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公共舆论的“兰盖病”

近些年，时评写作和历史写作的结合“以历史加大时评写作的纵深穿透，以时评砥砺历史写作的问题意识”者则寥寥无几，而黄波新著《被打断的转型：晚清真相》则庶几近之。

我的大学老师苏全有教授曾说：“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生地、熟地之分，以时间断划则是，熟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次生熟地：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半生半熟地：中法、中日战争，生地：北洋军阀。 现今治史者喜欢生地，冷淡了熟地。熟地需要精耕细作，生地则尽管需要付出荜路蓝缕的艰辛，但粗放式的劳动也可能有收获。熟地研究者人数减少是正常的，一哄而上才是不正常的。”而黄波在选材上不避熟地、精耕细作，表现出一种“熟地新垦的精神”，这主要有四个层面：一则，以往晚清史多关注宫闱秘闻和政治斗争，他则更多关注民众的生活事件，比如《申报》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三角博弈；二则，即使是谈“重大事件”，他也是从“新”角度切入，比如对于鸦片战争，他写了战争中殉国者海龄的尴尬，对于庚子事变，却写了慈禧逃难的经历和心理；三则，在史料上他大量使用文集、日记、自述、回忆录，比如，他就发现张海林教授的名作《端方与清末新政》主要取材于海外文集和奏稿，近代野史笔记采用得少，因此从梁溪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上海《字林报》里发掘出当时舆论对端方之死的披露，既惋叹这位晚清开明官员的人生悲剧，更对“失去敬畏的革命将人性之恶诱发出来”耿耿于怀； 四则，问题意识出新，比如，对于吴樾行刺出洋五大臣事件，他发问“晚清革命党人暗杀对象为何多为清廷中开明大臣？”，对革命党人反改良的微妙心理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析。

黄波的“熟地新垦”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历史通识”上也有所表现。对于世所周知的《苏报》案，他就认为，清政府的行为并非全无合法性，因为“即使按照‘国际惯例’，一国之政府对公开在媒体上鼓吹杀人的血腥言论也不能不加以制约。清政府的法治理念的确落后了，但即使是用当时最称文明的标准衡量，章太炎和邹容等人也是有罪的，只不过在中西两个法律系统里，其罪行一重一轻罢了。”进而他还指出了苏报案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所起的负面作用：“入民国后，《苏报》及章邹等人被塑造出的光辉形象，使业界中人以追步《苏报》为荣，这样的舆论生态颇堪深思。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与‘革命的’、‘生气勃勃’的《苏报》相反，在报史叙述者笔下，和《苏报》同处上海、中国最早报纸之一《申报》，其晚清时期的表现则被打上了‘保守’、‘落伍’的标签。”“可以说，要了解真实的晚清社会必须去读《申报》，《申报》正是以客观报道当下的姿态成为了历史。就当日而言，《申报》的功用正在于，平和而坚定地推动社会转型……可惜的是，此后中国报业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苏报》压倒了《申报》，新闻媒体不再是‘公器’，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特定利益群体的工具。”可以说，这一观点极富历史洞见，他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朱学勤的“法国式道路压倒英美式道路”说一样，击中了20世纪中国政治激进主义的命门。

历史还真是惊人的相似，“《苏报》压倒《申报》”现象在法国大革命中也出现过。当时的《政治年鉴》（1777年前出版，1788年停刊）在大革命前是最受法国人们欢迎的报纸，每期印数多达2万份，居当时欧洲之冠。就是在这家报纸上，该报主编兰盖多次向法国人发出各种夸张的警告。兰盖的影响力不止是来自其内容的激进性，更来自于其形式的鼓动性。兰盖在写作上重视的不是理性的启示，而是感情的激发，他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诉诸读者的情绪和感情的超凡能力，是他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源泉。很显然，黄波所说的“《苏报》压倒《申报》”其实就是“兰盖病”的症状，它点出了公共舆论被极端言论毒化的危险。究之于中国当下的言论界，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各种“极左”或“极右”言论沉渣泛起，则有“兰盖病”的趋势。基于此，捧读黄波“《苏报》压倒《申报》”说，能不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