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战的历史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广东党组织不仅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华人华侨在祖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实践中，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倡导的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顺应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将华人华侨视为祖国抗战力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侨务工作，影响和推动了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战的支援。

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八办”积极开展华侨和侨务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接连失守，广州、海南等也相继沦陷。消息传到海外，广大海外华人华侨义愤填膺，侨居各地的侨胞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来到各地的日本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充分表现了海外华人华侨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爱乡之情以及共赴国难的决心。在这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中共毅然提出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包括广大华侨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广东党组织和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利用广东毗连港澳，与南洋各国隔海相望，是我国著名侨乡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华侨和侨务工作。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抗战期间海外粤籍华侨人数近600万人，约占华侨总数的70%，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南洋一带。

1938年1月，八路军分别在香港、广州设立办事处，廖承志任驻港办主任，云广英任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两个办事处以公开合法的名义，协助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向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功绩，接受海外华侨捐献的款项、物资和药品，并组织他们回国回乡参加战地服务。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成立后，非常重视对华侨的宣传工作。1940年9月27日，廖承志致电延安及在重庆的，提出：“为加强华侨宣传起见，我们建议：（甲）海外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盼侨委着重布置，并经常指示。（乙）香港现有的办法，除在港侨工委下设宣传组，以增强菲之《建国报》，港之《华侨通讯》，出版华侨丛书，并与海外兄弟报增强联系外，决定加强《国新社》工作，另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内，加强其英文通讯（暂作半月刊）。”1941年春，廖承志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和，主张建立救国会香港工作委员会，奠定向海外活动的基础;由他和潘汉年亲自负责华侨、殖民地领域的报刊工作。为进一步使海外华人华侨能经常了解国内抗战情况，以及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政策，“香港八办”根据的指示，创办了《华侨通讯》，宣传抗日和报道国内抗日消息，《华侨通讯》销量一度达到3000份。1939年和1940年，“香港八办”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新文化书店等单位，翻印出版了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并用英文向国外发行。另外，“香港八办”还创办了《华商报》，该报在港澳、内地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槟榔屿、越南等侨居地影响较大，销量达几万份。总之，抗战时期“香港八办”做了大量对华侨的宣传工作，作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和宣传的重要窗口，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正如当初所指示的那样：“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

在建立华南抗日武装和华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共广东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也积极开展华侨和侨务工作。曾生在惠阳组织抗日武装时，“香港八办”和中共东南特委等通过南洋惠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等团体，动员大批青年到惠阳参加抗日武装。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琼崖工作的指示中，要求琼崖党组织“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和党在南方发展扩大影响的根据地，并要求冯白驹的部队应在一年内至少扩充至一万人枪，要依靠人民，“可求助华侨”。同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广东的工作指示中，再次强调要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的同时，努力“扩大宣传，争取华侨的帮助”，以充分发挥广东侨乡的优势，增强华南抗日的力量。1940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对海南军事、政治工作的指示，指示广东省委立即发表告琼崖同胞及海内外同胞书，向琼崖各界及侨胞作深入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争取多数对我同情，使顽固派政治上孤立。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多次指示，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针，认为，侨居南洋各国的琼籍华侨有60多万人，是一支较雄厚的爱国力量，在广东既要积极争取南洋各属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又应当把琼崖作为华侨抗战工作的重点。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1941年10月，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颁布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时，把开展海外工作，提高华侨爱国爱乡思想，争取华侨积极支援琼崖抗战”列为主要一项。总之，1940―1941年，中共中央对广东省委就注意争取华侨援助接连发出四次指示电，广东省委和琼崖地方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指示，致使华南抗日根据地在远离中央、孤悬海外的不利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

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琼崖特委也多次委派重要干部到南洋各国做侨胞工作，发动他们支援祖国抗战和开展一系列抗日反法西斯活动。这也是中共广东党组织侨务工作的组成部分，这些工作大大争取和团结了海外华侨，反过来，他们对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和华南抗日根据地也进行了大力支援，不仅在政治上对中共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宣传和声援，而且在经济上支援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战，捐献了大批物资;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和“琼侨回乡服务团”（简称“琼团”）为代表的海外华侨们还万里迢迢，奔赴抗日根据地直接参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积极捐款献物，从经济上支援华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

