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地进行食物消费

1. 从“吃饱求生存”到“吃好求健康”

人类约从1万年以前开始农业生产活动以来，曾经历过几次历史性的食物结构变革。伴随经济生产活动水平的变化也带来了膳食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总的趋势是改善了营养，增强了人类的健康，显著提高了生产力。人类食物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模式也正在逐步从“吃饱求生存”向“吃好求健康”的方向发展。

现代人类社会的食物消费结构，可以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年均占有粮食保障指数(即国家粮食库存维持天数)、人均摄入热量供需比以及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支出占生活总支出的百分率)等5项经济技术指标，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人年均占有粮食上限为500 kg，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0美元以下，恩格尔系数超过50 %，粮食保障指数不足60天。因为摄入热量是衡量温饱的定量指标，故以人均日摄入热量供需比衡量，该类型中又可细分为人均日摄入量供需比超过90 %(基本满足)、80 %～90 %(营养不良)及人均日摄入热量供需不足80 %(热量不足、饥荒)三级。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多属此种贫困温饱型食物结构，可描述为“吃饱求生存”的结构。

第二种类型：人年均占有粮食超过1 000 kg，粮食保障指数在80天左右，肉、糖类消耗剧增。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多属于这种食物结构。在此阶段，人们追求美味佳肴，可描述为“吃好求口味”的嗜好型食物结构。我国目前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多属此类型。

第三种类型：人年均占有粮食过剩(超过1 500 kg)，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 000美元以上，恩格尔系数低于40 %，粮食保障指数超过80天，动物性食物供应丰富，以“三高”，即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饮食为特点。目前欧、美等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属于这种食物结构类型。

目前世界各国食品构成的发展趋向是：淀粉类食品消费逐渐减少，肉、禽、奶、蛋以及大豆制品物消费量上升。世界范围的食物消费结构为：植物产品占83.1 %，动物产品占16.9 %；而我国食物消费为：植物产品占93.9 %，动物产品占6.1 %。据世界营养界权威人士评议认为，当今日本的膳食结构比较理想。日本融合东西方膳华，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的搭配较为合理，其平均营养水平每人每日摄入热量约为2 600千卡，蛋白质约为80 mg，比较符合人体的正常需求。但是，日本人喜米和咸鱼的习惯我们不应借鉴。由于日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日本政府对涉及国民健康的膳食营养比例、食品构成、消费比重的重视，使青少年身高平均比战前增加6 cm。由此可见，科学、合理地进行食物消费，才能保证合理的营养摄入，从而促进人的健康长寿。

2. 中国食物消费的现状与特点

我国目前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不足500美元，人年均粮食占有量仍低于400 kg(热量供需比已达100 %)，粮食保障指数接近65天，恩格尔系数为50 %左右，基本上属于上述第一种类型。虽然绝大多数人口已解决了温饱，但人均摄入动物蛋白质的数量占总量的比例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我国人民的膳食特点是植物性蛋白摄入量远高于世界平均值，食物中70 %的热量与67 %的蛋白质都来自谷物；钙等矿物质元素缺乏，铁、锌等微量元素供应不足；维生素A及B族维生素相对短缺。但以评价人民健康水平的出生预期寿命指标来衡量，正逼近发达国家水平。说明我国的食物结构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1990年17岁的男性青年，平均身高为149 cm，体重59.46 kg，比1975年同龄男性青年身高上升4.3 cm，体重增加5.9 kg。出生预期寿命也从建国初期的44.39岁上升到目前的76.20岁。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非常不平衡，食物消费现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即：“营养不良与营养过剩同在，贫困病与富裕文明病并存”。在某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因一味追求美味佳肴，造成营养过剩，摄入的营养成分比例失调，诱发高血压、冠心病、脂肪肝和动脉硬化等一系列“文明病”。肥胖病在某些城市中已成为一大“公害”。1986年至1996年，我国城市儿童中的“肥胖儿”以每年7.8 %的速度增加，肥胖已成为威胁中国城市儿童健康的严重问题。在我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居民死因顺位已从50年代的麻疹、肺结核和老衰让位于现在的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其中心脏病死亡率已超过日本。1997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披露，我国已是心血管病的高发国。全国每年约有20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病，在居民死亡原因中占据首位。专家认为，不良的饮食习惯对心脑血管病有诱发作用。

