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批评对传媒的政治规制

中图分类号：G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2-0014-06

1925年震动国内外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初承接以后的又一次伟大的爱国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随后的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在这场运动中，新闻媒介的角色至关重要。斗争双方都极力掌控新闻媒体以达到设置议程、影响运动方向和进程的目的，以中共创办的《热血日报》、《向导》周报为主导，上海各界群众团体出版的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不仅利用新闻手段共同报道运动形势，揭露国际帝国主义新闻机构的欺骗宣传，而且利用媒介批评的武器，严辞抨击以《申报》为首的国内资产阶级商业大报的软弱妥协行径，以疾风暴雨式的舆论力量，迫使《申报》等商业报纸在运动中改弦更张，加入到爱国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规模性地显示了媒介批评在构建传媒进程方面的巨大功能。

一、《申报》等商业性报刊的冷漠和歪曲报道与“五卅”运动的爆发

五卅运动的爆发与新闻界有着莫大的关系。著名新闻工作者胡政之当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迨五卅案出，群情愤激，外人神经过敏，亦复危疑震骇，当时形态，实已非常重大，只以上海报界，久受外力压迫，有谩骂政府之自由而无指摘捕房之勇气，群众暴怒之情形，在上海报中，几未能有所表现。”[1]在五卅运动的起始阶段，托庇于上海租界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时报》、《商报》等一些大报，屈服于租界当局的政治经济压力，对于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一味采取消极甚至的态度，有的对事件轻描淡写，有的回避或歪曲事实，表现出妥协、动摇甚至倾向。他们在报道五卅惨案消息时，把帝国主义残暴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描写成英巡捕因群众不听劝告，不得已而开枪。它们拒绝刊登各进步团体、爱国人士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宣言、声明和通电。《时报》竟擅自删改上海市民大会通过的《上海市民致各国国民通电》，把“中国上海公共租界英工部局连日枪杀爱国演讲之学生工人市民三十余人”，改为“中国上海连日枪杀爱国演讲之学生工人市民多人”。《时事新报》更胡说“群众高喊‘杀外国人’等口号”。由于这些大报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认识不清的范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理所应当受到舆论的鞭挞。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中的评述则更为细致：

我们在这里须再把上海报纸的地位和态度补叙一下，因为上海的报纸，和五卅惨案的激起，实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上海的报纸因开设在公共租界内，不受中国官吏的管束，所以对于内政言论较为自由。反之，对于租界当局，却受着无形的迫压，往往不能自由发抒意见。上海各日报偶有攻击捕房的言论，往往被拘捕罚金。日纱厂第一回发生罢工时，就有数家报馆因登载了一篇工会的宣言被判决罚金。所以二次风潮发生时，上海报纸上只有数段残缺的冷静的记载，对于日厂暴行不敢发表公正的抗议。所以外间对于此事，绝少注意。同时上海各大学学生（学生对工人向来较有同情的态度），因顾正红被日人非法击毙，中国官厅绝不干涉，颇为不平。又因报纸态度消沉，所以派遣学生沿途讲演顾正红被杀的真相，使各界引起注意。[2]

同时《国闻周报》记者李子宽也有类似检讨：“此次五卅惨案，以日纱厂华工顾正红被杀一事为导火线，顾之被杀上海各报为积威所胁，未敢毅然主持公道，且并新闻亦不愿登载，既而上海大学学生因同情工人而被捕，捕房不准保释。斯时报纸，亦未敢一言以伸公道，遂致学生益愤外患之深，郁积无可宣泄，卒乃激成牺牲之惨剧。故从此点言，当时各报之畏葸不持正论，失职之罪，固无从逃于公论者也。”[3]从这样的角度来论述五卅事件，确实新颖别致。这既让我们看到“五卅”运动爆发原因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了何以其时的媒介批评转型为媒介论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各帝国主义者对这场爱国运动胆战心惊，在使用武力镇压的同时，还大力开动新闻宣传机器，进行一系列的造谣、诬蔑。“五卅”惨案第三天，帝国主义驻北京的公使团密令在华新闻机构：“尽量宣传学生与俄人之关系，使世人不同情于学生。”[4]于是英国路透社、《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英文《文汇报》等，纷纷叫嚣说什么五卅运动是中国赤党搞起来的，是赤俄煽动的，妄图以此分化、瓦解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

