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学范文

反思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德国统一 二战 反思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是德国历史中沉重的烙印，无论对德国自身还是对整个世界，纳粹带来的灾难都是沉重的。战后，德国人民开始了漫长的反思，通过自我反思重新激发德国人感知能力的责任，而德意志民族的内在省思促使了德国反思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德国文学历史上本身没有反思文学这一概念，它指的原本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①我们借用反思文学这个概念，对德国文学家反思二战的作品进行归纳梳理，探索德国反思文学的存在、发展与演变。

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废墟文学油然而生，主要反映战争和现实给德国人民带来的苦痛。遭受战争痛苦的人们勇敢地拿起笔，坚决地把他们内心的苦闷付诸纸上，失落的一代人繁复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伯尔的《9点半钟的台球》（1959）、博歇尔特的《面包》（1946）、格拉斯的《铁皮鼓》（1959）等。而1990年德国统一后，相对于50年代的作品，除了直面历史，审视纳粹，还聚焦于警惕无为、唤醒良知、以己为镜、剖析自我等方面，从一味地批判法西斯转为拷问自己的内心。1990年作为德国统一的时间点，虽然没有成为德国文学明显的分界岭，仍是一个重要转折点。90年代初的反思文学以统一初期的社会问题、对体制的批判为起点，德国民众普遍呈现出迷惘与缺乏身份认同感；随着对二战历史的正视与思考，历史的批判呈现出多维度，第一维度是“集体罪恶”之下民众的冷漠与麻木以及本我意识的缺失，第二维度是德国民众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思辨，第三维度是从集体反思深入到个人反思，这是德国1990年统一后反思文学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回顾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思考集体罪责，探索个人价值是德国作家摆脱迷惘的一种方式，例如本哈德 ？施林克的《朗读者》（1995）。

1990年德国统一后，德国人民陷入身份的迷茫中，这时第三帝国、战争罪责再次成为德国文学的主题，通过正视历史，德国作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二战，重蹈覆辙。

本哈德・施林克发表于 1995年的小说《朗读者》不再局限于回归历史，而是呈现出反思的趋向，开始思考集体罪责，探索个人价值。在探讨人性的复杂、探讨父辈参战原因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注重普通人对自身命运的无力。例如文中的汉娜，她简凡，会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喜怒哀乐，她会为教堂里孩子们的歌声所动容，她渴望爱情、渴望知识，具有高度的自尊。然而在赴奥斯维辛看管犹太女死囚时，她冷漠地烧死了所有囚犯，当被问及为何不打开着火教堂的大门时，她回答：“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②汉娜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没受过太多教育又尽忠职守，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只有顺从，也无法抗争。施林克在接受欧普拉采访时说：“如果看看大屠杀时期和反映那段历史的传记，你就会发现汉娜的故事绝非个例。”纳粹法西斯使得一代德国人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在接受译林出版社专访时他也做过这样的表述：“通过汉娜和米夏，我想表现的是，第三帝国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上烙印，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责感。”③它已经不再是那些站在“启蒙”高度、直接揭露鞭挞战争的作品了，它聚焦于个人的人生经历与情感变化，更关心集权统治和战争中造成这个社会悲剧的“人性”因素和个体体验。

长期以来，德国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始终只能扮演施害者的形象，德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灾难和创伤，一直是文学中很少出现的主题。而乌拉？贝尔凯维奇的《黑白天使》（1992）和君特・格拉斯的《蟹行》（2002）聚焦于德国人民自身受到的伤害。

1992年出版的《黑白天使》引起热烈反响。小说描写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年――赖因霍尔德，受纳粹法西斯的种族主义的教育加入了希特勒少年队，但最终看到被选送进党卫军的好友的惨死，重新审视一切。文中汉诺这样描绘：“那个黑色教团”“搞的是魔幻社会主义”“在那里你学习让他人死亡或自己迎接死亡，你学习将你的自我消灭。这是寺院，是神秘宗教学校，在那里一个年轻人要被训练得让全世界害怕：傲慢、专横、粗暴”④，可见纳粹主义的可怕，可见德国人民所受的伤害之深。在这本反思纳粹法西斯的小说中作者借由罪恶天使来比喻纳粹分子，来描绘、揭露战争的罪恶，抨击法西斯的虚伪及对人性的扼杀，它启发着读者去联想和深思，并且进一步了解那个时期德国人的精神情感历程：他们的绝望与无奈，现实与梦想的巨大落差，他们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茫然与脆弱。

2002年《蟹行》问世，更着重体现了战争的灾难往往是双向的：德国在给别国带去沉重灾难的同时，也o本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伤害。数不清的德国士兵战死他乡，民众的身心受到了践踏。二战结束后，德国实行军事管制，两德分裂长达40年。一个带有罪责的民族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和将来？《蟹行》把那段故意避开的惨痛往事与当今德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告诫后人反省历史的同时，也要公正看待二战中受害的无辜平民，这种更人性化的反思是时展的必然产物。

对历史的反思慢慢发展成对自我的检讨、忏悔，这种由过去历史群体延伸至个人罪责承认的变化的一大原因便是德国文学家对自己冷静的剖析，例如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天使之城》（2010）与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2006）。

从受人尊敬的女作家，到非正式工作的“玛格丽特”，当责难排山倒海，当现实血淋淋地呈现，克里斯塔・沃尔夫选择了“忘记”，选择了逃离，尽管这样的选择有些许无奈，迫不得已，就像她说的“坦白地写下这一切，会毁掉我。”⑤但这毕竟无法遮盖她的“失误”。虽然当时的舆论已经波及沃尔夫的生存，却让她必须勇敢地直面过去，直面黑暗。就像她在《明镜》采访中所说的“如果不能追随‘疼痛的踪迹’，我会才思枯竭，正如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写作于我而言是一种自我审问与矛盾的论辩。我之所以写，是为了尽可能地自审。”⑥卧薪尝胆十余年的著作《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的外衣》是她的“自白书”。她以少见的“我”和“你”两大人称进行对立描述，过去的“你”是现在的“我”的回忆，现在的“我”是过去的“你”的反思。正如菲力浦・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中所言：“只有虚构的东西才不撒谎，它开启了一扇关于一个人生活的暗门，他的未知的灵魂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暗门溜了出来。”⑦沃尔夫借助弗洛伊德的外套――精神分析治疗法，潜藏的记忆裸现，耻辱吞噬着灵魂，诚然痛苦却不是毁灭。最后获得坚强的她脱掉了赖以生存的外套（那件外衣牢不可破，我很受用，但我想，我已经把他归还给你了⑧），直面过去，阐述真相，剖析自我，反思历史。

另一个代表人物要属君特・格拉斯。他的作品往往反映了纳粹时期人们遭受的苦难，在二战结束后唤起人们所否认、遗忘的一切。他以良心为手术刀刺向德国纳粹的伤痛历史，却对自身参与纳粹之事保持沉默六十余载。2006年，年迈的君特・格拉斯终于将手术刀对准了自己，以己为镜，坦白他曾被纳入纳粹党卫军，而这个组织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从自白中，不难看出他始终无法走出自己曾犯下错误的心结。在过去几十年里，他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和“党卫军”有关。战后的他，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自己曾参与纳粹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后，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格拉斯带着曾参加纳粹党卫军的难言之隐，苦苦修行，在写作生涯中，他努力挖掘纳粹德国的集体罪责。然而，这并不能为他减轻一丝一毫的负担。直到七八十岁，他猛然发现这个洗不掉的污点必须通过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世人，他才能从中解脱。《剥洋葱》中那些批判与反思，是从集体批判到个人批判的转变。在那个鼓噪的年代，疯狂的念头一旦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深渊，狂热的浪潮剥夺了理智，民众丧失了信仰，变成了纳粹手下的战争机器，去掠夺、攻占来满足过剩的欲望。个体罪责的批判，是由内而外的，需要对自己和历史坦诚，才能达到自我救赎。君特・格拉斯的写作人生，也代表了德国反思文学不同阶段的变化，从起初的批判民众劣根性，到正视德国民众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再到直视自我，找到真正的救赎。

反思思想深入个人，是德国1990年统一后反思文学的一大重要特征，同时也是对历史哲思的一大进步。就像格拉斯所说的，“历史的灾难造成了文学方面的影响与反思”。正是有了这样理性勇敢的反思文学，才能使得德意志民族将历史的包袱化为历史的财富，才能使现在的德国人不再背负历史的罪人，而成为历史经验的反思者！

注释：

①http：///link？url=aD084m6oJY0Amy5P hCzXUBzOpFw8ZDGjILy5260iwK50c0-LKA6thPLejV8_ QTA9K-5BqoIqjPkW5ujA5RPxwAW0NAGspoNG_0BGs xcK-RmbzNszalDc958ditBWKTHV。

②③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3版），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版（3月重印），第123页，第4页。

④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马文韬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⑤⑦⑧克里丝塔？沃尔夫：《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朱刘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页，第241页，第305页。

⑥卢铭君：《我们曾爱过这个国家――德国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访谈》，《译林》，2012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南楠.《朗读者》――德国反思文学的承前启后之作[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

[2]陈靓.走近克丽丝塔・沃尔夫――浅析克里丝塔・沃尔夫的中篇小说《何去何从》[J].代外国文学，1999（02）.

