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的量化考察:国外研究进展及启示

[摘要]参与休闲活动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国内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而这个观点更多地是从逻辑推演而来，还缺乏实证的量化考察。对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的量化考察，涉及主客观两类指标的设置；而其最终价值在于帮助决策者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采取有效措施，从而全面改善居民的休闲状况，提高其生活质量。

[关键词]休闲；生活质量；客观指标；主观指标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2―0048―05

[收稿日期]2006－09―08

[作者简介]宋瑞(1972－)，女，汉族，陕西西安人，产业经济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近期研究休闲、出境旅游、旅游资源管理等问题。E-mail：hello．sr@263．

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休闲正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休闲研究也成为热点。尽管人们对休闲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即参与休闲活动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就是说，在休闲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这个判断更多地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至于如何衡量休闲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还缺乏系统的量化研究。少数学者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触及。从某种程度上说，量化考察的不足制约着休闲研究的深入，使得相关问题的分析只能停留在思辨层面，而缺乏实证结果的支撑。本文在介绍国外生活质量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说明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量化研究的最新进展，以期对准确测算、评价休闲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裨益。

一、生活质量的定量研究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缩写为QOL)研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其在国外的发展而言，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20世纪20―30年代初步萌芽。1927年美国学者威廉(William)最早开始关注国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在他的领导下，胡佛研究中心于1933年发表了《近期美国社会动向》，对美国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在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他和他的学生们在该领域发表了许多著作，并在日后逐步发展为两大主流派别：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研究和生活质量研究。(2)20世纪50―60年代蓬勃发展。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calbrith)在其所著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中首先明确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随后，古瑞(Gurin)、费尔德(Field)、海德雷(Hadley)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民众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3)20世纪70年代渐成体系。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在1971年发表的《政治和增长阶段》(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一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生活质量问题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70年代以后坎贝尔(Campbell)、康维斯(Converse)等人予以细化，从13个不同方面对生活质量进行了考察。(4)20世纪80年代逐步分化。此后，学者们对生活质量的概念、指标体系、影响因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到目前为止，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①生活质量就是个体生活条件的质量，即纯粹客观的外在条件；②生活质量是指个体对其生活条件的满意度，即用个体对各个生活领域(如健康、工作、休闲、教育、个人创造能力的发挥、生活状况、家庭、邻里关系、城市或城镇的居住环境、国家形势等)的满意程度来反映其生活质量水平；③生活质量是生活条件和个人满意度的综合；④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条件和个人满意度，同时在评价生活质量时，还要依据个人价值观赋予客观条件与主观感受以不同的权重，即生活质量取决于个人价值观、生活条件和生活满意度三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目前，大部分研究者更认同最后一种。

对生活质量的定量研究需要借助合适的指标，这些指标必须能够覆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包括所有被调查社会成员的主要生活方面。根据戴(Day)等人的研究，生活质量指标应该涵盖家庭生活、财产、个人健康、医疗保健、社会生活、工作、个人发展、宗教和精神生活、休闲和娱乐等方面。尽管人们采用了不同的变量，但在各种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中，大多都包括了一些与休闲有关的因素，如“自由时间”、“业余活动”、“休闲与游憩”、“休闲设施的可进入性”等。

二、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主观与客观指标之争

学术界对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的关注始于二战后。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休闲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究竟通过什么变量来衡量二者的关系，不同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一般来说，包括两类：一类是客观指标，即根据个体体验的外部条件(如城市公园、体育设施或服务及其使用频率等)来衡量；另一类是主观指标，即根据个体体验(如休闲态度、休闲满意度等)来衡量。一般来说，采用客观指标的人持以场所为中心的观点(place-centered perspective)，而采用主观指标的则持以人为中心的观点(person-centered perspective)。

1．以场所为中心的休闲指标与生活质量

在以场所为中心的休闲指标中，各种休闲设施、休闲资源、休闲环境被认为是影响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二战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认为“休闲场所”是研究生活质量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多人认为，生活在规划完善、文明友好、宜居的环境中，生活质量就会提高。因此，提供适合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各种休闲资源，如体育活动场所、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游泳池、自行车道和散步道、湖泊、社区中心等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研究者分别从公园和运动场(如Marans．R和Rodgers，1975)、户外娱乐和娱乐设施(如Blake等，1975)、娱乐服务和设施、公共和私人娱乐设施和服务、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如Papageourgiou，1975)等角度分析了提供各种休闲设施的必要性。持此观点的研究者指出，为了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建造更多的休闲设施，提供更多的休闲服务，从而能够让所有市民更加方便地获得各种休闲资源和休闲机会。

