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益侵害与保障问题的博弈分析

摘 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被侵害已成社会顽疾,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农民工缺乏有效率的工会组织,因而其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导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被侵害的根本原因｡因此,组建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工的利益并拥有一定政策影响力和法律独立性的工会组织是必要的,同时,政府应主要以公平作为其施政目标,杜绝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促进农民工权益保障逐步走向规范化｡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劳方;资方;政府;工会

中图分类号:F24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2-0063-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公经济快速发展,繁荣了市场,吸纳了大量民工就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其合法权益却屡被侵害,这类事件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大隐患｡本文拟采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结合静态博弈模型,从农民工(以下简称劳方)､私营企业主(以下简称资方)和政府三方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建议｡

一､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博弈分析

博弈首先在劳方与资方之间展开｡因为,如果劳方和资方不发生纠纷,则作为调解人的政府一般不会介入干预｡在这里,劳方的利益目标是以最小的劳务支出换取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资方的利益目标是实现成本控制的最小化或投资回报的最大化;政府的利益目标是实现整个区域或国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追求经济和税收增长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的和谐化｡①在劳方和资方的博弈过程中,为便于分析,笔者作以下假定:A､参与博弈的劳资双方都是经济理性的,且“理性”是双方的共同知识;B､假定双方对于博弈结构只拥有有限的主观认识,这些认知来自于过去的经验,且只在博弈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这些认知才被修改;C､在劳方和资方之间的二元主体博弈中,资方有两种战略选择,即善待劳方和虐待劳方;劳方也有两种战略选择,即要么妥协,要么斗争｡②

(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的劳资博弈

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直是买方市场｡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产生了大量劳动需求,但是数以亿计的近乎“无限供给”且缺乏有效组织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仅压低了劳动报酬,而且使劳方实际上处于劣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资方知道,并且劳方也知道资方知道,即使资方选择虐待劳方,劳方也不会选择斗争行为,因为外面还有排着长队的打工者在时刻准备替代自己,选择斗争极有可能被炒鱿鱼;而新的就业机会又相当稀缺,重新找工作势必花费很高的成本｡因此,选择斗争代价太高,这使劳方即使面对资方的虐待也只得忍气吞声｡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的愿望过于迫切,偏好效率甚于公平,即使部分资方虐待劳方,政府也倾向于听之任之｡这样一来,劳方即使吃了亏也是诉求无门｡因此,劳资双方形成一种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面对资方的虐待,劳方只有选择妥协;认识到劳方总是选择妥协,则资方必选择虐待｡双方博弈的战略式表述如图1所示｡

劳方的博弈利益主要表现为工资或福利待遇相对上升所带来的收益增加;资方的博弈利益表现为工资或福利支出减少,从而成本下降,利润增加｡劳方和资方任何一方的行动选择都会影响双方利益｡如前所述,预期到劳方总是选择妥协,则资方的选择取决于对自身净利益的考虑,即B1和B2的大小,显然,B2>B1,资方会选择虐待｡资方选择虐待,劳方不会选择斗争,因为A4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劳资博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诸多因素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

首先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影响中国个私经济发展的思想桎枯得到清除,东南沿海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由此产生大量的劳动需求;而作为劳动供给方的中西部地区,其农业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相对提高,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对农业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使农民的务农收入与外出务工收入的差距相对缩小,外出务工机会成本上升,这就使得农民工的打工收入预期提高,但东南沿海地区所提供的务工待遇却长期不见改观,从而造成中西部人员选择外出打工的意愿下降｡劳动需求上升而劳动供给意愿下降,这两方面因素使得劳动力市场逐渐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就业机会增多使寻业成本下降,劳方不满现状可以较低成本跳槽,或干脆回乡自筹职业｡所以,当劳方面对资方虐待时选择斗争的成本下降,而资方以解雇相要挟的威慑力也下降｡劳方行动选择变量增加,博弈筹码亦增加｡其次,这一时期政府多次为城镇职工增加工资,使得城镇职工收入增长较快;相比之下,农民收入则增长缓慢,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出口严重受挫,导致大批民工返乡,进一步恶化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也随之增加,这些变化迫使政府调整其利益目标,从以往的过于偏好经济效率转向同时注重效率与公平｡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旨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措施陆续出台,比如,用人单位要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招用农民工须签合同､不得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加班应付加班费,等等｡③政府新的政策动向使劳方的维权意识增强,资方虐待劳方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然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却日益激烈,资方靠虐待劳方以减少成本支出､增强产品竞争力的愿望更加迫切｡资方不肯让步,而劳方在原有博弈格局中又无法实现其应得利益,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劳方势必采取偏离原纳什均衡的策略,针对资方的虐待行为进行斗争,双方新一轮博弈拉开了序幕｡