[3] 任卫东.德国统一对德语小说创作的影响[J].外国语文（双月刊），2013（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东理工大学201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类项目研究成果，项目名称：德国1990年统一后的反思文学，项目编号：S15092。该项目组成员还有：朱婕、宗韵佳。

反思文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德日二战反思异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人们对于科学和理性迷信的破灭。人们在这种空前惨痛的教训面前,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如果没有被加以正确的运用,将会给全世界带来比非理性更为恐怖的深重灾难。同时,二战也导致世界人民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和人性理想等一系列问题的质疑和重新思考。

德日两个国家的二战反思文学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过程。虽然都是反思,但日本从来都是以从战争体验出发,标榜日本受害和反对战败为主体,并且大体以上世纪60年代初为转折,之前反思文学以写战争和战败后的社会现实为主,之后战争反思文学数量急剧下降直至几乎不见踪影;而德国在几十年坚持不懈一路深刻反思战争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也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的为历史翻案倾向的小说,这种“施害者集体转变为受害者集体”题材甫一面世,立刻引起了包括德国媒体在内的热议。

德国文学常常喜欢探讨人生意义、追问生活理由和表达用哲学思考对人生的认识,而以文学的形式对战争主题的反思一直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就现代战争而言,从1929年出版的《西线无战事》到2002年出版的《蟹行》,几代作家历经思考后不仅作品意蕴浓厚深沉,且影响深广。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来对二战这种全人类的灾难所发生的原因、过程和最终结局,甚至追问到个体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和对历史发展进程赋予什么样的责任,并且联系到人性、法律、人类命运、哲理意识和道德意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探讨,并在德国文学界形成了一个反思的传统。

《蟹行》是君特・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德国《明镜周刊》在2002年第6期用大量篇幅介绍和评价这部作品,认为作者触及了一个在德国战后文学中地位比较尴尬的禁忌――作为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施害者德国人民同样在二战中受到了伤害。君特・格拉斯不仅呈现了这样一个以往作家着墨很少或者避而不谈的的主题,还在小说中对现在德国人民应该怎样回顾二战和怎样面对那场浩劫给别人和自己带来的伤痛进行了详尽阐述。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其实就已经开始出现类似主题的写作潮流,其他背着同样替历史翻案名义的作品还有本哈德・斯林克的《朗读者》、迪特・佛尔特的《穿着染血鞋子的男孩》、马丁・瓦尔泽的《评论家之死》和彼得・施奈德的《即便我们只赢得一小时》等。但,这不意味着德国作家真的打算为法西斯罪恶行径辩解,而是正如“蟹行”在德语里的意思一样,是倒退,也是一种横向发展,是更为人性化和理性的全方位审视作为施害者的德国民众在二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应该如何理解和思考前辈曾经犯下的错误。

文学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朗读者》、《蟹行》从文学与政治、历史和思想意识的关系在现在引发的思考,和《铁皮鼓》在几十年前引发的思考是同样的,都折射出一个时代人所持有的道德理念和世界观,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是多角度的对人性的一种重新解读。

同样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所宣扬的与德国完全不同。在战争刚刚结束,最需要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负起应有责任,定下反思和批判基调的关键时期,日本战后文坛充满了具有相互攻击性的派别争斗,从而导致战后日本战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对侵略战争客观、准确、公正能够占居主导性的理论观点。这就导致本应对侵略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的文学导向偏离了正确轨道,也决定了日本战后战争文学对法西斯战争的暧昧态度。日本民主主义文学作家、评论家等围绕着“政治和文学”、“转向论”、“知识分子论”、“世代论”等与战争罪责等问题展开了分别以《近代文学》和《新日本文学》杂志为阵地的一轮接着一轮的没有结论的论争。这与德国的正确做法从一开始就在理论,行动纲领和斗争行为上都存在着严重偏差,导致日本二战反思文学偏离了正确方向。

日本的二战反思文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学现象,在战争期间几乎全部作家都在高压政策下纷纷发表“转向声明”支持“国家政策”,而在战败之后又开始从事反战文学写作。这样日本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转向时代”。战后日本文学深刻反映了这一时代主题,如野间宏的小说《阴暗的图画》、椎名麟三的《在沉重的潮流中》。

这种既是帮凶又是受害者的身份形成一个矛盾体,也决定了他们以日本民族主义立场和日本文化中“耻感”观念来认识、反思和评价这场战争。因此,战后日本战争文学也必然具有某种矛盾性,既有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及对侵略战争的揭露与批判,又在某种程度上宣扬“日本受害论”的思想;既反战,还对战争罪责进行回避、淡化与模糊处理。

战后日本战争文学中涉及侵略战争主要是在强调战争带给日本本土和日本国民本身造成的创伤。如梅崎春生的作品《樱岛》、石川达三的《风雪》、大纲升平的《野火》等。首先,缺少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罪行进行批判和反省意识,相对少有作品提及侵略战争受害国的深重灾难。战争体验文学的许多作品不只描绘出战争给日本人带来生活上的困苦,更着重表现战争给日本人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一定意义上委婉地表达出了“日本受害论”思想,模糊了侵略战争责任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战争的确是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无法抹杀的心灵创伤;另一方面是1945年8月,为了促使日本法西斯不做困兽之斗尽快投降,美国分别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造成近30万无辜平民顷刻之间毙命。战后,日本作家创作了大量以原子弹轰炸为题材作品,使日本文坛出现了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原爆文学”,主要作品有原民喜《夏天的花》、《毁灭的序曲》、大江健三郎的《广岛礼记》等。揭露战争给无辜平民带来巨大灾难是值得尊敬和肯定的,但只是孤立地不提及爆炸缘由的描写原爆后灾难性后果,使日本看上去是很“受害”的。其次,在战败体验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反战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哀婉的表达一种“反对的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如在《风中芦苇》下卷中描写日本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日本的反战者没有长舒一口气,他们没有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是感到伤心愤慨。

就这样,在根本没有进行反思的主旨下,作品已经由侵略战争带来的战后影响被推卸责任淡化成“双方都有责任”了。淡化、模糊侵略战争罪行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战争文学作品普遍表达出的主导思想意识。

参考文献:

[1]余匡复.当代德国文学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2][日]松原新一.罗传开译.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译文出版社,1983.

[3]王向远.不是反对战争,而是反对“战败”.文艺报,2007.

[4]刘白羽.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1992.

反思文学范文第3篇

实际上，当下的公众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已经远比十年前复杂得多，如何理解这种关系，如何了解公众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是一个颇值得深入探究的话题。

一、从“茅奖”的历史看文学之变

从1982年设立以来的八届“茅盾文学奖”，其实见证了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状况，也提供了一个对于文学进行观察和思考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个奖已经从一个以整个文学为对象的奖项，逐步转化为以文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纯文学”为对象的奖项。所谓“纯文学”指的是一种以“小众”为受众，以“高雅”的定位为诉求的文学类型。我们在八十年代所理解的“文学”经过了多年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一些对于文学有相当兴趣和爱好、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的“小众”所构成的稳定但相对较小的市场，这个市场其实早已走出了前些年的困境，运作相当成熟和有序，这一部分的文学需求相当固定。这个“小众”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纯文学”市场。这个市场能够有效地运作，是文学出版的重要的方面，它既是传统的文学爱好者形成的稳定的空间，也是今天较高收入的都市白领所形成的。在这个市场中有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作家也不超过十个人。在“纯文学”的空间中引起关切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对于“底层”的关切、由海外学者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学的价值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于“新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讨论等，一直是文学话语的中心。这说明纯文学虽然影响力已经变小，但在文学议题的设定等方面一直是社会所认定的主流。

由此反观“茅盾文学奖”，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变化的复杂轨迹。从早期的“茅盾文学奖”，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可以说，当时的文学的全部代表性作品都在这一奖项的视野之中。而在当时长篇小说并没有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所以“茅盾文学奖”还仅仅是几个都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文学评奖中的一个，当时的全国中篇、短篇小说奖也极具影响力。当时的大众阅读和小众阅读也还没有分化，“茅奖”反映了整个长篇小说的走向。但到了今天，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青春文学为代表的类型文学已经成为纸面阅读的重要部分，网络文学的崛起带来了新的阅读方式。当年我们理解的文学，现在就是文学的一个特殊的分支“纯文学”。而“茅奖”所反映的正是“纯文学”的现状和对于优秀作品的判断。当年的文学作品能够获得相当多的公众的阅读，“茅奖”只是对于这种阅读的肯定，而当今公众和“纯文学”的脱节十分明显，公众已经完全不熟悉“纯文学”作品，今天“茅奖”是向公众推荐作品。这里有三个方面的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它从反映文学的“全部”转化为反映文学的“局部”。其次，从反映文学的总体走向到反映“纯文学”的特定趣味。第三，从汇聚公众的阅读倾向到向公众推介作品。虽然这些年“茅奖”也力图扩大自己的领域，试图将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纳入其范围，但显然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本届有7部网络作品送选，其中的《遍地狼烟》进入第三轮，其他的第一轮就已经出局。据媒体报道，《遍地狼烟》作者李晓敏点出：“不论创作者还是题材内容与写法，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本就是两条道路，而现行茅奖评奖标准并没有因为接纳网络文学做过任何改变，想获奖比创造世界奇迹还难。”这些说法客观地呈现了茅奖是“纯文学”的专有奖项的现实状况。

从这个角度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文学格局这些年的深刻的和剧烈的变化。在“新时期”还出现了以类型小说为中心的“通俗文学”的写作，这是由王朔和海岩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打开的新领域。它指的是自“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与社会的市场化紧密相关的、更加面向市场的新文学。这也就是我们往往称为“通俗文学”的部分，这部分的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主要是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阅读市场中发展起来的。王朔和海岩的写作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就是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市场中的现象。它包括一部分面对市场的作家，也有一部分在市场化中以市场导向运作的国营出版机构和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民营出版业，也包括在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诸如金庸、三毛等港台作家的流行。这一部分的写作和阅读是八十年代从传统的“文学界”中分离出去的。其运作方式是极为市场化的，是作用于一个八十年代以来构成的“大众”的市场的。这种文学在现在也形成了有较为固定的大众读者的稳定文学类型，如职场小说、官场小说、商战小说等等。像在文学界之外出现的，却在近年持续畅销，对于人们的文化经验有很大影响的姜戎的《狼图腾》就是一部跨越传统的通俗与纯文学的边界的作品。而像麦家这样以惊险悬疑的样态来观察复杂人性的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关切，而且还获得了上届的茅盾文学奖。而真正从其中分离出来的，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的是“青春文学”。

从21世纪初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在传统纸面出版业的市场中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影响力，“青春文学”已经逐渐成为文学中的重要力量，也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支。如“第一届The Next 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就是由在传统的出版业界已经建立了声誉的长江出版集团的北京图书中心和以郭敬明为中心的柯艾公司共同组织的。这种传统的出版机构和郭敬明的团队的深度合作无疑显示了“80后”的市场影响力，并已经成为了文学的新的增长点。郭敬明本人创作的《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及其团队所打造的文学杂志《最小说》一直在市场中有极好的反应。韩寒的小说创作虽然也在延续，但其风格已经和早期创作有了相当的差异，同时他也以网络博客的政论成为风靡一时的重要的言论作者。从总体上看，“80后”作家的青春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度过的，他们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活跃的时期。社会生活的发展让他们更有条件去表现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到一种“普遍性”的人类的体验的可能。20世纪中国特有的经验现在逐渐被这些年轻人关切的人生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所充实和转换。他们的作品当然还有青少年的稚嫩，但其实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世界和人类的意识，也表现出注重个体生命的意义，人和自然和谐等等新的主题。这些和我们当年的创作有了相当的不同。这些变化往往并不为成年读者所熟悉，但其所具有的影响力也不能低估，也是新兴的文化思潮的萌芽，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青春文学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而庞大的作者群，他们的作品的特点就是青少年写，青少年读，正是由于“80后”“90后”的消费能力的逐渐展开而不断扩大其影响。这种“青春化写作”的发展乃是青少年文化的独特性的产物。这种写作具有非常明确的电子游戏和网络时代青少年的文化特征。

