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情报学”术语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在情报学名词术语的选词过程中，课题组遇到了其他学科很少见到的问题。本文以“信息”“情报”“情报学”这些基本术语为例，以文献调查的形式进行内容综述，并从学者观点、文献考证、国外情报界、改名历程几个方面分别阐述，以引起关注、达成共识。

关键词：情报学，术语，信息，情报

中图分类号：N04；N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5－0010－09

一情报学术语选词中的问题

术语研究的程度，反映了一门学科成熟的程度，如果基本术语含义不清，关系混乱，那么就缺乏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也谈不上对学科的真正建立。情报学学科是一门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年轻学科。在情报学术语的选词过程中，课题组遇到了许多其他学科很少见的问题。简单举例如下：

1，由“信息”与“情报”派生出的复合名词术语问题

这类问题有很多，比如“信息机构”与“情报机构”，“信息链”与“情报链”，“信息流”与“情报流”，“信息源”与“情报源”，“信息经济学”与“情报经济学”，“信息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情报传递模式”与“信息传递模式”，“情报价值”与“信息价值”，“情报文化”与“信息文化”，“情报现象”与“信息现象”，“信息哲学”与“情报哲学”，“信息检索”与“情报检索”，“情报载体”与“信息载体”，“情报交流”与“信息交流”，“情报需求”与“信息需求”，“情报意识”与“信息意识”，“情报用户”与“信息用户”等等。可以说，除“竞争情报”名词术语之外，似乎所有与“情报”组合而成的复合名词术语，都可以替换为“信息”组合词。

2，名词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问题

学科名词术语，就是对该学科概念的科学化表述，名词与概念之间需要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着规范的对应关系。但在情报学名词术语中，经常会出现不容易对应的现象。比如“知识挖掘”“数据挖掘”与“信息挖掘”的概念区分问题，如何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出这三种不同意义的“挖掘”形式，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定义，都需要在词条遴选及定义撰写时审慎研究。

3，借用其他学科的名词术语问题

情报学是一门吸纳性很强的学科，很多名词来源于其他学科。理论部分借鉴如“本体”(以及“领域本体”“知识本体”“语义本体”等)“世界三理论”“长尾理论”“马太效应”等。服务部分借鉴如“用户”“用户友好”“用户导向”“用户至上”“用户偏好”“用户期望”“用户帮助”“用户”“用户调查”“用户反馈”“用户分析”“用户管理”“用户互动”“主动服务”“被动服务”等。信息技术部分借鉴如“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简称RFID)“可视化技术”“互操作性”“语义网”“简易信息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简称RSS)等。

情报学术语研究是指收集、处理和传播情报学术语的全部活动，通过分析各种情报学文献，收集情报学术语，而后对术语进行分析和分类，最终形成情报学术语体系网络并加以传播。情报学术语分析应按下列步骤逐步展开：(1)收集文献；(2)建立情报学体系框架；(3)收集术语；(4)术语处理；(5)根据单个术语的分析，调整情报学术语的整体结构，形成情报学术语体系；(6)通过各种传播工具，传播和推广研究成果。其中，术语的研究包括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术语的横向研究就是研究术语之间的横向联系，也就是在术语环境中研究术语；术语的纵向研究是研究术语的词源、成为情报学术语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进人情报学术语后的内涵和外延变化及其现实意义。

情报学名词术语的确切定名，应由这门学科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范围大小)来决定。情报学术语体系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它需要集体的力量。本文以“信息”“情报”“情报学”这些基本术语为例，以文献调查的形式进行内容综述，以引起关注，达成共识。

二CNKI数据库检索结果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从两个途径进行检索。第一从主题词检索，第二从来源出版物检索。

1，主题词检索

当检索词为“情报学术语”时，检索结果为7篇文献。当检索词为“情报术语”时，检索结果为21篇，但有几篇与前一个检索词的检索结果重复，另外几篇参考意义不大，主要侧重于“情报术语荟萃”“军事情报术语自动抽取”等或一些概念浅谈。当检索词为“信息术语”时，检索到54篇文章，内容多是关于农业信息术语、地理信息术语、医学信息术语、环境信息术语的，或者是关于某些具体专业信息术语库的系统建设、词表或标准问题，侧重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其中有一篇是比较相关的会议报导，介绍1991年11月12－14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届信息术语学术研讨会，议题是“术语在专业领域中的作用”。最后，经过去重筛选，得到8篇相关论文(见表1)。

