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综合效应测算

摘要：本文在FDI与东道国就业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全面分析并测算了FDI对中国就业的综合效应，同时也为外资与内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外资对生产率的外溢效应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实证检验结果。最终得出结论：尽管间接就业效应挤出了一部分国内就业，但FDI对国内就业的总效应仍然是积极的，FDI每增加1%将拉动实际就业量扩大0.0468%。1992～2011年间由FDI引致的累计综合就业量上升了2164.83万人，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作出了较大贡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分析；联立方程模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强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外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广泛。1992～2011年间的20多年里，中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超过11000亿美元。自1993年起，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量已经稳居发展中国家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多方面影响，就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利用1992～2011年足够的FDI流量和存量的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进而探究FDI对中国就业效应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一、FDI对就业数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影响具有二重性，即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正面效应主要包括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转移效应。就业创造效应包括直接创造效应及间接创造效应。直接创造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有一定联系。间接创造效应是指FDI通过关联效应带动了相关产业及前后向产业的发展，间接创造就业机会。就业转移效应是指我国面临倒闭的企业，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得以挽救，从而转移了从业人员的就业。那些面临倒闭的企业，如果没有外商的合作或合资，可能将从市场上“消失”，企业的从业人员可能变为失业人口。负面效应主要包括就业挤出效应和就业损失效应。就业挤出效应是指FDI的进入，使得国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为提高竞争力，国内企业只好“减员”，或者那些无法抵抗外商投资企业激烈竞争的国内企业可能破产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就业损失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在整合过程中“减员”，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较高，没有达到要求的员工面临下岗。

综上所述，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如何测算FDI对东道国或区域的就业综合效应影响是本文的研究核心。

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国外学者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于FDI就业效应的正面、负面双重效应。其中Mariotti和Barrios分别研究了意大利和爱尔兰在利用外资与国内就业方面的关系，尽管研究角度不同，但是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对就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相反，Williams和Christoph Ernst从跨国公司投资的进入方式和来源国等角度分析了FDI对东道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但并未发现这些因素对东道国的劳动力需求有明显的影响。总之，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创造就业有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并对东道国的就业质量产生影响。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数量的不断扩大，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不断增多，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整体FDI流入和整体就业的关系并得出了正向相关的结论。蔡昉、王德文认为，虽然FDI就业份额仍然较小，但由于其增长速度非常快，使得该领域就业对中国总体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很高。徐涛认为，FDI的进入不仅直接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会通过总需求扩张等渠道产生外部性，影响国内就业。他的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总需求的刺激是影响中国就业的主要渠道。沙文兵、陶爱萍应用协整及相关理论，利用1979～2005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FDI与我国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阚大学、吕连菊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利用1978～2010年的年度数据，以上海为例，对改革开放以来 FDI 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海的 FDI 对就业产生了扩大效应，但就业弹性较小。

上述文献主要从宏观经济理论来进行分析，本文把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结合，构建了FDI与东道国就业的联立方程模型，将外资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纳入到一个理论模型中予以综合分析。结果表明FDI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带动了中国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挤出国内投资和提高生产率水平产生了减少就业的间接效应。如何构建正确的FDI与就业关系回归模型并对其效应进行测算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二、就业数量效应的理论模型及数据说明

为了测算FDI对就业数量的总体效应，本文将外资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纳入到一个理论模型中予以综合分析，模型构建如下。

首先从微观厂商生产理论考察，生产函数反映在一定技术条件下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此处考虑使用劳动（L）和资本（K）这两种生产要素，生产函数为

Q=Af（Kd，Kf，L）①

其中，Q为厂商产出，A为现有的生产率水平，Kd为国内资本要素，Kf为国外资本要素，L为劳动投入。相对应的成本函数为

C=wL+r（Kd+Kf）②

其中，w为单位劳动成本，r为单位资本成本，其他符号同上。厂商的要素投入决策是基于既定的资本投入量配备必要的劳动要素，即厂商在已知Kd和Kf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最优的L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假设厂商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Cobb-Dollglas形式，则厂商利润函数为

P=AKαdKβfLγ-wL-r（Kd+Kf）③

其中，α，β，γ分别代表各要素的产出弹性。

=γAKαdKβfLγ-1-w=0④

对式④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LnL*=Lnγ+LnKd+LnKf-Lnw+LnAi=c1+c2LnKd+c3LnKf+c4Lnw+c5LnA⑤

把式⑤转换为

LnL*=c1+c2LnId+c3LnIf+c4Lnw+c5LnA+ε1⑥

国内投资表示为

Id=F（If，DD，NE，r，Tax，DDt-1，NEt-1）

⑦

对⑦进行对数线形转换

LnId=c6+c7LnIf+c8LnDD+c9LnNE+c10Lnr+c11LnTax+c12LnDDt-1+c13LnNEt-1+ε2

⑧

其中，DD为中国的净国内（区域）需求中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部用人民币表示的进口额；NEi为中国的当年出口额，代表国外需求；NEt-1，DDt-1分别为中国出口额和国内净国内需求的一年期滞后值。

