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人让我欢喜让我忧

几年前，大冈子在上海与穆先生再婚。在5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有欢乐、有痛苦，也有猜测和曲解。这对跨国夫妇，如今已是天人永隔。大冈子满含泪水动情地说，失去了才知道珍贵，为了纪念逝去的夫君，她决定永远生活在当初他们结婚时的房子里，永远留在上海……

北京，爱情开始的地方

我出生在日本长崎。1995年，我的丈夫因脑溢血去世了。

那年年底，邻居邀我一同到中国旅游。导游张小姐得知我是单身，嚷着要给我介绍对象。

我以为她跟我开玩笑，没在意。我们去了上海著名的旅游景点豫园、外滩、玉佛寺等，我感到上海的气候很适合我，并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第三天，按行程上的安排，我们去北京。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导游小姐忽然递给我一张照片，说那是为我介绍的男朋友。我心里一紧张，竟语无伦次地说：“太不好意思了，我……想不到在上海……我怎么见他呢?”她说：“到了北京我会让他来宾馆找你的!”到北京已是晚上8点了，旅游团住在建国大酒店。吃了饭，陈小姐的电话跟踪而至，说那位姓穆的先生明晚7点到我的住处来找我。这一决定，对我来说多少有点突然，可在长途电话中，我还是很客气并且礼貌地谢了她。

白天，我脑子里都是照片上的清瘦而精神的穆先生的脸庞，他的眼睛非常深邃，看上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7点钟一到，他准时地按响了我的门铃。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照片上那么亲切而自然，我的心马上松弛了。

他在我房间坐了3分钟，就邀我去楼下散步。我惊诧他的日语竟讲得那么流利。

他告诉我他是上海一家大型化工公司的工程师，兼日文翻译，曾出访日本十多次。

45岁的我，面对一位异国男子，并肩地走在大街上，感觉是那么新鲜。

“你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张小姐对你怎么说起我的?”我问他，显然我对他已怀有极大的兴趣了。

“来北京已一个星期了，是开一个会议。张小姐是我的侄女，她说你很有魅力也很漂亮。

“哦，说一下你的情况好吗?她还未跟我具体谈哟!”我当时勇气蛮大的，尽管我从未与中国人打过交道。

“我的太太3年前去世了。我有一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儿。我家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的老式公寓里。”说话的时候，他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我好几次。我意识到他注意我的特殊方式，于是接口道：“能否趁这次我在北京之际，与你女儿见次面?”他对我的这一反应显然很兴奋，马上答应了。于是在第二天的晚上，一位亭亭玉立的靓女由穆先生陪同出现在我面前。

她叫穆小蓉，第一次见到她时，我激动得快流泪了。这位乖巧听话的女孩好像与我前世有缘，我经常梦见自己有这样一位女儿。她用日语甜甜地叫了我一声“阿姨”，一打听，原来，她在大学也学日语。我急忙用红纸包了1万日元送给她。

她婉拒了。可我无论如何要她收下，我说等你放暑假到上海时，我也从日本飞过来，你教我学中文，我们做好朋友。

穆先生一直认真听我们对话，并不时地微笑着。

我嫁给了一个上海男人

1996年7月底，我申请来上海旅游。事先，穆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小蓉也与我通了国际长话，我们都急切地等着见面那一天。

父女俩到虹桥国际机场来迎接我。下了飞机，他们直接把我接到山阴路的那个寓所。

到家了，我说不出有多么兴奋。穆先生把我单独安排在朝南的那间18平方米的大居室，我们三人各有一间房子。

小蓉有两个月的假期，她答应一直陪伴着我。我除了给他们父女俩带了不少日本的漆器，还给穆先生买了一只精致的名牌手提包，送给小蓉的是一套日本和服。

穆先生虽然只比我大4岁，但平时就像一个体贴的大哥一样照顾我。天气晴朗的早晨，他带我到不远处的鲁迅公园散步，听鸟语叽叽。我喜静不喜动，他就经常陪我到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买各种各样的日语书籍。

一天，他上班去了。我在卧室里，边看书边听音乐，感觉非常美妙。一会儿我起身想找一张书签，打开一只书桌的抽屉，看到了一本影集，这些照片有的是三人合影。照片上的女主人很端庄很清秀，总是站在父女当中，三个人的神态都很幸福!