2．以人为中心的休闲指标与生活质量

在以人为中心的休闲指标中，休闲参与情况、休闲满意度和休闲态度等被认为是影响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对一般公众而言，参与休闲活动，能够提高其生活质量。一些学者分别研究了休闲活动或运动(如Wankel和Berger，1990)、体育活动(如Dowall等人，1988)对提高生活质量的 积极影响。其他学者对存在中年危机的妇女(如Benum等人，1984)、老年人(如Siegenthaler和Vaughanx，1998)、失业者(如1wasaki，1998)等社会群体的研究发现，休闲活动能不同程度地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其他研究者还分析了一些社会边缘群体的休闲满意度与其生活质量的关系，如南非城市黑人青年(如Moller，1992)、伊朗已婚和未婚城市妇女(如Kousha和Mohsenix，1997)、残障人士(如Romney等人，1994)。总之，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各种休闲活动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质量来说，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

一些研究者还进一步说明，休闲活动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从事这项活动的频率，而且取决于参与者的态度和心态。根据瑞格布等人(Ragheb，1993)的研究，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言，一个人具体参与什么活动远不如从活动中所获得的满意度更为重要。卢塞尔(Russell，1990)在对老人的研究中也持同样观点，认为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言，休闲满意度远比休闲参与状况更加重要。

3．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指标的争论

如同生活质量指标的争论一样，在衡量休闲和生活质量的关系方面，主观方法(即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和客观方法(即以场所为中心的方法)也存在分歧。而后来的研究者则认为，仅仅使用其中哪一个都会过于简单，因此应该把两类指标结合在一起使用。但也有人认为，由于两套指标的结果缺乏可比性，无法在一个研究中同时使用。如莫瑟(Mercer，1994)认为，不可能同时使用主客观指标，原因在于无法建立一个足够广泛的、综合的、灵活的指标体系，从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而澳大利亚学者凯瑟琳和克里斯托夫(Kathleen M．Lloyd和ChristopherJ．Auld，2002)则通过实证方法进一步证明了两类指标分别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预测生活质量，以及两类指标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又对生活质量有何影响。

三、休闲与生活质量指标矩阵

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凯瑟琳和克里斯托夫指出，单独使用两类指标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全面衡量休闲质量及其对生活质量的贡献，因此必须把两类指标结合起来(见表1)。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指标。

1．对休闲资源的使用和满意度

玛瑞兹等人(Marans，1991)把休闲资源分为3类：以自然为基础的休闲资源；人工的、与体育有关的休闲资源；文化资源。凯瑟琳和克里斯托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休闲资源的使用范围”和“休闲资源使用满意度”两个指标，同时结合澳大利亚城市的休闲环境，作了一些调整，分为32项休闲资源，借此来调查人们对各种休闲资源的使用状况以及对每项资源的满意度。

2．对环境质量的认知

玛瑞兹等人(Marans，1991)在生活环境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后指出，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没有噪声、垃圾、拥挤和有害物等都影响着人们对休闲资源的使用及其满意度。因此这些环境质量指标也应予以考虑。

3．休闲参与状况

休闲参与状况(Leisure Participation Survey，缩写为LPS)，包括参与频率和参与特点等，被认为是考察生活质量时的重要因素。不同国家政府部门以及不同机构对休闲活动的分类有所不同。凯瑟琳和克里斯托夫结合学者卢塞尔提出的休闲活动表以及澳大利亚统计局的分类，把休闲活动分为6类：大众媒体(看电视、读报纸)、社会活动(访友、参加聚会)、户外活动(散步、园艺)、体育活动(健身、高尔夫)、文化活动(跳舞、去剧院)、个人爱好(收藏等)。

4．休闲态度

休闲态度指标(Leisure Attitude Measurement，缩写为LAM)是由瑞格布和比尔德(Ragheb和Beard．1982)首先提出的，目的是用来检测休闲态度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特征。凯瑟琳和克里斯托夫进行了细化，指出休闲态度的认知是指一个人关于休闲、休闲特点、休闲价值的一般知识和信仰以及这种认知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具体包括12项，如“休闲活动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是有益的”、“休闲活动给人们带来更多幸福”等；休闲态度的情感是指一个人对于自己休闲生活的积极或消极感觉，也包括12项，如“我的休闲活动给我带来幸福”、“我的休闲让我觉得心轻气爽”等；休闲态度的行为部分是指一个人过去、现在和打算的休闲活动和经历，也包括12项，如“我经常参与休闲活动”、“我在休闲活动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等。

5．休闲满意度

比尔德和瑞格布(Beard和Ragheb，1980)最先提出休闲满意度指标(Leisure Satisfaction Measurement．缩写为LSM)，包括6个方面――心理的、教育的、社会的、放松的、生理上的、审美上的满意度，如“休闲让我对周围事物的知识增加了”(教育的)、“休闲缓解压力”(放松的)、“休闲让我身体更好”(生理的)等。

