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的瓶颈

中国大大小小的民问慈善机构加起来已经超过30万家，但另一个数字和30万相比显得很滑稽――2006年，中国人均慈善捐款0.92元。渠道不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直是中国人做慈善的困扰。

全拯在河南上业人学已经教了10多年的书，近两年开始给学生讲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每堂课教室里都挤满了人，因为他喜欢引用典故讲故事，学生觉得导很有趣，他在学校内也逐渐有了口碑，很多外班的学生也知道他的名字。7月9日，留在学校里的学生不多，全拯还是去公告栏里贴了一张海报，招募20名学生参加他组织的“感恩之旅”，到贵州山区支教助学。因为号召人是全拯，有50多学生报了名，大大出乎他自己的预料，全拯从中挑了20个，培训了10天之后，他决定把他们带往贵州。

是帮助，不是慈善

这次支教行动来得很突然，而且并非是校方行为，有人猜测全拯是故意选在暑假期间进行，以避开校方的过问。全拯对此很不满，他抱怨说，自己很久之前就有了考察中国贫困山区教育状况的想法，但因为平时要上课，只能把日程定在暑假期间。至于为什么选贵州，是受了自己学生的影响，“我班上有个学生就是贵州省惠水县人，他对当地的状况比较了解，因为他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放假之前，他跟我说过几次惠水县的情况，我完全是临时决定上那里看一看，给当地教育局打了电话，他们也很欢迎我们去支教，还介绍了一个条件最艰苦的摆榜乡给我们。”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惊动了当地教育局，他认为不去不行，于是回家写了一幅海报贴到公告栏。

事情本来应该到此为止，全拯带领20名学生支教，8月初返校，之后人家照常生活，不会有什么波澜。但当8月2日全拯和学生们回到学校后，事情起了出乎意料的变化，“感恩之旅”的领队无意中向上铺的人说起他们借债捐助了当地一个贫困学生，这件事很快在楼道里被当成谈资。第二天，学校的BBS上就有人对此进行讨论，赞赏者和反对者开始互相搬砖。全拯回忆起这件事还有些懵懂，实际上，最先找人借钱的足他，学生只是听了他的话顺着杆子爬了上上，“我有个学生叫戚文俊，几年前就毕业了，现在在宁波做生意，企业经营得很好。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那家人的确很困难，父母都在外地打工，留下4个小孩在家里，最大的17岁，最小的3岁，还患有恶性肿瘤。”为了让17岁的王大仙不辍学，全拯当场打了电话给戚文俊，一开口就要借2000元，对方也很爽快，问清了事由就立刻跑去汇款。全拯询问了一下王天仙，才知道手术费用需要8000元，2000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又打给家里，要求立刻寄钱给他，但家人只同意拿出1600元。学生们面面相觑，在回住处的路上，有人提出要借钱捐助，把这个提议告诉了全拯，后者没有反对。

“学生有这种想法我还是很高兴，这件事是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也可以说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但要是你当时身处那种环境，也会同意。”全拯说。想来想去，全拯决定还是找戚文俊借钱，对方一口答应，但全拯不放心，要求每个学生和戚文俊签借款协议，在他看来，这个是规避日后冲突最好的办法，双方约定毕业两年后还清借款。就这样，20名学生借了6400元，捐给了王天仙。

事情做媒体拿出来大炒完全出乎全拯的意料，他描述说，有记者走进校园就随手抓人，要求受访者对借钱捐助的行为发表看法，有些学生本来不知道此事，反而被媒体上了一课。全拯对于整个事件还是强调自己的看法，“做法合不合适没什么可说的，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在现场，也不会冷静地去考虑事后影响，能有办法上帮忙也就照做了。”

普通人做不了慈善?

目前，全拯和20名学生在工业大学内的情形有些尴尬，“当着面，大家会不提这件事，或者鼓励你，但一转身，各种说法还是满天飞。”这名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教授认为自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说来说去，还是认为我们方法不对，搞慈善不该这样”，但他又强调，这次的捐助并不是一次慈善行动，只是“临时性的帮忙”，他认为自己算是懂得经济学，知道底线在哪儿，“搞慈善应该是另一套方式，不能靠面对而的捐助来解决问题，像我们这样肯定不行，会垮。”

张宝全的“苹果教育基金”成立已经4年，他认为成绩还不错，的确有很多阿里地区的贫困生受到了照顾。但具体数目他也很难给山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专案负责人林于诗全权管理，他很坚持一个理念：“一定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慈善活动，企业家自己肯定做不到全力投入。”基于这点，他认为全拯的做法也是散兵游勇式的，对慈善活动起不了任何作用，但他也表示能够理解，因为“普通人要想做慈善，也不知道该找什么机构，行动肯定会无序化”。这一点是他在2003年去的时候体会到的。

