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探析

摘要:对于“媒介审判”是否应予规制,学界主要形成了不应规制与应规制两种观点,但由于“媒介审判”在现实生活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对其进行规制的呼声也愈来愈烈,笔者从不同角度来探析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

关键词:媒介审判 媒介权力 司法独立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一词来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trial by news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审判”在我国也叫“媒体审判”、“新闻审判”、“舆论审判”等。

规制“媒介审判”之论争

对于“媒介审判”是否应予以规制,学界已经有比较多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

不应规制“媒介审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应该给“媒介审判”以宽容的态度,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得到更好的发展。提这一主张的学者在开始主要是新闻界,他们认为“媒介审判”不一定会妨碍司法的公正,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来看,法院系统未能实现司法独立这一硬伤,则是导致现阶段司法不公正的根本制度原因。媒体的报道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公众可以了解司法审判是否符合自己的公正标准,是否捍卫着公众的利益。这里的媒体仅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它根本没有能力影响公众对案件的深层判断,更无法撼动根植于民众心灵深处的法律文化。因此,指责媒体报道误导公众舆论,影响甚至导致司法不公正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①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特别是诉讼法学学者认为应当“在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独立这两个价值中间更多地鼓励和保障前者”②。综合很多学者的意见,他们反对对“媒介审判”予以规制,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与英美法系中有陪审团负责事实审查的形式不同,我国是由专业的法官负责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专业的法官不应该像未受专业训练的陪审员一样受到媒体的影响。其二,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倾向于对前者的保护是国际上大多数立法的通例。其三,在我国,相对于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影响,新闻舆论的媒体监督对司法的审判权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其四,在一个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公共权力得到公民权利的严格制约,从长远来看,新闻自由的充分显见,有利于司法独立的最终实现。

应规制“媒介审判”。与第一种观点完全相反的是,很多学者都认为“媒介审判”应予以规制,其主要理由如下:其一,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的专业法官审理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审理制度,但是在心理学领域的成熟研究表明,法官和普通人一样,会因为“首因效应”、“晕轮效应”等一样受到舆论的引导和影响。③其二,尽管我国所处的法系不同于英美法系,但我国诉讼中也是存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而且我国现在推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理念与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此外,在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议》中第二条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中就规定,该制度适用于“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这也与新闻媒体常常过度关注的案件类型不谋而合。使得媒体舆论滥用不但会影响到陪审员的审理工作,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因为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类型与媒体乐于关注的案件类型的交集而处于一种较高的程度。所以说,我国是单纯由法官负责案件审理,而且法官审理案件可以不受媒体舆论的不良影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④其三,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是一种不断调整的历史。如以美国为例,在对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调整经历了从最初以藐视法庭罪和1789年《司法法》对新闻自由极其广泛的惩罚,到1831年《宣明有关藐视法庭罪之法律的法令》,尽管对藐视法庭罪有所限制,但法官仍可惩罚“近乎”、“附近的”妨碍司法的不当言行;再到上世纪中叶以前,只要案件“审理未结”且法官认为出版物之批评有影响司法运作的“合理倾向”即可对其惩罚;直到1941年,美国才确立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较严格的标准。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调整和培育过程中,在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美国人首先选择了司法独立。因此,对于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倾向于对前者的保护是国际上大多数立法的通例的观点是站不脚的。其四,“媒介审判”是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滥用,正是我们所说的“媒介审判”的存在,使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有了片面性和局限性。此外,行政权力对司法如此严重的侵蚀少不了媒体的帮助,如果媒体不借助民众的力量对行政权施压,行政的力量也不会那么频繁地干预到司法活动中。因此,“相对于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影响,新闻舆论的媒体监督对司法的审判权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观点也是不对的。其五,从现实情况来看,自1995年的“夹江打假案”到“张金柱案”、“刘涌案”、“蒋艳萍案”,再到近几年发生的“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在这些有代表性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往往是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媒体的“审判裁决书”已经下达,一些媒体报道与网民评论互相呼应,以带强烈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某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压力。如认为梁丽无罪,胡斌应重判,邓玉娇系正当防卫,罗彩霞的受教育权应得到维护。有人感慨于此,甚至用了“全民皆法官”来形容这场近乎癫狂的舆论“盛宴”,“媒介审判”呈愈演愈烈之势。

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分析

虽然学界对“媒介审判”是否应该予以规制有不同的观点,但由于“媒介审判”在现实中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对“媒介审判”进行规制的呼声日益强烈,成为一种主流观点,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下面就从其他角度来探析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