《申报》是上海当时商业性大报的代表。正是《申报》等商业性大报对五卅运动的冷漠和歪曲性报道，才直接导致了新闻界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媒介批评的高涨。6月3日《公理日报》的问世就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当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发刊本报时，乃激于上海各日报之与懦弱，对于如此惨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屠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不得不有本报的组织，以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说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5] 6月11日创刊的《民族日刊》在报纸中缝登载的启事亦表达了类似的出版原因和目的。在《热血日报》、《公理日报》创刊的第二天，上海学生联合会机关报《血潮日刊》出版。为了对外宣传，上海学联还创办了《英文周报》。6月11日，上海总工会机关报《上海总工会日刊》创刊。12日，上海工商联合会主办的《工商学联合会日刊》创刊。上海一些大学出版了宣传五卅运动的铅印或油印报刊。上海工商界出版了以提倡国货为主要内容的报刊，如《国货周刊》、《国货日报》、《国货评论报》、《爱国报》、《中华国货旬报》等。《东方杂志》也刊载了宣传五卅运动的文章和四十多幅新闻图片，并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邵飘萍主持的北京《京报》和《京报副刊》以大量篇幅对五卅事件进行连续报道，全国各地出现很多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而办的刊物、壁报、传单。这实际上形成了以无产阶级报刊为主导的新闻界广泛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所拥有的报刊，则用大量的事实驳斥了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的造谣和诬蔑。如《血潮日刊》用通栏大标题刊载了《外国人屠杀同胞大惨剧》的报道，详细揭露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经过，使广大群众了解了事实真相。北京邵飘萍主办的《京报》则桴鼓相应，在将近一个月的期间内，逐日以两版以上的篇幅报道惨案的经过，刊载各阶层人民声援被害同胞，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消息和来稿，停刊一切英日商人的声明和广告，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主张，并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妥协外交政策。在帝国主义报馆工作的中国工人也投入反帝斗争，以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暴行，迫使《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等无法正常出版，不得不大量缩减篇幅，英文《文汇报》只能出油印版。这些报纸还不得不态度尴尬地刊载苏联政府批驳他们造谣的抗议书。

帝国主义者见前面转移斗争焦点的计谋未售，遂又使出一种更为卑鄙的手段，出版了一种中文的反动报纸《诚言》。它不具出版机关的名称，仿照中国式样，采用一般廉价刊物中所常用的那种粗糙的铅字，以及在中国人一般习惯使用的劣质纸印刷，使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外国人的东西，企图鱼目混珠。宣传者以第三者口气说话，混淆视听，使群众运动包围在不信任、怀疑的气氛之中，以达到破坏中国民众爱国反帝运动斗争的目的。《诚言》共出版了三期。第一期《英外长张伯伦演说》，内容是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英国下院为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罪行进行辩解的答辩词，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爱国反帝斗争。第二期为《沙面一役中国学生先放枪》，是对广州省港大罢工中工人和学生的革命行动进行攻击和诬蔑，胡说沙面流血事件是由学生引起的。第三期《苏联对于中国的野心》胡说“五卅”运动爆发的原因，是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苏联的支持，诬蔑苏联借此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工部局把《诚言》印成类似传单的印刷物，共100多万份，在上海各街道、电车、各公共场所到处张贴或散发，大量寄送，《诚言》一出笼，爱国进步报刊《血潮日刊》、《上海工商界联合会日报》、《向导》、《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等，纷纷撰文进行揭露和驳斥。广大爱国群众也即刻对之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和鄙弃，许多人把《诚言》改成“谣言”，把“看诚言”改为“看谣言”，打×或写上不看，有的干脆随手撕掉，愤而丢进垃圾箱。

政治斗争使社会对媒介行为的评判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五卅运动中对《诚言》的态度成了检验媒介政治立场的试金石。媒介批评来源于媒介的实践行为，《申报》、《新闻报》对《诚言》的处理直接导致了社会舆论对其传播行为的排山倒海般的否定性评判。