(2)来源出版物检索

笔者选择了两个与术语研究比较相关的来源出版物进行检索：《中国科技术语》与《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中国科技术语》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的部级学术期刊。该刊以开展术语及术语学的研究与应用、促进和推动术语学科建设、中文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为宗旨，介绍国内外术语理论研究成果，公布规范科技名词，试用科技新词，组织重点难点科技名词的定名讨论，探究科技术语的历史文化内涵，报道科技名词规范工作动态。《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是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主管、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部级综合性刊物。该刊辟有术语学研究、术语标准化、专业领域术语标准化、科技新术语探讨、语言学理论与研究、自然语言处理、语言信息处理、语料库研究、少数民族术语、民族语言理论与研究、术语数据库、信息技术、计算语言学、计算机应用、教育与培训、国内外工作动态与学术动向等栏目。

来源出版物检索途径分两个步骤：一次检索的字段为文献出版来源，二次检索的字段为主题词。当文献出版来源检索词为“中国科技术语”时，共有记录659条，但当以“情报学”为主题词进行二次检索时，却没有发现符合条件的检索结果，再尝试分别以“情报”“信息”为主题词进行二次检索，仍然是同样的检索结果。当以“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为检索词进行文献出版来源检索时，则检索到5篇相关文献(见表2)。这说明关于情报学术语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而不是《中国科技术语》。

对检索结果进行文献阅读与筛选之后发现，比较相关的文献主要是由姚健、沈固朝、丘东江、藏兰、周智佑、刘新文、王洪林这七位作者所撰写，发表时间分布在1988年到2009年之间，2009年以来没有检索到相关文献，说明近两年人们较少关注和研究情报学术语这一专题。发表期刊以《术语标准

化与信息技术》为主，另外几种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也有相关论文刊发，如《情报资料工作》《情报杂志》《情报学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等。同时，这一检索结果也侧面反映出情报学术语研究文献在《中国科技术语》上的缺失，情报学界对本学科的术语规范化研究还不够重视，也反映出他们对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了解不足与宣传不力。

三文献内容综述

除了用CNKI数据库检索，笔者又通过其他信息收集途径获取到一些相关资料。本文将这些文献中的内容进行归纳，并从学者观点、文献考证、各国情报界、改名历程几个方面分别阐述。

1，学者观点

1986年，符福先生指出：

如在信息活动中再用“情报”这一概念，在其内涵上已不适应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国家科委将“情报”扩展为“信息”，不仅在其概念上与整个信息工作保持一致，与国际术语系统更为接近，……也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与自身建设。

1988年，杨晓临先生则认为：

当我们要用英语同时表达“信息”与“情报”两个概念也是不可能的。汉语“信息”和“情报”本是同一个概念，他们的划分完全是人为的，是历史造成的。可以将统一的信息概念定义为：“客观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传递，能够反映出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内容。”……这样做有利于消除目前各种文献中“信息”“情报”语词应用十分混乱的状况。……另外，统一“信息”概念也便于我们对外交流活动的进行。……从长远的眼光看。使用“信息”一词更为明智一些。但是，“情报”一词的发祥地――军事情报部门仍然可以保持其原有名称。这是因为“情报”一词始终保留着带有某种机密内容的含义，而且在军事方面，情报部门用的是另一个“情报”(intelligence)。

1996年，李金荣先生提出：

关于“信息”与“情报”、information、intelligence的争论无法做到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方法不可能找到，任何探讨都会陷入难以自拔的自相矛盾之中。……information一词二用的混乱应该清除，in－formation只能译作“信息”，intelligence只能译作“情报”，以免概念上纠缠不清使大家有一个可共理解与遵循的一致规范。……加强“信息学”学科理论建设，多年来我国学术界由于重点在于“情报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在对外交流中，只能用“情报学”对应“information science”，矛盾越积越多，自己都感到无所适从，造成了人言人殊的局面。如果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名副其实的“信息学”理论体系，局面将会改观。

1999年，孟广均、徐引篪等先生指出了情报、情报科学与冷战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认为情报具有四大特点：①(情报)是冲突、对抗乃至竞争的产物；②情报一般不具有共享性或者说共享范围非常小；③情报是为决策服务的，情报服务不面向一般公众，面向公众的乃是信息服务；④情报是情报工作者智慧的结晶，其附加值远远高于一般的信息，其生成周期又大多短于一般的信息。并认为：“上述几层含义统合起来就构成了情报的本来面貌，无论情报的概念怎样变化，都不应偏离这个范围，否则就不是情报，也不是情报科学。”