“媒介审判”超越了新闻自由的权利界限。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在一定的范围内运行,任何超越了其权利界限的权利行使都是一种反权利行为,应该予以规制和反对。《刑事诉讼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是司法独立的原则。媒体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可以行使采访权和公众知情权,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在1985年《关于当前报刊在法治宣传方面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二条规定:对于正在侦查、或审理的案件,以及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不要登报刊或上电视;个别必须见报的,要先报道破案、或审理的消息,以后再报道判决结果,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在1997年经第二次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显然,“媒介审判”都是这些规定所否定的对象。

“媒介审判”是媒介权力的异化。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高,人们对媒介社会的依赖越严重,媒介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如今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生活,都无法忽略媒介权力的作用。媒介权力可以理解为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控、支配的力量,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媒介权力一旦发生异化,则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任何一种权力的辩证性意义所在。媒介异化则是指新闻媒介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对立方面转化,成为外在的异己力量,具体的表现形态就是媒介错位、媒介缺位以及媒介越位。而媒介权力异化的形态在媒介审判中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媒介越位。媒介越位就是指媒介超越了自己的职能范围来行使媒介权力,而媒介审判正是由于媒介以新闻自由为由超越了司法程序,从而影响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和公正的一种媒介行为,它打着公共利益的口号,行使道德审判之便,将一些本不能随意公开的事件、信息随意地公开,无视他人的隐私和尊严,在“蒋艳萍特大经济犯罪案”中,有报道披露蒋的一些隐私信息标题赫然写着《蒋艳萍结婚就当“一奶”,警惕荒谬“女人价值论”》。未经有关部门的权威认定,媒介就自作主张,用一些出位的、带有主观色彩强烈的字眼进行道德审判,还有的媒介审判则是在司法审判之前或正在进行的时候,抢先对嫌疑人作出定性和定罪的评判,“杀人狂魔”、“首位女巨贪”等字眼充斥于各大报纸的头版,尤其是当多家媒体的宣传形成聚合效应之后,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张金柱在行刑前曾经说“是记者杀了我”,足见媒介的审判已经超越了舆论监督,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力利剑。

“媒介审判”加剧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两根支柱,而二者本身又是一对天然的矛盾,新闻自由强调通过信息公开来实施对包括司法权在内的社会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司法独立则排斥各种非司法的因素对司法者的指令、干扰和影响。对于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审判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博弈与冲突,有人称之为“一个久远的话题,一对永恒的矛盾”。关于司法的独立性,西方学者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各种势力;独立于上级官署;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新闻舆论;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⑤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者的独立程度决定着司法者与法律的接近程度,司法者独立性越强,就越有可能遵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反之,就越有可能远离法律的精神和原则”⑥。司法者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新闻舆论的反应,影响它“遵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独立作出裁决和判断,其结果必然是司法公正的偏离和丧失。有些情况下,媒体虽然没有顾及法律程序,但是报道中对案情的判断是准确的,但因为媒介审判在前,即使司法审判是独立进行的,公众还是会怀疑审判受到了报道的影响。如宝马车撞人案,虽然最后的审判和媒体的判断是一致的,但经过调查,公众的想法很大程度都是:如果没有媒体报道,司法机关肯定会,这在客观上显然是媒介比司法更管用,司法跟在媒介后下判决,降低了司法的权威,有可能为其他对司法的外来非法干预大开方便之门。

“媒介审判”不利于公众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和法律观念。我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罪行法定”、“程序优先于实体”等观念本来就淡薄,需要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有些案件,被告人的罪行已经相当清楚,新闻媒介也不应当以为既然他犯了罪,就可以一哄而上,人人喊打,其主张是完全背离现行法律的。有些案件涉案人的行为确实令人发指,但是媒体的“声讨”,非但无助于案件的依法处理,而且只会在民众中煽动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与法治目标背道而驰。新闻媒介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准确宣传司法程序,报道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包括依法接受公正公开的审判的权利、依法获得辩护的权利,仍然受到保护,唯有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法治观念的形成和完善。

注释:

①廖金英、谢太平:《“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青年记者》,2005(10)。

②卞建林、焦洪昌等:《传媒与司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③蔡墩铭[台]:《审判心理学》,台北水牛出版社,1982年版,第731页。

④袁佳:《“媒体审判”问题研究》,2009年3月。

⑤卞建林、焦洪昌等:《传媒与司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⑥史尚宽:《宪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作者为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