体、电子信息产品、家用电器、汽车等为支柱产业。

二、日本的政策金融体系

政策金融是指为了实现产业政策等特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金融手段，亦即为了培养特定战略性的产业，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予以优惠，并有选择地提供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策金融体系和运行机制，引导民间产业资本流向重点产业，以推动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赶超目标的实现，为13本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战后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日本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资本稀缺，物资匮乏，市场混乱。为了恢复生产，振兴经济，日本政府根据有泽广已教授的建议，实施了倾斜式生产方式——重点对煤炭和钢铁产业生产进行倾斜，并于1947年春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库”，负责给重点产业部门提供低息贷款。尽管该金融公库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与价格补贴、物资配给政策一起，推动了以“倾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复兴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日本政府还实施了以钢铁、煤炭、电力、造船这四大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根据该政策，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对重点产业的生产设备、生产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造。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政府、企业内部资本较少，1950年至l962年期间，日本企业自有资本率仅为33％。为了满足重点产业设备投资的需要，日本政府先后建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专门负责提业发展所需要的长期资金以弥补民间金融机构长期资金的不足。另外，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日本政府又陆续建立了9家金融公库，从而形成了以2家银行和10家公库为主的政府金融机构体系，如表1所示。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3本政府为了促进公共投资，根据特别法令出资设立了巾小企业振兴事业团、日本道路公团等36家公团和事业团，负责对各自领域和地域进行公共投资和管理。

总之，战后日本政策金融机构体系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政策金融融资体系，南2家银行和10家金融公库和一个基金组成，负责对特定领域内的企业提供借款。其资金除部分通过发行债券、从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借款筹集外，主要来自于向政府资金运用部借款。第二部分是政策金融投资体系，由36家公团和事业团构成，负责向各自领域的企业或事业单位进行投资。

三、政策金融对日本构建“世界工厂”的促进作用

(一)给予直接信贷。

为满足重化学工业设备投资资金的需求，对于需要政策支援的企业和产业，日本政府或通过最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或利用政府掌管的公共资金和政策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了长期贷款。从战后初期实施倾斜生产方式开始，这种政策金融就不断发展和完善。实施政策金融的主要政府金融机构有日本进¨；口银行、El本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其中，口本进出口银行主要是为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日本开发银行主要是为企业的大型设备投资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主要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设备投资和流动资金方面的支持。上述政府金融机构虽然并不是专门为重化学工业服务的，但由于重化学工业在出口贸易和设备投资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其从政策金融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例如，为支持造船T业的发展，1956年日本进出口银行80％的出口信贷都用于支持船舶出口，其后一直到l966年，支持船舶出口的出口信贷都超过了5O％以上。

(二)引导民间资本

为了引导民间资本流向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部门，战后日本政府充分发挥了政策金融机构融资示范作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民间资本引导机制。该机制主要是通过政府金融机构的融资示范效应带动民间金融机构向重点产业融资。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处于成长前期、发展前途不明的重点产业先行投资，以表明该产业是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从而增强了民间金融机构的融资信心。当民间金融机构对某一产业的融资热情高涨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就逐渐减少其投资份额，把该投资领域让给民间金融机构，再转而扶持新的重点产业，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投资取向的倡导和诱导机制。超级秘书网

一般说来，战后日本政府金融机构的贷款期限长、利率低、条件优厚，企业获得政府金融机构贷款后更容易得到民间金融机构的融资，因为民间金融机构向企业进行融资的时候，政府金融机构的融资起到了信誉担保作用，因而政府金融机构在带动民间金融机构向重点产业进行融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刺激民间金融机构向政府重点产业投资的积极性，战后Et本政府实施了护卫舰队管理模式——由大藏省担保银行不破产，并X,1存贷款利率进行严格的限制。限制存贷款利率的做法保证了银行能够获取稳定的存贷款利差也即租金。由于该租金是一种相机性租金，其取得与否取决于贷款的规模和质量。由于政府金融机构融资对象都是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向这些产业进行投资风险很小，因此，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民间金融机构向重点产业提供贷款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为了支持民间金融机构向SA事重点产业经营的企业提供贷款，不仅增加了货币供应量，而且还直接向这些银行提供最低限度的信贷保证。据统计，1960年，日本每家都市银行都从日本银行获取了相当于300亿日元的信贷。1961年3月，每家银行获得500亿日元的信贷，1961年9月，每家银行又获得了900亿El元的信贷，这进一步增强了民间金融机构向重点产业融资的能力。

