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假账“全球化”?

近一段时期，不仅是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发生了不少的公司财务丑闻，就连作为成熟市场经济典型的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也先后曝出公司假账丑闻。这些国际大公司的假账丑闻不仅引起了人们普遍的震惊和愤怒，同时也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和美欧两地的股市，并使本来就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找出罪魁祸首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全球性公司假账事件呢？从根本上讲，是公司的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众所周知，现代大公司都是建立在资本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委托―”制企业。为什么要采取“委托―”的制度呢？这是因为，资本的所有者成千上万，不可能同时来到企业现场对企业进行管理。况且，拥有资本的投资者也并非一定就是具有企业经营才能的企业家。因而，为了提高企业的产出效率，就必须聘请受过专门训练、具有经营能力的职业经理阶层来管理和经营企业。这就是现代企业的基本产权结构。

在这样一种公司产权结构中，毋庸置疑，所有的当事人都是谋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理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按照亚当・斯密(1723～1790，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的定义，就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以最低的成本支付来获取最大收益的经济活动参与者。这里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给定约束条件”。假如没有给定的约束条件，那么任何行为主体，不管是投资者、劳动者，还是经营者（企业家）都是会谋私的(即在不支付或少支付成本的情况下，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因此，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对于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司假账丑闻，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两个结论：第一，是现代国际大公司的治理结构出了问题，特别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约束机制赶不上企业制度的创新；第二，是在公司治理结构出现重大问题的情况下，公司经营者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本性的公开显示。

那么，现代国际大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针对公司经营者的期权激励制度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二是新经济发展导致公司无形资产的比重不断上升；三是现有的会计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下面我们就做一些具体分析。

“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

期权激励制度是开始于上个世纪中叶的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这项创新的目的在于激励企业经营者更好地工作，以便为公司股东带来更大的收益。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经营者要想通过期权激励而获得增量现金财富，就必须努力工作，使公司的价值尽可能地大，这样，在他们可以合法抛售根据期权合约购入的本公司股票的时候，公司的股票价格才会较高，经营者才会获得可观的期权收益。总体上看，公司经营者承担的风险是很低的，成本是锁定的，而他们的期权收益则是很高的。正是期权激励的风险与收益的这种非对称性，才使得期权激励很可能导致公司经营者的“败德”行为。简单地讲，公司经营者为了获得较高的期权收益，就有可能把远期的公司收益记入近期的公司会计报表，虚假提高公司近期的价值，借以达到提高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增加其期权收益之目的。

或许有人要问，当公司经营者采取透支未来收益以达到增加其期权收益的目的时，他们还想不想在公司继续干下去？回答是“不一定”。因为数额巨大的期权收益一旦得到兑现，许多经营者便会失去其长期经营公司的兴趣。结果，法国路易十六的那种“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的价值观便开始在盛行期权激励的美国公司中流行起来，其后果就是日趋严重的公司假账丑闻。

无形资产惹的祸

如果说期权激励已经由于约束不力而滋长了公司经营者在公司财务上作假的主观动机，那么始于美国的新经济则为国际大公司、特别是新经济部门的大公司在财务会计上作假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和条件。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需要大量的研究与开发(R＆D)投入，由此造成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新经济部门的企业大都拥有较高比重的无形资产。公司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相比，一个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无形资产的价值稳定性要比有形资产的价值稳定性差得多，这与无形资产的收益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有关。换句话说，有形资产的投入与其收益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无形资产的投入与其收益之间的相关性则要弱得多。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这种性质上的区别，使得传统制造业时代那种以有形资产为主的大公司的经营者很难在会计报表上作假，因为有形资产的投入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容易被投资者观察到了。但是，在以无形资产为主的新经济时代的大公司里，由于无形资产投入与其收益之间的关系太不确定，投资者难以观察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所以在新经济部门的企业里，公司经营者就可以利用他们的信息优势，故意夸大无形资产的收益，拼命虚报公司利润，以便获取期权激励的超额收益。

原则与规则的较量

最后，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会计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这种制度上的问题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第一，是作为会计制度行为主体的公司内部的会计与审计人员，和作为行为主体的外部中介机构；第二，是作为会计制度的工作方法的会计准则。

就第一个方面来讲，大致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是公司内部的会计与审计人员不独立，其中有些人作为首席财务官与公司的其他经营者本来就是一伙的，为了得到更多的期权收益，他们通常会与公司的其他经营者串谋，共同制造财务假账；其二是公司外部的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以及律师事务所等。它们有可能为了获得高额的管理咨询费而与他们所服务的大公司进行合谋，制造虚假的公司财务报表。

就第二个方面来讲，人们对会计标准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有些人是以会计规则为基础来做公司财务报表的，而有些人则是以会计的原则为基础来做公司的财务报表的。但是，在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里，财务会计报表都是以会计规则为基础来做的，而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规则允许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符合原则的。正是因为规则与原则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国际大公司才能利用区别于会计原则的会计规则来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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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生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大公司里的财务造假问题，需要综合治理。第一，完善期权激励的约束机制；第二，修改公司无形资产的会计准则；第三，在技术上，必须变以会计规则为基础的财务分析法为以会计原则为基础的公司财务分析法。

最后要强调的是，尽管美国与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许多国际大公司都发生了严重的假账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在企业制度和社会经济技术大规模创新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我们不能用美欧大公司假账丑闻作为根据，轻易地宣称这些国家的企业制度与市场制度是无效的，而是应当正确地把这些问题的产生看作是制度创新发展不平衡的产物。至于想以此为依据来为中国今天发生的假账事件作辩护，那就更加没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