捐款献物是海外华人华侨支援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的华南抗日纵队及抗日根据地地处祖国南疆，远离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部队，孤悬敌后，其建立和发展困难重重，财物给养毫无保障，后勤供应也跟不上，经济极端困难。“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华南各抗日纵队的经费来源和物资供应“一切依靠民众与华侨”，除依靠当地群众自筹伙食费用之外，其余多来自港澳同胞及东南亚侨胞的资助。

1938年11月，新加坡、马来亚、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琼籍侨团和港澳同胞为保家卫国，派出七八十名代表到香港集会，宣布成立“琼侨联合总会”。到1939年5―6月间，琼侨联合总会救济委员会通过廖承志转给冯白驹领导的琼崖抗日纵队国币4万元，医药一批以及寒衣1.5万件、军毯5000条、夹衣1000套、背心10000件。以后还每月捐助国币6000元给琼崖独立纵队。海南岛沦陷后，华侨还组织了从海南经广州湾（今湛江）、香港到南洋的地下航线，为琼崖抗日斗争接送捐款、军用物资和人员等。1939年夏，“香港八办”还购买了一部15瓦特的无线电发报机送给中共琼崖特委。南洋老华侨符儒光还冒着生命危险将这部无线电发报机运送到海南，顺利完成了使命，为琼崖纵队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40年4月，中共琼崖特委就海外华侨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支援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我们与海外侨胞的关系，在广州湾方面，有一个半公开的办事处，主要联络海外华侨，在几个月前也曾派代表到曼谷、新加坡两地去访问和劝捐，结果获得琼侨欢迎，并募得2万元以上……而各地琼侨返乡服务团，也全在我们的领导下，这两个团体曾给我们以药品、军鞋、卫生衣等很多帮助，并捐给我们4000元法币。”

海外华人华侨对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也给予财物接济。1939年初，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的捐款达港币20万元。1939年2月，南洋惠侨救乡委员会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发动第2期募捐，把华侨募捐款项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南洋惠侨救乡总会组织回国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东江抗日武装带回了华侨捐助的衣物、药品数十担，自行车十多辆，照相机、油印机、收音机等重要器材一批。1940年以前，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两支人民抗日武装的衣被和药品，绝大部分是靠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捐献的。

海外华侨对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捐款献物，接济了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缓解了他们缺衣少药的困难，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华南抗日根据地犹如雪中送炭。在南洋各地，华侨团体发动侨胞捐输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各行店公司职员、自由职业等有固定收入者的常月捐，进出口产品的货物助赈捐，领袖诞辰、国庆、国耻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赛捐以及迎神拜香演戏捐等等，募集款物，用以支援广东抗战。华侨捐献数量虽然有限，但他们积铢累寸，捐输形式多种多样，着实令人感动，大大鼓舞了华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1938年8月27日，、、廖承志、潘汉年曾联名致电新加坡各侨团，指出：“诸侨胞忠诚爱国，累寄款项援助，不仅同人等万分钦佩，益使我前线勇士将士之感奋。”

积极宣传抗日，政治上声援了中共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和维护了国共合作大局

海外华人华侨对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华侨身处异国他乡，常常饱受民族欺凌和压迫的苦难，他们迫切希望祖国强大、民族团结。在抗日战争中，广大海外华侨把国共合作看作“抗战之灵魂”、“胜利之生命”，并在海外造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他们在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华南，粤籍海外华人华侨组建众多华侨回乡服务团，先后回到广东各地，积极宣传抗日。广东各地的华侨回乡服务团中，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和西江地区的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规模和影响最大，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声援中共领导的华南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坚决打击顽固派制造的分裂摩擦的嚣张气焰。