网络写作为中国方兴未艾的“类型”化的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园地，网络中诸如玄幻、穿越、盗墓等“架空”类型的小说给了许多青少年读者新的想象力的展现的可能，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忠实的读者。与此同时，如表现年轻读者在人生中所遇到的个人问题和挑战的小说，如感情、职场等小说也受到了欢迎。这些小说“类型”在现代中国由于社会的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而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没有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传统的文学评价系统中也地位不高，处于边缘。因为，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所具有的“感时忧国”的特点，对于这些或者“架空”的想像、或者回到个体所遇到的具体现实问题的文学类型往往并不注重。而网络的崛起，其实正是和中国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步的，这就为这样一些小说类型在传统的纸面出版业尚未意识到其新的趋势的空间中有了重要的作为。网络文学和青少年读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其实会对未来文学的发展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其长度完全超出了纸面文学的限度，动辄以几百万字的篇幅出现，故事本身也有相当浩瀚的规模。这当然是网络的无限的容量和读者在网上阅读的状况所决定的。网络文学所走的路向，并不是许多人在当年所构想的实验性的路子，而是一种以浩瀚的篇幅和超越的想象力为中心的独特的写作。而“盛大文学”的出现，则努力统合华语网络写作，将主要的文学创作网站收入旗下，形成了具有巨大影响的新的网络文学服务平台，其所制作的电子书也已经在新的阅读方式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尝试。

客观地说，传统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国内市场的现象，而“纯文学”具有的“跨国性”的影响力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看来，所谓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主要体现为“纯文学”。而在中国内部的读者中“通俗文学”依然保持了其本身的影响力，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也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大。这样，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模式已经被超越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框架已经被替代了。

二、“茅奖”是纯文学的晴雨表

从今年的“茅奖”看，五部作品其实集中地投射了“纯文学”的现状，既投射了它的优势和长处，也投射了它的局限和困难。五位作家都是多年来从事创作的文坛知名作家，他们获奖都不出乎人们的意料。莫言是中国文学界不多见的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作家。《蛙》通过一个中国本土的年轻作者和一位日本名作家的通信的方式，透过主观的折射穿透了中国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其中的独特的想象力和冷静的观察都有形式实验的支撑，附在后面的剧本也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莫言保持其一贯水准的作品。刘震云也是代表性的作家，《一句顶一万句》通过对漫长历史中个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经验的观察和思考，穿透了人类交流的复杂性，很值得一读。刘醒龙的《天行者》则以写实的方式，真切地描述了乡村民办教师的生活，延续和扩展了他的早期名作《凤凰琴》的主题，对于乡村社会的当下风貌有生动的刻画。毕飞宇的《推拿》通过写盲人来探究人类的感觉和生命的感受，也有其独到之处。这些作品都反映了“纯文学”对于阅读的丰富性的贡献，体现了“纯文学”的价值。

由这些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纯文学”的基本形态，也就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形式”探索、“心理”描写和写实主义的结构所形成的一种“混合”风格才是“纯文学”的主流。“纯文学”受到赞赏和好评大多是定型在这样的表现方式上的作品，这几部获奖作品都体现了这样的风格。这其实是今天市场环境下“纯文学”的自身定位所决定的。八十年代以来的形式实验和心理描写的“现代主义”是技巧，是“纯文学”区别于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的“标记”，是“纯文学”可以识别的基本特征。而写实主义的结构，又会使小说不会因形式的激进探索而失掉和自己的“小众”读者接触的基本条件。因此这种“混合”风格已经是“纯文学”的主流。

这次评奖引发争议最多的是张炜的《你在高原》，这部作品长达450万字，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长的长篇小说之一，已经完全超出了当下读者可能阅读的长度。其中也混入了已经出版过的旧作，和新出版部分组合成一部小说，说明了作者强烈的企图心。那些哲理的议论看不出什么深意，似乎是文学的一个分支的“纯文学”用来彰显自己存在的表演，这么长，你们怎么比得了，其实网络文学里的长篇比比皆是。《你在高原》之平庸在于哲理思考其实撑不住，是些泛泛议论，人物如牵线木偶，在那里自怨自艾，不知所云。想写成哲人小说，却变成了高中生卖弄一点牵强平板的感想，一股酸腐又寡淡的气息，但和高中生不同的是卖弄得理直气壮。驾驭不了这么大的篇幅不是错，但偏要这么干就是错。 为《你在高原》辩护的有些理由实在牵强，如说作家写了二十年，很艰苦。但艰苦写出的作品一定要有价值，否则就是浪费生命。另外说长不应该被指责。长不是罪过，但长得冗长就是问题。这部作品其实就是一个“纯文学”的泡沫，关键在于讲哲理和人生的书，其哲理陈旧芜杂，思考空洞单调，语言嗦枯涩。这其实反映了“纯文学”在今天市场环境下的某种更深层次的浮躁，就是急于通过特殊的长度彰显自身的存在，用劳作的艰苦来标定自身的价值。就我的理解，这部以长见长作品的获奖所反映的是“纯文学”急切地希望得到社会认可的状况，也投射了一些从事写作者的复杂心态。缺少人阅读，连一些评委也未能读完的作品获奖，加重了人们对于“茅奖”的困惑，也阻碍了公众进入“纯文学”的意愿。当然，这其实也是“纯文学”面临的困难的一部分。

由此观察，莫言、贾平凹、刘震云、王蒙等作家都是在这个“小众”市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其中如莫言在全球华文的文学读者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样的新的内部格局和外部格局之间的越来越深入的互动和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国大陆文学的重要的新的形态。我们只能从这里切入对于“新世纪文学”的理解和分析。这些年来，如莫言的《生死疲劳》、《蛙》，贾平凹的《高兴》、《秦腔》，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余华的《兄弟》等等都有相当的影响。而王蒙的三卷本自传也是一个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的作家的人生历程的写照，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从“纯文学”写作的总体上看，它仍然有一个非常完整和有序的文学系统，其运作已经摆脱了九十年代时的转型期的诸多不适和困窘而归于正常。国家的支持使得原有的创作机制和通过期刊杂志发表以及较小规模的出版运作都能够有序进行。这样一个机制使得“纯文学”写作能够保持一个较大规模的作家队伍和较为稳定的组织和出版架构，这些都是在计划经济的原有的写作传统和新的市场结构之间协调的结果。“纯文学”作家的风格虽然各有不同，也受到不同的影响，但像八十年代那样较为激进的文体试验已经较少见到，写作趋于“常规化”，代表性作家的风格也趋于稳定，也就是在写实的基础上也容纳各种可能性的“混合”风格现在较为常见。有几个特色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掘和想象始终是其中心，如莫言、刘震云、贾平凹等人多专注中国历史和当下的扣连。二是对于特异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掘，如阿来、范稳、马丽华等人的作品在这一方面用力甚勤。三是对于当下社会剧烈变化中的阶层分化、女性问题等社会问题的关切，这在中短篇小说中居多，如具有左翼激情的曹征路的《那儿》等。在广东等地出现的“打工文学”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当然，像诗歌这样的文类，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更为专业和较小的领域，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公众阅读的领域，只能在一些新闻事件出现时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梨花体”和“羊羔体”引起的讨论等。

但“纯文学”的国际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如这次获奖的莫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纯文学”的国际性的一面。华语写作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是相当稳定的存在，这往往并不为中国国内的读者所充分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全球“纯文学”的空间实际上就是相当小众的，而在这个小众的圈子之中，中国文学其实已经被视为华语文学的主流。中国现有的“纯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小众化的国际阅读文化的组成部分。像莫言等人的小说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虽然“小众”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而莫言这样的作家其实已经跻身于国际性的“纯文学”的重要作家的行列，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其实已经是海外华语文学和台港澳文学难以具备的。他们的新作出版后很快就会有不同语言的翻译，也由各个不同语言的“纯文学”的出版机构出版，而且经过了多年的培育已有了一个虽相对很小但相当稳定的读者群。在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等语种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出版和阅读机制。虽然这些作品的翻译文本的影响还有限度，但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文学空间。中国文学的国际性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存在，也已经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性要素。当然，中国文学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市场也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学出版业的重要部分。许多重要的国际性作家在中国都有稳定的市场。这种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深系实际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我们原有的焦虑。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球华语写作的最重要、最关键的空间，是全球华语文学的中心。像王蒙、莫言、刘震云、苏童等作家都已经是全球华语文学的最重要的作家，他们在海外华语文学的读者中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同样，我们可以从无论港台作家还是海外华文作家的中文出版作品在大陆市场的行销中看出。大陆的虽然从内部看相对较小，但从外部看极为庞大的“纯文学”市场，在开放的环境下其魅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域的华语文学空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港台的重要作家如张大春、朱天文等在大陆的文学市场中的影响已经相当大。同时，像虹影、严歌苓等从大陆移民海外，并在海外出版作品获得声誉的华语作家，在新世纪之后纷纷回归大陆，在大陆的文学出版中寻求发展，这其实也显示了中国大陆在文学方面的中心位置。像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虹影的《好儿女花》、张翎的《金山》等等作品，都是这些曾经或者当下生活在海外的作家华语文学的“跨区域”、“跨国”写作，这些作品都以内地作为主要的出版地。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中国写作中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张爱玲的未发表过的作品《小团圆》、《寻乡记》等陆续出版，也在全球华人文学空间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也说明华语文学的融合的意义。

因此，从“世界文学”和全球华语文学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的文学本身已经是其中的有机部分，已经不再是在边缘充满焦虑和困惑的文学。中国文学已经无可争议地处于世界文学和全球华语文学的新的平台之上。它的形象和形态已经发生了独特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说明了我们今天对于它的评价和价值方面的困惑其实来自这个新的空间的新的要求。可以说，现在中国文学已经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独特形态。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才会感受到新的压力和新的挑战。

