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史学传播研究

摘 要：史学功用的发挥是以史学在受众中的传播为基础的，没有受众就谈不上功用。本文借鉴使用了传播学中受众和媒介的概念，意在探讨新时代史学如何定位受众，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媒介扩大史学的影响力。

关键词：史学；史学受众；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2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95-03

一、传媒时代的史学生存环境

（一）史学的通俗化与媚俗化

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影响，几乎所有的人文社科类学科都在进行商品化改造，但受到的抵制十分强烈。纵观学界的几次论战，学者们讨论的重点从史学能不能通俗化到该不该通俗化再到该怎样通俗化，可以看得出来史学通俗化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史学的商品化不能等同于史学的通俗化，也不能等同于史学传播的大众化。通俗化是指将传统史学的研究内容（以典籍为主）用白话文的形式向非专业读者进行传播，并在表述方面做出了易于当代人理解的改进；商品化是将历史运动过程中具有大众喜闻乐见性质的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或某个阶段进行改编，使其更加符合当代大众的观赏口味并广泛传播。通俗化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常识，商业化的目的在于获利，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带有娱乐化甚至媚俗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无可厚非，更何况谁也不能要求艺术作品完全符合史实。但它不应该为了取悦大众而进行低俗的臆造，甚至冒充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反对的其实并不是史学的通俗化，而是媚俗化。

（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

一门学科的存在，必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不与其他学科交叉而独立存在。新兴的人文社科类学科不断从史学中汲取养分，并动摇史学的地位，与此同时史学的专业研究却越来越精越来越细。“我们的史学著作大多是板着面孔，立论空洞干瘪、行文洁屈瞥牙、一副教师爷的姿态。文章引文过多过滥，很多人似乎以为引文越多越渊博，满篇引号、注释号，本来用自己的话也能说，非要引上一段，行文破碎、几乎无法通读。文不文，白不白，看或许还能明白，知道句中引了古人、别人的一句或几个字，听则不知所云。这样的史学怎么会有读者，会有市场？结果先是同行间你写我看、我写你看，后来就成了你写你看、我写我看，根本不去想史学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1}这段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学界的弊病。广泛地吸收借鉴其他学科中的有益之处，跳出史学界自娱自乐的小圈子进行研究，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史学功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史学传播的基础上，没有史学的传播，史学的任何功用都无从谈起。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传播学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其中最有启发的两个概念是受众和媒介。从受众角度看，是什么影响了受众个体的选择和行为；从媒介角度看，什么样的内容、表达方式和环境有助于吸引受众、保持受众的注意力。{2}研究受众的社会结构和传媒结构，对史学的大众化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传媒时代的史学受众定位

（一）传统的史学传播者与受众定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正统史学的传播者是史官，受众是政府官员和预备官员、士阶层。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市民来说，历史最多就是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的“演义”。这一时期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而明确的。民国时期，传播者与受众的脱节现象初露端倪。史学家们察觉到了传统史学的不足之处，并进行了改造。梁启超明确提出了“历史应当为谁而作”的问题，积极倡导“新史学”，顾颉刚、吕思勉等人进行了历史普及类读物的创作，吕思勉在《先秦史》、《秦汉史》中增加了大量的社会史内容，一改以往正史只关注政治史、军事史之风。现代史学的困境其本质是传统传者与现代受众的割裂。

（二）史学语境下的受众分析

受众的概念来源于传播学，但是史学语境下的受众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略有不同。大众传播学中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广播等传媒进行传播的，受众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与传播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其受传行为通常是个人行为，因此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和轻松性。史学的受众有学术和通俗两大类：学术受众一般都在学校接受过系统的史学教育，受众与传播者间联系紧密；通俗受众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更为相似。因此在借b大众传播学中受众概念的时候，必须要重新审视其史学语境下的特殊性。