二、媒介批评与《申报》等商业性报刊的政治转向

工部局为了扩大反动舆论的影响，通过洋商克劳公司把有关“五卅”惨案的一则《诚言》送给了《申报》、《新闻报》，要求作为广告刊登。其内容是张伯伦在英国下院的答辩词，不但完全否认工党议员提出的外商资本家残酷剥削虐待中国工人的事实，而且说什么：“惟在乱时，不能不施弹压。因聚众游行以致乱，暴徒拟攻捕房、劫枪械，故尔则以枪击散乱党，此乃是杀一儆百。”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一派胡言！也根本不是什么广告，而是交付给报纸强令刊登的一篇侵略性言论！面对这篇《诚言》，《申报》、《新闻报》一方面知道这是租界当局通过克劳公司送来的，来势不小，得罪不起；另一方面又以为，广告者是客户出钱，报馆出让报纸版面，至于其内容既然不代表报馆的观点，报馆也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于是在7月11日，两家报纸在广告地位同时将《诚言》全文刊出。

这天《申报》报纸一发行到市区，立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反感，一早就有数百人拥至报馆门前提出抗议，一些怒气冲冲的青年激动得打破了报馆门窗，要与编辑人对质。在家的史量才接到报馆电话，感到事态严重，急急忙忙赶到报馆，分头向抗议者婉言解释致歉，表示在编辑部内进行深刻反省。

媒介具有强大的社会议程设置功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常常充任社会前进的发动机，因此媒介在社会运动中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极易引发媒介批评。当时上海的革命和进步报刊是“五卅”运动的耳闻目睹者，对上海报界在“五卅”中的表现给予了密切的注视，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媒介批评。除了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热血日报》密集刊发大量媒介批评文本外，《血潮日刊》、《工商学联合会日报》也都载有数量不菲的媒介批评文本，形成了规模性的媒介批评效应。这些媒介批评文本立场显明、气势磅礴、言词犀利，充满火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如瞿秋白发表在《热血日报》上的《糊涂的〈民国日报〉》一文：

“上海工部局是英、美、日三国董事共同主持的，始终袒护工部局，遣派海军、商团向上海市民示威，占领学校，英、美、日、法、意领事采取同样的政策；英、美、日、法、意等驻京使团三次驳覆政府抗议，更分明他们是共同行动的；北京政府不单独向英使抗议而向使团抗议是对的，偏有糊涂的《民国日报》反说北京外交部致同样抗议书与使团是糊涂。我们正告《民国日报》记者：帝国主义者们虽然有时一致，有时冲突，而不劳我们被压迫者为他们分家，因为他们压迫我们始终是一致的呵！”[6]

《民国日报》是上海执行部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的报纸，不仅在运动中态度消极，有些报道不真实，有些报道轻描淡写，甚至有些言论为帝国主义开脱，其表现确实有些糊涂，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和目光的短浅。瞿秋白针对《民国日报》认识上的错误，正告该报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站稳立场，不可因一时糊涂而发表分散人们注意力的言论，以至运动方向受到干扰。由于《民国日报》这时仍是革命的同盟军，因此，这篇新闻媒介评论的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是一种保持克制的劝导式批评。

《申报》、《新闻报》刊登《诚言》的行为，一下子激起了人们的民族义愤，也使此后的媒介批评顿时弥漫着火药味。“上海学生联合会出版部主编的《血潮日刊》在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后，指责两报为帝国主义做宣传很有成绩，尤其在这次‘五卅’运动中异常出力。日刊还指斥申、新两报是全国为虎作伥的两报。”[7]《血潮日报》特辟“反对申、新两报特号”，连续发表了《为虎作伥的申、新两报》、《狼心狗肺的申、新两报》、《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的机关报――申报、新闻报》等文章。《工商学联合会日报》为此发表《申新两报与“诚言”》的社评，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传送一时：