此外，与民问金融机构相比，政府金融机构在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方面更为优惠，对企业更有吸引力，但只有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项目才能够获取政府融资。民间机构要想获得政策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就只能向符合政策日标的产业投资，从而确保了民间投资方向与政府产业目标相一致。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文献评析；研究建议

Abstract：Thefinancederivethearticleisafinancialcreativecore,th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academiccirclesandindustrialcirclesesneveredaretoitsexistenceanddevelopmentstopaywiththeangleconcern.TheourcountrysetupthefinancederivethearticlemarketafterjoinWTOtohavealreadyspokenoftheargumentmatteragenda.Passthecharacteristicsto1995-2007yearendsofourcountrycarryonthecritiqueinbigandpartsofculturalheritagesof"thefinancedevelopsthearticleresearch",tallyingupthefinancederivethearticleresearch,andputforwardtoopenthesuggestionthattheexhibitionfinancedevelopsthearticleresearch,takingexpectasthescholarwhothethoroughresearchfinancederivethearticletoprovidethefoundationandreferences.

Keywords：financederive；literaturecomment；researchsuggestion

引言

近来，关于我国要推出股指期货金融衍生品的呼声日高，尤其是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学术理论界也显示了极大的热情——这几年关于“金融衍生品”研究的文献也日益增多，主要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等方面给予了不同的关注，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目前，还没有关于金融衍生品研究综述的文章，笔者搜集整理了1995—2007年关于“金融衍生品研究”的大部分文献，从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管理、定价、市场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以为加强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建设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是：一、文献回顾，二、文献评析，三、加强金融衍生品研究的建议。

一、文献回顾

目前，我国关于金融衍生品的文献不是很多，共搜集到五十几篇，其中包括11篇学位论文。根据查到的文献，目前研究的角度、范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金融衍生品风险及风险管理的研究

这类文献侧重于研究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产生的原因、风险分类、风险管理，少数文献研究的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控制与度量。相比之下，刘静（2002）的学位论文观点有代表性，下面进行简单介绍。

关于金融衍生品风险成因：由金融基础产品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相关性所带来的风险；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方式引发的风险；金融衍生品的产品性质决定了风险的存在。

关于金融衍生品的分类，目前普遍认为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与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共同的《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准则》（1994年）作出的界定，衍生产品的基本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五种。有的文献分析了各类风险之间的关系，具体参见刘静（2002，5-16页）。

关于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刘静（2002）系统论述了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的管理，主要包括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的程序、技术、措施，并且对风险管理理论与技术的最新发展做了评述，具体参见刘静（2002，45-66页）。

另外，邓超（2005）的学位论文里关于金融衍生品风险度量方法、金融衍生品风险预警和风险评价进行详细的论述，值得借鉴。

（二）关于金融衍生品定价的研究

我国关于金融衍生品定价的文献极少，并且散存在学位论文的某些章节里，期刊文献几乎没有涉及到衍生品定价的文章。李楠（2004）的学位论文涉及金融衍生品的定价。下面简单介绍其主要内容：

期货定价理论，分析了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关系、持有成本模型、预期未来价格模型、指数期货定价。

金融远期定价，分析了金融远期和金融期货价格的关系、无收益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支付已知现金收益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金融期权定价，分析了期权价格及其影响因素、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方法、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

金融互换定价，分析了利率互换定价和货币互换定价。

（三）关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研究

学位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分析了金融衍生品市场主要历史梗概、金融衍生品在美国、欧洲、亚洲的产生与发展。

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现状，分析了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现状、不同金融衍生品结构下的市场现状。

期刊文献分析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分类及对中国的启示，主要文献有徐建炜（2005）、安毅（2003）、钱瑞梅（2007）、李畅（2007）等。

（四）其他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关于金融衍生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三个方面，有少数文献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如“我国商业银行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现状分析”和“我国开展金融衍生品的思考”以及“中国衍生品前瞻、发展路径选择”等。主要文献有：鲍建平（2005）、张光平（2006）、都红雯等（2006）、王帆等（2005）、唐立尧（2005）、张美华（2005）、巴曙松（2006）等。

二、文献评析

笔者查到的我国关于金融衍生品研究的文献最早的一篇是1995年，十几年来，国内关于金融衍生品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文章数量逐年递增，研究的角度、范围逐渐深入。其成就主要表现在：

