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现行的金融资源配置模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市场经济模式。本文通过相关数据对比，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详细分析金融资源在各个权力层级以及在各省之间的配置差异和配置效率。我国金融资源行政权力配置既没有体现经济效率原则，又没有体现社会公平原则。文章最后就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关键词] 金融资源配置 市场机制 政府机制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和兹维・博迪(Zvi Bodie)的定义，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在时间和空间上配置资源的功能、管理风险的功能、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储蓄资金和分割权益的功能、信息提供功能以及解决激励问题的功能，其中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是最为核心的功能。不同的经济体制，其金融资源的配置机制也不尽相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多的是由市场来完成的，金融资源根据经济原则在各个经济主体间实现有序流动。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多的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往往根据政治原则而不是经济原则对金融资源实行配置。

我国现阶段金融资源配置模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市场机制的配置功能逐步加强;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仍属高度管制的行业，政府对于金融资源配置仍有相当决定权，市场机制并没有占据支配地位。目前，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模式更多的是处于中间状态，但政府机制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政府作为有限理性的主体，在配置金融资源时，普遍存在政府失灵现象。

从纵向的角度看，我国金融机构与行政机构在组织体系设置方面是一致的。在决定金融资源的配置方面，行政权力是其中决定性因素。按照权力层级全国可大致划分为五级:第一层级是北京和上海，北京、上海分别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国家银行监管部门和绝大多数商业银行总行均设置于此，他们处于金融资源配置权力的顶端;第二层级是省会城市;第三层级是地（市）级城市;第四层级是县（市）城；第五层级是乡镇。信贷总规模和在各家银行间分配比例是由国家银行监管部门决定的，各商业银行总行再决定本行信贷资源在全国各省之间的配置;各省作为区域性权力中心，各商业银行省级分行决定信贷资源在全省范围内的配置，然后再递延至地（市）级，最后是县（市）级和乡镇。各权力层级在配置金融资源时，首先会设法满足本级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惯例。

下面我们通过对1999年～2006年人均贷款余额进行分析，其中差别非常清楚。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乡镇级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层级进行分析。

注：本文是以江西省作为研究标本。其中新余市行政区划下辖渝水区和分宜县。考虑分宜县经济较发达，因此将整个新余市作为地(市)级的代表。表中数据取自各地统计年鉴(1999年～2006)。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1999年期末全国人均贷款余额是0.75万元，北京市和上海市的人均贷款余额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5和4.93倍。江西省作为中部经济较为落后省份，其人均贷款余额0.40万元，仅占北京市、上海市的10.98%和10.81%，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城市，人均贷款余额却高达1.14万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85倍，远远高出地(市)层级和县(市)层级。200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两地人均贷款余额相比其他层级，均有了大幅度增长，其原因在于：2002年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改革，放贷权力上收，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分支机构成为吸储机器，县域的金融资源被集中起来，投入到大中城市，从而拉大了差距。我们再比较1999年至2006年各个层级人均贷款平均增长速度，可以发现权力层级越高，其增长速度越快。北京和上海在此期间平均增幅高于南昌市(省会），南昌市高于新余市(地市级)，新余市高于万年县(县市级）。

对表1所反映的数据，我们还可从另外一个视角分析，各个权力层级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是不是因为在那些大中城市投资机会更多，投资收益水平更高所致。也就是说，这种差距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因素造成的，而非权力的因素。如果这样，这就意味着在北京和上海新增一元贷款的回报会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回报率又会高于地(市)级城市。但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

数据来源:根据各地统计年鉴(2005-2006)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2005年每新增一元贷款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万年县为3.62元，新余市为1.54元,南昌市为0.91元,上海和北京分别为0.63元和0.30元。这就说明，在县域每增加一元贷款产生的效益最大，而北京则最低。权力层级越高，贷款使用效率越低。也就是说，金融资源的配置并没有按照经济原则，更多的是体现了权力原则。

从纵向的角度看，权力层级越高，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发言权越大，从而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再从横向的角度看，随着我国分权改革的推进，各地方政府经济主体意识日益加强。为了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各地方政府纷纷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分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6）》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支机构的干预和控制，要求其增加信贷投放规模。在既定的信贷总规模下，各地方政府之间为了获取更多的金融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下面我们再具体分析金融资源在各省之间配置状况。

北京市和上海市在2005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一项中的数值分别为2.22和1.84，居于前二位，远远高于全国1.12的平均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每一元贷款增加的地区生产总值（即ΔGDP/Δ贷款增加额）一项中，二者分别位于倒数第五位和最后一位。信贷资金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方政府对中央金融决策部门的讨价还价能力。金融资源的配置并没有体现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图1横坐标反映的是2005年每增加一元贷款能使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多少，纵坐标是2005年各省的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将表3数据置入其中，可以更直观地发现各省贷款规模与使用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得到的初步印象是贷款回报率越高的省份，其贷款与GDP比例越少。

如果金融资源完全是由市场来配置的话，不完全考虑社会公平以及任何其他政治目标，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条垂直线，即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会在各省有序流动，从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低的省份流向使用效率高的省份，最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均衡配置，即每一元新增贷款在各地区创造的GDP相等。如果金融资源完全是由政府配置，而政府又不考虑各省的初始禀赋状况如何，完全秉承公平原则，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条水平线，即不论各省贷款使用效率如何，中央将根据各省GDP规模来安排信贷规模，也就是说，各省所获贷款与GDP之比应该是相等的。如果是经济效率原则与社会公平原则结合得比较好的话，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条斜率为正值的直线，即贷款使用效率高的地方，其获得的金融资源应该相对较多，但实际情况三者都不是，图中反映的是一条斜率为负值的直线，贷款使用效率低的地区反而占用了更多的贷款资源，这既没有遵循效率原则，也没有体现公平原则。

联想我国近些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按照一般理解，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中部地区，资金使用效率都是不高的，但之所以国家要向中西部地区投入更多的信贷资源，是为了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开发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经济考虑。但是，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湖北、江西，以及西部地区的四川、新疆、甘肃、云南等省区，其投资收益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国家向中西部地区投资，既不需要考虑公平，更不需要考虑扶贫，因为即使是完全考虑经济效率的话，也应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中央实际影响力大为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具备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们更多是从本地区经济利益出发，扩大投资、争取信贷成为发展地区经济的第一选择。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谁的初始经济禀赋更好，谁的政治资源越多，向中央寻租竞争能力就越强，就能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

我国金融资源政府机制配置模式，无论是从经济效率还是社会公平角度看，都存在相当程度的政府失灵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逐步增强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真正奠定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其次，应加强中央金融调控与监管能力，努力减少由于地方政府干预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的扭曲，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国有金融体制变迁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巴曙松等:《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地方治理与银行改革的互动研究》[J].《金融研究》,2005年第5期

[3]陈志武:《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blog.省略/index.php/uid_729182_action_viewspace_itemi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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