她一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吧!我心里暗暗地想。我又问自己，我能替代她吗？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合影，会有这样幸福的笑容吗?

第二天一早，小蓉陪我到上海附近的周庄旅游。车到周庄时，她先下车，接着要扶我下车。我谢绝了。我自认为自己还没有变成老太太。她十分善解人意，觉得应尊重我。言谈中，我听她很自然地叫了我声妈妈。我泪如雨下，紧攥她的手，说：“你这声呼唤令我浑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了，谢谢你能这样信任我。我是个日本人，将来，你能从各方面真正接受我吗?”

“除了语言上的差异外，我从不认为你是日本人，你与我已故的妈妈非常相像，不但外表，性格也很接近。你十分随和，你的眼里充满了春天的光辉。”

小蓉的话打消了我的重重顾虑。夕阳西下时，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往上海市区赶，太阳照在我们疲惫的脸上，我们相互对视着，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温馨和满足。

她突然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跟我爸结婚?”她斜倚在我的肩上，像个淘气的孩子。

“你去跟你爸爸说，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我将计就计，其实穆先生的心思我最清楚。

我们结婚是在1996年8月29日，赶在小蓉回北京之前。

来喝喜酒的所有宾朋都祝我们白头到老，穆先生一句句地给我翻译。我听了很感激，不断地向他们鞠躬致谢。

结婚后，我们商量把上海作为今后主要的生活之地，每年一起回日本小住两个月。我憧憬着的美好生活的第一页就此掀开。

1997年1月，我回到日本，穆先生也向单位请假与我一同回日本。他多年来一直与日本人打交道，可以算得上是个日本通。到了长崎以后，他的新朋老友纷纷前来看他。作为女主人，我千方百计把他的日本朋友照顾得很周到，亲手给他们做中国的春卷、小笼、赤豆糕，还有几道拿手的上海菜。

我的真诚和手巧为他赢来了众多朋友的称赞。有位与他有10年交情的日本人说：“穆兄，很惭愧，我们身为日本人也没有娶到这么能干的女人，你福气太好。以后到上海，我们要看看你们的新家呀!”两个月后我们又回到上海，临走，我将自己所有的积蓄830万日元全部存入我的信用卡里，带回了上海。

结婚前，我们没有谈起过双方的经济问题，结婚后，我幻想着我的爱人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掌管，据说这是上海男人的优秀品质。到上海后，我找了一个机会向他提出这个要求。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我的前妻从来不会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我们生活得很好，在经济上，她全部让我做主的。”一席话把我说懵了：“难道你希望我把从日本带来的钱全部交给你吧?我的钱比你多多了，可是笔大数目。”我故意刺激他。

当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着。我提醒自己，不能因经济上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主动与他讲和，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提有关这方面的事了。

他找了个钟点工。这样我不必天天打扫卫生、烧饭做菜了，我可以腾出一点时间看看报听听广播，把中国话学得好一点。

以后我又通过穆先生认识了一些在上海工作的日本人。我的生活为此而不再寂寞了，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去饭店吃饭，逛街。

小蓉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在外交部下属的一个公司担任翻译。本希望她毕业后回上海工作的，这下我感到有些失望。

好在她每个月都到上海出差，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此，我们母女总是觉得时光宝贵，分手时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在上海我最好的日本朋友是大雄夫妇。大雄是一家日资食品公司的总经理，我与他太太年纪差不了多少，他们到上海已有5个年头了，一切都比我熟悉。

他们住在仙霞路上，与我的住处相距一段距离。但两个无所事事的女人，只要一有空闲就来来往往，我成了她家的常客。

猜疑葬送了我们的婚姻

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静也很幸福。没有想到那个“突发事件”把这一切都破坏了。1998年11月一个阴晦的傍晚，我正坐在落地窗前看书，大雄突然来敲门了。我很友好地将他迎进门。

他开口向我借100万日元，我二话没说马上答应了。他抽了两根烟，烟雾袅袅，整个房间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我想穆先生很忌讳烟味的，便起身打开窗。不料，大雄猛地抱住我，不等我反应过来，就一把将我按倒在床上。