2009年，沈固朝撰文指出：

情报和信息含义不同，使用上也不是可以互相替代或随意混用的，它们的产生、传递和使用往往具有本质的区别。情报是冲突或是竞争的产物，在对抗双方利益冲突的关系中不具备共享性，是“检索”不到的，其传播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和定向性，使用对象一般局限于特定决策主体，具有一定的指向性；而信息的生命恰恰就在于其共享性、公开性、由信源向信宿传递的主动性、全向性和多用性。

刘新文撰文指出：

概念与认识上的模糊，导致学科基本术语的混用与混乱，就必然影响学科的发展。严格地以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作为对应的语词进行比较，并与我国的社会生活、人民的心理和本身的科学实践等实际相联系，我们的情报概念就会大大地减少，信息的概念与理论就会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情报学及其事业就不会继续被定格在所谓的情报系统，而应该在信息、文化系统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2，文献考证

从国外词典考证，《牛津现代高级英语双解词典》解释“information”的本义是：something told(被告知之事)，news(新闻消息)or knowledge(或知识)。用信息论的观点来分析，将上述对象统称为“信息”是合理的，这里没有“情报”的意思。1988年问世的《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在语文和翻译界声誉极高，该词典对“information”的解释是：knowledge information，即中文的消息、资料之意，也无中文“情报”的意思。《哈罗德图书馆业务词汇》是英国出版的一种图书馆学专业权威性词典，该词典解释“information”是“记录在载体上、可理解、能传递的数据集”。实际上指的是文献信息，也无我们所说的情报概念。

中文情报学术语是隐性化日文术语(参见日文情报科学术语与中文情报学术语对照附表)。日文中情报这两个汉字产生于19世纪末。日本军医森鸥于1884－1888年在德国留学期间，翻译了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该书日文版于1903年10月正式出版。《战争论》第6章“Nachrichten im Kriege”，森鸥将其译为“战争之情报”，从而创造了“情报”这个词。德文中“nachricht”一词，原有消息、通信的意义，该书英文版译为“information”，但该词在涉及国家安全等场合下有“intelligence”的意义。而在1902年出版的一本《英和军语辞典》上，情报一词首次作为“intel－ligence”的译语出现，可见情报在日文中最初是一个军事术语，它的早期英文译名应为“intelli－gence”。日本文化名人福泽谕吉引进欧美文明时用假名研究了英文“information”这个概念，1921年出版的《大英和辞典》上“information”首次和情报这个词联系起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上田修一认为，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情报已正式成为"infor－mation”的译名。然而直到今天，日文中的“情报”仍同时具有英文中“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双重含义，而这种双重含义则有力地支持了情报研究活动在整个科技经济情报工作中的合法性。

早在近2000年前陈寿的《三国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诸葛路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王子节俭期曰：‘正楼欲来，信息甚大。’”这里“信息”主要是指“消息”的意思，可见，“信息”一词是我国固有的，在我国“信息”一词比“情报”一词的词源要深厚得多。

1957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郑易里编著的《英

华大辞典》，首次将英文“information”与汉语“情报”对应起来，这种影响波及到了整个情报学界。1965年以后，在一批出版物中汉语“情报”演变为双义词，既带有机密性质，又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告。在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中，对“information”一词也有“情报、消息、信息等”的多义解释。

可见，1965年之前所有辞书中的“情报”一词释义都是单义，即使是1965年之后，《现代汉语词典》依然一直坚持单义解释，坚持“情报”是“关于某种情况的消息和报告，多带机密性质”。在1965年之后，一些辞书中对“情报”的释义增加了新义，然而这一新义实是“信息”意义的误解，“情报”一词事实上仍为单义词。如《辞海》的第二释义称情报“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通报，如科技情报”。然而，这一意义上的“情报”只不过是“信息”的同义词，而不是独立的新概念。同一版《辞海》称“信息是对消息接受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报道”，这一定义与前面的“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通报”并无本质区别，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说法而已。英语、日语中都是用一个词来表述这些概念，而汉语中却是用的“情报”“信息”两个词。1992年国家科委(1998年改名为科学技术部)决定将“科技情报”中的“情报”改为“信息”，这一决定恢复了“情报”一词本来的单义性质。