因为夫人王秋扬喜欢旅游，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回来就会和张它全谈起当地的状况。2003年6月，他答应和王秋扬一起上，看看当地的教育状况。当时两人去的是阿里地区，和所有反映贫苦地区的纪录片一样，当地人面临着草原沙化的问题，畜牧很难展开，“而且不会有企业到那里去投资，所以更不会有新的就业机会”，但难能可贵的是，当地人还知道送子女上学，学校是不出意料的烂砖房，很多地方没有。一所真正的学校，都足以独栋的“教室”代替了学校。张宝全和王秋扬商量了一下，决定拿出200万，盖4所学校。

起初张宝全想找一个慈善机构，付清钱，后续的事情由对方操作，后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国家认可的全国性慈善机构组织太复杂，很多事情处理起来繁琐。我问过一些生意上的朋友，把钱真正投给全国性慈善机构的不是很多，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国外慈善机构都是民间自发组建的，只有让民间具有怂善情结的人去做，才能做得好。”

但民间的慈善机构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因为很多机构不受国家认可，他又懒得去调查，还不如自己的钱自己看着。200万很快就用完了，学校才刚打好地基，后来他又追了400万进去，最后总金额增加到了1000万。“钱比最初的预想花得多，但你觉得值，因为每一笔钱你都知道去了哪儿，等学校盖好之后，我觉得1000万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他认为，很多企业家喜欢自己亲力搞慈善，这是根本原因。但话题又回到最初，企业家不能投入全部精力，终究还是要找一个专业机构，张宝全的方式是成立苹果基金会，找专人打理慈善事务。但对于普通人要捐钱应该找谁，他也说不准，最理想的渠道在他看来还是民间慈善机构，这个话题似乎又变成一个没有结果的讨论，中国每一次关于慈善的争论都在呼吁民间慈善机构的合法身份，争了10多年，普通公民怎么做慈善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放开民间机构

全拯和学生的借债捐助行为本来不会被媒体捅出来，他认为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的原因是前一段时间，襄樊出了事，5名没有给捐助

者写信表示感谢的贫困生被中止了捐助，事件沸沸扬扬之后，捐助又重新恢复。正在所有人都在讨论“受捐助是否也要接受不平等对待”的时候，又有记者发现当地城管局副局长的女儿也被作为贫困生列在受捐人之列。一切只在转瞬之间，慈善从公益行为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全拯赶上了风头，顺理成章地被人提上头条。

“这起事件只是一个缩影。”中华慈善总会的项目部主任常寒婴说，“襄樊市总工会应该是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但更多的时候，它在行使官方机构的权力，包括慈善行为。这次的事件说明的问题是，官方机构做慈善或多或少都有缺陷，它的审核机制不够完整，有些做法不太人道，或者说周到。学生受到了捐助，但仍然是弱势的一方，因为他和工会、企业家之间有社会地位的差距，企业家可以说学生不给自己写信就要停捐，但他们除了给钱之外，平常肯定也没有联络和了解过学生，并且这种方式还是老旧的‘一对一’式捐助，最容易发生冲突。总工会在当中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

作为中国最大的全国性慈善机构之一，中华慈善总会也认为，各省的民间慈善机构发展不起来，慈善行为很难普及。但实际上，民间慈善机构的力量在1998年的抗洪捐助中就已经显现出来，常寒婴回忆说，当时慈善总会虽然已经是全国性的大机构，也受到政府认可，但之前的成绩并不显著，直到1998年的洪灾发生--后，它的功能才被放大。号召社会捐助的口号出来之后，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收到的捐款超过35亿元，各种物资加起来超过37亿元。常寒婴还记得一个细节，“一天早晨去上班，走到楼下，发现已经挤满了人，当中有保安，也有群众，都扭在一起打架。上去一问，才知道有几百名想捐款的群众半夜就开始等在这里，后来和保安发生了冲突，吵到天亮之后，就开始打。”常寒婴连忙跑上去息事宁人，她也相信了，公众还是有强烈的慈善情结。

但现在这种情结因为找不到正确的渠道，往往不能有所表现。张宝全问过朋友，了解到中国大大小小的民间慈善机构加起来已经超过30万家，但另一个数字和30万相比显得很滑稽――2006年，中国人均慈善捐款0.92元。张宝全认为舆论评判中国富人没有慈善意识并不正确，其实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不知道该找谁来表达自己的善良，说到底，又是民间慈善机构身份得不到确认的后果。他觉得从两个方面看，民间机构都应该被放开，“民间侧重点在于群众，政府如果要进行慈善，首先要做到公平。民间是讲究效率。政府在进行活动之前，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以免偏差。但是民间不同，人家抓着重点就可以进行，比如曹德旺先生捐赠200万元，不用国务院批准，他就可以直接进行。第二是成本的问题，因为民间是动员了社会的力量，而政府的慈善必然要用到财政的收入，这就为我们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压力，而民间机构不但没有动国家的钱，还为国家节省了财政收入。还有，政府如果做得不好，就会影响人们的信心，但是民间不同，做得不好大家可以原谅，再给一次机会，做得好反过来会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有一则消息或许会让张宝全和常寒婴乐观一些，《慈善法》已经起草完毕，民间慈善机构的身份问题或许能够在今年内得到解决。那个时候，所有立志于慈善的人应该能够更熟练地掌握到行善的方法，而渠道不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困扰中国人行善的暗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