我被他这个野蛮的举动惊呆了，一边大喊大叫，一边用尽全力予以反抗。他急吼吼地说：“你比我太太有魅力，你知道吗?我对你很有意思，今天机会那么好，你的丈夫也不在，赶快答应我吧!”我挣扎着从他身上解脱了出来，愤恨地说：“大雄，你还是个男人吗?朋友之妻不可欺。你难道连这点道理也不懂?我要把你的为人告诉我先生!”他脸色顿时变了，慌张得坐立不安。随即我把他赶出了家门。等丈夫回到家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想把今天发生的一切告诉他，又怕他误会。

他已经知道了一切，进门就虎着脸问：“今天大雄来，你怎么对他?我下班时，他妻子哭着跟我打电话，说你以借给大雄钱为诱饵把他约到家里幽会。他没有满足你，你又哭又吵。人家太太要我好好管住你!”“什么?”我脑袋嗡了一下，几乎要昏倒了。“这是他们反咬一口!”我没想到大雄会这样诬陷我。

穆先生看到烟缸里还有几个烟蒂，说：“这是证据，你说的我不相信，你们日本女人真不要脸!”我看着烟缸，有口难辩。我气得快发疯了，马上抓起电话，准备与大雄争辩清楚。当我抓起电话时，穆先生一个箭步，将他那只大手重重的压在我手上：“不许打!”他命令道。望着他那气愤的神情，我委屈地倒在沙发上哭了。

倔强的我，再也不想跟他争辩什么。我相信事实胜于雄辩，是真的假不了，假的不会变成真的。既然我是他妻子，他应该相信我，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失望到了极点。

为此，我与穆先生陷入了长久的冷战之中，我从此不向他作任何解释，再解释也是白搭。

他恼怒万分，表面还是很冷静。我们整天都不说一句话，简直成了陌路人。我知道，这种事对男人是最具杀伤力的，不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遇到这种事都很低能。

大雄太太真是个不分是非的人，我的幸福几乎断送在她手里。其实她与我先生都中了大雄的计，有时我想寻找一个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但我不忍心那样做。

1999年2月，我决定回长崎。在机场，穆简单地说了几句表示关心的话，就与我道别了。一时，我真觉得自己输了，输得很惨，这个结局我未曾预料到。

到了日本以后，我没有给他打过一只电话，他也同样没有来电。我想等以后有机会，等小蓉来日本时我要好好将我心里的痛苦向她诉说，以求得心里的平衡。但我永远也等不到这么一天了!2001年2月6日，小蓉从上海打来了长途电话，说她爸爸一星期前突发脑溢血猝然去世了!发病时，家里无人，第二天被发现时人已僵硬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竟然与我前夫死于同一种病。这是巧合吗?这是命运呀!我哭着收拾行李，马上坐飞机去上海。我心中一遍遍地默祷：“穆先生，我的耻辱还没有昭雪，你就走了。我一直等着你能相信我，听我解释清楚，看到我们重归于好的那一天啊……”我的双眼哭得又红又肿，像只核桃。到上海时见了小蓉，当我告诉她我与穆先生之间所发生的误会后，她才恍然大悟。她说她从未听到父亲说过我的不是，在电话里他从来都一直在夸奖我好!在他的遗物里，我看到一个日记本，里面夹了一封信，上面用日文写着：“美奈子，是我冤枉了你，太对不起你了。大雄的话不值得相信，我知道自己上了他们的当。大雄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如果不是我的一位日本好友告诉我，至今我还蒙在鼓里!现在我多想亲自到日本向你赔不是，可是我太要面子了。我们都这个年纪了，这种事说出去多么可笑。我一时糊涂，让你受了委屈。你能原谅我吗?希望你保重!”拿着信纸，我泪眼迷蒙。我心爱的丈夫，至死还在向我忏悔。我后悔，自己来得太晚了!他只有54岁呀!还没有退休呀!我应早早回上海，守在他身边，也许他就不会这么匆忙地离去了!办完了丈夫的丧事以后，小蓉要回北京了。她是个大忙人，临走时，她抱着我久久不肯松开：“妈妈，我替爸爸向你道歉，对不起!上海的家交给你了。你如喜欢这儿的话，就住在上海吧!”我默默地点头。我为曾经的固执感到后悔。我要在与爱人共同生活过的地方好好地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