3，各国情报界

在美国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关系基本上与中文的“信息”与“情报”的关系相同。F，W，兰开斯特(F，w，Lancaster)在他所著的《走向无纸信息系统》一书的第三章介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实现情报无纸系统的内情。CIA每天处理200多万份电报(messages)、报告(reports)等原始材料(rawmaterials)。按照兰开斯特的称法，这些原始材料叫“信息源”(information sources)。根据“情报需求”(intelligence interest)，机助分发系统和工人分发员每日将收到的材料分门别类分发给不同的办公室和个人，各个办公室和个人收到的材料是各自承担任务所需的信息，叫“原始情报”(raw intelligence)或“情报信息”(intelligence information)，也就是生产“情报”直接用的“信息”。然后，由情报分析员(intelligence analyst)进行分析研究，与CIA情报信息库(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database)和其他情报单位数据库中的有关信息对比，提炼出情报成品(intelligence product)，即撰写情报通报上的报导、特别备忘录、简讯以及结论性的报告等。用后的情报成品，输人数据库备用，又演变成以后生产情报用的情报信息。从这个情报生产过程中可以看出“情报”(intelligence)是由“信息”(information)提炼出来的，是对各种有关信息进行深度加工的结果，而信息只是供加工(研究)的原料。同一个事实，作为情报生产全过程的分析加工对象时，英文称“information”，即“信息”；作为分析加工的结果，则称“intelligence”，即“情报”。作为某一情报生产过程的产品，对这一生产过程而言，是“intelli－gence”(情报)，而作为其他或下一次情报生产过程的参考资料，对其他或下一次情报生产过程而言，又是新的情报需求的加工对象，又成了“informa－tion”(信息)了。只有明确“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联系与根本区别，才可能将“信息、知识、情报”译成“information、knowledge、intelligence”，将“intelligence information”译成科学的中文术语“情报信息”。

日文汉字“情报”是个多义词，它既可表达中文的信息概念，又可表达中文的情报概念。但是，在同一学科中或者说在同一语境下，它也是不可能同时表达这两层含义的。否则，也必将引起概念混乱。日文为避免这一现象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则不用汉字“情报”来表达，而改用外来语フンテリじェンス和ワンワォソ－ション两个词来分别表达“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日文汉字“情报”在日文中能作为多义词而存在并无不妥。在日本的概念中，原始的资料、数据和各种其他信息还不是情报，只有经过了分析加工才能成为支持决策的“intelligence”，即“情报”。因而在日本的科技经济情报工作中，情报的分析加工即情报研究是极其重要而又顺理成章的一环，这一过程被称作“intelligence化”。

最近若干年，随着我国对英文“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信息社会概念的导入、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单纯的情报概念的使用范围无疑在逐步变小，主要是在传统的军事情报部门和有关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调查、研究部门，而即使在这些部门与领域，使用情报概念也是有限的、不公开的。但是，在图书馆或文献工作领域却是公开地大规模地使用着情报这个概念，如“图书情报工作”“情报咨询室”等。但这里情报的秘密性质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其服务对象是开放的，服务宗旨是最大范围传播的。我国的各种媒体都非常慎用“情报”二字，很少出现大量使用“情报”的情况，仅仅在报道相关案件时，才有限地使用诸如“根据情报，抓获了某某犯罪嫌疑人”这样的字句。因此，今天的情报概念，仅仅是图书情报行业的专门用语，尽管在图书情报领域得到了一定应用，却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包括没有得到读者的承认)，也没有得到我国各种媒体的承认。当我们自称为情报人员时，却被外界戏称为“资料管理员”――国内外很多情报研究机构是将简单的资料信息整理工作排除在外的。可喜的是，我国情报界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试图将情报分析工作与普通的资料信息工作相区别。在编写《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术语》的过程中，很多专家建议将“情报分析与研究”提升为一级类目，下设“情报分析”“竞争情报”“信息计量”二级类目，认为这才是情报学的核心内容与发展趋势。

4，改名历程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著名的化学家、留美院士袁翰青曾经说过：“1955年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对于用不用‘情报’这个名词，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人认为用‘情报’，可能引起误解，使人感觉到这个词有神秘性，所以主张不用‘情报’，而用‘文献’这两个字。”据周智佑先生说，在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建议下使用了“情报”这个词。1956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成立时，就被命名为中国科学院情

