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一、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方法论的双视角

（一）双视角的文化人类学内涵通俗地讲，就是研究者在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将自身定义为独立于对象之外的“局外人”，即客位，而没有以少数民族音乐的创作者、表演者和本土消费者的原生态文化心理去思考音乐创作和作品本身。过度的客位认知模式，带来的是对处于未经现代工业化理性改造的少数民族音乐的原生态内涵的误读，而无法还原其本来面目的过度主观性。众所周知，客观性是研究工作始终不能放弃的原则，而即便是文化研究，也不能放任这种过度主观的认知模式。（二）双视角之于民族音乐研究的必然性“双视角”研究视域正是基于这一思维方法背景而提出的。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忠于“第一历史”的真实性自然是首要原则。然而对于这种“客观性”则需要进行辩证的思考，即客观性终究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期待，是音乐研究者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结果的某种可能性预期。从认知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文化研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存在没有主观立场的研究行为。围绕着民族音乐研究的主位与客位的对立统一关系，既类似戏剧理论中体验派与表现派的区别关系，也类似于西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可知论与唯心主义可知论的争辩，其焦点都在于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者的主体性该以何种姿态面对研究对象，主体对客体的认知结果，是客体自身的规定性，还是带有主体烙印的表象。而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双视角视域方法论，从辩证法的视角出发，分别认识到了单纯的主位与客位都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因此旨在强调一种互为补充的理念，如上海音乐学院学者沈洽主张，为了比较客观地理解和认识对象，把握对象的本质，在研究异文化音乐时，应从该音乐所处文化的“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进行观照。[4]之所以辩证地整合主位与客位、局内与局外的双视角来研究民族音乐，就在于对民族音乐艺术内涵的认识模式在不断地深入。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建基于工业改造世界的理性统摄文化研究并使其趋于同质化，从而使得少数民族音乐这种文化业态往往会因打开尘封而其原生态内涵被覆盖和淡化。同时因文化作为从未停顿的人类生存的本质意义表达，少数民族音乐也在其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变革中表现出了应有的内部嬗变，这就决定了代表现代的、权威的民族音乐研究视域并非完全在对其进行“现代性强加”。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文化的相对主义催促其研究要稀释过度的客位意识；从研究对象来看，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开放性和运动性也在昭示研究的认知模式的主位合理性。因此说，双视角视域的研究方法和认知模式是符合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潮流的。