三、“茅奖”与纯文学的未来

从总体上看，这次评奖大体反映了“纯文学”的现状。透过这些现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获奖作家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而“纯文学”为公众所熟知的代表性作家也屈指可数。从“70后”开始，除了葛亮等少数作者，纯文学尚未出现具有分量的代表性作家。“80后”的作者或在青春文学领域，或进入网络文学，与纯文学的整个机制相脱节。后继乏人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其次，这些获奖作品仍然是延续了传统的“新文学”写农村的长处，说明“纯文学”在表现不同的生活方面的困难。连当年《钟鼓楼》这样以城市为题材的作品也已经难以见到。这说明“纯文学”的表达仍然难以有更加深广的表现力和想象力。第三，“纯文学”如何在它的相对稳定的“小众”读者之外，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要求它像类型文学一样有相对“大众”的读者，但也需要更多的人了解和阅读，才可能永续发展。第四，如何从“国际性”的角度去处理和思考中国“纯文学”的问题。

反思文学范文第4篇

目前，技术主义倾向对文学阅读教学的侵渎日益深重，着重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一）表现在文学阅读课堂教学的机械化、程式化的操作环节和步骤中。例如有教师在进行文学作品艺术手法运用这一环节的教学时，先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阅读关于艺术手法常见的提问方式有哪些，罗列如下：1.文中成功地运用了什么艺术手法？请简要分析。2.文段主要采用了什么表现手法（修辞手法）？有何表达效果（作用）？3. “……”这句话好在哪里？4.该文（段）语言有何特色？……然后举出中高考的实例，如2007年湖北卷16题、17题、18题都属于这类题型。再讲析解题方法，一般可分三步走：（1）确认指定语段所用的具体的艺术手法。（2）明确该手法的作用。（3）结合文章，具体分析其表达的内容及表达效果。最后给学生点出解决问题的策略：（1）在做这类题目前，要把一些常用的艺术手法的基本概念、术语及不同手法的作用作为知识储备起来，以不变应万变，从而确保答题的规范和完整。如，景物描写的作用主要是提供背景，勾勒环境，营造某种气氛，凸显人物性格，表现作者情感等。（2）对艺术手法作用的分析，一定要结合不同的内容进行分析，套入一定的公式。

这样的技术化操作使文学作品的个性没有了，阅读者个体感悟的个性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公式化的重复、统一规格的克隆以及模式化的得分手段操作。没有了形象，没有了意蕴，没有了个体的感悟，哪里还有文学阅读教学的影子？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先生说：“把这么一个最富于诗性的、情感的、想象的学科变得工具化、机械化，这对孩子们灵魂的塑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二）表现在对某一体裁的文学作品的教学中，常以静态而零碎、甚至无用的知识切割文学作品。例如，在古诗词教学中，通行教学法是将古诗词的主要赏析知识点梳理出来，让学生记住。如今不少地区中考不再直接考查课内古诗词，而学生们除了背诵记录外，就是做题，在历年中考古诗词汇编里摸爬滚打。有的高中老师还归纳出诗词意象赏析要领，诸如，菊：隐逸、高洁、脱俗；柳：送别、留恋、伤感；猿：哀伤、凄厉；乌鸦：小人、俗客、庸夫；月：圆满、缺憾、思乡、思亲……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余。初中教师纷纷效尤，以为得法。这些以死记知识点代替诗词教学，不讲求美感和个性化情感体验，只求应试的“教学原生态”，与文学阅读的本义越来越远。它基本上无法培养中学生的诗词欣赏能力，因为真正的欣赏需要吟哦，需要想象，需要涵咏，需要比较鉴别，需要师生自己去解读、去感受、去体验、去把握“这一个”的独特性。记诵赏析知识点的做法导致极大的负面效应，优美感人的古代诗词成为僵死的意象堆砌，学生可能就此疏远乃至厌恶古诗词。

类似的问题在现代文教学中也颇为常见。小说的阅读只剩下三要素分析，把各有个性的小说教成“三根枯筋”，使小说失去它的血肉和立体的生活动感。这样的教学匠气十足，使生动有味的小说在学生眼里变得面目可憎。如一位教师执教《孤独之旅》，其课堂教学思路大致如下：

1.复习小说三要素的有关知识。2.通读课文，理清小说的故事情节，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概括小说主要内容。分析情节中的矛盾冲突。3.先要明确谁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再分析杜小康、杜雍和的形象，通过分析人物的语言、行为、内心活动等，概括其思想性格的特征。4.分析环境描写，理解小说中描写芦荡和天气对人物和情节发展所起的作用。5.总结，归纳小说的主题。

这样的教学设计是以静态的知识去解剖各有个性特征的小说，似乎适用于任何一篇小说，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把丰富多彩的小说教学变成了单调的三要素分析。在小说阅读教学中，上述现象是较为普遍的，许多教师在小说阅读教学的备课中，不管具体的教学内容，不管特定的教学时段，一律把小说三要素分析作为教学的重中之重，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还有教师对散文、剧本、甚至诗歌等文学作品也采取通过静态的文体知识组织教学的套路。

（三）表现在将某种教学模式强力推行到文学作品阅读教学中。例如，我市某区的一些学校要求各科教学都要借鉴和运用讲学稿或导学案，文学阅读教学也一律采用讲学稿、导学案之类的模式组织教学，将一篇文学作品的教学集中到几个干巴巴的问题上，并要求教师和学生按一定的程序着重解决这几个问题。比如，《背影》的讲学稿罗列了这么几个问题：

本文围绕背影写了几件事，详写哪件事？本文的线索是什么？表达了什么感情？比较一下，四次写流泪，作者抒发的感情是否完全一致？重点朗读课文第六自然段，探究作者怎样写背影。课文 2、3、4 自然段没有写到背影，能否删除？你发现本文在写作上哪个方面值得你学习？你文章哪些地方不理解？请大胆提问，质疑，看谁提得多，提得好。

可以看出，这份讲学稿主要围绕“背影”提出几个问题，着重要求学生领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和写法特色。看似具有教学的聚焦点，其实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具备启发思维、激发学生情感体验的效用，破坏了课堂文学阅读的整一与连贯。试想，这样的讲学稿，学生人手一份，《背影》的教学势必成为几个无趣的问题拼盘、预设和过关测试。尽管该讲学稿也留下了一点学生自主探究的空间，但充其量只是“悲凉的点缀”，文学作品阅读的多元化、无限生成性以及情感的即时体验丧失殆尽。还有某市一些学校推行知识结构图教学模式，用知识结构图组织并串起各部分、各方面的教学内容。上课就是画知识线，凸显内容和主题，然后画知识树，进行系统的归类。每一课都这样来，而且用来教文学作品，很快就会让学生出现审美倦怠。

比之于前两种技术主义倾向，这种大范围的模式化教学对文学阅读教学妨害更大。它往往作为一个学校的教育特色甚至是一个地区教育政绩的标志，通过行政力量强力推行，大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势，作为教学个体的师生则难逃罗网。这就取消了教师教学个性的形成与发展，更限制了学生自身文学阅读思维能力的自由多样发展，造成文学阅读的单一和统一，使得学生习惯于沿用固定思路去思考问题，表面上看去似乎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其实妨碍了学生文学阅读思维的灵活性和审美趣味的个性化，将其束缚在无形的框框内，造成了阅读认知思维和审美品位的窄化、僵化，最终影响到学生创造力的发挥和文学素养的形成。

文学阅读教学技术主义倾向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教育价值取向主要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功利追求日嚣尘上，导致教育手段技术主义的盛行。这不仅表现为教书育人已经演变为炽热的应试竞技，还有对所谓的教育政绩的追求。教育功利化的更突出表现则是忽视甚至放弃了人文关怀和人文追求，在这种情况下，文学阅读不仅仅成为应试教育的工具，还要牺牲自身的特性来满足功利追求。这导致教师与学生文学阅读活动从根本上忽视甚至背离了对人的精神内涵的探寻。而且，这样的技术主义操作也未必见得能真正提高师生的语言文学素养，因为其关注点在功利层面与技术层面，都不同程度地逃避有难度而必要的文学阅读的语言功夫，不愿在文学语言上深探力取，使文学阅读一方面背离了文学非功利超利害的审美本性，另一方面远离语言的精神家园而流浪。就学生而言，其人文素质、个性及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遭到削弱以至于落空，就教师而言，没有生动的“语感”“文感”的文学阅读，既无知识的智慧性也无审美的愉悦性。因此，功利主义与技术主义合流的阅读教学恰恰是反文学的。

文学阅读教学并非禁绝各种教学方式乃至模式的尝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出现过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或模式，这些文学批评理论或模式是以尊重人与文学的个性与精神自由为前提的，它的终极目的则是和人的精神相关。我们也至诚期待那些尊重“文学首先是人学”的教学理论和模式能发展起来。但在目前的中学文学阅读教学中，钳制师生精神方式、说话方式的反文学的技术主义教学形式还将长期存在、大量存在。面对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合流，怎样才能使真正的文学阅读成为师生之必须？我们可以从趣味引导、规律探索、习惯培养等方面不断提升文学阅读的质量与品位，但最为根本的是要实现师生对文学精神与价值的内在服膺和自觉守护。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守护神，文学阅读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引领能改变着心灵的质地。技术主义不但戕害学生个性发展，也使学生对文学阅读采取勉强、畏避甚至憎恶的态度。守护文学精神，抵制技术主义倾向，让学生对文学阅读的态度转化为自觉与服膺，是当前文学阅读教学中最紧迫的事情。

反思文学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新时期文学从宏观上看，是向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这个文学应有的目标的回归。在向着人学目标的行进中，不管是从对于人的外部世界描写的拓宽，进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测；还是从侧重刻画英雄人物，进到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亦或是从群体大我心声的表达，进到对个体自我的表现，都体现了文学的“人学性”，总体上走过了一条人性复归的精神历程。

一

把人和人的社会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中心是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都必然遵循的文学艺术创作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才把文学称为“人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谷融先生曾一再强调“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1]新时期文学最初是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是在“”的废墟上重新崛起的。由于中人性沦丧，“瞒与骗”的“阴谋文学”肆虐文坛，文学界首先呼唤的是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当时率先登上文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许多作品，都鲜明地表现着这种精神。刘心武可以说是新时期较早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进行反思的作家之一。他说：“十多年的‘’，我觉得人性大沦丧，大规模的人身侮辱、人格侮辱，在人类文明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种种的手段，都是为了从视觉上、感官上让人不是人。”[2]他于1977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代表了“伤痕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即透过人物外在的伤痕，揭示了灵魂的扭曲。通过宋宝琪与谢惠敏这两个典型形象，发出了“救救被‘’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喊出了人们的心声。