生产率水平的模型为

LnA=c14+c15LnIf+c16LnTinp+c17LnTim+c18LnHTim+ε3⑨

其中，Tinp为中国的科技投入，用财政支出中的挖掘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经费（亿元）来衡量；Tim代表国外技术引进，用技术引进的合同总额（亿美元）来衡量；HTim代表高科技产品设备的进口，用高科技术产品的进口额（亿美元）FDI对中国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即c3+c2*c7+c5*c15来衡量。

本文具体的东部、中部、西部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河北、海南共十一个地区；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江西、黑龙江、湖北、吉林、湖南、河南、山西共八个地区；西部地区包括：青海、重庆、宁夏、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甘肃、贵州、内蒙古、、新疆为西部大开发的十二个地区。

本文选取1992～2011年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分析考察，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数据和计量结果分析

1.计量方法说明

由理论建模可知，本文用于计量分析的是由式⑥、式⑧、式⑨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根据变量系数的大小、符号及其显著性确定FDI的总就业效应。本文的联立方程属于典型的递归（Recursive）联立模型，内生变量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性联系，不存在任何两个内生变量间的双向联系，因而可以采用OLS或者SUR方法进行估计。然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一般的递归方程组可用OLS估计，但如果一个联立方程式的误差项是自相关的，或者与方程组中另一方程式的误差项有相关关系，则须用SUR进行估计。因此本文列出SUR的估计结果。

2.计量结果分析

利用Eviews6.0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在逐步提出不显著的解释变量之后，我们得到较为理想的最终模型，基本模型和最终模型的SUR回归结果见表1。

从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FDI直接带动了大量国内就业，FDI每增加1%将会引起直接就业上涨0.1358%。1992～2011年间实际利用的FDI增加了67.96%，由FDI直接拉动的累计就业量达到6282.85万人。FDI每增加1%将会挤出0.246%的国内投资，会使间接就业减少0.0262%。1992～2011年间由于外资企业挤出效应所造成的间接就业减少达到1212.97万人。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推动了国内生产率水平的上升，这对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这种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利益的获得是以就业机会的大量丧失为代价的，FDI每增加1%可以推动生产率水平上升0.479%，进而间接减少了0.0628%的国内就业机会。1992～2011年间FDI经由生产率提升所导致的间接就业损失累计达到2906.58万人。尽管间接就业效应挤出了一部分国内就业，但FDI对国内就业的总效应仍然是积极的，FDI每增加1%将拉动实际就业量扩大0.0468%。1992～2011年间由FDI引致的累计综合就业量上升了2164.83万人，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做出了较大贡献。

本文在FDI与东道国就业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全面分析并测算了FDI对中国就业的综合效应，同时为外资与内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外资对生产率的外溢效应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实证检验结果，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FDI对中国就业不仅存在着积极的直接拉动效应，而且还通过挤出国内投资和提升生产率水平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的间接抑制效应。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直接引起就业增长0.1358个百分点，同时间接降低0.089个百分点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实际就业增长0.0468个百分点，，1992～2011年间由FDI引致的累计综合就业量上升了2164.83万人。

二是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反映了我国在吸引FDI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片面强调引资数量，忽视外资投向的产业分布与国内产业结构之间的互补和关联，对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考虑不够。外商在我国的投资大都分布于生产能力闲置、能耗高、污染重且竞争激烈的产业，而在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外商投资比例不高。政府片面追逐外商投资的数量并依此作为政绩，还给予国外投资者税收等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从而加剧了挤出效应和不公平竞争的局面。因此，在经济转型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引资政策应侧重于行业层面的引导，对国内竞争充分的行业取消外资优惠待遇，着力引进与中国产业结构互补和关联性强的外商投资，利于我国经济转型并提高技术创新的含量。

三是生产率提高带来就业方面的负面影响是引进部分有技术含量的外资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该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区域内劳动者素质，在调整经济发展结构的同时，相对应的解决劳动力的结构，适应经济发展，消除因引进外资而带来就业方面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Mariotti S.，Mutinelli M.，Pisitello L..本国就业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对意大利的实证分析[J].经济资料译丛，2003 （04）.

[2]Barrioss，Bertinellil，Stroble，et al.The Dynamics of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Ireland and Portugal[R].CORE Discussion Papers，2004（10）.

[3]Williams.D.Explaining Employment Changes in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the UK[J].International BusinessReview，2003，12（04）.

[4]Christoph Ernst.The FDI-employment Link in a Globalizing World：The Cast of Argentina，Brazil and Mexico[J].EmploymentStrategy Paper from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2005（17）.

[5]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4：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Employment and the Work—place[M].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1994.

[6]蔡昉，王德文.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一个人力资本分析框架[J].财经论丛，2004（01）.

[7]徐涛.FDI外部性与国内就业主渠道[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03）.

[8]沙文兵，陶爱萍.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基于协整理论的分析[J].财经科学，20070（04）.

[9]阚大学，吕连菊.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以上海为例[J].中国经贸导刊，2012（14）.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