二、主位，客位———双视角下的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认知

与我国其他边疆少数民族音乐一样，东北少数民族音乐是居住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蒙古族、满族、回族、朝鲜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的艺术形式，反映了他们各自独特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民族心理个性。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来讲，现代社会是以保护和发展作为基本的认知和行动概念，而这里基于两个原因的考虑。其一，是出于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政治主张。其二，是出于复兴民族文化、繁荣现代文化生态的文化主张。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团结的政治目标的手段之一，也是最终归宿。无论是基于政治意向还是文化动机，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最终都会凝练为文化传承的过程和积淀。保护，意味着最大限度地保留其本土的、原生态的内涵和形式免于建基于现代工业基础上的标准化、专业化的文化理念及其评价机制的非常态改造。而发展又内含着对改变的支持，即强调少数民族音乐与时俱进的动态性和对话世界的开放性。保护与发展作为东北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的原则不可偏废，因而就需要构建这种兼具“体验”与“表现”、“局中”与“局外”、“客入”与“主出”的双视角研究视域。（一）代入：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的主位文化认知以双视角介入对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虽然仍要分别以主位、客位的角度进行认知阐述，但前提是要在双视角的概念框架下明确各自全新的认知模式内涵。正如地马尔库斯提到的当代文化人类学者的任务是“通过亲身的民族志调查获得对异文化的个案认识，并依据这种认识来检验经常具有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色彩的人类理论”，对于东北少数民族音乐所进行的研究，势必要针对前文提到的某种类似先天存在的文化认知模式的自觉把握和有效控制，使其尽量规避自身的过度主观性，而力求以研究对象的同质、同位的身份融入其中，以最大限度的克服自身存在的权威中心主义文化认知倾向。代入，是作为民族音乐研究学者科学精准的把握少数民族音乐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动机框架，因其本身无论从生活经验、方式以及内在的思维方式都与研究对象所赖以生存的自然人文环境的陌生隔离的实际情况，就决定了民族音乐研究学者在自然自发的状态下会表现出强烈的“局外人”的认知倾向，因此要想真正有效执行“双视角”，就要有着强烈的自觉自明，退却研究者固有的专业化知识结构和背景性判断、评价结构，以“局内人”的身份融入其中并“内视”研究对象。比如，我国学者于2004-2009这五年间论证了学术界已经认为消失了的东北满族音乐至今在民间仍然存在，并以其独特的特征和逻辑生存并流传着，而研究论证的方法就是“田野考察”和“田野录音”。在考察黑龙江省宁安市海浪镇瓜尔佳氏的家祭神歌的过程中，因家祭神歌是家族内部比较私人化、私密性的巫神祭祀活动中的音乐部分，因此研究学者通过弱化自身的“专业学者身份”，与该家族取得了日常化的联络和沟通，从而得到了可以对瓜尔佳氏的三天家祭做全程录音的宝贵机会，尤其是其中的背灯祭一般是决不允许外人参加的。在三天的录音中，研究者进行了这样的记录和归纳：第一天，内容是祭天、领牲、立杆子、请神，依姆钦（满语，八面抓鼓的意思）敲得时缓时疾，振聋发聩，但是逻辑严谨，音乐强弱关系基本上是通过三个连续的重音或五个连续的重音这种节奏规模来表达，按照萨满活动的行话叫做“老三点”和“老五点”；第二天，祭祖，放大神，萨满们边走边跳边唱，屋子里漆黑一团，西沙（满语，腰铃的意思）哗哗作响，开始神秘的背灯祭；第三天，为子孙祈福换锁，曲调与第一天相近。总观三天的乐谱发现，这种神歌的全部音符运动规律，基本上不超出四音列。在这个论证过程中，民族音乐学者的研究起点，正是双视角统摄下所要努力实现的“眼见为实”和“无隔膜介入”，即尽量淡化学者身份，而以同族同胞身份进行最大限度的“无目的性参与”，因此对整个录音记录进行梳理归纳，得出的文字性结论，要么是满语原声，要么是当地、家族原汁原味的行话，要么是最为直观的描述性语言。即便是对神歌的音乐节奏所进行的规律总结，也是非专业的直观表述。（二）间离：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的客位文化认知会“融入”自然还要会“跳出”，即民族音乐学者在掌握了靠近第一历史的音乐资料之后，便要回归学者身份，以专业的认知、归纳和评价体系去处理考察得来的材料，并通过反思和前提性批判等更为深入的工作，超越研究对象所从属的文化圈，并站在一个更高一级、更宏观的层面去思考该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在同类型音乐文明方面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从而以抽象、模糊的视角定位研究对象在民族音乐整体坐标上的位置。同样，在研究东北三省流行于各地区的满族巫神音乐的过程中，音乐学者均是本着“在场主义”的考察原则融入这一音乐形式的现场“原生态功能”的发生过程，而非研究目的统摄下的二次表演，因而得出了与“第一历史”相差无几的音乐原始材料。在整个过程中，尽可能地屏蔽了研究者对于满族巫神音乐现场发挥其原始功能的影响，尽可能做到了“融入”、“主位”和“局内”。但是在进行归纳的过程中，则旗帜鲜明地运用了音乐人类行为和唯物史观的观点，抽象地概括了整个东北满族音乐的特点：首先，描述性的归纳东北满族音乐相对完整、系统的音乐特征，如以基数为主的节奏设计，乐器以打击乐入声为主，旋律声调以五声调为基准模式，其中宫、商、角为核心音调，乐篇多以单段结构为主，有个别装饰音形成的和音等等。之后便是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抽象和跃迁，提出了东北地区满族音乐独特的逻辑，它起源于原始巫术文化崇拜信仰，音乐本身就是原始先民与大自然求共生共荣的生存方式，其哲学基础是“泛灵论”和“灵魂不灭轮”，是考察满族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和文化生活的活化石。满族音乐的神秘性并代表落后和蛮荒，而是基于其不易被外界因素影响的严肃性和封闭性。另外，民族音乐学者还要通过进一步的“间离”行为，论证东北地区的满族音乐作为该地区的萨满信仰和巫神音乐类型，与世界其他地区如西伯利亚、高加索、印第安等地的同类型音乐之间的同源同族关系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整个研究结果的凝练过程，需要学者不断的用专业地音乐人类学行为、文化符号学等知识结构和认知评价体系加以“间离”，让研究对象及其结论性材料固定化、模糊化和质点化，成为最终的“质变”局面的不断“量变”的过程表现。

