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软实力”

【前言】中国“文化软实力”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或许专家在发现此处实际上存在“双重标准”问题后，会说“各方只要学他人母语都体现母语拥有方的软实力”，而这样“一致标准”下做出的论断仍然不妥。语言是工具，也可以看做技术性的东西，它是中性的，文字、语音、语法也并不等于先进或落后的语言内容。当一种语言的...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

“压缩”概念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他说硬实力是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软实力则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他指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另一位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欧维纳则认为：“军事以外的影响力都是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这个定义和约瑟夫•奈的提法在主要内容上重合，但“军事以外的影响力”囊括了太多的内容，从而使研究与表述遭遇许多困难。显然，采取“小型”的软实力概念，对研究者来说更有利。所有的软实力研究工作，均基于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而这样的理论、观点是讲竞争的学问。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所有涉及“国力竞争”的理论都会感兴趣，因为买主是国家，并且国家很乐意买。不过，“软实力”概念被借用到大陆之后，学者出于更方便的考量，没有原样照搬，而是进一步“压缩”了这个概念。他们的修正或发明体现在这一词汇：“中国文化软实力”。有评论称，这是“我国思想理论界值得关注的一件大喜事。”

“软实力”被提升

近日《2010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蓝皮书》由许多家声名赫赫的学研机构和高等学府联手推出，媒体报道说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咨询报告……集学术性、理论性、对策性、资料性、权威性于一体”。“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原来的“软实力”含义不一样了，它从“软实力”中，排除了本国“在国内外努力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又排除了本国“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应该说做出如此修正是狡黠与实用的，此举实际上为大陆“不好说”的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做出了某种注释。有学者强调，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对文化软实力下此定义：“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都是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且不管这种定义表述得是否清晰，只要所列举的具体事例、现象是清晰的，也可以将其视为清晰的研究成果。然而，问题是研究者似乎失去了在修正概念时表现出的狡黠，他们在陈列例证时，恰恰自证了自己根本搞不清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专家认为，电影的票房收入显示着特定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票房收入的增幅之大体现了文化软实力的逐步提升。“2002年中国电影票房不过10亿元，2010年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这个例证恰当地说明了大陆电影票价格升幅很大，而被视为提升了文化软实力，是否欠妥？学汉语的外国人多了，就被视为中国软实力明显增长。那么，中国全民学外语、考英文，外语程度成为升学、就业、升职的硬指标，这提升的又是哪国的软实力呢？

或许专家在发现此处实际上存在“双重标准”问题后，会说“各方只要学他人母语都体现母语拥有方的软实力”，而这样“一致标准”下做出的论断仍然不妥。语言是工具，也可以看做技术性的东西，它是中性的，文字、语音、语法也并不等于先进或落后的语言内容。当一种语言的“原主人”拥有领先的科学、技术、制度、思想时，对操其他语种的外人则颇多可借鉴之处。此情之下，“先生”一方的母语方成为强势语言，而对借鉴先进、掌握这门外语的一方来说，增强的是各种各样的“硬实力”。中国人、外国人学外语都是自身的“学文化”的行为，外国人学汉语和中国人学外语，都不等于给对方添加软实力，而是给学习者自己长了本事，双方互利互惠的事情。

文化发展“不平衡”

世博会、国家形象片被当作中国软实力提升的表现，这说法用统一的标准审视也站不住。

参观上海世博会美国馆的中国人，都看得出美国对在世博会上展示国家形象的漫不经心。美国的“国家形象片”，一度被公认为是最廉价、最粗糙的那种烂片。既然专家们把美国视为软实力最强的国家，或许应该联想到：规定了不刻意展示形象、不允许铺张显摆的那种软实力，才体现真形象和真实力；以美国为例，可见政府操办盛会和制作精美形象大片，与一国文化软实力之强弱或消长并无必然关联。我国软文化实力课题专家指出，中国文化软实力不足具体表现为四方面：包括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管理体制的制约、文化产业市场发育不成熟和文化出口能力弱。这些“不足”，说的都是内因，看似包括“自我解剖”和“对症对策”的内涵，但这“四个方面”的表述并无实料，不过是些含混之词的集合。“文化发展不平衡”，套用“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大体上指向一回事，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发达的部分，其实就是“现代化”特征明显的部分，而欠发达的另一端，正是“传统化”色彩浓重的部分。被认可为领先、成熟的地区，“西化”趋强，于是乎称其“现代”和“发达”，而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正是由于实力不足而“中式”有余。假如把文化特征作为软实力的评价标准，恐怕我们将看到的，便是“不平衡”中的先进和落后的位置完全颠倒――先进成落后，落后变先进。

回归原点

“文化出口能力”，究竟能说明什么？在外国劳作、居住的华人多起来，大陆文化出口必随之增多，但那大部分的需求其实是另一种“内需”。况且，从大陆出口的那些人，多半是冲着别国的软实力而去，就算文化出口能力大增，仅能因此就证明本国自身文化软实力确实增强了吗？

谈及“文化管理体制的制约”，文化体制无法与母体剥离，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文化体制、文化特质和产品功能，必须要和社会体制“综合配套”。

同时，外界权威专家对大陆的观察也并非客观。如约瑟夫•奈曾提出，“尽管中国的软实力与美国的相去甚远，但忽视中国正取得的软实力是愚蠢的，对美国来说，现在是需要更加关注亚洲软实力平衡的时刻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据此称“中国软实力崛起论是新版本”。

诸如姚明在NBA打球、高行健获奖、《卧虎藏龙》获奖，都被约瑟夫•奈当做“中国文化”走强的例子。他把进入某领域的“全球高端”当做了客观、中性的估价标准是不恰当的，因为用这些实例来证明西方文化的强势，同样依理可证。

宣示秉持的政治价值观，以及被此价值观主导的文化产品制作，没法对成熟的外部社会输出，而在此之外，民间文化活力尚未得到解放。所以，正面的文化软实力和强势的国际话语权，对当前的中国大陆而言，还只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集权社会中，政府的软实力和益于国民的软实力并不是一回事；公民社会产出的软实力和国家机器制造的软实力，不可相提并论。政治负实力、精神负实力和文化负实力，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而宣传和机构实体的扩张，并不能改变压抑之下的文化与智力的缺失状态。

在此问题上，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研究仍需回到原点：何为软实力？软实力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