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目光的交叉:医.译.疫.议.艺

瘟疫与人

威廉・H・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瘟疫与人》1976年出版于美国，1977年和1979年两次在英国出版，1994年重印。1980年，陈秋坤写了第一篇中文书评做了介绍。该书1985年，以日文出版；1998年，以中文繁体字出版；2010年，才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在国内出版。

但凡翻过该书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诧异，因为在2010版的《出版前言》一开始就这样写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就这一段关于“环境”的内容和出版社的名称，似乎与书名《瘟疫与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仔细琢磨一下：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瘟疫、人之间又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它们都是医学社会史范畴里所要考察的重要内容，有着极为深刻的相关性。

医

该书在内容上极具开创性，以至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教授(Keith Thomas)在书评中强调：“他(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合并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而从医学(流行病一瘟疫)的角度构建世界历史的图景是极具挑战性的，这不仅需要在宏观视野上洞察人类思维的能力，在方法上将中西医学和历史进行有机的结合，还需要在知识领域里耐心细致的比较和分析。

100年来，谨慎的医学史家都不曾用“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的分期与转变来笼统地勾勒医学的图景，唯恐这样会歪曲医学的本来面目。确实，在当代医学的历史建构中，始终有两个诱惑，一是“镜子”(mirror)，一是“水晶球”(医学社会学的互动学说)。医学家和医学史家都急于寻找和宣称找到了一面镜子，可以依照历史的时序，平面、客观、真实、有序地记录医学的演进历程，从而形成事件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和观念的历史。以求避免医史学家的精神辨析、评论和哲学书写，担心自己会落入“水晶球”(曾经被心灵师作为道具)的历史猜想和玄思的幻想中，遭人诟病。

在医圣希波克拉底那里，医学=美德+技艺(技术与艺术)，医术的第一要义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或者至少减轻病人的痛苦。……要对病人证明医术不仅存在，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希波克拉底文集》(72篇，53题)的两大主题就是：德行与技艺。在中国，最早将医学定格为《易》学，其一，“医者，易也”(变化的学问)，医学是一门自然哲学；其二，“医者，臆也”(由臆达悟)，医学的方法是思辨与类比(观察)；其三，“医者，艺也”，成乎在个体修炼。可见，在中西不同文化观念的背景之下，医学和史学的结合将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恐怕唯有读者才能享受万花筒里奇妙的景象和一路带来的巨大启发。

译

《瘟疫与人》的作者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后于康奈尔大学取得历史博士学位，返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87年，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攻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通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1996年，成为首位非欧洲人士获得伊拉斯谟奖(Erasmus Prize)。其著作《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世界史》(A world history)、《西洋文明大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 handbook)、《人类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权利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等在学界均产生极大影响。而《瘟疫与人》是他最有名气的一部书，至今是这一领域里的权威著作。在他看来，人类文明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文明的发展走向必须放在文明之间互相交流的背景下来考察和叙述。这种交流，包括战争、劫掠和征服，商队和跨海的贸易，宗教和观念的传播，技术和工具的传递，体制和管理方法的互相影响，物种的传播，以及细菌、病毒、疾病和瘟疫的传播。

就其翻译，台湾学者刘士永对其翻译评价道，“……在专业领域内的翻译可谓精确而恰当。相较于过去片段的翻译引用，中译本在病理征候乃至于传染模式方面，一般说来也比较符合作者的原文……”当然，如果读原著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比如，书名“Plagues and peoples”，在笔者看来却蕴涵着多种瘟疫与多人群间的跨时空性互动。

疫

麦克尼尔认为疫病史的研究是“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并以此语为“缘起”标题。他在书中这样陈述他的观点：“由于战争和贸易往往被载入史册，而发生于无知无助的边疆乡民中的瘟疫却无人记载，所以历史学家至今未能充分注意城市环境植入文明人血液中的生物武器。”他的观点，“不仅对恩格尔医学模式改变之论提出了挑战，而且开拓了史学的视野，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据标志性的地位……”