新时期文学正是恢复了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才使其具有了感人的力量。新时期文学对人道主义的呼唤，“不仅是社会文明的需要，而且也是文学自身的需要。这种呼唤，不仅是关心社会和人的命运，而且也是关心文学自身的命运。”[3]作者排除种种政治顾虑，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创作勇气，挣脱狭隘的政治观点的约束以及一种新的创作意图的自觉。文学中强调和要求的普遍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共同的大我意识被消解，而转入到“注意人的个性价值与道德规范的冲突与矛盾，注意肯定个体精神需求的合理性”[4]，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期文学在其精神层面上可谓是对文学的个性反叛。

自然，对非人状态的控诉并不限于“伤痕文学”，随着历史反思的深入，1979年崛起的“反思文学”更把审视的范围从“”延伸到十七年。如果说“伤痕文学”带有喷吐宣泄的浓烈感彩，那么“反思文学”则更具有深沉思考的理性穿透：或在生活方面勇于大胆突破，或在社会主题方面深入开掘，由对因历史造成的伤痕的揭露，转入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关注和人物心灵的开掘。塑造复杂的人物性格则成为反思文学自觉的艺术追求，为民请命的“犯人”李铜钟，年年造屋年年落空的农民李顺大，“漏斗户”陈奂生等人物形象身上，凝聚着痛楚的历史曲折和辛酸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必然延续。

二

从文化寻根开始，一些寻根作家以及一些在寻根思潮影响下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由文化走向了生命，走向了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命形态，生命本体的关照。李庆西认为，“寻根派”作家，“首先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的事物，他们喜欢拉扯柴米油盐、描写婚丧嫁娶；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描述中，他们有意使自己的审美态度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态度相协调。”而这种导向“回到事物本身”的选择，不是对命运做出的简单的逻辑概括，“‘寻根派’作家之所以如此重视日常生活的价值关系，也正是因为他们从人的基本生存活动中发现了命运的虚拟性。如果要真实地表现人格的自由，可行的办法就是穿透由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构成的文化堆积，回到生活的本来状态中去。”[5]所以，文学的根只能在“生命”之中，“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是对人自身的关怀。

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作家刘恒的作品集中表现了人的生存经验的某些基本方面——本能性的欲望，主要是“食”和“性”的欲望，他试图通过还原人的生存经验的最基本的因素来呈现他对人性的本质的理解。《伏羲伏羲》和《粮食》一起被称为姊妹篇，《粮食》偏于写“食”，而《伏羲伏羲》偏于写“性”。《粮食》以极为生动的笔触突出地描述了人在“食欲”的驱使下的生存活动。小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处于窘困生存状态中的人们所经受的生存的磨难和挣扎。刘恒经常将人物放置到某种极端的状态——极端的饥饿和性压抑中，拷问出人性的本质。《伏羲伏羲》更怵目惊心地呈示了发生在杨家的生命悲剧——悲剧。作家通过“性”这个窗口，以沉郁凝重的笔调，深刻的道德文化批判意识，揭示了人在生命本能层面上的悲剧性的生存际遇。

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和人们对物质生活、世俗人生的前所未有的追求，逐渐淡化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忽略对于具有崇高意味的精英人物与环境的描写，而突出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这似乎成为作家别无选择的选择。“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等在“新”字号旗帜下的文学作品，在对当代社会中欲望追逐的描写中，展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种种心理心态。特别是“新生代小说”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将现代人的生存的无奈与孤独、恐惧与绝望暴露无遗。

三

新时期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极特殊的时代，它是经历或参与者们只能重温而无法重临的一段旧梦。当我们回顾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精神历程时，就会发现，不论是八十年代前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人的生命精神的召唤，“寻根文学”对人性解放的呐喊，还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对人的生命本能的表现，以及“新写实”小说对人的生存本相的展示，从精神到本能，文学始终没有离开对人的生命状态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相对于它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伴随着商业主义出现的不仅是精英文学的逐步“退场”，还有随之而来的个人化写作。一些畅销书作家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甘愿自报隐私，以个人的一些特殊的人生经历或生活经验为卖点来迎合大众低俗的欣赏品位。一些美女作家写作、身体写作或是“日记”裸地描写性生活，宣扬性解放。我们的确提倡文学回归人性、人道主义，回归文学本身，但也不能因为矫枉过正而走上另一个极端，不能因为思想解放便激进地在甩掉精神枷锁之后盲目地推崇个人主义至上和极端的自由主义。性生活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现象。但那种不符合公共道德准则要求的关于两性关系的绘声绘色的渲染和描写并不等于反映生活真实，更不等于人性美，只能表现出人性丑。在文学作品中以这样的方式描写人、表现人，不是钱谷融先生提倡的“写人性、写人情”。

[参考文献]

[1]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

[2]艺术个性问题浅谈[J].福建文艺，1981，(1).

[3]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C].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

[4]近十年中国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C].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

反思文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伤痕文学”研究；现实主义；流变；类型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伤痕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产生之后，就一直成为中国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新时期小说是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粉碎“”后，作家敏锐地感应着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要求，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通过真实的描写、大胆的揭露、愤怒的鞭挞、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了“”的实质。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继而卢新华发表了处女作《伤痕》，形象地概括了“”给人们造成的严重的心灵创伤，从而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接着一大批揭露批判，“”极左路线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文学作品，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冲决了种种思想禁锢，冯骥才的《啊！》、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伤痕小说都揭露出“”的专制主义性质。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能否出现“暴露文学”和悲剧以及现实主义的大讨论展开的。如陈恭敏的《伤痕文学小议》[1]王继志的《“现代迷役”和悲剧――谈〈枫〉的思想意义》[2]张奇虹的《悲剧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3]等等，这些研究都没有跳出“暴露文学”和悲剧大讨论的框架。以下是“伤痕文学”研究的具体分析：

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为先导的“伤痕文学”发表之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与讨论。黄安思将揭露、控诉、批判“”的文艺作品称为“向后看的文艺创作”，他认为此类作品的“方兴未艾”，同三中全会提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的口号很不协调，他主张应当“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4]随后李剑在《“歌德”与“缺德”》中指出：“那些暴露、‘’的罪恶都应归入‘缺德’之列”；而且他认为“把洋人的擦脚布当作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然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5]他宣泄了对伤痕文学的强烈不满，极力主张的是新时期文学应该是“歌德文学”。

当然，更有中肯评价或声援“伤痕文学”的文章，内容涉及到“伤痕文学”产生的历史原因、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价值等方面。如王朝闻认为“欢迎不欢迎《伤痕》这样的作品，应当说也是一种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包括了“文艺思想斗争和非文艺（政治）思想斗争”[6]。在他看来，黄安思和李剑的文章侧重于政治思想斗争，过分地强调一种文化专制的风气。在不少人看来，“伤痕文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经过十年后，“这样丰富、悲催的社会生活，要想不反映不表现，绝无可能”；“人民长期受到精神压抑，失去了畅所欲言的自由，心头都结着无数感触和要求，要想不倾斜不迸发也绝无可能。”[7]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以及随之而来的有争议的作品的讨论，也引发了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新时期的批评家们通过对“”时期“假、大、空”的虚假现实主义的批判，进而深入到对十七年现实主义理论的反思。在新时期，真实性再度成为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的焦点。尽管批评家们对于真实性的理解不尽相同伸着彼此抵牾，但把恢复文学的真实性视为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一要义，却是讨论者的共识。洁泯说：“文学只要离开了现实的真实性，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文学的认识作用以及它的反映现实的功能等等，就将无从说起。”[8]从“伤痕文学”的创作状况来看，真实性的刻画是群众支持的最为重要的一点。《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作品，不仅是敢于面对并揭露“”控制下的真实的社会现实，同时还在真实的基础上，正确积极地现实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一股“向下看”、向生活、向人性回归的文流。

悲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审美取向与审美品格。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中，力图展现在“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就以“伤痕文学”因其表现出来的那张低沉，压抑，阴暗，感伤等悲感情绪所形成的争议来看，它涉及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义，悲剧的冲突和悲剧人物等问题；世纪到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成因及其特征等问题。另一方面，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揭示了它的悲剧品格，使得“长期在里理论上纠缠不清的问题”，“从实践上有所突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9]何西来等人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悲剧，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问题，“伤痕文学”的题材就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而且它们的冲突也多有悲剧性。肖殷在批驳“歌德派”的责难时，也肯定了“伤痕文学”的悲剧品格。他说，悲剧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看过之后，引起悲伤、难过、痛心、进而激起悲愤、仇恨，最后则可能爆发出复仇、战斗的激情。”“悲剧同样可以鼓起革命激情，并激动人们为消灭反动势力而奋斗的斗志和决心。”[10]

“伤痕文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研究的角度越加丰富，成果较有深度。

首先出现的是对“伤痕文学”的局限进行反思的文章，较早的有周绍华的《“伤痕文学”：戴着镣铐跳舞》[11]一文。该文从整体上反思了“伤痕文学”，揭示出“伤痕文学”存在的缺陷，批判了“伤痕文学”中的以左反左现象，过多的情绪发泄和重新寻找“救世主”（老干部和清官）的倒退倾向。吴炫、陶文捷的《穿越当代经典――“伤痕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12]一文，以作者“否定主义文艺学”的“个体化理解”为尺度，对新时期“伤痕文学”中的3篇热点作品进行了局限分析，指出《伤痕》因未深入到文化性层面和人的正常生活的层面而显得肤浅；《一代人》因思维方式上的被动性而未将作品写完；《随想录》因提出了一个作家自己很难回答好的问题，而使得忏悔与后悔难以区别。

从思潮及其流变的角度对“伤痕文学”进行研究的成果是非常丰富的。孟繁华的《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13]一文分析了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流变过程。李建盛在1996年第1期的《南方文坛》主持的《天真的时代译解――论“伤痕文学”》[14]一组文章，从语言修辞、社会、人物等各个角度对“伤痕文学”进行了评价。韩国的慎锡赞的《从伤痕到寻根――新时期文学思潮流变回顾之一》[15]就描述了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发展轨迹。张法的《“伤痕文学”：兴起、演进、结构及其意义》[16]从思想史层面上对“伤痕文学”进行梳理。宋剑华的《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建构》[17]一文认为，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全面解构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高城英的《从冬季走向春天的文学――论新时期“伤痕文学”》一文对“伤痕文学”的产生、成就以及局限进行了论述。