1.受众分类。受众的传受过程是视听传播信息的认识过程。在此过程中，总是有意识参与其中，表现于受传目的的确立、对受传对象的选择、对受传内容的反馈等方面。受众构成与受众心理都是复杂的：根据受传的自觉程度，可以将受众划分为有意受众与无意受众。有意受众是指自觉或比较自觉地把自己的受传需要与传媒联系起来，有意识地参与传播过程的受众。有意受众在行动上表现为有意识、有目的地完成受传所需要的条件，在心理上表现为对受传内容的喜爱甚至是依赖，有受传的习惯。无意受众是指虽然有受传行为，但参与传播的自觉性较差、无意识进行传播过程的受众。无意受众在行动上表现为缺乏主动性、稳定性、目的性，在心理上表现为对受传内容不感兴趣，没有受传习惯。根据受传的主导动机不同，可以将受众分为主智受众和主情受众。主智受众是以满足认识上的需要为主导动机的受众，他们受传是为了获取知识，了解规律，进而以此作为行动的参考；主情受众是以满足情感上的需要为主导动机的受众，他们受传是为了消遣，很少会对受传内容进行严肃的理性思考。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将史学在大众层面的受众进行分类。第一种，有意受众中的主智受众，包括史学工作者和一小部分史学爱好者。史学工作者是指以史料、历史阶段、历史哲学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学术群体，一般包括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的历史系学生、教师、考古工作者等。史学工作者是传者与受众的结合，是最稳定的受众。第二种，有意受众中的主情受众。它包括大部分的史学爱好者。史学爱好者是指对历史学具有一定兴趣，并主动关注与史学相关的文字影像资料的群体，在教育系统中包括初高中学生等，在社会中包括所有对史学有兴趣的群体。史学爱好者是史学的有意受众，自觉性、稳定性较高。他们虽不具有专业的史学知识和史学素养，但却是最可能转化为史学工作者的群体。第三种，无意受众中的主情受众，可用“一般群众”代称。{3}“一般群众”泛指所有对史学不进行关注的群体。他们有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有的审美水平较低，关注点不在历史规律、历史事实，而在臆造出的帝王将相私生活上；有的由于知识结构构成偏差，对文史哲方面的知识没有求知欲或是望而却步。总数而言，“一般群众”的人数要远大于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的人数。

2.受众的需要与期待。关于需要的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马斯洛认为，基本需要由低到高排列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感的需要-交往（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除此之外，马斯洛还提出了第二类需要层次：同样与生俱来的认知的需要和审美的需要。认知的需要是指人对于周围的一切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它表现为喜爱分析，把事物还原为它的基本组成部分，喜欢做实验并看到实验结果，还愿意对问题做出解释。审美的需要是对诸如秩序、完美、对称、趋合等一类东西的需要。这在每一种文化中，即使在原始人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人类审美需要的证据。史学的借鉴功能能够帮助人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进而获得社会地位，满足“爱与归属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在追寻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的过程中可以满足人“认识的需要”和“审美的需要”，史学对人生的指导作用可以满足人“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但是这一切都基于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状态，很难想象一个从未吃饱过的人会对史学有什么兴趣。可见，不同类型的受众对史学功能的需要层次明显不同。有意受众中的主智受众的需要集中在“认识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上，对于历史的运动过程和历史哲学最为在意，对历史本身的态度最为严肃，是需要层次最高的一批受众。他们会为了寻求历史真相而不辞辛苦，也会为了坚持严谨的学术态度而忍受物质上的贫乏。有意受众和无意受众中的主情受众的需要都集中体现在“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审美的需要”上，需求层次略低。稍有不同的是，有意受众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是有目的性的，他们会主动购买历史类书籍、主动收看历史类节目，并表现出对史学的喜爱；无意受众是为了参与到群体话题中而不得不看，或者是纯粹为消磨时间，对史学本身是不感兴趣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主智受众的审美需要与主情受众的审美需要有本质的不同。主智受众追求的是一种延迟性审美，他们的审美对象是严肃的，需要他们进行思考，往往能从审美过程中获得精神的慰藉。主情受众追求的是即时性审美，即使审美对象带有一定程度的严肃性，他们也通常不会进行理性思考，而是刻意忽略严肃性和逻辑性，从轻松的、娱乐的部分获得瞬间的情感宣泄。严格意义上来说，主情受众的审美是反智的，只要有趣即可，故事是否真实，是否符合逻辑，都无关紧要。所以“很明显，有助于那些非历史学家精神生活的历史，必须具有专业性著作所不需要有的特点，反过来说，它也不需要具有人们在学术性专著中所要寻找的某些东西”。

三、传媒时代的史学传播媒介

史学传播的媒介与大众传播媒介相同，包括文本传播、视听传播和网络传播。二者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大众传播媒介的重点在报纸、网络等传播和更新速度都较快的媒介上，而史学的传播媒介仍然集中在书籍、期刊等传播速度和更新周期都较慢的媒介上。