在东江地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于1939年1月成立，团长为叶锋，副团长为刘宣。1939年上半年是“东团”发展的全盛时期，此间“东团”陆续建立了惠阳、海陆丰、博罗、紫金、河源、龙川、和平7个分团，东宝、增龙、两才、文森、吉隆坡5个队及1个东江流动剧团，人数约500人。广州沦陷后，“东团”深入东江地区各地城镇和广大农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们通过写标语、画漫画、出墙报、发传单、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控诉敌人的罪行，动员群众奋起抗日。“东团”还通过召开群众大会、节日纪念活动，举办战时小学、识字班、民众夜校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群众行动起来，抗战到底。至1940年初，由“东团”开办的夜校，参加学习的人数达5000人以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40多个剧目，演唱了《长城谣》等70多首抗日救亡歌曲。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控诉敌人的罪行，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1939年夏，“东团”吉隆坡队深入东江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东江专署乘机向“东团”进行“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宣传，服务团的成员当即反驳，义正辞严地指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日救国的自由。华侨响应祖国号召，回来参加抗战，不管什么党派，什么主义，凡是抗日的我们都全力支持。”当场拒绝了当局拉拢服务团华侨集体参加的企图。1940年春，在全国掀起逆流。广东的当局也准备阴谋偷袭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大队。“东团”的归侨获悉消息后，立即通知曾生领导的游击队。由于通知及时，曾生很快带领游击队进行转移，顽固派的阴谋因而未能得逞。

由于“东团”在政治上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开展反对摩擦分裂活动，为当局所不容。他们先是限制，进而打击迫害，1940年1月下旬，当局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博罗队“良莠不齐，分子复杂”为由，对该队队长李翼及队员23人实施逮捕，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最后关进监狱。在的迫害下，“东团”最后只能被迫解散。后来，“东团”化整为零，大多数人加入了东江纵队。

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琼崖地区的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琼团”）回到琼崖后，积极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们常常以自己的家乡为基地，开展抗日救国救乡的宣传活动。他们还经常性地召开地方绅士、医生、教师等各界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抗日。日军入侵海南之后，由于敌人的百般摧残，各地群众人心惶惶，准备携儿带女出走他乡，另谋生计。“琼团”见此情况后，在中共琼崖特委的支持下，大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使群众情绪很快稳定下来，并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琼团”还积极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对顽固派蓄意制造内部摩擦的行为不屑一顾，依然一如既往援助琼崖人民抗日武装。1939年春，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任文昌县县长盲目执行来自顽固派的摩擦分裂政策，积极排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琼团”的华侨了解到该县长没什么文化，对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不了解，于是，他们就积极向他讲清顽固派的真实目的，以争取其改变态度。“琼团”华侨通过该县长的弟弟做其思想工作。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该县长终于幡然醒悟，放弃了排共和活动，与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独立纵队进行合作。当海南当局得知华侨经常给琼崖独立队捐款献物后，还专门致电海外琼侨总会，称“独立队假冒战功，向外间哄骗，希侨胞勿上其当”。但大多数海外琼侨根本不予理会，许多侨领在得知当局的致电后立即表示：“钱在我腰包内，我高兴给谁就给谁，任何人也管不了我。”

活跃在绥江两岸的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会宁团”）也积极开展广泛深入的抗日救亡工作。为更好地进行抗日宣传，“会宁团”在四会、广宁两县办夜校、办妇女识字班和组织青少年歌咏队，通过各种形式把广大青年组织起来，参加学习，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

积极参加华南抗日武装，为创建和巩固华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海外华侨侨居地虽然与广东相隔千里之遥，但他们除了以财力、物力支援华南抗战，在政治上宣传、声援中共领导的华南抗日斗争外，还跋山涉水，毅然回到条件艰苦的海南岛以及广东东江一带，组建战地服务团;还有的归侨主动请缨杀敌，驰骋抗日沙场，为创建和巩固华南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9年初，日军大举入侵海南岛。守军惊慌失措，而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却坚持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在此危急关头，东南亚各国的琼籍华侨纷纷掀起各种形式的救乡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琼侨联合总会”。该会成立后，组织了一批批琼侨回乡服务团相继偷渡回琼，开展抗日斗争。这些回乡服务团分别有香港分团、新加坡分团、越南分团和暹罗分团的琼籍侨胞，共计240多人。1940年6月18日，回琼崖参加战地服务的各分团在琼崖革命根据地林德乡召开分团团员大会，成立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符克为团长，符思之担任中共特支书记。总团下设宣传队、歌剧队和医疗队。以林明汉为队长的医疗队建立医疗站，为抗日军民救伤治病;并为琼崖纵队办了3期医务人员训练班，约90人受到培训，为抗日游击队培训了一批医护人员。“琼团”的华侨们经常亲临火线，抢救伤员，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由于医疗队员们医术高超，服务周到，令许多伤员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因而“琼团”的医疗队被群众誉为“神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琼团”解散，多数团员直接参加了琼崖纵队，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成为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士。参加琼崖纵队的归侨青年们，后来有的还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如琼崖纵队的马来亚归侨陈青山，建国后晋升为少将。

