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审美价值的形而下取向三题

摘 要：在形而下层面，人的存在境况，主要取决于人和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组关系。文学要在此岸世界的形而下层面，展示其审美的价值取向，就应该以自己的形象真实、情感倾向和语言艺术，通过对环境、政治以及道德问题的关照，对应地给人提供和谐的生态环境、进步的政治理念和健全的道德良知。惟其如此，才能表达文学对于人的世俗关怀。

关键词：文学审美价值；形而下；价值取向；世俗关怀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106-03

引言

在形而下层面，人的存在境况，大体取决于人和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组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可以被引申为哲学和美学问题，但基本是一个环境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道德问题，但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则纯粹是一个道德问题。基于此，文学要在此岸世界的形而下层面，展示其审美的价值取向，就应该以自己的形象真实、情感倾向和语言艺术，通过对环境问题、政治问题以及道德问题的关照，对应地给人提供和谐的生态环境、进步的政治理念和健全的道德良知。惟其如此，才能表达文学对于人的世俗关怀或者现实关怀。

（一）

自然之于人，首先是一种环境。但随着“自然的人化”，它在作为人的科学对象和艺术对象的过程中，亦即在人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过程中，慢慢地由纯粹的外在环境，变成为如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无机的身体”。[1]从这个意义上立论，文学要表达它对人的世俗关怀，首先必须以热爱自然之情、敬畏自然之心、保护自然之举，在作品的虚拟世界中建构一种和谐的生态环境。事实上，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们从来都是这样做的。他们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关怀体现的恰恰正是对人本身的关怀。中国古代以自然为审美对象，在时间上要远远地早于西方。描写山水胜景的诗文，在六朝即已大批出现，到唐代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已经达到巅峰。如李白的《敬亭独坐》一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首诗写了敬亭山的安闲、静谧，通过“相看两不厌”一句，在流露诗人对敬亭山的热爱之情的同时，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还表达了诗人与敬亭山之间如同老朋友相处一般的平等和默契。此中三昧，含蓄地透露出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天人合一”观念。

实际上，真正热爱自然的感情，都是和对于自然作为造物主的创造存有一片敬畏之心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对自然的敬畏，就没有对自然的热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陶渊明的名篇《饮酒》之五得到充分的印证。为什么诗人在描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环境之后，于诗的结尾处，却偏偏要留下一个如迷一般令人深长思之的悬念：“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呢？据我们猜想，这里面可能正是诗人对自然的某种敬畏感在暗暗地起作用。他觉得，自然之道，作为“此中”的“真意”，它那种不无神秘意味的整体的和谐，是不应该以人为的思辨去进行干扰，也不能用人为的思辨去加以肢解的。

然而，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在“人定胜天”的口号声中，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大自然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灭绝性的破坏。特别是在今天，人类世界正面临一场巨大的生态危机。当此之际，文学要想使其热爱自然和敬畏自然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必须通过自己的情感和形象系统，极具感染力地去描写有识之士保护自然的举动。这样的努力，我们在诸如保护可可西里的野羚羊之类的电视纪录片中已有所见。可惜的是，在文学领域，至今还罕有类似的杰作问世。

提到保护自然，还须说一说文学中许多描写人与自然灾害相抗争的作品。从表面看，这样的描写，因为提倡“与天斗”，似乎有违与人和自然环境相和谐的观念，但实际上，如果深入地想，我们之所以把建构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列为对人的世俗关怀的首项，是因为这里讲的自然是指“人化的自然”。而自然灾害具有未被驯服的野性，不在“人化的自然”的范围，文学作品描写人与它们的斗争，正是为了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文学对于人的关怀。而且不仅如此，在形形的自然灾害的背后，往往有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原因在作祟。由此而言之，文学作品描写人与自然灾害的斗争，恰恰从反面张扬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必要性。例如，对于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电影《泰坦尼克号》等，就应当从这样的视角去看待。