还有关于“伤痕文学”的类型研究。如华维勇的《对“伤痕”、“反思文学”悲剧问题的再认识》一文通过对“伤痕”、“反思文学”中迫害者类型进行归类分析，揭示“伤痕”、“反思文学”的控诉特征及其达到的深度；同时通过阐释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模式，说明“伤痕”、“反思文学”在对人对时代思考深度上的缺陷与不足，指出其障碍所在及其应该超越的地方，从而达到对“伤痕”、“反思文学”中悲剧问题的再认识。王一川的《“伤痕文学”的三种类型体验》，论述了“伤痕文学”想象的三种情感形式，探讨了它在自我生成和历史同构之间的复杂联系。

比较研究方面，有白敏的《“迷惘的一代”与“伤痕文学”之比较》、杨正先的《“伤痕文学”和“解冻文学”之比较研究》。胡艳的《集权批判的内在差异――从昆德拉小说再看“伤痕”、“反思文学”的内在缺陷》也属于中外文学比较研究。柯小刚的《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一文，通过比较德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战后“废墟文学”和中国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分别对现代性的不同表现进行了一个批判尝试。同时，文章以康德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中介，揭示出一条通过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而重建现代伦理生活世界的道路。王秀峰的《海峡两岸题材文学辨析》一文认为，大陆文坛从“伤痕文学”开始，从不同的方面透视现象；海外作家对此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其对任务悲剧命运的塑造，明显地表达出作家们对“”的否定和排斥，因而也符合了寻求宣泄和净化对“”的恐惧的读者的心理，构成了表现作品的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宁敏的《多重视角观照下的“”记忆》一文以陈若曦、严歌苓、李碧华的“”小说为对象，从三位女作家的创作背景入手，结合中国大陆的“书写”状态，对海外女作家的“”记忆以及与中国大陆“”记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关于“伤痕文学”的历史叙事研究，比较突出的是路文彬。他的《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认为伤痕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因而将理解为光明莅临前的过渡。但是伤痕小说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并分析了这种突破的有限性和成因。路文彬2001年1月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上的《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文又深化了他对伤痕小说历史叙事的思考，认为伤痕小说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个人化叙事，但这种伤痛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的，个人性的历史记忆便同时又成了对公共事件的叙述。由于痛苦的公共性和对于历史感的关注，个人化的历史叙事反而成为更加“集体性”的宏大叙事。

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了重评“伤痕文学”的浪潮，不得不提的是2005年大陆的“重评伤痕文学”。“重评”的目的，“是要通过‘重返’文学史‘现场’，进一步了解当年文学生产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跨越那些覆盖在文学史表面的夸张和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客观和大致准确的认识。” 2005年《文艺研究》第1期特约程光炜主持“重评‘伤痕文学’”，发表了程光炜的《“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王一川的《“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和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新的评价。

在重评浪潮中，还有一些批评通过文本分析，从更广阔的思想史层面透视“伤痕文学”的作用机制，从而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发展态势。这一层面，贺桂梅的研究可以作为代表。她通过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重读了《班主任》，解读出其中“个人话语可以理直气壮的以正确者、先进者的姿态否定、指斥集体话语其本质不过是意识形态集体机器运作的必要，是一种权力的胜利，只不过由知识分子充当了发言人而已”，而“现代性文化的本质特征即在虚构一种二元对立，并将其神圣化，从而引发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激情。”她对于80年代思想文化以及文学对五四传统的重构的研究也开拓了“伤痕文学”研究的视野。另外，她的《人文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的《80年代书写――苦难的合法化：补偿抑或合谋》一文探讨了80年代知识分子书写怎样与意识形态合谋，把或者反右苦难合法化。鞋俊的《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一文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探讨了《班主任》一文的生产机制和文本内外的权力机制的运作。张业松的《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一文考证并扩大了“伤痕文学”这一概念，认为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都可以用“伤痕文学”来命名。史静的《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判话语》一文试图考察“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批判话语在当时整个文学场域中的运作，回答塑造“新人”的欲望为何如此强烈和迫切的原因，并且探讨它在当时的整个文学语境中的“超话语”功能。

“伤痕文学”的研究已经历30余年。应该说“伤痕文学”的文学成就在文学批评界也有了较透彻的研究。但是从新时期“伤痕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形来看，理论界还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学术界的研究氛围还是比较浮躁，对热点的跟风往往会导致理性的缺失，对“伤痕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伤痕文学”的研究还有挖掘的空间。

注释：

[1] 陈恭敏：《伤痕文学小议》，《上海文艺》，1978年12月。

[2] 王继志：《“现代迷役”和悲剧――谈〈枫〉的思想意义》，《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月。

[3] 张奇虹：《悲剧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6月。

[4] 黄安思 .向前看啊！文艺[N]广州日报，1979-04-15。

[5] 李剑 “歌德”与“缺德”[J]，河北文学，1979，（06）.

[6] 王朝闻，伤痕与〈伤痕〉[N].文汇报，1978-10-31

[7] 雷达，刘锡诚.三年来小说创作发展的轮廓[N].文艺报，1979，（10）

[8] 洁泯，文学是真诚的领域[J]文学评论，1979，（01）

[9] 何西来，田中木.革命变革时期的文学[N].文艺报，1978，（02）

[10] 肖殷，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N].文艺报，1979，（09）

[11] 周绍话：《伤痕文学：戴着镣铐跳舞》，《齐鲁学刊》，1988年6月。

[12] 吴炫、陶文捷：《穿越当代经典――“伤痕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社会科学》，2003年3月

[13] 孟繁华：《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电大文科园地》，1985年3月

[14] 李建盛：《天真的时代译解――论“伤痕文学”》，《南方文坛》，1996年第1期

[15] [韩]慎锡赞：《从伤痕到寻根――新时期文学思潮流变回顾之一》，《南方文坛》，1997年6月

[16] 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结构及其意义》，《江汉文坛》，1998年9月

[17] 宋剑华：《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5月

反思文学范文第7篇

一.80年代与精英阅读

20世纪80年代初，“”结束，百废待兴，刚从书荒中度过的一代人，如饥似渴地寻找可以阅读的内容。这个时期，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更是成为思想解放和寻找个人价值的一种社会共识，后来有人称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1）伤痕与反思：人的价值的寻找

1978年，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发表《班主任》。这两部短篇小说产生的影响出乎人们的意料，大家争相阅读，探讨小说中所揭露的“”对人的心灵的戕害。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开始了关于“人的本质、价值、使命、尊严”的思考与论争、阅读。

伴随着的，《天安门诗抄》成为人们思想和情感解冻的代表性读物。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出版，对人性、人的情感、人的价值等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现代派、文化寻根、西方哲学等中西文化思潮接踵而至，萨特的哲学《存在与虚无》等、加缪的小说《局外人》《鼠疫》等成为人们阅读追捧的对象，社会上出现了“萨特热”，存在主义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新信仰。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著作《梦的解析》等，不仅成为人观照自身的窗口，也影响了文学和心理学、哲学等众多领域。当时，几乎每位大学生都是美学家，或者说是哲学家。他们津津乐道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口必称萨特、弗洛伊德，大家讨论人的审美情趣、如何做人、终极关怀等话题。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在反思文学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自身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涵。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戴厚英《人啊人》，张贤亮的《绿化树》，丛维熙的《大墙外的白玉兰》等一大批作品，探讨造成十年浩劫的深层原因。

（2）出版家与文化启蒙阅读

“文化启蒙热”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代表性图书主要有四套：一是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主要译介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二是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比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三是汤一介等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书库，主要是介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四是由钟叔河先生主编的介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走向世界丛书”。

（3）涌动的大众阅读潮

就在知识分子寻求形而上的精神阅读之时，大众阅读潮流也悄悄地展开。那时社会上出现了“男读武侠、女读言情”的热潮。金庸与琼瑶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台湾和香港的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以及琼瑶、岑凯伦、亦舒、玄小佛、姬小苔等作家在大陆青少年读者中大受欢迎。因为当时大陆并没有签署国际版权公约，港台图书在大陆翻印十分普遍。

所以，80年代的阅读两种潮流互相融合，金庸、琼瑶和萨特毫不矛盾，大众文化和高端哲学并行不悖。有专家认为，“其实这并不奇怪，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是沉浸在新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之下的，没有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们即使在阅读通俗小说时，也将其纳入了另一个解释框架，比如，从言情感受到人性、人情的复归。”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对欲望的展示是对中世纪神学的反叛。就像人们普遍喜欢邓丽君的歌，从歌声中感受到的是人的解放，而非消费主义。

于是，在那样一个时代，精神追求似乎有很“物质”的一面，而物质追求又有很“精神”的一面。有人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混在一起，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让人从过去极左的政治环境下，从计划经济中比较压抑人的个性、让个人得不到发挥的氛围中挣脱出来，通过通俗文化达到感性的解放，通过理论和哲学达成理性的革命。

二.90年代与世俗化阅读

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走向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了解构性的变化。表现在文化上，就是电影要讲票房，刊物要自负盈亏，出版社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化管理，精英文化渐渐淡出，面向世俗阅读的东西多了起来。从80年代后期兴起的王朔小说热，就开始发起了对精英阅读的挑战。王朔小说中的冷嘲热讽成为读者欣赏的对象。因为意识形态因素一度十分冷寂的张爱玲、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作品的经典性重新被人认识。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成为小资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围城”更是成为大众用于替代“婚姻”的代名词。甚至，《废都》中的省略号也成为描写的代名词，一度引起各方的关注直到被禁止印刷。

名人传记图书热销的动力。《刘晓庆——我的自白录》发轫，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倪萍的《日子》、崔永元的《不过如此》、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等动辄销售上百万册，影响着阅读的趣味，传主也成为时代之偶像。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安顿的《绝对隐私》引领了一批口述实录的诞生。

市民化书写、市民审美趣味（人生沉浮、金钱美女、传奇故事、趣味噱头等等）占据了文坛的广阔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刊和出版业走向。譬如，“新写实”的代表人物池莉的作品，由平民“仿真”走向了都市传奇，跟大众文化趣味一拍即合；一批作家，比如皮皮、张抗抗等，关注当下社会生活中引起的情感、家庭、伦理的变化，《遭遇爱情》、《情爱画廊》等一批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海岩也在此时崭露头角。