第一，充分论证了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原意是要减少、规避和转移金融活动中的各种风险，但由于衍生品本身的杠杆作用和定价的困难，往往在实际操作中成为金融风险的来源。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已经呼之欲出，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既是一个增加投资品种的机会，同时也面临着更多层次的风险。因此，现有文献尤其是学位论文对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众多文献里，其中，邓超（2000）的学位论文与刘静（2002）的学位论文较有代表性，尤其是刘静（2002）的学位论文，非常系统论述了金融衍生品风险的分类、特征、度量、管理、监管。特别指出的是，刘的论文里大胆地使用了VaR参数方法中的组合正态模型对我国股价指数十年大规模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突破性结论，VaR组合正态模型对我国股价指数的风险度量及管理有很好的效果，填补了VaR模型在我国应用的实证研究的空白”（刘静，2002，103页）。

第二，对于如何借鉴外国经验进行了有益探索。事实上，当前很多观点是在外国经验总结基础上提出来的。例如，巴曙松（2006）通过总结分析发达国家的金融衍生产品路径选择、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金融衍生品路径选择，结合中国金融衍生品试点状况总结，提出了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品种选择：股指期货有望成为突破口，恢复国债期货交易时机成熟，货币类衍生产品发展的必要性日趋强烈。

第三，与期刊文献相比，学位论文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更有深度，主要体现在论述的深度、广度上，例如，关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介绍中”，期刊文献可能是由于篇幅所限，介绍的很简单，没有分析；而博士学位论文内容详尽且论述充分。再如，关于金融衍生品风险的研究，期刊文献基本上都是文字描述风险的成因、分类，几乎没有涉及到风险控制、度量、预警等内容，模型也较少提及；而学位论文要花几十页的篇幅详细论述风险控制的模型，并进行比较。目前多数学位论文虽没有公开发表，在中国期刊网、图书馆等处搜索、下载，我认为比期刊杂志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也有不尽如意之处：

第一，关于金融衍生品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国内对金融衍生品的研究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尚未形成权威的、系统的研究体系。

第二，实证研究很少，对策研究偏多。在查到的文献里，虽然有的文章中有大量模型，多数是解释一下，用数据进行验证的可能只有刘静（2002）使用了VaR参数方法中的组合正态模型对我国股价指数十年大规模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第三，研究的深度、广度有欠缺。现有文献研究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较多，但多数是文字描述，文中涉及到的模型也大多是介绍性的。

第四，对于金融衍生品定价的研究极少。金融衍生品的定价问题一直是金融衍生品理论研究的重点，也是其中最复杂、最艰深、最重要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有金融衍生品业务，但缺乏自主定价能力。金融衍生品定价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第五，没有把握国际前沿研究动态。目前最多的文献就是介绍外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及对我国的启示。还没有“国外金融衍生品研究综述”之类的文献来系统介绍国外研究动态。

三、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研究的建议

我国加入WTO之后，开设金融衍生品市场已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对于金融衍生品的概念、定价、市场、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笔者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一）在大学开设金融衍生品课程，尤其要要开设跨学科的相关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金融期货业之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名誉主席利奥-梅拉梅德提出，中国应该在大学和高校开设有关金融衍生品的课程。梅拉梅德表示，中国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衍生品的专家或者是从事衍生品交易的机构，但是这个专家的群体规模现在还太小了，不能服务于政府和私人部门来满足衍生品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衍生品市场需要不断有新人的加入，新鲜血液的加入，中国必须要培养那些有机会在复杂和一些尖端的金融期货方面成为专家的学生。

关于金融衍生品定价、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数学知识，从代数到微积分、线性代数、微分方程、运筹学和优化技术，乃至模糊数学、博弈论（包括微分对策），等等，统计学中的概率论、随机过程、随机微分方程等。还通常应用数值计算和模拟仿真，其中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如知识工程和专家系统、模糊逻辑、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模拟退火、定性推理、基于案例推理、混沌理论、小波理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杂和。因此，高校要开设跨学科的相关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二）引导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金融衍生品方面的选题，高校联系相关部门最好设立专项基金资助

笔者搜集的1995—2007年的文献中，相比之下，学位论文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论述得全面、系统、有创新。一篇博士论文的完成要经过选题、开题、写作、预答辩、盲审、答辩等“工序”，并且博士论文要求必须有创新。可以说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某一学科的某一研究方向的前沿，因此，建议相关部门设立专项基金资助，扶持博士生开展金融衍生品定价、风险控制等尖端课题的研究。

