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媒体的“偏见制造”

当前，社会各界应当对媒体的“偏见制造”予以高度警惕，促使媒体全面理性地还原新闻事实，矫正不良倾向。

媒体“偏见制造”的手段

1.无中生有。将内容未加证实的消息、甚至网络无头热帖当作新闻重磅推出，是媒体“偏见制造”的做法之一。2014年8月8日，环球网刊文《中国文化又被“韩国化”，韩学者称起源于韩国》，在国内首先点燃了“《西游记》被韩国化”舆情，多家媒体纷纷转载，激起民愤，不久之后此事被证实为无中生有。

2.断章取义。将新闻现场的某个画面、片段、对话等碎片按特定目的“还原”成“事件真相”，是媒体“偏见制造”的常见伎俩。这种“偏见新闻”包含部分真实要素，但增加了个人倾向甚至主观臆断。2014年8月6日，台湾教授郑纬筌参加节目《大而话之》时称“大陆一些蓝领阶级买不起电脑，就用一般的手机”。一些媒体在报道时刻意将“蓝领阶级”等关键词抹去，断章取义，引发众多网友对该专家的声讨和嘲笑，增加了海峡两岸民众之间的误解。

3.恶意放大。媒体常在标题和正文中有选择地强化部分事实，并大肆渲染，致使局部、表面的真实掩盖了整体、本质的真实，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对2014年8月湖南湘潭“产妇羊水栓塞死于手术台，医生离场”事件的报道中，一些媒体不仅用“产妇裸死手术台医生集体消失”等标题刺激受众神经，还在正文中用“竟忘了医生的基本职责，从手术室后门仓皇而逃”等语句恶意放大医务人员离场的事实。

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媒体不断制造出虚假新闻（“无中生有”）和“类虚假新闻”（“断章取义”、“恶意放大”），各种社会偏见也被培养和强化。

媒体“偏见制造”的社会影响

1.强化刻板印象，激化各类矛盾。诚然，每个事物都有缺憾，加上历史的隔阂、现实的误解，偏见难免存在。当媒体丧失客观公正的专业精神，就会强化受众对某些新闻要素（人物、地点等）的选择性记忆，强化这些新闻要素与某些行为的“自然联系”，强化“官员无良”、“医生无德”、“富人无品”、“台湾人自以为是”、“韩国人抢中国文化”等刻板印象，煽动各种对立情绪与社会矛盾。随着“偏见新闻”的不断出炉，媒体塑造出“标签化”、“脸谱化”的形象，营造出非理性、反智主义的拟态环境，制造着不辨真伪、戾气冲天的网络暴民，撕裂着社会信任、温情，加剧了社会内耗和社会危机。

2.损害媒体形象，削弱媒体公信力。当媒体视“偏见制造”为常态、并乐此不疲时，其形象也从客观中立、善意、理性的舆论引导者、舆论监督者下滑为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介小丑。的确，“偏见新闻”不乏受众，但当新闻事实浮出水面，这些受众又自觉无趣，一哄而散。长此以往，这些受众也只会把这类新闻当成道听途说，谈资笑料。而真正有头脑的受众则始终对这类新闻及其制作者抱着警惕、质疑、批判的态度。失去了公信力，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也就无从谈起。

3.恶化部分被报道者境遇，制造社会不公。媒体往往将新闻事实置于次要地位，仅仅依据某类人群（如富人、官员）的身份、用品（如车辆、服饰）的品牌等为其贴上“强势群体”的标签，并“自然”地将“强势”与“负面”联系，还以这样的视角引导受众，让被报道者遭遇社会恶意。在近年来若干与豪车相关的交通事故报道中，媒体常罔顾双方在事故中的具体责任，极力渲染贫富差距。“偏见新闻”激起网友对“强势群体”的大肆指责、过火言论，造成新的伤害和不公。

媒体“偏见制造”的主要原因

1.媒体人的偏见和惰性。一些媒体人本身对一些人和事怀有偏见，所以一遇到相关的新闻线索就极为敏感，倘若其中有“亮点”，更是如获至宝。他们不但想当然地认为真实可信，还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或“巧妙”暗示，或大肆渲染，以逞一时之快。此类报道在无形中误导了舆论、加深了社会隔阂。

当下，活跃的新媒体成为新闻线索的重要来源，但是，一些媒体人投机取巧、懒于求证，直接把新闻线索等同于新闻，对其“事实”、立场不加甄别、核实就转载刊播，有时即便心怀疑虑，也常以“据传”等推卸责任。

在2014年12月的“手术室自拍”事件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快报》栏目并未对涉事医院和医生进行采访核实，仅根据网友的爆料和配图，就进行了微博报道和电视报道。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媒体就妄自进行价值判断并大肆传播，加大了医患群体之间的误解和偏见。

2.媒体对商业利益的非理性追逐。媒体对商业利益的非理性追逐是其主动参与“偏见制造”的根本原因。为了博取受众关注，尤其是迎合某些心怀偏见的人群，一些媒体丧失社会责任感和大局观，对社会戾气不但不进行疏导矫正，反而采用多种方式制造“亮点”，培养幸灾乐祸的看客和丧失理性的网络暴民。当下，“反智”的营销策略早已在普通的新闻报道中大行其道，不断腐蚀着新闻专业精神和社会稳定的根基。

当然，很多“偏见新闻”的出笼是以上几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受媒体影响，大众为了爆料效果也会制造出很多带有偏见的新闻，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如何遏制媒体的“偏见制造”

1.加强媒体自律。要遏制“偏见制造”，媒体应摒弃自身偏见，不惧社会流俗，勤于调研，抵御利诱，做理性的“社会t望者”和“舆论引领者”。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媒体机构、媒体人已在媒体上公开反省自身群体的此类问题。针对手术室自拍风波，新华社评论文章直言：“有些‘新闻’，媒体要学会‘忍痛割爱’”；媒体人陈方在《新京报》撰文指出，一些媒体在舆论场中“就像墙头草，哪头风劲往哪倒”。这些来自业界的自省弥足珍贵。

2.加强新闻监管体系制度化建设。构建制度化新闻监管体系是遏制媒体“偏见制造”的关键。当下，相关部门对“偏见新闻”的监管主要集中于“无中生有”的虚假新闻，而对于“断章取义”、“恶意放大”的“类虚假新闻”监管乏力。因此，国家应健全新闻监管体系，防止媒体打“球”。2013年以来，在推动下，全国各省市陆续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向社会公布各种举报方式，并加大对新闻道德失范行为的处罚力度，以社会监管弥补行政管理、行业自律的不足。这有助于防治媒体肆意制造“偏见新闻”。

3.提高受众媒介素养。理性、有序的舆论生态必须以具备较高媒介素养的受众为土壤。受众是信息的接收者，受众对新闻信息的辨识能力、批判能力对于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报道的角度、深度、准确度有重要影响。当浮躁、无主见、心态失衡的受众比例增加，媒体的“偏见制造”也会愈演愈烈，反之亦然。为此，提高受众媒介素养势在必行。广泛利用媒体的公开性、新媒体的互动性，积极开展来自各界的媒介批评，让受众清醒认识某些媒体“偏见制造”的丑行，以冷静判断为荣、以被媒体愚弄为耻。这是一个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过程，漫长却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