在广东东江一带，侨居南洋各国的侨胞也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之“两才队”、“文森队”、“吉隆坡队”、“加影队”等名义，在海陆丰、博罗、惠阳、东莞等13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战地服务。据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粗略统计，先后回国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华侨子弟和港澳青年同胞共有1000人以上。东江纵队的华侨战士因为人数众多，作战勇敢，因而曾被称为“华侨子弟兵”。在他们当中，有的归侨经过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培养，经过抗日烽火的锻炼，逐步成长，不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成长为东江纵队的中层干部，泰国归侨林文虎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后来参加解放战争，成为海军的战斗英雄。澳大利亚归侨曾生曾担任东江纵队司令员，建国后曾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和广州市市长等重要领导职位。与“琼团”一样，“东团”也有医疗队。由医学博士陈雅云率领的缅甸华侨救护队，在深圳、宝安、博罗、惠阳等地参加救护工作，仅8个月的时间，就治疗伤病将士和群众达15194人，为华南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除了直接参加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组织的战斗以及进行战地医疗服务之外，“东团”和“琼团”的华侨们还通过多种形式广泛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协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作战，以及培训抗日救亡骨干、配合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东团”杨德元领导的第三分团，在博罗县建立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组织;潘祖岳等领导的增龙队，在增城、龙门组织了抗日先锋队增龙分队和妇女抗敌会等组织。至1940年初，通过他们组织起来的群众达1万人以上。博罗县第四区的抗日自卫队，曾配合阮海天领导的“增城抗日自卫队”，在冷水坑、荔枝坳及联和、三江等地抗击日军，这些自卫队队员，后来不少成为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和独立第三大队的骨干。“琼团”到达海南之后，根据救乡总会的指示，增设“琼崖青年训练班”，派出干部，培训逃亡出来的琼崖青年。这些青年培训完回到琼崖之后，成为琼崖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文昌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初时，干部十分缺乏，“琼团”也给予大力支持，先后派出10多名团干部到文昌县担任行政、群众、军事和文化等工作部门的领导。1941年冬，中共琼崖特委决定在琼崖东北区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府。“琼团”派出干部协助主持和召开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筹备委员会”会议，和各县的代表共同商议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事宜。据统计，“琼团”共有成员276人，其中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和抗日游击队的占了95%以上。

许多参加回乡服务团的海外华侨在抗战中英勇杀敌，不怕牺牲，他们中不少人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涌现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东团”之“增龙队”队员王丽，原是泰国火柴厂女工，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参加东江纵队医院工作。一天，187师包围了医院，她指挥战士突围后不幸被捕，在狱中坚持英勇顽强斗争，壮烈牺牲。钟若潮原是泰国的理发工人，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东团”增龙队副队长，加入东江纵队后，先后担任连指导员和独立中队政委。1944年5月8日，钟若潮为掩护司令部撤退，率部坚守马山，与数倍于我的加藤日军展开激战，多次击退敌人的冲锋。钟若潮一直率领战士坚守阵地，最后中弹壮烈牺牲。

抗战时期，海外华侨积极参加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很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华南抗日革命根据地，像钟若潮、王丽这样牺牲的海外华侨英雄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仅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牺牲的团员就有黄志强、罗一帆、陈廷禹、叶风生等100多人。他们为保卫华南抗日革命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建立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华南人民革命历史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