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冲突、区域合作与中部崛起

[摘要]区域冲突与区域合作是区域关系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由于受地方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以及在区域利益协调、要素流动及分工合作等领域还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中部地区各省间的各种区域利益冲突时常出现，区域合作严重缺失。在“中部崛起”及区域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部各省需要化解区域冲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

[关键词]区域冲突；区域合作；中部崛起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8-005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统筹区域发展与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研究》（06CJL020）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 言

区域冲突与区域合作是区域关系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无论区域冲突还是区域合作，各自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基础――区域利益。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由于受地方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引发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冲突，地方保护、区域分割、合作缺失，各自为政。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各个区域间受区域利益的驱动，不同区域利益主体为了获取各自的区域利益都必然会为争夺有限的区域发展资源而展开角逐，从而激化区域冲突，形成了相互冲突的区域关系。然而，在开放的区域竞争格局下，每个区域利益主体在追求局部区域利益的同时，也是离不开其他地区的支持与配合的，区域间除了矛盾与冲突外，同样也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合作的关系。各区域只有通过整合资源，在增进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区域发展目标。

对于我国区域发展中的区域冲突与冲突以及其根源，国内众多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并提出要对加强区域合作、规范和防止区域冲突所造成的负效应。任维德（2005）[1]认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存在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矛盾和冲突，突出地表现为“因行政区划分割而形成的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形成了一种刚性约束，而产生了一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行政区经济’的现象”。豆建民（2004）[2]指出，我国各级政府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必须注意到其中仍然存在不少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障碍，阻碍着产品及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谢晓波（2004）[3]通过建立起一个地方政府竞争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并进而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带来整体的效率损失，进而使区域经济不能协调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规范，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张可云（2005）[4]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正的或负的外溢效应可能超越行政边界，各个地区之间的互相依赖与互补性越来越强，而应采取区域合作政策以鼓励区域间不同利益主体协调行动和防止盲目竞争与冲突。

“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表明我国区域经济进入全面区域协调发展阶段。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必然涉及到中部地区内部的区域利益协调、区域资源整合及区域分工合作等一系列问题。目前，由于在区域资源禀赋、主导产业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加之缺乏必要的区域协调机制基础，中部地区各省单打独斗的倾向还比较明显，合作的愿望则相对不是很强烈。各省在“中部崛起”战略上所采取的行动，多以地方利益而不是以区域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缺乏区域统一目标和行动计划，区域冲突和恶性竞争时常发生。这种情形自然也就割裂了中部地区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性，限制了区域内的协作互动、资源整合，也必然会降低“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效果，实际上也损害了各自的利益。可见，在“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及区域合作日益深化的趋势下，中部各省必须化解区域冲突，加强区域合作，整合区域资源，增强区域合力，这对于“中部崛起”的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区域冲突：博弈中的中部困境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逐步减弱，行政区经济正在逐渐淡化，但由于改革尚未到位以及现行财政体制、政绩考核制度等的制约，行政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仍十分尖锐，行政区内的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发展仍有着深刻的影响。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利益，具有追求本行政范围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强烈动机，产生了地方政府行为局部化、地方官员行为短期化的倾向，他们有责任确保本地的发展而激发区域冲突，无义务基于长期利益考虑而推进区域合作，任何不为本地谋利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必将处于一种被动的境界。共同利益是区域合作的推动力，而利益冲突则阻碍了区域合作的有效开展。我国地方本位色彩浓厚的行政区经济特征强化了区域非合作博弈，进一步激化区域冲突与冲突，而弱化了区域合作博弈（如图1）。这种情况在中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该地区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上则存在太多的不一致，有着诸多的区域利益矛盾，中部崛起还面临种种困境。