昨日申报新闻报，登有大幅“诚言”一则，系英外交大臣张伯伦，抹煞英国帝国主义在华横行之事实，撒谎答复英国工党对于华事质问之一种反宣传。该报刊此反宣传文字，乃于其旁赘以“左系克劳广告公司送来纳费之广告”。意谓有此声明，即可以出售整个申报与英人作宣传机关，而不受国民之干涉。黄金戏足以买得活人倒地、买得死人复活。目下英国议和团正苦于掩饰彼之残暴，得申新两报为彼作一忠实之唱片，自然肯于出巨金以作代价。申报新闻报趁此卖国发财，正上海人所谓“大宝号生意好”也！惟吾人有一言，请申新两报当事者答复，现有一广告，内言“上海申新两报乃拆白党之机关报，专以造谣敲诈为能事，请一般社会勿阅该报，并即前往轰打该报编辑”，云云，贵申报贵新闻报是否亦可以因其为某某广告公司送来“纳费”之广告而为之刊出？今有暴客，入室吾妻吾妹乃至吾母，然后“纳费”命我为之揩拭其下体。此等事不图号为中国最老而发行额又最多之申报新闻报竟优为之！当复何言！吾人惟有每人预备一丈二尺红布，作“阿三”，为大英帝国主义效力，立三马路中，保护此英国在华之唯一汉文宣传机关耳！[8]

使用推误的修辞论证手法，将申新两报“卖国发财”的借口批驳得体无完肤。中共中央在一篇告民众书中指出：“在如火如荼大反抗运动中，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纵然上流社会现在还是反抗运动中的要素，然而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7]将运动引向深入。《中国青年》也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给予无情批判，并提议组织“铲除妖报团”，以实际行动迫使申、新两报改正错误。

当时一些社会团体也大力支持新闻界对申、新两报的批评。上海学生联合会通过决议：该会在申、新两报的广告一律撤除；在租界之外的地区扣留两报，不让发行。通电全国，一致用激烈手段对付两报；要求两报刊登启事，向全国人民道歉；两报必须刊登“辟诚言”的广告和批评社论等。设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部，发出《总会通告第三号――关于上海申新两报登载诚言》的通知，指出：“关系五卅事件含有破坏吾人爱国运动之各种文件，自当绝对不为登载，乃申报、新闻报则不然”，不但不反对英日屠杀中国人民，“反积极刊登英首相致下议院书，含有破坏我爱国运动之性质所谓诚言。”对申、新两报的“故违国人公意”，“徇私而忘国”的行为，号召各地学联合起来抵制，“就近向本地各地人士说明此种情形，勿再阅该报。”[4]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派代表与申、新两报进行交涉，声明完全支持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有关决议，并要求限期给予答复。

史量才、陈冷等人经过一周左右的检讨反省，深深感到这次事件中《申报》、《新闻报》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决心接受批评。首先在17日刊出了道歉启事，承认各界对刊登《诚言》的责备是“崇言宏论，不胜钦佩”，“因表歉意，希谅苦衷”。[7]并在原来刊登《诚言》的地位，发表了《辟诚言》一文。文章指出外商工厂中工人的不平等地位，尤其是童工所遭受的惨酷遭遇，从而激起工人抗议、社会公愤，这完全是外国资本家一手造成的。《辟诚言》特别批驳了《诚言》借口根本不存在的游行群众袭击捕房、劫枪械的事实，明确指出捕房开枪屠杀工人学生，是当局蓄意制造的。《辟诚言》敬告张伯伦：吾华人非尽无耳目，尽无脑筋，可以为君等隔离事实一万八千里之狡辩所掩饰。君等果实抱睦华宗旨，君等应停止所谓的《诚言》，而以诚心与吾争自救自决之华人相见。当天，还发表了《诚意与诚言》的时评，指出：有诚意后有诚言，先有诚意后有诚言。意和言与行三者必相符合，而后其诚乃见。古人有言，听其言，观其行。《申报》在发表上述启事、《辟诚言》和评论之外，还同意向工人群众支援银币，并声明这是自愿捐献。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鉴于《申报》改正错误，停止对英帝国主义的妥协，公开痛斥《诚言》，感到问题已经解决。为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们迅速解除了阻挠报纸的外埠发行。至此，一场《诚言》引起的报界风波终告平息。