如图2所示,资方对劳方的长期压榨使劳方“妥协”的收益不断下降,同时,由于行动选择变量增加,劳方选择斗争的机会成本下降,而收益则相对提高,最终出现C4>C2｡因此,给定资方选择“虐待”,则劳方将选择“斗争”,双方博弈的均衡为战略组合IV｡

但劳方选择斗争对双方都会带来不利影响｡一方面,劳方要因此承担一定的成本,包括行动成本和可能的社会成本(找老板麻烦的雇工一旦为人所知可能面临不会再受雇的危险,如果触犯了法律甚至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等等｡),因此在短期内C4未必大于C2,在个别情况下甚至会有C4

所以,战略组合IV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尽管如此,由于在长期内有C4>C2,所以,给定资方选择“虐待”,则劳方的最优选择为“斗争”｡由于资方选择“虐待”可以在低成本下增加收益,即有D4>D3,因而资方缺乏调整策略的激励｡双方都没有进一步改变行动选择的动机,于是民工权益纠纷涌现｡

二､政府与劳方和资方的博弈分析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解决劳资纠纷的最有效力量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工会利益表达对于稳定劳资关系､增强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以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会组织发展却严重滞后｡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少原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会组织被撤并,而留存下来的以及新形成的工会组织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管理方的附属部门,未能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另一方面,新兴的非公有企业对建立工会组织和开展工会活动则采取不合作态度,再加上进城务工人员流动性太大,不易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从而导致非公有企业工会组织发展更加滞后｡在一些诸如煤矿爆炸､随意解雇工人､拖欠和克扣工资､加班却无相应报酬等等严重侵害职工权益的事件中,很少看到工会在维权方面有所作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民工权益纠纷日益严重,而企业工会组织又不在其位,劳资冲突无法有效协调,必然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政府也认识到,如果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则经济效率终将丧失｡所以,劳方针对资方的“虐待”而采取的斗争行动促使政府进一步调整其利益目标,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和社会稳定｡这样一来,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势所难免,从而使原先的劳资二元主体博弈演变为有政府参与的三元主体博弈｡由于政府介入的最直接原因来自于劳方的诉求,所以,政府与劳方的博弈要先于政府与资方的博弈,并且政府往往要视劳方的行动选择而做出相应的抉择｡

(一)政府与劳方的博弈分析

为便于分析,笔者再作假定如下:A､参与博弈的劳方和政府都是经济理性的,且“理性”是双方的共同知识｡B､劳方和政府都各有两种战略可以选择,其中,劳方要么“妥协”资方的虐待,要么“斗争”资方的虐待(劳方的“斗争”分“一般斗争”和“强烈斗争”两种情况讨论);政府则根据劳方的选择对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或“严加管制”｡④

先考虑劳方“一般斗争”的情形(见图3)｡如前所述,给定资方选择“虐待”,劳方不会选择“妥协”,因为E1

一般来说,政府采取“严加管制”比采取“放松管制”所承担的成本要高｡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严加管制保护了劳方的利益而使资方的成本相对上升,因而在短期内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政府税收收入减少;相比之下,放松管制由于不具有强制性,对资方约束力较小,因而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影响不大｡二是,劳方的“一般斗争”使资方面临的社会压力较小,若政府采取严加管制,资方难以接受,反过来也会提高政府的行动成本｡从政府所取得的收益来看,尽管“严加管制”有助于消除社会不公及维护社会稳定,但由于劳方“一般斗争”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较小,若政府选择“严加管制”,其所取得的社会收益并不大,因而理性的政府更倾向于选择“放松管制”｡可见,劳方选择“一般斗争”时,政府选择“放松管制”优于“严加管制”,即存在F3