在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中部地区的区域合作并没有多大的进展，这正好与诸如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湾等地区的一体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国家提出和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之后，中部各省在对待如何加强中部地区区域内的合作、整合区域资源、更好发挥国家的优惠政策效应，共同推进“中部崛起”的问题上，没有给予特别关注；与之相反，在与东部地区的合作问题上各省则纷纷采取着积极努力的态度，各自都试图借助东部外力实现在“中部崛起”的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而成为中部的“龙头”。如安徽实施了“东向发展，融入长三角”战略；江西正在“对接长珠闽、联结港澳台、融入全球化”；湖南主动融入了泛珠三角经济圈，加强与长三角经济的合作；而山西则要“积极参与黄河经济协作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合作”等等。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部各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中等偏后，整体实力相差不大，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缺少像长三角和珠三角那样的具有辐射力强的省（市）而带动其他省（市）的发展（如表1）。处于这种“势力均衡”的区域格局下的中部各省，进行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激励作用相对变小，而通过相互竞争和争做“龙头”的激励作用则会变大。虽然“中部崛起”是各省的共同目标，但各省都有自己更为重要的利益函数，谁为“龙头”都会改变相互间的利益格局，因此，各省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中部崛起”战略也就会演变成为6省间利益俱损的博弈困境。在“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各省都纷纷表示要主导中部的发展，要在中部“率先崛起”，争当中部的“老大”。如湖北提出要成为中部崛起的支点，“努力使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江西、河南也提出要“领跑中部崛起”；湖南也表示要力争走在中部各省前列。中部各省在设计各自城市群的战略目标定位上，也是各自为战，孤立发展，缺乏“中部城市群”的统一规划。如湖北提出建设“8+1”的“武汉都市圈”，河南则谋划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圈”，湖南是打造“长株潭城市群”，江西有“昌九工业带”，安徽也提出“省会城市群”和“沿江城市群”等等。

中部各省的产业层次较低，产业发展也大致处于同一层次上，各省在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结构非常接近，并且对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承接能力也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因此，中部各省非常容易对相似的区域发展资源的进行争夺，而进一步加深产业发展上相互博弈的困境，即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化这一突出的问题。由于中部各省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及地方利益的驱使，迫使一些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能统筹谋划，而是画地为牢，甚至置全局性资源浪费与生产能力过剩而不顾，竞相进行重复建设与生产，致使出现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这种结果最终对各方的利益都会产生损害。根据有关研究（陈宣广、张可云，2007）[5]表明，中部地区除山西之外的其余5省的产业结构高度趋同（如表2）。以中部地区的汽车产业发展现状为例，武汉、郑州、合肥、长沙、南昌等城市都选择了汽车及零配件制造为主导产业，在战略布局上各自圈地，在技术上互不往来，在经营上缺乏联盟，在产业分工缺少协作。这种情况势必让中部地区失去产业的互补性，提高产业竞争的无序性，增加区域竞争的内耗，非常不利于中部地区实现区域协调互动发展。

三、区域合作：中部崛起的现实选择

中部地区的区域非合作博弈造成了地方政府过度追求本地利益，加剧了区域冲突的激化和区域竞争的无序。在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已成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下，为了加快“中部崛起”进程，中部各省需要放眼于长远和全局，更新发展思维，化解区域冲突，打破行政边界，深化区域合作，增强区域发展合力，以谋求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这对于“中部崛起”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

近年来，中部各省已逐渐意识到区域合作在区域发展中的巨大经济能量，各地政府也正在逐渐采取越来越主动的合作态度。当然，加强中部的区域合作问题除了需要转变态度之外，更多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可以说，中部陷入博弈困境的症结主要在于地方本位的行政区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过度竞争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体制约束瓶颈不解除，区域博弈的困境还将继续。鉴于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深刻影响，深化中部的区域合作，还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将发展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通过加快体制改革，理顺运行机制，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壁垒，清理各自出台的政策法规，为中部合作及中部崛起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对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则需要在产业投资上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功能互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益好的区域流动的同时，还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减少投资的盲目性。

2.健全动力系统，完善利益机制

健全区域合作动力系统，完善利益形成机制，这是推动中部合作，实现中部崛起的内在要求与保证。中部的区域合作动力不是仅靠政府的推动就能持续的，而是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动力，必须借助于“四轮”驱动，即政府推动、市场驱动、企业联动及民间互动的动力系统（如图2）。只有这样，中部的区域合作才能由外部的强制转为内在的需求，由人为的推动逐步转化为市场、企业及产业的自然融合。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主体的逐渐成熟，中部各省间的合作与交流的利益机制将会越来越完善，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技术、信息、资金等要素跨区域流动方面必然会形成越来越大利益势能。事实上，也只有以完善利益形成机制为纽带，确保合作中的中部各方的利益主体都能各得其利，才能真正保证中部的区域合作行为具有着持续的动力支撑。