报研究所，1958年改称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周智佑先生是一个对于术语、命名比较感兴趣的研究人员，1981－1997年间曾负责主持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专业术语分委员会工作。他认为郭沫若先生早期常年在日本，到抗日战争初期才回国，而留美院士钱伟长则主张把情报所、情报站、情报部等等中的情报改成信息，以免与谍报混淆。也许留日的学者可能会习惯于日文汉字“情报”，而留美的学者则把“information”术语的本义理解得透彻一些。

1990年5月，在我国科技情报政策专家咨询会议上，有人建议将“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1992年10月，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并随之将“科技情报司”改为“科技信息司”，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英文名称仍为Institute of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同年同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文献情报中心”改为“文献信息中心”。在此影响下，一些研究机构、学校(院、系)等纷纷改名，许多过去用“情报”的地方，如情报研究、情报机构、情报研究所、情报中心等，也很快改换成“信息”。

当然，也有一些没有改名的情况，如《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情报资料工作》《图书与情报》《大学图书情报学刊》等两栖性的刊物，几乎都没有改名。但是，这些刊物的外文名称中仍然有“information”这个词。如果它们能够改名，对于推动我国对英语“information”的认识，对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应该是有益的，不改名的原因也许是为注重其品牌效应。另外，有部分高校还设有“情报学”专业博士点。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现在也没有改名，而且组织编写了《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2010年7月出版)。周智佑先生说：“情报学作为信息学的子学科，可以存在下去，但是规模应当限制在一定范围里，不能任意扩大，如果几乎囊括以至超过信息学，那就失当了。”可喜的是，武汉大学等很多高校都已将“图书情报学院(系)”改为“信息管理学院(系)”，且已经在招收“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博士，逐渐将情报学与信息资源管理课程交叉融合。

四结论与思考

1，充分讨论，达成共识

从前文所做的文献检索结果可以看出，能够直接检索出的相关文献与作者太少，活跃作者只有来自于南京财经大学的姚健，少有情报学界大家与学术权威就此公开发表意见。实际上，将使用了几十年的学科用语改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人们在进行学术交流与研究中，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术语，术语的使用非常普遍与灵活。但正因为术语使用习惯很容易形成，才要以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忠于历史和事实，巩固已有成果，充分讨论，继续推进，以科学的精神促进学科的发展。

周有光先生是长期关心全国科技名词委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语言学家，他曾说：“译名不易，定名更难。汉字需要先明确概念，再定名，要尊重大众的语言习惯。因而汉语科技名词规范统一的难度特别大，可以说是‘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其他几位科技名词审定专家们也都表达了对科技名词规范化的严谨态度与务实精神。第二届冶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翁宇庆院士认为，交流需要共同语言，规范的科技名词就是这样一种特殊语言。第一届自然科学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席泽宗院士认为“名词工作无止境”。全国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三届与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运泰院士认为：“名词审定需要权威专家的智慧、号召力、影响力来发挥作用。”化学专家王夔院士说：“每一个关于名词的不同意见的背后都是科学问题。”天文学家李竞研究员说：“每一个名词的审定，都是一个故事。”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高俊院士认为：“一套选得非常好的名词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成系统的，它让本学科的同行在交流上有共同的语言，看到学科发展的趋势，也可以让不太熟悉本学科的人看到名词就能建立起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一个学科在与新技术融合后，会涌现大量的新概念、新名词，需要名词审定工作持续不断地开展下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编辑出版了《术语政策指南》，该指南在总结部分指出：

实施开放、务实的、相互配合与合作的工作方式。……制定和实施一项术语政策是一项需要有很多人和机构支持的活动。即使一项倡议是由一些关键的利益方开始启动，所涉及的范围也应该扩大，把所有重要的受益者和决策者吸收进来，而且他们应该尽可能早地参与工作过程。……引入协作工作的方法，语言学家、术语学家和领域专家在各委员会中一起工作，他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知识和经验宝库，包括领域知识(理性知识)、语言学知识(通有的和语言专业的)、术语知识(消除这两个领域间隔阂的工作方法)。

国际上学科术语政策指南及国内其他学科名词术语专家的经验之谈，都可以给“情报学”学科的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以很好的启示。

