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的休闲传播责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09)10-064-03

摘要：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休闲活动开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看上去很轻松的休闲其实蕴涵了关于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深刻含义。在这样的时代中，大众媒介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应该有一个更加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休闲，来给予休闲更有价值的传播。

关键词：大众媒介；休闲；传播

一、休闲的界定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重心已经从政治生活转向了经济生活。休闲活动开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包含了人们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里的全部活动。“休闲”作为一个概念，可以从很多的层面对它进行考量。

(一)休闲的各种代表性界定

亚里士多德曾经将“休闲”定义为：“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状态(absence of the necessity of being occupied)”。这种状态也是一种“冥想状态(a mood of contemplation)”1 德国哲学家皮珀对休闲的定义是：“休闲是一种心智上和精神上的态度，它并不只是外在因素的结果，也不是休闲时刻、假日、周末或假期的必然结果。它首先乃是一种心态，是心灵的一种状态。”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在《社会主义和文化》一文中指出：“休闲可以看成是自由的活动，劳动则可以看成是强迫的活动。休闲是做你喜欢做的事，而劳动是做你必须做的事，做那些对自然本性来说是一种强迫的是，在此范围内你别无其他选择，或者是劳动，或者是挨饿。”

美国休闲研究学者约翰・凯利精辟地指出：“休闲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的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重要的发展舞台。休闲是以存在与“成为”为目标的自由――为了自我，也为了社会。”

著名休闲研究专家杰弗瑞・戈比这样定义休闲：“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喜爱的、本能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

(二)休闲的基本特征

基于各种关于休闲的界定，休闲应当具有那么几个特征：

1.休闲具有一定的可自由选择性

这是因为休闲具有从人类所处的各种各样的义务和约束中解放出来的属性。它还区别于“必须(have to)做点什么”的当为性。当然，如果某次休闲活动是被强迫参与的话，就处于准休闲状态，也就是说休闲行为中包括义务性、目的性、商业性等非休闲因素。在现实情况中，纯粹的休闲不太容易存在，就像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休闲的本质不能完全排除义务的概念，休闲在集体或者组织中总要受到一定的社会约束。

2.休闲可以表现自我并创造价值

休闲是身体的、精神的、情绪的自我表现。休闲作为人生中的自我表现，自我解放以及达到自我满足的手段。不同的个体对于休闲的理解是不同的，由于这种不同，休闲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个体对自我的认识。

另外，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空闲时间，它也不仅仅代表着一种对日常生活的逃离，人靠休闲得到自我的完善，所以，休闲的价值体现在休闲行动中。它不仅具有培养自由心性的性质，而且能提高个性价值。

3.休闲是生活方式的表达

杜马哲迪尔认为，不能仅仅把休闲看成是社会行为的一个明显类别(category)，它是伴随任何生活的行动方式。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存在，休闲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从奴隶制社会开始，到现代社会，休闲从某种角度上说，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

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但同时带来严重的分配不公，凡勃伦(Veblen)对当时社会体系和结构分析后认为，历史上被统治阶级的物质生产劳动是辛苦的、无用的，表现在其懦弱性和劣等性之上；相反，统治阶级的精神劳动创造是更有效、更有意义的。由此形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产生了在休闲领域里展示统治阶级成功的人生，并在被统治阶级中得到认可的倾向。休闲是显示社会身份的经济象征，是区分上流阶级与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是用金钱消费来显示处于优越地位的姿态。“拒绝劳动不仅是体面的，值得称赞的，而且成为保持身份的、礼俗上的一个必要条件。”

二、我国当下的假日休闲情况及存在的矛盾

在全世界的共同见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可自由支配时间。据测定，20世界80年代中期，我国职工业余时间的自由度约为12％，目前已经上升到了25％左右。更多的休闲时间为大众从事各类自由活动提供了时间保证，而且增加了参与各类休闲活动的自由度。同时，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也为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在逢年过节中，大家同时拥有了空闲的时间，消费的热情和愿望有了一个集中的表达。

然而，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呼声中，假日的休闲消费和休闲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包括我们可以亲身感受到的，还包括我们不太容易察觉的。

矛盾一，抱怨着去“扎堆”。中国城镇居民的休闲需求日渐增长，有钱有闲的时候，选择度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然而，本来想逃离工作压力的人们出来一看，发现这世界原来有那么多的人。但是，因为拒绝了集中的假日休闲生活，也就意味着拒绝了共同回忆带来的温暖。为了和大家一样，一样的走出家门，一样的揣着钱去旅游去消费。游客不惜在“不知道是看景还是看人”的抱怨声中，依然为“黄金周”贡献着“拥挤系数”，假日旅游让人又爱又怕。