三、主客相随———双视角下的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展望

（一）基于双视角研究方法论的内在发展趋势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范例可以看出，双视角视域下的主位、客位势必要从过去固守各自认知模式领域并无视对方立场存在的状态，转变为相互尊重、相互成全、确立内在的双向统一的模式。作为一种认知模式和主观评价逻辑，双视角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也有着内在的嬗变趋势，它反映了人类哲学史内在思维方式的变迁，即从古代原始的独断论到近代的经验论，再到现在的理性论，以及后现代的价值论，这种哲学范式的嬗变中，人是一步步地提升对自身的认识能力的自觉和关注，并以更为自明和系统化的态度检验、构建自身日趋复杂化的认知结构和评价机制。在哲学层面的趋势背景下，作为音乐人类学的重要方法论，双视角视域的研究方法也在经历着从主位客位简单的同存到朴素的共存，再到辩证的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最后达到了主位客位多维度、多角度、多层面的融合。纵观双视角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历程，从早期的“一边倒”认知现象到现代的具有中立角色的“局际人”的立场定位，还包括各研究学者对多维集群研究方法的有利探索和主动实践，已经构成了一个认识事物的新层面，而不再是简单的对立统一的概念定位，这些都建立在音乐人类学学者不断锤炼、不断实践和提高的结果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趋势和模式前景必将打破原有的二元认知模式视角，从而完善和更新当代少数民族音乐的认知理论和评价标准，使得研究成果无限接近“客观”和“原著”。双视角视域的研究方法在当代将表现为一种主客相随的“局际”视角，从而最大限度规避了局内局外身份立场转换所发生的认知风险。（二）基于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的现代化跃迁对于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最后要实现对其科学、合理的保护和发展的目的，而前文提到的保护与发展，内在的存有着认知模式上的对立与差异性，而重塑并改造双视角视域的研究方法，也外在的顺应了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在当代旨在对文化多元化生态所应保有的自觉和自明的前提下，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的现代化势在必行。传承是第一位的，因为现代化并不能不顾内涵本质的将东北少数民族音乐强行拉到现代化的消费舞台上加以生吞活剥的认知、评价和重塑。而传承也是保护的最有效的载体，更是文化作为一种与时代和生活始终相融相生的动态活动体系的本质上的意义表现。而传承则是需要研究学者真正成为少数民族音乐作为当地生活的组成部分的“生活成员”融入其中，从而实现对一众传承行为的限度的保持。其次是发展。如果没有发展的眼光，将单纯的保护行为绝对化和神圣化，将东北少数民族打入脱离生活时代的“橱窗”供现代人站在现代化的舞台上以一种审视文化异类的态度去消费，那么东北少数民族音乐乃至所有少数民族文化形态都将止步不前，滞于尘封的疆界，其自身的陈腐之气将被无限制地放大，研究学者的“局内”定位，反而造成了这种文化形态永远地被置于现代文化的“局外”。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改变，而是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局内”考察，以现代化文化认知、评价手段提取其独有的文化生长基因，将这种基因依据其自身发展逻辑的推演重新植入少数民族文化之中，这样，以东北少数民族音乐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生长和发展则便是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推进，而非单纯的外力推动。这种发展趋势和要求，也决定了双视角视域在这一领域的应用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作者：陈燕 张译文 单位：重庆大学 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