（三）充分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结论

1972年5月16日，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属下的国际货币市场（IMM）率先开办了外汇期货业务，并获得很大成功。经过30多年的迅猛发展，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其对应的基础市场规模。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和亚太地区，而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等尽管在亚洲是发达的市场，但以全球视角观之，其地位还很不突出。相应地，金融衍生品的研究前沿也集中在美国、欧洲，1997年，两位美国金融学教授默顿（RobertMerton）和斯克尔斯（MyronScholes）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研究成果与金融市场的实际操作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并对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的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定价、市场等，充分借鉴国外经验，这不但是金融衍生品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我国推出金融衍生品实践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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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巴曙松.中国金融衍生品发展路径：从国际经验看中国选择[J].金融监管与研究，2006，（5：8-13.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第一届（2009）与第二届（2010）金融风险与公司金融国际研讨会得到了国家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中国交叉科学学会、大连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学术机构、院校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大力支持。2010年会议出版的《金融风险与公司金融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已经被CPCI（原ISTP）检索，同时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香港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学术机构与院校图书馆收录。两届会议的成功举办促进了金融风险与公司金融管理领域的研究思想融合，丰富了现代金融研究的视野，为各校金融财务专家的交流与深入探讨提供了良好契机。

本次研讨会由美国新泽西州大学Rutgers商学院著名的金融学专家吴仰儒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彭龙教授担任组委会名誉主席,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李延喜教授担任组委会主席。参会的嘉宾来自于金融风险与公司金融领域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及相关领域，此外，参与国际会议的还有国内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期货机构、证券公司等）代表，知名企业的财务高管人员等。

在此，本届研讨会学术委员会、组委会所有成员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诚挚地欢迎您届时光临。希望在您的支持与帮助下，通过本次会议提供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平台，促进金融风险管理领域的研究，同时也为您的学术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本次会议将继续出版《第三届（2011）金融风险与公司金融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论文集将被CPCI（原ISTP）收录。欢迎您就本次会议的议题积极投稿，与大家一起分享您的研究成果。

会议的具体情况及投稿要求，请登录：

【重要期限】

即日起至2011年4月30日 论文投稿截止

2011年5月15日 论文录用通知

2011年6月29日 会议报到

2011年6月30日-7月1日会议召开

【会务组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2号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邮编：116024

电话：+86-411-84706507，84706391，84707982 传真：+86-411-84708342

E-mail：FRCFM@dlut.省略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华俄道胜银行；东北官贴；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35-02

目前关于清末东北货币原始资料有东三省的通志：张柏英主编《黑龙江志稿》中的卷二十一，财赋志，钱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中的卷一百四十五，财政志（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四十，经制志五，钱法；此外还有专门关于清末东北地区的货币文史资料：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编著《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1964年编选）。

一、近代货币研究历史与现状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经济卷入世界体系范围内。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东北尤甚。在货币流通方面，随着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和流通，中国各省出现多种外国货币（以鹰洋和卢布流通最为广泛）并同清政府银两一起流通。错综复杂的货币关系逐渐引起清政府的开明官员对于本国货币问题的关注和初步探索。他们对货币问题的言论出现在奏章和一些典籍里。民国初期对其进行的专门整理体现在张柏英主编的《黑龙江志稿》、金毓黻的《奉天通志》和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于1964年编选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辑录了档案馆1840—1911年间的大量清代珍贵货币档案文献。

关于近代货币史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主要著作有张家襄的《中华币制史》，论著从文献研究着手，按历史顺序阐述中国货币和其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第一部以近代学科史方法从事货币史研究的专著。1954年由彭信威编撰的《中国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史开山之作，他将旧钱币学发展成为具有现代的学科结构，并更多涉及货币的流通领域以及货币和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初次把中国货币同世界各国货币进行联系并注意到相互的影响。紧随其后的经济学家杨端六主编《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通过银钱比价变动这一特殊问题研究货币整个发展过程中趋势以及外国资本侵略对中国货币制度影响。但在此后20余年间鲜有关于货币文章面世。对货币问题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研究复兴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专著非常之多，其中对近代货币史研究非常翔实的有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萧清主编《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出现了专门研究东北地方货币的书籍如毕凤鹏主编《东北地区货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有关货币的论文也多达几十篇。

目前关于东北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政府、沙俄在东北的货币体系以及卢布对东北金融的侵略。