矛盾二，看上去很美的“黄金周”。根据国家有关数据统计，1999年之后的旅游总体收入呈平稳略降的趋势，直观地说明了黄金周制度的引入，并没有对旅游总体收入的增加起到明显促进作用。就是在1999年9月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出台后，2000年的“五一”长假极大地激发了居民的旅游热情的背后，也直接造成了近5个月的市场回落。

矛盾三，哪里才是休闲胜地。在2007年的“十一”长假，一系列与旅游、服务业相关的数字被再次刷新，因为消费者的集中出行，景区开发与景区自然、人文环境的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在假日期间，政府为了应对长假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公共管理问题及各种突发事件，需要额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上面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休闲生活不单是一种可以与休闲经济、休闲产业联系起来的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更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休闲生活不是集中在某一段时间内的集体行为，也不是单纯的感官享受、消遣娱乐，而是使人能够获得愉悦、快乐和满足的体验，使人走向自我的完善和发展。

三、大众媒介在休闲传播中担负的责任

媒体文化对社会消费进行引导，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首先是通过对具体的、个别的商品的购买和消费；其次是对生活方式消费的组织和引导；最后是开辟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领域。有意或者无意的，媒介都会不同程度的利用传媒强大的渗透作用，对休闲生活进行引导甚至是控制。然而，因为出发点是经济利益，媒介在最终将会失去对休闲价值的判断。

大众媒介在进行休闲传播的时候，因为要考虑到竞争、利润的问题，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时候，很容易将休闲纳入到吸引大众眼球的方式中来，从大众文化的视角出发，让手中消费的不仅是金钱，更是“时间”和“注意力”，这种背景下营造出的媒介休闲文化会具有很大的强制性。

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他的《自由与新闻》中提出了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由于“拟态环境”的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7

存在决定意识，当大众将“拟态环境”当作客观世界来看待的时候，“拟态环境”的价值观会对大众产生影响，从而形成的大众文化又反过来影响着媒体对“拟态环境”的构建。大众传媒所反映的休闲文化，通常表现为感官快乐、身体的放松，也十分注重通过游玩娱乐的方式来进行休闲。

但是，不能只停留在这种浅层次现象和休闲生活方式的引导上。媒体应该看到，并引导大众一起认识到，休闲对自己、对社会都有弥补、完善、平衡的功能。只有媒体自身真正理解休闲在个体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才能正确地传播休闲的内涵。而不是简单的将休闲看作是现代紧张生活的一种缓解。

如果将假日休闲的传播局限于消遣性的、娱乐性的活动，甚者是一些低俗的休闲方式上的话。假日就不再具有休闲的意义，而沦为一种消磨时间的代号。假日中的大众媒介扮演的角色无非是消费浪潮的推手。久而久之，大众对于休闲的理解还是那样的浅薄，因为不懂得如何享受休闲生活，即便有再多的空余时间，也只是一片茫然。没有丰富内涵和准确价值观的支撑，年复一年的假日休闲报道将会毫无生机。

四、大众媒介引导休闲传播的思考

(一)大众媒介要认识休闲教育的必要性

根据一项由中国科技部和文化部联合资助的“中国公众闲暇时间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表明，目前整个中国社会对闲暇时间的价值缺乏正确认识，休闲教育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虽然近年来公众的闲暇时间整体上有所增加，但是用于学习知识、阅读报纸、书籍的时间却在减少。非在业者的闲暇时间分配往往以闲置形态出现――城市下岗失业者平均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仅占闲暇时间的1.03％，而户外休闲活动约40％的时间用于质量不高的逛商场等活动。

调查还指出，目前状况下，中国公众的休闲时间还处于“放任自流”状态。闲暇时间的利用空间狭小、观念陈旧、休闲情趣单一、技能缺乏，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公众缺乏对闲暇时间科学合理的利用与分配。该研究呼吁，政府应加强国民的休闲生活教育，填补中国休闲教育的空白，让公众更科学地利用闲暇时间，进而对身心健康和生活方式产生积极影响。8

目前，我国的学者进行了很多关于休闲教育的研究，可以说，从人一出生开始，就面临着休闲教育。但是，就学校的系统教育来说，休闲教育是缺位的，从小学到大学，并没有完善的课程教会我们什么是休闲，应该怎么样合理安排自己空闲时间。