劳方如果选择“强烈斗争”(见图4),就会威胁到社会稳定,甚至有损政权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不严加管理,则经济效率终将丧失,甚至面临失去民心的危险｡此时,政府维持“放松管制”的机会成本急剧上升,而选择“严加管制”的社会政治收益相应变大,且长期经济效率也将因此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劳方的“强烈斗争”也使资方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所以,政府的“严加管制”容易奏效,实施成本相对下降｡因此对政府而言,存在H3>H4,战略组合Ⅲ(强烈斗争,严加管制)是惟一的纳什均衡｡劳方的合法权益有望得到一定保障｡

(二)政府与资方的博弈分析

设置分析的前提条件如下:A､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会利用其行政管理职能,通过制定劳动标准和处理劳动争议来规范劳资关系｡在这里仍将政府看作理性的经济人｡B､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资方的利益是一致的,即不考虑资方之间对劳动资源争夺的竞争关系｡C､仍假定政府有两种战略选择,即要么“严加管制”劳动力市场,要么“放松管制”劳动力市场;资方也有两种战略选择,即要么“接受”政府的管制,要么“拒绝”政府的管制｡

政府在与资方博弈时处于行动选择的优先地位,而政府采取何种行动又取决于劳方的抉择｡如前所述,若劳方采取“一般斗争”,则政府必选择“放松管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方的既得利益不会受到损害,所以其最优选择是“接受”(见图5)｡如果劳方采取“强烈斗争”,则政府选择“严加管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资方是选择“接受”还是选择“拒绝”,其收益都会减少,即存在J1

三､对三方博弈的进一步说明

应该指出,在工会职能缺位的情况下,劳方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导致劳方的合法权益屡被侵害的根本原因所在｡劳方的弱势地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方的组织能力弱,表现在:劳方是一个缺乏组织的分散的群体,单个劳方或单个民工群体的维权行为具有正的外部性,这使劳方的维权激励不足,从而诱使资方刻意侵害其合法权益,并从中获益｡二是劳方的信息能力弱,[2]表现在:劳方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信息的收集､处理和运用等方面能力较为欠缺,这使劳方与资方实际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资方拥有的信息优势为其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劳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但由于信息缺失,劳方本人可能并不知情｡三是劳方的谈判能力弱,劳方所从事的基本上都是简单的手工劳动,相互之间具有很高的就业替代弹性,这使其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况在劳动力市场为买方市场时尤其明显｡弱谈判能力使劳方必须向资方让渡一部分权益作为代价来获取就业机会｡综上可见,工会职能缺位是劳方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病根所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方从“妥协”到“斗争”的转变揭开了隐藏已久的侵权事件｡而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严加管制”则导致劳方从“一般斗争”向“强烈斗争”的转变,这种转变具有必然性｡一方面,劳方知道,要有效对抗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必须“要闹就闹大”｡原因在于,“强烈斗争”比“一般斗争”具有更严重的破坏性,甚至会导致社会失稳,这就严重背离了和谐社会的目标,背离了政府偏好,因而是促使政府介入干预的“强激励”｡另一方面,“强烈斗争”能够更有效地向政府传递信息,也许政府的确有诚心在维护劳方权益上有所作为,但是,由于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政府无法有效获得此类信息｡这样,即使劳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而政府实际上并不知情,也就无法及时作出反应｡事实上,9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在劳方权益保障上的不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此类信息传导不畅造成的｡90年代中期以后,劳方的强烈斗争使政府能够了解到这类信息,从而促成了政府的介入干预｡“强烈斗争”能有效疏通信息传导渠道,引起社会关注,获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因而大大增加了劳方维权成功的概率｡显然,这势必会导致巨大的社会内耗｡

