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叙事与伦理

指出电影叙事中存在着应引起学术界深入思考的叙事伦理问题，是不是在危言耸听?让我们先看两个例子。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对“食人魔”汉尼巴尔博士的形象塑造就是让观众产生道德迷惘的典型例证。在电影中汉尼巴尔沉着、冷静、知识渊博而又足智多谋。特别是由于安东尼・霍甫金斯的出色表演，结果观众无不被“食人魔”汉尼巴尔博士所吸引，且达到了既敬畏又迷恋的程度。一个食人恶魔却使人一点儿也无法对其产生憎恨之情，却被他的魅力深深折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叙事结果，是因为电影叙事者太注重从人物个体道德来叙事。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十戒》之五”的叙事是这样的：男主人公雅泽克的妹妹被他的朋友的车轧死了，于是雅泽克决定杀死任何一个与之无关的人来报“杀妹之仇”，结果他用绳子和石头杀死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他被判了死刑。但是在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叙事里，叙事者把更多的同情放在了雅泽克身上。叙述者有意不写雅泽克杀人本身的残忍，反而过多叙述雅泽克杀人过程的困难。最为关键的是，叙述者对雅泽克被行刑的时间过程却进行了放大，有意令观众对杀人犯雅泽克产生同情，以至于怀疑到司法制度的“以法杀人”的合理性。一个大学生在观后感中说：“十几个警察包括雅泽克的辩护律师(一个刚毕业的法学院学生)，注视(监视)着行刑的经过，瘦小的身体如树叶般挂在绞刑架上，连像被杀的司机一样的声都来不及留下。导演在这部并不长的影片里面，对这两个杀人的过程都给予了成分几乎相等的胶片。在观众眼里，两次的杀人场景却是一样的惨烈，甚至后者比前者更可怜。被‘杀人偿命’这个显然的理由所笼罩着的那时的我，也禁不住同情起雅泽克来，似乎被国家法律所宣布的合法的行为，竟然表现出与雅泽克杀死出租车司机一样的残酷情绪。与其说后者是对‘杀人者’的惩罚，不如说是对‘杀人者’行为的模仿和拷贝(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别却是非法与合法的区别)，仿佛生命在被扼杀之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从人性或者尊重生命的角度看，后者的杀人和前者的行为一样是罪恶的。”当代大学生的话，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她禁不住同情起杀人犯雅泽克来了。由此看来，电影“叙事”不仅能够让我们学习死亡，减轻向死而生过程中所可能引起的在世之焦虑情绪，它也会改变我们对生活的道德信念和对“人生”的看法。

我们认为，电影叙事中之所以存在如此“伦理”问题，以下两个叙事原因难辞其咎。一是电影叙事中的“污名化”；二是“反伦理”角色代言叙事。所谓“污名化”，是指在电影叙事中叙述者从自己一方的“正义”伦理出发，把对方“污名”为“敌人”，或“非正义”的一方。以便给后来这些“敌人”的被屠杀留下“正义的理由”。让观众得到“杀而快之”的美感。这种叙事在武侠电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成为武侠电影特殊的叙事逻辑。问题是，这种电影叙事，在划定暴力的合理性的同时，又触犯了另一个重要的电影叙事伦理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污名化”的叙事，不但没有达到文学安慰生命的旨归，反而是在彰显电影暴力美学，给观众带来了伦理的混乱。因为这种电影叙事正是用“革命的名义”或“正义的代表”做出了与“敌人”甚至远胜于“敌人”的“暴力行为”。最为关键的是，暴力本身具有相当的“审美性”，哲学家汉娜・阿伦如实说道：“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事实上，电影叙事中的暴力倾向，会像糖衣裹着的炮弹，不知不觉中腐蚀并崩塌真实读者心灵中那座本来就不善良、不稳固的精神之塔。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红色经典电影叙事，都或多或少的存有彰显“阶级仇恨”的“污名化”叙事暴力倾向。

“反伦理”角色代言，是指电影叙事者有意地选取“非正义或非道德人物”做主人公，并且作家还特意地让这样的主人公身上承接某种“德行”以迷惑或混淆读者的伦理判断力。如让土匪去抗日(《红高梁》)，让窃贼具有同情心(《天下无贼》)，让职业杀手去反抗“恶警”(《这个杀手不太冷》)。更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反伦理”角色成为主叙述者时，其带来的伦理困惑令人忧虑：“非人格化叙述已经引起了许多道德困难，以致于我们不能把道德问题看成是与技巧无关的东西而束之高阁。我们已经看到，内心观察可以为甚至最邪恶的人物创造同情。在运用得当时，这一效果可以在迫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物的人性价值方面发挥无限作用，即一个我们客观上考察其行动会加以谴责的人物；这一方法的最新成就，是福克纳的《大宅》(1959)中的明克・斯诺普斯。但是并不奇怪，运用这一效果的作品时常导致道德混乱。”电影《洛丽塔》即是如此。电影叙述者是一位中年男人，却“爱上”了12岁的女儿洛丽塔(妻子与前夫所生)，后来洛丽塔被别人引诱。他则杀死引诱者后入狱。然而我们却丝毫看不出叙述者的悔恨与悔改之意，而更多看到的是叙述者的自我辩护、自我迷恋与自我满足。