笔者认为这不仅是教育观念、教育体制的问题，还是受社会文化影响的表现。大部分阶层的人还是将工作放在生活的第一位，没有意识到休闲重要性，甚至认为休闲就是空余时间里随便玩玩。这些不正确的休闲观念也为我们进行休闲教育形成了阻碍。

其实，无论是从人作为个体谋求自身发展和完善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考虑，休闲的教育十分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媒介应该在休闲传播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二)假日休闲传播应该涵盖各个阶层

当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价值的体现。虽然在生活方式上，仍然存在不同的阶层分别扮演引导和模仿的现象，但是假日休闲不再只是“有闲阶级”的特权，而是普通大众都能享受到的权力。

目前的中国处在社会转型中，根据社会学界的调查，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佣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其他不能确切区分的阶层。9

这些不同的阶层，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各有特点，意味着不同层次的受众对假日休闲文化的需求也有所不同。无论是从商业竞争的角度还是从扩大假日休闲传播涵盖面的角度考虑，大众媒介都有责任根据自己的定位，对传播的理念、版面设置、报道内容以及传播途径等等进行调整。

(三)处理好“跟在后面”与“跑在前面”的关系

大众媒介为我们传递了信息，即便是在新闻制作的整个过程中，不可能绝对的避免个人价值观等因素的渗透，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另一种角度，它们也是记录社会变化的文本。

在假日报道中，无论是喜庆的节日活动，还是“乐极生悲”的各种事故，新闻总是很快传播开来。由大众媒介组成的对于假日的报道，记下了我们对于长假休闲生活的变迁，2005年后各种矛盾凸现的报道也成为我们进行假日调整的依据。这种视角中的大众媒介，是“跟在后面”，以求成为“麦田的守望者”。

然而，大众媒介的作用不仅仅只是观察与记录，它还应该有引导和塑造观念的功能。格伯纳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story-teller)，而且是缓和社会各异质部分矛盾与冲突的“熔炉”(melting-pot)，在这个意义上它还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culture arms)。因此，大众传播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中教育和宗教的作用。10

在假日景区拥挤、交通事故率上升、社会资源浪费、自然景观遭到破坏等等问题频发的背后，媒介是否应该反思：面对这些现象，除了客观全面地报道，还能够再做些什么?如果能具备一些“跑在前面”的思想，承担起正确引导的职能，那么部分社会矛盾是否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呢?

(四)不可不担的“社会责任”

在各种节日中，大众媒介呈现出一番热闹欢腾的同时，不断地告知、引导受众的消费。然而，不能因为假日是欢乐的，报纸就变得飘飘然。换掉硬新闻严肃的面孔，穿上大众文化时髦外衣的时候，作为社会公器，大众媒介更要清楚自己身负的责任。

当经济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大众媒介也不断的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如果将大众拥有的空闲时间作为进行经济活动的客观条件，借假日之名无所顾忌的开展各种“营销”，那就很可悲的沦为了市场运作中的一颗棋，完全丧失了自己理性独立的立场。

如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1948年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文中指出：大众媒介是一种为善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同期的美国在“媒介集中和垄断的加剧使媒介越来越被少数人所控制，而大多数人则越来越失去表达自己意见的手段和机会“的背景下，提出了“社会责任”理论，以期解决私有媒介的传播内容在盈利动机的驱使下，越来越有浅薄化、刺激化、煽情化，严重地危害了健康的社会道德规范，并带来了不少深刻的社会问题。11

在“休闲”的光环下，我们常常轻松的认为各种娱乐、消费引导的报道可以不像其他新闻有如此严格的硬性要求。久而久之，在这种文化大熔炉里，看似客观报道的假日报纸对休闲生活、休闲方式的引导并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倒是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推波助澜。

休闲，对于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既轻松又严肃的话题。说它轻松，是因为它让的目的在于让我们得到最大限度的放松；说它严肃，是因为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有太多偏颇和诱惑。假日报纸只有正确认识了休闲的涵义，将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才能在大众文化和经济利益面前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去引导一种真正解放的休闲文化。

参考文献：

[1][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2][德]约瑟夫・皮珀：《节庆、休闲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3][美]莫蒂默・埃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4][美]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5][美]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6][美]托斯丹・本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1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调查显示：休闲教育在中国一片空白》载 http: ， 2004.3.16

[9]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禹建强：《传媒市场化的陷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