清政府在东北的货币体系分成清末和清末以前。清末以前清政府沿用明朝的“银钱并用”作为货币制度。在东北，一般民众日常使用的只有制钱，大宗货物或者纳税用银。清末以前东北二百余年所有交易以现银、制钱为实币，以商号凭贴为纸币。只是到清末才出现官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鉴于外币肆虐分别铸造了小银元以抵抗。奉天在1886年设立奉天机器局并于次年试铸银币。1902年设奉天银元制造总局，铸造铜元和银元。1907年奉天、吉林两省银元局合并，改称东三省制造银元总局。清末东北地方政府发行货币主要为小银元和银元券。吉林于1887年设立宝吉局铸造制钱。钱庄清前期多在奉天，末期多在吉林和黑龙江。其主要业务是兑换金银，收入贴水。吉林和黑龙江的钱庄著名的有两家，一是吉林牛姓创办的升号，另一是河北刘姓在黑龙江开办的发号。1905年奉天官银号在奉天成立，1909年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在东北各地甚至上海都设立分号初发行小银元票，又发行大银元票，均为银本位兑换券。后发行以银元为本位的大洋券、小洋券，并收回初发行的旧票。1898年成立吉林永衡官帖局发行官贴和官银。1909年官贴局和官钱局合并为官贴总局，发行官贴、吉大洋券、吉小洋券、哈大洋券。1904年黑龙江设立广信公司先后发行官贴、银两票、大洋券、四厘债券、汇兑券等多种票券，其中以官贴流通时间最长，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也于东北各地设立分行。

东北小银元于1882年开始铸造。清统治者为制止卢布入侵，一面取缔东北私贴滥发、一面铸造各种小银元，为补银元不足并发行官贴（小银元券）后又铸造铜元为辅币。毕凤鹏所著的《东北地区货币》详细介绍了东北各地官银号和发行的货币种类。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就清政府发行的某种货币进行详细描述如黄成《清末铜元制度评价》（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钱峰《黑龙江银元票考略》（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因为白银不易携带而且在清末白银大量流失造成金属货币稀少，并且发行私贴对商家有利可图。东北商户往往自己发行票贴，不但银号、商号等发行私贴，工厂、矿山等也发行私贴。现在还没有专门书籍对东北私贴进行阐述。但是王凤杰《清末民初东北私帖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2期）里对于东北私贴产生原因和各县流通额进行了详细论述。私贴在发行初期还能保持良好信誉，但由于经济环境恶化，一旦商家倒闭，私贴往往变成一堆废纸，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并直接造成物价飞涨。私贴的存在一方面使东北货币体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使得东北自己发行的省币不容易推行，阻碍了东北经济发展。清政府对私贴进行多次查处但收效甚微。进入民国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要求东北地方货币由多元化走向统一，因此在主政时期对私贴全面查禁，奉票逐渐变成东北主币。

随着中东铁路修建，卢布开始进入东北并对东北经济政治环境产生深远影响。为了便于对东北金融的侵略。华俄道胜银行在1895年成立于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1896年华俄道胜银行的上海分行开业，随后在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极盛时期，道胜银行有分支机构50多个，遍及日本、印度、香港、英国及北美各地。其中16所分行和3所处设在中国。日俄战争后，营业委顿。1910年与另一家俄国银行北方银行合并，称为俄亚银行，中文仍沿用华俄道胜银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其国内部分被收归国有，但海外部分仍营业，直到1926年由于其股东在巴黎金融投资失利才宣布停业倒闭。

目前国内关于华俄道胜银行银行的研究专著仅有两本：一本是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详细叙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的具体历程，第二部分则为相关史料的选编。另一本是杨培新所著《华俄道胜银行和欧亚大陆第一桥——未透露过的沙俄侵华内幕》（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1992年）。文章用形象化的手法来重现历史，认为华俄道胜银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20世纪初沙俄对华扩张主义的缩影。两书都集中阐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协助沙皇俄国对华侵略扩张，侧重其侵略性、反动性一面。但黄丽巍硕士论文《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研究》（吉林大学2004）对于华俄道胜银行和卢布研究最为全面。论文从华俄道胜银行历史说起到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的发行和发行量及其对东北影响，最后又对发行的货币进行全面分析：论文从选取货币发行为切入点，对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情况、流通情况及其对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卢布在东北所起作用评价较为客观。

二、东北近代货币研究存在的问题

针对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时间不长，但经过一些学者努力开拓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与任何其他新兴的研究领域一样，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继续加以改进。

首先在东北流通的各种货币其错综复杂矛盾关系还没有彻底理清：如沙俄对清政府采用何种手段秘密进行货币渗透。卢布是如何打败了东北地方货币并逐渐被东北商民所接受。清政府不甘心货币旁落他人又是如何进行反击的。

其次以往文章都是从侵略角度描写外国货币入侵。但是卢布除了压榨东北金融，剥削东北经济之外是否在客观上对于东北金融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东北在时代成为全国最早统一富强地区，卢布是否起促进作用。