我们认为，一位有德性的电影叙述者对其所叙述的人和事，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伦理。他或她在对社会人，性进行纪实的同时，需要时刻警觉自己的叙事走入歧途：不能成为所叙述人物的个体道德的完全认同者，而应该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坚守叙事的“底线伦理”。

一、不可杀人

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伦理学上一个至为重要的内容。“一般说来，伦理学包含有两类基本概念，一类概念是“好”、“善”(good)这一类价值概念，另一类是“正当”(right)、“应当”(ought)、“义务”(duty)这类规范、义务概念。广义的道德因之也可分为两个方面：行为规范(正当right)与价值欲求(好good)。在传统道德中，目的价值与义务规范两者是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并相当突出目的价值的根据地位；而近代道德理论的主流从康德起则趋向于分离两者，或者说拉开两者的距离，强调行为规范的优先地位及其独立性。亦即，强调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歧异尚不能根本解决，不能达致统一的情况下，道德应当主要限于只是普遍地要求人们的行为正当，要求人们遵循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诸如“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不可许假诺”、“不可奸淫”这样一些禁令。”我们这里所提倡的不可杀人的“伦理底线”，就是要求电影叙述者在叙述此类事件时，尽管主人公有着各种各样杀人的“正当”(right)或杀人后的“善良”(good)，但是在电影叙述者的叙事伦理中，应该始终有着明确的道德伦理情怀，即剥夺他人的生命是一种“罪”。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可在叙事中因为同情人物，肯定杀人者的善良而忘却了人物本身所犯下的杀人主罪，反而让读者在道德上模糊起来。

二、要有“德性”

在电影叙述者的眼中，《水浒传》中的高俅、《悲惨世界》中的沙威这一类人是不能 看成为有“德性”之人的，尽管高俅此人踢得一脚好球，也学了点诗书词赋；沙威穷追冉阿让，可谓恪尽职守。但是因为他们往往在其它环境中表现出“非诚实”品行，所以仍是无德性之人。因为“德性不是一种使人只在某种特定类型的场合中获得成功的品质。被说成是一个好委员、一个好的管理人员、一个赌徒或一个诈骗团伙中的歹徒的德性的东西，是职业技艺在这些场合中的职业性运用，在这些地方，职业技艺是有效用的，但不是德性。某人真正拥有一种德性，就可以指望他能在非常不同类型的环境场合中表现出它来。”也许在某些技艺性方面，高俅不仅是“好”的甚至是很优秀的，但是当他一朝权在手，就表现出陷害忠良的本性来了。因此，此种人物就是没有德性主人。

三、不可诲淫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金瓶梅》时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r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为什么“教为出类”的李渔的《肉蒲团》，至今仍被冠以“中国色情文学”的名称?原因就在于李渔是在“诲淫”。从电影的叙事伦理来看，即便是《金瓶梅》这样的作品，事实上也是难免逾越了我们所说的叙事道德底线。有学者指出：“表面上看，他是个一本正经的道德家，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斥责通奸与；但他费那么大的气力去描写的事实却说明，他从道德上谴责放荡的态度是虚假的。”以至于在具体的叙事中“他显然对床上的每一个细节津津乐道(即使他不借用诗词)，”而且“文笔带有一种平心静气的抒情调子。”结果，叙事者本身一位地去玩味“这性活动本身、这执行活动的器官以及的身体。”那观众无疑也本能地去欣赏此画面语言，其中蕴涵的伦理意义，早被抛到爪哇国去了。

泰勒说：“最高的精神理想和渴望也有给人类加上最沉重负担的危险。人类历史的伟大精神视野也是有毒的圣杯，是无数悲惨甚至暴行的原因。从人类历史的开端，我们与最高者相联的宗教就经常与牺牲甚至肢体残害联系在一块，仿佛只要我们想讨神的欢心，就必须撕掉我们的某种东西，甚至要杀戮。”所以，在文化冲突攀升、恐怖主义肆虐的今天，探讨电影叙事的伦理问题，这不仅仅是电影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该引起整个学术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