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创新之路在何方?

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无数次，却始终没有得到答案。然而，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出于担当和良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被誉为“当代最具批判与反思精神的管理学家”的肖知兴教授，最近在新著《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在书中，肖复兴提出，中国历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时代有三：一是春秋战国，一是魏晋南北朝，一是民国。春秋时代百家争鸣自不消说，魏晋时期出现过书法《兰亭序》、文论《文心雕龙》、文选《昭明太子文选》、数学家祖冲之，民国年间则是贯通中西的大师辈出。我们细细琢磨这三个时代，会发现一个微妙的特点，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格局，相反，都是八方割据、群雄逐鹿的时代。

千里之遥的欧洲是怎样的情形呢？相较来看，欧洲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却四分五裂成数十个国家，可偏偏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人类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按照中国人的逻辑，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且交通不便，这样的格局极不利于调配资源“干大事”，怎么可能领导世界风潮呢？然而恰恰是这样“恶劣”的环境，成全了欧洲人的创新之梦。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迫使每一个国家寻求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太暖和、太舒服的环境是不容易产生有创造力、有竞争力的文明的。”

话说回来，若说欧洲人完全没有“统一”亦不正确，他们有整齐的信仰――上帝。所以，在各自力求创新的过程中，欧洲人总能找到契合点。而这又是创意之所以能付诸实践的关键所在――在共同的信仰机制下，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信任”。

客观地说，中国人其实是非常具有创意的一群人，但是因为缺乏信仰，人与人之间重重提防，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这些话正反映了中国人对他人不信任的心理。

创意要在激烈的碰撞中才能发光发亮。而中国人往往是好点子烂在肚子里，从生到灭，只有自己知道。笔者就曾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创意，最后成功了，利益要怎么划分呢？”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不是想着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首先想到事成之后如何瓜分利益。他不知道，分享创意才有可能成功，成功之后才有瓜分利益的可能性；如果任凭创意荒废，连瓜分利益的可能性都没有。

当然，光是有创意，还谈不上创新。创意只是一个开头，要走到创新的结果上，还需要诸多机缘的配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罗纳德・博特提出的“结构洞”理论，是创意转化为创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结构洞”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纪人通过联系不同的社会群体，控制结构洞，创造出各种利润丰厚、影响深远的机会。也就是说，一个创新者必须掌握融合各种资源的能力，才能把一个创意变成创新，并最终创利。

在任何一个团体里，人际关系、行业关系都是错综复杂的，只有那些善于整合不同资源的人能最终胜出；相反，闭门造车的人只能把自己逼入死胡同。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学者陈寅恪的留学经历。陈先生在外国留学16年之久，辗转德国、美国、挪威、瑞士、法国等国家，什么课都听，什么书都看，只讲学问不讲学位，虽然没有拿到任何学位，却最终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被称为“教授之教授”，他为柳如是一人所作的传记，简直就是一部明朝社会百科全书――这就是创新。

最后，让我们回到这个老大难话题：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国学大师熊十力曾在《新唯识论》中提出：“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由此可见，缺少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人能创新得起来，那么，究竟怎样做才能“创新”呢？肖知兴教授在书的末尾用一个字给中国的“创新之路”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论语》开篇的第一个字：“学”。不是亦步亦趋地盲从，而是虚心、谦和、理智、宽容地学习别人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