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须研究借鉴德国模式

【前言】中国改革须研究借鉴德国模式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都是植根于该国基本的社会禀赋之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有什么样具体的社会条件，它才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根据笔者在《有限权威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详见2012年1月本专栏）中的分析，这种社会禀赋分为三...

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较高、集体意识强烈，政府行政能力突出，“德国模式”植根于这些经济制度的基本禀赋之上，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即在经济制度的安排中注重利益相关者，强调经济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对金融、房地产等部门给予严格管制，其利益冲突解决机制也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

中国经济起飞最宝贵的经验是持续的制度变迁，即改革，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把制度、把改革搞对，让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演变。今天的中国又走到了改革的岔路口，经济体制下一阶段如何改革，这是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崛起的重大战略课题。为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特色，分析其利弊，转换成中国经济体制持续改革的营养。

当今世界，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是德国经济体制，即德国自称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是强调政府有限干预市场经济，追求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

德国的经济体制应该说是历经考验。过去20年以来，德国不断刻苦改革，完善经济制度，当前席卷全欧的金融危机非但没有给德国带来颠覆性的打击，相反，德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与中国经济一道，切切实实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最为坚实的支柱。德国经济增长速度在2010年达到3.6%，2011年达到3%，出口持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出口占GDP比重达到33.6%以上，甚至超过中国的25%。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高失业率带来哀鸿遍野的背景下，德国失业率却创下了历史新低，达到5.6%的低水平。那么，德国的经济体制到底有什么特点，在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呢？

德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都是植根于该国基本的社会禀赋之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有什么样具体的社会条件，它才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根据笔者在《有限权威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详见2012年1月本专栏）中的分析，这种社会禀赋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二是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三是政府（官僚体系）的能力。在这三方面，德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非常突出，在讨论“德国模式”之前必须要非常明确地理解。

其一，德国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即便在发达国家中也是非常高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德国早已深入人心。远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当地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十分发达，这一点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至今为止，在中国很多地方，小农意识、非市场经济的人情交易等观念和行为仍大有市场。

其次，德国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偏好，也与其他欧美国家有明显的不同。德国不是移民国家，只有少量的移民来自土耳其，所以，德国在语言和种族上比较单一。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后，民众的集体意识更为强烈，这与英国、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是移民国家，而且早年的移民有许多是为了逃离原居住国政治迫害而移居过来的，公民有极其强烈的维护个人自由的偏好；而英国作为岛国，民众长期以来乐于海外探险、在海外殖民，其个人自由意识相对于德国这个海岸线相对较短、海外商业扩张历史较短的国家而言更为浓重。

谈到德国民众的主流性偏好，不能不提的是德国统一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李斯特（1789-1846年）一生不断批判亚当·斯密所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宣扬国家利益，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对德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德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即便是在各发达国家中也极为突出。从普鲁士王国建立之初的国王腓特烈二世到后来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时期，以普鲁士精神为基础，德国形成了一套高效率的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传承的影响极为强大，德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政策执行能力在全球各政府中也许是超一流的。

以上三条是“德国模式”的基础，是德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如果不理解这三点的话，就无法理解德国的经济模式。

解读德国模式的三大维度

根据笔者《有限权威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一文的分析，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第一个维度是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制度安排；第二个是维系市场平稳运行的制度安排，包括社会福利和宏观稳定；第三个是利益冲突解决和权利分配的机制。在这些方面，德国模式具有明显的特点。

先看看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制度安排。在这方面，德国的经济制度强调利益相关者，强调可持续性，而不像英美模式那样一味地强调市场经济交换的自由以及企业投资者的利益极大化。

在企业层面，德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组成的集体，各方的利益必须协调。这里所指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出资者，如创始人家族、其他股东、债权人等投资者，也包括职工、高级管理人员、供应链上下游的商家以及地方政府。因此，德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与英美完全不同。众所周知，除董事会外，德国的企业还有监事会。这个机制保证了德国的企业在运行中比较强调可持续发展，比较强调长远决策，照顾相关方的利益—因为当企业能够兼顾各方面利益的时候，其长期发展才能有保证。

相反，美国的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极其强调企业的利润，即底线。一旦企业运行不力，利润下降，马上解雇员工，而当市场景气，企业需要扩张的时候，马上又去市场招聘。这种劳动力大上大下的调整，毫无疑问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美国的上市公司，也是极其重视短期的利润，其经营策略的调整都是以提高短期利润为目标的。短期利润上去了，企业主管的奖金也跟着上去了，企业也能够扩张以及并购其他企业。许多应运而生的PE等投资机构，目标就是提高企业的短期利润，从而提高其市值，并从中获得收益。

德国显然不是这种模式，企业往往能够坚持一个理念，坚持长期投资，坚持研发，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宝马公司（BMW）。宝马是家族控制的公司，尽管上市，但并不是特别关心短期的股票价格和市值，因此，它能够长期坚持自己的理念、品牌和企业文化，既不盲目地拼规模，搞，也不搞无谓的多元化操作，坚持做好高端的汽车和摩托车。这种决策既能够帮助宝马公司抓住市场的长期趋势，比如说在中国进行扩张—这一点要比日本的企业更加明智，同时也避免了美国企业式的大起大落，比如像通用汽车（GM）般过分多元化、追求规模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