3.强化产业整合，增进投融资互动

中部各省不仅要积极地参与东部地区的区域分工与合作，接受其产业转移和经济辐射，以延伸自身的产业链；与此同时，中部各省在遵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下，还应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强化产业整合，促进产业分工与合作，并增进投融资的互动，以培育较为合理的产业体系。因此，中部地区要进一步扩大产业整合的资金投入力度，在投融资机制、方法和政策上进行不断地创新以获得强大的资金支持，借助良性地投融资合作，以保证中部地区的资本在区域内找到新的投资场所，获得更好的投资渠道，从而也可以加速中部地区的资本形成与获取，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状况。在强化中部地区产业整合、增进投融资互动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鼓励中部各省的优势企业的跨区域投资，相互参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有关的产业投资活动；（2）推动中部地区金融机构的跨省合作，创新金融产品，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资产评估公司等金融机构相互进驻；（3）构筑中部地区的信用平台，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促进投融资合作迈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4.构筑合作平台，加强协作交流

“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中，中部各省需要共享中部的区位、资源及国家政策优势，破除壁垒、协同合作、携手共进。鉴于中部地区产业同构问题所造成的市场与资源的激烈竞争及严重的区域内耗，各省应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条件及国家的政策支持，整合区域资源，构筑产业合作平台，统筹产业规划，培育和延伸区域共同的产业链。近年来，中部各省在搭建区域合作与交流平台工作上进行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2006年举办的第一届“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共签订招商引资项目1,199个，国内经济合作合同项目575个，合同引资764.7亿元；2007年举办的第二届“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中部六省共签订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96个，合同外资123.74亿美元；签订内资项目467个，吸引资金1,997.63亿元。可见，借助各种平台，既能推动了中部各省的合作交流与共谋发展，也为中部地区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扩大对外合作交流创造了机遇。此外，中部地区还需要加强科技、人才和信息交流的平台建设，促进中部地区的技术、人力资源、信息等领域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5.推进科技合作，构筑区域创新体系

中部地区各省在经济发展、科技实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强的优势互补性，其中合肥于2004年11月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全国第一家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而2007年12月国家又批准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些也说明了武汉、长沙、合肥等城市在中部乃至全国具有相当的科技创新实力，科技资源也较为丰富和集中，具有加强科技合作的优势条件。因此，在“中部崛起”的战略实施中，中部六省应进一步解决好科技资源配置中的行政区域关系问题，逐步形成以优势互补为基础，以市场机制为纽带，以产学研为载体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机制，推进两地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重大科技项目的联合攻关，实现区域科技政策对接与资质互认及统一的技术市场交流网络系统，构筑中部地区开放型的区域创新体，更好地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协调发展。加速科技要素在中部地区内的流动，提高各省的科技创新能力，可以加快中部地区的资源利用方式向深度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在科技合作中，通过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各省的科技资源，在提升中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就提高了中部地区的区域竞争力。

6.健全法律基础，推动中部合作

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热潮，但20世纪90年代许多合作组织却名存实亡或解散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缺乏法律依据和规范。因此，借助于法律的手段鼓励和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区域合作，约束其盲目、无序的区域竞争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中部合作和中部崛起而言，其所需要的法律基础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在国家层面上对区域合作的法律规范；其二就是合作区域范围内的地方性法律支持。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实施相关的区域法律，但基于区域发展及区域合作乃至区域一体化的现实需要，非常必要在国家层面上以法律的手段规范和引导区域合作行为；与此同时，还需要中部地区层面统一各省的地方性法规，健全完善各项法规和政策，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中部合作及推动中部崛起的法规与政策体系。如中部各省在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和签署《中部地区合作框架协议》等规范性文件，提出区域合作的领域，设立合作组织，明确合作目标，以此来约束、规范和协调中部地区的区域合作行为。

[参考文献]

[1]任维德.问题、原因、对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3）：102-105.

[2]豆建民. 我国区域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对策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30-33.

[3]谢晓波.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博弈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4，（4）：100-104.

[4]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陈宣庆，张可云.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

Regional Conflict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Rising of the Central Region

Wang Ze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are two important kinds of regional relations. Driven by maximizing benefits and being short of the system of regional harmony of interests, the central regions suffer various regional benefit conflict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also short. Each province of central regional should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resolve conflict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central regions.

Key words: regional conflicts；regional cooperation；rising of the central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