反思文学范文第8篇

一、传统型现实主义文学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由于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此时部分俄罗斯文学作家如拉斯普京、邦达列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等开始关注普通家庭的命运，于是“小人物”逐步登上了俄罗斯文学的舞台，并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俄罗斯文学中被称为“传统”现实主义或新古典现实主义。转型期传统型现实主义文学大都以反映道德生活为主，关注普通家庭的生活，文学作家从多角度、多题材对特殊社会背景下的百姓生活、人物进行描写、刻画，并抒发不同的观点，充分表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特有的忧虑色彩。俄罗斯文学中的传统型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宣传大多来自普通、平凡的大众家庭，通过描写社会底层人们的艰难生活，来表现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具有非常强的震慑力。转型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传统型现实主义文学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家，如拉斯普京、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罗波娃、托卡列娃、托尔斯泰娅等。这些优秀的作家通过大量的观察、思考，以普通百姓的生活环境为题材，围绕家庭、爱情、婚姻、生计等角度刻画和描写人物，抒发作家情感，这些取材于现实的文章深得广大读者的喜欢。典型代表作品有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下葬》，作者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视角对小说主人公巴舒达的生活及其悲惨命运进行了深刻描摹，体现了作者对社会残酷现实的不满，对国家前途和人们生活的忧虑。此外，还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幸福的晚年》、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罗波娃的《廖尼亚的梦》、加尼切夫的《包裹》、托尔斯泰娅的《爱与不爱》和托卡列娃的《幸福的结局》等，这些作品对俄罗斯转型时期文学有很深远的影响。小说中或是通过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抒发对爱情、幸福生活的渴望与向往，或是通过描写主人公家庭矛盾展现人们内心价值观的转变，或是通过主人公婚姻爱情的困难抉择揭示命运的凄惨和生活哲理……此类作品都是从大众琐事中抒发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向往和情感需求，从这些生活片段和只言片语中可以揭露出时代变迁对底层百姓生活的巨大影响。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以其贴近生活和贴近百姓以及其强烈的现实意义，而在转型期的俄罗斯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

二、批判主义文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俄罗斯文学曾一度呈现“回归”潮，社会主义文学在社会变革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被禁锢的批判主义文学又重返文学舞台，典型作品有布宁的《罪恶的日子》、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布尔加科夫的《狗心》、纳博科夫的《暗箱》、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从此以后，批判主义文学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又占据了重要位置。转型期俄罗斯文学中的批判主义文学主要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批判，通过极具讽刺和夸张手法展现人性的扭曲与荒谬，作品大都以自然主义倾向揭示人们痛苦的生活现状。该类文学认为苏维埃政府的制度、变革、历史等都是不合时宜的、不被人们所认可的，认为这一切是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痛苦的根源。在转型期俄罗斯文学的批评主义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家，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作品有佩列文的《奥蒙•拉》（1991），马尔克•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2），利普金的《一个房客的札记》（1992），叶夫图申科的《不要在死期前死去》（1993），阿斯塔菲耶夫的《被诅咒和被杀害的》（1994），以及艾特马托夫的《会见察达依》（1994）和《卡珊德拉印记》（1995）。如上世纪80年代在苏联文学家中号称才华出众的新生代作家———维•佩列文，20世纪90年代曾因其发表的《奥蒙•拉》、《昆虫的生活》、《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等作品名声大振。《奥蒙•拉》描写了主人公奥蒙•拉为梦想一直努力、奋斗，最终换来的却是一个骗局的悲剧。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悲惨命运的描写，从侧面抨击了苏联残酷的社会体制对人性梦想和追求的践踏与扼杀。维•佩列文的另一部代表作《昆虫的生活》，采用了更为讽刺和夸张的手法描写了在那一时期以昆虫状态生活的人们，批判了苏联解体后人们残酷现实生活的时代背景。

三、后现代主义文学

苏联解体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动荡，俄罗斯文学不再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同时也迎来了一番新的挑战和机遇。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就是源于俄罗斯文学，其产生归功于上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工业变革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内部裂变，它代表的是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也很大。转型期俄罗斯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观点去认识和对待俄罗斯的社会环境，提出要对文学进行改革、扩大选材范围及模式，对历史和文化价值要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形态去审视和思考，对以往的作家、作品要作出新的评价和定位，提倡建立一种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它体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大众对集权体制的态度和反应，表现为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不同于以浪漫主义为主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的精髓在于以博大、宽宏的人道主义胸怀以及援助精神、苦难意识，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精神。“解构”、“集体无意识”等后现代主义美学概念，使得俄罗斯文学论坛对其广为关注。“叛逆”、“激进”等极端的表现形式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所推崇，作品宣扬“游戏人生”、“以自己的毁灭展示世界的荒诞和无价值”、以“更极端的形式解构苏联现实，消解一切”。通俗的语言以及大众化的方式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特点，其作品常常以一种质疑、讽刺和厌恶事实，否定、排斥和拒绝权威的模式呈现。虽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90年代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已经逐步退出舞台，但是在转型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俄罗斯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得以长足发展。

在此期间，曾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后现代主义年轻作家，如亚尔格维奇、基比罗夫、科尔季耶、佩列文、科罗廖夫等，与此同时，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一些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马卡宁、哈里托诺夫、彼特鲁舍夫斯卡娅、达维多夫、利普京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热情是空前高涨的，正因为如此，也成就了大量的后现代主义经典著作，如科尔季耶的诗歌《黑人，或我，可怜的索索•朱加什维利》与《政治局委员，或圣拉甫连季之夜》（1989-1990）、德鲁克的长诗《电视中心》（1990）、索洛金的剧本《消形狂》（1990）、普里戈夫的剧本《黑狗》（1990）、科罗廖夫的小说《果戈理的头颅》（1992）、佩列文的小说《恰巴耶夫和虚空》（1996）和《“百事”一代》（1999）、基比罗夫的长诗《含着惜别的泪》（1994）等。其中也有些作品获得了“布克奖”和“凯旋奖”。因此，后现代主义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反思文学

俄罗斯反思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反思思潮。特别是在转型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反思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选材上对历史作出了不同观点的反思，对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精神世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转型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反思文学主要对一度被掩盖的在七八十年生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关注和反思，通过将刚刚过去的历史与现实进行鲜明的对比，给读者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慑力。该类文学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人们情感历史的探索和挖掘，寻求现实悲惨的缘由。在转型期俄罗斯文学的反思文学中，亦有大量的作家涌现。其中，典型的反思文学有阿斯塔菲耶夫的《被诅咒和被杀害的》、马卡宁的《平常化话题和情节》、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波良斯卡娅的《阴影在消失》、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颅》、邦达列夫的《诱惑》、沃依诺维奇的《宏伟的宣传》，以及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的记事）》。其中，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背景，描写了一幅残酷的战争画面。对于入侵阿富汗的这场战争，苏联官方一直以来都打着正义战争的旗号，而事实上，这场自1979年至1989年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战争是在美苏两国争霸的格局下形成的。苏联政府正是为了控制阿富汗这一战略要地发动了这场战争，在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这是一场残酷、可耻、非正义的战争，带给了当地百姓不可挽回的残酷现实。正如作品中参加战争的士兵形容的那样：“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们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色。”能够给读者以精神震撼的不是那些残酷无情、非正义、非人道的战争场景，而是当人们知晓真相后信仰的破灭和从此以后的精神折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另一部作品《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的记事）》更令人震惊，作者用采访实录的手法，将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这场巨大的事故中，许多无辜的人们死于非命，而更多的人却因此将长时期遭受肉体和精神的煎熬，作家用笔真实地记录了这场悲剧，也记录了灾难过后人们的行为、表现以及精神态度。“切尔诺贝利———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作品中类似的故事举不胜举，流露出了灾难过后人们复杂的情感世界和对今后生活的忧虑和恐惧。这不仅仅是切尔诺贝利，而是切尔诺贝利的世界。作者想要了解的并非是那场被苏联官方所封锁的事故真相，而是“那些接触了不知之物的人们的感觉、情感”，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让我感兴趣的是感情的历史，我撰写的也是感情的历史。”这两部作品所描写的都是苏联解体前不久的历史，更是对人们内心精神世界产生极大创伤的情感历史，它们通过作者的笔真实而残忍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处处彰显着作者沉痛、深刻的反思情感。

五、结语

反思文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复出作家 知青作家 反思文学

结束后，遭受重创的文学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复苏和发展时期。作家们开始用笔对这场浩劫进行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反思文学”的提法由此出现。这期间，小说的创作更能够体现出“反思”的特征，“反思小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如果说对于伤害的揭露作家们趋向一致，那么，从反思开始矛盾与分裂出现，究竟“如何直面惨淡的人生”，复出作家与知青作家给予了不同回答。

一、复出作家的深入思考

相较而言，复出作家的思考较为深入。复出作家大多数经过四五十年代之交社会急剧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确立了他们的政治信仰与文学立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接受了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许诺，愿意以“阶级论”和“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也接受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文学观。可以说，他们的信仰基础依然是存在的，对于社会对于历史的责任感在面对饱受摧残的国家与人民时越发坚定与强烈。此外，作家们由于在之中受尽折磨，在结束后被人们当作一种“文化英雄”看待。人们认为他们普遍表达出了人民的心声与正确的思想。因此，无论是自我还是社会的认同与评价都是实实在在的，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条道路。他们希望由此激发热情，继续为挽救遭受重创的国家而不懈努力。由此，他们对于中种种现象的反思也被提高到较高层面之上，并不仅仅满足对于自身磨难的“镜面”反映，而要从历史的角度做根本的理性思考。

达到“反思小说”最高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反思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作家是王蒙。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王蒙的小说短时地对于的揭批之后很快脱离了那种揭露控诉的题材，表现出更关注人的心灵现实的特点。《蝴蝶》艺术地将个人命运与社会政治环境结合起来，以深藏于心的怀疑感获得关注。《风筝飘带》以女主人公范素素的心理活动为经线，描写热恋中的素素与佳原的生存艰难，以及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理想的追求。小说深入反映了70年代末青年人逐步走向开放奔向自由的心灵世界，也反映社会之中残毒的存留和对人们蒙蔽的内心世界。

张贤亮对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思想改造进行了思考。张贤亮在《灵与肉》中试图探索知识分子在自身体力劳动过程中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的问题。许灵均在多年劳动生活中有了所谓提高了的政治觉悟与理性认识，但是他在深思熟虑地回绝了父亲的出国邀请之后，留给他的是什么？作者在此处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与充满正义感的结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许灵均这次似乎又是一次政治考验下的“胜利者”而已，也可以说那是一种共同理念下的生活指导思想的惯性作用。而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知识分子章永磷也有着一段和大青马的对话。在这里，作品展示了知识分子在看到自己被欺骗愚弄之后难以排遣的郁闷，只有通过自言自语的梦幻来抒发和发泄。虽然从表面上看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心灵净化升华的过程，但是从后文来看，章永磷对黄香久的出轨行为始终不断提起，反映了作为“人”的知识分子心中不可剥夺的人性的思想。