然而,政府是作为机会主义者介入干预的,表现在政府会在效率(“放松管制”)与公平(“严加管制”)之间进行抉择｡如果效率的机会成本较小,则政府就选择效率;反之,如果公平的机会成本较小,则政府就选择公平｡若政府选择效率,就意味着政府愿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民工权益受损为代价来追求经济和税收的快速增长;反之,若政府选择公平,则意味着政府愿意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和税收增长为代价来实现社会公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可望得到一定保障｡显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左右着民工权益的保障;进而,政府的这种行为又会诱使资方采取机会主义行动并刻意侵害民工的合法权益｡尽管中央希望地方在民工权益维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地方消极应付,这使中央的有关政策法令在某些地方面临失灵的窘境｡这是地方政府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情况也表明,地方比中央具有更强的机会主义动机｡再由于缺乏工会的有效保障,加之政府并不是总能真正代表劳方的利益,因而民工的合法权益倍受资方侵害,民工维权争端层出不穷｡政府则疲于应付,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使政府的努力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其解决之道也是高成本的｡[3]

四､建议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组建富有效率的农民工工会组织,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权益受侵害的问题｡这是因为,农民工工会能够代表劳方采取集体行动,因而能够消除个体维权的激励不足问题;另外,农民工工会在提供信息和组织谈判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因而能够有效制衡资方对劳方的侵权行为,这显然有助于减少社会内耗,节约社会资源｡所以,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工的利益并拥有一定政策影响力和法律独立性的工会组织是必要的｡政府应积极支持非公有经济部门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促进其职能的不断完善,让工会在农民工权益维护上发挥重要的制衡作用｡这应当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的题中应有之意｡[4]

政府应主要以维护社会公平作为其施政的目标,[5]而把效率留给市场,以杜绝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样民工权益受侵害的程度会减轻｡另外,中央应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不应过分依赖地方的经济增长及向中央贡献了多少税收来评判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社会公平才是政府的终极归宿｡⑤

注释:

①如不作特别说明,文中所指“政府”皆可视为由中央和地方组成的“政府集团”,并且二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即,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讲求社会公平｡容易推断,在效率与公平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政府”会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②在这里,斗争是指农民工以私下解决的方式来维权,比如辩理､堵路､围攻､绑架､跳楼､自焚､杀工头､杀老板等方式｡

③政府在这一时期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比如《国务院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2003年1月5日)､《全国总工会关于切实做好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工作的通知》(2003年8月4日)､《国务院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2003年11月22日)､《国务院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年6月1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年1月31日),等等｡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尽管严重滞后并且遇到了执行不力等问题,但毕竟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④“放松管制”是指政府仅以宣传教育或道义劝告等非强制性手段来规范劳动力市场;“严加管制”是指政府运用立法或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来规范劳动力市场｡可以认为,当政府选择“放松管制”时,它便选择了“效率”;当政府选择“严加管制”时,它便选择了“公平”｡

⑤诺思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政府是一种向其选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协定,并因此而获得税收｡这说明,如果不考虑外敌入侵,则政府应是一个提供公正的单目标决策者｡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总工会劳动关系代表团.关于美国工会及集体谈判工作的考察与思考[J].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05,(4).

[2]郑英隆.中国农民工弱信息能力初探[J].经济学家,2005,(5).

[3]振华.农民工维权的难点与破解之策[J].政府法制,2006,(7).

[4]卢建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探究[J].经济问题,2008,(3).

[5]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Game Analysis on Infringement and Guarante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Workers

Lu Jian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come a social persistent ailment that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workers are repeatedly infringed. 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issued series of measures, this problem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ly resolved. Rural workers are in a weak position against the private entrepreneur due to lack of efficient labor unions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being frequently infringed.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legally independent labor unions which can truly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rural workers, and which can exert some influence on the policy mak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equity as its main administrative objective and stop its opportunism behaviors so as to promote the gradual standardization of the guarante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workers.

Key words: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workers; labor; capital; government; labor 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