最后要提高对近代东北货币研究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认可。金融兴亡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下一个战争将是金融的战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由于一些人的偏见，货币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并未被充分评估和认知。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使得对近代货币的研究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可以对当前金融问题的调节与控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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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凤鹏.东北地区货币[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3]杨余练.清代东北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4]张柏英.黑龙江志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5]金毓黻.奉天通志[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

[6][清]长顺修，李桂林.吉林通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7]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8]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9]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简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

[10]傅文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对华活动史料[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 金融自由化 外资银行 审慎监管

一、中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理基础与现实必要性

(一)中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理基础

1.属地管辖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规定,接纳跨国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国家,根据它们所拥有的完整,可以通过本国法律、条例和采取各种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措施来管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豍外资银行是跨国公司的特殊形式,东道国政府当然要对其进行监管,这也体现了东道国的经济和属地管辖权。

2.外国投资者默示同意论。理性的投资人不可能无视东道国的属地管辖权,便贸然进入他国地域内进行投资活动,所以进入东道国境内投资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已经对其投资成本与风险(包括可能因东道国行使属地管辖权而造成的损失)有了清醒的权衡,因而可视为外国投资者已默示地同意了东道国政府对其及其投资的监督管理权。

(二)中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现实必要性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尽管从法律上看是东道国法人,但外资银行本质上都是外来者。这也就是说,尽管外资银行在法律层面上来讲可能具有中国法人的资格,但其终究还是外资银行,其缺少主人翁的姿态去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获取利润是其开展业务的首要前提与动力,甚至是唯一的目的。因而,我国必须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否则很可能造成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

另外,我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外资银行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有:中资银行在中外银行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我国的宏观调控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加大了难度;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结构调整也受到了外资银行的影响。综上,为了有效的阻止外资银行的消极影响,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为我国的金融事业做出独特的贡献,同时也为了保护中资金融机构,保障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地发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不足之处

一直以来,我国监管部门都在不断努力,力求监管标准接近国际水平。以《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关系条例实施细则》为核心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已经确立,这一体系已相对完善,但其本身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立法体系混乱,层次较低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本文提出了商贸英语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即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只有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

一引言在世界经济阔步迈向21世纪的时代，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商贸活动的许多领域，如，技术引进、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对外劳务承包与合同、国际金融、涉外保险、国际旅游、海外投资、国际运输等，所使用的英语统称为商贸英语(BusinessEnglish)。它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际工具。可以说商贸英语控制着国际交流，国际交流离不开商贸英语。据统计，全世界16亿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群中几乎90%的人每天都与商贸英语打交道，可见商贸英语的应用十分广泛。对它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而急迫的工作。但目前总结商务英语研究成果的论文极少，不利于研究者了解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状况，而本文着重论及了这一点。

二目前的研究成果首先，从路式成编写的《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与《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对比来看，商贸英语的研究有着突飞猛进的变化。11从数量上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涉及商贸英语研究的论文只有44篇。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涉及此方面的论文多达280多篇，是1949至1989年总数的六倍之多。也就是说商贸语言的研究趋向活跃，研究论文数量有所增加。21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中的商贸英语论文面窄，只涉及语法学中冠词与介词(1篇);文体学(21篇);翻译学(20篇);写作教学(2篇)，及一篇号召性文章。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的论文涉及面则加宽了:语法学(1篇)、词义研究(1篇)、词典编纂法(1篇)、词典评论(1篇)、语用学(4篇)、篇章研究(8篇)、修辞学(6篇)、文体学(102篇)、翻译学(240篇)、教学大纲(2篇)、教学经验(15篇)。31从深度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的论文内容多为知识介绍性，涉及文体学的文献综述性或工作体会式。涉及翻译学的论文也多为工作经验体会式，如《产品广告的英语》—《上海科技翻译》1987年第2期、《谈谈我国出口商品商标的英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浅谈外贸英语函电的特点及中英互译问题》—《翻译通讯》1984年第9期等等。而从笔者收集的1995年后的论文来看，英语的研究则倾向于深入、细致，思维角度开阔了一些，进步较明显。修辞学方面，论文涉及了音韵、语义等修辞手段、辞格、修辞功能、艺术等。文体学方面涉及面极广，如选词、语言策略、语言特点、文体特征、语体、语域、信息功能、表达方式、句式、句法特点、话语分析、委婉、文化、审美特征、模糊性、商务风格和大众心理等等。翻译方面则涉及了翻译原则、理论。其次应熟悉品牌、国情、兼顾民族色彩，然后注意音韵贯通，译出商标含义，最后商标的音韵节奏应简练明快，风格应朴实无华。研究者们论及了进口商标翻译常采用的五种方法:可保留原商标名的音韵美及异国情调的音译法;可准确传达原名信息及情感的直译法;解释性释义的意译法;利用汉字表音表意特点，精心选取适当汉字，音译原文部分或全部发音的谐音取意法;用与原名有相近的语义表达功能，但带明显汉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商品名称的归化法。刘法公提出商务汉英翻译的忠实原则、准确原则、统一原则和它们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1]。还涉及了翻译具体的实践。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英译》—《中国科技翻译》1995年第4期、《工程合同翻译的语法逻辑》—《中国科技翻译》1996年第4期、《涉外经济合同英译的重复法》等。其中顿官刚论述到动词的名词化结构的形式及其翻译方法—处理成动宾词组和主谓词组[2]。张向京从英汉语言对比的基础探讨经贸英语的特点(格式固定、用词准确)和翻译的省译问题[3]。曹顺发结合具体事例也谈到广告用语的翻译[4]。张长明在《广告汉英翻译的现状及改进办法》中提到广告翻译的尴尬现状和导致劣质译作的主观原因，如译者的责任心不强，畸形的审美观念，以及如何提高广告英译质量[5]。