凯瑟琳和克里斯托夫以澳大利亚为例，采用上述指标对市民休闲活动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基本结论是，相对客观指标(即以场所为中心的指标)而言，主观指标(即以人为中心的指标，特别是休闲满意度)更能反映生活质量。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除了关注客观条件外，更应该关注个体的主观感受，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休闲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四、休闲与生活质量量化考察的政策意义

从量化角度考察休闲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具有极大的政策意义。当前，我国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在此过程中，关注国民休闲状况及其与个体生活质量的关系，能够帮助政府及相关决策者制定和调整社会政策，并针对影响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从而切实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1．提高对社会指标的重视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现，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传统发展模式忽略了其他社会生活和福利问题，无法反映社会的全部面貌，于是社会指标运动应运而生。提倡者认为，应该从政治、人文、社会、生态等各个角度来考察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单单是经济指标。20世纪80年代，社会指标研究开始进入我国。随着我国发展战略从过去注重经济发展逐步改变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社会指标的理论和方法已深入到各个部门、地区。针对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目标，研究者们还提出了相应的社会指标体系。不仅深圳等地在当地社会指标体系中提出了“和谐”、“幸福感”等指数，而且国家统计局也正着手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这些社会指标的建立，说明衡量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方式 已从单纯的GDP崇拜转变为更多的人文关怀；通过这些指标，不仅可以描述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了解社会和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及时发现社会各个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针对矛盾和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2．将休闲纳入公共政策的视野之中

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反映了社会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社会指标中必不可少的变量。随着公众假期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休闲活动已成为国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社会变迁的写照。与此同时，休闲文化的匮乏，休闲意识的淡薄，休闲方式的单一，休闲内容的平庸等也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因此，应将公民的休闲生活纳入政府公共政策的视野之中，予以充分的重视。

3．建立相应指标来了解休闲发展状况

要客观了解公民的休闲状况及其对生活质量的贡献，就必须尽快建立相应指标，从而为政府制定、调整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此，建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与相关部门配合，制定科学的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开展定期调查，对城市休闲环境、休闲服务体系以及居民的休闲状况进行全面考量。如前所述，休闲与生活质量指标包括主客观两类。一般来说，客观指标主要通过官方统计部门的统计体系来获得；主观指标则主要靠问卷调查来获取。为此，各级统计部门需要尽快加强对休闲相关领域的统计，获得休闲资源、休闲设施、休闲参与状况等方面的基础数据。同时，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公民休闲态度、休闲满意度等方面信息。

4．从两类指标入手改善休闲及生活质量

在了解主客观两方面信息的基础上，从休闲资源、休闲设施、休闲服务、休闲环境和休闲态度、休闲参与状况、休闲满意度等人手，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国民的休闲条件，提高其休闲意识与能力，从而促进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

(1)提高休闲资源／机会的可获得性

休闲活动对各类资源的依赖性很大，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休闲资源／机会的可获得性，包括：①从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城市建设、公共福利、社区教育等各方面对休闲发展进行统筹规划；②保护好相关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同时降低资源使用费，使社会大部分成员能够较为方便地使用各类休闲资源；③地方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直接提供、合作提供、委托或授权志愿组织或企业提供、补助或资助相关机构提供等)来提供适合当地民众需求的各种公共休闲设施和服务，如城市公共绿地、博物馆、艺术馆、市民公园、游憩中心、社区娱乐中心、老年人或青少年休闲中心等；④建立相关信息，保证休闲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平衡，方便公民选择合适的休闲活动；⑤对商业休闲企业予以适当引导和规制等。

(2)普及休闲教育，提高休闲参与能力

目前我国国民休闲时间已得到大幅增加，但人们对相应的生活方式却不甚了解，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自己的休闲时间，因此必须通过各种休闲教育活动，唤起国民对休闲的重视，使每个人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都能够自由地享受休闲。休闲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们选择和评估闲暇活动的能力、决定个人目标与闲暇行为标准的能力以及合理运用闲暇时间的意识和能力。休闲教育包括以下方面：①理论教育，即重视休闲理论研究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大专院校经济、管理、社会院系增加相关专业和课程的设置；②普及教育，即将休闲精神、休闲能力作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③社会教育，即针对社会公众，通过社区、各种活动中心、社会团体等开展如何培养良好的休闲习惯，如何提高休闲主体素质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项目。

(3)完善各种制度，提高居民休闲满意度

休闲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各种社会政策的保障，其中包括：①完善劳动保障、就业用工、社会福利等制度，增加劳动者的休闲时间，使休闲真正成为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②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人们(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让更多地人拥有休闲的经济条件；③制定《国家休闲产业政策》，设立公共休闲设施发展基金，鼓励发展满足普通大众需求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同时放宽准入条件，鼓励企业、民间资本以及外资介入休闲产业发展；④规范商业休闲市场，维护消费者权益，保障其获得更好的休闲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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