三、《申报》等商业性报刊政治转向的媒介批评史意义

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运动创造了自之后中国舆论的高峰。这场运动的特点是有组织性，中国的工会组织积极参与，运动从知识分子阶层发展到了一般群众。著名作家林语堂曾热情洋溢地予以评价道：“中国的舆论力量从来没有这样好地得以组织，也从来没有像这场运动那样得到如此好的表现，罢工和联合抵制英货和日货的行动不知不觉地引发了1926年的国民革命。它首先是由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新闻界、学生、商人和民众参加的一场运动。”[9]在这场运动中，媒介批评的社会作用令人瞩目。五卅运动中的媒介批评何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社会作用？这不能不是值得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申报》、《新闻报》对《诚言》展开义正辞严的批判后，上海社会舆论也迅即对申、新两报《辟诚言》的爱国行为作出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申新两报以登《诚言》之故，为各界所反对，于是登报道歉，即于五月二十七日，其总主笔陈冷血李浩然，各登一辟诚言之评论，人谓是上海舆论界第一次之屈辱，我谓是上海舆论界第一次之觉悟，盖人能自知其过误，而虚心道歉，不以傲慢之态度对人，即其改善与进步之道。况报纸虽为营业之一，自当以舆论为依归也，至于《辟诚言》之评论，尤以李浩然君之评论，为明白晓畅，且能提明英外相张伯伦之言，为支吾之词，为避卸责任地，结后两句，“如此而自评为诚，真难乎其为诚矣”，数语使人甚为满意，陈冷血之评论，大足使耐人寻味，虽寥寥数语，乃如一篇心理学之讲演，且泛言之，亦未指定诚言之刊物，若一般人读之，固未知其为辟诚言，而智识界人读之，觉其辟诚言之意在言外耳，我望今后上海报界之入于坦途，我更望各报馆有以自处之。[10]

这是一篇来自小报阵营《晶报》的批评，小报素来是《申报》等大报的竞争对手，它们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往往抓住《申报》等大报的失误，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但这篇批评却写得客观冷静，公正平实，颇具诤友之风。更为重要的是其间透露出很多耐人寻味、值得解读的信息，尤其是该评论关于营业性报纸与社会舆论、政治斗争之间复杂三角关系的揭示，为我们正确理解五卅运动中媒介批评的角色功能和历史意义提供了一条有用的思路。“五卅”运动中《申报》、《新闻报》的被迫政治转向，媒介批评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排山倒海般的媒介批评，要让坚持走营业化路线的《申报》、《新闻报》扭转政治方向，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在当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媒介批评的行动方式比言说方式所起的作用更大、更有效。但过高的估计五卅运动期间媒介批评的作用也是不切实际的，五卅运动期间媒介批评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有赖于当时特殊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玉成。

以企业化为发展取向的媒体对读者市场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既是媒介批评发挥作用的阻碍，又是媒介批评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虽然早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邵飘萍就对报纸企业化表达了某种忧虑：“彼主张完全为商品者，非无一面之真理，然种种弊害之随而发生，亦属不可掩盖之事实。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也。”但报纸企业化是世界各国报业共同的发展方向，中国现代报业自然概莫能外。史量才于1912年接办《申报》后，即按照企业化的方向来规划《申报》的发展道路，以取得更大利润为主要出发点，遵照市场规律经营报纸，报业规模不断扩大。1925年《申报》发行量已经达到10万份以上，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报。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形势下，客观中立、内敛锋芒往往是媒体获得生存的处世之道。《申报》等私营报纸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约而同地采取重新闻、轻言论、明哲保身、“遇礁即避”的办报方针，遇到政治问题往往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模棱两可的态度，读者看后往往不知所云。《申报》的这种办报方针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很多读者对《申报》立场模糊不满意而《申报》仍能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社会根源。