根据1992年公布的历时2年完成的首次中国总膳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膳食中粮谷类与薯类消费量明显下降，动物性食物、油脂、酒类、水果消费明显上升；蛋白质77.4 g，脂肪76 g；维生素摄取量除视黄醇适量、维生素B2还不足外，其他如维生素B1、维生素C等均已达到供给量的106 %～392 %；但矿物质中钙的摄入量只及供给量的58 %，钠的供应过高，钾供应不足，微量元素硒的平均日摄入量充足，锌摄入量尚可，铁的摄入量除0～2岁的婴儿不足外，其他各年龄组人群结构能达到供给量的100 %以上。这一变化表明，我国人民的膳食质量已有了很明显的改善。多数营养素已达到国家推荐的供给量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与某些大中型城市居民的膳食组成发生“西化”倾向，即过多地消费动物性食物与油脂。城市人口中列死因前位的恶性肿瘤与慢性病患者已达到7 000万。上述情况尽管有多种因素影响，但食物消费与营养结构不合理，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1992年，上海城乡居民粮食摄入量比1982年减少约22 %，而动物性食品的消费却增加了1.5倍，其中畜肉上升了3.6倍，乳制品增加5倍，油脂增加0.7倍；食用高糖、高脂肪的点心增多，吃“洋快餐”，喝含糖饮料已日趋普遍。到1992年人均日热量摄入已达2 373千卡，脂肪提供的热量由1959年的9 %上升到1992年的27 %，接近了30 %的上限；而城市居民已达到31.2 %以上，超过全国城市平均水平(25 %)，并已高于日本(24 %)。与此同时，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已成为居民的三大死亡原因，这与某些发达国家和战后日本的变化极为相似，其中与饮食营养关系最为密切的心脏病死亡率已略高于日本，这一形势确实应当引起警惕。

3. 跨世界的难题――中国人健康面临新的威胁

未来的30年至40年，我国中老年人口将增加2～3倍，患慢性病人口的总数将比现在多得多。1991年全国高血压患者已增至9 000万。心脑血管病已列死亡原因的首位，死亡率达150/10万。而每年的全国肿瘤发病人数竟高达160万人。以北京为例：北京中老年人口中的相对比重和绝对数字不断增加，40岁以上人口已达31 %，60岁以上人口达10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脑卒中和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高血压的患病率急剧上升，1991年北京市高血压和临界高血压人数已达200万，居全国首位。由于膳食结构不合理，体力活动减少，“肥胖者”所占比例迅速增加，多种慢性非传染病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心脑血管病和癌症的死亡人数已占死亡人数的64 %以上，成为威胁人民健康的主要因素。解放初期，北京市糖尿病患者不足总人口的0.5 %，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此项数值已达5 %。

面对慢性病日益严重的威胁，卫生部组织起草了全国慢性病防治规划纲要，确定了多部门参与，一级预防为主的慢性病防治，规划了以社区为主的预防策略。

4. 饮食误区不扫，“文明病”难除

由于农村经济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国民膳食中蛋白质(尤其是动物蛋白)和脂肪摄取量偏低；在一些人眼中似乎高蛋白(尤其是动物蛋白)和高脂肪的饮食就体现了生活水平高，算是吃得好。因此很多人改变了原有的饮食习惯，以至一些“洋快餐”备受人们推崇。

改革开放以来，基本营养知识逐渐普及。近年来，食品从温饱型、口味型向营养型过度。有人认为在经济不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谈不上营养。这种以为富裕了才能讲营养的观点是错误的。讲营养就是要讲究科学合理地安排饮食，不断根据国情调整和优化食物结构，最终达到提高广大国民健康素质的目的。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在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就不失时机地颁布了《营养法》，在最为贫穷的时代加强了营养工作，有效地保证了国民体质，度过了经济上的难关。因为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所以越是贫穷，越是经济落后，就越应当讲究科学的营养。

因此，调整、优化食物结构，引导全民族正确、合理地进行食物消费，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