（一）文本模式

文本模式包括专业性文本和普及性文本。书籍作为媒介是有天然门槛的，其中尤以专业书籍为甚。专业性文本以史学工作者为主要受众，包括文献、专著和学术期刊。传世文献多用文言文写成，出土文献和古文字更是晦涩难懂，专著和论文中大量的引用和专业术语。专业性文本出版量少，销量窄，多用于学术界内部交流，对于史学爱好者来说略显遥远。普及性文本以史学爱好者为主要受众，以有条件接触到普及性文本的一小部分一般群众为次要受众，包括各种历史类通俗读物、报纸、杂志。普及性文本语言或平实易懂，或风趣诙谐，讲帝王将相的勾心斗角的故事以迎合大众口味，较少触及历史规律和历史哲学层面的东西。近年来大批普及性文本出版发行，质量良莠不齐，很多书中存在着基本史实错误的硬伤，这也是通俗读物屡遭学界诟病的原因之一。早在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就在其史学专著《史通・杂述》中将除正史之外的诸多史体分为十类，并逐一辨析其价值。其中对“琐言”一条有“谐噱之书，略供史料，止助谈资”{4}的评价，“琐言”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野史”。古代正统史学家瞧不上“琐言”，正如现代史学工作者瞧不上通俗史学读物，痛批史学失“义”、媚俗。{5}但是，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从古至今，不读书的人总是要比读书人多的。因此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书写的再好，也影响不到不看书的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脍炙人口，可谓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的通俗史学读物。可能读到《万历十五年》的人无非两种：一种是喜好读书的，在遍览群书的过程中偶然读到；另一种是喜好史学的，经由先学推荐而读到。对于普通大众，即使《万历十五年》写得再通俗易懂，他们也不会去读。因此，提倡通俗史学的学者们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对受众进行明确定位。

（二）视听模式

大众传媒时代，门槛颇高的书籍必然不会是大众中的主流传播媒介。电影（包括故事片和纪录片）、电视剧和历史知识普及类栏目（讲座）是绝大多数史学爱好者的入门读物，也是绝大多数无意受众打发时间的消遣物，其中尤以电视剧为甚。与书籍相比，纪录片更具有直观性；与故事片相比，纪录片更适合讲严谨的内容。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纪录片在国内数量不算太多，近两年央视播出的《大秦岭》、《问道武当》之类的纪录片收视率并不是特别高，内容也集中在地方旅游资源上，但毕竟是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项目，算是开了个好头。相较之下，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历史科普类讲座可谓红极一时，但其内容和细节的不少纰漏也遭到史学家们的诟病。平心而论，《百家讲坛》对史学传播的好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生出了对历史的兴趣，进而去读通俗化后的书籍，如看完《易中天品三国》之后去看《白话三国志》，个别史学爱好者甚至会去读文言文的《三国志》。可见，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史学传播重点应该从文本媒介转移到更便利、更易被受众接受的视听媒介上来。只要传播正确的内容，何必纠缠于所使用的媒介呢？

拍摄历史正剧向来被影视界公认的吃力不讨好，剧情、台词尚在其次，服装、场景、道具如果要进行考据还原，势必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如果不进行严格的考据却称“正剧”，必然会被有功底的人看出纰漏。而这些细节对于绝大多数受众来说是最无关紧要的。服装、造型、道具都在业内颇有口碑的《贞观之治》，被美国国家电视台当作还原中国唐初的纪录片。这样的历史正剧当年甚至没能在CCTV播出，收视率只有惨淡的3%，过后更是无人问津。{6}而同是讲述贞观时期的《贞观长歌》却因为有演员和臆造的爱情故事而热播。{7}有这样的前车之鉴，编剧和导演更倾向于创作好卖的作品，来吸引投资人的目光。

本文无意去批判各种“戏说”，因为历史正剧的式微并不是因为这些“戏说”的存在才衰落的，也不是靠史学工作者们大声疾呼就能改变的，前期投资的庞大和受众范围的狭窄的矛盾才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一现状，既有赖于国民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有赖于国民审美水平和求知水平的提高。

（三）网络模式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拥有蓬勃的生命力，它在年轻人中的影响更为突出。纸质书变成电子书，影院和电视机变成电脑屏幕，几乎所有传统媒介的受众都被网络吸纳。网络媒介的传播速度之快，传者与受众的交互程度之深，是任何传统媒介都做不到的。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越来越明显地在改变原有的传媒格局。话语权的消解带来的传者与受众界限的模糊，过去史学传播者一直是史学工作者，现在有很多史学爱好者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传播。传者本身知识水平的欠缺会导致的大量讹误，没有史学专业知识的受众在海量的信息面前无法或无意辨别真伪，直接进行二次传播，造成以讹传讹。更有甚者，受众强烈的逆反心理会对传统权威性说法抱有极大的怀疑，转而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眼里错漏百出的说法。

新的时代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史学家们不止要研究史学，还必须广泛涉猎其他学科，从中吸取营养――正如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对史学做的那样。要想充分发挥史学在现代社会的功用，就要让人多的人了解史学，对史学产生兴趣。了解受众，准确定位受众，才能将史学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才能谈到史学功用的发挥。

注 释：

{1}{3}{4}{6}尽管《贞观之治》中对太子李承乾的形象塑造值得商榷，且太子宠爱的伶人称心也由男变女，却不能否认这部剧在大方向和细节方面的用功之处。

{2}{5}{7}央视索福瑞数据，《贞观长歌》的全国平均收视率超过5%，兰州收视率甚至达到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