全书除《引言》外，共分六章，分别是第一章《狩猎者》(Man the hunter)介绍史前时代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第二章《历史的突破》(Breakthrough to history)则是探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人类所遭受的疫病以及与疫病逐渐调适的过程。第三章《欧亚大陆疾病的融通：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1200年》(Confluence of the civilized disease pools of Eurasia：500B.C.to A.D.1200)则主要阐述了这一时期内的疫病史，物资的交换与传染病并行，疫病的发生与否直接影响人口的减少与增长。第四章《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1200－1500年》(The impact of the Mongol Empire on shifting disease balances，1200－1500)论述了这一阶段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如鼠疫杆菌、黑死病等。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Transoceanic exchanges，1500－1700)则谈论到这200年世界疫病的状态。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1700－》(The ecological impact of medical science and organization since 1700)详述了18世纪以后人类的疾病史。

其实，伴随着文明的汇流，瘟疫

也在和不同地域的人们亲密接触(first touch)。这些疫病既能使一个群体遭到灭顶之灾，如阿兹特克人因天花败于科尔特斯(Cortes)军队，首都被摧毁；也能使之成为常见的“儿童病”(childhood disease)，形成稳定的适应模式，如人痘术的发明，有意识地为孩子接种天花，较早地在中国民间使用，并在亚洲许多地区作为民间行为传播开来。如果你能行走在疫病与社会史交织的时空隧道里，就有机会察觉到作者为你所勾画和展现的竟是一幅动态的图景。

议

本书的话题始终是开放的。比如，关于民俗与疫病(epidemic disease)的话题。在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上记录了安阳某王卜问：“今年有瘟疫吗?它会致死吗?”一事，专业的占卜者在牛的肩胛骨上以文字形式记录，以便在祭仪时寻求神明的帮助。而蒙古游牧部落则有应对感染鼠疫的一套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活动懒散的要避免接触。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等等。如果说上述民俗活动是基于世俗生活的经验积累，共同构成了普通人的观念与思想的精神世界，从而拉开了民间信仰与疫病史的勾连，那么，宗教同样与疫病史有着内在的联系。

穆斯林先知关于如何应对瘟疫的训诫则更是备受重视：“当你知道某地有疫病，就不要去那；但如果它就发生于你所在的地区，也不要离开”，“死于疫病的人是烈士”，“真主折磨他想折磨的人，这是惩罚，但他对其中的信徒也会施与一定的仁慈”。而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同样将瘟疫看做上帝愤怒的征兆，在《旧约》和基督教传统中备受尊崇，他们自己的宗教信念承认，超人的力量无不显现在发怒的神的身上。于是，他们将史无先例的瘟疫自然归结到超自然的原因。

更为有意思的话题还延展至语言与瘟疫，如公元前30世纪，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语在日常生活中被闪米特的阿卡德语所取代等。此外，关于社会流动与瘟疫的议题，以往学者们会认为在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中存在所谓的“推力一拉力”，而在麦克尼尔深邃的笔端，却有一种独特的沉思，“一般情况下，农村肯定更有利于健康，泛滥于城市的各类传染病不太可能波及农村居民。但另外，当传染病真的传入农村，那就会产生比在城市更严重的后果，因城市人口已有患病经历而部分获得免疫力；而且，许多农民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对任何的传染病都格外敏感。”显然，疫病作为变量对城乡的互动是有着极为精致的理论模型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艺

回到文章一开始“会觉得有点诧异”的地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瘟疫、人这四者的相关性到底是什么?如果“它们不是独立科学所表现的单独分离的团块，也不是在空间随意指向――它们都关联着，逆着箭头的方向望去，它们似乎都源于一个共同的起点”；那么，我们可以无限追究下去，“那个能追溯所有解释的起点，就是我所谓的终极理论”。终极理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197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S・温伯格推出了可能的终极理论的后选者是超弦(superstring)；按照孔德最初创立社会学的想法是建立一个社会物理学，而在寻求终极真理的漫漫旅途上，我所知道的则是应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要摆脱“艺”的迷思(myth)，就要从自身文化中解脱出来，从而不把自幼习得的行为当做全人类都自然的、在各处都应有的。

当然，诚如《瘟疫与人》的作者“麦克尼尔从病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纵横捭阖，确实提出了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醒的认识。如果说，这些具体的认识不少还有重新探讨，至少是进一步论证的必要，那么，麦克尼尔在具体的论说中表明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管是否完全正确，都是值得每一位读者重视并予以认真思考的”。例如，在传统意义上，流行病曾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大影响，“在很长时期内所有人都认为流行病是纯粹的疾病”。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尚无法企及终极真理，至少我们通过阅读该书，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在该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先于初民就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无论你信或不信，《瘟疫与人》、瘟疫与人就在那里，你可以不读它，但受损的肯定不是它……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