正是因为如此，《申报》在五卅运动初期，对沸腾了社会舆论并没有给以充分应有的重视，而是力图置身事外。如《公理日报》创刊伊始，就代表群众意见向上海各大报写了一封哀启格式的信，吁请各报撤销所登的英日货广告，并发表声明，在经济绝交期间，永不刊登。在该报的敦促下，上海《神州日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新申报》、《时事新报》、《商报》等报均公开表示不再刊登英日广告，但《申报》、《新闻报》等在五卅惨案之后则以广告是一种经济行为作为借口而一直刊登英日广告，拒绝与其他媒体采取一致行动。在这一阶段，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没有导致《申报》发行量的直接限缩，媒介的政治诉求让位于经济利益的需要。《诚言》的刊登是是使社会对《申报》的媒介批评达到极致的关键。《申报》7月11日几乎整版刊载了《诚言》第一期全文，所占篇幅之大，字迹之醒目，是《申》、《新》两报刊载广告以来所未有。这种处理方式极不妥当，在读者眼里无异于有意挑战和为虎作伥，当然引起了爱国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在广大爱国民众和进步新闻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尤其是青年学生上海学联在租界以外扣留《申》、《新》两报的激烈举动，让《申》、《新》管理层感到，如果不顺应民意，一意孤行下去，《申》、《新》两报的发行市场势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报纸的经济利益诉求亦将化为乌有。也正是这种可以预见的报业前景，才使《申报》、《新闻报》完成了政治上的转向。

《申报》在“五卅”运动中的政治转向，既表现了史量才等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又暴露了我国一些资产阶级报人头脑中长期存在的糊涂媒介观念。媒介固然是企业，但更是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输出者。在大众传媒与政治之间，政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任何大众传媒的诞生都有着特定的现实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背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的需要中应运而生。政治不仅提供了大众传媒产生的必要背景，还在为它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的同时，通过法律约束、机制辖制和利益集团影响等途径规范与限制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对它的发展起着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媒介独立性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选择的结果，在风云鼓荡的政治斗争中，媒介要完全的置身政治之外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五卅”运动期间，在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面前，媒介要么坚定地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要么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威势和压力，进行妥协，要不偏不倚是做不到的。“五卅”运动期间《申报》态度的转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活动。它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监督媒介活动、保障媒介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使命，而且这一使命恰恰是很多媒介批评活动具体启动的主体动机。媒介批评与文化语境、时代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理想的媒介批评是批评主体通过批评与评骘对象文本间、文本作者间，建立一种平等、坦诚、理性而富有深度的对话关系。在激烈的民族、政治斗争中，消解敌对阵营媒介的合法性，就成为打击对手的重要方式，媒介批评的政治斗争功能得到尽情释放，在有些时候其政治斗争功能甚至完全取代了媒介批评应有的新闻专业理念的维护功能。五卅运动期间的媒介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无疑是政治斗争在媒介批评领域延伸的一种表现。当然，五卅运动期间的媒介批评之所以能够迫使《申报》、《新闻报》作出政治转向，也与史量才等人原本就具备较浓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基础有关。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性生产活动，它往往以构成新闻传播活动的舆论环境而对其发生作用。作为舆论的媒介批评，其多数存在形式当然是公开的言语意见，但是有时人们感觉到的存在的舆论并不是明显而清晰的言语，而是体态语、行为语和流露的冲动性支言片语。行为是舆论表达的最强烈方式之一。研究媒介批评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史上存留的文字文本进行分析，还要将由各种批评主体的行为纳入考察视野，不管这种行为是温和的还是暴力的。因为这种行为往往具有破坏性，因而它的力度一般都超过言语意见形式的媒介批评，对新闻传播活动具有极大的约束作用，其批评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的。五卅运动中《申报》等媒介的政治转向，就是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发生效果的一个典型例证。

参考文献：

[1] 胡政之.五卅案两月来之回顾[J].国闻周报, 1925(28).

[2] 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 胡愈之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 子宽.“五卅”事件中之新闻记者[J].国闻周报,1925(22).

[4]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5] 郑振铎.公理日报停刊宣言,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6] 瞿秋白.糊涂的《民国日报》[J].热血日报,1925(15).

[7] 宋军.申报的兴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8] 张云鹄.时代的声音――“五卅”运动中的几家报纸[J].新闻研究资料,1980(5).

[9] 林语堂.王海,何洪亮译.中国新闻舆论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 不群.《辟诚言》评论之评论[N].晶报,1925-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