高晓声从农民的角度展开了他的反思和理性思考。高晓声通过李顺大、陈焕生、刘兴大等一系列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入探讨了“左”倾错误和封建残余得以蔓延的温床，继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在《李顺大造屋》中，作者表现了在历史变迁时期，对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农民的这种惰性的揭露充满着一种善意的讽刺与同情。

复出作家对于社会、人性，对知识分子、农民的生活经历以及遭遇的关注，表明他们以一种更理智、更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状态对待这场浩劫。他们往往以一种个体的活动来连结历史事件，以一种自以为地洞察历史来认识与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这就有别于当时存在的另一批作家――知青作家。

二、知青作家的矛盾心态

与50年代遭受挫折的复出作家相似，曾经在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在结束后的初期也不约而同地描写知青们在中的遭遇，揭露批判“”及浩劫给他们心灵、家庭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性影响与冲击，之后进入了对历史、对自身的反思。

一些作家的作品集中在对于理想的消失，对于青春追悔的情感状态之中，有别于复出作家们通过个人命运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而对历史事件做出评判的大手笔创作。一方面他们要寻找缺失的信仰，重建已破碎的生活信念与价值观；另一方面要面对更为实际的生活。因为的结束使得知识青年们意识到自己坚守不移的那种信仰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玩笑。青春理想在瞬间崩塌，短时间内无法建立一种新的信仰来支撑推动生活前进的步伐。对于这些人来说，无论是自我还是社会的评价，都是处于一种模糊的、未知的状态，得不到确切的回答。他们感到自己完全是被蒙骗，被耽误的一代。而此时，却无人来关注，无人来提供相应的补偿，依然要面对残酷的暂时无法适应的社会竞争和生活压力，他们陷入了彷徨与迷茫之中。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与孔捷生《南方的岸》正是表现这种双重压力的早期作品。这两篇小说的题目都是有双重寓意：“终点”与“岸”都意味着到达和寻根归宿，意味着漂泊生活的结束。但是小说中表达的则是另一种漂泊生活的开始。

而另一些作家，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依然尽力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以求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他们在潜意识层面不愿意承认这是一次从开始到结束零功效的结局。梁晓声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等小说中，写到了知青所受到的愚弄，但也表达了“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信念。梁晓生说：“我偏爱这一代人。尽管他们已离开了那块土地，但北大荒长达十年的艰苦生活赋予这一代人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很快成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

但是，这些“无悔”的宣言不亚于一种掩耳盗铃的姿态。对乡村的赞美与歌颂只能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非现实的需要，只是为了抑制他们在城市迷茫中不断陷落的无根的漂浮。他们在城市之中碰壁与遭受困难之后会不由想起朴素实在的农村生活。况且知青们下乡前年龄都不大，文化思想尚未成熟，在五六十年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受到的文化教育很少，他们内心的文化空白待填之处甚多。当他们进入乡村，乡人的淳朴、乡村文化的魅力必然会给他们的情感与文化留下深刻的影响。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用一种略显轻松愉快的笔调来描述“我”在农村插队生活的经历。在描写破老汉给了我极大照顾的事件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农村中善良一辈由衷的感激之情。但无论是我还是破老汉都认为我应该回到城市之中。破老汉在唠叨之时，我梦见的却全是全聚德烤鸭。破老汉总是问我“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作什么嘛”。在生活一下子真正转移出农村之后，作者在浮躁压抑的生活中怀念以往的单纯世界，感叹“‘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

那些能够很快适应城市生活的知青作家却以一种胜利者居高临下包容的心理来回忆以往的艰苦生活。他们热衷于展示一些边远蛮荒、充满愚昧落后思想地区的人的生存状态，以此来寻找久远的“文学之根”。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等，正是展现这种现象的作品。他们并不能完全融入农村生活中，他们想象的仅仅是尚未成熟的表面或者说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所以说，他们寻根中展示的农村或他们的寻根不仅仅是源于作家们拯救文学、振兴文学的愿望，还包含着失落的心理的宣泄。从而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寻根作家们对自己所寻的根究竟是什么，“文化”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等并不甚了然。这使得对“根”和“文化”的态度也有较多的矛盾之处。

三、结语

从思想表现的深度与文学主题等角度而言，反思文学较前一时期的伤痕控诉文学有了较大的突破与超越，但是这种突破也是有局限的。即使是较有深度的作品，大都维持在对历史深层次的展示上，这种状况与知识分子本身有着密切联系的。由于复出作家生活理想信念建立较早，他们中的一些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阴影”，通过俄国和西欧的古典作品以及五四作家的创作在他们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且在某些时机，成为他们思想情感的主导因素。他们复出之后，二十年的个人和社会的创伤记忆很自然地成为小说取材的中心。在有些作家那里，甚至是难以逾越的取材区域。因而进入90年代以后，除王蒙仍有建树外，其他作家日趋萎缩。而同样的是这批知青作家中的大多数也无声无息了，并且九十年代以后知青对自身经历的回顾，逐渐转化为现实的成功者的怀旧，对昔日“辉煌”的构造。反思文学的作家们不仅不能够超越体制进行进一步反思，也难以超越长时间以来所形成的自我，他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成为历史的守护者。

参考文献：

[1]丛丽杭.北大荒的儿子――访青年作家梁晓声[N].黑龙江日报，1985-02-04.

[2]李松涛.新时期知青作家精神历程的回顾与反思[D].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反思文学范文第10篇

众多评论文章所关注的中心点是“”。

贾平凹笔下的“”有其独特之处，关于这一点，孟繁华、刘虹利在中国作家网发表的文章当中说：“‘’结束后，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文学叙述时断时续若隐若现。略显清楚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是被流放的干部和知青在‘’中的遭遇。‘不幸’是这些作品共同的主题。但是，作为那一时代中国主体的乡村是怎样的状况，文学的表达并不清晰”，而“贾平凹的《古炉》讲述的是古炉村的‘’”，这就弥补了这个内容空缺，“”打破的是“乡村伦理”，而“乡村伦理是乡村中国的‘生活政治’，是支配、规约乡村生活的文化信条，它弥漫在生活的空气中并世代相传”，“当然，《古炉》也不同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通过展露创伤来表达对‘加害者’的控诉――它意在将完好皮肤上的伤口从出现到溃烂的过程展现出来。一个小村庄折射出了整个中国底层社会的‘革命’图景”。

而对于这种特点，发表在《新京报》的苏七七的评论则更多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古镇情怀”：“这本小说里的乡村，不是士大夫笔下的‘田园’，山川风物固然美好，但大部分人是愚昧的、自私的、蛮横又怯懦的。而贾平凹花笔墨这样精工地去描写着他们”，“这么‘现实主义’地写，《古炉》却并没有走上一条‘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本书什么也不批判，甚至包括‘’”，“《古炉》写到了历史、政治，但它的立足点不是历史也不是政治，它没有给自己找到一个历史上与政治上的制高点去批判历史与政治。在面对历史时，他写出了一种物质与思想上都同样极度匮乏的状态，这让人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空虚而又恐惧的状态为某个‘运动’的长驱直入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在面对政治时，作者带着点慈悲为怀的眼光看这政治中的你死我活，却跳出了这个游戏圈，去伦理中，去自然中，找自己更为根基深远的立足点”。

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却将这种乡村视角回归到了反思上：“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生在中国土地上的那场十年浩劫，学界也包括文学界对它的反思其实一直都不曾停止，但这种反思多是停留在政治层面，诸如社会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如果说，民主与法制的缺失是那场浩劫得以发生的上层原因，那这样一种疯狂又是如何得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迅速蔓延并且愈演愈烈呢”，为了思索这个问题，“贾平凹在《古炉》中的反思则将这种反思从政治层面推进到了社会层面”。

而反思的内容，潘启雯发表于《广州日报》的评论认为是人性的挣扎：“《古炉》反复诉说‘人’怎么坏，堕落、贪欲、极端、不择手段……整个村庄好像没有一个可持久的坚固定点，所以，人的内心摇摆不定。借用主流说法，这些‘人的内心摇摆不定’确实是‘不高尚’、‘不健康’乃至‘不正确’，但从另外的层面看，是不是可以由此说，荒诞的年代，其实人的处境何其可怜，作家却一定要用好强去掩饰虚弱，用坏去抗争好，用欲望去抵消无聊，如此种种，何尝不是自我挣扎的写照呢？显然，动荡的年代给人性的‘恶’充分展示的机会，当整个社会在没有一个柔软踏实的平台能接得住各种下坠的人生时，生活碰一碰，就碎了。黑色的荒谬，就在于将荒谬当做极正经的事情去做，自己却浑然不觉，只能留给隔开一段时空距离的后人去凭吊”。

青年学者杨晓帆的观点恰似一种对上述各方评论的总结，他认为《古炉》中的“书写”不仅是历史时间上的写作，而且“古炉”也是中国本身的隐喻。与伤痕小说中知识分子式的“记忆”相比，空间上的底层“叙事”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

当然，对《古炉》的评论还包括写法上的视角，《新民晚报》发表的乐梦融的文章就提出：“在《古炉》中，蚕婆用剪纸艺术复活着动物、家禽的灵魂与生命，狗尿苔能闻见村人的灾祸、死亡气味，还能与鸟兽家禽对话。这些在别人看来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对于贾平凹来说，却完全独属于中国东方的魔幻色彩”。

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写法上，贾平凹作为“陕军”的领军人物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作品的灵魂是新的反思，然而不管是“乡村伦理”还是“古镇情怀”抑或“东方的魔幻色彩”，都不是这部作品当中新反思的重心。并且，这种新反思和文学界所定义的“反思文学”也有着质的差别，这种新反思是“社会层面”的反思，正是体现《古炉》在当今的社会意义。贾平凹的局限在于其反思并没有找到位于历史与政治层面之上的社会层面制高点，但是底层叙事的确拥有充足而又广泛的社会性。人性与欲望的自我挣扎，在当初那个动荡的时代会混淆正常与荒谬之间的界限，那么在今天这个包罗万象的社会环境当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小说与评论都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答案，于是新反思更多的是读者进行的反思，但是反思的意义绝不是凭吊，因为它针对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