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还与丰富的经济活动相结合，涉及了经济法规的英译、经贸洽谈会、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和国际营销中的翻译错误、商务合同的翻译、招商引资材料、英文药品说明书、财经英语、食品包装上英译文的调查分析、对外经贸活动中的计算方法、电传文稿、国际贸易合同法律性条款、涉外公证书的英译、金融英语的重要性等。傅传良提出合同翻译中应注意的专门用语Here2by，Hereto，Therein;专门词组Providedthat，Inaccordancewith等[6];他还在《合同法律文件翻译因词特征之一—用词正规》中列举的中英文原文条款翻译实例[7];扬晖探讨的技术合同中商务词汇和技术词汇的若干译法[8]。刘作永在《试谈招投标文件的语言特点》中论述的因招标内容不同，同一单词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含义不同;招标文件的主动态与被动态的转移受限。北竹提出英语公式用语的语言特点，如公示语的分类、其静态与动态意义[9]。同时也涉及了语言学、翻译学的结合点。例如商务英语的英汉语言差异、语义的可拓现象，语体特征、定语从句的理解、模糊信息处理技巧等。11与语言学理论的结合(1)语用学《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的《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和礼貌》阐明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和谐、冲突、竞争等各类信函中的具体体现;《文化差异与商标翻译的语用失误—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说明商标的语言语用失误的种种表现。薛瑜也具体分析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原则，即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准则，语用预设和会话含意[10]。蒋磊提出广告语言的语用意

义和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等效，社会语用等效;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广告翻译的语用失效[11]。

桂琼提到根据韩礼德(Halliday)的衔接理论、格赖斯(Grice)的说话隐涵原则以及塞尔(Sear2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这些理论在广告英语中的运用，以探讨广告英语的文体特点[12]。(2)话语分析已有研究者对英文广告标题的“提问”与“应答”方式和内容做出分析，还涉及篇章研究的陈述言语功能的分析和社交话语文化的概括。陈其功在论文中论述了广告英语的社会基调、话语情态、交流基调和其基调的双重性。即广告英语的话语基调是广告人与商品潜在消费者双方关系的反映。双方长期、稳定的角色关系，即社会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居下，双方距离接近最大的特征;双方临时、动态的角色关系，即交流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上移，双方距离拉近的特征。分析表明，社会基调与交流基调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表达英语广告的人际意义方面，一篇好广告应能体现这两种基调的完美结合[13]。(3)语义学例如，陈欧论及涉外英语经济合同中的一些旧体词的运用和汉译[14];《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中的《词义的理解、选择与商务英语的汉译》详解了如何从修辞角度、专业角度、语境方面来确定词义;陶丽霞已阐明广告英语的用句特征和修辞特点[15];《中国科技翻译》2001年第5期中的《英汉广告中的词汇创意》指出的如何利用故意错拼、创造新词、利用双关、押韵和类比构词、运用词的联想意义和运用词类功能转换来创作英语广告。(4)与文体学的结合张定兴分析英语商标词得出下列结论:动词化的商标词的应用语体有口语体、广告文体和新闻文体:一般说来，其感彩有随和、亲切和欢快的特点[16]。(5)与跨文化理论的结合胡开杰在《论商标名称英语互译文化意义的转换》中提到商标有特定的文化含义[17]。王克非在《论翻译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中提出翻译文化研究框架，进行翻译文化的基础研究和拟定基础研究书目的重要性[18]。21与美学的结合胡开宝分析了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及商品名称的翻译;阐述了什么是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并结合事例说明如何使汉语译名具通俗美、简朴美、奇特美、音韵美和意境美等美学特征[19]。《意美、音美、形美—英文商标的汉译》—《外语及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提出的英语商标词的构词理据，翻译时应注意的社会语用等效。可喜的还有商务英语教学的经验的取得，如外贸英语谈判中的模拟法、外贸英语写作教学思路、语篇体裁分析理论及其应用、财经英语教学初探、商贸英语的教学、“商务英语证书”二级考试试题简介及考前辅导点滴淡、外贸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意识等。