（二）

人与社会的关系，究其实，主要是人与政治的关系。进入阶级社会，政治之于人，乃是一个不论在何时何地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在阶级矛盾激烈的社会，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主流自不待言；即便在阶级斗争相对比较缓和的今天，政治也还是以其一整套的国家机器发挥着令人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回想极“左”路线盛行的过往岁月，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规定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当然是一种人为的扭曲。但如果因为反对这样人为的扭曲，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认定文学可以远离政治，甚至于脱离政治，即便不是出于幼稚，也是一种偏执。正因为政治是脱离不了的，那么，文学对人的世俗关怀，就必须经由自己卓越的形象描写和情感抒写，以表达一种进步的政治理念而体现出来。具体地说，这种进步的政治理念，从反面讲，应该是指反腐败、反剥削与压迫、反专制暴政、反侵略、反霸权、反恐怖等等；从正面讲，则应该是指弘扬民主政治，张扬社会公理、时代正气和民族大义，宣扬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国际主义等等。

下面，我们来看曾卓写于期间的《悬崖边的树》：“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本诗所写的悬崖边的树这一中心意象，不是白描，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于诗人自身及其所从属的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象征。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头，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大批知识分子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像被吹到悬崖边的树一样，时时面临着跌入深谷的危险。他们的事业荒废了不说，就连身心也受到极大的伤害，“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并未熄灭自己内在的生命之光，在命悬一线之时，依然准备着“展翅飞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悬崖边的树》既可以被当作一首控诉极“左”政治的悲歌，更应该被视为一首献给中国知识分子的赞歌。说它控诉极“左”政治也好，赞美知识分子也罢，这首诗都以进步的政治理念表达了对于人的世俗关怀。

法国现实主义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打完这盘台球》，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凄风苦雨中蹲在战壕里等待着司令部下达进攻命令的战士；一条是在与前线战壕相距不远的司令部内玩台球玩得入迷的元帅。元帅一拿起球杆，就非打赢这盘台球不可，耳边的大炮轰鸣声，以及传令兵送来的战报，统统被置于脑后。最后的结果是，球场上，元帅赢得了这盘台球的胜利；而战场上，法国军队却因为一直没有接到司令部的命令，在普鲁士军队的大举进攻下彻底溃败了。小说通过两条线索由分到合、最后扭结在一起的情节，形象地显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战场的失败是果，球场的胜利是因。所谓嬉戏误国，正是其主题之所在。这与其说是作者为法国军队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所做的总结，还不如说是作者对军队高层置国家存亡以及士兵安危于不顾的的声讨和批判。小说的这种声讨和批判，因其传达了一种进步的政治理念，毫无疑问，也应该被看做是对于人的世俗关怀。

爱国主义，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母题。尤其在中国，其重要性似乎更为突出。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及陆游的《示儿》一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作为陆游的绝笔之作，可以把这首七绝当作年过八旬的老诗人的政治遗嘱来看待。在陆游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对恢复失地、一统中原的关注和期待，始终是其感情表现的扭结点。《示儿》写诗人自己明明知道死去以后万事皆空，但笔锋一转，又为“不见九州同”而悲恸不已。缘于这种空又不空的悖论式的心结，诗人便给子孙们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于此可见其爱国之情非同一般的强烈和痴迷。在别人那里，顶多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在陆游这里，则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可以说，诗人正是通过对此种感情冲决生死大限的超极致的宣泄，使其终生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母题，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实，像陆游这样把国家政治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诗人，在古代并不鲜见。往前追溯，屈原称得上是文学史上第一位政治诗人。之后，如三曹、杜甫、白居易、苏轼和辛弃疾等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政治诗人。为成都杜甫草堂题词：“政治诗”。他说杜甫是政治诗人，这没有错。清人沈德潜就称赞杜甫“一饭未尝忘君，其忠孝与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不可以寻常诗人例之。”[2]问题是，如果反躬自问，自己又何尝不是政治诗人呢？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传统，诗人们以诗的方式，关心并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们所写的政治诗，往往因其对江山社稷的热爱、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对腐败黑暗的抨击，而成为一个时代的强音，即《毛诗序》所谓“正得失，感鬼神，动天地”者，[3]使人在热血奔涌中，不能不受到民主思想、民本观念和爱国精神的洗礼。我们今天肯定这些政治诗，就是基于其进步的政治理念，以及充溢字里行间的那种无所不在的世俗关怀。