2，以名词术语规范化为契机，采取果断措施

面对情报学术语使用的长期不规范现象，应当采取较为果断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情报信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不要再争论了，只要对于概念内容弄清了，这样命名或那样命名都没有多大关系。因此在改名热潮过去以后，这么多年来，解决问题的进展较少。但正如周智佑先生所说：“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是时候了，应当采取比较果断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学科术语的规范修正，越早越好，越拖越就难以收拾。有一些问题的解决仅仅靠内力是不够的，还要借助于外力。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一些全国知名的权威组织与机构，都可以在其中做些工作，局面也将会大有改观。

以此为契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应采取果断措施，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引导情报学界和业界向一个理想的目标前进，做到概念与术语相对应，使人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明确学科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值得鼓舞的是，术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我国兴起；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图书馆学情报学分会正在组织全国专家进行名词术语的规范化工作；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课题组召开了多次名词审定专家研讨会，经过充分讨论，在很多方面达成共识。比如课题组在专家讨论会上提出，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中统一用“××信息”，同时在注释中说明曾称“××情报”或又称“××情报”；对于至今仍在使用的固定用语，如“竞争情报”，则作为规范化术语收录，这些意见得到了名词审定专家的一致认可。

3，重视情报学术语的翻译工作与人才培养

“从术语和专用语言的角度讲不十分发达的语言，在教育和培训、信息获取、工作交流中不被使用的语言，使用它们作母语的人往往具有劣势。”因此，从国外传播引进而来的学科术语，一定要在

全面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本地化，翻译成本国语言，才不至于在国际学术交流中陷入劣势。在科技语篇的翻译中，术语的翻译尤为重要，译得是否正确恰当，对译文的质量，从而也对语言交际的成功与否影响极大。随着术语的数量与使用频率迅速增加，一方面术语翻译的需求日益增大，而另一方面能够胜任术语翻译工作的译员数量却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因而，常常出现一些术语的错误翻译，严重影响到国际学术交流或某些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时还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困扰。为了能够适应术语翻译的要求，提高术语翻译的质量水平，广大翻译工作者迫切需要学习术语学知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面向翻译的术语教育便已经在一些国家发展起来，随后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和仿效。面向翻译的术语教育就是针对术语翻译实践所涉及的各种工作而进行的教育，其教育对象包括将要及已经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教学内容囊括术语学的基础理论、工作方法、术语的系统开发与管理，以及术语库的构建、管理与使用等方面的知识。其目的在于提高口、笔译人员的术语翻译质量和工作效率，可以产生极大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情报学学科术语也存在翻译不当问题，且已经影响到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这种学科术语的翻译与人才培养工作对情报学来说尤其迫切。

参考文献

[1]藏兰，情报学术语研究初探[J]，情报学刊，1989(3)：85－88，

[2]中国知网(CNKI)[EB／OL]，http：／／epub，cnki，net／grid2008／index／zkcald，htm，

[3]《科技术语研究》自2007年起更名为《中国科技术语》[J]，中国翻译，2006(5)：35，

[4]中国标准化研究院[EB／OL]，[2011－07－28]，http：／／WWW，cnis，gov，cn／cbw／200807／t20080707_3998，shtml，

[5]符福，信息管理学[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5：前言部分，

[6]杨晓临，信息――统一的概念[J]，技术与市场，1988(5)：51－54，

[7]李金荣，对“信息”与“情报”歧义及混乱的有限梳理[J]，图书与情报，1996(4)：24－27，

[8]孟广均，徐引篪，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54，

[9]沈固朝，两种情报观：Information还是Intelligence?――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e”的思考[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9(1)：22－30，

[10]刘新文，信息、情报概念辨析[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9(4)：16－19，

[11]缪其浩，日本的情报概念及其对情报工作的影响[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8(6)：6－9，

[12]周智佑，再谈对科技情报正名为科技信息的看法[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4)：34－36，

[13]姚健，中日文情报科学术语的相互关系――试析中国情报学亦应更名的根本原因[J]，情报资料工作，1998(6)：6－9，

[14]姚健，信息和情报两个术语的英汉对译问题[J]，图书馆建设，1992(3)：42－43，

[15]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汇编，发展前行中的科学技术名词规范化事业――第五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05－2010)[M]，

[16]Infoterm，术语政策指南：不同语言社会背景下术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M]，巴黎：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2005：32，

[17]Infoterm，术语政策指南：不同语言社会背景下术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M]，巴黎：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2005：6，

[18]李健民，面向翻译的术语教育[J]，中国科技术语，2010(4)：2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