于浩淼在《国际贸易教学心得》中提出了征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国际贸易的知识的范围以及与它相关的配套学科[20]。另外还有商贸英语专著的出版:《广告英语》(赵静，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2)、《现代英语广告》(周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外贸英语函电与谈判》(戚云方，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书中体现了外贸英语研究的一些成果。黄国文的专著《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系统地把语篇分析理论与广告实践结合起来，论述了广告标题的言语功能、语篇中的叙事语码转换、广告语篇中交际的双方，如合作原则的违反等，这是很好的研究典范。我们就应把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到广告活动中，直接指导实践，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三存在的问题11研究者深入商务实践不够，理论与实践结合还不够紧密，语言研究有脱节的情况。21需编写供外语教师与学生使用的商务英语词典和参考书，否则，系统的学术研究会很成问题。31研究者还只局限于从语言结构本身、从语言、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表达手段出发、探讨语言如何为商务服务。研究工作缺乏创新，纠缠于语言层面上的细枝末节，研究工作中有重复的现象，浪费了人力、财力。41研究视角狭，研究面需加宽。51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不足，跨学科的研究力度不够。61缺乏商务英语人才的培育，研究人员少。71信息不灵，课题分散。81研究方法单调。四前景及努力方向11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21现在研究者应注意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31广告英语研究的目的是为跨文化经济交流活动服务，为企业涉外经营服务，所以研究者要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话语语言学、语篇分析、文章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国际法、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明白商务英语的语言性质、特点和商务语言应用的原则、方法和规律，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41加强专著的出版。51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例如可用计算机辅助商务英语研究，或采用语料库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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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1987年至2000年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连云港市中心支行；2001年至2002年调任于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2002年8月至今就职于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中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世界经济发展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国际金融学会理事。2013年聘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类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

二、研究领域及观点

陶士贵教授长期致力于国际金融、金融制度、科技金融、农村金融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软科学》、《财贸经济》、《改革》、《国际金融研究》等刊物上百余篇。早在1991年5月的《中国金融内参》上发表了《人民币汇价双轨合一的构想》，而我国在1994年1月1日才正式实施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人民币单一汇率制。在1991年5月的《金融研究》上刊发了《“返投资”的弊端和减少“返投资”的有效措施》，国内较早发现一部分国内资金通过在境外注册法人企业后返回国内投资，进而享受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并未达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提出应该从制度上填补漏洞。对人民币自由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作了超前的深入研究，较早地提出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目标问题（1992年12月《财贸经济》），明确指出边境贸易应成为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突破口（《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3期），提出了人民币实现内部可兑换的国际借鉴与路径选择（《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10期），建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自由汇兑圈，逐步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管理现代化》2002年第5期），提出了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在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前，先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普遍可接受性，同时指出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界定为人民币自由兑换，而应该是国际收支均衡，人民币自由兑换应该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手段而非目的。近年转向了外汇储备运行及安全的研究。分析研究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形成机制（《改革》2011年第11期），论证了外汇储备累积、货币被动创造与经济转型升级的逻辑关系（《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提出要对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新金融》2012年第10期），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要对外汇储备功能做进一步延展（《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研究了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与安全的影响，提出了非正常状态下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安全及对金融产业的影响（录入由冯刚主编的《经济发展风险与维护产业安全》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构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评估与预警指标体系（《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9期）。

三、主要学术成就和荣誉

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JY171）《应对军事冲突的中国外汇储备风险防控研究》，教育部规划项目（10YJAGJW015）《巨额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SJ002）《长三角共同推动金融制度创新研究》、2010年江苏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江苏发展创新型经济的科技融资工具选择和金融产品创新研究》、中国科技协会《大学毕业生起薪调查》，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专著《中国银行业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担任《金融学》、《国际金融》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版）的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