（三）

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亲戚、邻里和朋友关系，以及其他种种人际关系，关键在于遵循为全社会所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康德曾经称“头顶迷乱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他一辈子奉为神圣而加以膜拜的两种东西，足见道德在这位哲人心里的分量。作为一种人文意识形态，道德是随着整个经济基础、政治法律制度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化而不断演化的。但无论道德如何演化，一个总的目标是向善，也就是说，道德会越来越符合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要从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表达对人的世俗关怀，就应当在自己的情感与形象系统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带给人一种健全的道德良知。

良知作为伦理学概念，指天赋的道德观念。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4]朱熹注：“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5]后来，明代王阳明根据孟子的观点，提出著名的“致良知”一说。他认为，“良知”究其实，即孟子所谓“是非之心”。我们今天在文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承袭并使用良知这一概念，是要求文学站在善的高度，对其所描写的社会人事，做出既合乎是非、又合乎审美与诗意的道德裁判。

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天伦关系，历来是文学津津乐道而又感人至深的一个话题。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借透过车窗朝外投去的一瞥，望见父亲为给出远门的自己买点水果，艰难地从铁道边向站台攀爬时那臃肿而又蹒跚的背影，“眼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大概就是孟子讲的“良知”，亦即天赋的道德观念在起作用吧？如果说朱自清的《背影》写的是儿子对父亲的爱，那么，鲁迅的《答客诮》一诗，则写的是父亲对儿子的爱：“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鲁迅年过半百才有了儿子，那份恋子之情是可以想见的。谁知道消息流布到社会上，他的那些论敌却以此为口实，对其大加嘲讽。为了给论敌以回击，鲁迅写了这首直抒胸臆的诗。其别是三四两句，作者以身为百兽之王的老虎“回眸时看”小老虎那含情脉脉的眼神为喻，表现了自己对刚刚出生的儿子的一片疼爱之情。面对这片真情，我们作为曾经这样那样地体验过类似亲情的人，谁又能不为之而深受感动呢？

如果说以上我们所举的例证，都仅仅只是从正面以伦理化的情感与形象表达道德良知，那么接下来要论及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则是真正以良知为尺度，对以屠岸贾为一方，以程婴、韩厥和公孙杵臼等为另一方，双方围绕着是灭绝还是保全赵氏孤儿而展开的忠奸之争，所做出的足以惊心动魄的道德审判。程婴用亲生儿子的一条命，冒充并救下了赵氏孤儿；韩厥因不愿向屠岸贾献出赵氏孤儿自刎而死；公孙杵臼为造成真实的假象而甘愿自我牺牲。凡此种种，使作为正方的剧中人物，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表现出极具灵魂震撼力的、强大的人格力量；而屠岸贾的凶残与灭绝人性，则使其作为反方充当了反人性、反人道的恶的代表，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德的审判对象。与《赵氏孤儿》有某种相似之处，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及《悲惨世界》等作品里通过善恶之争所表现出来的健全的道德良知，也应作如是观。

余论

以上，我们分别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三组关系入手，讨论了文学通过提供和谐的生态环境、进步的政治理念及健全的道德良知所带给人的世俗关怀，从而在形而下层面显示出来的价值取向。但人之所以为人，其生命存在，除了需要有一个此岸世界作为血肉之躯的依附，需要有一种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世俗关怀之外，有时候，也还需要在与上述三组关系不同的另一组关系，亦即人与自我关系的内心思辨中，依赖文学建构起一个彼岸世界，作为灵魂、情感以及梦想的寄托和归宿，以便获取一种最高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如果说，人对世俗关怀的需要，相应造就了文学审美价值的形而下取向；那么，人对终极关怀的需要，则相应造就了文学审美价值的形而上取向。关于后者，拟另文撰述，此不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49.

[2]浓德潜.唐诗别裁集[M].岳麓书社,1998:141.

[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M].中华书局,1980:130.

[4]诸子集成[M].上海书店,1986:529.

[5]简明伦理学辞典[K].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